超级军网日本菊花日本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3:43:28
日本菊花日本刀 作者： 出处： 时间：2004-12-31 19:24:45 推荐人：海军-上将 二战接近尾声，当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考虑，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的问题，其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的问题，这两大问题美国政府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来研究。研究于1944年完成，在1946年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立即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人甚至认为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这本书现在是公认的人类学经典名著。这有点象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在美国引发的反应，《美国的民主》是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菊花与刀》讲了些什么呢？
我认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把日本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以下，我把这段经典的话不惜篇幅全文照抄：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
对文化的理解，把握那种无所不至渗透于其中的情感取向尤为重要，这种情感取向模式是文化的血液，不识这种血液的流向，文化研究只不过是一堆符号堆积的整理。
日本人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却又十分有礼，顽固但又善变，忠诚和背叛、勇敢与怯懦、异常保守惊人容新，令人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而这些表现，如果从“耻感”出发，往往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要说明耻感是什幺，莫过于解读日本的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我现在就对这首叙事诗讲一下大概意思：
大名(类似于中国的诸侯)浅野觐见幕府将军，由于没有向位居中枢的大名吉良送重礼，因此在浅野向吉良请教上朝礼仪时，故意把礼仪乱说一通，导致浅野在上朝时穿上完全违反仪式的服装。这样，就使浅野羞愧难当，在朝堂上拔刀砍伤吉良前额。虽然，浅野是履行了“对名分的情义”的正当行为，但在朝堂上拔刀是对将军的“不忠”，因此，浅野必须按规定切腹自裁，才算是对将军“尽忠”。浅野回到自己家里，如式端坐，等到自己最有才智、最忠诚的家臣大石来了，两人双目久久凝视之后，就以刀刺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后来大石等四十七位家臣，为了麻痹吉良，用尽了各种手段，在这里不再详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位家臣，把知道内情的妹妹给杀了，另外一位，为了筹集资金，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卖到妓院去，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位，为了获得吉良家的内情，竟然把自己的妹妹送给吉良作侍妾，这不但要求她忍辱负重，而且在谋刺成功之后，还不得不自杀以表明自己的清白。而这些在许多文化背景下，完全是悖离人之常情的事，在日本人看来，为了对“名分的情义”，是完全值得的，相反，在他们为了迷惑吉良而制造的烟雾下，人们以为他们不替浅野报仇了，他们毎个人可都让人瞧不起呀。真到最后，在谋刺成功之后，他们被全日本视为英雄，但杀吉良并没有经将军同意，为了“忠”，这四十七士就在浅野坟前，用吉良的头祭奠完吉良之后，全部切腹自杀。
?br> 在日本1937年的教科书上还这样写道：“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永垂范。幕府经过反复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全之策。”《四十七士物语》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可为什幺却能无比强烈地扣动日本人的心弦呢？
从这首叙事诗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对礼仪十分重视，对违背礼仪的“耻感”十分敏感且强烈，否则就没有浅野对在朝堂上对吉良的拔刀相向，而且代价是自己切腹自裁，这是他清楚的。这种对礼仪的重视超过了对生命的重视，这种“礼教杀人”的严苛绝不亚于传统中国。不过我们马上要问的就是：为什幺在中国没有类似的由耻感激发的可以不惜生命的对荣誉的追求？
其实在中国存在过这样的耻感，翻开《史记》的《刺客列传》，曹沬、专诸、豫让、聂政，当然还有荆轲，他们视信义为无价、荣誉高于生命的品性，就连司马迁都说：“自曹沬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和《水浒》里的好汉们是有天壤之别的，因生存的困境而逼上梁山，以忠义的旗号来行鸡鸣狗盗之实，叫喊着替天行道其实想的是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定要造反和坚决受招安统一于荣华富贵封妻荫子的利字当头。
在《水浒》大行其道，而《刺客列传》被人遗忘的中国，我们要感谢日本人，要感谢这旁支的兄弟，还保持着古汉人的血脉和精神。不过问题马上就来了，为什么在中国这种耻感差不多消失殆尽？下面我尝试从伦理和制度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
伦理是对人和人之间关系和人的行为的规范，尽管中日两国文化在伦理上都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但伦理对人的要求还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中国的伦理在内容上表现得更为细密，日本伦理好象是中国伦理的一个不完整摹本，强调要忠君和中国差不多一样，但象尽孝就要为父母守坟三年这样的规定，日本是没有的。另外，在性方面的禁忌，日本也要比中国宽松许多，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在性方面的一些行为，就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为浮荡的。
可以说，日本在性方面相比许多民族的宽松，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忍受其它行为要被严苛规范的伦理要求。当我们看到他们用处女当“菜盘”的“女体盛”时，我们会觉得他们变态，但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他们象如工蜂似蚂蚁的社会生活后，就会觉得这种放纵在日本文化背景下，应该是相当有道理的。
社会伦理应该有松有紧，中国传统伦理对人的要求就是过于严格，忠孝义悌节，无一不是对人高标准严要求，没有象日本那样开个口子让人有喘气的机会。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生活在中国，不是让人麻木就是成了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耻感我认为正是从那时起就开始鲜见，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伦理观盛行的时代，中国社会更是无耻到了极点，这只要读读明史都会明白的。当然，我要强调一点，作为哲学存在的理学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不过，日本伦理并不是松紧适度的伦理，大和民族的灾难和成功其实都可以在这个社会的伦理造就的性格中找到原因。
最近发生在西安的事情，我认为，那四个日本人根本不是想要侮辱中国人，只是把在日本认为是习以为常的舞蹈搬到西安，没想到犯了中国社会的大禁忌。
而中国学生过激的，没有分寸的反应，恰恰是他们耻感欠缺的表现。有耻感的人，是不容易被侮辱激怒的，尤其不会被对比自己处于弱势的对手激怒；有耻感的人，如果被激怒，是不会把利害得失放在眼里的，甚至连自己的生死很多时候都置之度外。
有耻感的人，不会上午去美国使馆抗议，下午又到那里去办签证；不会口口声声打倒小日本，却一心一意要去那里留学；不会哭着喊着热爱祖国，但一有机会到国外定居，就比谁都跑得快。
在群体的狂热下，不会是知耻而拥有的勇气；在得到变相的默许后，才有怒不可遏的奔涌，不会是年青人纯洁的刚烈。
有耻感的人，天然和内省结伴而行，日本文化中有很多地方能够表现他们的这一特性。茶道、花道、剑道、棋道等等，与其说是娱乐，不如说是一种自省修练的方式，而面对樱花时外表的沉静和内心的激昂，可以看成是耻感文化的美好象征。这种能够内省的一面，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菊花”的一面，有了这一面，大和民族和任何民族成为兄弟，都不会贬低那个民族，自然也包括中华民族。
