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在行动

一、成立特科
1、周恩来秘密到上海  
1927年10月初，正在香港治疗恶性疟疾的周恩来接到隐藏在上海租界中共中央送来的急信，要求他务必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重要事情。于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的周恩来在专人护送下，从九龙深水埗乘轮船辗转北上，秘密到达上海。

万里长江，滔滔东去。
1927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一艘桅杆上端悬挂着“米”字国旗英国大货船拖着沉重的身躯，汽笛一声长鸣，缓缓地驶离了戒备森严的武汉码头，船头向东，直向下游的上海港驶去。
这艘大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管辖，专营武汉至上海之间长江水路，主要拖运木头等货物。
在当时，洋人的轮船享受至高特权，就像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一样，想在哪港口停泊就在哪港口停泊，爱怎么航行就怎么航行，国民党交通水运部门根本管不了，也不敢管。
轮船航行中或停靠港口后，没有事先通知，或洋人不同意，国民党军警宪特或交通水运部门是不敢随意上船搜查。所以，中国的大江大河，只要桅杆上插着外国国旗，轮船就畅通无阻，任何人也不得靠近，更不能随便上船。
按照货船行驶要求，不允许搭载旅客。但要求是一回事情，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船员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纷纷私下拉旅客，揽生意，从中谋利，这是公开秘密。就是看到陌生人上船，也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心中有数，很少说出来。
此艘大货船在汉口港起航前，有几个站在甲板上的船员看到舵手陈某又带着几个年轻旅客，沿着舷梯向上走来，每个旅客连拖带拽吃力地把大包行李弄到船上后，又悄悄地走进货舱里。
这些陌生人从穿戴上来看好像是做生意人的模佯，大都衣衫整齐，文质彬彬，有的还戴着眼镜，虽然搬运行李时脸上涌出了少许汗水，但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上船后，都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从不到甲板上，更不与外人说话。
细心的船员还发现，自从今年四月份以来，大货船只要从上海港起航，陈某每次都要带着几个据说是亲友及大批行李上船，都到汉口港下船。这种做法，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
可到了九月下旬，每当大货船离开汉口港时，陈某又开始带着一些陌生年轻人携带大包小包上船，都到上海港下船。
船员们站在高高的甲板上，手扶着铁拦杆，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开了：
“陈舵手最近又开始‘捎黄鱼’（船员私带乘客捞财钱）了，看来又要发财了！”一个船员羡慕地说。
“是啊，还是阿陈有办法，如今的社会只有像他这样的会赚钱的人，小日子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另一个船员感叹地回应着。
“今后我也要向阿陈这样做，不管是什么人想上船，我就让他来，捞点抽香烟钱也是好的吧！”一个船员叹了口气说。
“如今的局势很紧张，蒋介石和汪精卫到处在抓共产党，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第一个说话的船员向四周望了望提醒地说。
“老子眼睛里只认钱，只要有人肯给我钱，我就敢带他们上船，他就是共产党，老了也不怕！”第二个说话的船员瞪着眼睛大声地说。
行船的人都知道，货船上舵手的地位是较高的，虽然不能与船长、大副等高级船员相比，但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说话也是有一定份量的，行船时带上几位亲友上船并非难事，谁没有三朋四友？
大货船航行在长江上，顺流而下，高速东进。有时偶尔遇到在江面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没有减速，更没有停下来。
巡逻艇见大货船上飘扬的是“米”字旗，知道是英国货轮，谁也不敢上前拦船搜查，就像是没有见到一样，匆匆地从大货船旁边疾驶而过。
长江沿岸的各个大小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特务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稍有怀疑，就蜂涌上船进行搜查，还把阴冷的目光紧盯着刚走下船来的每一张脸孔，妄图寻找到自己的猎物。码头上到处张贴着悬赏抓捕共产党人的通缉令，上面有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
大货船这次拖运的是大木头，所有大木头都露天放在船舱里，没有用油布遮盖起来，岸上的人远远地就能望到船上的贷物。大货船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一路畅通无阻地向上海驶去。
让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做梦都想抓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每次就藏身于这艘大货船上，将中共中央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等，收藏在大行李包里面，安全地带到目的地。
这位陈舵手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所驾驶的这艘大货船便成了在紧急情况下，中共中央往返于上海与武汉之间的秘密交通工具。
中共中央为什么匆匆从上海迁往武汉，几个月后又迁回上海？这里是有深刻原因的。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隐藏在租界里的中共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了，部分人员乘坐这艘大货船迅速分批撤往武汉。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仍在上海没来参加会议的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5月下旬，周恩来也坐上了这艘大货船离开上海秘密到达武汉。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
此时，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引起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必须了解敌人，才能战胜敌人。
