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改良主义的退却与合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4 13:25:16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民主党似乎一夜之间身价倍增，成了某些人眼里的“替代”，国内的某些人也把社会民主党吹上了天。斯蒂芬·哈塞勒（Stephen Haseler）通过《工党的悲剧》（The Tragedy of Labour）[1]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本书第一章描述的是英国工党的“过去”，在本章中，作者用一切手段证明，工党的“过去”和社会主义无关，和左翼无关。尤其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包括了各种“欧陆”思潮，如社会民主主义，或者乌托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一切越出自由主义范围的思潮。作者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用工党“与社会主义无关”的“过去”作为“规训”工党“现在”，更准确地说是工党“现在”的左翼的武器。毫不奇怪，作者开宗明义地将英国工党放在“西方自由传统”中。这个传统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从字面上说，这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民主或曰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哈塞勒自己在指责英国工党表现得“好像智利代表着对英国国家利益和自由更强大的、更紧迫的威胁（Haseler, 1980:12）的时候露出了马脚。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哈塞勒写作本书的时候，智利正处于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统治之下，而且正在强力推进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很显然，只有在一个前提下这样一个政权对“西方自由传统”不构成威胁，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西方自由传统”中，“民主”不是关键，“自由”即市场关系才是最关键的[2]。很明显，这样的所谓“西方自由传统”，除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代名词外，不可能有第二个解释了。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理解，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确实可以看作这个所谓“西方自由传统”对不服从这个“传统”的人们，尤其是企图超出这个“传统”主张自身要求的行为进行的“规训”。比较讽刺的是，哈塞勒这样做的时候甚至不惜运用毛泽东主义式的“出身论”、“血统论”，以切断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和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不过他在指责了一通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如何如何“脱离群众”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在英国工人运动内的确有一些人持有更为激进的主张（Haseler, Ibid: 32）——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撒切尔执行了哈塞勒赋予工党的使命的时候，就必然采取强制性措施。
众所周知，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的工人运动组织性和力量都较弱[3]，英国工党尤其在二战之前比欧洲大陆的各个社会民主党更加倾向右翼更加倾向资本主义关系，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英国工党“至今为止在公众思想中从未与任何超出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思想联系”（Haseler, Ibid: 58）[4]。哈塞勒自己也承认，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布尔什维克以前的，列宁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传统在英国工党传统中也没有稳固基础”（Ibid：13）。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政党，也被哈塞勒认为太过“激进”而忧心忡忡，那么哈塞勒要求的是什么呢？哈塞勒很快就承认了：“工党主义（Labourism）仅仅是更普遍的英国自由传统的一个方面，这种传统经过修饰，以表达英国这快土地上新出现的利益，并应对工业化英国的后果”（Haseler, Ibid:14）。也就是说。在哈塞勒眼里，英国工党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并再生产英国的资本主义秩序，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行为都属于“背叛”。这样的“工党”，与其说是“工党”，不如说是美国民主党的翻版，或者英国老式自由党的继承人。
接下来，哈塞勒在第二章里对英国工党内他认为的“不良倾向”进行了批判。他首先指责工党右翼“脱离群众”，成了一小撮“寡头”，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并不是什么偏离，而正是他提倡的那一种原则的结果。首先，既然群众被设定为只有“利益”的个体，或个体的集合，他们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也只是为了这种所谓的“利益”，那么，群众为什么要参与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与自身“利益”无关的政治活动呢？其次，哈塞勒支持的这一种政治制度，即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本身从无论制度设计上还是理念上都是对群众的“过度”参与畏之如虎，极力限制的。更何况，这种“自由主义民主”在保障群众的一般否定性权利时，也将群众限制在了这种否定性状态中[5]，并预设了大量主观和客观的分离——哈塞勒自己支持的那一种日常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分离，亦即被锁定在日常意识中的群众和被认为抽象普遍的知识分子的分离，正是这种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哈塞勒抱怨的“问题”即官僚化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的理念和原则被破坏或者被违反，恰恰相反，这正是“自由主义民主”本身的固有“缺陷”——毋庸赘言，在“自由主义民主”拥趸们的眼里，这不是“缺陷”，而恰好是“理性”的象征。不用说，这种“理性”实际上是工具理性[6]，这种狭隘的“理性”在哈塞勒的著作出版时已经开始了的新自由主义进攻面前也就毫无还手之力。当然，哈塞勒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批判，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不够，而是因为他正是从捍卫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角度对工党右翼的“官僚化”进行批判的，这从他引用并赞成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的观点，即“科学家、教师、教育管理人员、记者以及其他通讯行业从业人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在日益扩张的政府部门就业的律师和医生、城市规划者、大基金会职员、以及政府部门上层人士”（Haseler, Ibid:46）构成了一个威胁资本主义的“新阶级”[7]就看出来了。也就是说，在哈塞勒看来，工党右翼的“官僚化”之所以应该受到批判，不是因为这种官僚化阻碍了包括工人在内的普通群众进入公共空间，乃至采取进一步行动，而是恰好相反，是因为这种官僚化阻挡了包括工人在内的群众接受“自然”、 “自发”的市场秩序的规训，享受这种“自然”的、“自发”的自由[8]。在这个意义上，哈塞勒对工党右翼官僚化 “转变为空洞的犬儒”（Haseler, Ibid: 52）的批判就显得无比滑稽，因为这个结果正是哈塞勒所支持的那一种政治的结果，甚至是这种政治的要求——正如前面说过的，这种政治最害怕的不是这样的官僚化，而是“对自由的威胁”。在当时的英国政治中，这种担心具体地说就是工党右翼“在迅猛前进的左翼面前毫不设防”（Haseler, Ibid: 53）。事实上哈塞勒并不讳言这点，这从他把工党内左翼崛起归咎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领导手段”[9]看，哈塞勒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捍卫资本主义秩序的右翼领袖——在现实中，这样的右翼人物就是撒切尔。
从上述立场出发，哈塞勒在批评完工党右翼的“寡头倾向”之后很快就转而“批判”工党内部的所谓“共产党一代”即工党左翼。这主要是以安德鲁·贝文（Andrew Bevan）为代表的等所谓“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者”（Labor Party Young Socialists），这些人主张的不仅不是工党传统的改良主义，甚至不是欧陆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哈塞勒感到无比恐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哈塞勒甚至认为“（工党左翼）对混合经济造成的威胁要比意大利共产党大得多”（Haseler, Ibid: 65）。哈塞勒指责的其它问题还包括了工党左翼和英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改善关系。这种让哈塞勒忧心忡忡的状况首先正是前面哈塞勒说过的工党右翼日益官僚化、日益空洞化、日益“脱离群众”的结果。当一个政党日益脱离其社会基础，至少是名义上的社会基础的时候[10]，当然会有一部分群众对这种状况表示不满。除非这些群众天真到像哈塞勒先生那样以为自由资本主义能够促进其“利益”，他们必然转向英共以寻求支援。其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英国）福利国家数量上的攻击是由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发动的”[11]，换言之，英国工党不仅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具体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在这种状况下，英国工党内产生不满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非常正当的。哈塞勒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英国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张并不能如他认为的那样获得群众的“普遍支持”。虽然哈塞勒在本章其余部分长篇大论地论证苏联如何“邪恶”，社会主义如何与英国不相干，但是这显然不能消除英国工人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必然和英国资本主义秩序发生冲突。哈塞勒自己就不得不反复承认他反对的工党左翼乃至英共还是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哈塞勒主张的所谓“英国传统”至少对于英国的一部分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传统”，这种“传统”决没有哈塞勒认为其拥有的那种神奇魔力，亦即不能让英国工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尤其是存在英共这个“选择”的情况下。
