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王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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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篇文章是美国冷战时期大战略书稿的一章，前后拖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原因是总有新的写作任务压住了它。这次出访普林斯顿，终于抽出时间把它写完了。感谢牛军老师的宽容。其实还有很多资料没有看，有很多想说的事没来得及想清楚，所以还没有说。重点想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要靠它的社会力量推动变革来实现。
冷战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而告结束。在总结冷战的历史遗产时，国内学者多集中于苏联崩溃的教训；涉及美国的部分，著述的侧重点则在其冷战时期的大战略和对外关系，而很少论及美国的国内变化和政策调整。然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德瑞克·李波厄特所说，“赢得冷战的原因是美国的改革。”[1]按照美国冷战史专家梅尔文·莱弗勒的观点，美国“在冷战中真正的大战略是西方在自己人民生活体验中取得成功，而不是地缘政治格局、陆海空军规模或公共外交的成功”。[2]从学理上讲，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在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全方位战略竞争中胜出，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其大战略的成功或军事力量的强大，而需要从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寻找。只有国内的政治团结、经济成功、社会进步和民族凝聚力，才能长久保持国家的强盛、国际竞争力和超级大国的地位。
本文旨在探讨美国在国内事务中是如何应对冷战的长期冲击和影响的。这种冲击和反应，既包括美国政府（包括行政部门与国会）的政策调整，也包括社会的自我调节及对政府的制约；既包括麦卡锡年代的思想禁锢和政治迫害，也包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期间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反叛；既包括冷战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包括同苏联的军备竞赛和海外军事干涉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美国在冷战中因祸得福，“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很难分清冷战对美国国力上升的推动作用和滞后作用孰轻孰重，各占几何。
美国赢得冷战的国内进程是曲折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冷战初期（1946-1960年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和中期（1961-1980年肯尼迪至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忧患意识很强，国内政治问题和社会凝聚力经受了严重考验；而到了冷战后期（1981-1991年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治国的自信心逐渐增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上升。莱弗勒指出，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资本主义获得新的活力并向前发展，转折点是1970年代，使得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得以夸耀资本主义的优越性。[3]
冷战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影响，可以从历史的纵向和不同领域的横向这两个不同向度来分析。本文主要是采用横向分析的方法，对以下几个不同的领域与问题进行探讨：（一）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二）社会变革与文化运动；（三）经济、科技与教育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不能扎根，有许多学术著作加以探讨，[4]而苏联模式对美国缺乏吸引力，是诸多因素之一。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说过：“在北美，共产主义甚至谈不上是个政治运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中，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登不了大雅之堂、毫不起眼的小宗派。……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当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公众对这个制度的不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共产主义制度也没有激发公众对它的热情。现存制度采取创造性对策，通过美国的‘新政’和加拿大的类似措施，制止和消除了共产主义对公众的影响。公众舆论也本能地感到，共产主义无助于处在社会和技术革新前列的国家。”[5]
尽管如此，在冷战初期，美国政界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充满恐惧的，这种恐惧也渗入到美国国内政治之中。标志着冷战启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仅仅9天，杜鲁门政府就发布了名为《联邦雇员忠诚计划》的9835号行政命令，使反共迫害得到官方授权。1947年3月这两大举措，一个外交（杜鲁门主义出台），一个内政（《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出台），旋即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话语系统定下了基调。同苏联的斗争，被界定为自由与奴役、无神论共产主义与信仰神的民主思想之间的战斗，而绝不仅仅是两个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或者是霸权争斗。反共从此成为美国国内一种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
在冷战初期的美国国内，任何可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包括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都受到攻击。对共产主义“软弱”成为一个紧箍咒，规定了政治辩论的界限。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北欧国家，左派政党可以公开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如全民医疗保障、延长产假、提高失业救济等等，但美国政治中最左的主张，在欧洲也只能算是中间派。在法国，让-保罗·萨特那样同情苏联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受到尊重，而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冷战对美国政治话语产生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杜鲁门对其民主党内对手、前副总统华莱士的人身攻击。华莱士因其主张对苏缓和、在国内扩大福利而饱受“同情共产党”的指控。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从1947年开始对文化界、科学界人士进行反共调查与清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削弱了美国劳工组织，打击了黑人民权运动。[6]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甚嚣尘上及其对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毒害，众所周知，在此不赘述。195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被冷战与反共气氛所笼罩，导致保守的共和党人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虽然麦卡锡主义遭到强烈抵制，也引起了美国人对本国政治体制的反思，但与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压力的严酷性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所谓从事“非美活动”的人士有政治压力，甚或失去了工作，但造成人身迫害的冤假错案的还是极少数。在1948年至1958年的十年中，“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对全国范围的450万联邦雇员展开了调查，被认为符合“不忠诚”界定而受到解雇的总共不过378人，不到受到调查人数的万分之一，平均每年不到40人，因此没有引发联邦雇员的普遍不安和恐慌。[7]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反共政治迫害，危及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微乎其微，无法造成美国广大公众对政府的反叛行动，更不足以让公众深度怀疑本国的政治制度。
历史证明，冷战时期苏联依靠“举国体制”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实力上升，对美国人有震慑力，却几乎完全没有吸引力。持强烈意识形态见解和受到反共宣传影响的美国普通公众自不必说，连对国内政治持强烈逆反心理的那部分美国社会精英，也都没有从苏联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方面吸取思想营养或者受到精神鼓舞，反而强烈批评苏联的内外政策，直至对苏联的衰落和崩溃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例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激进的左派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毫不掩饰他对苏联解体感到“欢欣鼓舞”。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名声早就被苏联玷污了。[8]一位更为知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说，东欧国家垮台是因为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经济停滞伴随着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压力和反对暴政的社会压力，导致苏东集团在1980年代初的危机和最终解体。[9]
由此不难看出，冷战和苏联因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到过“搅混水”的破坏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强化了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反共旗帜下凝聚了全民政治共识。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冷战，驱使美国主流政治思潮向右偏转。以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62年发表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0]等著述为代表,美国知识界强调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特殊性，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适用于美国，尤其排拒暴力革命、激进的集体运动的正当性。
美国知识界把苏联的国内专政和对外强权扩张同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客观上造成了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社会恐慌。美国学者唐纳德·怀特指出；“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没有引起苏联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那么大的焦虑。”[11]美国人对苏联模式的恐惧和排拒，一是担心自己的财富被国家所剥夺，而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是集体贫困。二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式的制度，威胁到美国的个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
这种抵制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社会共识，既是冷战所造成，又被冷战所固化，转而成为冷战的动力。肯尼迪在1960年同尼克松竞选总统时，不惜摆出比其共和党前任艾森豪威尔更为激烈的反苏姿态。肯尼迪痛斥苏联的巨大生产力，宣称只有使美国更加强大，才能维持世界“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狂热地宣称，“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因此，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12]这一号召成为肯尼迪时代政治生活的标志性口号.
肯尼迪之后直至里根的美国，都是以“维护自由”为旗帜，同苏联进行抗争的。1987 年里根在柏林墙边发表演说声称：“50年代，赫鲁晓夫曾经预言：‘我们将埋葬你们。’然而在今天的西方，我们见到的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达到的繁荣和富足水平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共产世界，我们则看见失败、技术退步、健康水平下降、甚至于基本物资的匮乏--食物不足。即使在今天，苏联还不能粮食自给。经过这四十年，一个伟大而无可逃避的结论展示给整个世界：自由带来繁荣。在和平合作的国家，自由取代了自古以来的仇恨。自由是胜利者。现在苏联人自己也在有限程度上认识到自由的重要。[13]
同时，美国领导人以夸大而非缩小苏联实力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操纵对苏联的恐慌心理，以巩固冷战大战略的国内民意基础。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舆论一片惊慌之声，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他对苏联卫星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应当感谢苏联夸大自己的能力，因为美国人需要这种周期性的“休克疗法”（shock treatment）来刺激自己。[14]
如果说杜鲁门时代美国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渗透还有所畏惧的话，到了冷战末期的里根时代，美国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几乎只剩下蔑视了。这一转变的社会根源，在于美国的变革促进了个人自由和族群平等。
美国以“维护自由”为旗帜进行冷战，但冷战初期美国社会却以“缺乏自由”的特征而臭名昭著。美国社会的不自由，主要还不在于国内的反共政治压力，而在于少数族群尤其是黑人所遭受的歧视。一些黑人还受到反共和种族歧视的双重迫害。例如，受到广泛尊重的黑人歌唱家和运动员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被贴上了“危险分子”的标签，受到人身骚扰。直到1974年76岁高龄时，联邦调查局才解除了对他的监控。另一位黑人民权运动的先驱杜波伊斯（W.E.B. Dubois）被剥夺了美国国籍，流亡非洲，1963年去世于加纳。1957年夏，阿肯色州州长以“防暴”为名，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的公立学校读书，上千名种族主义分子包围学校，殴打黑人记者。随后，南方几个州也陆续发生袭击黑人的事件。1958年，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仅仅因为偷了白人妇女1.95美元而被判处死刑。
20世纪50-60年代轰轰烈烈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取得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黑人和整个美国社会中的正义力量，但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强烈谴责，以及美国政府出于反苏反共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变革措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5]二战之后，美国大力开展国际活动，到访美国的外国人急剧增加，但是美国的饭店、餐馆、机场等等公共设施，却经常拒绝为许多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非白人政要和社会贤达提供服务。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激起了外部世界的强烈反响。于是，当美国指责1956年匈牙利镇压反革命事件和1957年前后中国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政治迫害”时，国际舆论却广泛谴责美国的虚伪，嘲讽美国自我标榜的“自由世界”。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他要邀请美国南部的人到印尼学习种族宽容精神。荷兰一家报纸指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正在做的事情，与其说是给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带来好处，还不如说是正在损害美国的道德声誉，尤其是在有色人种之中。”[16]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浪潮中，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受到了特别的鄙视和反感，苏联也借此攻击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
冷战初期，“种族问题成为这个自称为肩负着传播自由使命的国家的最大伤痛。”[17]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承认，“种族歧视对我国外交关系的损害与日俱增。”[18]美国的国际形象因国内种族主义而严重受损，使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感到难堪，不得不采取对应措施，包括支持1957年和1960年两个民权法案的通过，同时采取行政措施保护黑人权益。在1957年的小石城事件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下令美国第101空降师进驻小石城，对上学的黑人学生进行“军事保护”。在国务卿杜勒斯的干预下，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也被免除死刑。
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激发了许多其他群体争取各自权利的觉悟和热情。妇女、卡奇诺人（美籍墨西哥人）、同性恋者、嬉皮士等等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对冷战之前几十年形成的正统观念、行为和政治态度发起挑战。以战后“婴儿潮”年代出生的青年为主体的形形色色的抗议运动，到60年代形成了一股合力，被通称为“反文化运动”。[19]这场运动在声势浩大的反越战抗争中达到高潮，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战略形成了巨大的牵制。
