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国民党南运故宫国宝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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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是1965年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在台北市郊建中山纪念堂时，同时建成的。当年11月，中山纪念堂、故宫博物院同时宣布开幕。
自1933年，故宫古物南迁，跟随古物的一批学者和行家里手，押运着近两万箱故宫历代皇帝收集的无价之宝，在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往来跋涉一万多公里，未曾遗失或打碎一件古物。古物的六分之一计2972箱，约239000余件，1948年被运到台湾。在这战火纷飞的15年中，故宫国宝的沧桑历史，记载很少。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于1982年采访了当时跟随古物的三位学者，撰写了《故宫国宝话沦桑》一文，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
美籍华人张君(笔者同学)寄我一份，现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1924年1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限令18岁的逊清末代皇帝溥仪半日后离开紫禁城皇宫。溥仪离去后两周，一小批大学教授和学者由学生襄助开始点查宫内的珍宝。工作人员中那志良19岁，刚离开校门；吴玉璋20岁，是位大学生。几百万件古物都要清点登记，除了瓷器、玉器、铜器之外，还有一部共七万九千多卷的四库全书。清点工作进行了近一年之久。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自明代中叶以来，不准老百姓擅入的紫禁城就此开放。到了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他们一下子就距离北平只有240公里。政府通知博物院把最有价值的艺术品速行南运，以策安全。
要决定什么应该运走，什么要留下，是个艰巨的任务。那志良说：选件固然重要，如何保护古物不会因撞击、受潮、过干和白蚁为患而损坏又是另一回事。最后我们把北平城内的古玩专家找来，教导古物包装的方法。装箱的工作差不多进行了一年多时间。1933年春才竣事，共装了19557箱，每箱1米长、50厘米高和宽。由火车南运，由若干工作人员押运。除了专家和武装守卫之外，列车上并没有其他客人。
1933年2月5日晚间，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日落时分就开始戒严。那志良回忆说：“他们吩咐我们，要等到天黑才启运。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奇怪的感觉”。
大家连夜静静工作，把箱子都装上两列火车，黎明时分开车南下。一路只在添煤、添水时停车，那志良说：“每次停车，我们就下车沿着铁轨，由前跑到后，把每个车箱的封条，都检查一次。”
两天后，载运古物的列车到了浦口，停在靠边的轨道上。那志良说：“军队守卫列车，一直守了一个月。因为南京没有适当地方收藏这些国宝。”最后，由水路把这批国宝运往上海。在上海存放了近四年。在这个时期，南京扩建朝天宫以贮存这批国宝。
1936年底，朝天宫扩建工作完成，工作小组也就留在南京办公，还计划举行展览会。但中日战争在1937年7月又爆发了。7月29日日军占了北平，这时南京也有危险。中国政府迁往长江上游2087公里外的重庆，并下令撤退古物。
同时运所有的古物根本不可能。工作人员分为三队。他们要尽快分途离开南京，到达目的地后，静候战争结束。
那志良随同第一队离开了南京。那队的80箱古物由船和卡车运往1000公里外到达长沙湖南大学的图书馆。不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离开长沙。
“这真是英明之见”那志良说，“我们离开才不过一个月，湖南大学就被轰炸，夷为平地。”
几星期后，向西南走了930公里到安顺县，在城外找到一个天然洞窟。他们把洞窟加固，在洞里建办公室和贮藏库。至此这一队长途跋涉已经一年多了。
南京方面，杭立武当时是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获委负责办理古物搬运。每箱都贴有装箱和点验者签名的封条，每个封条都照了像，每次开箱时，都要经过同样的手续。
