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悍匪---追捕“二王”纪实(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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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二王”纪实

李宏林

放在我面前的是两张死者的照片:丑陋的面孔,隐隐露出几丝凶残;僵直的尸体,还可看出灭亡前进行过一番困兽犹斗的挣扎。两个死者是谁呢?他们就是恶贯满盈的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和王宗玮,被人们称为“二王”的王氏兄弟!
  据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八日在广昌山林中击毙“二王”现场的目击者介绍说,还没断气的王宗玮、王宗裹着脏得变了颜色的湿衬衣,赤着两只被毛竹戳烂了的脚,脸颊削瘦而污黑,干燥的皮肤紧绷着棱角显明的骨头架子……小个子王宗的体重约摸只剩下七、八十斤了,狼狈不堪,如两条丧家之犬!
  然而,曾几何时,兄弟二人是那般的凶狠、那般的疯狂、那般的狡猾。对这两个亡命之徒,社会上流传着种种议论和臆说。什么王宗玮是部队的校枪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呀;什么“二王”是因生活所迫,第一次作案呀;什么“二王”是专杀干部不害群众呀……等等,离奇古怪,不一而足。头顶庄严国徽的公安干警们,在长达七个多月的日子里,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顽强地在挫折中挺进,终于围捕、击毙了这两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笔者为较完整地向读者报告追捕“二王”的战斗历程,从坐落在北京东长安街的公安部大楼里的追捕“二王”指挥部起始,沿着“二王”在几个省内的活动路线追踪,最后来到击毙“二王”的山坳现场,进行了实地调查和采访,将真实情景撰写成文,力图让真实的生活画面向读者展示它的善与恶,美与丑。
  让我们先从“二王”在沈阳作案那一天说起。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是大年三十。在沈阳,中午的时候,一些耐不住性子的人就放起了鞭炮。人们伴随着这清脆、火爆的喜庆响声,也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这时,有两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解放军某军医院的大门。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着口罩的大个子相距十几米跟在后面,他们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走去。
  医院正在放电影,院里很清静。给养助理员吴永春没去看电影,发现了这两个人很可疑,就向政治处主任周化民报告了情况。
  周化民立即与吴永春一起去找这两个可疑的人。在路上碰见了一位大个子青年,吴永春认出这就是刚才那个可疑的人;但他把黄上衣换成了蓝上衣,这就更令人生疑了。周化民决定堵截大个子,进行查问。吴永春找来年轻的汽车司机毕继兵,几个人迎着大个子走去。大个子的眼神一阵慌乱,想躲身避开向他走来的这伙人,但已经来不及了。吴永春命令他:“走!”把他带进了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盘问他说:
  “你在医院遛遛窜窜干什么?”
  “我……给我姥姥看病,医生说两点钟给看,我等着。”
  周化民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
  大个子吞吞吐吐地回答:“汽车制造厂的。”
  “把工作证拿出来!”
  大个子思忖了一下,然后将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右手仍在裤兜里纹丝不动。他慢慢掏出一个保密厂的入厂通行证,交给周化民。通行证上没有工厂名头,只有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栏目。上写:王宗玮,26岁,工人,六车间。这时房间里又陆续进来几个军医院的人,盘问在继续……
  吴永春惦记着寻找那个失踪的小个子,他转身走出大楼,钻进停放在俱乐部门前的一辆吉普车里,透过车窗,视线可以扫尽大院的三面。他静静地坐在车座上,睁大两只警惕的眼睛,象是等待猎物进入视野的猎人。
  不一会儿,迎面来了一个身着空军服的骑车人,红帽徽、红领章。吴永春以为他是内部工作人员,没有引起注意。奇怪的是这个人竟在院子里绕起圈子来,并且一个劲儿地左探右望。吴永春警惕起来,骤然明白:骑车人正是那个小个子,只不过换了一件上衣!吴永春从车里蹦出来,冲上前,一下子将小个子拦腰抱住。这突然的袭击,吓得小个子将自行车摔在地上,挣扎着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我抓你!”吴永春瞪着眼睛说,“老实说,你是哪儿的?”
  小个子象被大钳子夹住似的,想挣也挣不脱。
  恰好军医院教导员刘福山走进大门,连同赶来的炊事员老王,一起将小个子拽到门诊大楼。吵吵嚷嚷声,惊动了在外科诊室盘问大个子的人们,大家蜂拥而出。趁这混乱的功夫,大个子溜到了门口,一直看着人们把小个子推进了外科诊室隔壁的住院处办公室。这时,周化民把愣在门口的大个子推回外科诊室,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询问在继续……
  住院处人多起来了。医生孙维金、司机毕继兵、助理员卢文成和工人李作舟等人都来了。刘教导员将小个子用曲别针临时别在领子上的领章拽下来,再把提包打开,往桌子上一倒,除了三条凤凰牌香烟,一把钳子,还有一千多元现金,三十包味素,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散落在桌面上。刘福山示意搜身,而小个子则突然象只被抹了脖子的鸡,垂下头来,全身颤抖,一边叫唤,一边抽风,“哎哟”一声,直愣愣地向前倒了下去。
  象对小个子喊叫的回应,“砰砰”,从外科诊室里突然传出几声震耳的枪声,住院处里的人们猛地惊呆了!卢文成抢步闯出住院处,想探个究竟,一出门,正遇见大个子手拿“五四”手枪……枪声又响了,卢文成被击倒。
  刘教导员喊道:“是坏人行凶,赶快对付!”说着,他一个箭步窜到房门旁边,操起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隐蔽一旁。孙大夫急忙抓起电话筒,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
  这时大个子猛地推门进来,首先向正在打电话的孙大夫开枪,孙维金同志倒下了。隐蔽在房门后的刘教导员目睹战友被害,怒不可遏,用铁架子向大个子砸去。还没等铁架子砸落下来,大个子发现了他,斜侧身子向刘教导员开了枪。两人近在咫尺,刘教导员中弹,倒在了血泊中。
  在这极其危急的形势下,吴永春和毕继兵始终抓住小个子不放,自己隐蔽在他身后。由于小个子在前边挡着,大个子不便射击。平日幽默、乐观的新参军不久的毕继兵,趁机撤出身子,返身寻找拼斗的武器,这时,大个子朝他连射几枪……罪恶的凶犯,夺走了这可爱的青年战士的生命。最后就剩下吴永春一人了。他当时只怀有一线希望:敌人的子弹总会打完的,那时拼尽全身力气,生擒凶手,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他紧紧地抱住小个子,瞪着一双喷火的眼睛,向大个子靠近。大个子端着枪,绕着圈,紧张地寻找着开枪的时机;吴永春绕着圈儿,冷静地与敌人周旋。空气如死了一般寂静,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突然,吴永春猛地靠近大个子,对着那个家伙的左胳膊狠狠地踢了一脚,吓得大个子一连后退几步;就在此时,由于动作猛急,吴永春暴露在歹徒的枪口下。“砰”的一枪,吴永春只觉得在巨大的震撼中一阵眩晕,仰倒在地。但是,他的神志还清醒,他听见两个人站在他身边说话——
  小个子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
  “砰”,又是一声枪响!
  吴永春感到喉头一阵麻木,但是神志仍然清醒。
  小个子说:“快把钱收起来!”
  桌面上响起“唰唰”地搂东西的响声。
  随着一阵脚步声,两人跑出门去。
  过了一会,吴永春挣扎着爬起来,低头一看,自己脸上、身上满是鲜血,一颗子弹穿透他的两腮,一颗子弹从脖子射进。这个在解放军大熔炉里锻炼了十多年的老兵,一颗赤诚忠心,一副钢筋铁骨,他用帽子堵住漏气的喉管,起了三起,终于坚强地站了起来,步履艰难地走出寂静的大楼。到了门口,他浑身颤抖,支持不住,跌倒在地上。但他不顾血流如注,拼尽力气嘶哑地呼喊:“快抓贼呀!快抓凶手呀!”
  这时,时钟指针正指在下午一点的字码上。
  下午一点十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长带着刑警、武警,乘摩托车和汽车,分两批于一点二十五分和三十五分到达现场。
  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随后赶赴现场。
  这天是大年三十,仅在一个小时之内,省、市、区公安部门的各级领导,带领数支侦破分队和技术人员便从广阔的市区汇聚到现场。
  公安人员勘查现场,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十三枚“五四”手枪的弹壳,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位同志被凶犯杀害了。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位同志身受枪伤,在紧急抢救。
  清理现场时,拾到大个子扔下的一个黄挎包,包里有一把钳子和一把螺丝刀。
  这时,小卖部工作人员苏桂荣向清理现场的公安人员报告说,她看到大个子罪犯被审问时,曾交出一个工厂通行证,可能还在军医院同志的手里。这个线索对于认定凶手是谁,十分重要。但是当时在现场的人员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几经周折,费去几十分钟,才在李作舟手里找到。这是一张长方形的蓝色纸证,在“通行证”三个字下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公安人员让苏桂荣看照片,请她回忆一下她所看到的大个子同照片上的人头是不是一个人?苏桂荣屏住呼吸,瞪大眼睛,仔细端详一阵,然后肯定地说:“象他!”
  下午三点三十分:终于确认了犯罪分子之一就是王宗玮;另一个犯罪分子,很可能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堵截。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对这种恶性杀人案件,本应该首先大力追捕堵截,但由于按部就班的查证,贻误了宝贵的战机,三十分钟前,“二王”已趁隙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行凶作案后,王宗和王宗玮仓皇逃回了家。他们的父母和王宗玮的对象李某在家。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抓来了!”
  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父亲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便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和妻子都是七二四厂中学的教师。作为人民教师,面临这亲人与大义的矛盾,应该做出怎样的抉择?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但这一对夫妻,竟无视法律的尊严,包庇了犯罪的儿子!