大和民族的“菊花”品格，保证了他们能够忠诚地对待自己的伦理道德，固然，“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但是内省与耻感同行，保证了在日本人的伦理道德范围内，他们具有相当高的诚信。
我们再来考察日本的社会制度，日本向中国学习，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全盘照抄，但日本没有引入中国的科举制度，我倒是认为，这对日本维护其耻感文化来说，是一件幸事。为了不淡化主题，这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再细谈，我只强调一点，耻感文化有赖于社会等级的神圣性，象中国诸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变种，中国知识阶层没有独立性和伪君子特别多，应该说与此有关。耻感文化和日本的门阀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二战以后，日本的企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却是其它任何国家不能模仿的，道理就在于其它国家没有日本耻感文化的背景。我认为，耻感文化对日本企业管理方式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忠”和“情义”与等级制度的有机融合。我们知道，日本绝大多数公司对员工实行的是“铁饭碗”，终生不解雇，而且升迁十分讲究论资排辈。这一套在日本有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现在有的管理学家在中国已准备宣讲儒家伦理，准备用在公司管理上，不过，我是认为，儒家的义理容易宣讲，但要在中国培养“耻感”，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没有“耻感”的义理宣讲，孔子不早就说过，“如礼何？如乐何？”
其二，日本产品的精良，我认为这和他们重视礼仪的一丝不苟是分不开的。在《四十七士物语》中，礼仪上的疏漏足以使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种对细节讲究的民族性格，很容易演变成为踏实细致的工作风格。
最后，日本的诚信品质，我认为是和这种耻感分不开的，无论是在企业和其它社会生活中，耻感都起了类似于宗教的作用。也正是有了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诚信，才有了日本人的安全感和归宿感。
我认为，日本把儒学和他们传统的神教结合起来，反而把儒学对社会的正面意义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日本人文雅、高洁、细致、严谨、忠信诚敬以及勤奋刻苦的品质，这是由于其文化和制度的特点都有利于耻感的形成。这也就是日本人性格中“菊花”的一面。
但是，“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尽管日本人能在其它人不在场时也能保持内心的耻感，而且这种耻感成为了他们构建道德自我的原动力，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他们的伦理范围和道德要求外，他们不能认清何为罪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没有康德所说的“绝对的道德律令”。而他们的残暴、贪婪、好斗、嗜血的一面，正是他们有耻感而无罪感的表现。
本尼迪克特正是基于对日本文化的认识，懂得对这把刀的控制人，依靠的是“耻感”。只要是天皇决定投降，日本人认为自己已经“尽忠”，他们就不会再继续抵抗。美国占领军没有在日本遭到一次袭击，这令人惊讶，但我们在了解了日本文化决定的性格特点之后，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能够理性地对待用原子弹炸自己的人，这说明日本人能够忍辱负重，“包羞忍辱是男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也象古代中国人。而现代的中国人似乎已经把耻和辱混淆不分了。
为什么要在日本保留天皇制，因为天皇在日本是“耻感”的核心，没有了天皇，社会秩序可能都不容易维持正常。麦克阿瑟说天皇抵得上若干装甲师，这绝非虚言呀。而在天皇名义下的任何现代化变革，总能顺利完成，这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困难重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日本人要为南京大屠杀之类的罪行反省和忏悔是困难的，因为这些事并不能激发他们的耻感。他们的耻感只有在他们的伦理体系内部才能感受得到。
在灿烂无垠的星空下，上帝了解人的一切罪恶。大和民族和汉民族都历经苦难，实际上都是两个民族罪孽深重，而且都不知道反省的原因。只不过，汉民族更加糟糕，汉民族连耻感都至为淡薄。
日本人是很遭中国人恨的，但我却恨不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比现在的汉族人更象汉族人的祖宗。
对大 和民族我给予的只能是深深的祝福，就象祝福一个比自己优秀的兄弟。日本菊花日本刀 作者： 出处： 时间：2004-12-31 19:24:45 推荐人：海军-上将 二战接近尾声，当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考虑，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的问题，其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的问题，这两大问题美国政府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来研究。研究于1944年完成，在1946年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立即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人甚至认为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这本书现在是公认的人类学经典名著。这有点象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在美国引发的反应，《美国的民主》是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菊花与刀》讲了些什么呢？
我认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把日本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以下，我把这段经典的话不惜篇幅全文照抄：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
对文化的理解，把握那种无所不至渗透于其中的情感取向尤为重要，这种情感取向模式是文化的血液，不识这种血液的流向，文化研究只不过是一堆符号堆积的整理。
日本人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却又十分有礼，顽固但又善变，忠诚和背叛、勇敢与怯懦、异常保守惊人容新，令人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而这些表现，如果从“耻感”出发，往往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要说明耻感是什幺，莫过于解读日本的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我现在就对这首叙事诗讲一下大概意思：
大名(类似于中国的诸侯)浅野觐见幕府将军，由于没有向位居中枢的大名吉良送重礼，因此在浅野向吉良请教上朝礼仪时，故意把礼仪乱说一通，导致浅野在上朝时穿上完全违反仪式的服装。这样，就使浅野羞愧难当，在朝堂上拔刀砍伤吉良前额。虽然，浅野是履行了“对名分的情义”的正当行为，但在朝堂上拔刀是对将军的“不忠”，因此，浅野必须按规定切腹自裁，才算是对将军“尽忠”。浅野回到自己家里，如式端坐，等到自己最有才智、最忠诚的家臣大石来了，两人双目久久凝视之后，就以刀刺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后来大石等四十七位家臣，为了麻痹吉良，用尽了各种手段，在这里不再详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位家臣，把知道内情的妹妹给杀了，另外一位，为了筹集资金，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卖到妓院去，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位，为了获得吉良家的内情，竟然把自己的妹妹送给吉良作侍妾，这不但要求她忍辱负重，而且在谋刺成功之后，还不得不自杀以表明自己的清白。而这些在许多文化背景下，完全是悖离人之常情的事，在日本人看来，为了对“名分的情义”，是完全值得的，相反，在他们为了迷惑吉良而制造的烟雾下，人们以为他们不替浅野报仇了，他们毎个人可都让人瞧不起呀。真到最后，在谋刺成功之后，他们被全日本视为英雄，但杀吉良并没有经将军同意，为了“忠”，这四十七士就在浅野坟前，用吉良的头祭奠完吉良之后，全部切腹自杀。
?br> 在日本1937年的教科书上还这样写道：“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永垂范。幕府经过反复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全之策。”《四十七士物语》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可为什幺却能无比强烈地扣动日本人的心弦呢？
