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凤阳“特殊政策”的意外后果

朱元璋的故乡凤阳古称钟离，是淮河流域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元代虽然升为濠州，但所辖不过四县。在全国政治布局中默默无闻。除了当王朝更替或南北分裂，淮河两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时在史籍中偶尔露一下面外，很少有人提到它。但朱元璋的发迹使凤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

　　早在吴元年收复濠州后，朱元璋马上升濠州为临濠府。为了配合兴建中都，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扩大濠州的领地，使临濠的领地由四县一下子扩展为九州十八县。洪武七年又更名为凤阳府，这一新府管辖亳州、颍州、太和、颍上、霍丘、寿州、怀远、蒙城、宿州、灵壁、天长、盱眙、泗州、虹县、五河、定远、凤阳和临淮等十八个州县，是一个跨淮河两岸，占地广大的行政区，政治地位大为提升。

　　开国不久，朱元璋又提出一个令大臣们十分震惊的计划：以老家凤阳为中都。理由是南京“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凤阳则离中原很近，而且“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之作为中都，可以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

　　除了一些淮西籍的功臣们赞同外，其他大臣们都面面相觑。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小地方定为中都，这实在有点太匪夷所思了吧？凤阳经济落后，又“平旷无险可守”，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定都之地。性格鲠直的刘基直接对定都凤阳表示反对，说：“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

　　然而朱元璋固执己见，大家也只好服从。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罗列论证了那么多，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

　　洪武二年（1369）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诏在临濠营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在朱元璋的设想中，自己的故乡将成为未来的正式首都，南京将降为陪都。朱元璋一贯做事节俭，这一次却倾全国之力，高标准严要求，调集百万民夫，选取最好的材料，要求把中都建造得异常雄壮华丽。

　　洪武八年（1375），工程基本完竣，朱元璋亲临凤阳验收工程质量，“验功赏劳”。在参观完这座美伦美奂的新都之后，朱元璋又做出了一个让全帝国惊掉下巴的重大决定：废弃中都！

　　原来，在这次验收中，朱元璋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因为劳动太苦，又不给工钱，那些被迫调来兴工的匠人心怀不满，实施了“厌胜法”，在宫殿的一些关键部位，埋下了一些咒符、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纸人等东西，据说这样将给居住者带来恶运。建筑已经完成，要想清理出这些镇物，除非全部拆除。朱元璋要把修造宫殿的所有几千名工匠全部杀掉（明史说他“将尽杀之”），工部尚书薜祥冒死进言，说只有木匠才能下镇物，铁匠和石匠没有责任，“活者千数”。然而凤阳因此不可能再成为首都了。

　　（二）

　　虽然没能成为首都，但做为龙兴之地，凤阳地位仍然非同寻常。

　　罢建中都之后的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于此设置中都留守司，所设正留守位高权重，“例以皇亲协守”，“勋臣非在戚里，不得与也”。此外，凤阳还设有察院巡按行台、河南按察兵备行台等政府机构及一系列皇陵祭祀机构，除此之外，凤阳还是江北四府三州的乡试之地。各类官员合计达一千四百人，各级吏员总数达数万。

　　朱元璋还以凤阳作为皇子的教育基地。“诸王之国，皆令诣辞皇陵而后行”，就藩之前先到凤阳忆苦思甜，成为明初“定例”。朱元璋还将凤阳用作囚禁犯罪宗室的地方。到明末为止此处共关押过一百一十六批皇族。

　　由于以上种种设施，经济文化本不发达、交通也并非十分方便的凤阳成为淮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一直有着重大影响。这一格局延续到明末，波及清代。

　　如何复兴凤阳这块“龙兴之乡”，保护好这块国家“根本重地”，让家乡的经济发展的快一点，让乡亲们生活得好一些，朱元璋没少费脑筋。经过深思熟虑，他为凤阳提供了一系列“特殊政策”。

