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二胎未获两会采纳 利益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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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16 15:45:36 燕赵都市网 www.yzds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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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是否放开二胎，主要还是利益衡量问题，看决策者是着眼于当下，还是长远。而我国政府官员大多关注眼下矛盾，从而彰显其政绩。
　　对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路，业内主要有几种观点：一是直接放开二胎；二是在放开二胎之前再设一道卡；三是完全放开。基于风险控制和逐步推进的一贯逻辑，完全放开的方案从来没有进入决策者的视野，而第二种方案几乎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单独二胎”试点“三步走”计划，其实早已确定，按照原计划，从2011年起我国将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为试点，允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而且，这项政策将在五年之内扩展到全国范围。然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争议，导致二胎放开受阻。争论焦点是出生人口的漏报率，但真正的根源在于人口数量和结构的矛盾：放开二胎，可以一定程度避免老年化，但人口总量会持续庞大；不放开老年化则无从遏制。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出生人口的数量减少，五六十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群则相继进入老年期，这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社会抚养负担不断提高，尚未富裕起来、社会保障尚不健全的的中国未来将难以承受，这就是所谓“未富先老”。而放松人口政策，例如开放二胎等能让出生的人口增加，可使得劳动人口在将来不至于下降到可怜的比例。然而，也有人认为放宽人口政策只能缓解老龄化的几个百分点，生育率无法大大提高。然而，这一判断从逻辑上就站不住脚，即使只能稍微缓解，也是解决方法之一。实际上，是否放开二胎，主要还是利益衡量问题，看决策者是着眼于当下，还是长远。

　　决策者为政绩只关注目前

　　二胎之所以迟迟没有完全放开，很大程度是因为决策者——即政府官员们更关注现在，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政绩问题。现实中，中国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暂时不会感受到劳动力的短缺，2010年我国15-64岁的人口为9.39亿，有劳动力的人充足。这个数字能维持到2011～2012年，然后开始减少。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劳动人口增长的过程要缓慢。因此，政府看到的就是眼前人口数量带来的矛盾，而结构威胁，可能是十多二十年后的问题。

　　城市堵塞的交通，春运人潮的庞大，找工作困难的大学生，能源匮乏等问题，是政府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人口众多则成为他们眼中最大的问题。超生则是决策者的另一个顾虑，因此，他们可能把生育政策制定得紧一点，加上一点超生，可能正好达到限定目标。

　　计生利益也是“真相”

　　人口学者刘忠良指出，中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实施，让计生部门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和利益，比如罢官、单位开除、巨额罚款收入、大量灰色收入等，让计生部门成了“肥差”。例如，在北京，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要生第二胎，需要缴纳12万到20万元不等的“社会抚养费”。如果不计划生育了，庞大的计生部门人员不仅没有了权力和收入，甚至连工作都没了，所以想方设法维持计划生育的继续实施就是他们现在的最大利益。虽然调不调整生育政策，是中央说了算，不是国家人口计生委说了算，但计生的庞大机构影响力显然是不容轻视的。而计生委未有调整人口政策的任何正式表态。

　　据2010年出版的《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指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本高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各省、市、县政府都设有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局），全国有近4万个乡（镇、街道）设有人口计生办，其中3/4以上是单独设置，其余为综合设置，有3万多个服务站和5000多个站办合一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机构。

　　截至2005年底，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直到小区居委会计生办，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此外，全国还有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干部1142万人，兼职干部5727万人，除工勤人员以外的机关工作人员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李宏规在《中国计划生育领导管理机构的历史变化》一文中，列出20多个部委均对计划生育政策负有责任。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占用了大量财力。机构重复设置导致财政资源浪费较为严重；避孕器械费用本应由个人支付，由政府无偿提供也占用了相当费用；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还需要支付相当数量的宣传费用，以提高人们对政策的认同度等。庞大的执行体系使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成为财政投入最多的部门之一。“十五”期间，人均耗费的计划生育经费为10元。西南部地区一个人口约100万的贫穷县，每年有1000万元用于结扎手术、调研、印刷宣传资料等。同时，计生办通常是会议最多的部门之一。山西省晋中一位主管计划生育的副乡长表示，他每年要开的有关计划生育的重要会议接近20场，而他的7个下属要参加的会更多，有半年时间要开大大小小的会议。

　　计生部门的监管一直处于形同虚设状态，新华网曾刊登某乡干部自曝地方计生“吃人怪圈”：一些计生部门和基层政府没有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对意图超生者睁只眼闭只眼，一旦超生成为事实后缴钱了事，甚至可以将本应纳入国库的社会抚养费收入个人囊中。违法生育越多，社会抚养费收入越多，如果没有人违法生育，不但乡镇计生办和乡镇财政减少了收入，一些吃惯了小惠的干部也就吃不到好处了。

　　此外，计生部门侵犯公民权益、暴力执法的报道屡见不鲜，例如著名的“邵氏弃婴”报道称，湖南邵阳计生官员抢婴儿牟利，每名3000美元外销。

　　计划生育政策早已超出“有效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20年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约1700万，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总人口；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增速已大大减缓，以人口年增长率计，30年前的增长率约为1.3%，2010年已降为0.5%，比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还低。据专家预测，我国2015年人口的增加值将降低到零，再往后人口总数将从增加变为减少。