  王家在香港、美国都有亲属,也有过书信来往。王宗玮准备南逃越海,取出了写有香港和美国通讯地址的信件,把它们视为护身符一样揣了起来。王家林很明白儿子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他不但不劝止,反而拿出一块手表给了王宗玮,帮助两个儿子逃避法网。尤为甚者,当公安人员在王宗、王宗玮离家后赶到王家时,这两名家庭长者,竟然隐瞒两个儿子犯罪后曾回过家的事实,故意拖延时间,掩护儿子潜逃。在别人报告了事情经过之后,他们才不得不在第二日低头默认。当然,以身试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王家林因包庇犯罪的儿子,已被人民法庭判处七年徒刑。




  “二王”作案后潜逃的信息,立即传到了公安部。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所在地。指挥全国公安部门与刑事犯罪分子做斗争的中枢单位——刑侦局,就设在公安部内一座大楼内。
  值班室里的灯火通夜明亮,桌上的几台电话机不时地响起铃声。当辽宁省公安厅报告了“二王”案件的情况后,公安部要求辽宁省公安厅迅速将二犯的照片和有关情况电传过来。先进的电子仪器瞬息将需要的材料传送到了值班室。当天,公安部就发出十三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和王宗玮。从此,有关王氏兄弟的一切可疑行踪,无不在这间简朴的值班室里备案。值班室与全国各地的公安系统,保持着近在咫尺般的密切联系,随时把部领导对追捕工作的指挥意见传达下去。
  二月十四日,值班室的电话已响过无数次了,但是没有发现“二王”行踪的消息。
  二月十五日夜里,从铁路公安部门得到了重要情报:
  当晚九点钟左右,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四十七次列车运行到湖南省境内,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运行,旅客们都已经疲乏了,有的打盹,有的沉沉睡去。乘务员们趁这安静的时候,在明亮的灯光下,检查旅客们放在货架上的行李、包裹,严防春节期间有人携带危险物品。
  检查工作在二号车厢里进行。乘务员突然在货架上的一个提包里摸到硬器,形状象手枪。他立即将乘警找来,一起检查。果然,从包里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乘警问:“这包是谁的?”
  靠车窗坐着的一名细瘦的大个子旅客,一直紧张地盯着乘警的动作。当枪被搜出时,他答道:“是我们的。”
  乘警指着手枪问:“请出示持枪证。”
  大个子一时答对不上来,便悄悄地将右手伸进裤兜里,慢慢地站起来,后背靠着窗框,同时对斜对面坐着的小个子唤道:“哎,人家要看你的枪证。”
  小个子睡得稀里糊涂,睁眼一看,见乘警和乘务员围在眼前,心里不禁一阵恐慌,傻瞪着一双眼睛,愣了神儿!乘警和乘务员发觉情况异常,便逼近了小个子。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大个子对乘警射击了,子弹射穿了他的耳朵。霎时间,车厢里一阵混乱。
  而那两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得逞了。小个子乘机溜出车厢,夺门欲逃。但车门紧锁着,他们便对着门锁打了两枪,但还是无济于事。列车飞速行驶着,眼前的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枪响后,慌乱中有人误拉了紧急制动闸,立时,车轮迸闪着火星减慢了行速,这下子给了凶犯以逃跑之机!二犯砸碎车门玻璃,钻出窗口跳了下去。跳车的地点是位于衡阳市以南四十里的西里坪。这时,天上开始下起小雨,雨幕遮没了二犯的逃踪。
  四十七次列车紧急停车十五分钟,搜查中获得二犯仓皇逃走时遗留在货架上的一个大旅行包。包里有棉大衣、鞋袜等生活用品,上面大多印有沈阳生产的标记。在车厢内还拾到两枚手枪子弹壳和从破碎的车门玻璃上取得的染血玻璃片,上面有二犯在砸车窗时弄破了手指留下的血迹。经公安部刑侦局对弹壳、血迹进行技术检验,认定这两个歹徒就是“二王”。这样,就确凿地掌握了“二王”南逃的踪迹。
  公安部刑侦局当即作出全力追捕的决定,值班室值班员紧急通知湖南省公安厅,立即布置力量堵截。为防止“二王”扒车逃跑,铁道部公安局下令严密检查每一辆列车。
  衡阳,位于湖南省省会长沙以南三百华里的地方,悠悠湘江横贯市区,气候宜人,水土肥沃,历来有鱼米之乡的誉称。
  “二王”的跳车地点,距离衡阳市区四十华里。当时,天上下雨地下滑,两名罪犯又没有继续向前逃窜,却掉头回跑,潜入了衡阳市。
  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五,衡阳冶金机械厂车间保卫干事伍国英和爱人江新飞到新楼去看分到的住房,工地值班员赵炎霖为他们打开房门。门一推开,他们不禁一愣!只见两个男青年正坐在室内地上的门板上吃东西。
  赵炎霖严肃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两人站了起来。小个子堆出一副笑容,说:“对不起,我们刚下车,在这儿休息一下。”
  身为保卫干部的伍国英,上班后刚开完厂保卫处传达“二王”逃窜的消息,再一听这二人的沈阳口音,立刻警觉起来。只见大个子头发蓬乱,眼神冷漠,穿着钉有铜纽扣的铁路服,下身是皱皱巴巴的灰裤子;小个子穿蓝色中山装,神色疲倦,面容蜡黄。门板上放着两个黑提包和一些食品。这副狼狈不堪的模样,更使伍国英生疑!她故意避开他们,来到另一间房屋,查看两个陌生人是怎样进入房中的。观察发现,原来他们是撬开窗户爬进来的!伍国英继续注意两个人的动态。她忽然看到大个子抬手吃蛋糕时,裤兜里露出了手枪把!于是断定这是一对凶恶的逃窜犯。伍国英找个借口和爱人走出了房间,然后悄声告诉爱人江新飞:“他们有枪,肯定是坏人,你注意他们,我去报告保卫处!”说罢,她急匆匆下楼,去给保卫处挂电话。
  伍国英一走,这两个可疑人——后来证明就是“二王”——也急忙收拾东西下了楼。赵炎霖拦住他们,喊着:“修好门才许走!”
  这两个人哪里听他的。小个子推起停在楼门口的一辆五羊牌自行车就要走,这时看房的退休老工人武振云接到报告赶来,拉住自行车厉喝一声:“不准走!”这位嫉恶如仇的老工人,把自行车把攥得紧紧的,王宗拽了几拽没拽动,把车往老武头身上一推,恶狠狠地说:“不要了,我们后会有期!”说完,他和王宗玮转身就跑。
  老武头和赵炎霖在后边紧追,边追边喊:“抓小偷!抓小偷!”
  “二王”跑进一个巷子,老武头追进巷子。王宗掏出手枪,回头“砰”地向老武头打了一枪。
  老武头并没有被枪声吓住,加快脚步,继续向前追赶。
  王宗玮见追得紧,掏出枪来又“砰砰”连开两枪。老武头闪身躲到墙后,子弹击在墙上。
  巷子尽头横着一堵高墙,挡住了“二王”的逃路,歹徒便向墙下旁侧的小巷出口跑去。不料正遇冶金机械厂的值勤民兵蒋光煦和李爱贫迎面堵截,他们虽然手无寸铁,但却毫不畏惧。王宗玮凶狠地开了一枪,击中蒋光煦的左肩。“二王”趁李爱贫搀扶蒋光煦的时候,夺路逃出小巷口,来到了大街上。这时正是上午十点十五分左右,大街上人来车往,行人拥挤,致使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逃之夭夭!
  是不是人民群众在暴徒面前,畏葸不前、退避三舍呢?不!冶金机械厂工人张业良一家,就与“二王”展开了顽强的搏斗。正月初五,张业良和爱人李瑞玲携带女儿,到亲戚家去串门儿。十点多钟,夫妻俩各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出楼来,张业良和女儿在前,李瑞玲在后。这时,突然跑过来两个人,拐到李瑞玲跟前,两支枪口一齐对准她的胸膛,瞪大眼睛说:“把车给我,不给打死你!”
  这突发的情况使李瑞玲一时愣住了,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车子已被两个人夺去。
  霎时李瑞玲明白过来了,抢车的是两名武装强盗。光天化日,竟敢持枪抢劫,歹徒也太无法无天了!李瑞玲喊叫丈夫:“业良,坏人抢车了!”边喊边追赶上去。
  女儿张筱琴听见母亲的喊声,立即凭着少年纯真的爱憎和勇气,首先勇敢地向两个持枪强盗冲去,追上歹徒,双手紧紧地拽住后架。
  凶狠的王宗“砰砰”向这个少女开了枪!不过他枪法失准,一颗子弹擦着筱琴的耳边飞去;一颗子弹打在筱琴的鞋牙子上,把筱琴震倒在地。
  张业良满怀对恶魔的义愤,丢下自己的车,象一头发怒的雄狮,向二犯扑去。残忍的王宗,又对着张业良的胸口开了枪,夺去了这位工人的生命!
  李瑞玲上前抱住张业良,眼见鲜血从亲人的嘴里涌出,这位平日斯文,娴静的妇女,没有被殷红的血所吓倒,她头脑清醒,心想,我抓不住人,也要抓到杀人凶手的物证,以便公安人员捕获归案。她当即放下爱人,冒着生命危险,向两个跳上车正要逃跑的罪犯扑去。她盯准了王宗手里的黑提包,一把拽住,与王宗拼力争夺。王宗玮举起手枪向她头部瞄准,她仍不退缩,夺下提包,紧紧地搂在怀里,仅用右手护着头顶。恶魔王宗玮开枪了!罪恶的子弹穿过李瑞玲的胳膊,又穿透她的两颊,把下巴和下牙床击碎。李瑞玲倒在地上,怀里仍紧紧抱着那只从罪犯手中夺下的黑提包,那里边装着五颗手榴弹和三十六发手枪子弹。李瑞玲用全家的鲜血,夺下了恶魔的杀人凶器,这就使以后避免了更多的牺牲。
  人们呵,正义和邪恶、无辜和强盗正在搏斗,谁也不能旁观!谁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现实生活,并非世外桃源,为求得安定和幸福更需有满腔的热血和纯净、赤诚的心啊!
  衡阳冶金机械厂工人刘重阳和值勤民兵符跃华从旁观者队伍中冲出来了!他们蹬起自行车,紧盯着合骑一辆车逃跑的“二王”追去。王宗玮坐在车后架上,持枪面对着追击者。刘重阳和符跃华警惕地尾随着。绕了几个弯子,符跃华被甩掉了,刘重阳仍穷追不舍。他越追越勇,车也越快,距离一米一米地缩短,一直追了三华里,直到东风影剧院附近时,车轮已经挨近了两犯。这时,刘重阳憋住一口气,脚下加力,要超过“二王”,好将歹徒的车撞翻。就在这紧迫时刻,王宗玮慌乱地向刘重阳开枪,刘重阳腰部受伤,从车上跌落下来。随后王宗载着王宗玮拐进了一个狭窄的胡同。
  报警的电话,于十点二十分打到衡阳市公安局。公安局长立即带领侦察员、法医等二十多人,火速赶赴现场。
  紧接着,省公安厅刑侦处长、衡阳市的领导同志也随即赶到,一边勘察现场,一边调集力量,组织追捕,命令全市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和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路口设卡,清查市内一切娱乐场所和空闲场地,务将“二王”围歼于市内。
  可是事情简直偶然得再也不能偶然了,“二王”骑车钻进胡同,里边正好是一个开阔的储煤站,一个个大煤堆,象座座山峰在地面上隆起。二犯弃车爬上三十多米高的大陡坡,坡上正好是铁路线,由此扒上一辆路过的火车北逃了。狡猾的“二王”,在列车经茶山坳小站减速时,跳车逃跑。十一点钟以后,茶山公社的一些社员,几次遇到一高一矮的两个北方青年人进社员家讨水,矮个子右手扎着纱布,左手拎着黑提包。后经证实,他们就是罪恶累累的“二王”。
  “二王”窜逃到茶山坳的情况,在十八日才由侦察人员访问到。在衡阳围捕时,高踞于吊塔之上的工人看到“二王”在煤站丢弃自行车,却没有引起怀疑,也没有及时报告,错过了追捕的有利时机。“二王”从衡阳逃掉了。
  在这场对敌斗争的严重考验下,一批英勇人物挺立在人们面前。衡阳市冶金机械厂党委在全厂召开了表彰大会,高度评价了这些同志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刘重阳记了一等功,晋升一级工资;伍国英、武振云等同志都立了功,受了奖。同时冶金机械制造厂党委也以文件形式正式建议衡阳市交电公司,对与“二王”搏斗有功的李瑞玲同志予以褒奖。对于他们这种舍生忘死、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不正应该大力表彰、大大发扬吗?