　　（三）

　　第一条是大移民。

　　元至正二十六十四月在战争中抽空回乡探视，给朱元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深深为战争对家乡的破坏而震惊，后来他和大臣们聊起此行的感受说：“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此辈宁无怨嗟？”当时史书也记载：“两淮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萧条”，“长淮南北，悉为丘墟。”由于“民多逃亡，城野空虚”，大片土地荒芜。至洪武改元，凤阳府己是“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

　　据资料记载，在大明开国之际，凤阳县的本地居民仅有三千三百二十四户，不到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人。整个凤阳府人口不超过十三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五人。处处残垣，村村寥落，整个江淮之间“十室九虚”，简直是一片“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狱情景，这当然让朱元璋心中十分不舒服。

　　要复兴经济，首先得有劳动力，开国之后，为了迅速改变家乡面貌，朱元璋在凤阳组织了好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这是明代历史上，政府用行政手段移民数量最多的一次。除了这次外，比较大规模的还有从山西迁来的移民。洪武六年（1373）十月，“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山西北部诸地之人）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总计洪武年间的移民，达到六次之多，数字大概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这么庞大的数字这在明代移民史上乃至中国移民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除了普通移民外，凤阳还有庞大的驻军。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年间总计凤阳府各州县共驻军约为六十四千九百六十人，与家属合计，则有军籍移民十八点八万人。这样算来，洪武年间凤阳府接受的移民总数近四十八点八万人（其中民籍移民三十万，军籍移民十八点八万）。而我们前面提到，洪武之初，凤阳府人口不过十三万。外来移民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有余，共占移民后的凤阳府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没多少人想到兔子不拉屎的凤阳来，朱元璋自有他的办法。洪武时人胡干在浙江人吴季可的墓志铭中提到这次移民。吴氏为浙江兰溪人，“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贫民无田者至中都凤阳养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皆有难色，独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体上德意，无以私废义。公临事有为，类多如此。”从这个记载，可见此次移民的强迫性和残酷性。

　　第二项政策是减免赋役。朱元璋建国之初，宣布减免凤阳、临淮二县土著十年徭赋。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再次读刘邦传，发现刘邦永免家乡的赋役。想想自己上次只免了老乡们十年，明显没有刘邦大方，于是再发谕旨：

　　凤阳实朕乡里，陵寝在焉。昔汉高皇帝丰县生，沛县长，后得了天下，免其丰、沛二县之民粮差。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凤阳府有福的来做我父母官，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永不课征。每日间雍雍熙熙吃酒，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结成义社，遵奉乡饮酒礼。

　　《明史》载朱元平普免故乡赋役，细细推敲这份圣旨，则朱元璋所免的，是“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的土著人口的赋役，并不包括后来的移民。

　　第三是兴修水利。兴修水利是一项全国性政策，但朱元璋对凤阳的水利建设情况却特别重视。早在洪武八年（1375），他就特别派两位侯爵康铎、俞春源来亲自抓凤阳水利建设。在朱元璋之后，历代帝王也以凤阳“皇业所基，祖陵所在，视他地方不同”，在兴修水利上特别重视。

　　第四是发展交通。朱元璋开辟了从凤阳到南京的驿道，设二十站。整治了“道狭而竣”的清流关，使凤阳的交通条件大大改善。

　　除了各项特殊政策外，朱元璋在此兴修大量工程，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中都罢建之后，朱元璋还在凤阳继续修建皇陵、十王四妃坟和龙兴寺等，工程浩大，动用人数众多。

　　在中都营建期间，朱元璋曾于洪武五年（1372）十一月“诏建公侯第宅于中都”。中都罢建之后，因为朱元璋鼓励开国元勋们退休回乡，所以公侯府第建设并没有停止。洪武十八年（1385）八月，朱元璋特赐给公侯每人钞一万锭、银五百两为买木雇工之用，“俾还乡建第宅”。一时凤阳数百里之间，“风云之彦，星罗棋布，于数百里间，王侯之家，甲第相望，冠盖如云……可谓盛矣”。大批淮西功臣来到凤阳居住，日常消费巨大，不可避免地带动了凤阳当地商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