值得注意的是，“反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持续不断地反抗政治权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反政府”）的强大社会运动，其中不乏激进的“新左派”，却没有对美国的社会凝聚力造成巨大破坏，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一些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他们反对政府，但并不反对美国及其民主制度。对政府的不信任，对越南战争的愤恨，从来没有导致他们爱国主义的消亡。一位反越战运动的参加者在采访中说：“虽然我们是被溺爱的一代，但对美国的热爱使我们变得坚强。我们的确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但我觉得自己从未消沉过。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从未动摇过我对祖国和民主制度的热爱。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为的是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基石的理想社会。这是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合众为一’的基础，也是我们的理想之所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笃信《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是美国的精神。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政府滥用了权力。这不是我们祖先的理想。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来拯救美国。”[20]
如果说反文化运动是从“激进”的方向推动了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那么宗教复兴则把美国社会拉向“保守”的方向。“伴随着冷战所激发的爱国主义，对道德合法性观念做出的最大贡献来自战后的宗教复苏”。[21]统计数据说明，冷战开始后美国所有宗教和教派的信徒人数都大幅度增加，信教总人口占美国人口的百分比，从1940年的50%增加到1960年的63%。其中增加最快的是天主教、基督新教和犹太教。[22]宗教书籍成为发行量巨大的畅销书。在1953年的10本全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图书中，6本是涉及宗教信仰的。[23]
促使美国宗教信仰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苏反共。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国政府不能深深植根于一种宗教信仰，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我不在乎这一信仰是什么。”[24]在冷战背景下，美国人强烈感觉到信仰缺失就意味着在“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威胁”面前国家目标的缺失，因为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思想空虚的，不足以提供反共的精神武器。于是，沃尔特·李普曼、亨利·鲁斯等舆论界精英，杜勒斯等政客，比利·格雷厄姆等宗教领袖虽然政见各异，但都赞成宗教应当成为美国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世界使命的核心，成为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神盾”和“秘密武器”。[25]
在美国思想界，将基督教信仰同冷战思维和美国对外战略联系起来的代表人物，是神学家兼国际政治理论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尼布尔的宗教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跨越了整个冷战时代。他甚至是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最崇拜的哲学家。尼布尔用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理论为美国制度优越论辩护。他说，没有一种文化或制度是完美无缺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因为美国的制度存在缺陷而看不到它同苏联制度的根本区别，或动摇对这种制度的信心和信仰。尼布尔反对用激进方式改变现状，否认苏联式的革命运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他反对美国参加朝鲜战争，抵制越南战争，但是坚决支持从意识形态渗透和增强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两方面来遏制苏联。
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从尼布尔的思想中挖掘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观点。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也深受尼布尔的影响。1963年，被指责为“亲共”的马丁·路德·金还在美国监狱中关押，但他竟将“共产党国家”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假如我当年生活在德国，我会支援和安慰我的犹太兄弟；假如今天我生活在一个共产党国家，而基督教信仰的某些准则在那里受到压制，我将公开主张抗拒那个国家的反宗教法律。”[26]由此可见，虽然马丁·路德·金是捍卫黑人权利、提倡自由解放的先驱，但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面，他却绝不逊色于美国政府和白人右派宗教领袖。
到了70年代中期，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反战运动随着美军撤出印度支那而告结束，水门事件丑闻的阴影慢慢淡化，逐渐步入中年的“婴儿潮”一代，开始抛弃激进思想，更为关心自己的工作收入与建立稳定的家庭。也正是在这一个时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下，美国社会思潮开始向保守主义回归。人口的种族多元化趋势，促使美国的文化和宗教也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体的宗教格局，而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也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族群平等、男女平等，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上基本得到了解决；堕胎、同性恋、宗教信仰等属于个人自由领域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宽容，而不必用激近的方式通过政治反抗来解决。
到了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保守主义开始占据美国政治的主流地位，冷战初期和中期那些激起全民大辩论和社会动荡的政治议题都已告一段落。同时，随着经济的复苏，原先美国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精神，被自我陶醉、自我表扬、“往事莫再提起”的心态所取代。有人戏称，美利坚合众国的简称USA变成了“健忘症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27]在同苏联的和平竞赛和意识形态较量中，冷战后期的美国已经不再担心自己的“后院起火”，也不再那么担心自己的国际形象，因而在第三世界的美苏争夺中有了更足的底气。美国以人权为武器打击和削弱苏联，是在自己的人权状况有明显改善之后才真正开始的。总体来看，美苏冷战增强而不是削弱了美国国内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凝聚力，而美国社会和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增强，又反过来成为对苏冷战的强大后盾。
冷战时代美国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竞争，既消耗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延缓了它的发展速度，又推动了美国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加强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今天的历史学家难以判断和说明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大规模联邦军事支出项目，为备战而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夺取对苏联的竞争优势而做出的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政策调整，其中哪些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哪些又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只能说，其所失中有所得，所得中有所失，两者的确难以区分割舍。一直以来，这一问题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都引起过一场又一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辩论。有的论者说，“半个世纪的国防采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工业增长的一个发动机”，“军事开支推动了美国经济”。[28]但是大多数严肃的学者都不能不承认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军备扩张政策对经济的拖累，以至于今日美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来源于冷战的。[29]
无论如何，从冷战的最终结果看来，苏联经济在解体前已经千疮百孔，而美国经济还后劲十足，这说明美国经济经受住了冷战的考验。在对苏冷战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上，美国在经济战线的优势（尤其是在冷战后期的优势）效果最突出，也最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意义。
从1945年到1960年，美国经济迅速繁荣发展。虽然随着其他国家的战后经济复苏，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但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领头羊和发动机的作用没有受到削弱。由于当年美国人口、经济、政治重心是在临近北大西洋的东海岸，而且这一地区离苏联的地理距离最近，一旦发生美苏大战，东海岸将首当其冲。由此产生的全面备战计划，催生了将经济发展重心、工业基地和军事要塞向美国南方、西南方和太平洋沿岸转移的一系列系统工程，由此又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城市的非中心化和工业的分散化，修建了大批防止核打击的地下建筑，刺激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阳光地带”的新城市，包括南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和凤凰城等，纷纷拔地而起，吸引了大批新移民。1963年，加利福尼亚州人口超过了纽约州。加州洛杉矶的人口超过了费城，成为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的美国第三大城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40年的约2000亿美元增长到1950年的约3000亿美元，1960年又增长到约5000亿美元。[30]
汽车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是上述经济变革的最大受益者。美国1955年的年均汽车产量是1946年的四倍。美国人口从城市中心转向房地产相对便宜的郊区，而建筑业也随之走向大规模集约化。企业并购蔚然成风。郊区的商业化带来了大型购物中心、娱乐设施和相应的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二战结束时，美国只有8个市郊购物中心，到1960年已增加到3840个。好莱坞电影、迪斯尼文化、以麦当劳为代表的快餐文化等飞速发展，服务行业和消费文化方兴未艾。1946年美国全国总共只有不到17000台电视机，而到1960年四分之三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从事服务业、教育、科技、卫生等行业的白领工作者的人数，在1956年即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而且待遇有很大提高。当时美国中产阶级普遍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阶级差异不大显著，激进的工会组织也难以获得支持，因此社会较为稳定。
贯穿全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的初衷是修建战备公路并准备随时疏散人口，但是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是始料未及的。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了“全美高速公路系统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很快作出了结论：建立州际公路交通网作为一种民防手段至关重要。国防部也表示这一交通网对国防是必需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可能需要使用西部平原的州际高速公路作为紧急着陆跑道。联邦民防管理署说，在遭到核威胁的情况下，至少有7000万人需要从可能受到威胁的目标地区疏散，更不要说遭到实际核攻击时需要疏散的人口了。于是，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高速公路法》，要求提供260亿美元的投资，铺设总长度达到64000公里的州际高速公路。这一项目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公共开支。[31]
为了战备需要，美国军队特别是海军和空军，推进了政府同科学界、教育界的合作伙伴关系。诸多“战略智库”应运而生。地处洛杉矶附近的智库兰德公司[32]成立于1948年，得到充裕的空军经费支持，至今仍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1946年，美国海军至少与45所大学和公司签订了协议，共同开展电子、物理、冶金、化学、弹道学等方面的研究，其合作伙伴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通用电气公司、凡士通（Firestone）公司、斯佩里陀螺仪公司（Sperry Gryoscope）等。此后短短六年中，海军的资助对象就从顶级的研究机构扩展到路易斯安那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而且鼓励科学家们自由畅想和设计自己的研究项目，开启了公费资助研究的新时代。海军开始资助神经化学、计量经济学、低温物理学等等领域，以至领导心理学也在资助范围之内。这种似乎是粗放型的科研项目投资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则和效应来进行评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浪费。但是，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就是在近乎偶然的机遇中开始的。当时，美国陆军对海军已经放弃的一个电子项目感兴趣，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附近搞了一个早期的“电子大脑”（electronic brain）研发项目，从中取得了巨大的技术突破。到1953年为止，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的研发晶体管部门有一半的经费来自五角大楼，晶体管很快就运用到了电视机、立体声系统、照相机、计算机和雷达系统。[33]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美国人举国震惊，痛感自己的太空技术落后，国际声望暴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反应是决定建立美国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大力发展空间技术。1958 年，国会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生效的《国防教育法》，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一项重要立法。它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大力投资于国民教育和科学技术，为美国的国防事业输送人才。这项立法不仅对国防教育本身，而且对美国整体的教育、文化、科技、社会、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1960年，苏联用防空导弹击落美国的U2型高空侦察机，又让肯尼迪政府大受冲击，决心发展导弹技术。不久，美国就在太空竞赛中赢得了对苏联的优势。1969年，美国载人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率先在月球登陆。
随着战备计划的实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概念出现了。军费开始在1948财政年度下降到冷战开始后的最低点，但很快由于冷战升温而增加，而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达到顶点。军队人数在朝鲜战争中扩充到300万人，对外军事援助也大幅上升。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一年——1960年，美国军费上升到3047亿美元。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到他的执政晚期，对美国军工集团操纵政治和经济的前景深表忧虑，在总统告别演说中公开对“军事—工业综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影响提出警告。他说：“我们每年在军事安全上的花费超过了所有美国企业的净收入之总合。……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综合体的势力威胁我们的自由或者民主进程。”[34]据说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在告别演说中不使用“军事—工业—国会综合体”的提法。肯尼迪是以大力支持国防工业为政纲上台的，但他到1962年也提出警告说，当有三分之二左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全神贯注于国防、太空和原子能的技术开发时，美国将要“付出代价”。[35]
越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因战争拖累，公共开支不足，只取得了有限成功。约翰逊执政的最后一年——1968年，国防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9%急升到接近10%。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大炮和黄油兼得”只能是一种幻想。1975年美国从印度支那战火中完全脱身后，经济才逐渐复苏。
里根总统1981年上台后，美苏军备竞赛加剧。美国推出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在1983年该计划开始实施时，五角大楼估计的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到1986年被迫压缩到560亿美元。事实上，星球大战计划虚多实少，且具有对苏联的战略欺骗意图。许多款项资助了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裙带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腐败。这一计划实际上最终花费了多少资金，至今是一笔糊涂帐。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评论道：“里根的军事支出差点毁了整个美国经济”。[36]
最终支持美国赢得对苏冷战的，不是“星球大战计划”之类的军事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而是以信贷消费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里根执政时期实行减税政策，刻意利用财政赤字和高达1.4万亿的债务，刺激私人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和组合创新，同时推动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自由贸易。尽管在1981年到1990年间政府的赤字规模惊人，但大约只是其他6个主要西方工业国家赤字的平均水平。到了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时代，里根的经济刺激政策得到回报，国家税收增加，在2000年以前实现了预算平衡，还略有盈余。