追捕“二王”纪实

李宏林

放在我面前的是两张死者的照片:丑陋的面孔,隐隐露出几丝凶残;僵直的尸体,还可看出灭亡前进行过一番困兽犹斗的挣扎。两个死者是谁呢?他们就是恶贯满盈的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和王宗玮,被人们称为“二王”的王氏兄弟!
  据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八日在广昌山林中击毙“二王”现场的目击者介绍说,还没断气的王宗玮、王宗裹着脏得变了颜色的湿衬衣,赤着两只被毛竹戳烂了的脚,脸颊削瘦而污黑,干燥的皮肤紧绷着棱角显明的骨头架子……小个子王宗的体重约摸只剩下七、八十斤了,狼狈不堪,如两条丧家之犬!
  然而,曾几何时,兄弟二人是那般的凶狠、那般的疯狂、那般的狡猾。对这两个亡命之徒,社会上流传着种种议论和臆说。什么王宗玮是部队的校枪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呀;什么“二王”是因生活所迫,第一次作案呀;什么“二王”是专杀干部不害群众呀……等等,离奇古怪,不一而足。头顶庄严国徽的公安干警们,在长达七个多月的日子里,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顽强地在挫折中挺进,终于围捕、击毙了这两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笔者为较完整地向读者报告追捕“二王”的战斗历程,从坐落在北京东长安街的公安部大楼里的追捕“二王”指挥部起始,沿着“二王”在几个省内的活动路线追踪,最后来到击毙“二王”的山坳现场,进行了实地调查和采访,将真实情景撰写成文,力图让真实的生活画面向读者展示它的善与恶,美与丑。
  让我们先从“二王”在沈阳作案那一天说起。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是大年三十。在沈阳,中午的时候,一些耐不住性子的人就放起了鞭炮。人们伴随着这清脆、火爆的喜庆响声,也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这时,有两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解放军某军医院的大门。推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走在前面,一身空军打扮,戴着口罩的大个子相距十几米跟在后面,他们奔军医院的小卖部走去。
  医院正在放电影,院里很清静。给养助理员吴永春没去看电影,发现了这两个人很可疑,就向政治处主任周化民报告了情况。
  周化民立即与吴永春一起去找这两个可疑的人。在路上碰见了一位大个子青年,吴永春认出这就是刚才那个可疑的人;但他把黄上衣换成了蓝上衣,这就更令人生疑了。周化民决定堵截大个子,进行查问。吴永春找来年轻的汽车司机毕继兵,几个人迎着大个子走去。大个子的眼神一阵慌乱,想躲身避开向他走来的这伙人,但已经来不及了。吴永春命令他:“走!”把他带进了门诊大楼的一楼外科诊室,盘问他说:
  “你在医院遛遛窜窜干什么?”
  “我……给我姥姥看病,医生说两点钟给看,我等着。”
  周化民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
  大个子吞吞吐吐地回答:“汽车制造厂的。”
  “把工作证拿出来!”
  大个子思忖了一下,然后将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右手仍在裤兜里纹丝不动。他慢慢掏出一个保密厂的入厂通行证,交给周化民。通行证上没有工厂名头,只有姓名、年龄、职务、车间等栏目。上写:王宗玮,26岁,工人,六车间。这时房间里又陆续进来几个军医院的人,盘问在继续……
  吴永春惦记着寻找那个失踪的小个子,他转身走出大楼,钻进停放在俱乐部门前的一辆吉普车里,透过车窗,视线可以扫尽大院的三面。他静静地坐在车座上,睁大两只警惕的眼睛,象是等待猎物进入视野的猎人。
  不一会儿,迎面来了一个身着空军服的骑车人,红帽徽、红领章。吴永春以为他是内部工作人员,没有引起注意。奇怪的是这个人竟在院子里绕起圈子来,并且一个劲儿地左探右望。吴永春警惕起来,骤然明白:骑车人正是那个小个子,只不过换了一件上衣!吴永春从车里蹦出来,冲上前,一下子将小个子拦腰抱住。这突然的袭击,吓得小个子将自行车摔在地上,挣扎着喊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我抓你!”吴永春瞪着眼睛说,“老实说,你是哪儿的?”
  小个子象被大钳子夹住似的,想挣也挣不脱。
  恰好军医院教导员刘福山走进大门,连同赶来的炊事员老王,一起将小个子拽到门诊大楼。吵吵嚷嚷声,惊动了在外科诊室盘问大个子的人们,大家蜂拥而出。趁这混乱的功夫,大个子溜到了门口,一直看着人们把小个子推进了外科诊室隔壁的住院处办公室。这时,周化民把愣在门口的大个子推回外科诊室,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询问在继续……
  住院处人多起来了。医生孙维金、司机毕继兵、助理员卢文成和工人李作舟等人都来了。刘教导员将小个子用曲别针临时别在领子上的领章拽下来,再把提包打开,往桌子上一倒,除了三条凤凰牌香烟,一把钳子,还有一千多元现金,三十包味素,以及作案用的锥子等散落在桌面上。刘福山示意搜身,而小个子则突然象只被抹了脖子的鸡,垂下头来,全身颤抖,一边叫唤,一边抽风,“哎哟”一声,直愣愣地向前倒了下去。
  象对小个子喊叫的回应,“砰砰”,从外科诊室里突然传出几声震耳的枪声,住院处里的人们猛地惊呆了!卢文成抢步闯出住院处,想探个究竟,一出门,正遇见大个子手拿“五四”手枪……枪声又响了,卢文成被击倒。
  刘教导员喊道:“是坏人行凶,赶快对付!”说着,他一个箭步窜到房门旁边,操起一人高的挂滴流瓶用的铁架子,隐蔽一旁。孙大夫急忙抓起电话筒,向保卫部门报告情况。
  这时大个子猛地推门进来,首先向正在打电话的孙大夫开枪,孙维金同志倒下了。隐蔽在房门后的刘教导员目睹战友被害,怒不可遏,用铁架子向大个子砸去。还没等铁架子砸落下来,大个子发现了他,斜侧身子向刘教导员开了枪。两人近在咫尺,刘教导员中弹,倒在了血泊中。
  在这极其危急的形势下,吴永春和毕继兵始终抓住小个子不放,自己隐蔽在他身后。由于小个子在前边挡着,大个子不便射击。平日幽默、乐观的新参军不久的毕继兵,趁机撤出身子,返身寻找拼斗的武器,这时,大个子朝他连射几枪……罪恶的凶犯,夺走了这可爱的青年战士的生命。最后就剩下吴永春一人了。他当时只怀有一线希望:敌人的子弹总会打完的,那时拼尽全身力气,生擒凶手,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他紧紧地抱住小个子,瞪着一双喷火的眼睛,向大个子靠近。大个子端着枪,绕着圈,紧张地寻找着开枪的时机;吴永春绕着圈儿,冷静地与敌人周旋。空气如死了一般寂静,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突然,吴永春猛地靠近大个子,对着那个家伙的左胳膊狠狠地踢了一脚,吓得大个子一连后退几步;就在此时,由于动作猛急,吴永春暴露在歹徒的枪口下。“砰”的一枪,吴永春只觉得在巨大的震撼中一阵眩晕,仰倒在地。但是,他的神志还清醒,他听见两个人站在他身边说话——
  小个子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
  “砰”,又是一声枪响!
  吴永春感到喉头一阵麻木,但是神志仍然清醒。
  小个子说:“快把钱收起来!”
  桌面上响起“唰唰”地搂东西的响声。
  随着一阵脚步声,两人跑出门去。
  过了一会,吴永春挣扎着爬起来,低头一看,自己脸上、身上满是鲜血,一颗子弹穿透他的两腮,一颗子弹从脖子射进。这个在解放军大熔炉里锻炼了十多年的老兵,一颗赤诚忠心,一副钢筋铁骨,他用帽子堵住漏气的喉管,起了三起,终于坚强地站了起来,步履艰难地走出寂静的大楼。到了门口,他浑身颤抖,支持不住,跌倒在地上。但他不顾血流如注,拼尽力气嘶哑地呼喊:“快抓贼呀!快抓凶手呀!”
  这时,时钟指针正指在下午一点的字码上。
  下午一点十分: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接到报案电话。局长和刑警队长带着刑警、武警,乘摩托车和汽车,分两批于一点二十五分和三十五分到达现场。
  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都随后赶赴现场。
  这天是大年三十,仅在一个小时之内,省、市、区公安部门的各级领导,带领数支侦破分队和技术人员便从广阔的市区汇聚到现场。
  公安人员勘查现场,从两个房间和走廊里共发现十三枚“五四”手枪的弹壳,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位同志被凶犯杀害了。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三位同志身受枪伤,在紧急抢救。
  清理现场时,拾到大个子扔下的一个黄挎包,包里有一把钳子和一把螺丝刀。
  这时,小卖部工作人员苏桂荣向清理现场的公安人员报告说,她看到大个子罪犯被审问时,曾交出一个工厂通行证,可能还在军医院同志的手里。这个线索对于认定凶手是谁,十分重要。但是当时在现场的人员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几经周折,费去几十分钟,才在李作舟手里找到。这是一张长方形的蓝色纸证,在“通行证”三个字下面,贴着一张面色阴沉的人头照片,旁边写着:王宗玮。公安人员让苏桂荣看照片,请她回忆一下她所看到的大个子同照片上的人头是不是一个人?苏桂荣屏住呼吸,瞪大眼睛,仔细端详一阵,然后肯定地说:“象他!”