杭立武说：“这时候南京市内人心惶惶，几十万人都在设法逃离南京，找运输工具和挑夫都极端困难。”不过杭立武终于设法包了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船，把第二批古物运往汉口。
日军继续进逼，第二队又从汉口转移内地，到翌年秋季才到达陪都重庆。1939年春，日机轰炸重庆，几乎炸中这些国宝。古物箱又再装船，这一队再向长江上游西行500公里到乐山去。他们到达宜宾还没有问题，可是在那里又需另找交通工具。船只难找而且光是把古物从原来的船上卸下再装上另外的船只，就花了近两个月之久，结果九月中旬才到达乐山。
最后一批7000多箱由吴玉璋和另外二人负责。他们设法在日军进城时恶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杀”之前一个星期搭火车离开南京。南京市内日军奸淫虏掠血洗全城，屠杀无辜平民至少有30万人。
载运这批古物的火车，到了徐州停车添煤、加水。“我们的列车刚到站内停下，日本飞机就出现了。”吴玉璋回忆说，我们当时就知道迁运刻不容缓，而且越远越好。
第二天到了郑州，吴玉璋下车去和站长商量调拨火车事宜。等他回货运调车场时，见到几列车陷于火焰中。“我真急疯了”，他说，甚至于在追述这件事时，人还很紧张。“我找不到我们那列火车。向人打听，一个人说见到那列火车烧了，另一个说爆炸了，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最后，我发现驻军已把火车开走，我后来又回到那列车上。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大家和我们同样关心国宝。”
大约一星期后，奉令前往支援其他运送古物队的那志良在西安遇上了吴玉璋，两人一起到宝鸡去，因为吴玉璋所押运的那批古物，已经到了宝鸡。这批古物存放在两所大庙里，由地面到房顶堆得满满的。吴玉璋的家眷，这时也已逃出沦陷的北平，到达宝鸡。
宝鸡吃紧时，他们又要前往170公里外的汉中。其中要越过海拔3000米的秦岭。这时运输工具都要额外加钱。两地之间没有铁路，只能用卡车装运，每辆卡车至多能装载20箱左右。花了48天总共装了300多车，才把他们押运的古物全部运达汉中。可是这时汉中也不安全，一个半月后，他们又奉命把古物运往成都。
成都在500公里外。路上过河而没有桥，只好造木筏暂充摆渡。十个月后到达成都，发现成都的情况不理想。城市很大，地势平坦，没有坚固的楼宇，也没有山可以挖山洞。
“我们要找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那志良说，“一个可使我们安定过日子的地方。”古物再次启运，这次是运往150公里外的峨嵋县城，那里安谧，有很多庙宇。这一队就在峨嵋的那两座大庙里住下。一住就是七年。后来在成都开过展览会。他们开箱取出古物，首先取出清宫所藏几万本价值连城的古籍。这些古书必须要过过风。
1942年，那志良自1933年便别离了的家眷——太太和三个孩子，从北平逃出与他团聚。“那好了”，他回忆说，“我们一家又在一起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经过12年离乱，古物终于可以回南京了。可是战后运输工具缺乏，不能冒险在崎岖的道路上运回古物。到1947年3月，三个队才离开战时的避难所，在重庆集合。
1947年初夏，全部古物和人员终于由九艘轮船沿江顺流而下运回南京。他们立即恢复中断了九年的工作，把国宝运入朝天宫扩建的部分，开箱整理并且开设一个临时展览厅。
不论他们的生活多么艰苦，博物院工作人员始终团结一致，一心保护这批国宝。不管个人的政治信仰如何，他们始终比肩抗日。但对共同的敌人作战几乎刚刚停止，蒋介石又挑起内战，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军事上占上风，又取得人民的支持，博物院的职员也不例外。
1948年徐州会战后，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计划在台湾建立最后立足点，于1948年11月决定将故宫国宝和南京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藏品，及外交部部分重要档案也合并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可以运送这些珍贵古物的只有两艘军舰和一艘商轮，只能运送其中一部分，无法全部运走。不得不作进一步的决定。
1933年，他们从北平运出19557箱，这时只选出2972箱，大部分是清宫收藏的精华，包括历代名画及书法、清宫全部藏书和最精美的宋瓷。总数约只是故宫国宝的六分之一。其余的不得不留在南京(其中大部分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到达台湾后，古物最初贮存在台湾中部工业中心台中市的糖厂仓库里。但这些仓库也不是储放国宝的理想地方，于是在50年代初，这批珍藏又迁移到附近一个名叫北沟的小山村。在北沟存放了差不多15年，直到1965年11月在台北市郊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故宫博物院新址建成并宣布开幕。