虽然哈塞勒还认可工党的某些改良措施，似乎不能算是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者。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没有更“激进”的力量至少牵制，社会民主党自己的纲领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12]，更何况哈塞勒主张的退却？更何况，正如前面说过的，哈塞勒已经把这些改良限定在了保证资本主义秩序再生产的范围内，像他这样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秩序的要求为唯一目的，以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为惟一任务，一旦改良措施和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新自由主义就是唯一的结论。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这种退却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但是，正如历史进程告诉我们的，社会民主党的单方面退却换来的从来是资本主义的更凶猛进攻，比如一次世界大战，比如新自由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就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亦步亦趋，至多通过改良稍为减轻这种进攻的最“坏”后果，自身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资本利润祭坛上的牺牲——并且让整个工人阶级成为这样的牺牲。当然，这并不是新问题，对于欧洲大陆各个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以来一脉相承的，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则是从其成立以来的一贯路数。
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哈塞勒并没有直接主张某种赤裸裸的寡头制——虽然他主张的正是强化寡头制和所谓“精英”，而是反复诉诸所谓的“工作的人民”（working people）。这些人具体指的是谁呢？他们是“生活在和平的、遵纪守法的社区中的普通人及其家庭”（Haseler, Ibid:167）。[13]哈塞勒这样做是因为，进入近代以来，尤其是由于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群众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了原先由国王和贵族们垄断的政治公共空间，尽管这个空间并不那么“公共”[14]，尽管资产阶级仍然拥有实际上的“结构性权力”[15]，但是毕竟不再能够由国王和贵族们绝对垄断。同时，尽管资产阶级仍然行使着权力、以及“霸权”，但是相对于封建主义，这种权力和“霸权”总是不那么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英国保守党[16]等“传统”的、一度是“地主利益集团政治代表”[17]的政党不得不开始动员群众（的选票），而且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一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18]。当然，这些政治力量在动员群众的时候，总是在动员群众的野蛮、落后和保守——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属于自然的“人性”。换言之，他们虽然许诺给予群众一定的“福利”，但是首先这些“福利”是以维持——如果不是强化的话——群众在现有社会结构中的屈从地位为前提的，尤其是这类 “福利”在数量上是以不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为前提的[19]。其次，这些“福利”总是使得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从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转移开，而是寻找替罪羊并扭曲这种不满和愤怒。[20]哈塞勒也未能免俗，他在捍卫“工作的人民”的时候甚至不惜为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辩护（Haseler, Ibid: 165），这恰好与英国保守主义者们达到了一致。[21]
不仅内容，哈塞勒的叙事手法也完全是保守主义的[22]。在这种叙事中，群众不仅永远不能摆脱他们目前所处的境况，而只能像西西弗斯那样永远挣扎在痛苦中（虽然这显然不排除个别“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特别是，群众不可能认识到这种状况有什么“反常”，而是将这种状况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或者更准确地说，群众得保持一种“自然”的“前意识”状态。在这样的叙事中，群众目前所处的状态被锁定，虽然在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下他们一般来说不会受到直接的、及于人身的强制，但是他们也无法摆脱这种状况。同时，源源不断再生产出的野蛮反过来又成了与这种“野蛮”不可分割的“文明”，更准确地说，作为“文明”化身的上层阶级的护身符，而这正是哈塞勒的目的。简言之，哈塞勒捍卫的不是群众，而是群众的野蛮，以及有群众的野蛮而成为正当的上层阶级的宰制。不需要我说太多就知道，这种状况正是列宁在《怎么办》里力图通过先锋政党克服的，这种状况也正是自由主义者们力图封闭的——也只有将这种状况永恒化，作为一个非人格化力量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权力关系才能 “自然”和“自发”地运作，并不断“和平”地、“有秩序地”——也许还是“民主”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叙事手法背后就是典型的18世纪朴素经验论[23]，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后现代”式的认识论。这样一种碎片化的认识论，正如前贤们反复指出的，正是为了维护一个“自然”的社会秩序。比如前述英国工人运动与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相比力量和组织性相对较弱，这也是一系列社会政治结构，尤其是1848年之后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其中就包括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直接或间接镇压措施——的结果。[24]哈塞勒们持有的认识论的问题就在于将这种状况变成了一种与实践绝对分离了的、并且不存在权力宰制关系的，因而似乎与自然相颉颃、并且也将永远延续的“客观”。这种客观通常有两种论证路数。首先是实证主义——哈贝马斯对马赫的批评[25]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社会民主党身上，或者所谓“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26]等等。其次是“特殊性”，比如“文化”，或者保守主义者们最青睐的“传统”之类。哈塞勒采取的正是后一种办法，在本书中，他不断地使用“英国例外论”进行论证，不厌其烦地表明英国所谓的“自由传统”——毋庸置疑，在这样做的时候，和一切“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们一样，他一定要选择性地记忆和遗忘历史，具体地说就是遗忘英国激进主义的历史、英国人民抗争的历史，英国群众力图摆脱野蛮而不是欣赏甚至享受野蛮的历史。[27]
当然，哈塞勒还忘记了一点，他诉诸的这些群众不是一般性的群众，而是指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的“集体行动”是为了去政治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他们要求的是一种“保护性”制度[28]，而对“参与”毫无兴趣。比如很典型的智利中产以上阶级支持皮诺切特，以及英国的中产以上阶级支持撒切尔。[29]换言之，哈塞勒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他越是诉诸这些“群众”，工党的“精英化”、官僚化就越是严重。要摆脱这种“精英化”和“官僚化”，还不能扩大包括工人在内的普通群众的参与，而是期待一个捍卫市场体制的卡里斯玛式领袖[30]。明乎此，哈塞勒在本书开头对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暧昧态度就顺理成章了。
到了这里，我们可以解释书名《工党的悲剧》了，哈塞勒认为的悲剧就是工党不再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秩序即所谓“西方自由传统”的卫道士，而保守党在他看来“不可能变成群众性（政党）”（Haseler, Ibid: 195），在他看来只有英国工党“拥有超越英国可怕的心理和文化分化的潜力”（Haseler, Ibid:26）[31]，亦即在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内争取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换言之，哈塞勒眼里英国工党的“悲剧”也是英国资本主义秩序的悲剧，亦即这个秩序在他看来不能继续保证获得群众哪怕形式上的支持——的确，撒切尔时期的确发生了这种状况[32]。毫无疑问，从197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政治的实际发展来看，哈塞勒过于“悲观”了，他过度低估了保守党的能力，而且在布莱尔时代亦即所谓“第三条道路”时代，英国工党终于结束了“悲剧”，变成了哈塞勒期望的那一种政党。不过，英国的资本主义秩序是“稳定”了，但这是自由主义致力于将社会切碎，尤其是将工人阶级打散的结果，这样的“稳定”的另一面，就是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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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phen Haseler, The Tragedy of Labour, Basil Blackwell, 1980.
[2] 也就是国内自由主义“启蒙者”们极力鼓吹的那一套东西。
[3] 见Richard Scase对英国和瑞典的比较研究。
[4] 但是，在二战后，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个“工党化”过程，见Peter Weiler: British Labour and the Cold War。
[5] 见Marcil Lacoste: “Equality as Egoism”， J.H.Carens(ed.):Democracy and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of C. B. Macpherson。
[6] 见Norman Barry: The New Right。
[7] 对这一路“新阶级”理论的批判另外见Ivan Szelenyi, L.P. King: Theories of New Class.实际上这正是哈贝马斯分析的“合法性危机”和奥菲分析的“福利国家矛盾”的组成部分。
[8] 不难看出，这正是世界各地新自由主义者们的“逻辑”。
[9] 见本书第三章。
[10] 这不是英国工党独有的，见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 Chapter 7。
[11] Peter Taylor-Gooby, “The New Right and Social Policy, Critical Sociology, 1981, 1:19。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当然不可能在工党框架内使这种进攻正当化，而只能采取逃避态度。
[12] 见Walter Korpi: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对瑞典的研究。
[13] 这些人恰好是保守党的“社会基础”，见Brendan Evans: Thatcherism and British Politics。:
[14] 见哈贝马斯和Oskar Negt的相关著作。
[15] 见Ian Gough: Global Capitals, Human Needs, and Social Policies.
[16] 参见J. J. Lindsay and Michael Harringt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918-1970.
[17] Lindsay and Harrington, Ibid pp.1
[18] 其中就包括新老法西斯主义，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在形式上正是第一批右翼的“群众”运动，尤其纳粹，见Eric D. Weitz: Weimar Germany等。当然正如所有诸如此类的运动一样，这些组织无论构成如何，最后一定要和“社会”上层结合，强化宰制。当然在这个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美国，见Chip Berlet, Matthew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
[19] 见Gosta Esping-Andersen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20] 见Berlet &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对右翼民粹主义各种机制手段的分析。
[21] 见Gill Seidel, “Culture, Nation and ‘Race’ in the British and French New Right”, Ruth Levitas(ed.):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Right.
