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科技沙龙：科学家决策国家技术，妥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2:24:51
科学家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对科学水平落后的中国来说，更是可贵的稀有资源，尊重科学家，充分发挥科学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科学家有一定的技术预测能力，吸收一定数量的科学家参加国家技术决策咨询是必要的，但以科学家为主体，左右技术发展则是值得研究的。
<P> <B>一、科学家“越位”</B>
■ “技术优先、科学随后”是一般规律
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对技术和科学的需求总是由近及远、由浅层次到深层次。“技术优先，科学随后”是世界各国技术和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技术和科学相比，无疑是发展的重点。杨振宁教授指出，美国的“<B>工业发展开始于19世纪，发展研究开始于1900年，原理的研究开始于1950年</B>”，“<B>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B>”。“不是科学，而是技术和创新使美国经济腾飞”（罗伯特·布德瑞，1999）。“同样的经济规律支配了日本的科技发展”，（杨振宁，1982）对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
目前，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0～25年，各行各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依赖引进，受制于人。如信息通信产业的操作系统、CPU；机床行业的高级数控；轿车行业的设计和发动机；造船行业的低速柴油机、通信导航系统和自动化机舱等等都依赖引进。造船技术水平比日本落后15年，管理水平落后18年，信息化水平落后19年。(徐学光，1999)从总体来看，我国处在世界主流经济的边缘、国际分工的外围和产业链的下游，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以IT产业为例，发达国家掌握核心技术，获取70%的利润，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掌握制造技术，获取20%的利润，中国组装生产，获取10%的利润，（吕政，2002）处在“外国人赚大钱，中国人混饭吃”的境地。几十年的实践证明，<B>产业技术落后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变产业技术的落后面貌是我国技术发展的根本任务和当务之急</B>。
■ 科学家“越位”与企业技术专家“缺位”并存</P>
<P> 谁应成为判断和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主体？是根据科学家的判断和需要发展技术，还是根据企业家和企业技术专家的判断和需要发展技术？是根据技术水平高低发展技术，还是按市场和产业需要发展技术？几十年来，我国技术发展的主流是前者，不是后者。与美国“工业界在选择研究方向上起主导作用”相反。
我国技术发展规划、计划、重大技术项目的选择、重大技术设施的建设和评价等等历来是科学家的天下，企业家、企业技术专家很少有发言权。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0名左右的专家中，来自企业的只有1%左右。国家如此，地方也大体如此，如某特大城市1996～2003年的科技计划立项评估专家2469人，企业专家仅占9.3%。
中国的现实是，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管理机构，似乎都认同这样一条规矩：科学家即权威，大科学家即大权威。在几乎所有的科技决策过程中，必然有众多大科学家“指点江山”。他们的结论往往不只是作为最终决策的依据之一，而是决策的唯一依据，甚至就是在进行决策。
■ 后果：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严重脱节
<B>这样的技术决策咨询专家结构必然导致技术投入向科学家倾斜，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倾斜，偏离经济发展轨道</B>。2002年，我国财政科技拨款共688亿元，其中独立科研院所498亿元，占72.4%；高校137亿元，占19.9%；企业53亿元，仅占7.7%。独立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学家是我国的科研主体。他们的偏好是学术水平，填补空白，追求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对科学家来说这无可厚非，但作为国家技术投入就值得研究了。
国家实行“出成果、出人才”的科研方针，科学家“先研究技术，后找市场”，与企业“出产品、出效益”，“先研究市场，后研究技术”的方针背道而驰，生产了大量不能发芽的技术种子。
如我国高技术研究计划，15年来投资几百亿元，产出是47900篇论文，1658件专利，论文很多，专利很少，产品更少。目前，我国每年3万项左右科技成果中，规模（年销售收入10亿元）转化率不到1‰，浪费了大量的科研资源。其结果是“卫星上天与马桶漏水”并存，少量尖端技术，如神州五号载人飞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量大面广的生产技术却很落后，使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很差。经济增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生产同一单位产值，消耗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印度的2.5倍（韩保江，2004）。更重要的是，产业技术空心化，影响经济安全，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技术附庸的可能性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
<B>二、症结在政府 </B>
科学家不太熟悉市场，不太了解产业发展技术需求，不能急产业所急，想产业所想，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和专业局限造成的。政府依靠他们，用非所长，是政府的责任。根源在于国家建立了不管经济发展的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笼统地讲，他们的职责是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与技术支撑，但实际上却并不具体承担产业技术发展任务。没有评价与考核，几乎没有具体约束，因而，往往游离于经济建设主战场之外，所谓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准确地说，是技术与经济两张皮，因为科学与经济两张皮天经地义）首先是国家的技术管理职能“错位”造成的。