按：这篇文章是美国冷战时期大战略书稿的一章，前后拖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原因是总有新的写作任务压住了它。这次出访普林斯顿，终于抽出时间把它写完了。感谢牛军老师的宽容。其实还有很多资料没有看，有很多想说的事没来得及想清楚，所以还没有说。重点想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要靠它的社会力量推动变革来实现。
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 王缉思
冷战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而告结束。在总结冷战的历史遗产时，国内学者多集中于苏联崩溃的教训；涉及美国的部分，著述的侧重点则在其冷战时期的大战略和对外关系，而很少论及美国的国内变化和政策调整。然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德瑞克·李波厄特所说，“赢得冷战的原因是美国的改革。”[1]按照美国冷战史专家梅尔文·莱弗勒的观点，美国“在冷战中真正的大战略是西方在自己人民生活体验中取得成功，而不是地缘政治格局、陆海空军规模或公共外交的成功”。[2]从学理上讲，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在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全方位战略竞争中胜出，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其大战略的成功或军事力量的强大，而需要从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寻找。只有国内的政治团结、经济成功、社会进步和民族凝聚力，才能长久保持国家的强盛、国际竞争力和超级大国的地位。
本文旨在探讨美国在国内事务中是如何应对冷战的长期冲击和影响的。这种冲击和反应，既包括美国政府（包括行政部门与国会）的政策调整，也包括社会的自我调节及对政府的制约；既包括麦卡锡年代的思想禁锢和政治迫害，也包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期间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反叛；既包括冷战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包括同苏联的军备竞赛和海外军事干涉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美国在冷战中因祸得福，“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很难分清冷战对美国国力上升的推动作用和滞后作用孰轻孰重，各占几何。
美国赢得冷战的国内进程是曲折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冷战初期（1946-1960年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和中期（1961-1980年肯尼迪至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忧患意识很强，国内政治问题和社会凝聚力经受了严重考验；而到了冷战后期（1981-1991年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治国的自信心逐渐增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上升。莱弗勒指出，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资本主义获得新的活力并向前发展，转折点是1970年代，使得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得以夸耀资本主义的优越性。[3]
冷战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影响，可以从历史的纵向和不同领域的横向这两个不同向度来分析。本文主要是采用横向分析的方法，对以下几个不同的领域与问题进行探讨：（一）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二）社会变革与文化运动；（三）经济、科技与教育发展。
（一）
关于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不能扎根，有许多学术著作加以探讨，[4]而苏联模式对美国缺乏吸引力，是诸多因素之一。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说过：“在北美，共产主义甚至谈不上是个政治运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中，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登不了大雅之堂、毫不起眼的小宗派。……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当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公众对这个制度的不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共产主义制度也没有激发公众对它的热情。现存制度采取创造性对策，通过美国的‘新政’和加拿大的类似措施，制止和消除了共产主义对公众的影响。公众舆论也本能地感到，共产主义无助于处在社会和技术革新前列的国家。”[5]
尽管如此，在冷战初期，美国政界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充满恐惧的，这种恐惧也渗入到美国国内政治之中。标志着冷战启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仅仅9天，杜鲁门政府就发布了名为《联邦雇员忠诚计划》的9835号行政命令，使反共迫害得到官方授权。1947年3月这两大举措，一个外交（杜鲁门主义出台），一个内政（《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出台），旋即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话语系统定下了基调。同苏联的斗争，被界定为自由与奴役、无神论共产主义与信仰神的民主思想之间的战斗，而绝不仅仅是两个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或者是霸权争斗。反共从此成为美国国内一种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
在冷战初期的美国国内，任何可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包括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都受到攻击。对共产主义“软弱”成为一个紧箍咒，规定了政治辩论的界限。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北欧国家，左派政党可以公开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如全民医疗保障、延长产假、提高失业救济等等，但美国政治中最左的主张，在欧洲也只能算是中间派。在法国，让-保罗·萨特那样同情苏联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受到尊重，而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冷战对美国政治话语产生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杜鲁门对其民主党内对手、前副总统华莱士的人身攻击。华莱士因其主张对苏缓和、在国内扩大福利而饱受“同情共产党”的指控。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从1947年开始对文化界、科学界人士进行反共调查与清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削弱了美国劳工组织，打击了黑人民权运动。[6]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甚嚣尘上及其对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毒害，众所周知，在此不赘述。195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被冷战与反共气氛所笼罩，导致保守的共和党人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虽然麦卡锡主义遭到强烈抵制，也引起了美国人对本国政治体制的反思，但与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压力的严酷性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所谓从事“非美活动”的人士有政治压力，甚或失去了工作，但造成人身迫害的冤假错案的还是极少数。在1948年至1958年的十年中，“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对全国范围的450万联邦雇员展开了调查，被认为符合“不忠诚”界定而受到解雇的总共不过378人，不到受到调查人数的万分之一，平均每年不到40人，因此没有引发联邦雇员的普遍不安和恐慌。[7]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反共政治迫害，危及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微乎其微，无法造成美国广大公众对政府的反叛行动，更不足以让公众深度怀疑本国的政治制度。
历史证明，冷战时期苏联依靠“举国体制”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实力上升，对美国人有震慑力，却几乎完全没有吸引力。持强烈意识形态见解和受到反共宣传影响的美国普通公众自不必说，连对国内政治持强烈逆反心理的那部分美国社会精英，也都没有从苏联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方面吸取思想营养或者受到精神鼓舞，反而强烈批评苏联的内外政策，直至对苏联的衰落和崩溃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例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激进的左派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毫不掩饰他对苏联解体感到“欢欣鼓舞”。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名声早就被苏联玷污了。[8]一位更为知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说，东欧国家垮台是因为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经济停滞伴随着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压力和反对暴政的社会压力，导致苏东集团在1980年代初的危机和最终解体。[9]
由此不难看出，冷战和苏联因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到过“搅混水”的破坏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强化了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反共旗帜下凝聚了全民政治共识。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冷战，驱使美国主流政治思潮向右偏转。以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62年发表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0]等著述为代表,美国知识界强调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特殊性，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适用于美国，尤其排拒暴力革命、激进的集体运动的正当性。
美国知识界把苏联的国内专政和对外强权扩张同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客观上造成了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社会恐慌。美国学者唐纳德·怀特指出；“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没有引起苏联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那么大的焦虑。”[11]美国人对苏联模式的恐惧和排拒，一是担心自己的财富被国家所剥夺，而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是集体贫困。二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式的制度，威胁到美国的个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
这种抵制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社会共识，既是冷战所造成，又被冷战所固化，转而成为冷战的动力。肯尼迪在1960年同尼克松竞选总统时，不惜摆出比其共和党前任艾森豪威尔更为激烈的反苏姿态。肯尼迪痛斥苏联的巨大生产力，宣称只有使美国更加强大，才能维持世界“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狂热地宣称，“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因此，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12]这一号召成为肯尼迪时代政治生活的标志性口号.
肯尼迪之后直至里根的美国，都是以“维护自由”为旗帜，同苏联进行抗争的。1987 年里根在柏林墙边发表演说声称：“50年代，赫鲁晓夫曾经预言：‘我们将埋葬你们。’然而在今天的西方，我们见到的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达到的繁荣和富足水平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共产世界，我们则看见失败、技术退步、健康水平下降、甚至于基本物资的匮乏--食物不足。即使在今天，苏联还不能粮食自给。经过这四十年，一个伟大而无可逃避的结论展示给整个世界：自由带来繁荣。在和平合作的国家，自由取代了自古以来的仇恨。自由是胜利者。现在苏联人自己也在有限程度上认识到自由的重要。[13]
同时，美国领导人以夸大而非缩小苏联实力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操纵对苏联的恐慌心理，以巩固冷战大战略的国内民意基础。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舆论一片惊慌之声，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他对苏联卫星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应当感谢苏联夸大自己的能力，因为美国人需要这种周期性的“休克疗法”（shock treatment）来刺激自己。[14]
（二）
如果说杜鲁门时代美国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渗透还有所畏惧的话，到了冷战末期的里根时代，美国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几乎只剩下蔑视了。这一转变的社会根源，在于美国的变革促进了个人自由和族群平等。
美国以“维护自由”为旗帜进行冷战，但冷战初期美国社会却以“缺乏自由”的特征而臭名昭著。美国社会的不自由，主要还不在于国内的反共政治压力，而在于少数族群尤其是黑人所遭受的歧视。一些黑人还受到反共和种族歧视的双重迫害。例如，受到广泛尊重的黑人歌唱家和运动员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被贴上了“危险分子”的标签，受到人身骚扰。直到1974年76岁高龄时，联邦调查局才解除了对他的监控。另一位黑人民权运动的先驱杜波伊斯（W.E.B. Dubois）被剥夺了美国国籍，流亡非洲，1963年去世于加纳。1957年夏，阿肯色州州长以“防暴”为名，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的公立学校读书，上千名种族主义分子包围学校，殴打黑人记者。随后，南方几个州也陆续发生袭击黑人的事件。1958年，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仅仅因为偷了白人妇女1.95美元而被判处死刑。
20世纪50-60年代轰轰烈烈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取得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黑人和整个美国社会中的正义力量，但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强烈谴责，以及美国政府出于反苏反共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变革措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5]二战之后，美国大力开展国际活动，到访美国的外国人急剧增加，但是美国的饭店、餐馆、机场等等公共设施，却经常拒绝为许多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非白人政要和社会贤达提供服务。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激起了外部世界的强烈反响。于是，当美国指责1956年匈牙利镇压反革命事件和1957年前后中国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政治迫害”时，国际舆论却广泛谴责美国的虚伪，嘲讽美国自我标榜的“自由世界”。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他要邀请美国南部的人到印尼学习种族宽容精神。荷兰一家报纸指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正在做的事情，与其说是给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带来好处，还不如说是正在损害美国的道德声誉，尤其是在有色人种之中。”[16]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浪潮中，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受到了特别的鄙视和反感，苏联也借此攻击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
冷战初期，“种族问题成为这个自称为肩负着传播自由使命的国家的最大伤痛。”[17]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承认，“种族歧视对我国外交关系的损害与日俱增。”[18]美国的国际形象因国内种族主义而严重受损，使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感到难堪，不得不采取对应措施，包括支持1957年和1960年两个民权法案的通过，同时采取行政措施保护黑人权益。在1957年的小石城事件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下令美国第101空降师进驻小石城，对上学的黑人学生进行“军事保护”。在国务卿杜勒斯的干预下，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也被免除死刑。
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激发了许多其他群体争取各自权利的觉悟和热情。妇女、卡奇诺人（美籍墨西哥人）、同性恋者、嬉皮士等等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对冷战之前几十年形成的正统观念、行为和政治态度发起挑战。以战后“婴儿潮”年代出生的青年为主体的形形色色的抗议运动，到60年代形成了一股合力，被通称为“反文化运动”。[19]这场运动在声势浩大的反越战抗争中达到高潮，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战略形成了巨大的牵制。