周恩来来汉后，立即在军事部（或称“中央军委”）增设了特务科，科长顾顺章，地点在汉口友益街（今红旗路）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石库门式的房子，共设四个股：
保卫股：负责保卫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八位重要领导人及苏联顾问团的安全，其中保卫苏联顾问鲍罗延的人就有六十人之多，所有的人都穿一身三个口袋的学生装。股长李剑如。
情报股：先后获得了宁汉合流、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等很多重要情报。股长董醒吾，外号董胖子。
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内奸，兼完成中共中央交给的特殊事情。开始仅有三个人，后临时借调几个人。股长先为张浩，后为李强。
匪运股：主要任务就是收编称作“土匪”的民间武装。股长胡步三。
设立特务科，开展情报活动，建立保卫工作，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创举。由于有了这样的特务组织，对粉碎敌人的反共阴谋，防止反革命政变，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为在上海等地开展隐蔽斗争，保卫地下党组织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培养了大批情报干部。
到了9月21日，随着中共中央迁回上海，特务科奉命撤销，前前后后存在约4个月时间，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也为11月份在上海成立的中央特科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仓促迁到武汉后还没有站稳脚根，汪精卫在7月15日召开了“分共”会议，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武汉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来到江西九江。27日，秘密到达南昌，决定在8月1日举行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成功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起义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的预定方针，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城。
此时，武汉斗争形势十分险恶，中共中央到底是留下还是迁走，成为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汉口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了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参加会议代表二十二人，由于当时斗争环境极为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8月9日，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汉口德林公寓召开秘密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迁移问题。原则确定：若湖南、湖北暴动无大进展，就迁往上海，等南昌起义在广东站住脚再迁往广东。21日，中央政治局还派遣戴琨先赴上海，租赁房屋，着手建立中央机关。
从9月底开始，中央政治局三个常委先后离汉去沪：9月28日，苏兆征前往上海；10月1日，瞿秋白离开武汉；10月9日，李维汉抵达上海。与此同时，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分乘不同交通工具，其中也有部分人隐藏在这艘货轮上，秘密转移去上海。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为了维护其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发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
在《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开列了一百九十三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名单，叫嚣要从严拿办。
在《处置共产党首要分子通告》中宣称：“中国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由就近军警分别看管监视，听候处分。其有叛乱行为业已昭著者，系属内乱罪犯，应依法惩办。” “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到处都容易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其样式设计的涵义，在字面上倒也颇为动听：
“青”的颜色表示光明灿烂的青天，是指示人们要有磊落光明、崇高伟大的人格和志气；青色象征自由。
“白”的颜色表示光明、坦白、无私的白日，是指示人们要有光明洁白、毫无污点的心地和思想；白色象征平等。
“红”的颜色表示国家乃由无数革命先烈们的热血所染成，是指示人们要有热烈牺牲奋斗的精神；红色象征博爱。
“十二道光芒”代表光华四射，普照全球，并象征每天十二个时辰，每年十二个月，表示着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的精神。
“自由”、“平等”、“博爱”，多么美妙动人的词汇，但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面旗帜却成了白色恐怖的象征：
在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地方，蒋介石对争取自由民主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镇压，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为什么中共中央在短短的五个月的时间里，先从上海迁到武汉，又再次迁回上海呢？