从这首叙事诗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对礼仪十分重视，对违背礼仪的“耻感”十分敏感且强烈，否则就没有浅野对在朝堂上对吉良的拔刀相向，而且代价是自己切腹自裁，这是他清楚的。这种对礼仪的重视超过了对生命的重视，这种“礼教杀人”的严苛绝不亚于传统中国。不过我们马上要问的就是：为什幺在中国没有类似的由耻感激发的可以不惜生命的对荣誉的追求？
其实在中国存在过这样的耻感，翻开《史记》的《刺客列传》，曹沬、专诸、豫让、聂政，当然还有荆轲，他们视信义为无价、荣誉高于生命的品性，就连司马迁都说：“自曹沬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和《水浒》里的好汉们是有天壤之别的，因生存的困境而逼上梁山，以忠义的旗号来行鸡鸣狗盗之实，叫喊着替天行道其实想的是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定要造反和坚决受招安统一于荣华富贵封妻荫子的利字当头。
在《水浒》大行其道，而《刺客列传》被人遗忘的中国，我们要感谢日本人，要感谢这旁支的兄弟，还保持着古汉人的血脉和精神。不过问题马上就来了，为什么在中国这种耻感差不多消失殆尽？下面我尝试从伦理和制度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
伦理是对人和人之间关系和人的行为的规范，尽管中日两国文化在伦理上都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但伦理对人的要求还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中国的伦理在内容上表现得更为细密，日本伦理好象是中国伦理的一个不完整摹本，强调要忠君和中国差不多一样，但象尽孝就要为父母守坟三年这样的规定，日本是没有的。另外，在性方面的禁忌，日本也要比中国宽松许多，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在性方面的一些行为，就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为浮荡的。
可以说，日本在性方面相比许多民族的宽松，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忍受其它行为要被严苛规范的伦理要求。当我们看到他们用处女当“菜盘”的“女体盛”时，我们会觉得他们变态，但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他们象如工蜂似蚂蚁的社会生活后，就会觉得这种放纵在日本文化背景下，应该是相当有道理的。
社会伦理应该有松有紧，中国传统伦理对人的要求就是过于严格，忠孝义悌节，无一不是对人高标准严要求，没有象日本那样开个口子让人有喘气的机会。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生活在中国，不是让人麻木就是成了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耻感我认为正是从那时起就开始鲜见，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伦理观盛行的时代，中国社会更是无耻到了极点，这只要读读明史都会明白的。当然，我要强调一点，作为哲学存在的理学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不过，日本伦理并不是松紧适度的伦理，大和民族的灾难和成功其实都可以在这个社会的伦理造就的性格中找到原因。
最近发生在西安的事情，我认为，那四个日本人根本不是想要侮辱中国人，只是把在日本认为是习以为常的舞蹈搬到西安，没想到犯了中国社会的大禁忌。
而中国学生过激的，没有分寸的反应，恰恰是他们耻感欠缺的表现。有耻感的人，是不容易被侮辱激怒的，尤其不会被对比自己处于弱势的对手激怒；有耻感的人，如果被激怒，是不会把利害得失放在眼里的，甚至连自己的生死很多时候都置之度外。
有耻感的人，不会上午去美国使馆抗议，下午又到那里去办签证；不会口口声声打倒小日本，却一心一意要去那里留学；不会哭着喊着热爱祖国，但一有机会到国外定居，就比谁都跑得快。
在群体的狂热下，不会是知耻而拥有的勇气；在得到变相的默许后，才有怒不可遏的奔涌，不会是年青人纯洁的刚烈。
有耻感的人，天然和内省结伴而行，日本文化中有很多地方能够表现他们的这一特性。茶道、花道、剑道、棋道等等，与其说是娱乐，不如说是一种自省修练的方式，而面对樱花时外表的沉静和内心的激昂，可以看成是耻感文化的美好象征。这种能够内省的一面，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菊花”的一面，有了这一面，大和民族和任何民族成为兄弟，都不会贬低那个民族，自然也包括中华民族。
大和民族的“菊花”品格，保证了他们能够忠诚地对待自己的伦理道德，固然，“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但是内省与耻感同行，保证了在日本人的伦理道德范围内，他们具有相当高的诚信。
我们再来考察日本的社会制度，日本向中国学习，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全盘照抄，但日本没有引入中国的科举制度，我倒是认为，这对日本维护其耻感文化来说，是一件幸事。为了不淡化主题，这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再细谈，我只强调一点，耻感文化有赖于社会等级的神圣性，象中国诸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变种，中国知识阶层没有独立性和伪君子特别多，应该说与此有关。耻感文化和日本的门阀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二战以后，日本的企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却是其它任何国家不能模仿的，道理就在于其它国家没有日本耻感文化的背景。我认为，耻感文化对日本企业管理方式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忠”和“情义”与等级制度的有机融合。我们知道，日本绝大多数公司对员工实行的是“铁饭碗”，终生不解雇，而且升迁十分讲究论资排辈。这一套在日本有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现在有的管理学家在中国已准备宣讲儒家伦理，准备用在公司管理上，不过，我是认为，儒家的义理容易宣讲，但要在中国培养“耻感”，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没有“耻感”的义理宣讲，孔子不早就说过，“如礼何？如乐何？”
其二，日本产品的精良，我认为这和他们重视礼仪的一丝不苟是分不开的。在《四十七士物语》中，礼仪上的疏漏足以使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种对细节讲究的民族性格，很容易演变成为踏实细致的工作风格。
最后，日本的诚信品质，我认为是和这种耻感分不开的，无论是在企业和其它社会生活中，耻感都起了类似于宗教的作用。也正是有了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诚信，才有了日本人的安全感和归宿感。
我认为，日本把儒学和他们传统的神教结合起来，反而把儒学对社会的正面意义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日本人文雅、高洁、细致、严谨、忠信诚敬以及勤奋刻苦的品质，这是由于其文化和制度的特点都有利于耻感的形成。这也就是日本人性格中“菊花”的一面。
但是，“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尽管日本人能在其它人不在场时也能保持内心的耻感，而且这种耻感成为了他们构建道德自我的原动力，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他们的伦理范围和道德要求外，他们不能认清何为罪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没有康德所说的“绝对的道德律令”。而他们的残暴、贪婪、好斗、嗜血的一面，正是他们有耻感而无罪感的表现。
本尼迪克特正是基于对日本文化的认识，懂得对这把刀的控制人，依靠的是“耻感”。只要是天皇决定投降，日本人认为自己已经“尽忠”，他们就不会再继续抵抗。美国占领军没有在日本遭到一次袭击，这令人惊讶，但我们在了解了日本文化决定的性格特点之后，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能够理性地对待用原子弹炸自己的人，这说明日本人能够忍辱负重，“包羞忍辱是男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也象古代中国人。而现代的中国人似乎已经把耻和辱混淆不分了。
为什么要在日本保留天皇制，因为天皇在日本是“耻感”的核心，没有了天皇，社会秩序可能都不容易维持正常。麦克阿瑟说天皇抵得上若干装甲师，这绝非虚言呀。而在天皇名义下的任何现代化变革，总能顺利完成，这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困难重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日本人要为南京大屠杀之类的罪行反省和忏悔是困难的，因为这些事并不能激发他们的耻感。他们的耻感只有在他们的伦理体系内部才能感受得到。