　　朱元璋的特殊政策，确实收到了明显效果。凤阳人口大幅度增加，已经荒芜许久的凤阳土地又出现了“一郡桑麻翠如洗”的兴旺景象。很多荒田被开垦出来，土地数量达到了四十万顷。明代以税粮多少来划分府县等级，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十万石以上为中府，十万石以下为下府。洪武八年（1375），凤阳府在减免了很多税粮的基础上，岁收仍超过二十万石，又成为富庶繁华的上府。凤阳的临淮关“居民稠密，商贾辏集”，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

　　（四）

　　然而，谁也没能料到，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关爱，最终却给家乡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恶果。

　　凤阳的环境，在历代人口压力之下早已长期恶化。朱元璋的大移民，一时虽给农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如此巨量的移民一下子涌入，却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当时凤阳的土地，最好的部分已经被勋贵圈占，凤阳本地人又占据了中等土地，移民们所获，多是人们挑剩的低产土地。《凤阳新书》卷七说：“田上则者，归之军，归之功勋矣。中则者，土民括其一，佃户括其一，惟留下则处瘠，乃得以实编民之耕。”卷五又载，移民所获“皆山岗硗确，土石伴错，溪谷流水无有，山林薮泽无存”之地。

　　人口激增，陡然激化了当地的人地矛盾，在传统农作方式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地多平埠的淮河流域的粮食问题只能靠拓林开荒、围湖造田等粗放的农田扩展方式来解决。没有好地，山地附近的新来移民就上山毁林开荒，对山地的肆意开垦，很快造成了明显的水土流失，挟沙而下的水流，加剧了淮河流域水系生态环境的恶化。湖边的移民开始围湖垦田，不少湖泊陂塘被涸为田畴。这种活动表面上看增加了耕地，在短期内缓解了人地压力，实则使水利蓄泄失宜，破坏了当地生态的自我循环。

　　除此之外，修建中都、凤阳皇陵、泗州祖陵及勋贵府第等一系列建筑，不可避免地要开采附近山区的大量山林，用于燃料供给和建材。明初《明会典》明确地说：“初供应柴炭，悉于沿江庐州（合肥）”，说明明初在营建中都和南京时对大别山区的林木进行了大规模的采伐，使许多山变成了荒山秃岭。

　　最要命的是，为了保护祖陵风水，人们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生态循环。

　　位于洪泽湖畔的泗州是明祖陵所在地。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埋在这里。由于害怕洪水淹没祖陵，导致“王气中泄”，所以自明中期淮患日益严重之后，明政府定下了这样的治水策略：“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也就是第一是祖陵，第二要保证向北京运送粮食的航道，最后才是老百姓：“淮域较运道，则运道重。以运道较祖陵，则祖陵尤重。”于是明政府经常不顾民生而决高家堰放水，人为降低洪泽湖水位以护陵。它暂时减轻淮河对祖陵的威胁，但使得附近河道极为混乱，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有明一朝，凤阳周围渐渐变成荒山秃岭，森林损毁殆尽，湖泊淤塞，淮河则经常泛滥，水患频仍，两岸百姓民不聊生，“地力既尽，元气日销，天灾流行，人事屡变”。凤阳由此十年更有九年荒。“雨三日则沛泽，极目垮洼，泥淖不可耕耘。稍亢阳又为焦土”。据《凤阳新书》记载，自万历十七年至泰昌二年（1589—1621），凤阳共发生旱涝灾害六次，平均五年多一次。这只是将灾害影响较大的计算在内。如果算上一般的灾害，则“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至明末更是“十余年来无岁不灾，无灾不重”。淮北地区这块著名的水稻产区，土质越来越差，到了清代，这一地区的地方志中，出现了许多“不宜稻产”的记录，由原本种植水稻改变为种植小麦。