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居民籍贯遍及全国各省，流动人口多，交通便利，空余住房多，环境特殊，有利于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同时，上海又是全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大革命时期有较好的工作基础，过去中共中央长期设在上海，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帝国主义列强的租界，华洋杂居，人口众多而复杂，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内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这些就为设立中共中央提供了很多便利。
在租界区，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租界巡捕房抓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引渡”后才能带走，不能随便提走。
租界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的“国中之国”。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英美租界）的“政府”叫做“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又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上海外侨义勇队”，还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监狱。
租界的警察局叫做巡捕房，隶属于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警务处。公共租界设有中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据1937年统计，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六千多人，每年所花经费经常占工部局全年预算的近一半。
巡捕房下设政治处，政治处下面有社会股、外事股、查缉股、文书股、译报室、特务班、物价管理处、司法警察等八个单位，其中除物价管理处外，皆与情报有关。
法租界设有中央等六个巡捕房。据1936年统计，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二千多人，所花经费经常占公董局预算的三分之一。
公共租界的巡捕和侦探中有英国人、美国人，他们大多是各级头目。经常在街头路口巡逻的多是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
法租界内巡捕和侦探多为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越南人），当时的上海人多这样称呼他们。
不过，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大多数巡埔、侦探还是中国人。
租界的法庭最初叫领事法庭，后来又出现所谓“会审公廨”，民国年间，又成立所谓“特种法院”。这些法庭名义上由中国当局和租界当局共同主持，但实际上却成为工部局或公董局的附属机构，既不受中国政府当局管辖，也不适用中国法律。   
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后，就藏身在各租界里。但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摆在了中共高层领导人面前：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
中共中央的威胁来自内外二个方面：
外的方面，就是指各种反动势力。上海是中外反动势力麇集的重要地区，自从1927年以来，白色恐怖极为严酷。在各租界，帝国主义的军队、巡捕和侦探等骄横跋扈，同中国的反动势力合伙镇压革命活动；在华界，国民党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等暴戾恣睢，疯狂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与进步志士；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三教九流反动帮会势力，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又是外国侵略者的鹰犬，黑手伸到社会各个角落，无恶不作。上述三种罪恶势力的猖狂进攻，严重威胁着中共中央的安全。
内的方面，就是指叛徒内奸。这是严重影响中共中央生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些怀有不良动机混入中共党内的人，在挫折和失败的时候，特别是在生与死考验面前，面对敌人的严刑威逼，丧失了革命立场，自首变节，叛党投敌，混入革命队伍中，成为国内外敌人破坏革命，危害中共中央安全的最凶恶帮凶，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例如，由于叛徒出卖，7月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后惨死在敌人屠刀下；7月19日，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被捕后英勇牺牲。大革命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而牺牲的共产党人不计其数。
国民党上海当局很快得知中共中央迁回上海的情报，于是全部出动，全力搜捕。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巡逻骑警疾驰在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犹如一阵雷呜；全市大大小小旅馆都受到仔细的搜查，旅客们人人自危；车站码头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大网，企图将立足未稳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面对严峻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共中央必须迅速建立一个情报机构和保卫力量，才能在上海滩站稳脚跟，有效地领导中国革命。否则，就会因没有武装保护而处处遇险逢恶，难以正常运转。
1927年11月，初冬之季的上海花木枯萎，黄叶飘零，不时有阵阵冷风袭来，使人感觉到冬季快要来了。大自然的萧条景象和人世间的白色恐怖交织一起，笼罩着这座东方大都市。
敌人的红皮钢甲囚车四处出动，凄厉的警笛声在夜空里传的很远，令人久久不敢入睡。一队队巡捕、警探以鹰隼般的目光四下搜寻，到处抓捕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其他革命人士。　　
就在这个重要时期，一个引起敌我双方都十分关注的重要人物秘密来到上海，他就是伍豪。
伍豪者，周恩来也！党内不少人知道，伍豪、少山、冠生、大美、胡公等都是周恩来在隐蔽战线的化名。
　　此时的周恩来大病刚愈，脸色碧青，憔悴不堪，他怎么会生病呢？为什么又抱着病体前来上海呢？