在灿烂无垠的星空下，上帝了解人的一切罪恶。大和民族和汉民族都历经苦难，实际上都是两个民族罪孽深重，而且都不知道反省的原因。只不过，汉民族更加糟糕，汉民族连耻感都至为淡薄。
日本人是很遭中国人恨的，但我却恨不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比现在的汉族人更象汉族人的祖宗。
对大 和民族我给予的只能是深深的祝福，就象祝福一个比自己优秀的兄弟。
我认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把日本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以下，我把这段经典的话不惜篇幅全文照抄：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
对文化的理解，把握那种无所不至渗透于其中的情感取向尤为重要，这种情感取向模式是文化的血液，不识这种血液的流向，文化研究只不过是一堆符号堆积的整理。
日本人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却又十分有礼，顽固但又善变，忠诚和背叛、勇敢与怯懦、异常保守惊人容新，令人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而这些表现，如果从“耻感”出发，往往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要说明耻感是什幺，莫过于解读日本的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我现在就对这首叙事诗讲一下大概意思：
大名(类似于中国的诸侯)浅野觐见幕府将军，由于没有向位居中枢的大名吉良送重礼，因此在浅野向吉良请教上朝礼仪时，故意把礼仪乱说一通，导致浅野在上朝时穿上完全违反仪式的服装。这样，就使浅野羞愧难当，在朝堂上拔刀砍伤吉良前额。虽然，浅野是履行了“对名分的情义”的正当行为，但在朝堂上拔刀是对将军的“不忠”，因此，浅野必须按规定切腹自裁，才算是对将军“尽忠”。浅野回到自己家里，如式端坐，等到自己最有才智、最忠诚的家臣大石来了，两人双目久久凝视之后，就以刀刺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后来大石等四十七位家臣，为了麻痹吉良，用尽了各种手段，在这里不再详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位家臣，把知道内情的妹妹给杀了，另外一位，为了筹集资金，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卖到妓院去，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位，为了获得吉良家的内情，竟然把自己的妹妹送给吉良作侍妾，这不但要求她忍辱负重，而且在谋刺成功之后，还不得不自杀以表明自己的清白。而这些在许多文化背景下，完全是悖离人之常情的事，在日本人看来，为了对“名分的情义”，是完全值得的，相反，在他们为了迷惑吉良而制造的烟雾下，人们以为他们不替浅野报仇了，他们毎个人可都让人瞧不起呀。真到最后，在谋刺成功之后，他们被全日本视为英雄，但杀吉良并没有经将军同意，为了“忠”，这四十七士就在浅野坟前，用吉良的头祭奠完吉良之后，全部切腹自杀。
?br> 在日本1937年的教科书上还这样写道：“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永垂范。幕府经过反复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全之策。”《四十七士物语》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可为什幺却能无比强烈地扣动日本人的心弦呢？
从这首叙事诗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对礼仪十分重视，对违背礼仪的“耻感”十分敏感且强烈，否则就没有浅野对在朝堂上对吉良的拔刀相向，而且代价是自己切腹自裁，这是他清楚的。这种对礼仪的重视超过了对生命的重视，这种“礼教杀人”的严苛绝不亚于传统中国。不过我们马上要问的就是：为什幺在中国没有类似的由耻感激发的可以不惜生命的对荣誉的追求？
其实在中国存在过这样的耻感，翻开《史记》的《刺客列传》，曹沬、专诸、豫让、聂政，当然还有荆轲，他们视信义为无价、荣誉高于生命的品性，就连司马迁都说：“自曹沬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和《水浒》里的好汉们是有天壤之别的，因生存的困境而逼上梁山，以忠义的旗号来行鸡鸣狗盗之实，叫喊着替天行道其实想的是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定要造反和坚决受招安统一于荣华富贵封妻荫子的利字当头。
在《水浒》大行其道，而《刺客列传》被人遗忘的中国，我们要感谢日本人，要感谢这旁支的兄弟，还保持着古汉人的血脉和精神。不过问题马上就来了，为什么在中国这种耻感差不多消失殆尽？下面我尝试从伦理和制度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
伦理是对人和人之间关系和人的行为的规范，尽管中日两国文化在伦理上都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但伦理对人的要求还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中国的伦理在内容上表现得更为细密，日本伦理好象是中国伦理的一个不完整摹本，强调要忠君和中国差不多一样，但象尽孝就要为父母守坟三年这样的规定，日本是没有的。另外，在性方面的禁忌，日本也要比中国宽松许多，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在性方面的一些行为，就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为浮荡的。
可以说，日本在性方面相比许多民族的宽松，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忍受其它行为要被严苛规范的伦理要求。当我们看到他们用处女当“菜盘”的“女体盛”时，我们会觉得他们变态，但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他们象如工蜂似蚂蚁的社会生活后，就会觉得这种放纵在日本文化背景下，应该是相当有道理的。
社会伦理应该有松有紧，中国传统伦理对人的要求就是过于严格，忠孝义悌节，无一不是对人高标准严要求，没有象日本那样开个口子让人有喘气的机会。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生活在中国，不是让人麻木就是成了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耻感我认为正是从那时起就开始鲜见，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伦理观盛行的时代，中国社会更是无耻到了极点，这只要读读明史都会明白的。当然，我要强调一点，作为哲学存在的理学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不过，日本伦理并不是松紧适度的伦理，大和民族的灾难和成功其实都可以在这个社会的伦理造就的性格中找到原因。
最近发生在西安的事情，我认为，那四个日本人根本不是想要侮辱中国人，只是把在日本认为是习以为常的舞蹈搬到西安，没想到犯了中国社会的大禁忌。
而中国学生过激的，没有分寸的反应，恰恰是他们耻感欠缺的表现。有耻感的人，是不容易被侮辱激怒的，尤其不会被对比自己处于弱势的对手激怒；有耻感的人，如果被激怒，是不会把利害得失放在眼里的，甚至连自己的生死很多时候都置之度外。
有耻感的人，不会上午去美国使馆抗议，下午又到那里去办签证；不会口口声声打倒小日本，却一心一意要去那里留学；不会哭着喊着热爱祖国，但一有机会到国外定居，就比谁都跑得快。
在群体的狂热下，不会是知耻而拥有的勇气；在得到变相的默许后，才有怒不可遏的奔涌，不会是年青人纯洁的刚烈。
有耻感的人，天然和内省结伴而行，日本文化中有很多地方能够表现他们的这一特性。茶道、花道、剑道、棋道等等，与其说是娱乐，不如说是一种自省修练的方式，而面对樱花时外表的沉静和内心的激昂，可以看成是耻感文化的美好象征。这种能够内省的一面，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菊花”的一面，有了这一面，大和民族和任何民族成为兄弟，都不会贬低那个民族，自然也包括中华民族。
大和民族的“菊花”品格，保证了他们能够忠诚地对待自己的伦理道德，固然，“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但是内省与耻感同行，保证了在日本人的伦理道德范围内，他们具有相当高的诚信。