值得注意的是，“反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持续不断地反抗政治权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反政府”）的强大社会运动，其中不乏激进的“新左派”，却没有对美国的社会凝聚力造成巨大破坏，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一些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他们反对政府，但并不反对美国及其民主制度。对政府的不信任，对越南战争的愤恨，从来没有导致他们爱国主义的消亡。一位反越战运动的参加者在采访中说：“虽然我们是被溺爱的一代，但对美国的热爱使我们变得坚强。我们的确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但我觉得自己从未消沉过。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从未动摇过我对祖国和民主制度的热爱。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为的是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基石的理想社会。这是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合众为一’的基础，也是我们的理想之所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笃信《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是美国的精神。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政府滥用了权力。这不是我们祖先的理想。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来拯救美国。”[20]
如果说反文化运动是从“激进”的方向推动了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那么宗教复兴则把美国社会拉向“保守”的方向。“伴随着冷战所激发的爱国主义，对道德合法性观念做出的最大贡献来自战后的宗教复苏”。[21]统计数据说明，冷战开始后美国所有宗教和教派的信徒人数都大幅度增加，信教总人口占美国人口的百分比，从1940年的50%增加到1960年的63%。其中增加最快的是天主教、基督新教和犹太教。[22]宗教书籍成为发行量巨大的畅销书。在1953年的10本全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图书中，6本是涉及宗教信仰的。[23]
促使美国宗教信仰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苏反共。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国政府不能深深植根于一种宗教信仰，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我不在乎这一信仰是什么。”[24]在冷战背景下，美国人强烈感觉到信仰缺失就意味着在“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威胁”面前国家目标的缺失，因为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思想空虚的，不足以提供反共的精神武器。于是，沃尔特·李普曼、亨利·鲁斯等舆论界精英，杜勒斯等政客，比利·格雷厄姆等宗教领袖虽然政见各异，但都赞成宗教应当成为美国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世界使命的核心，成为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神盾”和“秘密武器”。[25]
在美国思想界，将基督教信仰同冷战思维和美国对外战略联系起来的代表人物，是神学家兼国际政治理论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尼布尔的宗教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跨越了整个冷战时代。他甚至是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最崇拜的哲学家。尼布尔用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理论为美国制度优越论辩护。他说，没有一种文化或制度是完美无缺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因为美国的制度存在缺陷而看不到它同苏联制度的根本区别，或动摇对这种制度的信心和信仰。尼布尔反对用激进方式改变现状，否认苏联式的革命运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他反对美国参加朝鲜战争，抵制越南战争，但是坚决支持从意识形态渗透和增强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两方面来遏制苏联。
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从尼布尔的思想中挖掘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观点。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也深受尼布尔的影响。1963年，被指责为“亲共”的马丁·路德·金还在美国监狱中关押，但他竟将“共产党国家”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假如我当年生活在德国，我会支援和安慰我的犹太兄弟；假如今天我生活在一个共产党国家，而基督教信仰的某些准则在那里受到压制，我将公开主张抗拒那个国家的反宗教法律。”[26]由此可见，虽然马丁·路德·金是捍卫黑人权利、提倡自由解放的先驱，但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面，他却绝不逊色于美国政府和白人右派宗教领袖。
到了70年代中期，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反战运动随着美军撤出印度支那而告结束，水门事件丑闻的阴影慢慢淡化，逐渐步入中年的“婴儿潮”一代，开始抛弃激进思想，更为关心自己的工作收入与建立稳定的家庭。也正是在这一个时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下，美国社会思潮开始向保守主义回归。人口的种族多元化趋势，促使美国的文化和宗教也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体的宗教格局，而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也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族群平等、男女平等，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上基本得到了解决；堕胎、同性恋、宗教信仰等属于个人自由领域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宽容，而不必用激近的方式通过政治反抗来解决。
到了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保守主义开始占据美国政治的主流地位，冷战初期和中期那些激起全民大辩论和社会动荡的政治议题都已告一段落。同时，随着经济的复苏，原先美国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精神，被自我陶醉、自我表扬、“往事莫再提起”的心态所取代。有人戏称，美利坚合众国的简称USA变成了“健忘症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27]在同苏联的和平竞赛和意识形态较量中，冷战后期的美国已经不再担心自己的“后院起火”，也不再那么担心自己的国际形象，因而在第三世界的美苏争夺中有了更足的底气。美国以人权为武器打击和削弱苏联，是在自己的人权状况有明显改善之后才真正开始的。总体来看，美苏冷战增强而不是削弱了美国国内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凝聚力，而美国社会和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增强，又反过来成为对苏冷战的强大后盾。
（三）
冷战时代美国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竞争，既消耗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延缓了它的发展速度，又推动了美国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加强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今天的历史学家难以判断和说明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大规模联邦军事支出项目，为备战而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夺取对苏联的竞争优势而做出的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政策调整，其中哪些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哪些又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只能说，其所失中有所得，所得中有所失，两者的确难以区分割舍。一直以来，这一问题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都引起过一场又一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辩论。有的论者说，“半个世纪的国防采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工业增长的一个发动机”，“军事开支推动了美国经济”。[28]但是大多数严肃的学者都不能不承认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军备扩张政策对经济的拖累，以至于今日美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来源于冷战的。[29]
无论如何，从冷战的最终结果看来，苏联经济在解体前已经千疮百孔，而美国经济还后劲十足，这说明美国经济经受住了冷战的考验。在对苏冷战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上，美国在经济战线的优势（尤其是在冷战后期的优势）效果最突出，也最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意义。
从1945年到1960年，美国经济迅速繁荣发展。虽然随着其他国家的战后经济复苏，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但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领头羊和发动机的作用没有受到削弱。由于当年美国人口、经济、政治重心是在临近北大西洋的东海岸，而且这一地区离苏联的地理距离最近，一旦发生美苏大战，东海岸将首当其冲。由此产生的全面备战计划，催生了将经济发展重心、工业基地和军事要塞向美国南方、西南方和太平洋沿岸转移的一系列系统工程，由此又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城市的非中心化和工业的分散化，修建了大批防止核打击的地下建筑，刺激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阳光地带”的新城市，包括南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和凤凰城等，纷纷拔地而起，吸引了大批新移民。1963年，加利福尼亚州人口超过了纽约州。加州洛杉矶的人口超过了费城，成为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的美国第三大城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40年的约2000亿美元增长到1950年的约3000亿美元，1960年又增长到约5000亿美元。[30]
汽车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是上述经济变革的最大受益者。美国1955年的年均汽车产量是1946年的四倍。美国人口从城市中心转向房地产相对便宜的郊区，而建筑业也随之走向大规模集约化。企业并购蔚然成风。郊区的商业化带来了大型购物中心、娱乐设施和相应的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二战结束时，美国只有8个市郊购物中心，到1960年已增加到3840个。好莱坞电影、迪斯尼文化、以麦当劳为代表的快餐文化等飞速发展，服务行业和消费文化方兴未艾。1946年美国全国总共只有不到17000台电视机，而到1960年四分之三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从事服务业、教育、科技、卫生等行业的白领工作者的人数，在1956年即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而且待遇有很大提高。当时美国中产阶级普遍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阶级差异不大显著，激进的工会组织也难以获得支持，因此社会较为稳定。
贯穿全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的初衷是修建战备公路并准备随时疏散人口，但是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是始料未及的。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了“全美高速公路系统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很快作出了结论：建立州际公路交通网作为一种民防手段至关重要。国防部也表示这一交通网对国防是必需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可能需要使用西部平原的州际高速公路作为紧急着陆跑道。联邦民防管理署说，在遭到核威胁的情况下，至少有7000万人需要从可能受到威胁的目标地区疏散，更不要说遭到实际核攻击时需要疏散的人口了。于是，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高速公路法》，要求提供260亿美元的投资，铺设总长度达到64000公里的州际高速公路。这一项目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公共开支。[31]
为了战备需要，美国军队特别是海军和空军，推进了政府同科学界、教育界的合作伙伴关系。诸多“战略智库”应运而生。地处洛杉矶附近的智库兰德公司[32]成立于1948年，得到充裕的空军经费支持，至今仍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1946年，美国海军至少与45所大学和公司签订了协议，共同开展电子、物理、冶金、化学、弹道学等方面的研究，其合作伙伴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通用电气公司、凡士通（Firestone）公司、斯佩里陀螺仪公司（Sperry Gryoscope）等。此后短短六年中，海军的资助对象就从顶级的研究机构扩展到路易斯安那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而且鼓励科学家们自由畅想和设计自己的研究项目，开启了公费资助研究的新时代。海军开始资助神经化学、计量经济学、低温物理学等等领域，以至领导心理学也在资助范围之内。这种似乎是粗放型的科研项目投资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则和效应来进行评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浪费。但是，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就是在近乎偶然的机遇中开始的。当时，美国陆军对海军已经放弃的一个电子项目感兴趣，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附近搞了一个早期的“电子大脑”（electronic brain）研发项目，从中取得了巨大的技术突破。到1953年为止，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的研发晶体管部门有一半的经费来自五角大楼，晶体管很快就运用到了电视机、立体声系统、照相机、计算机和雷达系统。[33]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美国人举国震惊，痛感自己的太空技术落后，国际声望暴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反应是决定建立美国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大力发展空间技术。1958 年，国会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生效的《国防教育法》，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一项重要立法。它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大力投资于国民教育和科学技术，为美国的国防事业输送人才。这项立法不仅对国防教育本身，而且对美国整体的教育、文化、科技、社会、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1960年，苏联用防空导弹击落美国的U2型高空侦察机，又让肯尼迪政府大受冲击，决心发展导弹技术。不久，美国就在太空竞赛中赢得了对苏联的优势。1969年，美国载人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率先在月球登陆。
随着战备计划的实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概念出现了。军费开始在1948财政年度下降到冷战开始后的最低点，但很快由于冷战升温而增加，而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达到顶点。军队人数在朝鲜战争中扩充到300万人，对外军事援助也大幅上升。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一年——1960年，美国军费上升到3047亿美元。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到他的执政晚期，对美国军工集团操纵政治和经济的前景深表忧虑，在总统告别演说中公开对“军事—工业综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影响提出警告。他说：“我们每年在军事安全上的花费超过了所有美国企业的净收入之总合。……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综合体的势力威胁我们的自由或者民主进程。”[34]据说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在告别演说中不使用“军事—工业—国会综合体”的提法。肯尼迪是以大力支持国防工业为政纲上台的，但他到1962年也提出警告说，当有三分之二左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全神贯注于国防、太空和原子能的技术开发时，美国将要“付出代价”。[35]
越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因战争拖累，公共开支不足，只取得了有限成功。约翰逊执政的最后一年——1968年，国防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9%急升到接近10%。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大炮和黄油兼得”只能是一种幻想。1975年美国从印度支那战火中完全脱身后，经济才逐渐复苏。
里根总统1981年上台后，美苏军备竞赛加剧。美国推出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在1983年该计划开始实施时，五角大楼估计的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到1986年被迫压缩到560亿美元。事实上，星球大战计划虚多实少，且具有对苏联的战略欺骗意图。许多款项资助了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裙带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腐败。这一计划实际上最终花费了多少资金，至今是一笔糊涂帐。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评论道：“里根的军事支出差点毁了整个美国经济”。[36]
最终支持美国赢得对苏冷战的，不是“星球大战计划”之类的军事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而是以信贷消费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里根执政时期实行减税政策，刻意利用财政赤字和高达1.4万亿的债务，刺激私人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和组合创新，同时推动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自由贸易。尽管在1981年到1990年间政府的赤字规模惊人，但大约只是其他6个主要西方工业国家赤字的平均水平。到了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时代，里根的经济刺激政策得到回报，国家税收增加，在2000年以前实现了预算平衡，还略有盈余。
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
王缉思