10月3日，南昌起义部队在撤退到广东省普宁县（今普宁市）流沙，遭国民党军队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
此时，周恩来不幸患上恶性疟疾，高烧至四十度，持续的高烧折磨得周恩来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几天下来，人都消瘦多了，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只好睡在担架上让别人抬着随部队一起行走。
就是在此种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带病主持了一次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起义军领导成员参加的一次决策性会议，决定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一千三百余人进入彭湃创建的海陆丰根据地，非武装人员就地分散。
高烧刚退下，周恩来就从担架上坐起来说：“你们把担架放下，我要走路。”
“恩来同志，你高烧几天没有吃饭了，身体还很虚弱，还是让别人抬着你走吧，等身体好了再走路也不迟啊。”走在身边有聂荣臻轻声地劝说。
周恩来一只脚已落地说：“我已经全好了，走路是没有问题的。”说完就踉跄地向前走了几步，差一点摔倒。
聂荣臻见后大吃一惊，快步向前，双手抱住周恩来的腰说：“你要是摔伤了怎么办？邓大姐更会责怪我的。”
周恩来双脚站在地上说：“战斗这样紧张，我再也不能要别人抬着走了，我要自己走路。”
聂荣臻见状只好叫来了两个身体强壮的战士，一左一右，紧紧地架住周恩来的两条胳膊慢慢地向前走去，自己则紧随其后。
战斗很激烈，起义的队伍也被敌人打散了，这时守在周恩来身边的只有叶挺和聂荣臻二人。
他们都是外地人，根本听不懂当地方言，又不认识路，三个人只有叶挺带着一支小手枪，如果再遇到敌人就很危险了。
正在他们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幸好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杨就把三人安置在一户党员家中，还为周恩来请来了当地的医生治病。
周恩来治疗了十多天，身体有了很大好转。不久，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杨石魂弄来了一条小船，他们同乘小船漂向香港。
这条船很小，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就把小船挤得满满的。因为周恩来身体刚好，就被安排睡在船舱里后，舱里再也睡不下第二个人，另外几个人只好挤在船头和船尾的舱面上。
船行驶后，江面上就起风了，风大浪高，小船摇晃得很厉害，众人睡不安坐不稳。开始几个人还能手拉手，避免落入水中。后来，风越刮越大，浪越打越高，聂荣臻干脆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跌入海里去。叶挺就趴在舱面上，双手紧抓船板。
就这样，众人与风浪进行顽强搏斗，在茫茫大海里颠簸二天一夜，终于来到了香港。
由于一路劳累，周恩来刚转好的身体，到达香港后疾病复发了。当地党组织请来了医生，经半个多月的治疗，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才有所好转。
这时，中共南方局并广东省委接到了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写来的急信，要求周恩来务必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
于是，周恩来便拖着刚好的病体，在专人护送下，从九龙深水埗乘轮船辗转北上，秘密前往上海。
　　中共中央得知周恩来即将来沪的情报后，专门派出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带人前往码头迎接。
顾顺章站在岸边，眯着双眼看到江面，若有所思，便点燃了一支烟，刚吸了一口，忽然听到一阵“呜！呜！呜”的汽笛声，只见又一艘客轮靠岸了。
顾顺章看了一眼轮船上的舷号，知道周恩来就乘坐此船上，就扔掉手中的香烟，低声地对身边几个人说：“准备接人！”
旅客们各自带着行李蜂涌走出了船舱，通过舷梯下了船，通过石码头，与前来迎接人亲友见面。
顾顺章参与领导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又担任过特务科科长，对周恩来很熟悉。他最先见到周恩来出现在码头上：中等身材，脸庞清瘦，浓眉剑竖，双目有神，略显疲惫，手提一只皮箱子。
顾顺章穿过人群，赶紧迎了上去，热情地接过皮箱子，悄悄地说：“表哥，我们可把你等到了，家里人可想你了！”
周恩来脸上露出微笑说：“我也很想家里人，家里一切都还好吧！”
“都好，就等你回来了。”
不一会儿，顾顺章把周恩来引上一辆福特轿车。轿车立即发动，离开了码头，很快消失了。
轿车里，顾顺章兴奋地说：“周部长，你来了就好了，你就带领我们狠狠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这些狗日的！”
周恩来看了一眼顾顺章说：“顺章同志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仅依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大家一条心才能取得胜利。”   
顾顺章平时目无一切的，但对周恩来却是很尊重，别人的话他可以不听，但只要是周恩来所说的话，也能听进的。
“还是周部长说的对。”
周恩来继续说：“你身上担子也是很重的，既要负责中共中央安全，还要募集活动经费，你辛苦了。”
“为了革命嘛，再苦也不累的。”
当轿车经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路线时，周恩来望着窗外熟悉的道路略有所思地说：“上海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斗争的形势变了，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已经看不到了。”
     “周部长，我就喜欢带领成千上万名工人走在大街上游行示威，那样才叫革命，那样才过瘾。”
周恩来转过脸对顾顺章说：“顺章同志，革命斗争需要游行示威，但这只是一种斗争的形式，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你看国民党反动派多嚣张，我们有很多同志被他们杀害了，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少了。”
周恩来脸色沉重地说：“是的，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我们有很多同志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要拿起枪来，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
“他们能杀我们的人，我们也要杀他们，要把他们全杀光，为我们牺牲的同志报仇。”