我们再来考察日本的社会制度，日本向中国学习，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全盘照抄，但日本没有引入中国的科举制度，我倒是认为，这对日本维护其耻感文化来说，是一件幸事。为了不淡化主题，这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再细谈，我只强调一点，耻感文化有赖于社会等级的神圣性，象中国诸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变种，中国知识阶层没有独立性和伪君子特别多，应该说与此有关。耻感文化和日本的门阀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二战以后，日本的企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却是其它任何国家不能模仿的，道理就在于其它国家没有日本耻感文化的背景。我认为，耻感文化对日本企业管理方式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忠”和“情义”与等级制度的有机融合。我们知道，日本绝大多数公司对员工实行的是“铁饭碗”，终生不解雇，而且升迁十分讲究论资排辈。这一套在日本有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现在有的管理学家在中国已准备宣讲儒家伦理，准备用在公司管理上，不过，我是认为，儒家的义理容易宣讲，但要在中国培养“耻感”，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没有“耻感”的义理宣讲，孔子不早就说过，“如礼何？如乐何？”
其二，日本产品的精良，我认为这和他们重视礼仪的一丝不苟是分不开的。在《四十七士物语》中，礼仪上的疏漏足以使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种对细节讲究的民族性格，很容易演变成为踏实细致的工作风格。
最后，日本的诚信品质，我认为是和这种耻感分不开的，无论是在企业和其它社会生活中，耻感都起了类似于宗教的作用。也正是有了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诚信，才有了日本人的安全感和归宿感。
我认为，日本把儒学和他们传统的神教结合起来，反而把儒学对社会的正面意义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日本人文雅、高洁、细致、严谨、忠信诚敬以及勤奋刻苦的品质，这是由于其文化和制度的特点都有利于耻感的形成。这也就是日本人性格中“菊花”的一面。
但是，“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尽管日本人能在其它人不在场时也能保持内心的耻感，而且这种耻感成为了他们构建道德自我的原动力，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他们的伦理范围和道德要求外，他们不能认清何为罪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没有康德所说的“绝对的道德律令”。而他们的残暴、贪婪、好斗、嗜血的一面，正是他们有耻感而无罪感的表现。
本尼迪克特正是基于对日本文化的认识，懂得对这把刀的控制人，依靠的是“耻感”。只要是天皇决定投降，日本人认为自己已经“尽忠”，他们就不会再继续抵抗。美国占领军没有在日本遭到一次袭击，这令人惊讶，但我们在了解了日本文化决定的性格特点之后，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能够理性地对待用原子弹炸自己的人，这说明日本人能够忍辱负重，“包羞忍辱是男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也象古代中国人。而现代的中国人似乎已经把耻和辱混淆不分了。
为什么要在日本保留天皇制，因为天皇在日本是“耻感”的核心，没有了天皇，社会秩序可能都不容易维持正常。麦克阿瑟说天皇抵得上若干装甲师，这绝非虚言呀。而在天皇名义下的任何现代化变革，总能顺利完成，这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困难重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日本人要为南京大屠杀之类的罪行反省和忏悔是困难的，因为这些事并不能激发他们的耻感。他们的耻感只有在他们的伦理体系内部才能感受得到。
在灿烂无垠的星空下，上帝了解人的一切罪恶。大和民族和汉民族都历经苦难，实际上都是两个民族罪孽深重，而且都不知道反省的原因。只不过，汉民族更加糟糕，汉民族连耻感都至为淡薄。
日本人是很遭中国人恨的，但我却恨不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比现在的汉族人更象汉族人的祖宗。
对大 和民族我给予的只能是深深的祝福，就象祝福一个比自己优秀的兄弟。日本菊花日本刀 作者： 出处： 时间：2004-12-31 19:24:45 推荐人：海军-上将 二战接近尾声，当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考虑，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的问题，其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的问题，这两大问题美国政府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来研究。研究于1944年完成，在1946年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立即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人甚至认为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这本书现在是公认的人类学经典名著。这有点象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在美国引发的反应，《美国的民主》是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菊花与刀》讲了些什么呢？
我认为，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把日本文化定义为“耻感文化”，以下，我把这段经典的话不惜篇幅全文照抄：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
对文化的理解，把握那种无所不至渗透于其中的情感取向尤为重要，这种情感取向模式是文化的血液，不识这种血液的流向，文化研究只不过是一堆符号堆积的整理。
日本人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却又十分有礼，顽固但又善变，忠诚和背叛、勇敢与怯懦、异常保守惊人容新，令人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而这些表现，如果从“耻感”出发，往往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要说明耻感是什幺，莫过于解读日本的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我现在就对这首叙事诗讲一下大概意思：
大名(类似于中国的诸侯)浅野觐见幕府将军，由于没有向位居中枢的大名吉良送重礼，因此在浅野向吉良请教上朝礼仪时，故意把礼仪乱说一通，导致浅野在上朝时穿上完全违反仪式的服装。这样，就使浅野羞愧难当，在朝堂上拔刀砍伤吉良前额。虽然，浅野是履行了“对名分的情义”的正当行为，但在朝堂上拔刀是对将军的“不忠”，因此，浅野必须按规定切腹自裁，才算是对将军“尽忠”。浅野回到自己家里，如式端坐，等到自己最有才智、最忠诚的家臣大石来了，两人双目久久凝视之后，就以刀刺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后来大石等四十七位家臣，为了麻痹吉良，用尽了各种手段，在这里不再详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位家臣，把知道内情的妹妹给杀了，另外一位，为了筹集资金，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卖到妓院去，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位，为了获得吉良家的内情，竟然把自己的妹妹送给吉良作侍妾，这不但要求她忍辱负重，而且在谋刺成功之后，还不得不自杀以表明自己的清白。而这些在许多文化背景下，完全是悖离人之常情的事，在日本人看来，为了对“名分的情义”，是完全值得的，相反，在他们为了迷惑吉良而制造的烟雾下，人们以为他们不替浅野报仇了，他们毎个人可都让人瞧不起呀。真到最后，在谋刺成功之后，他们被全日本视为英雄，但杀吉良并没有经将军同意，为了“忠”，这四十七士就在浅野坟前，用吉良的头祭奠完吉良之后，全部切腹自杀。
?br> 在日本1937年的教科书上还这样写道：“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永垂范。幕府经过反复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全之策。”《四十七士物语》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可为什幺却能无比强烈地扣动日本人的心弦呢？
从这首叙事诗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对礼仪十分重视，对违背礼仪的“耻感”十分敏感且强烈，否则就没有浅野对在朝堂上对吉良的拔刀相向，而且代价是自己切腹自裁，这是他清楚的。这种对礼仪的重视超过了对生命的重视，这种“礼教杀人”的严苛绝不亚于传统中国。不过我们马上要问的就是：为什幺在中国没有类似的由耻感激发的可以不惜生命的对荣誉的追求？
其实在中国存在过这样的耻感，翻开《史记》的《刺客列传》，曹沬、专诸、豫让、聂政，当然还有荆轲，他们视信义为无价、荣誉高于生命的品性，就连司马迁都说：“自曹沬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和《水浒》里的好汉们是有天壤之别的，因生存的困境而逼上梁山，以忠义的旗号来行鸡鸣狗盗之实，叫喊着替天行道其实想的是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定要造反和坚决受招安统一于荣华富贵封妻荫子的利字当头。