另一方面，政府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的许多领导人是来自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他们对科学家的熟悉、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企业家和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与科学家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追求技术高、精、尖的偏好，往往认为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水平较低，缺少研发能力，自觉不自觉地使我国的科技政策和投资、奖励以科学家为主要的服务对象，有利于科学家，不利于技术专家。
■ 后果</P>
<P> 之一：我国重理论，轻实践的文化传统得到强化
<B>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很高，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很低，与“美国的发明家和实际革新家比科学家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声望”（纳特·C·罗伯逊，1977）相反。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的社会后果：科技人员乐意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愿到创造社会财富的企业工作。美国70%左右的博士在企业工作，我国仅5%左右。</B>
之二：形成政府——科学家联盟
科学家是我国科技发展政策、投资和奖励的受益者，因而对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的咨询工作一呼百应，热情很高；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则感到工作得心应手、轻车熟路，科学技术主管部门与科学家之间不自觉的、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松散的利益共同体，互相信任，互相依赖。政府管理部门认为自己依靠大批科学家决策，既是民主的，又是科学的；科学家则常常名利双收，既很荣耀，又可使国家技术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己的偏好。
比如，在制定“十五”863计划时，数千名国内一流的科学家为了挤身于评审专家行列，宁可舍弃参与课题研究的资格，这种现象无论怎么解释都不能说是正常的。实际上，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这些要求参加评审的专家代表着他们身后某个地方、机构或研究团队的利益。科技计划评审和决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些专家学者们平衡利益的过程！至于最终能不能出成果、出人才，尤其是出产品，出效益与评审专家几乎毫无干系，他们不必为此承担责任。
因而，使计划经济时期仿效苏联形成的脱离经济、脱离市场的错误的技术发展路线继续贯彻执行。中国政府不是实行科学的政府——产业技术战略，而是形成政府——科学家联盟，从根本上背离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发展的规律。
■ 企业应是技术发展的主要承载者和主体
技术发展的主要领导者是企业家，技术突破的主要载体是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没有企业家队伍的崛起和觉醒，没有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的发明创造，中国的现代化是很难想象的。
技术创新的鼻祖熊彼特指出，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出于竞争需要和对利润的追求，重视企业研发，企业研发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技术发展、技术创新和科教兴国的基本规律。
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技术与科学发展有一系列特点：企业为主，政府为辅；技术优先，科学随后；企业研究技术，大学研究科学；大企业支撑大科研，大科研支撑大企业；20%的大企业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80%；企业是技术转移的主体等等。
技术研发企业化是企业家对研发制度的重大创新。中国经济转轨，决定了科技转轨，科研主体从独立科研院所向企业的战略转变，决定了国家科技管理从以独立科研院所为主体向企业的战略转变，只有遵循市场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在计划经济的科技轨道上滑行，只能进一步扩大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客观地说，解放以来，我国的科学与技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纵向比，成绩很大，但横向比，差距很大，面对我国产业技术落后的现实，国人心焦。美国30年技术世界第一，50年科学世界第一，日本和韩国20多年技术世界先进，局部领先，中国赶了50多年，还差一二十年，而且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
<B>三、出路在于改革</B>
何去何从？是继续执行脱离经济、脱离市场的错误的技术发展路线，还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技术发展路线？是引进、引进、再引进，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附庸，还是在关键产业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答案是明确的。