[22] 比如国内最典型的余英时。对这种路数的分析见Roger King: Petit-Bourgeois Conservatism。
[23] 对于这样的认识论以及以这种认识论为基础的“科学”，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给予了最尖锐的批判。
[24]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Chris Bambery: Myth and reality in British working class struggle, Saville: 184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等文章和著作。
[25] 见《认识与兴趣》。
[26] 见S. Amadae: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27] 见Brian Manning: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English Civil War, Burgess and Festenstein: English Radicalism 1550-1850, Andrew Bradstock:Radical Religion in Cromwell's England，以及Christopher Hill的一系列著作。
[28] 见Rueschemeyer et 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以及Renato Cristi: Strong State and Free Economy。
[29] 到了社会上层必须动用公共性政治权力即国家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社会上层自身的统治权力即使不是濒临崩溃也是受到冲击岌岌可危了。卡尔·施米特的R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就是这种状况的理论表达。阿连德时期的智利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30] 韦伯期望的卡里斯玛，卡尔·施米特期望的“决断力”，还有哈耶克期望的……在撒切尔夫人等新自由主义“领袖”身上集中起来了。当然正如哈塞勒自己在本书中承认的，这也是以“民族”、“国家”的“普遍”名义对放弃了“普遍”追求而属于“部分”的工人阶级采取强制措施。
[31] 我想熟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人们都会对此发出会心的微笑。
[32] Andrew Belsey, “The New Right, Social Order and Civil Liberties”, Ruth Levitas(ed.):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Right.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民主党似乎一夜之间身价倍增，成了某些人眼里的“替代”，国内的某些人也把社会民主党吹上了天。斯蒂芬·哈塞勒（Stephen Haseler）通过《工党的悲剧》（The Tragedy of Labour）[1]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本书第一章描述的是英国工党的“过去”，在本章中，作者用一切手段证明，工党的“过去”和社会主义无关，和左翼无关。尤其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包括了各种“欧陆”思潮，如社会民主主义，或者乌托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一切越出自由主义范围的思潮。作者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用工党“与社会主义无关”的“过去”作为“规训”工党“现在”，更准确地说是工党“现在”的左翼的武器。毫不奇怪，作者开宗明义地将英国工党放在“西方自由传统”中。这个传统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从字面上说，这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民主或曰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哈塞勒自己在指责英国工党表现得“好像智利代表着对英国国家利益和自由更强大的、更紧迫的威胁（Haseler, 1980:12）的时候露出了马脚。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哈塞勒写作本书的时候，智利正处于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统治之下，而且正在强力推进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很显然，只有在一个前提下这样一个政权对“西方自由传统”不构成威胁，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西方自由传统”中，“民主”不是关键，“自由”即市场关系才是最关键的[2]。很明显，这样的所谓“西方自由传统”，除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代名词外，不可能有第二个解释了。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理解，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确实可以看作这个所谓“西方自由传统”对不服从这个“传统”的人们，尤其是企图超出这个“传统”主张自身要求的行为进行的“规训”。比较讽刺的是，哈塞勒这样做的时候甚至不惜运用毛泽东主义式的“出身论”、“血统论”，以切断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和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不过他在指责了一通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如何如何“脱离群众”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在英国工人运动内的确有一些人持有更为激进的主张（Haseler, Ibid: 32）——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撒切尔执行了哈塞勒赋予工党的使命的时候，就必然采取强制性措施。
众所周知，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的工人运动组织性和力量都较弱[3]，英国工党尤其在二战之前比欧洲大陆的各个社会民主党更加倾向右翼更加倾向资本主义关系，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英国工党“至今为止在公众思想中从未与任何超出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思想联系”（Haseler, Ibid: 58）[4]。哈塞勒自己也承认，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布尔什维克以前的，列宁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传统在英国工党传统中也没有稳固基础”（Ibid：13）。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政党，也被哈塞勒认为太过“激进”而忧心忡忡，那么哈塞勒要求的是什么呢？哈塞勒很快就承认了：“工党主义（Labourism）仅仅是更普遍的英国自由传统的一个方面，这种传统经过修饰，以表达英国这快土地上新出现的利益，并应对工业化英国的后果”（Haseler, Ibid:14）。也就是说。在哈塞勒眼里，英国工党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并再生产英国的资本主义秩序，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行为都属于“背叛”。这样的“工党”，与其说是“工党”，不如说是美国民主党的翻版，或者英国老式自由党的继承人。
接下来，哈塞勒在第二章里对英国工党内他认为的“不良倾向”进行了批判。他首先指责工党右翼“脱离群众”，成了一小撮“寡头”，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并不是什么偏离，而正是他提倡的那一种原则的结果。首先，既然群众被设定为只有“利益”的个体，或个体的集合，他们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也只是为了这种所谓的“利益”，那么，群众为什么要参与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与自身“利益”无关的政治活动呢？其次，哈塞勒支持的这一种政治制度，即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本身从无论制度设计上还是理念上都是对群众的“过度”参与畏之如虎，极力限制的。更何况，这种“自由主义民主”在保障群众的一般否定性权利时，也将群众限制在了这种否定性状态中[5]，并预设了大量主观和客观的分离——哈塞勒自己支持的那一种日常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分离，亦即被锁定在日常意识中的群众和被认为抽象普遍的知识分子的分离，正是这种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哈塞勒抱怨的“问题”即官僚化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的理念和原则被破坏或者被违反，恰恰相反，这正是“自由主义民主”本身的固有“缺陷”——毋庸赘言，在“自由主义民主”拥趸们的眼里，这不是“缺陷”，而恰好是“理性”的象征。不用说，这种“理性”实际上是工具理性[6]，这种狭隘的“理性”在哈塞勒的著作出版时已经开始了的新自由主义进攻面前也就毫无还手之力。当然，哈塞勒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批判，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不够，而是因为他正是从捍卫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角度对工党右翼的“官僚化”进行批判的，这从他引用并赞成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的观点，即“科学家、教师、教育管理人员、记者以及其他通讯行业从业人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在日益扩张的政府部门就业的律师和医生、城市规划者、大基金会职员、以及政府部门上层人士”（Haseler, Ibid:46）构成了一个威胁资本主义的“新阶级”[7]就看出来了。也就是说，在哈塞勒看来，工党右翼的“官僚化”之所以应该受到批判，不是因为这种官僚化阻碍了包括工人在内的普通群众进入公共空间，乃至采取进一步行动，而是恰好相反，是因为这种官僚化阻挡了包括工人在内的群众接受“自然”、 “自发”的市场秩序的规训，享受这种“自然”的、“自发”的自由[8]。在这个意义上，哈塞勒对工党右翼官僚化 “转变为空洞的犬儒”（Haseler, Ibid: 52）的批判就显得无比滑稽，因为这个结果正是哈塞勒所支持的那一种政治的结果，甚至是这种政治的要求——正如前面说过的，这种政治最害怕的不是这样的官僚化，而是“对自由的威胁”。在当时的英国政治中，这种担心具体地说就是工党右翼“在迅猛前进的左翼面前毫不设防”（Haseler, Ibid: 53）。事实上哈塞勒并不讳言这点，这从他把工党内左翼崛起归咎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领导手段”[9]看，哈塞勒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捍卫资本主义秩序的右翼领袖——在现实中，这样的右翼人物就是撒切尔。
从上述立场出发，哈塞勒在批评完工党右翼的“寡头倾向”之后很快就转而“批判”工党内部的所谓“共产党一代”即工党左翼。这主要是以安德鲁·贝文（Andrew Bevan）为代表的等所谓“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者”（Labor Party Young Socialists），这些人主张的不仅不是工党传统的改良主义，甚至不是欧陆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哈塞勒感到无比恐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哈塞勒甚至认为“（工党左翼）对混合经济造成的威胁要比意大利共产党大得多”（Haseler, Ibid: 65）。哈塞勒指责的其它问题还包括了工党左翼和英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改善关系。这种让哈塞勒忧心忡忡的状况首先正是前面哈塞勒说过的工党右翼日益官僚化、日益空洞化、日益“脱离群众”的结果。当一个政党日益脱离其社会基础，至少是名义上的社会基础的时候[10]，当然会有一部分群众对这种状况表示不满。除非这些群众天真到像哈塞勒先生那样以为自由资本主义能够促进其“利益”，他们必然转向英共以寻求支援。其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英国）福利国家数量上的攻击是由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发动的”[11]，换言之，英国工党不仅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具体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在这种状况下，英国工党内产生不满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非常正当的。哈塞勒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英国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张并不能如他认为的那样获得群众的“普遍支持”。虽然哈塞勒在本章其余部分长篇大论地论证苏联如何“邪恶”，社会主义如何与英国不相干，但是这显然不能消除英国工人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必然和英国资本主义秩序发生冲突。哈塞勒自己就不得不反复承认他反对的工党左翼乃至英共还是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哈塞勒主张的所谓“英国传统”至少对于英国的一部分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传统”，这种“传统”决没有哈塞勒认为其拥有的那种神奇魔力，亦即不能让英国工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尤其是存在英共这个“选择”的情况下。
