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大国“扎堆”选举换届，中国要多有一些“先手 ...

北大教授：大国“扎堆”选举换届，中国要多有一些“先手戏”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王逸舟 | 上传时间：2012-05-03



2012年是全球大选年，很多重要国家已经或将要经历政坛更换，这个特殊时期对国际社会也好，对中国也好，都值得关注。国际政治往往有这样一个规律，在大选年的时候会出一些意外，也会有一些惊喜，而这些会使原先的世界格局产生变化。

同时，今年也是中国与一些国家建交40周年的日子。适逢建交关系的大年，外交关系往往是朝上走的。所以哪怕这一年产生一些矛盾、一些意外，依靠一系列的交往活动，也会让原先产生的矛盾回归正位。

长远来看，中国未来的外交并不会受限于这种局部的外交麻烦和意外，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中长期的前瞻，从大局入手，多有一些“先手戏”。

中国外交步入新的阶段

1949年后的中国外交经历过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属于革命外交，即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一个“造反者”的角色，以推翻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为主。虽然有周恩来这个温和的外交家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总的基调——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基本上是同现有体系对抗的。第二个是邓小平时代，从70年代后期一直到新世纪初年这30年。邓小平时代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外交也更多服务于经济发展与民生。此时的外交主题多以商务交流、同西方同大国合作为主，通俗上称作“招商引资，国家护航”。目前来说，这个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很显然，它正在淡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目前，中国GDP上升到全球第二，军费也是全球第二，外贸活动也成为全球最多的国家之一。可以说中国是世界大国中上升最快，也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惠最多的国家。由于中国海外利益，包括贸易、经济、金融、能源等各个领域的扩大，来自于国际文化、国际旅游、国际维和等方面的影响，过去的外交方式已然不合时宜。

过去外界一直说中国的外交是“低调不出头”，但如今再藏着、掖着、跟着别人走就很难了。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不知不觉地开始既要享受全球大国的机会和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提供自己的智慧。

现在的中国好比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巨人，经历成长的阵痛和烦恼。他硬的力量——躯干和肢体生长很快，但是他的智慧——创造性、巧实力、文化，还非常弱。这也是国外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我们的船队出去，我们的矿工出去，我们的商人出去，但同时，民间社会的力量却没有足够的发展。普通公民很少有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些文化产品的意识，我们缺少文化上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所以外界常常感觉中国是一个“经济动物”。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未来的中国如何与现在不断增长的硬实力相适应？

利用自身特点“创造性介入”

外交说到底是一门艺术，一种智慧，一种组合的技巧。它不光是为经济建设去保驾护航，更应该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国民心态，反映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的精华。但很多时候，中国外交官总是表现得比较被动，或者说是“撞击反射”，即事情发生后再去接招，很少有提前布局、未雨绸缪的举动。

比如前一段时间对待利比亚问题的处理方式。中国应该依照自身利益的需要提前拿方案，而不是等着西方的方案出来，再去投票。这样不管你是投否决票、赞成票还是弃权票都会被指责为“被动”。

在我看来，利比亚问题上中国应当坚决主张停火，要制止流血冲突对平民百姓的伤害，这一点看上去和国际社会没有大的区别，但是中国应该要先提出来，早期去倡议。现在的阿盟对叙利亚的态度还是由沙特和卡塔尔主导的，它们反映出的意见和其他反美地区，如伊朗、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是不一样的。这样很难保证它派出的观察团是公正的或者说是让叙利亚各方都能接受的。中国应该提出建议，以观察团为基础，但是要扩大它的代表权，扩大它的公信力。孟加拉、北欧、拉美等地区的国家都应当参与进去。

中国的被动反应，让人感觉你对平民的死亡无动于衷，或者感觉被俄罗斯“绑架”。最后如果现政权倒台，一直投反对票的中国当然会“不讨好”；即便现任政权挺过去，功劳也算在俄罗斯头上。

除了上述危机事件，在包括非洲、南海、外太空等区域的国际竞争中，中国都应该保有这种态度。解决困境的思路是一定要转换思维，不要着眼于存量，要把重点放在增量方面。比如，过去十年间中国在非洲开采矿产资源，占取市场，有人说“中国在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么，未来中国应该在软援助方面加强，比如对当地进行农业示范、青年志愿者、维和部队合作、帮助非洲国家进行干部培训等。

南海问题也是一样，即在这个主权问题暂时难以解决的前提下，大力去发展和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合作，比如打击海上犯罪，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共同产品。中国在海流检测、海啸预警、海洋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有很多独家技术，这些技术是东南亚国家非常需要，而其他大国很难提供的。