　　实际上，30年前，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曾指出，30年后“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现在放开二胎，也是对当年政府承诺的一种履行，体现公信力。http://health.yzdsb.com.cn/system/2012/03/16/0116437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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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是否放开二胎，主要还是利益衡量问题，看决策者是着眼于当下，还是长远。而我国政府官员大多关注眼下矛盾，从而彰显其政绩。
　　对于生育政策调整的思路，业内主要有几种观点：一是直接放开二胎；二是在放开二胎之前再设一道卡；三是完全放开。基于风险控制和逐步推进的一贯逻辑，完全放开的方案从来没有进入决策者的视野，而第二种方案几乎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单独二胎”试点“三步走”计划，其实早已确定，按照原计划，从2011年起我国将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为试点，允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而且，这项政策将在五年之内扩展到全国范围。然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争议，导致二胎放开受阻。争论焦点是出生人口的漏报率，但真正的根源在于人口数量和结构的矛盾：放开二胎，可以一定程度避免老年化，但人口总量会持续庞大；不放开老年化则无从遏制。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出生人口的数量减少，五六十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群则相继进入老年期，这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社会抚养负担不断提高，尚未富裕起来、社会保障尚不健全的的中国未来将难以承受，这就是所谓“未富先老”。而放松人口政策，例如开放二胎等能让出生的人口增加，可使得劳动人口在将来不至于下降到可怜的比例。然而，也有人认为放宽人口政策只能缓解老龄化的几个百分点，生育率无法大大提高。然而，这一判断从逻辑上就站不住脚，即使只能稍微缓解，也是解决方法之一。实际上，是否放开二胎，主要还是利益衡量问题，看决策者是着眼于当下，还是长远。

　　决策者为政绩只关注目前

　　二胎之所以迟迟没有完全放开，很大程度是因为决策者——即政府官员们更关注现在，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政绩问题。现实中，中国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暂时不会感受到劳动力的短缺，2010年我国15-64岁的人口为9.39亿，有劳动力的人充足。这个数字能维持到2011～2012年，然后开始减少。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劳动人口增长的过程要缓慢。因此，政府看到的就是眼前人口数量带来的矛盾，而结构威胁，可能是十多二十年后的问题。

　　城市堵塞的交通，春运人潮的庞大，找工作困难的大学生，能源匮乏等问题，是政府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人口众多则成为他们眼中最大的问题。超生则是决策者的另一个顾虑，因此，他们可能把生育政策制定得紧一点，加上一点超生，可能正好达到限定目标。

　　计生利益也是“真相”

　　人口学者刘忠良指出，中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实施，让计生部门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和利益，比如罢官、单位开除、巨额罚款收入、大量灰色收入等，让计生部门成了“肥差”。例如，在北京，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要生第二胎，需要缴纳12万到20万元不等的“社会抚养费”。如果不计划生育了，庞大的计生部门人员不仅没有了权力和收入，甚至连工作都没了，所以想方设法维持计划生育的继续实施就是他们现在的最大利益。虽然调不调整生育政策，是中央说了算，不是国家人口计生委说了算，但计生的庞大机构影响力显然是不容轻视的。而计生委未有调整人口政策的任何正式表态。

　　据2010年出版的《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指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本高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各省、市、县政府都设有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局），全国有近4万个乡（镇、街道）设有人口计生办，其中3/4以上是单独设置，其余为综合设置，有3万多个服务站和5000多个站办合一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机构。

　　截至2005年底，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直到小区居委会计生办，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此外，全国还有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干部1142万人，兼职干部5727万人，除工勤人员以外的机关工作人员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李宏规在《中国计划生育领导管理机构的历史变化》一文中，列出20多个部委均对计划生育政策负有责任。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占用了大量财力。机构重复设置导致财政资源浪费较为严重；避孕器械费用本应由个人支付，由政府无偿提供也占用了相当费用；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还需要支付相当数量的宣传费用，以提高人们对政策的认同度等。庞大的执行体系使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成为财政投入最多的部门之一。“十五”期间，人均耗费的计划生育经费为10元。西南部地区一个人口约100万的贫穷县，每年有1000万元用于结扎手术、调研、印刷宣传资料等。同时，计生办通常是会议最多的部门之一。山西省晋中一位主管计划生育的副乡长表示，他每年要开的有关计划生育的重要会议接近20场，而他的7个下属要参加的会更多，有半年时间要开大大小小的会议。

　　计生部门的监管一直处于形同虚设状态，新华网曾刊登某乡干部自曝地方计生“吃人怪圈”：一些计生部门和基层政府没有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对意图超生者睁只眼闭只眼，一旦超生成为事实后缴钱了事，甚至可以将本应纳入国库的社会抚养费收入个人囊中。违法生育越多，社会抚养费收入越多，如果没有人违法生育，不但乡镇计生办和乡镇财政减少了收入，一些吃惯了小惠的干部也就吃不到好处了。

　　此外，计生部门侵犯公民权益、暴力执法的报道屡见不鲜，例如著名的“邵氏弃婴”报道称，湖南邵阳计生官员抢婴儿牟利，每名3000美元外销。

　　计划生育政策早已超出“有效期”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20年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约1700万，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总人口；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增速已大大减缓，以人口年增长率计，30年前的增长率约为1.3%，2010年已降为0.5%，比美国的人口增长率还低。据专家预测，我国2015年人口的增加值将降低到零，再往后人口总数将从增加变为减少。

　　实际上，30年前，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曾指出，30年后“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现在放开二胎，也是对当年政府承诺的一种履行，体现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