周恩来坚决地说：“这个仇是要报的！”
轿车很快消失在公共租界里。


一、成立特科
1、周恩来秘密到上海  
1927年10月初，正在香港治疗恶性疟疾的周恩来接到隐藏在上海租界中共中央送来的急信，要求他务必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重要事情。于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的周恩来在专人护送下，从九龙深水埗乘轮船辗转北上，秘密到达上海。

万里长江，滔滔东去。
1927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一艘桅杆上端悬挂着“米”字国旗英国大货船拖着沉重的身躯，汽笛一声长鸣，缓缓地驶离了戒备森严的武汉码头，船头向东，直向下游的上海港驶去。
这艘大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管辖，专营武汉至上海之间长江水路，主要拖运木头等货物。
在当时，洋人的轮船享受至高特权，就像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一样，想在哪港口停泊就在哪港口停泊，爱怎么航行就怎么航行，国民党交通水运部门根本管不了，也不敢管。
轮船航行中或停靠港口后，没有事先通知，或洋人不同意，国民党军警宪特或交通水运部门是不敢随意上船搜查。所以，中国的大江大河，只要桅杆上插着外国国旗，轮船就畅通无阻，任何人也不得靠近，更不能随便上船。
按照货船行驶要求，不允许搭载旅客。但要求是一回事情，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船员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纷纷私下拉旅客，揽生意，从中谋利，这是公开秘密。就是看到陌生人上船，也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心中有数，很少说出来。
此艘大货船在汉口港起航前，有几个站在甲板上的船员看到舵手陈某又带着几个年轻旅客，沿着舷梯向上走来，每个旅客连拖带拽吃力地把大包行李弄到船上后，又悄悄地走进货舱里。
这些陌生人从穿戴上来看好像是做生意人的模佯，大都衣衫整齐，文质彬彬，有的还戴着眼镜，虽然搬运行李时脸上涌出了少许汗水，但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上船后，都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从不到甲板上，更不与外人说话。
细心的船员还发现，自从今年四月份以来，大货船只要从上海港起航，陈某每次都要带着几个据说是亲友及大批行李上船，都到汉口港下船。这种做法，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
可到了九月下旬，每当大货船离开汉口港时，陈某又开始带着一些陌生年轻人携带大包小包上船，都到上海港下船。
船员们站在高高的甲板上，手扶着铁拦杆，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开了：
“陈舵手最近又开始‘捎黄鱼’（船员私带乘客捞财钱）了，看来又要发财了！”一个船员羡慕地说。
“是啊，还是阿陈有办法，如今的社会只有像他这样的会赚钱的人，小日子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另一个船员感叹地回应着。
“今后我也要向阿陈这样做，不管是什么人想上船，我就让他来，捞点抽香烟钱也是好的吧！”一个船员叹了口气说。
“如今的局势很紧张，蒋介石和汪精卫到处在抓共产党，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好。”第一个说话的船员向四周望了望提醒地说。
“老子眼睛里只认钱，只要有人肯给我钱，我就敢带他们上船，他就是共产党，老了也不怕！”第二个说话的船员瞪着眼睛大声地说。
行船的人都知道，货船上舵手的地位是较高的，虽然不能与船长、大副等高级船员相比，但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说话也是有一定份量的，行船时带上几位亲友上船并非难事，谁没有三朋四友？
大货船航行在长江上，顺流而下，高速东进。有时偶尔遇到在江面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没有减速，更没有停下来。
巡逻艇见大货船上飘扬的是“米”字旗，知道是英国货轮，谁也不敢上前拦船搜查，就像是没有见到一样，匆匆地从大货船旁边疾驶而过。
长江沿岸的各个大小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特务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稍有怀疑，就蜂涌上船进行搜查，还把阴冷的目光紧盯着刚走下船来的每一张脸孔，妄图寻找到自己的猎物。码头上到处张贴着悬赏抓捕共产党人的通缉令，上面有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
大货船这次拖运的是大木头，所有大木头都露天放在船舱里，没有用油布遮盖起来，岸上的人远远地就能望到船上的贷物。大货船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一路畅通无阻地向上海驶去。
让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做梦都想抓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每次就藏身于这艘大货船上，将中共中央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等，收藏在大行李包里面，安全地带到目的地。
这位陈舵手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所驾驶的这艘大货船便成了在紧急情况下，中共中央往返于上海与武汉之间的秘密交通工具。
中共中央为什么匆匆从上海迁往武汉，几个月后又迁回上海？这里是有深刻原因的。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隐藏在租界里的中共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了，部分人员乘坐这艘大货船迅速分批撤往武汉。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仍在上海没来参加会议的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5月下旬，周恩来也坐上了这艘大货船离开上海秘密到达武汉。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
此时，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引起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必须了解敌人，才能战胜敌人。