  下午三点三十分:终于确认了犯罪分子之一就是王宗玮;另一个犯罪分子,很可能是王宗玮的二哥、刑满释放分子王宗。当即派人去车站、交通要道堵截。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对这种恶性杀人案件,本应该首先大力追捕堵截,但由于按部就班的查证,贻误了宝贵的战机,三十分钟前,“二王”已趁隙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行凶作案后,王宗和王宗玮仓皇逃回了家。他们的父母和王宗玮的对象李某在家。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抓来了!”
  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父亲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便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和妻子都是七二四厂中学的教师。作为人民教师,面临这亲人与大义的矛盾,应该做出怎样的抉择?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但这一对夫妻,竟无视法律的尊严,包庇了犯罪的儿子!
  王家在香港、美国都有亲属,也有过书信来往。王宗玮准备南逃越海,取出了写有香港和美国通讯地址的信件,把它们视为护身符一样揣了起来。王家林很明白儿子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他不但不劝止,反而拿出一块手表给了王宗玮,帮助两个儿子逃避法网。尤为甚者,当公安人员在王宗、王宗玮离家后赶到王家时,这两名家庭长者,竟然隐瞒两个儿子犯罪后曾回过家的事实,故意拖延时间,掩护儿子潜逃。在别人报告了事情经过之后,他们才不得不在第二日低头默认。当然,以身试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王家林因包庇犯罪的儿子,已被人民法庭判处七年徒刑。




  “二王”作案后潜逃的信息,立即传到了公安部。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所在地。指挥全国公安部门与刑事犯罪分子做斗争的中枢单位——刑侦局,就设在公安部内一座大楼内。
  值班室里的灯火通夜明亮,桌上的几台电话机不时地响起铃声。当辽宁省公安厅报告了“二王”案件的情况后,公安部要求辽宁省公安厅迅速将二犯的照片和有关情况电传过来。先进的电子仪器瞬息将需要的材料传送到了值班室。当天,公安部就发出十三号通缉令,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王宗和王宗玮。从此,有关王氏兄弟的一切可疑行踪,无不在这间简朴的值班室里备案。值班室与全国各地的公安系统,保持着近在咫尺般的密切联系,随时把部领导对追捕工作的指挥意见传达下去。
  二月十四日,值班室的电话已响过无数次了,但是没有发现“二王”行踪的消息。
  二月十五日夜里,从铁路公安部门得到了重要情报:
  当晚九点钟左右,从北京开往广州的四十七次列车运行到湖南省境内,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运行,旅客们都已经疲乏了,有的打盹,有的沉沉睡去。乘务员们趁这安静的时候,在明亮的灯光下,检查旅客们放在货架上的行李、包裹,严防春节期间有人携带危险物品。
  检查工作在二号车厢里进行。乘务员突然在货架上的一个提包里摸到硬器,形状象手枪。他立即将乘警找来,一起检查。果然,从包里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乘警问:“这包是谁的?”
  靠车窗坐着的一名细瘦的大个子旅客,一直紧张地盯着乘警的动作。当枪被搜出时,他答道:“是我们的。”
  乘警指着手枪问:“请出示持枪证。”
  大个子一时答对不上来,便悄悄地将右手伸进裤兜里,慢慢地站起来,后背靠着窗框,同时对斜对面坐着的小个子唤道:“哎,人家要看你的枪证。”
  小个子睡得稀里糊涂,睁眼一看,见乘警和乘务员围在眼前,心里不禁一阵恐慌,傻瞪着一双眼睛,愣了神儿!乘警和乘务员发觉情况异常,便逼近了小个子。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大个子对乘警射击了,子弹射穿了他的耳朵。霎时间,车厢里一阵混乱。
  而那两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得逞了。小个子乘机溜出车厢,夺门欲逃。但车门紧锁着,他们便对着门锁打了两枪,但还是无济于事。列车飞速行驶着,眼前的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枪响后,慌乱中有人误拉了紧急制动闸,立时,车轮迸闪着火星减慢了行速,这下子给了凶犯以逃跑之机!二犯砸碎车门玻璃,钻出窗口跳了下去。跳车的地点是位于衡阳市以南四十里的西里坪。这时,天上开始下起小雨,雨幕遮没了二犯的逃踪。
  四十七次列车紧急停车十五分钟,搜查中获得二犯仓皇逃走时遗留在货架上的一个大旅行包。包里有棉大衣、鞋袜等生活用品,上面大多印有沈阳生产的标记。在车厢内还拾到两枚手枪子弹壳和从破碎的车门玻璃上取得的染血玻璃片,上面有二犯在砸车窗时弄破了手指留下的血迹。经公安部刑侦局对弹壳、血迹进行技术检验,认定这两个歹徒就是“二王”。这样,就确凿地掌握了“二王”南逃的踪迹。
  公安部刑侦局当即作出全力追捕的决定,值班室值班员紧急通知湖南省公安厅,立即布置力量堵截。为防止“二王”扒车逃跑,铁道部公安局下令严密检查每一辆列车。
  衡阳,位于湖南省省会长沙以南三百华里的地方,悠悠湘江横贯市区,气候宜人,水土肥沃,历来有鱼米之乡的誉称。
  “二王”的跳车地点,距离衡阳市区四十华里。当时,天上下雨地下滑,两名罪犯又没有继续向前逃窜,却掉头回跑,潜入了衡阳市。
  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五,衡阳冶金机械厂车间保卫干事伍国英和爱人江新飞到新楼去看分到的住房,工地值班员赵炎霖为他们打开房门。门一推开,他们不禁一愣!只见两个男青年正坐在室内地上的门板上吃东西。
  赵炎霖严肃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两人站了起来。小个子堆出一副笑容,说:“对不起,我们刚下车,在这儿休息一下。”
  身为保卫干部的伍国英,上班后刚开完厂保卫处传达“二王”逃窜的消息,再一听这二人的沈阳口音,立刻警觉起来。只见大个子头发蓬乱,眼神冷漠,穿着钉有铜纽扣的铁路服,下身是皱皱巴巴的灰裤子;小个子穿蓝色中山装,神色疲倦,面容蜡黄。门板上放着两个黑提包和一些食品。这副狼狈不堪的模样,更使伍国英生疑!她故意避开他们,来到另一间房屋,查看两个陌生人是怎样进入房中的。观察发现,原来他们是撬开窗户爬进来的!伍国英继续注意两个人的动态。她忽然看到大个子抬手吃蛋糕时,裤兜里露出了手枪把!于是断定这是一对凶恶的逃窜犯。伍国英找个借口和爱人走出了房间,然后悄声告诉爱人江新飞:“他们有枪,肯定是坏人,你注意他们,我去报告保卫处!”说罢,她急匆匆下楼,去给保卫处挂电话。
  伍国英一走,这两个可疑人——后来证明就是“二王”——也急忙收拾东西下了楼。赵炎霖拦住他们,喊着:“修好门才许走!”
  这两个人哪里听他的。小个子推起停在楼门口的一辆五羊牌自行车就要走,这时看房的退休老工人武振云接到报告赶来,拉住自行车厉喝一声:“不准走!”这位嫉恶如仇的老工人,把自行车把攥得紧紧的,王宗拽了几拽没拽动,把车往老武头身上一推,恶狠狠地说:“不要了,我们后会有期!”说完,他和王宗玮转身就跑。
  老武头和赵炎霖在后边紧追,边追边喊:“抓小偷!抓小偷!”
  “二王”跑进一个巷子,老武头追进巷子。王宗掏出手枪,回头“砰”地向老武头打了一枪。
  老武头并没有被枪声吓住,加快脚步,继续向前追赶。
  王宗玮见追得紧,掏出枪来又“砰砰”连开两枪。老武头闪身躲到墙后,子弹击在墙上。
  巷子尽头横着一堵高墙,挡住了“二王”的逃路,歹徒便向墙下旁侧的小巷出口跑去。不料正遇冶金机械厂的值勤民兵蒋光煦和李爱贫迎面堵截,他们虽然手无寸铁,但却毫不畏惧。王宗玮凶狠地开了一枪,击中蒋光煦的左肩。“二王”趁李爱贫搀扶蒋光煦的时候,夺路逃出小巷口,来到了大街上。这时正是上午十点十五分左右,大街上人来车往,行人拥挤,致使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逃之夭夭!
  是不是人民群众在暴徒面前,畏葸不前、退避三舍呢?不!冶金机械厂工人张业良一家,就与“二王”展开了顽强的搏斗。正月初五,张业良和爱人李瑞玲携带女儿,到亲戚家去串门儿。十点多钟,夫妻俩各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出楼来,张业良和女儿在前,李瑞玲在后。这时,突然跑过来两个人,拐到李瑞玲跟前,两支枪口一齐对准她的胸膛,瞪大眼睛说:“把车给我,不给打死你!”
  这突发的情况使李瑞玲一时愣住了,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车子已被两个人夺去。
  霎时李瑞玲明白过来了,抢车的是两名武装强盗。光天化日,竟敢持枪抢劫,歹徒也太无法无天了!李瑞玲喊叫丈夫:“业良,坏人抢车了!”边喊边追赶上去。
  女儿张筱琴听见母亲的喊声,立即凭着少年纯真的爱憎和勇气,首先勇敢地向两个持枪强盗冲去,追上歹徒,双手紧紧地拽住后架。
  凶狠的王宗“砰砰”向这个少女开了枪!不过他枪法失准,一颗子弹擦着筱琴的耳边飞去;一颗子弹打在筱琴的鞋牙子上,把筱琴震倒在地。
  张业良满怀对恶魔的义愤,丢下自己的车,象一头发怒的雄狮,向二犯扑去。残忍的王宗,又对着张业良的胸口开了枪,夺去了这位工人的生命!
  李瑞玲上前抱住张业良,眼见鲜血从亲人的嘴里涌出,这位平日斯文,娴静的妇女,没有被殷红的血所吓倒,她头脑清醒,心想,我抓不住人,也要抓到杀人凶手的物证,以便公安人员捕获归案。她当即放下爱人,冒着生命危险,向两个跳上车正要逃跑的罪犯扑去。她盯准了王宗手里的黑提包,一把拽住,与王宗拼力争夺。王宗玮举起手枪向她头部瞄准,她仍不退缩,夺下提包,紧紧地搂在怀里,仅用右手护着头顶。恶魔王宗玮开枪了!罪恶的子弹穿过李瑞玲的胳膊,又穿透她的两颊,把下巴和下牙床击碎。李瑞玲倒在地上,怀里仍紧紧抱着那只从罪犯手中夺下的黑提包,那里边装着五颗手榴弹和三十六发手枪子弹。李瑞玲用全家的鲜血,夺下了恶魔的杀人凶器,这就使以后避免了更多的牺牲。
  人们呵,正义和邪恶、无辜和强盗正在搏斗,谁也不能旁观!谁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现实生活,并非世外桃源,为求得安定和幸福更需有满腔的热血和纯净、赤诚的心啊!