冷战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而告结束。在总结冷战的历史遗产时，国内学者多集中于苏联崩溃的教训；涉及美国的部分，著述的侧重点则在其冷战时期的大战略和对外关系，而很少论及美国的国内变化和政策调整。然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德瑞克·李波厄特所说，“赢得冷战的原因是美国的改革。”[1]按照美国冷战史专家梅尔文·莱弗勒的观点，美国“在冷战中真正的大战略是西方在自己人民生活体验中取得成功，而不是地缘政治格局、陆海空军规模或公共外交的成功”。[2]从学理上讲，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在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全方位战略竞争中胜出，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其大战略的成功或军事力量的强大，而需要从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寻找。只有国内的政治团结、经济成功、社会进步和民族凝聚力，才能长久保持国家的强盛、国际竞争力和超级大国的地位。
本文旨在探讨美国在国内事务中是如何应对冷战的长期冲击和影响的。这种冲击和反应，既包括美国政府（包括行政部门与国会）的政策调整，也包括社会的自我调节及对政府的制约；既包括麦卡锡年代的思想禁锢和政治迫害，也包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期间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反叛；既包括冷战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包括同苏联的军备竞赛和海外军事干涉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美国在冷战中因祸得福，“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很难分清冷战对美国国力上升的推动作用和滞后作用孰轻孰重，各占几何。
美国赢得冷战的国内进程是曲折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冷战初期（1946-1960年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和中期（1961-1980年肯尼迪至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忧患意识很强，国内政治问题和社会凝聚力经受了严重考验；而到了冷战后期（1981-1991年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治国的自信心逐渐增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上升。莱弗勒指出，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资本主义获得新的活力并向前发展，转折点是1970年代，使得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得以夸耀资本主义的优越性。[3]
冷战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影响，可以从历史的纵向和不同领域的横向这两个不同向度来分析。本文主要是采用横向分析的方法，对以下几个不同的领域与问题进行探讨：（一）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二）社会变革与文化运动；（三）经济、科技与教育发展。
（一）
关于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不能扎根，有许多学术著作加以探讨，[4]而苏联模式对美国缺乏吸引力，是诸多因素之一。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说过：“在北美，共产主义甚至谈不上是个政治运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中，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登不了大雅之堂、毫不起眼的小宗派。……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当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公众对这个制度的不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共产主义制度也没有激发公众对它的热情。现存制度采取创造性对策，通过美国的‘新政’和加拿大的类似措施，制止和消除了共产主义对公众的影响。公众舆论也本能地感到，共产主义无助于处在社会和技术革新前列的国家。”[5]
尽管如此，在冷战初期，美国政界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充满恐惧的，这种恐惧也渗入到美国国内政治之中。标志着冷战启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仅仅9天，杜鲁门政府就发布了名为《联邦雇员忠诚计划》的9835号行政命令，使反共迫害得到官方授权。1947年3月这两大举措，一个外交（杜鲁门主义出台），一个内政（《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出台），旋即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话语系统定下了基调。同苏联的斗争，被界定为自由与奴役、无神论共产主义与信仰神的民主思想之间的战斗，而绝不仅仅是两个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或者是霸权争斗。反共从此成为美国国内一种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
在冷战初期的美国国内，任何可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包括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都受到攻击。对共产主义“软弱”成为一个紧箍咒，规定了政治辩论的界限。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北欧国家，左派政党可以公开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如全民医疗保障、延长产假、提高失业救济等等，但美国政治中最左的主张，在欧洲也只能算是中间派。在法国，让-保罗·萨特那样同情苏联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受到尊重，而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冷战对美国政治话语产生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杜鲁门对其民主党内对手、前副总统华莱士的人身攻击。华莱士因其主张对苏缓和、在国内扩大福利而饱受“同情共产党”的指控。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从1947年开始对文化界、科学界人士进行反共调查与清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削弱了美国劳工组织，打击了黑人民权运动。[6]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甚嚣尘上及其对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毒害，众所周知，在此不赘述。195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被冷战与反共气氛所笼罩，导致保守的共和党人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虽然麦卡锡主义遭到强烈抵制，也引起了美国人对本国政治体制的反思，但与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压力的严酷性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所谓从事“非美活动”的人士有政治压力，甚或失去了工作，但造成人身迫害的冤假错案的还是极少数。在1948年至1958年的十年中，“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对全国范围的450万联邦雇员展开了调查，被认为符合“不忠诚”界定而受到解雇的总共不过378人，不到受到调查人数的万分之一，平均每年不到40人，因此没有引发联邦雇员的普遍不安和恐慌。[7]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反共政治迫害，危及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微乎其微，无法造成美国广大公众对政府的反叛行动，更不足以让公众深度怀疑本国的政治制度。
历史证明，冷战时期苏联依靠“举国体制”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实力上升，对美国人有震慑力，却几乎完全没有吸引力。持强烈意识形态见解和受到反共宣传影响的美国普通公众自不必说，连对国内政治持强烈逆反心理的那部分美国社会精英，也都没有从苏联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方面吸取思想营养或者受到精神鼓舞，反而强烈批评苏联的内外政策，直至对苏联的衰落和崩溃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例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激进的左派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毫不掩饰他对苏联解体感到“欢欣鼓舞”。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名声早就被苏联玷污了。[8]一位更为知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说，东欧国家垮台是因为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经济停滞伴随着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压力和反对暴政的社会压力，导致苏东集团在1980年代初的危机和最终解体。[9]
由此不难看出，冷战和苏联因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到过“搅混水”的破坏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强化了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反共旗帜下凝聚了全民政治共识。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冷战，驱使美国主流政治思潮向右偏转。以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62年发表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0]等著述为代表,美国知识界强调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特殊性，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适用于美国，尤其排拒暴力革命、激进的集体运动的正当性。
美国知识界把苏联的国内专政和对外强权扩张同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客观上造成了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社会恐慌。美国学者唐纳德·怀特指出；“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没有引起苏联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那么大的焦虑。”[11]美国人对苏联模式的恐惧和排拒，一是担心自己的财富被国家所剥夺，而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是集体贫困。二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式的制度，威胁到美国的个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
这种抵制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社会共识，既是冷战所造成，又被冷战所固化，转而成为冷战的动力。肯尼迪在1960年同尼克松竞选总统时，不惜摆出比其共和党前任艾森豪威尔更为激烈的反苏姿态。肯尼迪痛斥苏联的巨大生产力，宣称只有使美国更加强大，才能维持世界“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狂热地宣称，“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因此，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12]这一号召成为肯尼迪时代政治生活的标志性口号.
肯尼迪之后直至里根的美国，都是以“维护自由”为旗帜，同苏联进行抗争的。1987 年里根在柏林墙边发表演说声称：“50年代，赫鲁晓夫曾经预言：‘我们将埋葬你们。’然而在今天的西方，我们见到的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达到的繁荣和富足水平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共产世界，我们则看见失败、技术退步、健康水平下降、甚至于基本物资的匮乏--食物不足。即使在今天，苏联还不能粮食自给。经过这四十年，一个伟大而无可逃避的结论展示给整个世界：自由带来繁荣。在和平合作的国家，自由取代了自古以来的仇恨。自由是胜利者。现在苏联人自己也在有限程度上认识到自由的重要。[13]
同时，美国领导人以夸大而非缩小苏联实力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操纵对苏联的恐慌心理，以巩固冷战大战略的国内民意基础。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舆论一片惊慌之声，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他对苏联卫星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应当感谢苏联夸大自己的能力，因为美国人需要这种周期性的“休克疗法”（shock treatment）来刺激自己。[14]
（二）
如果说杜鲁门时代美国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渗透还有所畏惧的话，到了冷战末期的里根时代，美国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几乎只剩下蔑视了。这一转变的社会根源，在于美国的变革促进了个人自由和族群平等。
美国以“维护自由”为旗帜进行冷战，但冷战初期美国社会却以“缺乏自由”的特征而臭名昭著。美国社会的不自由，主要还不在于国内的反共政治压力，而在于少数族群尤其是黑人所遭受的歧视。一些黑人还受到反共和种族歧视的双重迫害。例如，受到广泛尊重的黑人歌唱家和运动员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被贴上了“危险分子”的标签，受到人身骚扰。直到1974年76岁高龄时，联邦调查局才解除了对他的监控。另一位黑人民权运动的先驱杜波伊斯（W.E.B. Dubois）被剥夺了美国国籍，流亡非洲，1963年去世于加纳。1957年夏，阿肯色州州长以“防暴”为名，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的公立学校读书，上千名种族主义分子包围学校，殴打黑人记者。随后，南方几个州也陆续发生袭击黑人的事件。1958年，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仅仅因为偷了白人妇女1.95美元而被判处死刑。
20世纪50-60年代轰轰烈烈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取得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黑人和整个美国社会中的正义力量，但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强烈谴责，以及美国政府出于反苏反共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变革措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5]二战之后，美国大力开展国际活动，到访美国的外国人急剧增加，但是美国的饭店、餐馆、机场等等公共设施，却经常拒绝为许多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非白人政要和社会贤达提供服务。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激起了外部世界的强烈反响。于是，当美国指责1956年匈牙利镇压反革命事件和1957年前后中国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政治迫害”时，国际舆论却广泛谴责美国的虚伪，嘲讽美国自我标榜的“自由世界”。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他要邀请美国南部的人到印尼学习种族宽容精神。荷兰一家报纸指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正在做的事情，与其说是给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带来好处，还不如说是正在损害美国的道德声誉，尤其是在有色人种之中。”[16]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浪潮中，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受到了特别的鄙视和反感，苏联也借此攻击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
冷战初期，“种族问题成为这个自称为肩负着传播自由使命的国家的最大伤痛。”[17]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承认，“种族歧视对我国外交关系的损害与日俱增。”[18]美国的国际形象因国内种族主义而严重受损，使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感到难堪，不得不采取对应措施，包括支持1957年和1960年两个民权法案的通过，同时采取行政措施保护黑人权益。在1957年的小石城事件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下令美国第101空降师进驻小石城，对上学的黑人学生进行“军事保护”。在国务卿杜勒斯的干预下，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也被免除死刑。
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激发了许多其他群体争取各自权利的觉悟和热情。妇女、卡奇诺人（美籍墨西哥人）、同性恋者、嬉皮士等等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对冷战之前几十年形成的正统观念、行为和政治态度发起挑战。以战后“婴儿潮”年代出生的青年为主体的形形色色的抗议运动，到60年代形成了一股合力，被通称为“反文化运动”。[19]这场运动在声势浩大的反越战抗争中达到高潮，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战略形成了巨大的牵制。
值得注意的是，“反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持续不断地反抗政治权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反政府”）的强大社会运动，其中不乏激进的“新左派”，却没有对美国的社会凝聚力造成巨大破坏，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一些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他们反对政府，但并不反对美国及其民主制度。对政府的不信任，对越南战争的愤恨，从来没有导致他们爱国主义的消亡。一位反越战运动的参加者在采访中说：“虽然我们是被溺爱的一代，但对美国的热爱使我们变得坚强。我们的确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但我觉得自己从未消沉过。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从未动摇过我对祖国和民主制度的热爱。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为的是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基石的理想社会。这是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合众为一’的基础，也是我们的理想之所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笃信《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是美国的精神。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政府滥用了权力。这不是我们祖先的理想。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来拯救美国。”[20]