在《水浒》大行其道，而《刺客列传》被人遗忘的中国，我们要感谢日本人，要感谢这旁支的兄弟，还保持着古汉人的血脉和精神。不过问题马上就来了，为什么在中国这种耻感差不多消失殆尽？下面我尝试从伦理和制度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
伦理是对人和人之间关系和人的行为的规范，尽管中日两国文化在伦理上都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但伦理对人的要求还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中国的伦理在内容上表现得更为细密，日本伦理好象是中国伦理的一个不完整摹本，强调要忠君和中国差不多一样，但象尽孝就要为父母守坟三年这样的规定，日本是没有的。另外，在性方面的禁忌，日本也要比中国宽松许多，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在性方面的一些行为，就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为浮荡的。
可以说，日本在性方面相比许多民族的宽松，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忍受其它行为要被严苛规范的伦理要求。当我们看到他们用处女当“菜盘”的“女体盛”时，我们会觉得他们变态，但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他们象如工蜂似蚂蚁的社会生活后，就会觉得这种放纵在日本文化背景下，应该是相当有道理的。
社会伦理应该有松有紧，中国传统伦理对人的要求就是过于严格，忠孝义悌节，无一不是对人高标准严要求，没有象日本那样开个口子让人有喘气的机会。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生活在中国，不是让人麻木就是成了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耻感我认为正是从那时起就开始鲜见，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伦理观盛行的时代，中国社会更是无耻到了极点，这只要读读明史都会明白的。当然，我要强调一点，作为哲学存在的理学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不过，日本伦理并不是松紧适度的伦理，大和民族的灾难和成功其实都可以在这个社会的伦理造就的性格中找到原因。
最近发生在西安的事情，我认为，那四个日本人根本不是想要侮辱中国人，只是把在日本认为是习以为常的舞蹈搬到西安，没想到犯了中国社会的大禁忌。
而中国学生过激的，没有分寸的反应，恰恰是他们耻感欠缺的表现。有耻感的人，是不容易被侮辱激怒的，尤其不会被对比自己处于弱势的对手激怒；有耻感的人，如果被激怒，是不会把利害得失放在眼里的，甚至连自己的生死很多时候都置之度外。
有耻感的人，不会上午去美国使馆抗议，下午又到那里去办签证；不会口口声声打倒小日本，却一心一意要去那里留学；不会哭着喊着热爱祖国，但一有机会到国外定居，就比谁都跑得快。
在群体的狂热下，不会是知耻而拥有的勇气；在得到变相的默许后，才有怒不可遏的奔涌，不会是年青人纯洁的刚烈。
有耻感的人，天然和内省结伴而行，日本文化中有很多地方能够表现他们的这一特性。茶道、花道、剑道、棋道等等，与其说是娱乐，不如说是一种自省修练的方式，而面对樱花时外表的沉静和内心的激昂，可以看成是耻感文化的美好象征。这种能够内省的一面，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菊花”的一面，有了这一面，大和民族和任何民族成为兄弟，都不会贬低那个民族，自然也包括中华民族。
大和民族的“菊花”品格，保证了他们能够忠诚地对待自己的伦理道德，固然，“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但是内省与耻感同行，保证了在日本人的伦理道德范围内，他们具有相当高的诚信。
我们再来考察日本的社会制度，日本向中国学习，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全盘照抄，但日本没有引入中国的科举制度，我倒是认为，这对日本维护其耻感文化来说，是一件幸事。为了不淡化主题，这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再细谈，我只强调一点，耻感文化有赖于社会等级的神圣性，象中国诸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变种，中国知识阶层没有独立性和伪君子特别多，应该说与此有关。耻感文化和日本的门阀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二战以后，日本的企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却是其它任何国家不能模仿的，道理就在于其它国家没有日本耻感文化的背景。我认为，耻感文化对日本企业管理方式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忠”和“情义”与等级制度的有机融合。我们知道，日本绝大多数公司对员工实行的是“铁饭碗”，终生不解雇，而且升迁十分讲究论资排辈。这一套在日本有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现在有的管理学家在中国已准备宣讲儒家伦理，准备用在公司管理上，不过，我是认为，儒家的义理容易宣讲，但要在中国培养“耻感”，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没有“耻感”的义理宣讲，孔子不早就说过，“如礼何？如乐何？”
其二，日本产品的精良，我认为这和他们重视礼仪的一丝不苟是分不开的。在《四十七士物语》中，礼仪上的疏漏足以使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种对细节讲究的民族性格，很容易演变成为踏实细致的工作风格。
最后，日本的诚信品质，我认为是和这种耻感分不开的，无论是在企业和其它社会生活中，耻感都起了类似于宗教的作用。也正是有了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诚信，才有了日本人的安全感和归宿感。
我认为，日本把儒学和他们传统的神教结合起来，反而把儒学对社会的正面意义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日本人文雅、高洁、细致、严谨、忠信诚敬以及勤奋刻苦的品质，这是由于其文化和制度的特点都有利于耻感的形成。这也就是日本人性格中“菊花”的一面。
但是，“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尽管日本人能在其它人不在场时也能保持内心的耻感，而且这种耻感成为了他们构建道德自我的原动力，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他们的伦理范围和道德要求外，他们不能认清何为罪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没有康德所说的“绝对的道德律令”。而他们的残暴、贪婪、好斗、嗜血的一面，正是他们有耻感而无罪感的表现。
本尼迪克特正是基于对日本文化的认识，懂得对这把刀的控制人，依靠的是“耻感”。只要是天皇决定投降，日本人认为自己已经“尽忠”，他们就不会再继续抵抗。美国占领军没有在日本遭到一次袭击，这令人惊讶，但我们在了解了日本文化决定的性格特点之后，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能够理性地对待用原子弹炸自己的人，这说明日本人能够忍辱负重，“包羞忍辱是男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也象古代中国人。而现代的中国人似乎已经把耻和辱混淆不分了。
为什么要在日本保留天皇制，因为天皇在日本是“耻感”的核心，没有了天皇，社会秩序可能都不容易维持正常。麦克阿瑟说天皇抵得上若干装甲师，这绝非虚言呀。而在天皇名义下的任何现代化变革，总能顺利完成，这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困难重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日本人要为南京大屠杀之类的罪行反省和忏悔是困难的，因为这些事并不能激发他们的耻感。他们的耻感只有在他们的伦理体系内部才能感受得到。
在灿烂无垠的星空下，上帝了解人的一切罪恶。大和民族和汉民族都历经苦难，实际上都是两个民族罪孽深重，而且都不知道反省的原因。只不过，汉民族更加糟糕，汉民族连耻感都至为淡薄。
日本人是很遭中国人恨的，但我却恨不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比现在的汉族人更象汉族人的祖宗。
对大 和民族我给予的只能是深深的祝福，就象祝福一个比自己优秀的兄弟。