现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已成为亚洲著名展览馆之一。中国艺术文物藏品共有60余万件；书画5749件；善本书150688册，其中有历代重要刻本、佛经、藏文喇嘛经和满蒙文史籍。台北故宫博物院，是1965年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在台北市郊建中山纪念堂时，同时建成的。当年11月，中山纪念堂、故宫博物院同时宣布开幕。
自1933年，故宫古物南迁，跟随古物的一批学者和行家里手，押运着近两万箱故宫历代皇帝收集的无价之宝，在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往来跋涉一万多公里，未曾遗失或打碎一件古物。古物的六分之一计2972箱，约239000余件，1948年被运到台湾。在这战火纷飞的15年中，故宫国宝的沧桑历史，记载很少。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于1982年采访了当时跟随古物的三位学者，撰写了《故宫国宝话沦桑》一文，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
美籍华人张君(笔者同学)寄我一份，现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1924年1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限令18岁的逊清末代皇帝溥仪半日后离开紫禁城皇宫。溥仪离去后两周，一小批大学教授和学者由学生襄助开始点查宫内的珍宝。工作人员中那志良19岁，刚离开校门；吴玉璋20岁，是位大学生。几百万件古物都要清点登记，除了瓷器、玉器、铜器之外，还有一部共七万九千多卷的四库全书。清点工作进行了近一年之久。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自明代中叶以来，不准老百姓擅入的紫禁城就此开放。到了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他们一下子就距离北平只有240公里。政府通知博物院把最有价值的艺术品速行南运，以策安全。
要决定什么应该运走，什么要留下，是个艰巨的任务。那志良说：选件固然重要，如何保护古物不会因撞击、受潮、过干和白蚁为患而损坏又是另一回事。最后我们把北平城内的古玩专家找来，教导古物包装的方法。装箱的工作差不多进行了一年多时间。1933年春才竣事，共装了19557箱，每箱1米长、50厘米高和宽。由火车南运，由若干工作人员押运。除了专家和武装守卫之外，列车上并没有其他客人。
1933年2月5日晚间，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日落时分就开始戒严。那志良回忆说：“他们吩咐我们，要等到天黑才启运。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奇怪的感觉”。
大家连夜静静工作，把箱子都装上两列火车，黎明时分开车南下。一路只在添煤、添水时停车，那志良说：“每次停车，我们就下车沿着铁轨，由前跑到后，把每个车箱的封条，都检查一次。”
两天后，载运古物的列车到了浦口，停在靠边的轨道上。那志良说：“军队守卫列车，一直守了一个月。因为南京没有适当地方收藏这些国宝。”最后，由水路把这批国宝运往上海。在上海存放了近四年。在这个时期，南京扩建朝天宫以贮存这批国宝。
1936年底，朝天宫扩建工作完成，工作小组也就留在南京办公，还计划举行展览会。但中日战争在1937年7月又爆发了。7月29日日军占了北平，这时南京也有危险。中国政府迁往长江上游2087公里外的重庆，并下令撤退古物。
同时运所有的古物根本不可能。工作人员分为三队。他们要尽快分途离开南京，到达目的地后，静候战争结束。
那志良随同第一队离开了南京。那队的80箱古物由船和卡车运往1000公里外到达长沙湖南大学的图书馆。不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离开长沙。
“这真是英明之见”那志良说，“我们离开才不过一个月，湖南大学就被轰炸，夷为平地。”
几星期后，向西南走了930公里到安顺县，在城外找到一个天然洞窟。他们把洞窟加固，在洞里建办公室和贮藏库。至此这一队长途跋涉已经一年多了。
南京方面，杭立武当时是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获委负责办理古物搬运。每箱都贴有装箱和点验者签名的封条，每个封条都照了像，每次开箱时，都要经过同样的手续。
杭立武说：“这时候南京市内人心惶惶，几十万人都在设法逃离南京，找运输工具和挑夫都极端困难。”不过杭立武终于设法包了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船，把第二批古物运往汉口。