如果说反文化运动是从“激进”的方向推动了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那么宗教复兴则把美国社会拉向“保守”的方向。“伴随着冷战所激发的爱国主义，对道德合法性观念做出的最大贡献来自战后的宗教复苏”。[21]统计数据说明，冷战开始后美国所有宗教和教派的信徒人数都大幅度增加，信教总人口占美国人口的百分比，从1940年的50%增加到1960年的63%。其中增加最快的是天主教、基督新教和犹太教。[22]宗教书籍成为发行量巨大的畅销书。在1953年的10本全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图书中，6本是涉及宗教信仰的。[23]
促使美国宗教信仰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苏反共。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国政府不能深深植根于一种宗教信仰，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我不在乎这一信仰是什么。”[24]在冷战背景下，美国人强烈感觉到信仰缺失就意味着在“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威胁”面前国家目标的缺失，因为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思想空虚的，不足以提供反共的精神武器。于是，沃尔特·李普曼、亨利·鲁斯等舆论界精英，杜勒斯等政客，比利·格雷厄姆等宗教领袖虽然政见各异，但都赞成宗教应当成为美国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世界使命的核心，成为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神盾”和“秘密武器”。[25]
在美国思想界，将基督教信仰同冷战思维和美国对外战略联系起来的代表人物，是神学家兼国际政治理论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尼布尔的宗教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跨越了整个冷战时代。他甚至是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最崇拜的哲学家。尼布尔用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理论为美国制度优越论辩护。他说，没有一种文化或制度是完美无缺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因为美国的制度存在缺陷而看不到它同苏联制度的根本区别，或动摇对这种制度的信心和信仰。尼布尔反对用激进方式改变现状，否认苏联式的革命运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他反对美国参加朝鲜战争，抵制越南战争，但是坚决支持从意识形态渗透和增强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两方面来遏制苏联。
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从尼布尔的思想中挖掘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观点。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也深受尼布尔的影响。1963年，被指责为“亲共”的马丁·路德·金还在美国监狱中关押，但他竟将“共产党国家”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假如我当年生活在德国，我会支援和安慰我的犹太兄弟；假如今天我生活在一个共产党国家，而基督教信仰的某些准则在那里受到压制，我将公开主张抗拒那个国家的反宗教法律。”[26]由此可见，虽然马丁·路德·金是捍卫黑人权利、提倡自由解放的先驱，但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面，他却绝不逊色于美国政府和白人右派宗教领袖。
到了70年代中期，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反战运动随着美军撤出印度支那而告结束，水门事件丑闻的阴影慢慢淡化，逐渐步入中年的“婴儿潮”一代，开始抛弃激进思想，更为关心自己的工作收入与建立稳定的家庭。也正是在这一个时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下，美国社会思潮开始向保守主义回归。人口的种族多元化趋势，促使美国的文化和宗教也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体的宗教格局，而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也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族群平等、男女平等，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上基本得到了解决；堕胎、同性恋、宗教信仰等属于个人自由领域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宽容，而不必用激近的方式通过政治反抗来解决。
到了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保守主义开始占据美国政治的主流地位，冷战初期和中期那些激起全民大辩论和社会动荡的政治议题都已告一段落。同时，随着经济的复苏，原先美国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精神，被自我陶醉、自我表扬、“往事莫再提起”的心态所取代。有人戏称，美利坚合众国的简称USA变成了“健忘症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27]在同苏联的和平竞赛和意识形态较量中，冷战后期的美国已经不再担心自己的“后院起火”，也不再那么担心自己的国际形象，因而在第三世界的美苏争夺中有了更足的底气。美国以人权为武器打击和削弱苏联，是在自己的人权状况有明显改善之后才真正开始的。总体来看，美苏冷战增强而不是削弱了美国国内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凝聚力，而美国社会和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增强，又反过来成为对苏冷战的强大后盾。
（三）
冷战时代美国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竞争，既消耗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延缓了它的发展速度，又推动了美国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加强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今天的历史学家难以判断和说明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大规模联邦军事支出项目，为备战而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夺取对苏联的竞争优势而做出的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政策调整，其中哪些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哪些又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只能说，其所失中有所得，所得中有所失，两者的确难以区分割舍。一直以来，这一问题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都引起过一场又一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辩论。有的论者说，“半个世纪的国防采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工业增长的一个发动机”，“军事开支推动了美国经济”。[28]但是大多数严肃的学者都不能不承认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军备扩张政策对经济的拖累，以至于今日美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来源于冷战的。[29]
无论如何，从冷战的最终结果看来，苏联经济在解体前已经千疮百孔，而美国经济还后劲十足，这说明美国经济经受住了冷战的考验。在对苏冷战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上，美国在经济战线的优势（尤其是在冷战后期的优势）效果最突出，也最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意义。
从1945年到1960年，美国经济迅速繁荣发展。虽然随着其他国家的战后经济复苏，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但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领头羊和发动机的作用没有受到削弱。由于当年美国人口、经济、政治重心是在临近北大西洋的东海岸，而且这一地区离苏联的地理距离最近，一旦发生美苏大战，东海岸将首当其冲。由此产生的全面备战计划，催生了将经济发展重心、工业基地和军事要塞向美国南方、西南方和太平洋沿岸转移的一系列系统工程，由此又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城市的非中心化和工业的分散化，修建了大批防止核打击的地下建筑，刺激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阳光地带”的新城市，包括南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和凤凰城等，纷纷拔地而起，吸引了大批新移民。1963年，加利福尼亚州人口超过了纽约州。加州洛杉矶的人口超过了费城，成为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的美国第三大城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40年的约2000亿美元增长到1950年的约3000亿美元，1960年又增长到约5000亿美元。[30]
汽车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是上述经济变革的最大受益者。美国1955年的年均汽车产量是1946年的四倍。美国人口从城市中心转向房地产相对便宜的郊区，而建筑业也随之走向大规模集约化。企业并购蔚然成风。郊区的商业化带来了大型购物中心、娱乐设施和相应的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二战结束时，美国只有8个市郊购物中心，到1960年已增加到3840个。好莱坞电影、迪斯尼文化、以麦当劳为代表的快餐文化等飞速发展，服务行业和消费文化方兴未艾。1946年美国全国总共只有不到17000台电视机，而到1960年四分之三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从事服务业、教育、科技、卫生等行业的白领工作者的人数，在1956年即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而且待遇有很大提高。当时美国中产阶级普遍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阶级差异不大显著，激进的工会组织也难以获得支持，因此社会较为稳定。
贯穿全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的初衷是修建战备公路并准备随时疏散人口，但是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是始料未及的。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了“全美高速公路系统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很快作出了结论：建立州际公路交通网作为一种民防手段至关重要。国防部也表示这一交通网对国防是必需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可能需要使用西部平原的州际高速公路作为紧急着陆跑道。联邦民防管理署说，在遭到核威胁的情况下，至少有7000万人需要从可能受到威胁的目标地区疏散，更不要说遭到实际核攻击时需要疏散的人口了。于是，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高速公路法》，要求提供260亿美元的投资，铺设总长度达到64000公里的州际高速公路。这一项目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公共开支。[31]
为了战备需要，美国军队特别是海军和空军，推进了政府同科学界、教育界的合作伙伴关系。诸多“战略智库”应运而生。地处洛杉矶附近的智库兰德公司[32]成立于1948年，得到充裕的空军经费支持，至今仍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1946年，美国海军至少与45所大学和公司签订了协议，共同开展电子、物理、冶金、化学、弹道学等方面的研究，其合作伙伴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通用电气公司、凡士通（Firestone）公司、斯佩里陀螺仪公司（Sperry Gryoscope）等。此后短短六年中，海军的资助对象就从顶级的研究机构扩展到路易斯安那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而且鼓励科学家们自由畅想和设计自己的研究项目，开启了公费资助研究的新时代。海军开始资助神经化学、计量经济学、低温物理学等等领域，以至领导心理学也在资助范围之内。这种似乎是粗放型的科研项目投资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则和效应来进行评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浪费。但是，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就是在近乎偶然的机遇中开始的。当时，美国陆军对海军已经放弃的一个电子项目感兴趣，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附近搞了一个早期的“电子大脑”（electronic brain）研发项目，从中取得了巨大的技术突破。到1953年为止，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的研发晶体管部门有一半的经费来自五角大楼，晶体管很快就运用到了电视机、立体声系统、照相机、计算机和雷达系统。[33]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美国人举国震惊，痛感自己的太空技术落后，国际声望暴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反应是决定建立美国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大力发展空间技术。1958 年，国会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生效的《国防教育法》，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一项重要立法。它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大力投资于国民教育和科学技术，为美国的国防事业输送人才。这项立法不仅对国防教育本身，而且对美国整体的教育、文化、科技、社会、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1960年，苏联用防空导弹击落美国的U2型高空侦察机，又让肯尼迪政府大受冲击，决心发展导弹技术。不久，美国就在太空竞赛中赢得了对苏联的优势。1969年，美国载人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率先在月球登陆。
随着战备计划的实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概念出现了。军费开始在1948财政年度下降到冷战开始后的最低点，但很快由于冷战升温而增加，而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达到顶点。军队人数在朝鲜战争中扩充到300万人，对外军事援助也大幅上升。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一年——1960年，美国军费上升到3047亿美元。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到他的执政晚期，对美国军工集团操纵政治和经济的前景深表忧虑，在总统告别演说中公开对“军事—工业综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影响提出警告。他说：“我们每年在军事安全上的花费超过了所有美国企业的净收入之总合。……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综合体的势力威胁我们的自由或者民主进程。”[34]据说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在告别演说中不使用“军事—工业—国会综合体”的提法。肯尼迪是以大力支持国防工业为政纲上台的，但他到1962年也提出警告说，当有三分之二左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全神贯注于国防、太空和原子能的技术开发时，美国将要“付出代价”。[35]
越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因战争拖累，公共开支不足，只取得了有限成功。约翰逊执政的最后一年——1968年，国防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9%急升到接近10%。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大炮和黄油兼得”只能是一种幻想。1975年美国从印度支那战火中完全脱身后，经济才逐渐复苏。
里根总统1981年上台后，美苏军备竞赛加剧。美国推出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在1983年该计划开始实施时，五角大楼估计的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到1986年被迫压缩到560亿美元。事实上，星球大战计划虚多实少，且具有对苏联的战略欺骗意图。许多款项资助了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裙带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腐败。这一计划实际上最终花费了多少资金，至今是一笔糊涂帐。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评论道：“里根的军事支出差点毁了整个美国经济”。[36]
最终支持美国赢得对苏冷战的，不是“星球大战计划”之类的军事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而是以信贷消费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里根执政时期实行减税政策，刻意利用财政赤字和高达1.4万亿的债务，刺激私人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和组合创新，同时推动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自由贸易。尽管在1981年到1990年间政府的赤字规模惊人，但大约只是其他6个主要西方工业国家赤字的平均水平。到了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时代，里根的经济刺激政策得到回报，国家税收增加，在2000年以前实现了预算平衡，还略有盈余。
按：这篇文章是美国冷战时期大战略书稿的一章，前后拖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原因是总有新的写作任务压住了它。这次出访普林斯顿，终于抽出时间把它写完了。感谢牛军老师的宽容。其实还有很多资料没有看，有很多想说的事没来得及想清楚，所以还没有说。重点想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要靠它的社会力量推动变革来实现。
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 王缉思