　　当初朱元璋强制迁来的移民的后代，在一次次灾荒中不断逃亡他乡。比如明景泰三年（1452），凤阳府等处发生涝灾，“田禾无收，积年在彼逃民，俱各转徙，赴济宁、临清各处趁食，动以万计”。成化八年（1472），“江淮南北，民多流亡”。凤阳的人口，在明中期以后迅速减少。据《凤阳新书》记载，该县“洪武之初，编民十有四万也。自时厥后，旧志尚在丁口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余口，万历六年，则仅存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口”。

　　剩下的人也无法正常定居，许多人渐渐以乞讨为职业。他们“群趋于惰，兼之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岁之储。一遇灾荒，辄膏子女、弃故土而适他乡者，比比皆是”。“凤阳花鼓”随着这些逃荒者的足迹，传遍了大江南北而闻名全国。明末清初的魏裔介，曾在一首《秧歌行》里描写说：“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北风吹雪沙扑面，冬冬腰鼓自婆娑。衣衫褴缕帕在首，自言出门日已久。前年寿州无雨泽，今年泗州决河口……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却官租还种田。南来北往如飞燕，如此艰辛实可怜！”

　　凤阳农业经济因此告别一时的繁荣，重现萧条衰落之状。本来经过朱元璋的大力经营，凤阳府土地数量一度达到了四十万顷。至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1502），该府的耕地面积却回落到仅有六万一千二百六十三顷。从洪武二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不足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凤阳府的耕地面积竟减少了三十多万顷。“凤、淮土广人稀，加以水灾，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草莽”。曾任庐州知府和吏部尚书的张瀚对淮河流域的土地荒芜之状有过细致的一记述，在经过凤阳一带时，他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荒芜萧条之状：“尝往来淮、凤，一望皆红寥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间有耕者，又苦天泽不时，非旱即涝，盖雨多则横涝弥漫，无处归束；无雨则任其焦萎，救济无资，饥谨频仍，窘迫流徙，地广人稀，坐此故也。”直到今天，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既不及苏南富裕发达，也不如鲁中的蓬勃兴旺，同为沿海开发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当地生态环境在明代遭到了严重破坏。朱元璋当初做梦也想不到他的一片好心，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fsyl/yulu_2012042458299.html朱元璋的故乡凤阳古称钟离，是淮河流域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元代虽然升为濠州，但所辖不过四县。在全国政治布局中默默无闻。除了当王朝更替或南北分裂，淮河两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时在史籍中偶尔露一下面外，很少有人提到它。但朱元璋的发迹使凤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

　　早在吴元年收复濠州后，朱元璋马上升濠州为临濠府。为了配合兴建中都，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扩大濠州的领地，使临濠的领地由四县一下子扩展为九州十八县。洪武七年又更名为凤阳府，这一新府管辖亳州、颍州、太和、颍上、霍丘、寿州、怀远、蒙城、宿州、灵壁、天长、盱眙、泗州、虹县、五河、定远、凤阳和临淮等十八个州县，是一个跨淮河两岸，占地广大的行政区，政治地位大为提升。

　　开国不久，朱元璋又提出一个令大臣们十分震惊的计划：以老家凤阳为中都。理由是南京“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凤阳则离中原很近，而且“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之作为中都，可以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

　　除了一些淮西籍的功臣们赞同外，其他大臣们都面面相觑。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小地方定为中都，这实在有点太匪夷所思了吧？凤阳经济落后，又“平旷无险可守”，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定都之地。性格鲠直的刘基直接对定都凤阳表示反对，说：“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

　　然而朱元璋固执己见，大家也只好服从。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罗列论证了那么多，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

　　洪武二年（1369）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诏在临濠营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在朱元璋的设想中，自己的故乡将成为未来的正式首都，南京将降为陪都。朱元璋一贯做事节俭，这一次却倾全国之力，高标准严要求，调集百万民夫，选取最好的材料，要求把中都建造得异常雄壮华丽。

　　洪武八年（1375），工程基本完竣，朱元璋亲临凤阳验收工程质量，“验功赏劳”。在参观完这座美伦美奂的新都之后，朱元璋又做出了一个让全帝国惊掉下巴的重大决定：废弃中都！