日军继续进逼，第二队又从汉口转移内地，到翌年秋季才到达陪都重庆。1939年春，日机轰炸重庆，几乎炸中这些国宝。古物箱又再装船，这一队再向长江上游西行500公里到乐山去。他们到达宜宾还没有问题，可是在那里又需另找交通工具。船只难找而且光是把古物从原来的船上卸下再装上另外的船只，就花了近两个月之久，结果九月中旬才到达乐山。
最后一批7000多箱由吴玉璋和另外二人负责。他们设法在日军进城时恶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杀”之前一个星期搭火车离开南京。南京市内日军奸淫虏掠血洗全城，屠杀无辜平民至少有30万人。
载运这批古物的火车，到了徐州停车添煤、加水。“我们的列车刚到站内停下，日本飞机就出现了。”吴玉璋回忆说，我们当时就知道迁运刻不容缓，而且越远越好。
第二天到了郑州，吴玉璋下车去和站长商量调拨火车事宜。等他回货运调车场时，见到几列车陷于火焰中。“我真急疯了”，他说，甚至于在追述这件事时，人还很紧张。“我找不到我们那列火车。向人打听，一个人说见到那列火车烧了，另一个说爆炸了，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最后，我发现驻军已把火车开走，我后来又回到那列车上。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大家和我们同样关心国宝。”
大约一星期后，奉令前往支援其他运送古物队的那志良在西安遇上了吴玉璋，两人一起到宝鸡去，因为吴玉璋所押运的那批古物，已经到了宝鸡。这批古物存放在两所大庙里，由地面到房顶堆得满满的。吴玉璋的家眷，这时也已逃出沦陷的北平，到达宝鸡。
宝鸡吃紧时，他们又要前往170公里外的汉中。其中要越过海拔3000米的秦岭。这时运输工具都要额外加钱。两地之间没有铁路，只能用卡车装运，每辆卡车至多能装载20箱左右。花了48天总共装了300多车，才把他们押运的古物全部运达汉中。可是这时汉中也不安全，一个半月后，他们又奉命把古物运往成都。
成都在500公里外。路上过河而没有桥，只好造木筏暂充摆渡。十个月后到达成都，发现成都的情况不理想。城市很大，地势平坦，没有坚固的楼宇，也没有山可以挖山洞。
“我们要找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那志良说，“一个可使我们安定过日子的地方。”古物再次启运，这次是运往150公里外的峨嵋县城，那里安谧，有很多庙宇。这一队就在峨嵋的那两座大庙里住下。一住就是七年。后来在成都开过展览会。他们开箱取出古物，首先取出清宫所藏几万本价值连城的古籍。这些古书必须要过过风。
1942年，那志良自1933年便别离了的家眷——太太和三个孩子，从北平逃出与他团聚。“那好了”，他回忆说，“我们一家又在一起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经过12年离乱，古物终于可以回南京了。可是战后运输工具缺乏，不能冒险在崎岖的道路上运回古物。到1947年3月，三个队才离开战时的避难所，在重庆集合。
1947年初夏，全部古物和人员终于由九艘轮船沿江顺流而下运回南京。他们立即恢复中断了九年的工作，把国宝运入朝天宫扩建的部分，开箱整理并且开设一个临时展览厅。
不论他们的生活多么艰苦，博物院工作人员始终团结一致，一心保护这批国宝。不管个人的政治信仰如何，他们始终比肩抗日。但对共同的敌人作战几乎刚刚停止，蒋介石又挑起内战，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军事上占上风，又取得人民的支持，博物院的职员也不例外。
1948年徐州会战后，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计划在台湾建立最后立足点，于1948年11月决定将故宫国宝和南京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藏品，及外交部部分重要档案也合并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可以运送这些珍贵古物的只有两艘军舰和一艘商轮，只能运送其中一部分，无法全部运走。不得不作进一步的决定。
1933年，他们从北平运出19557箱，这时只选出2972箱，大部分是清宫收藏的精华，包括历代名画及书法、清宫全部藏书和最精美的宋瓷。总数约只是故宫国宝的六分之一。其余的不得不留在南京(其中大部分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到达台湾后，古物最初贮存在台湾中部工业中心台中市的糖厂仓库里。但这些仓库也不是储放国宝的理想地方，于是在50年代初，这批珍藏又迁移到附近一个名叫北沟的小山村。在北沟存放了差不多15年，直到1965年11月在台北市郊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故宫博物院新址建成并宣布开幕。