复制代码 <P> 日本驻华大使馆 公使 井出敬二：我认为这次法制日报影视中心的访日采访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性的意义。播放法律方面的电视节目，大致上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个是，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为此需要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各种领域的改革。从这样的观点出发，采访在日本实施的法律实况和这方面的改革，对中国的改革也会有参考意义。第二个是，日中两国关系加深，在很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加强相互理解，在法律方面的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邻国，有时会发生问题。这时，法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认为这次的访日采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本人也非常期待着观看这个节目，也期待中国观众能够通过这个节目增强与日本的相互理解。非常感谢。</P><P> 解说：日本，古老而又现代的国度，在近3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1亿2000万人。人口总数在世界排名第9位。虽然地域狭小，但人们的生活依然井然有序，正如世界其它的国家一样，在这里，法律是维持国民生活正常秩序的法宝。从明治维新到裁判员制度，日本司法走过了100多年的路程。在司法改革的影响下，日本的司法制度悄悄的发生改变，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也随之发生着改变。</P><P> 解说：在日本的首都东京的市中心是现任天皇明仁的皇宫，从皇宫向西南望去有一个砖红色的的西洋式建筑，就是这栋在东京极为罕见的西洋时建筑记载着日本司法的发展历程。这里就是日本法务省所在地。法务省相当于我国的司法部。</P><P> 解说：日本的法律制度起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原来继受的大陆法系的基础上，引进了英美法、特别是美国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其司法制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大陆法模式，而属于两大法系的相互融合。这栋建于1111年的建筑正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从那时起，日本的司法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和改革，日本已经建立起适合自己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日本的国民就是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中生活。</P><P> 解说：中村予至子小姐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她由于遇到了一些经济上的问题。不得不求助于律师，于是她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进行咨询。</P><P> 解说：律师事务所在日本被称为法律事务所，律师则被称为辩护士。中村小姐找到的这家律师事务所是日本一家较大的事务所，拥有200多名员工。而在这些员工里面绝大多数并不是律师，他们都是律师的助手，在这里真正的律师只有6名，这家法律事务所的开创者西田研志先生就是其中的之一。</P><P> 东京法律事务所 所长 律师 西田研志：首先呢日本的律师比较少，日本的总共人口一亿两千万，但是呢，律师只有两万个人。可以这么说，一个律师一定要负责七千五百个国民，这个数字和美国比起来的话，美国的一个律师只要负责三百五十个人就可以了，那么比率来表达的话，就差二十分之一。</P><P> 解说：据日本律师会统计，在日本在国内和国外遇到种种法律纠纷，需要律师帮助的人有一千万个人，因此只有两万个律师来处理这些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繁重的。</P><P> 东京法律事务所 所长 律师 西田研志：在日本的一般的律师事务所里，只有一个律师，一个秘书，所以他们的效率也特别的低所以说日本的律师，只能帮助3%的需要法律帮助的人。</P><P> 解说：日本律师业的状况决定了律师是一个社会地位和收入都很高的职业。而日本有关部门的一些规定也使得律师行业的门槛更变得高高在上。</P><P> 东京法律事务所 所长 律师 西田研志：律师就这么少数人，所以他们都是很自豪的。在日本有一个法律，说凡是和法院有关的事情，除了法院里面进行的活动，法院外进行的都一定要由律师来处理。如果靠这项工作来赚钱的人，只有取得律师的资格人才可以，否则的话是会被处罚的。</P><P> 解说：在日本，律师要加入律师协会。但在律师协会里规定律师不能打广告进行宣传也不允许竞争，50年以来律师行业从来没有过竞争。这样，日本的律师事务所都是门庭若市、生意兴隆。</P><P> 东京法律事务所 所长 律师 西田研志：那么我们的办公室现在目前的情况，来商量的人一年有两万个左右，实际上处理案件是八千个左右，八千到九千左右。</P><P> 解说：在西田先生的顾客中大部分是来咨询的。但从进行咨询开始就要收取费用了。</P><P> 东京法律事务所 所长 律师 西田研志：从基本金额来说，咨询的最低手续费是五千日币，然后如果有的咨询的内容太复杂，那么手续要付到五万日币的也有。所以这样的情况，一般的老百姓也不满意的。律师会把价目表格给顾客看，比如说这个经济案件，如果五百万以下的官司，要付三十万到四十万，等于是案件金额的20%左右，要是案件解决以后，还得付三十万到四十万，比如说经济案件，两千万的话，六十万到七十万，是首付款。一般没有钱的人，也请不起律师，这样的情况特别不好，所以国民也好，企业也好，对此特别的不满意。</P><P> 解说：对于前来咨询中村小姐来说，昂贵的律师费用让她愁眉不展。所以是否聘请这里的律师还要回去斟酌后才能做出决定。但有很多已经做出决定的顾客正等待着律师帮助他们解决自己遇到的法律纠纷。西田先生在自己的努力下，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也开始在媒体上做起了事务所的广告。他们等待着更多像中村小姐这样的人能够来到这里咨询并成为他们的顾客。</P><P> 解说：在律师的帮助下遇到法律问题的人可以了解解决的方法可途径，但最终解决法律问题的地方不是律师事务所，而是拥有最高司法权的法院。法院在日本被称为裁判所，它是最高司法机关。</P><P> 解说：作为司法机关的裁判所由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和下级裁判所组成。下级裁判所包括高等裁判所(高等法院)、地方裁判所(地方法院)、家庭裁判所(少年法庭、和解庭)、简易裁判所(简易法庭)。 </P><P> 解说：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千代田区的东京地方裁判所是东京的最高司法机关。多少悲欢离合、爱恨纠缠的故事都曾在这里上演，演出的舞台就是裁判所里肃穆而庄严的法庭。</P><P> 东京裁判所广报课人员：这个地方就是622号法庭，那下面给你们介绍法庭的里面，这个地方就是法庭的里面，请进去。这个地方就是法庭里面了，这个地方是法官的座位，就是法官坐在这边，这个地方就是书记官坐的座位，这个是处理先生，就是所谓停笔等于是办公，这个地方是原告代理人坐的位置，那边呢，那边是被告代理坐的位置，家属都坐在栏杆的里面。</P><P> 解说：日本的法律规定，所有的裁判官(法官)都是以其良心来行使独立于行政及立法权之外的司法职权，受宪法及法律之约束。</P><P> 解说：在日本还有一个和裁判所享有同等地位的“准司法机关”，它虽然属于行政机关但享有司法机关的地位。这个部门就是检察厅。依照日本的法理解释，日本的检察权属于行政权，检察官属于行政官员。但是，在实践中，日本检察机，被称为“准司法组织”。日本的检察官与日本法官的地位完全相等。</P><P> 解说：日本检察厅在直接侦查案件的过程中，不受案件管辖和地域管辖的限制，根据案件的需要，对涉嫌犯罪的任何地区和任何行为均可开展侦查。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检察厅成功地侦破了一些重大、复杂的政治经济犯罪案件，如上世纪70年代后期涉及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贿赂案，上世纪80年代后期涉及几位日本前首相、副首相的里库特股票案，上世纪90年代初期导致自民党下台的金丸信逃税案，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树立了较高的威信。</P><P> 解说：在中国观众熟悉的日本电影追捕中，主人公杜秋中人就是一名检察官。</P><P> 解说：向杜秋这样的检察官实际上拥有广泛的侦查权。日本《检察院法》第6条规定，检察官可以侦查任何犯罪案件。检察厅虽然在行政上隶属于法务省但其从业务上是完全独立的机构。</P><P> 解说：东京地方检察厅是东京的最高检察机关，在这里曾经办理过很多国著名的案件。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曾在中国教过法律的检察官山下辉年先生，他向我们介绍了日本的检察制度。</P><P> 东京地方检察厅总务部副部长 山下辉年：据我了解在中国1997年的时候，形成一次诉讼法就改正了。但是日本1945年以后，改变成所谓政治是在二战之后。受到美国的影响，和中国的有一些区别，在中国形式改变里面，可能有一些损害赔偿，对方就要求损害赔偿，这个等于是民事上的问题，可是现在日本的民事和刑事是完全分开的1994年当时有个司法所可能在你们那儿叫做司法部，有个法院还有检察官，检查部门，1945年以后整个地方，或者说是97年，法院一定要独立，所以法院完全是独立的。</P><P> 解说：在日本，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这样的法律工作者被统称为法曹。都是令人尊敬而且高收入的职业。