冷战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而告结束。在总结冷战的历史遗产时，国内学者多集中于苏联崩溃的教训；涉及美国的部分，著述的侧重点则在其冷战时期的大战略和对外关系，而很少论及美国的国内变化和政策调整。然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德瑞克·李波厄特所说，“赢得冷战的原因是美国的改革。”[1]按照美国冷战史专家梅尔文·莱弗勒的观点，美国“在冷战中真正的大战略是西方在自己人民生活体验中取得成功，而不是地缘政治格局、陆海空军规模或公共外交的成功”。[2]从学理上讲，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在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全方位战略竞争中胜出，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其大战略的成功或军事力量的强大，而需要从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寻找。只有国内的政治团结、经济成功、社会进步和民族凝聚力，才能长久保持国家的强盛、国际竞争力和超级大国的地位。
本文旨在探讨美国在国内事务中是如何应对冷战的长期冲击和影响的。这种冲击和反应，既包括美国政府（包括行政部门与国会）的政策调整，也包括社会的自我调节及对政府的制约；既包括麦卡锡年代的思想禁锢和政治迫害，也包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期间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反叛；既包括冷战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也包括同苏联的军备竞赛和海外军事干涉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美国在冷战中因祸得福，“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很难分清冷战对美国国力上升的推动作用和滞后作用孰轻孰重，各占几何。
美国赢得冷战的国内进程是曲折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冷战初期（1946-1960年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和中期（1961-1980年肯尼迪至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忧患意识很强，国内政治问题和社会凝聚力经受了严重考验；而到了冷战后期（1981-1991年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治国的自信心逐渐增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上升。莱弗勒指出，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资本主义获得新的活力并向前发展，转折点是1970年代，使得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得以夸耀资本主义的优越性。[3]
冷战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影响，可以从历史的纵向和不同领域的横向这两个不同向度来分析。本文主要是采用横向分析的方法，对以下几个不同的领域与问题进行探讨：（一）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二）社会变革与文化运动；（三）经济、科技与教育发展。
（一）
关于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不能扎根，有许多学术著作加以探讨，[4]而苏联模式对美国缺乏吸引力，是诸多因素之一。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说过：“在北美，共产主义甚至谈不上是个政治运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中，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登不了大雅之堂、毫不起眼的小宗派。……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当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公众对这个制度的不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共产主义制度也没有激发公众对它的热情。现存制度采取创造性对策，通过美国的‘新政’和加拿大的类似措施，制止和消除了共产主义对公众的影响。公众舆论也本能地感到，共产主义无助于处在社会和技术革新前列的国家。”[5]
尽管如此，在冷战初期，美国政界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充满恐惧的，这种恐惧也渗入到美国国内政治之中。标志着冷战启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仅仅9天，杜鲁门政府就发布了名为《联邦雇员忠诚计划》的9835号行政命令，使反共迫害得到官方授权。1947年3月这两大举措，一个外交（杜鲁门主义出台），一个内政（《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出台），旋即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话语系统定下了基调。同苏联的斗争，被界定为自由与奴役、无神论共产主义与信仰神的民主思想之间的战斗，而绝不仅仅是两个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或者是霸权争斗。反共从此成为美国国内一种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
在冷战初期的美国国内，任何可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包括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都受到攻击。对共产主义“软弱”成为一个紧箍咒，规定了政治辩论的界限。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北欧国家，左派政党可以公开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如全民医疗保障、延长产假、提高失业救济等等，但美国政治中最左的主张，在欧洲也只能算是中间派。在法国，让-保罗·萨特那样同情苏联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受到尊重，而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冷战对美国政治话语产生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杜鲁门对其民主党内对手、前副总统华莱士的人身攻击。华莱士因其主张对苏缓和、在国内扩大福利而饱受“同情共产党”的指控。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从1947年开始对文化界、科学界人士进行反共调查与清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削弱了美国劳工组织，打击了黑人民权运动。[6]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甚嚣尘上及其对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毒害，众所周知，在此不赘述。195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被冷战与反共气氛所笼罩，导致保守的共和党人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虽然麦卡锡主义遭到强烈抵制，也引起了美国人对本国政治体制的反思，但与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压力的严酷性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所谓从事“非美活动”的人士有政治压力，甚或失去了工作，但造成人身迫害的冤假错案的还是极少数。在1948年至1958年的十年中，“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对全国范围的450万联邦雇员展开了调查，被认为符合“不忠诚”界定而受到解雇的总共不过378人，不到受到调查人数的万分之一，平均每年不到40人，因此没有引发联邦雇员的普遍不安和恐慌。[7]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反共政治迫害，危及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微乎其微，无法造成美国广大公众对政府的反叛行动，更不足以让公众深度怀疑本国的政治制度。
历史证明，冷战时期苏联依靠“举国体制”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实力上升，对美国人有震慑力，却几乎完全没有吸引力。持强烈意识形态见解和受到反共宣传影响的美国普通公众自不必说，连对国内政治持强烈逆反心理的那部分美国社会精英，也都没有从苏联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方面吸取思想营养或者受到精神鼓舞，反而强烈批评苏联的内外政策，直至对苏联的衰落和崩溃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例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激进的左派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毫不掩饰他对苏联解体感到“欢欣鼓舞”。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名声早就被苏联玷污了。[8]一位更为知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说，东欧国家垮台是因为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经济停滞伴随着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压力和反对暴政的社会压力，导致苏东集团在1980年代初的危机和最终解体。[9]
由此不难看出，冷战和苏联因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到过“搅混水”的破坏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强化了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反共旗帜下凝聚了全民政治共识。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冷战，驱使美国主流政治思潮向右偏转。以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62年发表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0]等著述为代表,美国知识界强调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特殊性，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适用于美国，尤其排拒暴力革命、激进的集体运动的正当性。
美国知识界把苏联的国内专政和对外强权扩张同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客观上造成了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社会恐慌。美国学者唐纳德·怀特指出；“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没有引起苏联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那么大的焦虑。”[11]美国人对苏联模式的恐惧和排拒，一是担心自己的财富被国家所剥夺，而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是集体贫困。二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式的制度，威胁到美国的个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
这种抵制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社会共识，既是冷战所造成，又被冷战所固化，转而成为冷战的动力。肯尼迪在1960年同尼克松竞选总统时，不惜摆出比其共和党前任艾森豪威尔更为激烈的反苏姿态。肯尼迪痛斥苏联的巨大生产力，宣称只有使美国更加强大，才能维持世界“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狂热地宣称，“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因此，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12]这一号召成为肯尼迪时代政治生活的标志性口号.
肯尼迪之后直至里根的美国，都是以“维护自由”为旗帜，同苏联进行抗争的。1987 年里根在柏林墙边发表演说声称：“50年代，赫鲁晓夫曾经预言：‘我们将埋葬你们。’然而在今天的西方，我们见到的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达到的繁荣和富足水平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共产世界，我们则看见失败、技术退步、健康水平下降、甚至于基本物资的匮乏--食物不足。即使在今天，苏联还不能粮食自给。经过这四十年，一个伟大而无可逃避的结论展示给整个世界：自由带来繁荣。在和平合作的国家，自由取代了自古以来的仇恨。自由是胜利者。现在苏联人自己也在有限程度上认识到自由的重要。[13]
同时，美国领导人以夸大而非缩小苏联实力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操纵对苏联的恐慌心理，以巩固冷战大战略的国内民意基础。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舆论一片惊慌之声，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他对苏联卫星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应当感谢苏联夸大自己的能力，因为美国人需要这种周期性的“休克疗法”（shock treatment）来刺激自己。[14]
（二）
如果说杜鲁门时代美国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渗透还有所畏惧的话，到了冷战末期的里根时代，美国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几乎只剩下蔑视了。这一转变的社会根源，在于美国的变革促进了个人自由和族群平等。
美国以“维护自由”为旗帜进行冷战，但冷战初期美国社会却以“缺乏自由”的特征而臭名昭著。美国社会的不自由，主要还不在于国内的反共政治压力，而在于少数族群尤其是黑人所遭受的歧视。一些黑人还受到反共和种族歧视的双重迫害。例如，受到广泛尊重的黑人歌唱家和运动员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被贴上了“危险分子”的标签，受到人身骚扰。直到1974年76岁高龄时，联邦调查局才解除了对他的监控。另一位黑人民权运动的先驱杜波伊斯（W.E.B. Dubois）被剥夺了美国国籍，流亡非洲，1963年去世于加纳。1957年夏，阿肯色州州长以“防暴”为名，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的公立学校读书，上千名种族主义分子包围学校，殴打黑人记者。随后，南方几个州也陆续发生袭击黑人的事件。1958年，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仅仅因为偷了白人妇女1.95美元而被判处死刑。
20世纪50-60年代轰轰烈烈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取得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黑人和整个美国社会中的正义力量，但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强烈谴责，以及美国政府出于反苏反共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变革措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5]二战之后，美国大力开展国际活动，到访美国的外国人急剧增加，但是美国的饭店、餐馆、机场等等公共设施，却经常拒绝为许多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非白人政要和社会贤达提供服务。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激起了外部世界的强烈反响。于是，当美国指责1956年匈牙利镇压反革命事件和1957年前后中国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政治迫害”时，国际舆论却广泛谴责美国的虚伪，嘲讽美国自我标榜的“自由世界”。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他要邀请美国南部的人到印尼学习种族宽容精神。荷兰一家报纸指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正在做的事情，与其说是给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带来好处，还不如说是正在损害美国的道德声誉，尤其是在有色人种之中。”[16]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浪潮中，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受到了特别的鄙视和反感，苏联也借此攻击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
冷战初期，“种族问题成为这个自称为肩负着传播自由使命的国家的最大伤痛。”[17]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承认，“种族歧视对我国外交关系的损害与日俱增。”[18]美国的国际形象因国内种族主义而严重受损，使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感到难堪，不得不采取对应措施，包括支持1957年和1960年两个民权法案的通过，同时采取行政措施保护黑人权益。在1957年的小石城事件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下令美国第101空降师进驻小石城，对上学的黑人学生进行“军事保护”。在国务卿杜勒斯的干预下，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也被免除死刑。
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激发了许多其他群体争取各自权利的觉悟和热情。妇女、卡奇诺人（美籍墨西哥人）、同性恋者、嬉皮士等等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对冷战之前几十年形成的正统观念、行为和政治态度发起挑战。以战后“婴儿潮”年代出生的青年为主体的形形色色的抗议运动，到60年代形成了一股合力，被通称为“反文化运动”。[19]这场运动在声势浩大的反越战抗争中达到高潮，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战略形成了巨大的牵制。
值得注意的是，“反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持续不断地反抗政治权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反政府”）的强大社会运动，其中不乏激进的“新左派”，却没有对美国的社会凝聚力造成巨大破坏，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一些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他们反对政府，但并不反对美国及其民主制度。对政府的不信任，对越南战争的愤恨，从来没有导致他们爱国主义的消亡。一位反越战运动的参加者在采访中说：“虽然我们是被溺爱的一代，但对美国的热爱使我们变得坚强。我们的确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但我觉得自己从未消沉过。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从未动摇过我对祖国和民主制度的热爱。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为的是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基石的理想社会。这是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合众为一’的基础，也是我们的理想之所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笃信《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是美国的精神。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政府滥用了权力。这不是我们祖先的理想。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来拯救美国。”[20]