现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已成为亚洲著名展览馆之一。中国艺术文物藏品共有60余万件；书画5749件；善本书150688册，其中有历代重要刻本、佛经、藏文喇嘛经和满蒙文史籍。
自1933年，故宫古物南迁，跟随古物的一批学者和行家里手，押运着近两万箱故宫历代皇帝收集的无价之宝，在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往来跋涉一万多公里，未曾遗失或打碎一件古物。古物的六分之一计2972箱，约239000余件，1948年被运到台湾。在这战火纷飞的15年中，故宫国宝的沧桑历史，记载很少。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于1982年采访了当时跟随古物的三位学者，撰写了《故宫国宝话沦桑》一文，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
美籍华人张君(笔者同学)寄我一份，现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1924年1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限令18岁的逊清末代皇帝溥仪半日后离开紫禁城皇宫。溥仪离去后两周，一小批大学教授和学者由学生襄助开始点查宫内的珍宝。工作人员中那志良19岁，刚离开校门；吴玉璋20岁，是位大学生。几百万件古物都要清点登记，除了瓷器、玉器、铜器之外，还有一部共七万九千多卷的四库全书。清点工作进行了近一年之久。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自明代中叶以来，不准老百姓擅入的紫禁城就此开放。到了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他们一下子就距离北平只有240公里。政府通知博物院把最有价值的艺术品速行南运，以策安全。
要决定什么应该运走，什么要留下，是个艰巨的任务。那志良说：选件固然重要，如何保护古物不会因撞击、受潮、过干和白蚁为患而损坏又是另一回事。最后我们把北平城内的古玩专家找来，教导古物包装的方法。装箱的工作差不多进行了一年多时间。1933年春才竣事，共装了19557箱，每箱1米长、50厘米高和宽。由火车南运，由若干工作人员押运。除了专家和武装守卫之外，列车上并没有其他客人。
1933年2月5日晚间，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日落时分就开始戒严。那志良回忆说：“他们吩咐我们，要等到天黑才启运。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奇怪的感觉”。
大家连夜静静工作，把箱子都装上两列火车，黎明时分开车南下。一路只在添煤、添水时停车，那志良说：“每次停车，我们就下车沿着铁轨，由前跑到后，把每个车箱的封条，都检查一次。”
两天后，载运古物的列车到了浦口，停在靠边的轨道上。那志良说：“军队守卫列车，一直守了一个月。因为南京没有适当地方收藏这些国宝。”最后，由水路把这批国宝运往上海。在上海存放了近四年。在这个时期，南京扩建朝天宫以贮存这批国宝。
1936年底，朝天宫扩建工作完成，工作小组也就留在南京办公，还计划举行展览会。但中日战争在1937年7月又爆发了。7月29日日军占了北平，这时南京也有危险。中国政府迁往长江上游2087公里外的重庆，并下令撤退古物。
同时运所有的古物根本不可能。工作人员分为三队。他们要尽快分途离开南京，到达目的地后，静候战争结束。
那志良随同第一队离开了南京。那队的80箱古物由船和卡车运往1000公里外到达长沙湖南大学的图书馆。不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离开长沙。
“这真是英明之见”那志良说，“我们离开才不过一个月，湖南大学就被轰炸，夷为平地。”
几星期后，向西南走了930公里到安顺县，在城外找到一个天然洞窟。他们把洞窟加固，在洞里建办公室和贮藏库。至此这一队长途跋涉已经一年多了。
南京方面，杭立武当时是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获委负责办理古物搬运。每箱都贴有装箱和点验者签名的封条，每个封条都照了像，每次开箱时，都要经过同样的手续。
杭立武说：“这时候南京市内人心惶惶，几十万人都在设法逃离南京，找运输工具和挑夫都极端困难。”不过杭立武终于设法包了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船，把第二批古物运往汉口。
日军继续进逼，第二队又从汉口转移内地，到翌年秋季才到达陪都重庆。1939年春，日机轰炸重庆，几乎炸中这些国宝。古物箱又再装船，这一队再向长江上游西行500公里到乐山去。他们到达宜宾还没有问题，可是在那里又需另找交通工具。船只难找而且光是把古物从原来的船上卸下再装上另外的船只，就花了近两个月之久，结果九月中旬才到达乐山。