  衡阳冶金机械厂工人刘重阳和值勤民兵符跃华从旁观者队伍中冲出来了!他们蹬起自行车,紧盯着合骑一辆车逃跑的“二王”追去。王宗玮坐在车后架上,持枪面对着追击者。刘重阳和符跃华警惕地尾随着。绕了几个弯子,符跃华被甩掉了,刘重阳仍穷追不舍。他越追越勇,车也越快,距离一米一米地缩短,一直追了三华里,直到东风影剧院附近时,车轮已经挨近了两犯。这时,刘重阳憋住一口气,脚下加力,要超过“二王”,好将歹徒的车撞翻。就在这紧迫时刻,王宗玮慌乱地向刘重阳开枪,刘重阳腰部受伤,从车上跌落下来。随后王宗载着王宗玮拐进了一个狭窄的胡同。
  报警的电话,于十点二十分打到衡阳市公安局。公安局长立即带领侦察员、法医等二十多人,火速赶赴现场。
  紧接着,省公安厅刑侦处长、衡阳市的领导同志也随即赶到,一边勘察现场,一边调集力量,组织追捕,命令全市所有派出所的干警和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武装人员,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路口设卡,清查市内一切娱乐场所和空闲场地,务将“二王”围歼于市内。
  可是事情简直偶然得再也不能偶然了,“二王”骑车钻进胡同,里边正好是一个开阔的储煤站,一个个大煤堆,象座座山峰在地面上隆起。二犯弃车爬上三十多米高的大陡坡,坡上正好是铁路线,由此扒上一辆路过的火车北逃了。狡猾的“二王”,在列车经茶山坳小站减速时,跳车逃跑。十一点钟以后,茶山公社的一些社员,几次遇到一高一矮的两个北方青年人进社员家讨水,矮个子右手扎着纱布,左手拎着黑提包。后经证实,他们就是罪恶累累的“二王”。
  “二王”窜逃到茶山坳的情况,在十八日才由侦察人员访问到。在衡阳围捕时,高踞于吊塔之上的工人看到“二王”在煤站丢弃自行车,却没有引起怀疑,也没有及时报告,错过了追捕的有利时机。“二王”从衡阳逃掉了。
  在这场对敌斗争的严重考验下,一批英勇人物挺立在人们面前。衡阳市冶金机械厂党委在全厂召开了表彰大会,高度评价了这些同志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刘重阳记了一等功,晋升一级工资;伍国英、武振云等同志都立了功,受了奖。同时冶金机械制造厂党委也以文件形式正式建议衡阳市交电公司,对与“二王”搏斗有功的李瑞玲同志予以褒奖。对于他们这种舍生忘死、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不正应该大力表彰、大大发扬吗?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二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两个罪犯是怎样走向杀人犯罪的深渊,又怎样漏网潜逃的呢?其实,事情并不玄妙,也算不得复杂。
  王宗和王宗玮的父母,都是七二四厂中学的教师。王宗和王宗玮是他们三个男孩子中的老二和老三。虽然他们身为人之师表,但对自己的子女却不注意思想品德教育,并常常护短、溺爱。从小养成尖懒馋滑恶习的王宗,念小学时候就混迹于扒手之中,在闹市里掏包行窃,开始了撬门压锁的偷盗生涯。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他曾两次被收容审查。一九七九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正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过去王宗犯案,他母亲就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她一得知儿子要被拘捕,便扔下教科书,放着学生不教,带着王宗北逃,将犯罪儿子隐匿在一个亲属家里。儿子被缉拿归案了,这位“人民教师”也受到了公安部门的拘留处分。有这样的家长,家庭里出现“二王”这样的兄弟,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说老三王宗玮,他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八○年复员,同年八月份分配到七二四厂六车间当工人,在厂工作二年多。他平日举止文雅,说话和气。红榜提名居然有过他。难怪发事那天,公安局找到车间党支部,提到王宗玮是重大杀人嫌疑犯时,书记竟愣住了!可见王宗玮已学了一套伪装的伎俩呢。
  说他伪装,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一九七六年初冬时节,沈阳市大北监狱某驻军值班室的三支手枪被盗,盗枪者就是王宗和王宗玮。这次“二王”在广昌丛山中最后使用的两支手枪,经查就是当年大北监狱丢失的。那年侦查盗枪者,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窜进监狱值班室院子里的一高一矮的两个穿棉猴的青年,文字材料中记载的体貌特征,与“二王”完全符合。可见王宗玮在参军以前就是盗窃枪支的罪犯,他是混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里的一名歹徒。他在部队三年多,虽说参加了篮球队打球,但却念念不忘伺机偷藏子弹。他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写给王宗的一封信中秘密报告:“已弄到7.62子弹一百发。”他在部队听说王宗因盗窃被捕,惶惶然从内蒙跑回沈阳,唯恐藏枪事发。回来一看,只是一般盗窃,才放心而回。复员时,他钻了我们某些环节管理不严的空子。不仅私自带着大批子弹回来,而且还在行李卷里偷藏了五颗手榴弹。李瑞玲从衡阳夺取的手榴弹,经过对检号码,就是他原来所在部队的武器。这个于一九七四年,就成为王宗行窃同伙的十七岁的王宗玮,除其品质与王宗坊同样恶劣之外,略高二哥一筹的是,胆子更大,心更狠,更狡猾。他复员后,潜伏着、期待着,并尽力制造麻痹别人的假象,积累掩护自己的资本。
  王宗刑满释放后,这哥俩立即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据已得到的材料证实,在发案前的一些日子里,他们的犯罪活动最为频繁。二人研究了偷盗对象、偷盗手段,备好了化装衣着、行窃工具和在一旦暴露的情况下掩护逃脱的枪支。他们偷盗的对象是各军医院的小卖部。这是因为王宗在医院工作多年,王宗玮熟悉部队生活,行窃起来,轻车熟路。在大年三十中午作案的前几天,他们已经作案四次了。农历二十九那天中午,“二王”窜到陆军医院行窃。王宗撬门入室,正欲拿钱,被赶来的女营业员一把抓住。就在要扭送他的时候,走进来一个大个子“军人”。他严肃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营业员告诉他捉到小偷时,这“军人”抓住小偷,向营业员说:“交我处理!”营业员信任地把小偷交给了“军人”。“军人”把小偷带走后,营业员发现他俩骑着一辆自行车逃跑了!这个冒充军人的,就是王宗玮。“二王”制定了一套化妆作案、掩护逃脱的战术,很容易欺骗一些轻信的善良人。
  占有金钱的欲望,追求物质享受的邪念,驱使他们乔装打扮,亡命冒险。




  北京,公安部刑侦局值班室。
  从“二王”在西里坪跳车起,这里便与湖南省公安厅、衡阳市公安局保持着密切联系。几位局长和主管追捕“二王”的工作人员,把地图铺在地上,用彩笔将“二王”的行踪描画在上面。“二王”于二月十八日下午离开茶山坳以后,去向不明,地图上的行踪线断了。下一步该怎样进行围捕?公安部的指挥所,要拿出作战方案。汇聚在这个简朴的值班室里的同志们,根据几十年与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的经验,和对获得的物证、情报的分析,判断“二王”原计划是乘四十七次列车到广州,妄图越海出逃。车上的遭遇,打乱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衡阳逢险,致使他们无目的地逃窜。他们知道处处布下了天罗地网,不敢继续南去,北返也不安全。近一段时间内,他们可能流窜在衡阳、长沙、武汉一带。公安部立即派出追捕“二王”工作组,在湖南、湖北参加追捕。
  事态果不出所料,“二王”在衡阳茶山坳消失了十三天之后,突然在武汉市区里出现了!
  公安部刑侦局从各地汇报的情况中理出了线索:三月三日晚七点多钟,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位实习女医生,到她工作的理疗室去取东西。她用钥匙开开门,房里漆黑,刚要拉灯,突然一只男人的大手堵住了她的嘴。另一个男人打开了灯,两人一齐向她嘴里堵毛巾。其中一个问她:“是谁让你来的?”
  女医生拼力挣扎,把小个子手上包扎的纱布扯掉,咬破了他的手。于是两个人把女医生拖进里间的激光室,按倒在地上;其中一个掏出手枪,用枪柄狠狠地向女医生头部砸去。一阵疼痛,她失去了反抗能力,这两个家伙便匆忙跑掉了。几分钟之后,女医生挣扎着爬起来,到楼下向值班人员报告。值班人员向市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迅速派出侦察人员来到第四医院勘察现场,发现二犯进入理疗室后,把门从里锁上,从柜子里拿出两条毛毯,放在一号、二号两张床上,并铺上了枕头。在室内八张床中,这两张床紧靠着窗户,以便随时逃跑。清理现场时,在地上发现几层染血的纱布和血迹,拾到一块击碎的手枪护手胶木。
  公安部追捕“二王”工作组得到消息,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对已获取的指纹和血迹进行了鉴定,确认指纹、血迹正是王宗的,“二王”就隐藏在武汉市。
  武汉重镇,自古以来就是水陆交通的汇聚点,长江、汉水,缓缓流去,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在这几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里,找到这两个隐蔽着的歹徒殊非易事。
  武汉岱山检查站,座落在黄孝河岸上的岱山桥头。检查站站长王云带领民警和民兵,百倍警惕地执勤在这简陋的工作室里和开阔的公路边上。他们日日夜夜瞪大警惕的眼睛,擒捉一个个盗窃分子,截获一批批被盗的物资。仅一九八二年,检查站就破获偷盗自行车案一百四十六起,偷盗汽车案四起,堵截被盗耕牛十二头。在与盗窃分子作斗争时,他们曾与犯罪分子滚打在山坡上,他们曾与汽车大盗较量在公路上……岱山检查站以出色的成绩荣获武汉市公安系统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这天在检查站值勤的是青年民警李信岩。他年仅二十五岁,从部队复员后,曾就学于市人民警察学校,一九八二年春结业来到检查站。这个魁梧、英俊的公安战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自己的心怀:
  小小检查站,
  艰苦又简陋,
  它是武汉市的北大门,
  它和广大人民连一起……
  一九八二年的深秋,李信岩追捕一个逃犯,该犯被追得走投无路,跳进了冰冷的粪坑,李信岩也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下,在粪坑里活捉了歹徒。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十五分,李信岩和武汉汽阀配件厂的民兵熊继国在检查站外的公路上值班。他俩看见有一个男人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心神不定地从市区方向朝检查站而来。李信岩将红旗一挥,拦住自行车,打量了一下,发现车上没有牌照,便问:“牌子呢?”