虽然哈塞勒还认可工党的某些改良措施，似乎不能算是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者。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没有更“激进”的力量至少牵制，社会民主党自己的纲领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12]，更何况哈塞勒主张的退却？更何况，正如前面说过的，哈塞勒已经把这些改良限定在了保证资本主义秩序再生产的范围内，像他这样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秩序的要求为唯一目的，以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为惟一任务，一旦改良措施和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新自由主义就是唯一的结论。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这种退却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但是，正如历史进程告诉我们的，社会民主党的单方面退却换来的从来是资本主义的更凶猛进攻，比如一次世界大战，比如新自由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就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亦步亦趋，至多通过改良稍为减轻这种进攻的最“坏”后果，自身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资本利润祭坛上的牺牲——并且让整个工人阶级成为这样的牺牲。当然，这并不是新问题，对于欧洲大陆各个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以来一脉相承的，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则是从其成立以来的一贯路数。
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哈塞勒并没有直接主张某种赤裸裸的寡头制——虽然他主张的正是强化寡头制和所谓“精英”，而是反复诉诸所谓的“工作的人民”（working people）。这些人具体指的是谁呢？他们是“生活在和平的、遵纪守法的社区中的普通人及其家庭”（Haseler, Ibid:167）。[13]哈塞勒这样做是因为，进入近代以来，尤其是由于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群众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了原先由国王和贵族们垄断的政治公共空间，尽管这个空间并不那么“公共”[14]，尽管资产阶级仍然拥有实际上的“结构性权力”[15]，但是毕竟不再能够由国王和贵族们绝对垄断。同时，尽管资产阶级仍然行使着权力、以及“霸权”，但是相对于封建主义，这种权力和“霸权”总是不那么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英国保守党[16]等“传统”的、一度是“地主利益集团政治代表”[17]的政党不得不开始动员群众（的选票），而且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一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18]。当然，这些政治力量在动员群众的时候，总是在动员群众的野蛮、落后和保守——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属于自然的“人性”。换言之，他们虽然许诺给予群众一定的“福利”，但是首先这些“福利”是以维持——如果不是强化的话——群众在现有社会结构中的屈从地位为前提的，尤其是这类 “福利”在数量上是以不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为前提的[19]。其次，这些“福利”总是使得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从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转移开，而是寻找替罪羊并扭曲这种不满和愤怒。[20]哈塞勒也未能免俗，他在捍卫“工作的人民”的时候甚至不惜为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辩护（Haseler, Ibid: 165），这恰好与英国保守主义者们达到了一致。[21]
不仅内容，哈塞勒的叙事手法也完全是保守主义的[22]。在这种叙事中，群众不仅永远不能摆脱他们目前所处的境况，而只能像西西弗斯那样永远挣扎在痛苦中（虽然这显然不排除个别“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特别是，群众不可能认识到这种状况有什么“反常”，而是将这种状况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或者更准确地说，群众得保持一种“自然”的“前意识”状态。在这样的叙事中，群众目前所处的状态被锁定，虽然在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下他们一般来说不会受到直接的、及于人身的强制，但是他们也无法摆脱这种状况。同时，源源不断再生产出的野蛮反过来又成了与这种“野蛮”不可分割的“文明”，更准确地说，作为“文明”化身的上层阶级的护身符，而这正是哈塞勒的目的。简言之，哈塞勒捍卫的不是群众，而是群众的野蛮，以及有群众的野蛮而成为正当的上层阶级的宰制。不需要我说太多就知道，这种状况正是列宁在《怎么办》里力图通过先锋政党克服的，这种状况也正是自由主义者们力图封闭的——也只有将这种状况永恒化，作为一个非人格化力量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权力关系才能 “自然”和“自发”地运作，并不断“和平”地、“有秩序地”——也许还是“民主”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叙事手法背后就是典型的18世纪朴素经验论[23]，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后现代”式的认识论。这样一种碎片化的认识论，正如前贤们反复指出的，正是为了维护一个“自然”的社会秩序。比如前述英国工人运动与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相比力量和组织性相对较弱，这也是一系列社会政治结构，尤其是1848年之后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其中就包括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直接或间接镇压措施——的结果。[24]哈塞勒们持有的认识论的问题就在于将这种状况变成了一种与实践绝对分离了的、并且不存在权力宰制关系的，因而似乎与自然相颉颃、并且也将永远延续的“客观”。这种客观通常有两种论证路数。首先是实证主义——哈贝马斯对马赫的批评[25]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社会民主党身上，或者所谓“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26]等等。其次是“特殊性”，比如“文化”，或者保守主义者们最青睐的“传统”之类。哈塞勒采取的正是后一种办法，在本书中，他不断地使用“英国例外论”进行论证，不厌其烦地表明英国所谓的“自由传统”——毋庸置疑，在这样做的时候，和一切“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们一样，他一定要选择性地记忆和遗忘历史，具体地说就是遗忘英国激进主义的历史、英国人民抗争的历史，英国群众力图摆脱野蛮而不是欣赏甚至享受野蛮的历史。[27]
当然，哈塞勒还忘记了一点，他诉诸的这些群众不是一般性的群众，而是指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的“集体行动”是为了去政治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他们要求的是一种“保护性”制度[28]，而对“参与”毫无兴趣。比如很典型的智利中产以上阶级支持皮诺切特，以及英国的中产以上阶级支持撒切尔。[29]换言之，哈塞勒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他越是诉诸这些“群众”，工党的“精英化”、官僚化就越是严重。要摆脱这种“精英化”和“官僚化”，还不能扩大包括工人在内的普通群众的参与，而是期待一个捍卫市场体制的卡里斯玛式领袖[30]。明乎此，哈塞勒在本书开头对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暧昧态度就顺理成章了。
到了这里，我们可以解释书名《工党的悲剧》了，哈塞勒认为的悲剧就是工党不再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秩序即所谓“西方自由传统”的卫道士，而保守党在他看来“不可能变成群众性（政党）”（Haseler, Ibid: 195），在他看来只有英国工党“拥有超越英国可怕的心理和文化分化的潜力”（Haseler, Ibid:26）[31]，亦即在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内争取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换言之，哈塞勒眼里英国工党的“悲剧”也是英国资本主义秩序的悲剧，亦即这个秩序在他看来不能继续保证获得群众哪怕形式上的支持——的确，撒切尔时期的确发生了这种状况[32]。毫无疑问，从197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政治的实际发展来看，哈塞勒过于“悲观”了，他过度低估了保守党的能力，而且在布莱尔时代亦即所谓“第三条道路”时代，英国工党终于结束了“悲剧”，变成了哈塞勒期望的那一种政党。不过，英国的资本主义秩序是“稳定”了，但这是自由主义致力于将社会切碎，尤其是将工人阶级打散的结果，这样的“稳定”的另一面，就是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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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phen Haseler, The Tragedy of Labour, Basil Blackwell, 1980.
[2] 也就是国内自由主义“启蒙者”们极力鼓吹的那一套东西。
[3] 见Richard Scase对英国和瑞典的比较研究。
[4] 但是，在二战后，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个“工党化”过程，见Peter Weiler: British Labour and the Cold War。
[5] 见Marcil Lacoste: “Equality as Egoism”， J.H.Carens(ed.):Democracy and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of C. B. Macpherson。
[6] 见Norman Barry: The New Right。
[7] 对这一路“新阶级”理论的批判另外见Ivan Szelenyi, L.P. King: Theories of New Class.实际上这正是哈贝马斯分析的“合法性危机”和奥菲分析的“福利国家矛盾”的组成部分。
[8] 不难看出，这正是世界各地新自由主义者们的“逻辑”。
[9] 见本书第三章。
[10] 这不是英国工党独有的，见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 Chapter 7。
[11] Peter Taylor-Gooby, “The New Right and Social Policy, Critical Sociology, 1981, 1:19。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当然不可能在工党框架内使这种进攻正当化，而只能采取逃避态度。
[12] 见Walter Korpi: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对瑞典的研究。
[13] 这些人恰好是保守党的“社会基础”，见Brendan Evans: Thatcherism and British Politics。:
[14] 见哈贝马斯和Oskar Negt的相关著作。
[15] 见Ian Gough: Global Capitals, Human Needs, and Social Policies.
[16] 参见J. J. Lindsay and Michael Harringt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918-1970.
[17] Lindsay and Harrington, Ibid pp.1
[18] 其中就包括新老法西斯主义，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在形式上正是第一批右翼的“群众”运动，尤其纳粹，见Eric D. Weitz: Weimar Germany等。当然正如所有诸如此类的运动一样，这些组织无论构成如何，最后一定要和“社会”上层结合，强化宰制。当然在这个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美国，见Chip Berlet, Matthew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
[19] 见Gosta Esping-Andersen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20] 见Berlet &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对右翼民粹主义各种机制手段的分析。
[21] 见Gill Seidel, “Culture, Nation and ‘Race’ in the British and French New Right”, Ruth Levitas(ed.):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Right.