　　原来，在这次验收中，朱元璋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因为劳动太苦，又不给工钱，那些被迫调来兴工的匠人心怀不满，实施了“厌胜法”，在宫殿的一些关键部位，埋下了一些咒符、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纸人等东西，据说这样将给居住者带来恶运。建筑已经完成，要想清理出这些镇物，除非全部拆除。朱元璋要把修造宫殿的所有几千名工匠全部杀掉（明史说他“将尽杀之”），工部尚书薜祥冒死进言，说只有木匠才能下镇物，铁匠和石匠没有责任，“活者千数”。然而凤阳因此不可能再成为首都了。

　　（二）

　　虽然没能成为首都，但做为龙兴之地，凤阳地位仍然非同寻常。

　　罢建中都之后的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于此设置中都留守司，所设正留守位高权重，“例以皇亲协守”，“勋臣非在戚里，不得与也”。此外，凤阳还设有察院巡按行台、河南按察兵备行台等政府机构及一系列皇陵祭祀机构，除此之外，凤阳还是江北四府三州的乡试之地。各类官员合计达一千四百人，各级吏员总数达数万。

　　朱元璋还以凤阳作为皇子的教育基地。“诸王之国，皆令诣辞皇陵而后行”，就藩之前先到凤阳忆苦思甜，成为明初“定例”。朱元璋还将凤阳用作囚禁犯罪宗室的地方。到明末为止此处共关押过一百一十六批皇族。

　　由于以上种种设施，经济文化本不发达、交通也并非十分方便的凤阳成为淮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一直有着重大影响。这一格局延续到明末，波及清代。

　　如何复兴凤阳这块“龙兴之乡”，保护好这块国家“根本重地”，让家乡的经济发展的快一点，让乡亲们生活得好一些，朱元璋没少费脑筋。经过深思熟虑，他为凤阳提供了一系列“特殊政策”。

　　（三）

　　第一条是大移民。

　　元至正二十六十四月在战争中抽空回乡探视，给朱元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深深为战争对家乡的破坏而震惊，后来他和大臣们聊起此行的感受说：“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此辈宁无怨嗟？”当时史书也记载：“两淮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萧条”，“长淮南北，悉为丘墟。”由于“民多逃亡，城野空虚”，大片土地荒芜。至洪武改元，凤阳府己是“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

　　据资料记载，在大明开国之际，凤阳县的本地居民仅有三千三百二十四户，不到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人。整个凤阳府人口不超过十三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五人。处处残垣，村村寥落，整个江淮之间“十室九虚”，简直是一片“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狱情景，这当然让朱元璋心中十分不舒服。

　　要复兴经济，首先得有劳动力，开国之后，为了迅速改变家乡面貌，朱元璋在凤阳组织了好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这是明代历史上，政府用行政手段移民数量最多的一次。除了这次外，比较大规模的还有从山西迁来的移民。洪武六年（1373）十月，“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山西北部诸地之人）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总计洪武年间的移民，达到六次之多，数字大概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这么庞大的数字这在明代移民史上乃至中国移民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除了普通移民外，凤阳还有庞大的驻军。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年间总计凤阳府各州县共驻军约为六十四千九百六十人，与家属合计，则有军籍移民十八点八万人。这样算来，洪武年间凤阳府接受的移民总数近四十八点八万人（其中民籍移民三十万，军籍移民十八点八万）。而我们前面提到，洪武之初，凤阳府人口不过十三万。外来移民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有余，共占移民后的凤阳府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

　　没多少人想到兔子不拉屎的凤阳来，朱元璋自有他的办法。洪武时人胡干在浙江人吴季可的墓志铭中提到这次移民。吴氏为浙江兰溪人，“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贫民无田者至中都凤阳养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皆有难色，独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体上德意，无以私废义。公临事有为，类多如此。”从这个记载，可见此次移民的强迫性和残酷性。

　　第二项政策是减免赋役。朱元璋建国之初，宣布减免凤阳、临淮二县土著十年徭赋。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再次读刘邦传，发现刘邦永免家乡的赋役。想想自己上次只免了老乡们十年，明显没有刘邦大方，于是再发谕旨：