如果说反文化运动是从“激进”的方向推动了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那么宗教复兴则把美国社会拉向“保守”的方向。“伴随着冷战所激发的爱国主义，对道德合法性观念做出的最大贡献来自战后的宗教复苏”。[21]统计数据说明，冷战开始后美国所有宗教和教派的信徒人数都大幅度增加，信教总人口占美国人口的百分比，从1940年的50%增加到1960年的63%。其中增加最快的是天主教、基督新教和犹太教。[22]宗教书籍成为发行量巨大的畅销书。在1953年的10本全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图书中，6本是涉及宗教信仰的。[23]
促使美国宗教信仰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苏反共。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我国政府不能深深植根于一种宗教信仰，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我不在乎这一信仰是什么。”[24]在冷战背景下，美国人强烈感觉到信仰缺失就意味着在“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威胁”面前国家目标的缺失，因为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思想空虚的，不足以提供反共的精神武器。于是，沃尔特·李普曼、亨利·鲁斯等舆论界精英，杜勒斯等政客，比利·格雷厄姆等宗教领袖虽然政见各异，但都赞成宗教应当成为美国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世界使命的核心，成为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国家神盾”和“秘密武器”。[25]
在美国思想界，将基督教信仰同冷战思维和美国对外战略联系起来的代表人物，是神学家兼国际政治理论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尼布尔的宗教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跨越了整个冷战时代。他甚至是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最崇拜的哲学家。尼布尔用一种道德现实主义理论为美国制度优越论辩护。他说，没有一种文化或制度是完美无缺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因为美国的制度存在缺陷而看不到它同苏联制度的根本区别，或动摇对这种制度的信心和信仰。尼布尔反对用激进方式改变现状，否认苏联式的革命运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他反对美国参加朝鲜战争，抵制越南战争，但是坚决支持从意识形态渗透和增强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两方面来遏制苏联。
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从尼布尔的思想中挖掘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观点。著名的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也深受尼布尔的影响。1963年，被指责为“亲共”的马丁·路德·金还在美国监狱中关押，但他竟将“共产党国家”同希特勒德国相提并论：“假如我当年生活在德国，我会支援和安慰我的犹太兄弟；假如今天我生活在一个共产党国家，而基督教信仰的某些准则在那里受到压制，我将公开主张抗拒那个国家的反宗教法律。”[26]由此可见，虽然马丁·路德·金是捍卫黑人权利、提倡自由解放的先驱，但在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方面，他却绝不逊色于美国政府和白人右派宗教领袖。
到了70年代中期，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反战运动随着美军撤出印度支那而告结束，水门事件丑闻的阴影慢慢淡化，逐渐步入中年的“婴儿潮”一代，开始抛弃激进思想，更为关心自己的工作收入与建立稳定的家庭。也正是在这一个时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进程。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下，美国社会思潮开始向保守主义回归。人口的种族多元化趋势，促使美国的文化和宗教也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体的宗教格局，而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也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族群平等、男女平等，在国家制度和法律层面上基本得到了解决；堕胎、同性恋、宗教信仰等属于个人自由领域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宽容，而不必用激近的方式通过政治反抗来解决。
到了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保守主义开始占据美国政治的主流地位，冷战初期和中期那些激起全民大辩论和社会动荡的政治议题都已告一段落。同时，随着经济的复苏，原先美国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精神，被自我陶醉、自我表扬、“往事莫再提起”的心态所取代。有人戏称，美利坚合众国的简称USA变成了“健忘症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27]在同苏联的和平竞赛和意识形态较量中，冷战后期的美国已经不再担心自己的“后院起火”，也不再那么担心自己的国际形象，因而在第三世界的美苏争夺中有了更足的底气。美国以人权为武器打击和削弱苏联，是在自己的人权状况有明显改善之后才真正开始的。总体来看，美苏冷战增强而不是削弱了美国国内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凝聚力，而美国社会和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增强，又反过来成为对苏冷战的强大后盾。
（三）
冷战时代美国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竞争，既消耗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延缓了它的发展速度，又推动了美国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加强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今天的历史学家难以判断和说明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大规模联邦军事支出项目，为备战而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夺取对苏联的竞争优势而做出的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政策调整，其中哪些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哪些又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只能说，其所失中有所得，所得中有所失，两者的确难以区分割舍。一直以来，这一问题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都引起过一场又一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辩论。有的论者说，“半个世纪的国防采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工业增长的一个发动机”，“军事开支推动了美国经济”。[28]但是大多数严肃的学者都不能不承认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军备扩张政策对经济的拖累，以至于今日美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来源于冷战的。[29]
无论如何，从冷战的最终结果看来，苏联经济在解体前已经千疮百孔，而美国经济还后劲十足，这说明美国经济经受住了冷战的考验。在对苏冷战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上，美国在经济战线的优势（尤其是在冷战后期的优势）效果最突出，也最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意义。
从1945年到1960年，美国经济迅速繁荣发展。虽然随着其他国家的战后经济复苏，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但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领头羊和发动机的作用没有受到削弱。由于当年美国人口、经济、政治重心是在临近北大西洋的东海岸，而且这一地区离苏联的地理距离最近，一旦发生美苏大战，东海岸将首当其冲。由此产生的全面备战计划，催生了将经济发展重心、工业基地和军事要塞向美国南方、西南方和太平洋沿岸转移的一系列系统工程，由此又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城市的非中心化和工业的分散化，修建了大批防止核打击的地下建筑，刺激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阳光地带”的新城市，包括南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和凤凰城等，纷纷拔地而起，吸引了大批新移民。1963年，加利福尼亚州人口超过了纽约州。加州洛杉矶的人口超过了费城，成为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的美国第三大城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40年的约2000亿美元增长到1950年的约3000亿美元，1960年又增长到约5000亿美元。[30]
汽车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是上述经济变革的最大受益者。美国1955年的年均汽车产量是1946年的四倍。美国人口从城市中心转向房地产相对便宜的郊区，而建筑业也随之走向大规模集约化。企业并购蔚然成风。郊区的商业化带来了大型购物中心、娱乐设施和相应的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二战结束时，美国只有8个市郊购物中心，到1960年已增加到3840个。好莱坞电影、迪斯尼文化、以麦当劳为代表的快餐文化等飞速发展，服务行业和消费文化方兴未艾。1946年美国全国总共只有不到17000台电视机，而到1960年四分之三的美国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从事服务业、教育、科技、卫生等行业的白领工作者的人数，在1956年即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而且待遇有很大提高。当时美国中产阶级普遍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阶级差异不大显著，激进的工会组织也难以获得支持，因此社会较为稳定。
贯穿全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的初衷是修建战备公路并准备随时疏散人口，但是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是始料未及的。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了“全美高速公路系统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很快作出了结论：建立州际公路交通网作为一种民防手段至关重要。国防部也表示这一交通网对国防是必需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可能需要使用西部平原的州际高速公路作为紧急着陆跑道。联邦民防管理署说，在遭到核威胁的情况下，至少有7000万人需要从可能受到威胁的目标地区疏散，更不要说遭到实际核攻击时需要疏散的人口了。于是，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高速公路法》，要求提供260亿美元的投资，铺设总长度达到64000公里的州际高速公路。这一项目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公共开支。[31]
为了战备需要，美国军队特别是海军和空军，推进了政府同科学界、教育界的合作伙伴关系。诸多“战略智库”应运而生。地处洛杉矶附近的智库兰德公司[32]成立于1948年，得到充裕的空军经费支持，至今仍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1946年，美国海军至少与45所大学和公司签订了协议，共同开展电子、物理、冶金、化学、弹道学等方面的研究，其合作伙伴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通用电气公司、凡士通（Firestone）公司、斯佩里陀螺仪公司（Sperry Gryoscope）等。此后短短六年中，海军的资助对象就从顶级的研究机构扩展到路易斯安那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而且鼓励科学家们自由畅想和设计自己的研究项目，开启了公费资助研究的新时代。海军开始资助神经化学、计量经济学、低温物理学等等领域，以至领导心理学也在资助范围之内。这种似乎是粗放型的科研项目投资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则和效应来进行评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浪费。但是，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就是在近乎偶然的机遇中开始的。当时，美国陆军对海军已经放弃的一个电子项目感兴趣，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附近搞了一个早期的“电子大脑”（electronic brain）研发项目，从中取得了巨大的技术突破。到1953年为止，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的研发晶体管部门有一半的经费来自五角大楼，晶体管很快就运用到了电视机、立体声系统、照相机、计算机和雷达系统。[33]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美国人举国震惊，痛感自己的太空技术落后，国际声望暴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反应是决定建立美国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大力发展空间技术。1958 年，国会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生效的《国防教育法》，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一项重要立法。它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大力投资于国民教育和科学技术，为美国的国防事业输送人才。这项立法不仅对国防教育本身，而且对美国整体的教育、文化、科技、社会、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1960年，苏联用防空导弹击落美国的U2型高空侦察机，又让肯尼迪政府大受冲击，决心发展导弹技术。不久，美国就在太空竞赛中赢得了对苏联的优势。1969年，美国载人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率先在月球登陆。
随着战备计划的实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概念出现了。军费开始在1948财政年度下降到冷战开始后的最低点，但很快由于冷战升温而增加，而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达到顶点。军队人数在朝鲜战争中扩充到300万人，对外军事援助也大幅上升。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一年——1960年，美国军费上升到3047亿美元。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到他的执政晚期，对美国军工集团操纵政治和经济的前景深表忧虑，在总统告别演说中公开对“军事—工业综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影响提出警告。他说：“我们每年在军事安全上的花费超过了所有美国企业的净收入之总合。……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综合体的势力威胁我们的自由或者民主进程。”[34]据说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决定在告别演说中不使用“军事—工业—国会综合体”的提法。肯尼迪是以大力支持国防工业为政纲上台的，但他到1962年也提出警告说，当有三分之二左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全神贯注于国防、太空和原子能的技术开发时，美国将要“付出代价”。[35]
越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福利计划因战争拖累，公共开支不足，只取得了有限成功。约翰逊执政的最后一年——1968年，国防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9%急升到接近10%。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大炮和黄油兼得”只能是一种幻想。1975年美国从印度支那战火中完全脱身后，经济才逐渐复苏。
里根总统1981年上台后，美苏军备竞赛加剧。美国推出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在1983年该计划开始实施时，五角大楼估计的金额高达1000亿美元，到1986年被迫压缩到560亿美元。事实上，星球大战计划虚多实少，且具有对苏联的战略欺骗意图。许多款项资助了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裙带工程，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腐败。这一计划实际上最终花费了多少资金，至今是一笔糊涂帐。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评论道：“里根的军事支出差点毁了整个美国经济”。[36]
最终支持美国赢得对苏冷战的，不是“星球大战计划”之类的军事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而是以信贷消费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里根执政时期实行减税政策，刻意利用财政赤字和高达1.4万亿的债务，刺激私人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和组合创新，同时推动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自由贸易。尽管在1981年到1990年间政府的赤字规模惊人，但大约只是其他6个主要西方工业国家赤字的平均水平。到了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时代，里根的经济刺激政策得到回报，国家税收增加，在2000年以前实现了预算平衡，还略有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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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头 发表于 2012-4-12 22:50 ![]()
（四）
综上所述，美国在40多年的时间里，国内政治、社会、经济都受到了冷战的巨大冲击。在政治方面，同苏 ...
这么好的帖子沉了
楼主可否重新编辑一下，比如用红字强调一下关键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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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美国在40多年的时间里，国内政治、社会、经济都受到了冷战的巨大冲击。在政治方面，同苏 ...
这么好的帖子沉了
楼主可否重新编辑一下，比如用红字强调一下关键句子MD的那次变革也为现在的麻烦埋下了伏笔
不能同意。类似文章的弱点就是始终低估了米国国内各种思潮之间的紧张程度。第二，具体到这篇文章来说，米国1970-1980年代的保守主义“复兴”远不止发生在文化层面。第三，美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批判苏联或中国，不等于他们不追求社会主义（而且王的这篇文章可能由于时间范围限制，低估了米国知识分子观念变化中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