为了确保法曹们的清正廉洁，日本对法官和检察官的报酬和保障也作了明确的规定。</P><P> 解说：目前一个普通职员的平均月收入为55万日元，而一个法官和检察官的平均月收入要在100万日元以上，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月工资可高达230万日元。此外，在住房、医疗和交通等方面，法官和检察官也都享有十分优厚的待遇。 </P><P> 解说：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法曹不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也有较高的收入，自然也成为人们羡慕的职业。那么，如何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呢。</P><P> 东京法律事务所 所长 律师 西田研志：是这样的，因为首先有人一定要当个律师，有一些这些律师的资格，那么为了拿好律师资格，要考上司法考试，司法考试考完了以后也进行进修，这个进修由最高法院来经营的，这个进修所的名字叫司法研修所。</P><P> 解说：日本的司法研修所位于日本埼玉县和光市，是对法曹统一进行培训的地方，每一个日本的法律工作者都和这里有不解之缘。</P><P> 司法研修所所长：我们进行的司法研修的目的是想对法官、律师，还有检察官进行统一教育。像这样的教育，在全世界上还是比较少，像德国和韩国有这个制度，但像我们这样统一教育三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在全世界上是比较少的。</P><P> 解说：司法研修制度最具特色的是将律师的职前培训与法官和检察官放在一起进行。这种一体化的研修模式的优点之一是能够集中培训法律家所需要的师资、图书资料和财力。更重要的一个优点在于，这些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研修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不断的切磋交流，有利于形成共同语言和法律职业一体化的意识。正是这种共同的语言和意识才可以造就一个“解释共同体”。 </P><P> 解说：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就可以报名参加司法研修所的学习。而一旦成为司法修习生，此人的身份即相当于国家公务员，享受国家发给的一定的工资和各种补贴，同时负有专心研修和守密义务。但这项考试是日本各项考试中最难的考试项目。</P><P> 司法研修所所长：明年2005年以后录取人数可能就增加到1500个人。那么我们预测可能是今年进行考试，就可以有1500个人考上。</P><P> 解说：前期研修结束后，司法修习生分别被分配到全国的50个裁判所、检察厅及辩护士会，在经验丰富的法官、检察官及律师一对一的指导下，通过实际参加案件的处理过程，全面掌握法律工作者从事实际工作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心理和伦理观念。</P><P> 解说：实务研修结束后，司法修习生再次回到司法研修所，进入研修的完结阶段 研修结束后还要通过最终“司法修习生考试”，该考试合格后授予法律工作者资格。</P><P> 东京法律事务所 所长 律师 西田研志：在那个地方学了一年半以后，有三条选择，要么做律师，要么做法院法官，要么做检察官。</P><P> 解说：司法研修所的教学质量和人数直接决定着日本司法体系的工作状况。为了解决法律工作人员短缺的局面，有关部门决定，每年争取有三千人通过司法考试，在2018年将法律从业人员从现有的二万一千人增加到五万人。随着人数的增加，市场竞争也将出先在律师行业里。在激烈的竞争中，律师们也必须改善自己的服务质量，日本的国民也可以从中享受到更好的法律服务。</P><P> 主持人：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Benedict)写过一本介绍日本的名著，书名是《菊花与刀》。“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这两个词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文化的双重性。比如尚礼而好斗，喜新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这就决定了现代日本的法律制度是经过长期演变改革而形成的，它的形成有历史、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日本民族本身的性格和文化因素。而现代法律制度也部分地改变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在日本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P>
<P>这篇东西啊................</P><P>希望多一点看看,我本人崇拜武士道 崇拜二战德国军队的作风.</P><P>而这些事迹,这些精神,在发源的国度里已经很少很少了.</P><P>这个世界真的变化那么快?我们当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又是什么?</P><P>我觉得是要破旧迎新,但是我们好像失去了许多东西啊.</P>
<B>以下是引用<I>humaFRY</I>在2005-1-4 11:00:31的发言：</B>
<P>这篇东西啊................</P>
<P>希望多一点看看,我本人崇拜武士道 崇拜二战德国军队的作风.</P>
<P>而这些事迹,这些精神,在发源的国度里已经很少很少了.</P>
<P>这个世界真的变化那么快?我们当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又是什么?</P>
<P>我觉得是要破旧迎新,但是我们好像失去了许多东西啊.</P>
这么好的人，本版怎么不吸收做个版主？
<P>疯了，武士道就这么好？</P>
<P>武士道又怎么样还是抵挡不住美国人那没有传统的军队，日本人再吹牛自己战法厉害不还是没有抵挡住美国人的依靠火力的一线平推。空有武士道最后不还是沦为美国人的狗。</P>
<P>知道我最看不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么?就是写这篇文章的人和楼主，说句不好听的话，日本人三天没去厕所从肛门放出来的气体你也能给说成是香的，还要找出原因说如果是中国人放的气体，一定是臭的。说起来，你的文章一点实际证明都没有，全是引证外加想象。</P><P>“……而中国学生过激的，没有分寸的反应，恰恰是他们耻感欠缺的表现。有耻感的人，是不容易被侮辱激怒的，尤其不会被对比自己处于弱势的对手激怒；有耻感的人，如果被激怒，是不会把利害得失放在眼里的，甚至连自己的生死很多时候都置之度外。……”不知所谓，什么混乱的理论？</P><P>你说的日本企业的成功，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日本的支持，能成功么？你知道在7、80年代，日本也是像中国现在这样坐的东西满世界买的时候，你知道MADE IN JAPAN是什么的代名词么？是低质和廉价的代名词，不过正是那时的技术积累到现在日本才能有自己的精密制造技术。</P><P>“能够理性地对待用原子弹炸自己的人，这说明日本人能够忍辱负重，‘包羞忍辱是男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也象古代中国人。而现代的中国人似乎已经把耻和辱混淆不分了。”你也太能造谣了，你比日本人还能意淫，最死硬的日本人看了这话都会脸红的。日本人是忍辱负重么？日本人的文化从来就是服从强者，谁打败了他他就服谁，被唐朝击败后就开始全盘学习中华文明，灭掉宋朝的元，征服日本的两次尝试却尽毁于台风，这就是“神风”的起源，也是日本人自大的源头，“看啊，征服中国的元却被我们击败了，我们多厉害啊，了不起。”十九世纪后半，遭受帝国主义舰队的打击之后，又全盘开始西化，日文由三种文字组成，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其中片假名实际为古代男子写文章时常用的文字，也是由汉字的偏旁变形而成的文字，在接触了西方文明后，大量的新鲜事物要命名，其中大部分被翻译成表音的片假名，甚至本来有的汉字表示的名字，也要用片假名表示的外来语来标示，如“葡萄酒”本来就是用汉字这么标示的，却为了表示高级，又情调要用“ウェイン”（wine的片假名标示）这样的外来语来标示，“旅馆”表示为“ホテル”（hotel的片假名标示）。汉字、平假名、片假名、阿拉伯数字、英文，你要懂以上这些，才能看懂日文的文章，知道日本的语言学家有什么样的担心么？他们担心无限制的胡乱使用外来语（严格说起来队于日文来说汉字实际也是外来语，不过由于使用历史长，而且平假名和片假名本身也分别是汉字单字和汉字偏旁部首的变形，所以，日本人现在几乎就不认为汉字是外来语），日文会变得乱七八糟。</P><P>为什么日文外来语使用频率高？这和日本的拿来主义精神十分不开的，日本人的模仿能力是很强的，但是日本人差一点的就是消化学来的东西的内涵，从中国学去汉字，却没有学去理解汉字的优越性，只是认为这是一种从“比我们先进的地方学来的东西”，当中国落后了时候，“那种文字当然也就落后了”，日本的文化界有这样一种观点，“日文应当字母化，最好是全变成英文字母，因为这样录入计算机快捷”说道这里提一下繁琐的日文输入法，日文输入法里分：全角平假名，全角片假名，全角英（文）数（字），半角片假名，半角英（文）数（字），录入一篇文章要切换无数次全角半角，繁琐至极。学去了美国的半导体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搞得不错，却只能永远跟着美国屁股后面跑，最关键的开发技术还是在美国那里。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