[22] 比如国内最典型的余英时。对这种路数的分析见Roger King: Petit-Bourgeois Conservatism。
[23] 对于这样的认识论以及以这种认识论为基础的“科学”，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给予了最尖锐的批判。
[24]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Chris Bambery: Myth and reality in British working class struggle, Saville: 184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等文章和著作。
[25] 见《认识与兴趣》。
[26] 见S. Amadae: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27] 见Brian Manning: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English Civil War, Burgess and Festenstein: English Radicalism 1550-1850, Andrew Bradstock:Radical Religion in Cromwell's England，以及Christopher Hill的一系列著作。
[28] 见Rueschemeyer et 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以及Renato Cristi: Strong State and Free Economy。
[29] 到了社会上层必须动用公共性政治权力即国家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社会上层自身的统治权力即使不是濒临崩溃也是受到冲击岌岌可危了。卡尔·施米特的R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就是这种状况的理论表达。阿连德时期的智利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30] 韦伯期望的卡里斯玛，卡尔·施米特期望的“决断力”，还有哈耶克期望的……在撒切尔夫人等新自由主义“领袖”身上集中起来了。当然正如哈塞勒自己在本书中承认的，这也是以“民族”、“国家”的“普遍”名义对放弃了“普遍”追求而属于“部分”的工人阶级采取强制措施。
[31] 我想熟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人们都会对此发出会心的微笑。
[32] Andrew Belsey, “The New Right, Social Order and Civil Liberties”, Ruth Levitas(ed.):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Right.
众所周知，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的工人运动组织性和力量都较弱[3]，英国工党尤其在二战之前比欧洲大陆的各个社会民主党更加倾向右翼更加倾向资本主义关系，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英国工党“至今为止在公众思想中从未与任何超出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思想联系”（Haseler, Ibid: 58）[4]。哈塞勒自己也承认，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布尔什维克以前的，列宁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传统在英国工党传统中也没有稳固基础”（Ibid：13）。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政党，也被哈塞勒认为太过“激进”而忧心忡忡，那么哈塞勒要求的是什么呢？哈塞勒很快就承认了：“工党主义（Labourism）仅仅是更普遍的英国自由传统的一个方面，这种传统经过修饰，以表达英国这快土地上新出现的利益，并应对工业化英国的后果”（Haseler, Ibid:14）。也就是说。在哈塞勒眼里，英国工党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并再生产英国的资本主义秩序，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行为都属于“背叛”。这样的“工党”，与其说是“工党”，不如说是美国民主党的翻版，或者英国老式自由党的继承人。
接下来，哈塞勒在第二章里对英国工党内他认为的“不良倾向”进行了批判。他首先指责工党右翼“脱离群众”，成了一小撮“寡头”，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并不是什么偏离，而正是他提倡的那一种原则的结果。首先，既然群众被设定为只有“利益”的个体，或个体的集合，他们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也只是为了这种所谓的“利益”，那么，群众为什么要参与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与自身“利益”无关的政治活动呢？其次，哈塞勒支持的这一种政治制度，即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本身从无论制度设计上还是理念上都是对群众的“过度”参与畏之如虎，极力限制的。更何况，这种“自由主义民主”在保障群众的一般否定性权利时，也将群众限制在了这种否定性状态中[5]，并预设了大量主观和客观的分离——哈塞勒自己支持的那一种日常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分离，亦即被锁定在日常意识中的群众和被认为抽象普遍的知识分子的分离，正是这种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哈塞勒抱怨的“问题”即官僚化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的理念和原则被破坏或者被违反，恰恰相反，这正是“自由主义民主”本身的固有“缺陷”——毋庸赘言，在“自由主义民主”拥趸们的眼里，这不是“缺陷”，而恰好是“理性”的象征。不用说，这种“理性”实际上是工具理性[6]，这种狭隘的“理性”在哈塞勒的著作出版时已经开始了的新自由主义进攻面前也就毫无还手之力。当然，哈塞勒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批判，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不够，而是因为他正是从捍卫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角度对工党右翼的“官僚化”进行批判的，这从他引用并赞成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的观点，即“科学家、教师、教育管理人员、记者以及其他通讯行业从业人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在日益扩张的政府部门就业的律师和医生、城市规划者、大基金会职员、以及政府部门上层人士”（Haseler, Ibid:46）构成了一个威胁资本主义的“新阶级”[7]就看出来了。也就是说，在哈塞勒看来，工党右翼的“官僚化”之所以应该受到批判，不是因为这种官僚化阻碍了包括工人在内的普通群众进入公共空间，乃至采取进一步行动，而是恰好相反，是因为这种官僚化阻挡了包括工人在内的群众接受“自然”、 “自发”的市场秩序的规训，享受这种“自然”的、“自发”的自由[8]。在这个意义上，哈塞勒对工党右翼官僚化 “转变为空洞的犬儒”（Haseler, Ibid: 52）的批判就显得无比滑稽，因为这个结果正是哈塞勒所支持的那一种政治的结果，甚至是这种政治的要求——正如前面说过的，这种政治最害怕的不是这样的官僚化，而是“对自由的威胁”。在当时的英国政治中，这种担心具体地说就是工党右翼“在迅猛前进的左翼面前毫不设防”（Haseler, Ibid: 53）。事实上哈塞勒并不讳言这点，这从他把工党内左翼崛起归咎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领导手段”[9]看，哈塞勒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捍卫资本主义秩序的右翼领袖——在现实中，这样的右翼人物就是撒切尔。
从上述立场出发，哈塞勒在批评完工党右翼的“寡头倾向”之后很快就转而“批判”工党内部的所谓“共产党一代”即工党左翼。这主要是以安德鲁·贝文（Andrew Bevan）为代表的等所谓“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者”（Labor Party Young Socialists），这些人主张的不仅不是工党传统的改良主义，甚至不是欧陆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哈塞勒感到无比恐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哈塞勒甚至认为“（工党左翼）对混合经济造成的威胁要比意大利共产党大得多”（Haseler, Ibid: 65）。哈塞勒指责的其它问题还包括了工党左翼和英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改善关系。这种让哈塞勒忧心忡忡的状况首先正是前面哈塞勒说过的工党右翼日益官僚化、日益空洞化、日益“脱离群众”的结果。当一个政党日益脱离其社会基础，至少是名义上的社会基础的时候[10]，当然会有一部分群众对这种状况表示不满。除非这些群众天真到像哈塞勒先生那样以为自由资本主义能够促进其“利益”，他们必然转向英共以寻求支援。其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英国）福利国家数量上的攻击是由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发动的”[11]，换言之，英国工党不仅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具体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在这种状况下，英国工党内产生不满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非常正当的。哈塞勒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英国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张并不能如他认为的那样获得群众的“普遍支持”。虽然哈塞勒在本章其余部分长篇大论地论证苏联如何“邪恶”，社会主义如何与英国不相干，但是这显然不能消除英国工人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必然和英国资本主义秩序发生冲突。哈塞勒自己就不得不反复承认他反对的工党左翼乃至英共还是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哈塞勒主张的所谓“英国传统”至少对于英国的一部分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传统”，这种“传统”决没有哈塞勒认为其拥有的那种神奇魔力，亦即不能让英国工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尤其是存在英共这个“选择”的情况下。
虽然哈塞勒还认可工党的某些改良措施，似乎不能算是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者。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没有更“激进”的力量至少牵制，社会民主党自己的纲领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12]，更何况哈塞勒主张的退却？更何况，正如前面说过的，哈塞勒已经把这些改良限定在了保证资本主义秩序再生产的范围内，像他这样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秩序的要求为唯一目的，以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为惟一任务，一旦改良措施和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新自由主义就是唯一的结论。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这种退却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但是，正如历史进程告诉我们的，社会民主党的单方面退却换来的从来是资本主义的更凶猛进攻，比如一次世界大战，比如新自由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就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亦步亦趋，至多通过改良稍为减轻这种进攻的最“坏”后果，自身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资本利润祭坛上的牺牲——并且让整个工人阶级成为这样的牺牲。当然，这并不是新问题，对于欧洲大陆各个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以来一脉相承的，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则是从其成立以来的一贯路数。