最后一批7000多箱由吴玉璋和另外二人负责。他们设法在日军进城时恶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杀”之前一个星期搭火车离开南京。南京市内日军奸淫虏掠血洗全城，屠杀无辜平民至少有30万人。
载运这批古物的火车，到了徐州停车添煤、加水。“我们的列车刚到站内停下，日本飞机就出现了。”吴玉璋回忆说，我们当时就知道迁运刻不容缓，而且越远越好。
第二天到了郑州，吴玉璋下车去和站长商量调拨火车事宜。等他回货运调车场时，见到几列车陷于火焰中。“我真急疯了”，他说，甚至于在追述这件事时，人还很紧张。“我找不到我们那列火车。向人打听，一个人说见到那列火车烧了，另一个说爆炸了，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最后，我发现驻军已把火车开走，我后来又回到那列车上。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大家和我们同样关心国宝。”
大约一星期后，奉令前往支援其他运送古物队的那志良在西安遇上了吴玉璋，两人一起到宝鸡去，因为吴玉璋所押运的那批古物，已经到了宝鸡。这批古物存放在两所大庙里，由地面到房顶堆得满满的。吴玉璋的家眷，这时也已逃出沦陷的北平，到达宝鸡。
宝鸡吃紧时，他们又要前往170公里外的汉中。其中要越过海拔3000米的秦岭。这时运输工具都要额外加钱。两地之间没有铁路，只能用卡车装运，每辆卡车至多能装载20箱左右。花了48天总共装了300多车，才把他们押运的古物全部运达汉中。可是这时汉中也不安全，一个半月后，他们又奉命把古物运往成都。
成都在500公里外。路上过河而没有桥，只好造木筏暂充摆渡。十个月后到达成都，发现成都的情况不理想。城市很大，地势平坦，没有坚固的楼宇，也没有山可以挖山洞。
“我们要找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那志良说，“一个可使我们安定过日子的地方。”古物再次启运，这次是运往150公里外的峨嵋县城，那里安谧，有很多庙宇。这一队就在峨嵋的那两座大庙里住下。一住就是七年。后来在成都开过展览会。他们开箱取出古物，首先取出清宫所藏几万本价值连城的古籍。这些古书必须要过过风。
1942年，那志良自1933年便别离了的家眷——太太和三个孩子，从北平逃出与他团聚。“那好了”，他回忆说，“我们一家又在一起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经过12年离乱，古物终于可以回南京了。可是战后运输工具缺乏，不能冒险在崎岖的道路上运回古物。到1947年3月，三个队才离开战时的避难所，在重庆集合。
1947年初夏，全部古物和人员终于由九艘轮船沿江顺流而下运回南京。他们立即恢复中断了九年的工作，把国宝运入朝天宫扩建的部分，开箱整理并且开设一个临时展览厅。
不论他们的生活多么艰苦，博物院工作人员始终团结一致，一心保护这批国宝。不管个人的政治信仰如何，他们始终比肩抗日。但对共同的敌人作战几乎刚刚停止，蒋介石又挑起内战，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军事上占上风，又取得人民的支持，博物院的职员也不例外。
1948年徐州会战后，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计划在台湾建立最后立足点，于1948年11月决定将故宫国宝和南京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藏品，及外交部部分重要档案也合并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可以运送这些珍贵古物的只有两艘军舰和一艘商轮，只能运送其中一部分，无法全部运走。不得不作进一步的决定。
1933年，他们从北平运出19557箱，这时只选出2972箱，大部分是清宫收藏的精华，包括历代名画及书法、清宫全部藏书和最精美的宋瓷。总数约只是故宫国宝的六分之一。其余的不得不留在南京(其中大部分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到达台湾后，古物最初贮存在台湾中部工业中心台中市的糖厂仓库里。但这些仓库也不是储放国宝的理想地方，于是在50年代初，这批珍藏又迁移到附近一个名叫北沟的小山村。在北沟存放了差不多15年，直到1965年11月在台北市郊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故宫博物院新址建成并宣布开幕。
现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已成为亚洲著名展览馆之一。中国艺术文物藏品共有60余万件；书画5749件；善本书150688册，其中有历代重要刻本、佛经、藏文喇嘛经和满蒙文史籍。台北故宫博物院，是1965年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在台北市郊建中山纪念堂时，同时建成的。当年11月，中山纪念堂、故宫博物院同时宣布开幕。