  “忘带了。”
  “登记了吗?”
  “登记了。”
  “在哪儿登记的?”
  “……在派出所……”
  一句话,露出了马脚,武汉市登记自行车是在交通中队,可疑人的回答显然是胡扯!他们立即把可疑人带进了检查站小屋,与屋里的站长王云同志一起对其进行审查。李信岩突然摸到一支手枪!他向王云报告:“站长,有枪!”
  王云立即掏出自己的手枪,对准可疑人,命令道:“别动!”随着,一个飞快的动作,将可疑人衣兜里的枪下在手里。之后,三人将可疑人按倒,用绳子捆住。可疑人拼命挣扎,象杀猪似的嚎叫。
  听到叫声,其他同志也都涌进了小屋,而这时,悄悄躲在检查站对面厕所里的王宗玮,将子弹上了膛,几大步跨到检查站门口,撞开门,向近在咫尺正在捆绑王宗的四个人连连开枪射击……王云、李信岩和一位工人师傅不幸牺牲;熊继国负伤昏迷了过去。两个恶魔又欠下人民一笔血债!
  “二王”行凶后,劫走王云的枪,逃离检查站,掉头往市区跑。
  一辆东风牌一四○号汽车首先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刻向距离岱山检查站一公里的岱山派出所报案。
  正在派出所值班的胡指导员闻讯后,立即带领三名民警和民兵去堵截。他们和“二王”在公路上相遇,距离不到二十米。“二王”见一群干警堵来,吓得马上拐向右侧的小路,惊慌逃窜。胡指导员等人熟悉地理情况,他们知道“二王”所走的小路只连着一条通向武汉轴承厂和长航科研所的窄路,所以胡指导员先敌一步,来到这条路上堵截。果然,相遇了!“砰砰”,一场枪战开始了。双方相持不下,又让“二王”脱逃了。
  就在胡指导员走后,青年民警赵斌拿起胡指导员的手枪,勇敢地追踪去。他追到长航科研所,找到民兵马炳强,二人进入科研所大院搜寻“二王”,在围墙下的流水洞拣到“二王”丢弃的弹夹。赵斌始终走在前面,向马炳强说:“你走在后面,安全些,我一旦受伤,就把枪甩给你,你把他们撂倒!”这虽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却表现了公安战士的胸怀和情操!
  只可惜,赵斌来晚了一步。原来,“二王”将提包扔进厕所后,如惊弓之鸟,仓皇逃窜了。
  在公路上,“二王”遇见骑自行车带着孩子上街买菜的轴承厂工人詹小建,王宗玮跑上前去,喊了一声“把车给我!”说着,便疯狂地向詹小建开了枪,小詹惨死在血泊中。
  “二王”骑着一辆车跑进长航科研所大院,只见院墙一丈多高,团团围住大院。“二王”急得就象两条乏狗团团转,绝望中,他们趴在地上用手将墙下的流水洞掏开,从低矮的洞子里钻挤了出去。围墙外是一条脏水河,往哪里去?他们转了向,就象无头苍蝇乱撞起来。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十点五十分接到作战通知,各分局、派出所干警全部出动,围捕“二王”。
  可惜,包围圈设计得不严密,“二王”混在观望的人群里溜走了……




  “二王”武汉一逃,丢魂失魄,再不敢轻举妄动,竟消失了踪迹,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凶犯在公安机关通缉追捕的“荧光屏”上失去了踪影。压在公安部追捕“二王”指挥组肩上的担子特别沉重。指战员们整夜研究形势,分析各种情报、判断可疑动向,调度各省的追捕力量……
  公安部要求一定要尽快将“二王”捕获归案,向党向人民作出交代。
  四月下旬,公安部再次部署追捕“二王”的措施,强调把追捕“二王”与加强基础工作结合起来,与侦破现行案件结合起来,与发动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做好干警和群众的教育工作;落实责任制……
  我们的公安干警日日夜夜在紧张地战斗着。
  电话一个接一个,信函一封接一封,公安部每天收到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检举线索几十个。对这些扑朔迷离,若是若非的线索,要一条一条地核对,分析,该排除的排除,该备案的备案,该追查的追查,直至水落石出。
  许多误认为“二王”的线索,一个个被迅速查明、清除;冒充“二王”作恶的歹徒,无不当即抓捕归案。这一切,正是北京的这个中枢机构,在坚定有力地指挥着这场战斗。公安部将有关“二王”的情报和活动特点向全国进行了通报,并将“二王”的指纹、笔迹、照片印发给各地。
  从三月二十五日以后,“二王”却一直踪迹杳然。
  指挥部毫不松懈,调整力量,把追捕工作引向纵深。
  “活要抓到,死要见尸”。公安部确定,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五个省为重点,进行大规模圈踪,追查“二王”逃窜去向。八月中旬,江苏省公安机关终于发现“二王”活动在江苏省内靠近连云港的淮阴市。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淮阴市百货商店的两名女财会人员(其中一名是孕妇),前往银行交当日的营业款。孕妇手拎的提包里装着二万一千多元现金。这个小城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秩序一向都很安定。“二王”的传说虽有所闻,可听来好象外星人的传闻一样。看,两名妇女,拎着巨款,悠哉游哉地走在马路上,不就是这种太平意识的写照吗!
  孕妇手上的提包突然“嗖”地被人拽走,她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另一个女同志则清楚地看见一个小个子男人夺走了提包,便惊叫道:“钱被抢了!”
  距离抢钱者五十米以外,一个高个子跨坐着一辆自行车,正停在那里,等小个子快跑到跟前时,大个子将车一蹬,小个子纵身跳上。坐到车架上,两个人拐向小路逃跑了。
  市公安局立即组织追捕,但是抢钱的强盗已不知去向。搜索中搜到二犯甩掉的一辆自行车。经过检验查证,认定淮阴市强抢巨款的罪犯正是“二王”!
  “二王”公开暴露了!江苏、江西、山东、安徽、河南、上海等省、市,严密注视“二王”动向,动员力量围歼罪恶累累的“二王”。
  狡猾的“二王”在淮阴作案后,为躲避撒开的法网,带着蚊帐、筒袜等露宿山林野坳的用具,骑车逃离淮阴。十四天的时间,他们从江苏省横跨安徽省,又跑到江西省,妄图从这里再通过广东、福建两省南逃过海。可是,他们预想不到天网之大,布满中华,天网之远,远到南海边。还没等二犯听见海涛声的时候,埋葬他们的坟墓已经掘好。这个葬场,就是毛主席曾在诗词中吟唱过的江西广昌。




  一九八三年的九月中旬,正是金秋时节。沿着南昌南下的公路两旁,桔子黄了,晚稻熟了;荷叶落了,莲子香了!近处流着清澈的河水,远处耸立着起伏的山峦。一路几百里,光彩斑烂,风光无限,仿佛给人们展示了一幅无边无沿的、美丽的江西山乡喜待收获的漫长画卷。
  距离南昌五百五十华里的广昌县,是革命老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率领红军路过广昌,曾写下一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唱道:“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半个世纪过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红旗更加艳丽,山区广昌一天天富裕起来,农民的日子就象田里拔节的甘蔗日日高,节节甜。纯朴的山区人民,想不到在他们这块肥沃、幸福的家乡土地上,会突然发生扰乱他们正常生活节奏的事情。
  九月十三日早晨八点钟,两个幽灵似的人,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强大声威下,走投无路,顶着一片阴云,一前一后骑着两辆旧自行车混进广昌城区想找吃的。
  八点刚过,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刘建平走出机关大门,去联系制作欢迎复员军人回乡生产的红布横额。行走中,他向对面的向阳土产商店一望,发现在商店门口的马路边,有一个头顶旧草帽,戴副大墨镜的人,两条长腿跨在自行车上,左脚尖点地,右脚踏着脚蹬,一副随时准备骑走的架式。此人身材很高,却故意蜷曲着身子,象个大虾似的伏在车把上,并且有意把草帽压着眉毛,掩饰自己的真面目。
  多年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并担任过城关镇团支部书记的刘建平,人很机敏,立即对这个陌生的人物产生了怀疑。今天本是阴沉欲雨天气,这人为什么还戴一副墨镜呢?头上没有阳光,却压着一顶旧草帽,而且分明是用来遮脸的,这又是为什么呢?说起小刘,他平日很有警觉性,在民政局工作二年多,遇到过登门要求救济,实则是过路行骗的人。他对这种人的衣着、言语、神态,进行观察,摸出了一套规律,戳穿过骗钱者的假面具。这会儿,他一边观察骑车人的神情,一边心里想:全国正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这个人会不会是个逃避打击的罪犯呢?为了探个究竟,小刘故意走过去。离近时,他见那人的白衬衣脏得发黄,瘦长的脸上黑乎乎的,好象涂了一层油彩;再看自行车,上边沾满了泥浆,车架上驮着一个用塑料布包着的大包裹。显然,这是只有经过长途奔波,过着一种不正常生活的人才有的狼狈相。当小刘避开那人,待作进一步打量的时候,只见商店里又走出一个与骑车人同样打扮的人,不同的是个子矮些,衬衣是蓝色的。他俩分明是同伙,但却故作陌路人。小个子走到离大个子约二十米的地方,推起一辆自行车,骑上后越过了路边的大个子,独自向南驶去。随后大个子将车蹬动,离小个子约三十米,两辆车成斜线,等距离地前行。行动如此诡秘,情景如同演戏。小刘意识到,他可能面临着一场严峻的对敌斗争。当那个小个子在不远的邮电局门口的小摊床前停住时,小刘机警地注意到大个子此时正停在对面路边,仍然是那样跨着车,象是放哨。小刘凑到摊床前,故作买刷子,而耳朵却竭力搜听从小个子嘴巴里发出的一切细小声音。
  “这个烟……”小个子压低声音说。
  小刘一听,是北方口音。江西人“这个烟”发音为“格够烟”。小刘偷瞥他一眼,草帽向前压得太低,看不清相貌,只露出一个尖下巴。小刘暗下判断,这两个家伙,行动鬼祟,压着嗓门儿说话,决不是好人。他决定采取行动,立即离开摊床,向城关公安派出所奔去。
  派出所里只有所长邹志雄在家值班,他个头矮小,但很精干。刚近而立之年,满身洋溢着年轻人的虎虎生气。
  刘建平报告:“邹所长,有可疑人,相当可疑!”