　　凤阳实朕乡里，陵寝在焉。昔汉高皇帝丰县生，沛县长，后得了天下，免其丰、沛二县之民粮差。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凤阳府有福的来做我父母官，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永不课征。每日间雍雍熙熙吃酒，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结成义社，遵奉乡饮酒礼。

　　《明史》载朱元平普免故乡赋役，细细推敲这份圣旨，则朱元璋所免的，是“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的土著人口的赋役，并不包括后来的移民。

　　第三是兴修水利。兴修水利是一项全国性政策，但朱元璋对凤阳的水利建设情况却特别重视。早在洪武八年（1375），他就特别派两位侯爵康铎、俞春源来亲自抓凤阳水利建设。在朱元璋之后，历代帝王也以凤阳“皇业所基，祖陵所在，视他地方不同”，在兴修水利上特别重视。

　　第四是发展交通。朱元璋开辟了从凤阳到南京的驿道，设二十站。整治了“道狭而竣”的清流关，使凤阳的交通条件大大改善。

　　除了各项特殊政策外，朱元璋在此兴修大量工程，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中都罢建之后，朱元璋还在凤阳继续修建皇陵、十王四妃坟和龙兴寺等，工程浩大，动用人数众多。

　　在中都营建期间，朱元璋曾于洪武五年（1372）十一月“诏建公侯第宅于中都”。中都罢建之后，因为朱元璋鼓励开国元勋们退休回乡，所以公侯府第建设并没有停止。洪武十八年（1385）八月，朱元璋特赐给公侯每人钞一万锭、银五百两为买木雇工之用，“俾还乡建第宅”。一时凤阳数百里之间，“风云之彦，星罗棋布，于数百里间，王侯之家，甲第相望，冠盖如云……可谓盛矣”。大批淮西功臣来到凤阳居住，日常消费巨大，不可避免地带动了凤阳当地商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

　　朱元璋的特殊政策，确实收到了明显效果。凤阳人口大幅度增加，已经荒芜许久的凤阳土地又出现了“一郡桑麻翠如洗”的兴旺景象。很多荒田被开垦出来，土地数量达到了四十万顷。明代以税粮多少来划分府县等级，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十万石以上为中府，十万石以下为下府。洪武八年（1375），凤阳府在减免了很多税粮的基础上，岁收仍超过二十万石，又成为富庶繁华的上府。凤阳的临淮关“居民稠密，商贾辏集”，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

　　（四）

　　然而，谁也没能料到，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关爱，最终却给家乡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恶果。

　　凤阳的环境，在历代人口压力之下早已长期恶化。朱元璋的大移民，一时虽给农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如此巨量的移民一下子涌入，却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当时凤阳的土地，最好的部分已经被勋贵圈占，凤阳本地人又占据了中等土地，移民们所获，多是人们挑剩的低产土地。《凤阳新书》卷七说：“田上则者，归之军，归之功勋矣。中则者，土民括其一，佃户括其一，惟留下则处瘠，乃得以实编民之耕。”卷五又载，移民所获“皆山岗硗确，土石伴错，溪谷流水无有，山林薮泽无存”之地。

　　人口激增，陡然激化了当地的人地矛盾，在传统农作方式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地多平埠的淮河流域的粮食问题只能靠拓林开荒、围湖造田等粗放的农田扩展方式来解决。没有好地，山地附近的新来移民就上山毁林开荒，对山地的肆意开垦，很快造成了明显的水土流失，挟沙而下的水流，加剧了淮河流域水系生态环境的恶化。湖边的移民开始围湖垦田，不少湖泊陂塘被涸为田畴。这种活动表面上看增加了耕地，在短期内缓解了人地压力，实则使水利蓄泄失宜，破坏了当地生态的自我循环。