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哈塞勒并没有直接主张某种赤裸裸的寡头制——虽然他主张的正是强化寡头制和所谓“精英”，而是反复诉诸所谓的“工作的人民”（working people）。这些人具体指的是谁呢？他们是“生活在和平的、遵纪守法的社区中的普通人及其家庭”（Haseler, Ibid:167）。[13]哈塞勒这样做是因为，进入近代以来，尤其是由于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群众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了原先由国王和贵族们垄断的政治公共空间，尽管这个空间并不那么“公共”[14]，尽管资产阶级仍然拥有实际上的“结构性权力”[15]，但是毕竟不再能够由国王和贵族们绝对垄断。同时，尽管资产阶级仍然行使着权力、以及“霸权”，但是相对于封建主义，这种权力和“霸权”总是不那么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英国保守党[16]等“传统”的、一度是“地主利益集团政治代表”[17]的政党不得不开始动员群众（的选票），而且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一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18]。当然，这些政治力量在动员群众的时候，总是在动员群众的野蛮、落后和保守——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属于自然的“人性”。换言之，他们虽然许诺给予群众一定的“福利”，但是首先这些“福利”是以维持——如果不是强化的话——群众在现有社会结构中的屈从地位为前提的，尤其是这类 “福利”在数量上是以不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为前提的[19]。其次，这些“福利”总是使得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从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转移开，而是寻找替罪羊并扭曲这种不满和愤怒。[20]哈塞勒也未能免俗，他在捍卫“工作的人民”的时候甚至不惜为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辩护（Haseler, Ibid: 165），这恰好与英国保守主义者们达到了一致。[21]
不仅内容，哈塞勒的叙事手法也完全是保守主义的[22]。在这种叙事中，群众不仅永远不能摆脱他们目前所处的境况，而只能像西西弗斯那样永远挣扎在痛苦中（虽然这显然不排除个别“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特别是，群众不可能认识到这种状况有什么“反常”，而是将这种状况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或者更准确地说，群众得保持一种“自然”的“前意识”状态。在这样的叙事中，群众目前所处的状态被锁定，虽然在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下他们一般来说不会受到直接的、及于人身的强制，但是他们也无法摆脱这种状况。同时，源源不断再生产出的野蛮反过来又成了与这种“野蛮”不可分割的“文明”，更准确地说，作为“文明”化身的上层阶级的护身符，而这正是哈塞勒的目的。简言之，哈塞勒捍卫的不是群众，而是群众的野蛮，以及有群众的野蛮而成为正当的上层阶级的宰制。不需要我说太多就知道，这种状况正是列宁在《怎么办》里力图通过先锋政党克服的，这种状况也正是自由主义者们力图封闭的——也只有将这种状况永恒化，作为一个非人格化力量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权力关系才能 “自然”和“自发”地运作，并不断“和平”地、“有秩序地”——也许还是“民主”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叙事手法背后就是典型的18世纪朴素经验论[23]，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后现代”式的认识论。这样一种碎片化的认识论，正如前贤们反复指出的，正是为了维护一个“自然”的社会秩序。比如前述英国工人运动与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相比力量和组织性相对较弱，这也是一系列社会政治结构，尤其是1848年之后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其中就包括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直接或间接镇压措施——的结果。[24]哈塞勒们持有的认识论的问题就在于将这种状况变成了一种与实践绝对分离了的、并且不存在权力宰制关系的，因而似乎与自然相颉颃、并且也将永远延续的“客观”。这种客观通常有两种论证路数。首先是实证主义——哈贝马斯对马赫的批评[25]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社会民主党身上，或者所谓“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26]等等。其次是“特殊性”，比如“文化”，或者保守主义者们最青睐的“传统”之类。哈塞勒采取的正是后一种办法，在本书中，他不断地使用“英国例外论”进行论证，不厌其烦地表明英国所谓的“自由传统”——毋庸置疑，在这样做的时候，和一切“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们一样，他一定要选择性地记忆和遗忘历史，具体地说就是遗忘英国激进主义的历史、英国人民抗争的历史，英国群众力图摆脱野蛮而不是欣赏甚至享受野蛮的历史。[27]
当然，哈塞勒还忘记了一点，他诉诸的这些群众不是一般性的群众，而是指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的“集体行动”是为了去政治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他们要求的是一种“保护性”制度[28]，而对“参与”毫无兴趣。比如很典型的智利中产以上阶级支持皮诺切特，以及英国的中产以上阶级支持撒切尔。[29]换言之，哈塞勒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他越是诉诸这些“群众”，工党的“精英化”、官僚化就越是严重。要摆脱这种“精英化”和“官僚化”，还不能扩大包括工人在内的普通群众的参与，而是期待一个捍卫市场体制的卡里斯玛式领袖[30]。明乎此，哈塞勒在本书开头对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暧昧态度就顺理成章了。
到了这里，我们可以解释书名《工党的悲剧》了，哈塞勒认为的悲剧就是工党不再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秩序即所谓“西方自由传统”的卫道士，而保守党在他看来“不可能变成群众性（政党）”（Haseler, Ibid: 195），在他看来只有英国工党“拥有超越英国可怕的心理和文化分化的潜力”（Haseler, Ibid:26）[31]，亦即在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内争取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换言之，哈塞勒眼里英国工党的“悲剧”也是英国资本主义秩序的悲剧，亦即这个秩序在他看来不能继续保证获得群众哪怕形式上的支持——的确，撒切尔时期的确发生了这种状况[32]。毫无疑问，从197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政治的实际发展来看，哈塞勒过于“悲观”了，他过度低估了保守党的能力，而且在布莱尔时代亦即所谓“第三条道路”时代，英国工党终于结束了“悲剧”，变成了哈塞勒期望的那一种政党。不过，英国的资本主义秩序是“稳定”了，但这是自由主义致力于将社会切碎，尤其是将工人阶级打散的结果，这样的“稳定”的另一面，就是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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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phen Haseler, The Tragedy of Labour, Basil Blackwell, 1980.
[2] 也就是国内自由主义“启蒙者”们极力鼓吹的那一套东西。
[3] 见Richard Scase对英国和瑞典的比较研究。
[4] 但是，在二战后，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个“工党化”过程，见Peter Weiler: British Labour and the Cold War。
[5] 见Marcil Lacoste: “Equality as Egoism”， J.H.Carens(ed.):Democracy and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of C. B. Macpherson。
[6] 见Norman Barry: The New Right。
[7] 对这一路“新阶级”理论的批判另外见Ivan Szelenyi, L.P. King: Theories of New Class.实际上这正是哈贝马斯分析的“合法性危机”和奥菲分析的“福利国家矛盾”的组成部分。
[8] 不难看出，这正是世界各地新自由主义者们的“逻辑”。
[9] 见本书第三章。
[10] 这不是英国工党独有的，见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 Chapter 7。
[11] Peter Taylor-Gooby, “The New Right and Social Policy, Critical Sociology, 1981, 1:19。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当然不可能在工党框架内使这种进攻正当化，而只能采取逃避态度。
[12] 见Walter Korpi: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对瑞典的研究。
[13] 这些人恰好是保守党的“社会基础”，见Brendan Evans: Thatcherism and British Politics。:
[14] 见哈贝马斯和Oskar Negt的相关著作。
[15] 见Ian Gough: Global Capitals, Human Needs, and Social Policies.
[16] 参见J. J. Lindsay and Michael Harringt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918-1970.
[17] Lindsay and Harrington, Ibid pp.1
[18] 其中就包括新老法西斯主义，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在形式上正是第一批右翼的“群众”运动，尤其纳粹，见Eric D. Weitz: Weimar Germany等。当然正如所有诸如此类的运动一样，这些组织无论构成如何，最后一定要和“社会”上层结合，强化宰制。当然在这个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美国，见Chip Berlet, Matthew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
[19] 见Gosta Esping-Andersen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20] 见Berlet &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对右翼民粹主义各种机制手段的分析。
[21] 见Gill Seidel, “Culture, Nation and ‘Race’ in the British and French New Right”, Ruth Levitas(ed.):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Right.