自1933年，故宫古物南迁，跟随古物的一批学者和行家里手，押运着近两万箱故宫历代皇帝收集的无价之宝，在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往来跋涉一万多公里，未曾遗失或打碎一件古物。古物的六分之一计2972箱，约239000余件，1948年被运到台湾。在这战火纷飞的15年中，故宫国宝的沧桑历史，记载很少。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于1982年采访了当时跟随古物的三位学者，撰写了《故宫国宝话沦桑》一文，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
美籍华人张君(笔者同学)寄我一份，现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1924年1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限令18岁的逊清末代皇帝溥仪半日后离开紫禁城皇宫。溥仪离去后两周，一小批大学教授和学者由学生襄助开始点查宫内的珍宝。工作人员中那志良19岁，刚离开校门；吴玉璋20岁，是位大学生。几百万件古物都要清点登记，除了瓷器、玉器、铜器之外，还有一部共七万九千多卷的四库全书。清点工作进行了近一年之久。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自明代中叶以来，不准老百姓擅入的紫禁城就此开放。到了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他们一下子就距离北平只有240公里。政府通知博物院把最有价值的艺术品速行南运，以策安全。
要决定什么应该运走，什么要留下，是个艰巨的任务。那志良说：选件固然重要，如何保护古物不会因撞击、受潮、过干和白蚁为患而损坏又是另一回事。最后我们把北平城内的古玩专家找来，教导古物包装的方法。装箱的工作差不多进行了一年多时间。1933年春才竣事，共装了19557箱，每箱1米长、50厘米高和宽。由火车南运，由若干工作人员押运。除了专家和武装守卫之外，列车上并没有其他客人。
1933年2月5日晚间，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日落时分就开始戒严。那志良回忆说：“他们吩咐我们，要等到天黑才启运。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奇怪的感觉”。
大家连夜静静工作，把箱子都装上两列火车，黎明时分开车南下。一路只在添煤、添水时停车，那志良说：“每次停车，我们就下车沿着铁轨，由前跑到后，把每个车箱的封条，都检查一次。”
两天后，载运古物的列车到了浦口，停在靠边的轨道上。那志良说：“军队守卫列车，一直守了一个月。因为南京没有适当地方收藏这些国宝。”最后，由水路把这批国宝运往上海。在上海存放了近四年。在这个时期，南京扩建朝天宫以贮存这批国宝。
1936年底，朝天宫扩建工作完成，工作小组也就留在南京办公，还计划举行展览会。但中日战争在1937年7月又爆发了。7月29日日军占了北平，这时南京也有危险。中国政府迁往长江上游2087公里外的重庆，并下令撤退古物。
同时运所有的古物根本不可能。工作人员分为三队。他们要尽快分途离开南京，到达目的地后，静候战争结束。
那志良随同第一队离开了南京。那队的80箱古物由船和卡车运往1000公里外到达长沙湖南大学的图书馆。不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离开长沙。
“这真是英明之见”那志良说，“我们离开才不过一个月，湖南大学就被轰炸，夷为平地。”
几星期后，向西南走了930公里到安顺县，在城外找到一个天然洞窟。他们把洞窟加固，在洞里建办公室和贮藏库。至此这一队长途跋涉已经一年多了。
南京方面，杭立武当时是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获委负责办理古物搬运。每箱都贴有装箱和点验者签名的封条，每个封条都照了像，每次开箱时，都要经过同样的手续。
杭立武说：“这时候南京市内人心惶惶，几十万人都在设法逃离南京，找运输工具和挑夫都极端困难。”不过杭立武终于设法包了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船，把第二批古物运往汉口。
日军继续进逼，第二队又从汉口转移内地，到翌年秋季才到达陪都重庆。1939年春，日机轰炸重庆，几乎炸中这些国宝。古物箱又再装船，这一队再向长江上游西行500公里到乐山去。他们到达宜宾还没有问题，可是在那里又需另找交通工具。船只难找而且光是把古物从原来的船上卸下再装上另外的船只，就花了近两个月之久，结果九月中旬才到达乐山。