周恩来来汉后，立即在军事部（或称“中央军委”）增设了特务科，科长顾顺章，地点在汉口友益街（今红旗路）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石库门式的房子，共设四个股：
保卫股：负责保卫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八位重要领导人及苏联顾问团的安全，其中保卫苏联顾问鲍罗延的人就有六十人之多，所有的人都穿一身三个口袋的学生装。股长李剑如。
情报股：先后获得了宁汉合流、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等很多重要情报。股长董醒吾，外号董胖子。
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内奸，兼完成中共中央交给的特殊事情。开始仅有三个人，后临时借调几个人。股长先为张浩，后为李强。
匪运股：主要任务就是收编称作“土匪”的民间武装。股长胡步三。
设立特务科，开展情报活动，建立保卫工作，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创举。由于有了这样的特务组织，对粉碎敌人的反共阴谋，防止反革命政变，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为在上海等地开展隐蔽斗争，保卫地下党组织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培养了大批情报干部。
到了9月21日，随着中共中央迁回上海，特务科奉命撤销，前前后后存在约4个月时间，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也为11月份在上海成立的中央特科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仓促迁到武汉后还没有站稳脚根，汪精卫在7月15日召开了“分共”会议，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夭折了，武汉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来到江西九江。27日，秘密到达南昌，决定在8月1日举行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成功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起义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的预定方针，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城。
此时，武汉斗争形势十分险恶，中共中央到底是留下还是迁走，成为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汉口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了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参加会议代表二十二人，由于当时斗争环境极为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8月9日，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汉口德林公寓召开秘密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迁移问题。原则确定：若湖南、湖北暴动无大进展，就迁往上海，等南昌起义在广东站住脚再迁往广东。21日，中央政治局还派遣戴琨先赴上海，租赁房屋，着手建立中央机关。
从9月底开始，中央政治局三个常委先后离汉去沪：9月28日，苏兆征前往上海；10月1日，瞿秋白离开武汉；10月9日，李维汉抵达上海。与此同时，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分乘不同交通工具，其中也有部分人隐藏在这艘货轮上，秘密转移去上海。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为了维护其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发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
在《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开列了一百九十三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名单，叫嚣要从严拿办。
在《处置共产党首要分子通告》中宣称：“中国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由就近军警分别看管监视，听候处分。其有叛乱行为业已昭著者，系属内乱罪犯，应依法惩办。” “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到处都容易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其样式设计的涵义，在字面上倒也颇为动听：
“青”的颜色表示光明灿烂的青天，是指示人们要有磊落光明、崇高伟大的人格和志气；青色象征自由。
“白”的颜色表示光明、坦白、无私的白日，是指示人们要有光明洁白、毫无污点的心地和思想；白色象征平等。
“红”的颜色表示国家乃由无数革命先烈们的热血所染成，是指示人们要有热烈牺牲奋斗的精神；红色象征博爱。
“十二道光芒”代表光华四射，普照全球，并象征每天十二个时辰，每年十二个月，表示着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的精神。
“自由”、“平等”、“博爱”，多么美妙动人的词汇，但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面旗帜却成了白色恐怖的象征：
在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地方，蒋介石对争取自由民主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镇压，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为什么中共中央在短短的五个月的时间里，先从上海迁到武汉，又再次迁回上海呢？