在这个新的阶段，中国一定要主动地、创造性地，同时又是量力而行地介入国际事务。当然这样又会马上有人问了，你这样做会不会被说成像西方大国那样指手画脚、或者粗暴干涉政治的国家呢？我所说的创造性介入，它更多的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比较智慧的、外交斡旋的、柔性的方式。我们在介入各个领域各个地区的时候，主要还是要通过当事方的对话协作，要有国际上的授权，而避免简单用武力镇压或者制裁手段。

也有外界评价，中国又想让战火平息下来，又不在军事上给予直接的介入，看起来这是一个矛盾。以朝鲜半岛为例，西方一直很不满，认为中国给朝鲜的压力不够大。但正是由于中国这些年的介入，建立了六方会谈这样的平台，使得现在东北亚局势未出现大的危机。所以朝鲜目前并没有出现利比亚危机，没有出现战火、大规模的难民。所以即使东北亚地区始终有这样那样的主权纠纷、安全纠纷，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但会始终处于创造性紧张，多而不破的态势中。

未来国际结构的三个主导力

对于大选给所在国带来的影响，我认为大国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反而是中小国家、尤其是动荡地带，更容易受到影响。总的来说，今后应该是大战不犯，小战不断。大战不犯就是大国之间基本上就是斗而不破，和而不同；但是小的麻烦、局部冲突和手术式的打击会此起彼伏，但是它们基本上不会影响大局。

一直以来的政治热点地区，如伊朗、叙利亚、阿富汗，还有近期的苏丹，都是和中国有利益牵扯的地方。在我看来，未来这些地区的国际结构有三个重要的主导力：

第一个是西方的乏力。西方在经过主导世界四五百年以后，前所未有地从一个主导力量变成了麻烦的制造者，变成了制造问题的一部分，或者说变成了问题本身。随之带来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以及全球规则的改变，也恰恰是西方的乏力给相对公正的新秩序在创造机会。

第二个是伊斯兰政治意识的觉醒。这是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时代，伊斯兰世界在痛苦地探索走自己的路。穆斯林兄弟会、伊朗、埃及，包括卡塔尔都是如此。有人说卡塔尔是西方意识形态，其实它不是，它是西方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中间角色。

对于伊斯兰政治的复兴，很难判断是非。从好的地方来说，这是占全球1/6多的穆斯林寻求走自己的路，并建立自己独特的文明。我们看到另一种历史悠久的体系开始在新时期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这中间可能会涉及政治体制的调整、经济结构的改革，会带来动荡。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整个伊斯兰世界会处在一个不断徘徊动荡的进程里，它会影响到全球的地缘政治布局。对中国也好，对西方国家也好，都是需要认真考量的。

第三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非西方大国的崛起。这些国家崛起的过程看上去很迅猛，但我想提醒的是，它同样存在软肋，存在内部的制约。随着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越走越远、越站越高，它自身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矛盾。比如政治体制的转变，意识形态、社会风气的改变等。

外交说到底是内政的延伸，是工具和手段。在网络上，许多人常常埋怨中国外交太软弱，不敢去叫板。其实问题在于，中国现在对外权衡太少，而外部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确，从而使国内对下一步长远发展缺少信心，批评指责也就接踵而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外界对华的态度看成一种消极的、复杂而负面的东西，外部的变化是对中国的压力，是一种催化剂。

目前世界经济看上去是萧条，但同时它孕育着机会。这就像是大浪淘沙，大浪来了之后沙滩上原有的建筑就被摧毁摧垮了，有的还站得住，关键是看在大浪淘沙的期间是不是有社会基础，是不是有好的产业先机的把握，以及战略上的布局。就像熊彼特所说的，法西斯看起来带来更多的毁灭，造就了帝国主义，但是带来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毁灭，诞生出了所谓的新资本主义。但打铁先要本身硬，这也要求你的政治体制、社会以及领袖一定要适应新的时代。

在我看来，中国和平崛起一定是以国内体制改革为前提，也要考虑国民心态。同时，中国百姓也要对国家和世界有一种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体现在，第一，他是个政治人，他有选举的权利，第二，他是个经济人，作为纳税人要知道政府的钱是怎么花的。只要公众从传统意义上的臣民向公民进步，就能保证中国外部会朝着一个积极意义上而不是毁坏性的方向进行。

中国过去30年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言论比过去自由多了，社会宽松度好多了。这不是在一个对抗的时代实现的，而是在一个同现有的国际体系不断对话交汇形成的。所以目前谈论改革，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就是采用对抗的方式，采用激进的手段，对中国于事无补。中国未来要朝着有担当同时又对世界负责的态度继续前行，那样的话，对世界对自身都是一个福音。（记者嘉沐采访整理）





http://www.xj71.com/2012/0503/666968.shtml北大教授：大国“扎堆”选举换届，中国要多有一些“先手戏”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王逸舟 | 上传时间：2012-05-03