[22] 比如国内最典型的余英时。对这种路数的分析见Roger King: Petit-Bourgeois Conservatism。
[23] 对于这样的认识论以及以这种认识论为基础的“科学”，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给予了最尖锐的批判。
[24]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Chris Bambery: Myth and reality in British working class struggle, Saville: 184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等文章和著作。
[25] 见《认识与兴趣》。
[26] 见S. Amadae: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27] 见Brian Manning: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English Civil War, Burgess and Festenstein: English Radicalism 1550-1850, Andrew Bradstock:Radical Religion in Cromwell's England，以及Christopher Hill的一系列著作。
[28] 见Rueschemeyer et 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以及Renato Cristi: Strong State and Free Economy。
[29] 到了社会上层必须动用公共性政治权力即国家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社会上层自身的统治权力即使不是濒临崩溃也是受到冲击岌岌可危了。卡尔·施米特的R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就是这种状况的理论表达。阿连德时期的智利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30] 韦伯期望的卡里斯玛，卡尔·施米特期望的“决断力”，还有哈耶克期望的……在撒切尔夫人等新自由主义“领袖”身上集中起来了。当然正如哈塞勒自己在本书中承认的，这也是以“民族”、“国家”的“普遍”名义对放弃了“普遍”追求而属于“部分”的工人阶级采取强制措施。
[31] 我想熟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人们都会对此发出会心的微笑。
[32] Andrew Belsey, “The New Right, Social Order and Civil Liberties”, Ruth Levitas(ed.):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Right.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民主党似乎一夜之间身价倍增，成了某些人眼里的“替代”，国内的某些人也把社会民主党吹上了天。斯蒂芬·哈塞勒（Stephen Haseler）通过《工党的悲剧》（The Tragedy of Labour）[1]告诉我们，情况并非如此。本书第一章描述的是英国工党的“过去”，在本章中，作者用一切手段证明，工党的“过去”和社会主义无关，和左翼无关。尤其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包括了各种“欧陆”思潮，如社会民主主义，或者乌托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一切越出自由主义范围的思潮。作者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用工党“与社会主义无关”的“过去”作为“规训”工党“现在”，更准确地说是工党“现在”的左翼的武器。毫不奇怪，作者开宗明义地将英国工党放在“西方自由传统”中。这个传统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从字面上说，这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民主或曰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哈塞勒自己在指责英国工党表现得“好像智利代表着对英国国家利益和自由更强大的、更紧迫的威胁（Haseler, 1980:12）的时候露出了马脚。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哈塞勒写作本书的时候，智利正处于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统治之下，而且正在强力推进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很显然，只有在一个前提下这样一个政权对“西方自由传统”不构成威胁，也就是这个所谓的“西方自由传统”中，“民主”不是关键，“自由”即市场关系才是最关键的[2]。很明显，这样的所谓“西方自由传统”，除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代名词外，不可能有第二个解释了。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理解，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确实可以看作这个所谓“西方自由传统”对不服从这个“传统”的人们，尤其是企图超出这个“传统”主张自身要求的行为进行的“规训”。比较讽刺的是，哈塞勒这样做的时候甚至不惜运用毛泽东主义式的“出身论”、“血统论”，以切断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和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不过他在指责了一通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如何如何“脱离群众”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在英国工人运动内的确有一些人持有更为激进的主张（Haseler, Ibid: 32）——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撒切尔执行了哈塞勒赋予工党的使命的时候，就必然采取强制性措施。
众所周知，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的工人运动组织性和力量都较弱[3]，英国工党尤其在二战之前比欧洲大陆的各个社会民主党更加倾向右翼更加倾向资本主义关系，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英国工党“至今为止在公众思想中从未与任何超出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思想联系”（Haseler, Ibid: 58）[4]。哈塞勒自己也承认，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布尔什维克以前的，列宁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传统在英国工党传统中也没有稳固基础”（Ibid：13）。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政党，也被哈塞勒认为太过“激进”而忧心忡忡，那么哈塞勒要求的是什么呢？哈塞勒很快就承认了：“工党主义（Labourism）仅仅是更普遍的英国自由传统的一个方面，这种传统经过修饰，以表达英国这快土地上新出现的利益，并应对工业化英国的后果”（Haseler, Ibid:14）。也就是说。在哈塞勒眼里，英国工党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并再生产英国的资本主义秩序，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行为都属于“背叛”。这样的“工党”，与其说是“工党”，不如说是美国民主党的翻版，或者英国老式自由党的继承人。
接下来，哈塞勒在第二章里对英国工党内他认为的“不良倾向”进行了批判。他首先指责工党右翼“脱离群众”，成了一小撮“寡头”，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并不是什么偏离，而正是他提倡的那一种原则的结果。首先，既然群众被设定为只有“利益”的个体，或个体的集合，他们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也只是为了这种所谓的“利益”，那么，群众为什么要参与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与自身“利益”无关的政治活动呢？其次，哈塞勒支持的这一种政治制度，即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本身从无论制度设计上还是理念上都是对群众的“过度”参与畏之如虎，极力限制的。更何况，这种“自由主义民主”在保障群众的一般否定性权利时，也将群众限制在了这种否定性状态中[5]，并预设了大量主观和客观的分离——哈塞勒自己支持的那一种日常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分离，亦即被锁定在日常意识中的群众和被认为抽象普遍的知识分子的分离，正是这种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哈塞勒抱怨的“问题”即官僚化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的理念和原则被破坏或者被违反，恰恰相反，这正是“自由主义民主”本身的固有“缺陷”——毋庸赘言，在“自由主义民主”拥趸们的眼里，这不是“缺陷”，而恰好是“理性”的象征。不用说，这种“理性”实际上是工具理性[6]，这种狭隘的“理性”在哈塞勒的著作出版时已经开始了的新自由主义进攻面前也就毫无还手之力。当然，哈塞勒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批判，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不够，而是因为他正是从捍卫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角度对工党右翼的“官僚化”进行批判的，这从他引用并赞成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的观点，即“科学家、教师、教育管理人员、记者以及其他通讯行业从业人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在日益扩张的政府部门就业的律师和医生、城市规划者、大基金会职员、以及政府部门上层人士”（Haseler, Ibid:46）构成了一个威胁资本主义的“新阶级”[7]就看出来了。也就是说，在哈塞勒看来，工党右翼的“官僚化”之所以应该受到批判，不是因为这种官僚化阻碍了包括工人在内的普通群众进入公共空间，乃至采取进一步行动，而是恰好相反，是因为这种官僚化阻挡了包括工人在内的群众接受“自然”、 “自发”的市场秩序的规训，享受这种“自然”的、“自发”的自由[8]。在这个意义上，哈塞勒对工党右翼官僚化 “转变为空洞的犬儒”（Haseler, Ibid: 52）的批判就显得无比滑稽，因为这个结果正是哈塞勒所支持的那一种政治的结果，甚至是这种政治的要求——正如前面说过的，这种政治最害怕的不是这样的官僚化，而是“对自由的威胁”。在当时的英国政治中，这种担心具体地说就是工党右翼“在迅猛前进的左翼面前毫不设防”（Haseler, Ibid: 53）。事实上哈塞勒并不讳言这点，这从他把工党内左翼崛起归咎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领导手段”[9]看，哈塞勒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捍卫资本主义秩序的右翼领袖——在现实中，这样的右翼人物就是撒切尔。
从上述立场出发，哈塞勒在批评完工党右翼的“寡头倾向”之后很快就转而“批判”工党内部的所谓“共产党一代”即工党左翼。这主要是以安德鲁·贝文（Andrew Bevan）为代表的等所谓“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者”（Labor Party Young Socialists），这些人主张的不仅不是工党传统的改良主义，甚至不是欧陆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哈塞勒感到无比恐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哈塞勒甚至认为“（工党左翼）对混合经济造成的威胁要比意大利共产党大得多”（Haseler, Ibid: 65）。哈塞勒指责的其它问题还包括了工党左翼和英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改善关系。这种让哈塞勒忧心忡忡的状况首先正是前面哈塞勒说过的工党右翼日益官僚化、日益空洞化、日益“脱离群众”的结果。当一个政党日益脱离其社会基础，至少是名义上的社会基础的时候[10]，当然会有一部分群众对这种状况表示不满。除非这些群众天真到像哈塞勒先生那样以为自由资本主义能够促进其“利益”，他们必然转向英共以寻求支援。其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英国）福利国家数量上的攻击是由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发动的”[11]，换言之，英国工党不仅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具体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在这种状况下，英国工党内产生不满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非常正当的。哈塞勒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英国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张并不能如他认为的那样获得群众的“普遍支持”。虽然哈塞勒在本章其余部分长篇大论地论证苏联如何“邪恶”，社会主义如何与英国不相干，但是这显然不能消除英国工人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必然和英国资本主义秩序发生冲突。哈塞勒自己就不得不反复承认他反对的工党左翼乃至英共还是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哈塞勒主张的所谓“英国传统”至少对于英国的一部分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传统”，这种“传统”决没有哈塞勒认为其拥有的那种神奇魔力，亦即不能让英国工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尤其是存在英共这个“选择”的情况下。
虽然哈塞勒还认可工党的某些改良措施，似乎不能算是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者。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没有更“激进”的力量至少牵制，社会民主党自己的纲领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12]，更何况哈塞勒主张的退却？更何况，正如前面说过的，哈塞勒已经把这些改良限定在了保证资本主义秩序再生产的范围内，像他这样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秩序的要求为唯一目的，以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为惟一任务，一旦改良措施和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新自由主义就是唯一的结论。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这种退却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但是，正如历史进程告诉我们的，社会民主党的单方面退却换来的从来是资本主义的更凶猛进攻，比如一次世界大战，比如新自由主义，而社会民主党就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亦步亦趋，至多通过改良稍为减轻这种进攻的最“坏”后果，自身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资本利润祭坛上的牺牲——并且让整个工人阶级成为这样的牺牲。当然，这并不是新问题，对于欧洲大陆各个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从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以来一脉相承的，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则是从其成立以来的一贯路数。