最后一批7000多箱由吴玉璋和另外二人负责。他们设法在日军进城时恶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杀”之前一个星期搭火车离开南京。南京市内日军奸淫虏掠血洗全城，屠杀无辜平民至少有30万人。
载运这批古物的火车，到了徐州停车添煤、加水。“我们的列车刚到站内停下，日本飞机就出现了。”吴玉璋回忆说，我们当时就知道迁运刻不容缓，而且越远越好。
第二天到了郑州，吴玉璋下车去和站长商量调拨火车事宜。等他回货运调车场时，见到几列车陷于火焰中。“我真急疯了”，他说，甚至于在追述这件事时，人还很紧张。“我找不到我们那列火车。向人打听，一个人说见到那列火车烧了，另一个说爆炸了，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最后，我发现驻军已把火车开走，我后来又回到那列车上。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大家和我们同样关心国宝。”
大约一星期后，奉令前往支援其他运送古物队的那志良在西安遇上了吴玉璋，两人一起到宝鸡去，因为吴玉璋所押运的那批古物，已经到了宝鸡。这批古物存放在两所大庙里，由地面到房顶堆得满满的。吴玉璋的家眷，这时也已逃出沦陷的北平，到达宝鸡。
宝鸡吃紧时，他们又要前往170公里外的汉中。其中要越过海拔3000米的秦岭。这时运输工具都要额外加钱。两地之间没有铁路，只能用卡车装运，每辆卡车至多能装载20箱左右。花了48天总共装了300多车，才把他们押运的古物全部运达汉中。可是这时汉中也不安全，一个半月后，他们又奉命把古物运往成都。
成都在500公里外。路上过河而没有桥，只好造木筏暂充摆渡。十个月后到达成都，发现成都的情况不理想。城市很大，地势平坦，没有坚固的楼宇，也没有山可以挖山洞。
“我们要找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那志良说，“一个可使我们安定过日子的地方。”古物再次启运，这次是运往150公里外的峨嵋县城，那里安谧，有很多庙宇。这一队就在峨嵋的那两座大庙里住下。一住就是七年。后来在成都开过展览会。他们开箱取出古物，首先取出清宫所藏几万本价值连城的古籍。这些古书必须要过过风。
1942年，那志良自1933年便别离了的家眷——太太和三个孩子，从北平逃出与他团聚。“那好了”，他回忆说，“我们一家又在一起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经过12年离乱，古物终于可以回南京了。可是战后运输工具缺乏，不能冒险在崎岖的道路上运回古物。到1947年3月，三个队才离开战时的避难所，在重庆集合。
1947年初夏，全部古物和人员终于由九艘轮船沿江顺流而下运回南京。他们立即恢复中断了九年的工作，把国宝运入朝天宫扩建的部分，开箱整理并且开设一个临时展览厅。
不论他们的生活多么艰苦，博物院工作人员始终团结一致，一心保护这批国宝。不管个人的政治信仰如何，他们始终比肩抗日。但对共同的敌人作战几乎刚刚停止，蒋介石又挑起内战，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军事上占上风，又取得人民的支持，博物院的职员也不例外。
1948年徐州会战后，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计划在台湾建立最后立足点，于1948年11月决定将故宫国宝和南京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藏品，及外交部部分重要档案也合并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可以运送这些珍贵古物的只有两艘军舰和一艘商轮，只能运送其中一部分，无法全部运走。不得不作进一步的决定。
1933年，他们从北平运出19557箱，这时只选出2972箱，大部分是清宫收藏的精华，包括历代名画及书法、清宫全部藏书和最精美的宋瓷。总数约只是故宫国宝的六分之一。其余的不得不留在南京(其中大部分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到达台湾后，古物最初贮存在台湾中部工业中心台中市的糖厂仓库里。但这些仓库也不是储放国宝的理想地方，于是在50年代初，这批珍藏又迁移到附近一个名叫北沟的小山村。在北沟存放了差不多15年，直到1965年11月在台北市郊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故宫博物院新址建成并宣布开幕。
现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已成为亚洲著名展览馆之一。中国艺术文物藏品共有60余万件；书画5749件；善本书150688册，其中有历代重要刻本、佛经、藏文喇嘛经和满蒙文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