2012年是全球大选年，很多重要国家已经或将要经历政坛更换，这个特殊时期对国际社会也好，对中国也好，都值得关注。国际政治往往有这样一个规律，在大选年的时候会出一些意外，也会有一些惊喜，而这些会使原先的世界格局产生变化。

同时，今年也是中国与一些国家建交40周年的日子。适逢建交关系的大年，外交关系往往是朝上走的。所以哪怕这一年产生一些矛盾、一些意外，依靠一系列的交往活动，也会让原先产生的矛盾回归正位。

长远来看，中国未来的外交并不会受限于这种局部的外交麻烦和意外，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中长期的前瞻，从大局入手，多有一些“先手戏”。

中国外交步入新的阶段

1949年后的中国外交经历过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属于革命外交，即中国在世界上扮演一个“造反者”的角色，以推翻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为主。虽然有周恩来这个温和的外交家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总的基调——不管是热战还是冷战——基本上是同现有体系对抗的。第二个是邓小平时代，从70年代后期一直到新世纪初年这30年。邓小平时代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外交也更多服务于经济发展与民生。此时的外交主题多以商务交流、同西方同大国合作为主，通俗上称作“招商引资，国家护航”。目前来说，这个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很显然，它正在淡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目前，中国GDP上升到全球第二，军费也是全球第二，外贸活动也成为全球最多的国家之一。可以说中国是世界大国中上升最快，也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惠最多的国家。由于中国海外利益，包括贸易、经济、金融、能源等各个领域的扩大，来自于国际文化、国际旅游、国际维和等方面的影响，过去的外交方式已然不合时宜。

过去外界一直说中国的外交是“低调不出头”，但如今再藏着、掖着、跟着别人走就很难了。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不知不觉地开始既要享受全球大国的机会和权利，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提供自己的智慧。

现在的中国好比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巨人，经历成长的阵痛和烦恼。他硬的力量——躯干和肢体生长很快，但是他的智慧——创造性、巧实力、文化，还非常弱。这也是国外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我们的船队出去，我们的矿工出去，我们的商人出去，但同时，民间社会的力量却没有足够的发展。普通公民很少有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些文化产品的意识，我们缺少文化上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所以外界常常感觉中国是一个“经济动物”。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未来的中国如何与现在不断增长的硬实力相适应？

利用自身特点“创造性介入”

外交说到底是一门艺术，一种智慧，一种组合的技巧。它不光是为经济建设去保驾护航，更应该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国民心态，反映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的精华。但很多时候，中国外交官总是表现得比较被动，或者说是“撞击反射”，即事情发生后再去接招，很少有提前布局、未雨绸缪的举动。

比如前一段时间对待利比亚问题的处理方式。中国应该依照自身利益的需要提前拿方案，而不是等着西方的方案出来，再去投票。这样不管你是投否决票、赞成票还是弃权票都会被指责为“被动”。

在我看来，利比亚问题上中国应当坚决主张停火，要制止流血冲突对平民百姓的伤害，这一点看上去和国际社会没有大的区别，但是中国应该要先提出来，早期去倡议。现在的阿盟对叙利亚的态度还是由沙特和卡塔尔主导的，它们反映出的意见和其他反美地区，如伊朗、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是不一样的。这样很难保证它派出的观察团是公正的或者说是让叙利亚各方都能接受的。中国应该提出建议，以观察团为基础，但是要扩大它的代表权，扩大它的公信力。孟加拉、北欧、拉美等地区的国家都应当参与进去。

中国的被动反应，让人感觉你对平民的死亡无动于衷，或者感觉被俄罗斯“绑架”。最后如果现政权倒台，一直投反对票的中国当然会“不讨好”；即便现任政权挺过去，功劳也算在俄罗斯头上。

除了上述危机事件，在包括非洲、南海、外太空等区域的国际竞争中，中国都应该保有这种态度。解决困境的思路是一定要转换思维，不要着眼于存量，要把重点放在增量方面。比如，过去十年间中国在非洲开采矿产资源，占取市场，有人说“中国在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么，未来中国应该在软援助方面加强，比如对当地进行农业示范、青年志愿者、维和部队合作、帮助非洲国家进行干部培训等。

南海问题也是一样，即在这个主权问题暂时难以解决的前提下，大力去发展和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合作，比如打击海上犯罪，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共同产品。中国在海流检测、海啸预警、海洋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有很多独家技术，这些技术是东南亚国家非常需要，而其他大国很难提供的。