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居民籍贯遍及全国各省，流动人口多，交通便利，空余住房多，环境特殊，有利于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同时，上海又是全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大革命时期有较好的工作基础，过去中共中央长期设在上海，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帝国主义列强的租界，华洋杂居，人口众多而复杂，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内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这些就为设立中共中央提供了很多便利。
在租界区，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租界巡捕房抓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引渡”后才能带走，不能随便提走。
租界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的“国中之国”。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英美租界）的“政府”叫做“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又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上海外侨义勇队”，还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监狱。
租界的警察局叫做巡捕房，隶属于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警务处。公共租界设有中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据1937年统计，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六千多人，每年所花经费经常占工部局全年预算的近一半。
巡捕房下设政治处，政治处下面有社会股、外事股、查缉股、文书股、译报室、特务班、物价管理处、司法警察等八个单位，其中除物价管理处外，皆与情报有关。
法租界设有中央等六个巡捕房。据1936年统计，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二千多人，所花经费经常占公董局预算的三分之一。
公共租界的巡捕和侦探中有英国人、美国人，他们大多是各级头目。经常在街头路口巡逻的多是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
法租界内巡捕和侦探多为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越南人），当时的上海人多这样称呼他们。
不过，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大多数巡埔、侦探还是中国人。
租界的法庭最初叫领事法庭，后来又出现所谓“会审公廨”，民国年间，又成立所谓“特种法院”。这些法庭名义上由中国当局和租界当局共同主持，但实际上却成为工部局或公董局的附属机构，既不受中国政府当局管辖，也不适用中国法律。   
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后，就藏身在各租界里。但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摆在了中共高层领导人面前：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
中共中央的威胁来自内外二个方面：
外的方面，就是指各种反动势力。上海是中外反动势力麇集的重要地区，自从1927年以来，白色恐怖极为严酷。在各租界，帝国主义的军队、巡捕和侦探等骄横跋扈，同中国的反动势力合伙镇压革命活动；在华界，国民党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等暴戾恣睢，疯狂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与进步志士；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三教九流反动帮会势力，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又是外国侵略者的鹰犬，黑手伸到社会各个角落，无恶不作。上述三种罪恶势力的猖狂进攻，严重威胁着中共中央的安全。
内的方面，就是指叛徒内奸。这是严重影响中共中央生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些怀有不良动机混入中共党内的人，在挫折和失败的时候，特别是在生与死考验面前，面对敌人的严刑威逼，丧失了革命立场，自首变节，叛党投敌，混入革命队伍中，成为国内外敌人破坏革命，危害中共中央安全的最凶恶帮凶，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例如，由于叛徒出卖，7月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后惨死在敌人屠刀下；7月19日，代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被捕后英勇牺牲。大革命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而牺牲的共产党人不计其数。
国民党上海当局很快得知中共中央迁回上海的情报，于是全部出动，全力搜捕。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巡逻骑警疾驰在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犹如一阵雷呜；全市大大小小旅馆都受到仔细的搜查，旅客们人人自危；车站码头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大网，企图将立足未稳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面对严峻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共中央必须迅速建立一个情报机构和保卫力量，才能在上海滩站稳脚跟，有效地领导中国革命。否则，就会因没有武装保护而处处遇险逢恶，难以正常运转。
1927年11月，初冬之季的上海花木枯萎，黄叶飘零，不时有阵阵冷风袭来，使人感觉到冬季快要来了。大自然的萧条景象和人世间的白色恐怖交织一起，笼罩着这座东方大都市。
敌人的红皮钢甲囚车四处出动，凄厉的警笛声在夜空里传的很远，令人久久不敢入睡。一队队巡捕、警探以鹰隼般的目光四下搜寻，到处抓捕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其他革命人士。　　
就在这个重要时期，一个引起敌我双方都十分关注的重要人物秘密来到上海，他就是伍豪。
伍豪者，周恩来也！党内不少人知道，伍豪、少山、冠生、大美、胡公等都是周恩来在隐蔽战线的化名。
　　此时的周恩来大病刚愈，脸色碧青，憔悴不堪，他怎么会生病呢？为什么又抱着病体前来上海呢？