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哈塞勒并没有直接主张某种赤裸裸的寡头制——虽然他主张的正是强化寡头制和所谓“精英”，而是反复诉诸所谓的“工作的人民”（working people）。这些人具体指的是谁呢？他们是“生活在和平的、遵纪守法的社区中的普通人及其家庭”（Haseler, Ibid:167）。[13]哈塞勒这样做是因为，进入近代以来，尤其是由于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群众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了原先由国王和贵族们垄断的政治公共空间，尽管这个空间并不那么“公共”[14]，尽管资产阶级仍然拥有实际上的“结构性权力”[15]，但是毕竟不再能够由国王和贵族们绝对垄断。同时，尽管资产阶级仍然行使着权力、以及“霸权”，但是相对于封建主义，这种权力和“霸权”总是不那么完整。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英国保守党[16]等“传统”的、一度是“地主利益集团政治代表”[17]的政党不得不开始动员群众（的选票），而且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一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18]。当然，这些政治力量在动员群众的时候，总是在动员群众的野蛮、落后和保守——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属于自然的“人性”。换言之，他们虽然许诺给予群众一定的“福利”，但是首先这些“福利”是以维持——如果不是强化的话——群众在现有社会结构中的屈从地位为前提的，尤其是这类 “福利”在数量上是以不影响“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为前提的[19]。其次，这些“福利”总是使得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从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转移开，而是寻找替罪羊并扭曲这种不满和愤怒。[20]哈塞勒也未能免俗，他在捍卫“工作的人民”的时候甚至不惜为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辩护（Haseler, Ibid: 165），这恰好与英国保守主义者们达到了一致。[21]
不仅内容，哈塞勒的叙事手法也完全是保守主义的[22]。在这种叙事中，群众不仅永远不能摆脱他们目前所处的境况，而只能像西西弗斯那样永远挣扎在痛苦中（虽然这显然不排除个别“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特别是，群众不可能认识到这种状况有什么“反常”，而是将这种状况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或者更准确地说，群众得保持一种“自然”的“前意识”状态。在这样的叙事中，群众目前所处的状态被锁定，虽然在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下他们一般来说不会受到直接的、及于人身的强制，但是他们也无法摆脱这种状况。同时，源源不断再生产出的野蛮反过来又成了与这种“野蛮”不可分割的“文明”，更准确地说，作为“文明”化身的上层阶级的护身符，而这正是哈塞勒的目的。简言之，哈塞勒捍卫的不是群众，而是群众的野蛮，以及有群众的野蛮而成为正当的上层阶级的宰制。不需要我说太多就知道，这种状况正是列宁在《怎么办》里力图通过先锋政党克服的，这种状况也正是自由主义者们力图封闭的——也只有将这种状况永恒化，作为一个非人格化力量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权力关系才能 “自然”和“自发”地运作，并不断“和平”地、“有秩序地”——也许还是“民主”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叙事手法背后就是典型的18世纪朴素经验论[23]，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后现代”式的认识论。这样一种碎片化的认识论，正如前贤们反复指出的，正是为了维护一个“自然”的社会秩序。比如前述英国工人运动与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相比力量和组织性相对较弱，这也是一系列社会政治结构，尤其是1848年之后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其中就包括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直接或间接镇压措施——的结果。[24]哈塞勒们持有的认识论的问题就在于将这种状况变成了一种与实践绝对分离了的、并且不存在权力宰制关系的，因而似乎与自然相颉颃、并且也将永远延续的“客观”。这种客观通常有两种论证路数。首先是实证主义——哈贝马斯对马赫的批评[25]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社会民主党身上，或者所谓“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26]等等。其次是“特殊性”，比如“文化”，或者保守主义者们最青睐的“传统”之类。哈塞勒采取的正是后一种办法，在本书中，他不断地使用“英国例外论”进行论证，不厌其烦地表明英国所谓的“自由传统”——毋庸置疑，在这样做的时候，和一切“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们一样，他一定要选择性地记忆和遗忘历史，具体地说就是遗忘英国激进主义的历史、英国人民抗争的历史，英国群众力图摆脱野蛮而不是欣赏甚至享受野蛮的历史。[27]
当然，哈塞勒还忘记了一点，他诉诸的这些群众不是一般性的群众，而是指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的“集体行动”是为了去政治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他们要求的是一种“保护性”制度[28]，而对“参与”毫无兴趣。比如很典型的智利中产以上阶级支持皮诺切特，以及英国的中产以上阶级支持撒切尔。[29]换言之，哈塞勒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他越是诉诸这些“群众”，工党的“精英化”、官僚化就越是严重。要摆脱这种“精英化”和“官僚化”，还不能扩大包括工人在内的普通群众的参与，而是期待一个捍卫市场体制的卡里斯玛式领袖[30]。明乎此，哈塞勒在本书开头对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暧昧态度就顺理成章了。
到了这里，我们可以解释书名《工党的悲剧》了，哈塞勒认为的悲剧就是工党不再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秩序即所谓“西方自由传统”的卫道士，而保守党在他看来“不可能变成群众性（政党）”（Haseler, Ibid: 195），在他看来只有英国工党“拥有超越英国可怕的心理和文化分化的潜力”（Haseler, Ibid:26）[31]，亦即在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内争取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换言之，哈塞勒眼里英国工党的“悲剧”也是英国资本主义秩序的悲剧，亦即这个秩序在他看来不能继续保证获得群众哪怕形式上的支持——的确，撒切尔时期的确发生了这种状况[32]。毫无疑问，从197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政治的实际发展来看，哈塞勒过于“悲观”了，他过度低估了保守党的能力，而且在布莱尔时代亦即所谓“第三条道路”时代，英国工党终于结束了“悲剧”，变成了哈塞勒期望的那一种政党。不过，英国的资本主义秩序是“稳定”了，但这是自由主义致力于将社会切碎，尤其是将工人阶级打散的结果，这样的“稳定”的另一面，就是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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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phen Haseler, The Tragedy of Labour, Basil Blackwell, 1980.
[2] 也就是国内自由主义“启蒙者”们极力鼓吹的那一套东西。
[3] 见Richard Scase对英国和瑞典的比较研究。
[4] 但是，在二战后，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个“工党化”过程，见Peter Weiler: British Labour and the Cold War。
[5] 见Marcil Lacoste: “Equality as Egoism”， J.H.Carens(ed.):Democracy and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of C. B. Macpherson。
[6] 见Norman Barry: The New Right。
[7] 对这一路“新阶级”理论的批判另外见Ivan Szelenyi, L.P. King: Theories of New Class.实际上这正是哈贝马斯分析的“合法性危机”和奥菲分析的“福利国家矛盾”的组成部分。
[8] 不难看出，这正是世界各地新自由主义者们的“逻辑”。
[9] 见本书第三章。
[10] 这不是英国工党独有的，见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 Chapter 7。
[11] Peter Taylor-Gooby, “The New Right and Social Policy, Critical Sociology, 1981, 1:19。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当然不可能在工党框架内使这种进攻正当化，而只能采取逃避态度。
[12] 见Walter Korpi: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对瑞典的研究。
[13] 这些人恰好是保守党的“社会基础”，见Brendan Evans: Thatcherism and British Politics。:
[14] 见哈贝马斯和Oskar Negt的相关著作。
[15] 见Ian Gough: Global Capitals, Human Needs, and Social Policies.
[16] 参见J. J. Lindsay and Michael Harringt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918-1970.
[17] Lindsay and Harrington, Ibid pp.1
[18] 其中就包括新老法西斯主义，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在形式上正是第一批右翼的“群众”运动，尤其纳粹，见Eric D. Weitz: Weimar Germany等。当然正如所有诸如此类的运动一样，这些组织无论构成如何，最后一定要和“社会”上层结合，强化宰制。当然在这个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美国，见Chip Berlet, Matthew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
[19] 见Gosta Esping-Andersen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20] 见Berlet &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对右翼民粹主义各种机制手段的分析。
[21] 见Gill Seidel, “Culture, Nation and ‘Race’ in the British and French New Right”, Ruth Levitas(ed.):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Right.
[22] 比如国内最典型的余英时。对这种路数的分析见Roger King: Petit-Bourgeois Conservatism。
[23] 对于这样的认识论以及以这种认识论为基础的“科学”，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给予了最尖锐的批判。
[24]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见Chris Bambery: Myth and reality in British working class struggle, Saville: 184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等文章和著作。
[25] 见《认识与兴趣》。
[26] 见S. Amadae: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27] 见Brian Manning: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English Civil War, Burgess and Festenstein: English Radicalism 1550-1850, Andrew Bradstock:Radical Religion in Cromwell's England，以及Christopher Hill的一系列著作。
[28] 见Rueschemeyer et 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以及Renato Cristi: Strong State and Free Economy。
[29] 到了社会上层必须动用公共性政治权力即国家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社会上层自身的统治权力即使不是濒临崩溃也是受到冲击岌岌可危了。卡尔·施米特的R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就是这种状况的理论表达。阿连德时期的智利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30] 韦伯期望的卡里斯玛，卡尔·施米特期望的“决断力”，还有哈耶克期望的……在撒切尔夫人等新自由主义“领袖”身上集中起来了。当然正如哈塞勒自己在本书中承认的，这也是以“民族”、“国家”的“普遍”名义对放弃了“普遍”追求而属于“部分”的工人阶级采取强制措施。
[31] 我想熟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人们都会对此发出会心的微笑。
[32] Andrew Belsey, “The New Right, Social Order and Civil Liberties”, Ruth Levitas(ed.): The Ideology of the New Right.
英美算是资本主义铁铁的大本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