  邹志雄虽然年轻,但是这位多次荣获县公安系统先进单位的派出所所长,处事却相当沉着、老练。他严肃地问道:“什么根据?”
  小刘把情况一五一十地一说,邹志雄冷峻的目光一闪,问小刘:“人在哪里?走,去看看。”
  小刘领着邹志雄走出派出所,往街上一看,发现可疑人已经走出县城。如果真是两个逃犯,难道能让他们跑出城关派出所的管区吗?不能,那样就是失职!邹志雄的心里,油然升腾起一种公安人员崇高的责任感。说起城关派出所,它在对敌斗争中曾有过光荣的历史。最为突出的功绩,是在一九八○年五月十七日,一个活动在几个省内的重大反革命集团窜到广昌作案,被城关派出所的公安干警一举破获。派出所干警荣立集体三等功,作战有功的邹志雄被提升为县内最年轻的一名所长。人民公安战士的神圣责任感,驱使邹志雄从不放掉一丝对敌斗争的时机。两个可疑的人走远了,但是他决定主动出击。他和刘建平急忙返回派出所,把子弹上了膛,交给小刘一副手铐和一把匕首,然后来到县公安局。正好遇到擒敌经验丰富的刑警队干部刘细鹏在家值班,邹志雄同老刘多次协同作战。刘细鹏一听情况,立即两眉飞扬,精神抖擞,起身参战。他们三人来到院子,看到县水电局年近花甲的陈步山老师傅开的一部面包车停在那里。邹志雄把情况向陈师傅一说,这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司机毫不迟疑地说:“快上车!”
  汽车上了公路,四个车轮飞一样地向南驶去。车子以七、八十码的速度前行,几分钟功夫,在离县城四华里的宴公岭追上了两个可疑人。
  陈师傅问:“停不停?”
  邹志雄说:“超过去,到前边隐蔽起来。”
  车“嗡”地一声加大了油门,迅速从两个骑车人身边闪过。但是车上几双睁大的眼睛,就象快门为百分之一秒速度的照相机镜头,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把那两个骑车人的特征毫无遗漏地收录在了视网膜上。邹志雄和刘细鹏握好了手枪,刘建平也找好了两根铁棍子,随时准备和司机一起投入搏斗。
  汽车驶出一段路,来到小港养路段,附近有村庄。邹志雄指挥拐进右边小路上,把车掩蔽在树荫里;邹志雄和刘细鹏卧藏在公路边的一棵大树后面,等着两个可疑的人。
  “来了!”两个骑车人进入了视野,邹志雄压低声音提醒着人们。
  当相距二十米的时候,邹志雄首先从大树后闪出,站在公路上,迎着来者举起左手示意,命令道:“停下,检查!”
  这意外的情况,吓得小个子人倒车翻;后边的大个子急刹住车,不由地脱口说声:“完了!完了!”随即车也倒下。
  邹志雄和刘细鹏正待上前检查的时候,突然,趴在地上的可疑人“砰”地向邹志雄打了一枪。机警灵敏的邹志雄,一个箭步闪到公路那边的大树后,同刘细鹏一左一右,一齐射击敌人。但由于路两旁是茂密的大树,火力受到阻碍。这时,只见小个子跳到路边蒿草丛生的大沟里,有逃掉的危险。邹志雄向隐蔽在车旁的刘建平和陈步山喊道:“打电话!”
  刘建平跑到养路段工棚一看,里边没有电话。当过汽车司机的小刘,在生死考验的时刻,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他向陈师傅说:“只好开车闯过去报信了,我开车!”
  陈步山勇敢地说:“我开车,冲过去,注意不要被打掉轮胎。”
  陈步山和刘建平跳上车,拐上公路飞速前进。子弹在车厢左右横飞,英勇的一老一少,高鸣车笛,冲过火线,回县城报信。
  邹志雄和刘细鹏两支枪的火力有效地堵截着大个子,使他不能横穿公路,逃向东边。可是恰在这时,从南开来一辆面包车,车体遮住了小个子;急于逃脱厄运的大个子,也以汽车作掩护,同汽车一起往前奔跑,跑出射程以外,然后穿过公路,与小个子会合,拼命东逃。他们跑进稻田时,泥水沾掉了鞋,便光脚渡过河,钻入了山林。
  小港一战,公安人员缴获了两辆自行车,一个包,包里有八千元人民币和蚊帐、长袜、警服、军服、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地图和化妆油,还有两支枪。广昌县公安局迅速与上级公安机关联系,经过验定,两支枪中的一支,是岱山检查站被“二王”抢走的,从而认定了这两个可疑人正是“二王!”
  “二王”在广昌出现了!公安部立即向江西省公安厅和武警部队下达作战要求:“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为民除害!”
  一场围捕“二王”的战斗打响了!




  广昌县公安局得到小港战报后,县公安局局长胡顺保立即带领武装警察疾风般赶赴现场,分三路追击。在追击队伍里,有一个“编外”侦察员,他就是县公安局的小通讯员、十八岁的李周田。他一听说坏人持枪行凶,便未来得及请示领导准许,拿起枪,跳上车,跟着出击。到了现场,他听完邹志雄介绍情况后,就象一支离弦的箭,沿着他熟悉的路线追去。这个工人子弟,虽然是公安战线上的新兵,但他那还稚嫩的心灵,已把公安战士为保卫人民利益与罪犯作英勇的斗争,视为至高无尚的天职。满脸稚气的小李,此时,凭着满身的青春活力和一腔愤怒,十几分钟之后,已经把战友们甩在了后面。在山路上,遇见迎面急匆匆跑来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小李大声命令:“站住!”
  这青年跳下车报告说:“我的单车(自行车)被两个拿枪的人抢走了!我是去报案。”
  这个青年叫刘云贵。他说抢车的大个子穿着绿军裤、白衬衣、红背心;小个子穿着蓝警裤,蓝衬衣。两个人都光着脚,一人一支枪,手里拎个兜,骑着一辆车逃跑了。
  李周田说声:“带路,追!”便骑上车,带着刘云贵急驰而去。跑了一阵,迎面走过来一位老农,李周田问:“看到跑过去两个人没有?”
  老农说:“看见了,骑着车,拿着枪,凶着呐,有个老俵在追!”
  追“二王”的老俵是刘云贵的父亲。这位纯朴的农民,听说强盗抢走了儿子的车,义愤填膺,手拿一把铁鱼叉,一直追了十多里。李周田趟过齐胸深的旰江河,追上了刘云贵的父亲,问道:“看见人了吗?”
  老人向山上的一个小亭子一指:“他们进了亭子!”
  小李听说逃犯近在眼前,又紧张,又兴奋。他急速登上山,来到小亭前,发现地上有一滩刚淌下的水,又听见亭子里边有动静。勇敢的李周田,真称得上是孤胆英雄,他扣紧枪机,一个箭步闯进亭子,大喝一声:“不许动!”
  亭内一个人慌忙站起,小李瞪眼细看,原来是个哑巴老头。老头用手比划,示意两个拿枪的人向山上跑去了。小李请老头带了一阵路,发现了“二王”甩掉的自行车。他顺着“二王”的踪迹又翻了两座山,来到一个岔路口。为了给后边的同志指明前进的方向,他掏出红色工作证,再把身体检查表斜插在里边,放在他追击的路上,作为路标。然后他又钻过一片没人深的茅草和树林,在离他二百米的山坡上,终于发现了正在拼命逃窜的“二王”。李周田于十点十分从小港出发,跋山涉水,追赶到十二点三十分,不停息地奔跑了二十多里路,终于发现了两个恶魔的身影。他为日后围歼“二王”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立了功。在人民公安的肌体里,活跃着这样新生的、强健的细胞,怎不令人欣喜、令人振奋呢!
  随后赶来的公安干警,看到小李的“路标”,按着他指示的路线奋力直追,不久便和小李会合了。此时,“二王”已隐遁到旰江林场的深山密林里了。这时是中午十二点四十分。
  广昌县县委书记赵焕起在紧急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上,果断地提出:“追捕‘二王’是现在最大的政治任务,一切工作为它让路。”赵焕起和韩县长把办公地点改在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他们站在广昌县的地图前,圈划“二王”逃跑的路线,根据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指示,向旰江林场调兵遣将。在第一批围捕“二王”的公安干警形成第一个包围圈以后,仅过三个多小时,又组成了第二个方圆三十公里的包围圈。
  “二王”被包围在广昌!这消息象电流一样快,传向四面八方。南丰县的县委书记来了,宁都县的公安局长来了,邻省福建的建宁县的县长和公安局长、武警负责人来了;石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龙一进门就象战士似地威武站定,说:“我带来一个武装班,请分配任务!”多么好的配合,多么和谐的协奏曲啊!
  认定“二王”在广昌出现以后,省公安厅杨希林副厅长和王维城处长率领干警,带着警犬,赶赴广昌指挥围捕。南昌距离广昌五百五十华里,一辆辆警车亮着雪白的灯柱,响着警报器,只用四个小时,就于晚上八点赶到。杨希林和王维城是南下时留在南昌工作的东北干部,三十多年的江南水土,仍然染不掉他们那北方人的强悍气魄。他们在“二王”消失的地方连夜开展工作,并决定召开全县各公社书记紧急电话会议,调集民兵,组织第三道包围圈。广昌的夜,是个不平静的夜,不眠的夜,人浪在广阔夜幕下的大地上滚动,却静得听不到涛声。十四日凌晨一点,一个一百七十一公里的包围圈已经形成。
  就在这子夜刚过时分,又有几辆警车奔驰在山区的公路上,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昭荣,省军区副司令员沈忠祥,省公安厅厅长兼武警政委孙树森,遵照省委指示,率员来到广昌,加强对围捕战斗的领导。他们拂晓前赶到广昌后,见到了彻夜未眠的具委领导同志,当即召开广昌及其几个邻县的县委书记电话会议,限定次日上午十点钟以前,形成一个区域更为广阔的县与县相连的大包围圈。
  一双双警惕的眼睛,一个个准备拼斗的住户,一支支在丛林中搜索的枪口一齐向“二王”包拢!……“二王”被包围在警、军、民筑成的铜墙铁壁之中,真个插翅难逃了!
  但是,踏遍了两道包围圈里的座座高山,搜尽了被荒草遮掩的每个沟沟坎坎,四天已经过去了,却始终不见“二王”的踪影。艰苦的攀登,过度的疲劳,使人们怀疑“二王”是不是已经不在广昌?