在这个新的阶段，中国一定要主动地、创造性地，同时又是量力而行地介入国际事务。当然这样又会马上有人问了，你这样做会不会被说成像西方大国那样指手画脚、或者粗暴干涉政治的国家呢？我所说的创造性介入，它更多的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比较智慧的、外交斡旋的、柔性的方式。我们在介入各个领域各个地区的时候，主要还是要通过当事方的对话协作，要有国际上的授权，而避免简单用武力镇压或者制裁手段。

也有外界评价，中国又想让战火平息下来，又不在军事上给予直接的介入，看起来这是一个矛盾。以朝鲜半岛为例，西方一直很不满，认为中国给朝鲜的压力不够大。但正是由于中国这些年的介入，建立了六方会谈这样的平台，使得现在东北亚局势未出现大的危机。所以朝鲜目前并没有出现利比亚危机，没有出现战火、大规模的难民。所以即使东北亚地区始终有这样那样的主权纠纷、安全纠纷，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但会始终处于创造性紧张，多而不破的态势中。

未来国际结构的三个主导力

对于大选给所在国带来的影响，我认为大国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反而是中小国家、尤其是动荡地带，更容易受到影响。总的来说，今后应该是大战不犯，小战不断。大战不犯就是大国之间基本上就是斗而不破，和而不同；但是小的麻烦、局部冲突和手术式的打击会此起彼伏，但是它们基本上不会影响大局。

一直以来的政治热点地区，如伊朗、叙利亚、阿富汗，还有近期的苏丹，都是和中国有利益牵扯的地方。在我看来，未来这些地区的国际结构有三个重要的主导力：

第一个是西方的乏力。西方在经过主导世界四五百年以后，前所未有地从一个主导力量变成了麻烦的制造者，变成了制造问题的一部分，或者说变成了问题本身。随之带来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以及全球规则的改变，也恰恰是西方的乏力给相对公正的新秩序在创造机会。

第二个是伊斯兰政治意识的觉醒。这是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时代，伊斯兰世界在痛苦地探索走自己的路。穆斯林兄弟会、伊朗、埃及，包括卡塔尔都是如此。有人说卡塔尔是西方意识形态，其实它不是，它是西方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中间角色。

对于伊斯兰政治的复兴，很难判断是非。从好的地方来说，这是占全球1/6多的穆斯林寻求走自己的路，并建立自己独特的文明。我们看到另一种历史悠久的体系开始在新时期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这中间可能会涉及政治体制的调整、经济结构的改革，会带来动荡。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整个伊斯兰世界会处在一个不断徘徊动荡的进程里，它会影响到全球的地缘政治布局。对中国也好，对西方国家也好，都是需要认真考量的。

第三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些非西方大国的崛起。这些国家崛起的过程看上去很迅猛，但我想提醒的是，它同样存在软肋，存在内部的制约。随着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越走越远、越站越高，它自身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矛盾。比如政治体制的转变，意识形态、社会风气的改变等。

外交说到底是内政的延伸，是工具和手段。在网络上，许多人常常埋怨中国外交太软弱，不敢去叫板。其实问题在于，中国现在对外权衡太少，而外部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确，从而使国内对下一步长远发展缺少信心，批评指责也就接踵而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外界对华的态度看成一种消极的、复杂而负面的东西，外部的变化是对中国的压力，是一种催化剂。

目前世界经济看上去是萧条，但同时它孕育着机会。这就像是大浪淘沙，大浪来了之后沙滩上原有的建筑就被摧毁摧垮了，有的还站得住，关键是看在大浪淘沙的期间是不是有社会基础，是不是有好的产业先机的把握，以及战略上的布局。就像熊彼特所说的，法西斯看起来带来更多的毁灭，造就了帝国主义，但是带来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毁灭，诞生出了所谓的新资本主义。但打铁先要本身硬，这也要求你的政治体制、社会以及领袖一定要适应新的时代。

在我看来，中国和平崛起一定是以国内体制改革为前提，也要考虑国民心态。同时，中国百姓也要对国家和世界有一种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体现在，第一，他是个政治人，他有选举的权利，第二，他是个经济人，作为纳税人要知道政府的钱是怎么花的。只要公众从传统意义上的臣民向公民进步，就能保证中国外部会朝着一个积极意义上而不是毁坏性的方向进行。

中国过去30年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言论比过去自由多了，社会宽松度好多了。这不是在一个对抗的时代实现的，而是在一个同现有的国际体系不断对话交汇形成的。所以目前谈论改革，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就是采用对抗的方式，采用激进的手段，对中国于事无补。中国未来要朝着有担当同时又对世界负责的态度继续前行，那样的话，对世界对自身都是一个福音。（记者嘉沐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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