　　除此之外，修建中都、凤阳皇陵、泗州祖陵及勋贵府第等一系列建筑，不可避免地要开采附近山区的大量山林，用于燃料供给和建材。明初《明会典》明确地说：“初供应柴炭，悉于沿江庐州（合肥）”，说明明初在营建中都和南京时对大别山区的林木进行了大规模的采伐，使许多山变成了荒山秃岭。

　　最要命的是，为了保护祖陵风水，人们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生态循环。

　　位于洪泽湖畔的泗州是明祖陵所在地。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埋在这里。由于害怕洪水淹没祖陵，导致“王气中泄”，所以自明中期淮患日益严重之后，明政府定下了这样的治水策略：“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也就是第一是祖陵，第二要保证向北京运送粮食的航道，最后才是老百姓：“淮域较运道，则运道重。以运道较祖陵，则祖陵尤重。”于是明政府经常不顾民生而决高家堰放水，人为降低洪泽湖水位以护陵。它暂时减轻淮河对祖陵的威胁，但使得附近河道极为混乱，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有明一朝，凤阳周围渐渐变成荒山秃岭，森林损毁殆尽，湖泊淤塞，淮河则经常泛滥，水患频仍，两岸百姓民不聊生，“地力既尽，元气日销，天灾流行，人事屡变”。凤阳由此十年更有九年荒。“雨三日则沛泽，极目垮洼，泥淖不可耕耘。稍亢阳又为焦土”。据《凤阳新书》记载，自万历十七年至泰昌二年（1589—1621），凤阳共发生旱涝灾害六次，平均五年多一次。这只是将灾害影响较大的计算在内。如果算上一般的灾害，则“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至明末更是“十余年来无岁不灾，无灾不重”。淮北地区这块著名的水稻产区，土质越来越差，到了清代，这一地区的地方志中，出现了许多“不宜稻产”的记录，由原本种植水稻改变为种植小麦。

　　当初朱元璋强制迁来的移民的后代，在一次次灾荒中不断逃亡他乡。比如明景泰三年（1452），凤阳府等处发生涝灾，“田禾无收，积年在彼逃民，俱各转徙，赴济宁、临清各处趁食，动以万计”。成化八年（1472），“江淮南北，民多流亡”。凤阳的人口，在明中期以后迅速减少。据《凤阳新书》记载，该县“洪武之初，编民十有四万也。自时厥后，旧志尚在丁口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余口，万历六年，则仅存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口”。

　　剩下的人也无法正常定居，许多人渐渐以乞讨为职业。他们“群趋于惰，兼之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岁之储。一遇灾荒，辄膏子女、弃故土而适他乡者，比比皆是”。“凤阳花鼓”随着这些逃荒者的足迹，传遍了大江南北而闻名全国。明末清初的魏裔介，曾在一首《秧歌行》里描写说：“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北风吹雪沙扑面，冬冬腰鼓自婆娑。衣衫褴缕帕在首，自言出门日已久。前年寿州无雨泽，今年泗州决河口……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却官租还种田。南来北往如飞燕，如此艰辛实可怜！”

　　凤阳农业经济因此告别一时的繁荣，重现萧条衰落之状。本来经过朱元璋的大力经营，凤阳府土地数量一度达到了四十万顷。至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1502），该府的耕地面积却回落到仅有六万一千二百六十三顷。从洪武二十六年至弘治十五年不足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凤阳府的耕地面积竟减少了三十多万顷。“凤、淮土广人稀，加以水灾，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草莽”。曾任庐州知府和吏部尚书的张瀚对淮河流域的土地荒芜之状有过细致的一记述，在经过凤阳一带时，他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荒芜萧条之状：“尝往来淮、凤，一望皆红寥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间有耕者，又苦天泽不时，非旱即涝，盖雨多则横涝弥漫，无处归束；无雨则任其焦萎，救济无资，饥谨频仍，窘迫流徙，地广人稀，坐此故也。”直到今天，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既不及苏南富裕发达，也不如鲁中的蓬勃兴旺，同为沿海开发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当地生态环境在明代遭到了严重破坏。朱元璋当初做梦也想不到他的一片好心，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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