  “二王”在不在广昌?指挥部经过分析、研究,断定“二王”就在广昌。因为几道包围圈,已赶在“二王”可能逃出之前完成了“二王”经小港交火后,无车,无食,无鞋,再加上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又害怕暴露,已落到有屋不敢进,有路不敢走,有钱无处花的穷途末路。二犯只能藏在山里,别无他路。气可鼓不可泄,指挥部做出准确的判断,坚定了各路人马在广昌捕捉“二王”的信心,并制定了新的围捕措施,激发起人们的战斗热情。




  九月十七日的夜晚,广昌上空阴云密集,疾风过后,山雨倾盆而下。苍茫群山,响着一片震人心弦的雨声;而就在这大雨之中,肩负搜捕任务的公安干警、武警、解放军、民兵,坚守在岗位上,倾听着一草一木的动静,注意搜寻着每一点影踪。
  地处高山峻岭的尖锋公社观前大队的曾家村,有一户姓曾的人家,主人叫曾文泉,家里六口人,妻子是六十年代的大队妇女主任,共产党员。实行“大包干”以后,一年里的粮食收入一千四百元,是往年的一倍;另外养了五口猪,可收入七百元。十八日是公社所在地的集日,曾文泉为赶集市卖猪,夜里请村里何冯珍来家杀猪。说起何冯珍,别看岁数不大,可是村里的能人,木工、厨工、杀猪样样会,村里人谁有个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叫他帮忙。他来杀猪,民兵队长特别嘱咐他:“杀猪也别忘了盯‘二王’。”
  何冯珍幽默地应道:“忘不了,我手里有杀猪刀!”
  过了半夜,雨小了一点,约在翌日凌晨一点半,曾文泉的女儿——十六岁的曾水秀坐在门口房檐下,看见一个小个的生人,扛个竹筒子,从门前走过,距离水秀只有两米远;挂在门口的灯泡,把这个人的装束照得清清楚楚:穿蓝衬衣,蓝裤子,全身被雨浇得湿漉漉的,可是竹筒却是干的。她有点怀疑,便问:“这么早往哪去?”
  那人把脸背着光,一声不应地走过去了。
  过了几秒钟,又有一个大个子走了过来。他驼个背,手拄一根棍,一走脚一拐,也是把脸背着灯光,慢慢地走过去了。
  曾水秀念书的时候,年年是学校的三好学生,这几天公社关于动员抓“二王”的事,她早就记在心里了。她立即回屋向爸爸妈妈和正在洗猪肠子的何冯珍说:“我看见过去了两个可疑的人!”她把所见情况仔细一说,引起了何冯珍的注意。这时桌上已经为何冯珍摆好酒和肉,他说声:“不吃了,赶快去报告,他们可能是‘二王’”。说完便和曾家父女,顶着雨,摸着黑,向大队奔去。大队位于七、八里地之外,高山峻岭间是羊肠小道,他们三人深一脚浅一脚,顾不得跌跟头,心里如烧一团火。
  尖锋公社的山山水水,被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过,这里的人民群众,曾与毛主席接触过。一九三四年,毛主席带领红军征战,就住在尖锋,一天夜里与白匪遭遇,当地游击队配合红军同白匪周旋,使红军安全转移。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尖锋公社有三百九十名烈士流尽了鲜血,换得今天乡亲们的幸福生活。在革命传统哺育熏陶下生活的曾家父女和何冯珍,象那些烈士一样,怀着对党、对人民忠贞的感情,不顾路远地滑,向前奔跑着。他们看见大队办公室里亮着灯光,远远地便喊道:“大队有人吗?”
  从大队办公室走出来的是尖锋公社党委书记汪细元,他是遵照指挥部的指示,冒雨前来查岗的。报信人气喘吁吁地向他报告发现两个可疑人的情景。他不等说完,就把他们拉上车。为抢时间,他让曾家父女在奔跑的汽车上向他继续报告。
  清晨四点钟,指挥部接到了汪细元报告发现“二王”踪迹的电话。这时指挥部急速派出孙树森、杨希林率领侦察、搜索小分队,带着警犬,兵分两路,赶赴现场追击;同时在逃犯所必经的几个出口派出武装力量阻截。五点多钟,在水南大队南坑生产队的一座山上,由县公安局刑侦队长高怀玉带领的小分队,在距离他们三百米的山涧里发现了“二王”的身影。小分队立即分成三个追捕小组跟踪追击。“二王”已狼狈不堪,王宗玮拄个棍子,行走困难,王宗惊魂失魄,乱拱乱窜。为了逃命,他们竟从数十丈高的陡崖上滑到山涧里,跌个半死,爬起后还摇摇晃晃地奔逃。紧紧追踪的派出所所长邹志雄眼见“二王”逃进了眼前的南坑山,恰好,这时解放军赶来,他激动地说:“‘二王’就在山上!”
  指挥部迅速移到南坑山的山脚下,省公安厅副厅长杨希林就在“二王”消失的地点指挥战斗。南坑山,茅草密集。关于茅草,有个谜语,说:“一把刀,两面快,只切肉,不切菜。”传说鲁班就是根据茅草的利齿发明了锯子。拽一把茅草,满手出血,钻一下树丛,满面伤痕。南坑山就是这么一座长满茅草的山。为了抓“二王”,指挥部调用公安干警、武警、解放军、民兵,带着警犬,采取“三面包围,一面平推”的梳篦子战术,排成一字队形,寸土不漏地全面搜索南坑山。
  天上下着雨,指战员们精神抖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横扫南坑山。
  江西省武装警察第二支队的通信参谋吴增兴,是一个无私无畏的公安干部。本来抽调赴广昌参加围捕“二王”战斗的人员并没有他,但他主动请战,说:“战斗中通信联络很重要,为保证通信联络,让我去吧!”他被批准参战了。为了准备通讯器材,他没有同妻子打个招呼,就由南昌奔赴广昌。临行之日,已近中秋佳节,他从广昌给妻子发出一封信,信中说:为了围捕“二王”,他不能在十七日回去过生日了。中秋节也快到了,他充满思念之情地写道:“为了为民除害,我不能回去和家人团聚了,只好托你为父母买些礼品,代送一下。我们的小宝贝倩倩,乖吧?我非常想念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公安战士,爱家庭,爱父母,爱孩子,感情是丰富美好的。但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爱,他们可以舍弃这一切。
  已经是下午六点二十分了,夜幕渐渐降临,山色变得朦朦胧胧。一队搜山的战士从无路的山坡往山脚下滑,武警战士黄力生顺着茅草滑下去,在滑动中突然脚下踹着什么,还没等他喊话,他身后的武警战士甘象清大喊:“有人!”
  “砰”的一声枪响,躲在草丛中的王宗玮向甘象清开了枪,甘象清中弹负伤倒下。武警战士郑万寿,回头向王宗玮射出了愤怒的子弹。随着枪声,王宗玮绝望地呻吟了一声:“我不行了……”这时,三条警犬向王宗玮扑去,叨住这个奄奄待毙的恶魔,拖到了山下。
  王宗还妄图作垂死挣扎。他拣起王宗玮的枪,窜到几米外的草丛里隐蔽了起来。武警战士们发现了草动,悄悄地缩小包围圈。这时,通信参谋吴增兴不顾生命危险,拿起报话机,向山下指挥部报告情况。凶残的王宗将枪口对准吴增兴,从几步之远的深草丛里连射五枪,击中吴增兴。身负重伤的吴增兴怒目盯向王宗藏身的草丛,用尽浑身的力气,勾动枪机,“砰砰砰砰”向敌人连发四弹,随后才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南坑山的茅草,年仅三十岁的吴增兴,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武警战士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了,倾刻间,数枪齐发,一连射出四十八发子弹。枪声响过,武警战士、解放军战士一齐拥向山坳,找到王宗被乱枪击毙的尸体。
  山坳里腾起一片欢呼声,好似群山唱起了一曲激昂、雄壮的赞歌。
  十恶不赦的“二王”的尸身停放在山下,那瘦瘪的形象丑陋极了,蓬首垢面,皮色灰白,脚板上累累孔洞;一个公文包绑在腿上,内有一万三千元人民币。后经法医检验,两犯胃内空空。在最后被追捕的日子里,他们苟延残喘,过的是连丧家之犬都不如的日子。这就是两个亡命之徒的可耻下场。
  “二王”被击毙了!北京那间简朴的公安部刑侦局值班室沸腾了!聚集在电话机旁的局长、处长和值班员,禁不住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已经在这里连续指挥工作了几十个小时了,此时,压力、疲惫、饥饿,顿时云飞雾散,他们一下子变成了世间最幸福的人。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得知击毙“二王”的消息后,审慎地叮嘱:“要验明正身!”
  被击毙者确是“二王”,证据确凿:
  小个罪犯尸体的十指指纹,与公安部通报的王宗犯罪前科指纹核对无误;
  大个罪犯尸体的上牙四、五、六、七颗牙齿,镶瓷牙白合金套,符合王宗玮牙齿特征;
  二犯身高、体貌与“二王”照片和档案材料记载一致;
  二犯所携笔记本上的字迹,经鉴定是王宗、王宗玮所书写;
  …………
  “祝贺公安部追捕‘二王’成功!祝贺你们的胜利!”
  主管指挥追捕“二王”工作的公安部刑侦局负责同志们,在几个月内亲临数省市捕捉线索,督促、指导追捕工作。他们听了这句话,激动地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今后要努力提高我们队伍的业务素质,抓住新形势下刑事犯罪的特点开展斗争。如果说我们为追捕‘二王’做了些工作的话,那就算是将功补过吧!”多么感人的语言,多么严于责己的精神!这不正体现了广大公安干警不断汲取教训、再接再厉,决心给予刑事犯罪分子以更严厉打击的决心和气魄吗!




  一道撤销追捕“二王”工作任务的命令,通过电波瞬间传达到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让那些一直处于备战状态的公安干警们也分享一下胜利的欢乐吧!在追捕“二王”的七个多月的日子里,有多少出击、蹲点、待命的公安干警,以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作出了无数感人肺腑的事迹呀!
  同“二王”的艰苦一战结束了,今后可能还会有“二张”、“二李”等亡命之徒跳出来表演。但是,令人可喜的是公安战线上的同志们,经过与“二王”斗争的这样一次大“演习”,斗志昂扬,战斗力在迅速提高,他们在努力适应当前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新特点、新形势,时刻准备在与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建立功勋。我们预祝他们头顶上的庄严国徽,更加灿烂,更加闪亮……

当年牺牲了很多警察和民兵,不容易啊
小时候看过小人书就叫《追捕二王》
一路下来基本上都能遇见反抗,那时候歹徒的生存环境很恶劣啊。
那个年代的老百姓真的是很勇敢啊
还好被堵下来了,否则的话,要真的逃到对岸,那可就真的不好玩了……
不像是纪实文学,到像是抒情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