10月3日，南昌起义部队在撤退到广东省普宁县（今普宁市）流沙，遭国民党军队截击，激战不胜，部队大部溃散。
此时，周恩来不幸患上恶性疟疾，高烧至四十度，持续的高烧折磨得周恩来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几天下来，人都消瘦多了，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只好睡在担架上让别人抬着随部队一起行走。
就是在此种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带病主持了一次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起义军领导成员参加的一次决策性会议，决定起义军领导人分散转移，余部一千三百余人进入彭湃创建的海陆丰根据地，非武装人员就地分散。
高烧刚退下，周恩来就从担架上坐起来说：“你们把担架放下，我要走路。”
“恩来同志，你高烧几天没有吃饭了，身体还很虚弱，还是让别人抬着你走吧，等身体好了再走路也不迟啊。”走在身边有聂荣臻轻声地劝说。
周恩来一只脚已落地说：“我已经全好了，走路是没有问题的。”说完就踉跄地向前走了几步，差一点摔倒。
聂荣臻见后大吃一惊，快步向前，双手抱住周恩来的腰说：“你要是摔伤了怎么办？邓大姐更会责怪我的。”
周恩来双脚站在地上说：“战斗这样紧张，我再也不能要别人抬着走了，我要自己走路。”
聂荣臻见状只好叫来了两个身体强壮的战士，一左一右，紧紧地架住周恩来的两条胳膊慢慢地向前走去，自己则紧随其后。
战斗很激烈，起义的队伍也被敌人打散了，这时守在周恩来身边的只有叶挺和聂荣臻二人。
他们都是外地人，根本听不懂当地方言，又不认识路，三个人只有叶挺带着一支小手枪，如果再遇到敌人就很危险了。
正在他们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幸好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杨就把三人安置在一户党员家中，还为周恩来请来了当地的医生治病。
周恩来治疗了十多天，身体有了很大好转。不久，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杨石魂弄来了一条小船，他们同乘小船漂向香港。
这条船很小，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就把小船挤得满满的。因为周恩来身体刚好，就被安排睡在船舱里后，舱里再也睡不下第二个人，另外几个人只好挤在船头和船尾的舱面上。
船行驶后，江面上就起风了，风大浪高，小船摇晃得很厉害，众人睡不安坐不稳。开始几个人还能手拉手，避免落入水中。后来，风越刮越大，浪越打越高，聂荣臻干脆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跌入海里去。叶挺就趴在舱面上，双手紧抓船板。
就这样，众人与风浪进行顽强搏斗，在茫茫大海里颠簸二天一夜，终于来到了香港。
由于一路劳累，周恩来刚转好的身体，到达香港后疾病复发了。当地党组织请来了医生，经半个多月的治疗，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才有所好转。
这时，中共南方局并广东省委接到了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写来的急信，要求周恩来务必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
于是，周恩来便拖着刚好的病体，在专人护送下，从九龙深水埗乘轮船辗转北上，秘密前往上海。
　　中共中央得知周恩来即将来沪的情报后，专门派出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带人前往码头迎接。
顾顺章站在岸边，眯着双眼看到江面，若有所思，便点燃了一支烟，刚吸了一口，忽然听到一阵“呜！呜！呜”的汽笛声，只见又一艘客轮靠岸了。
顾顺章看了一眼轮船上的舷号，知道周恩来就乘坐此船上，就扔掉手中的香烟，低声地对身边几个人说：“准备接人！”
旅客们各自带着行李蜂涌走出了船舱，通过舷梯下了船，通过石码头，与前来迎接人亲友见面。
顾顺章参与领导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又担任过特务科科长，对周恩来很熟悉。他最先见到周恩来出现在码头上：中等身材，脸庞清瘦，浓眉剑竖，双目有神，略显疲惫，手提一只皮箱子。
顾顺章穿过人群，赶紧迎了上去，热情地接过皮箱子，悄悄地说：“表哥，我们可把你等到了，家里人可想你了！”
周恩来脸上露出微笑说：“我也很想家里人，家里一切都还好吧！”
“都好，就等你回来了。”
不一会儿，顾顺章把周恩来引上一辆福特轿车。轿车立即发动，离开了码头，很快消失了。
轿车里，顾顺章兴奋地说：“周部长，你来了就好了，你就带领我们狠狠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这些狗日的！”
周恩来看了一眼顾顺章说：“顺章同志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仅依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大家一条心才能取得胜利。”   
顾顺章平时目无一切的，但对周恩来却是很尊重，别人的话他可以不听，但只要是周恩来所说的话，也能听进的。
“还是周部长说的对。”
周恩来继续说：“你身上担子也是很重的，既要负责中共中央安全，还要募集活动经费，你辛苦了。”
“为了革命嘛，再苦也不累的。”
当轿车经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路线时，周恩来望着窗外熟悉的道路略有所思地说：“上海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斗争的形势变了，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已经看不到了。”
     “周部长，我就喜欢带领成千上万名工人走在大街上游行示威，那样才叫革命，那样才过瘾。”
周恩来转过脸对顾顺章说：“顺章同志，革命斗争需要游行示威，但这只是一种斗争的形式，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你看国民党反动派多嚣张，我们有很多同志被他们杀害了，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少了。”
周恩来脸色沉重地说：“是的，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我们有很多同志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要拿起枪来，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
“他们能杀我们的人，我们也要杀他们，要把他们全杀光，为我们牺牲的同志报仇。”
周恩来坚决地说：“这个仇是要报的！”
轿车很快消失在公共租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