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实行产业技术发展优先的方针，建立以产业技术为核心的研发体系，形成科研院所、高校与产业、企业互动的国家技术研发网络；二是确立企业研发的主体地位；三是实行有效的政府——产业技术战略。我国迫切需要政府和产业界合作，加快产业技术发展。只有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大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体系，才能进入企业研发的新时代。这是21世纪中国振兴的重大的经济和科技工程，只有国家层面的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改革，才能担此重任。
<B>1、重组国家科技管理职能，建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B>
目前，我国的科研主体已发生重大转变，迫切要求科技上层建筑的战略转变，只有建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聚焦于对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产业技术，才能更好地贴近产业、贴近市场，满足产业和市场发展的技术需求。在我国技术落后、经济落后的现阶段，运用国家权力推动产业技术进步，是十分迫切、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事实上，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由经济部门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发达国家的科技管理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科技投入由国防和各产业部直接管理；二是大多数国家，如英国、日本等以经济综合管理部为主管理科技，基础研究则放在教育部门，合称教研部；从总体上看，两者科技管理都比我国有效。
我国是大国、穷国，长期面临“小科技与大经济”的矛盾，我们必须十分注重投资效率和效益，把有限的资金投向最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上。目前，国家科技管理政出多门，计划繁杂，资金分散，大大提高政府科技领导能力的课题紧迫地、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实践证明经济部门抓科技比科技部门抓科技实在，效果好。
因此，建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是十分必要的。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的组建原则和主要工作内容是：隶属发改委，从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出发发展关键技术，普遍采用招投标制；按产业设电子信息、机械、化医、轻纺等技术司，由熟悉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和需求的技术专家、投资专家组成；实行应用研究、发展研究、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攻关、技术推广一条龙服务；实行关键技术计划指导，一般技术市场调节的技术发展方针；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整合技术资源的政策和措施；实行以行业和企业工程技术专家为主，吸收一定数量科学家参加的技术决策咨询机制；建立产业部、行业协会、大企业及专门信息研究机构组成的技术和科学信息网络；组建产业技术与科学发展研究会等等。
<B>2、把支持企业研发作为全国科技工作的重点，大力促进企业技术中心发展</B>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研发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企业技术基础薄弱，技术积累甚少，加上国企体制不顺，困难重重。发达国家的企业实验室达到今天的水平和规模，是在市场经济漫长的发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历经百年。而我国企业技术中心起步于世界市场经济已很成熟、非常发达的全球化阶段。如果仅凭“看不见的手”，让其自然成长，对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十分不利，代价太大，因此，要通过国家政策和投入，体现国家意志，在总体上实现市场和计划对企业技术中心的合力干预，使其尽快成长。建议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企业技术中心大会》，颁布《加快企业技术中心发展的决定》。
<B>3、国家财政科技（民口）投入60%应投入企业</B></P>
<P> 通过大项目、大投入，把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与培育企业技术中心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市场驱动，以企业为龙头和核心的产学研机制。
今后，国家工程中心要尽可能建在大企业。还可仿效美国，在华为、海尔、联想等一些有条件的大企业建立国家技术中心，国家投资，企业运营管理。
4、修改现行科技法律、法规与奖励办法对现行科技法律、法规与奖励办法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修改，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使企业成为主要的服务对象。
5、大力提高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党、人大、政协、工程院、科技等机构要大力吸收企业工程技术专家，让他们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创造科技人员流向企业，一流人才流向一流企业的经济社会环境。
6、设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基金会
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基金会面向全国，企业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支持。
7、树立一系列新的科研观念
·<B>发达国家都是靠企业研发现代化的，无一例外。没有强大的企业研发，就没有企业和国家的现代化。
</B>
·2002年全国23096个大中型企业购买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技术42.9亿元，仅占企业技术研发经费支出的3.7%，高校和独立院所不可能为现代化提供主要的技术支撑，王选是特例，不是惯例。世界上没有依靠高校和独立科研院所现代化的先例。
·技术企业化，企业技术化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也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大企业支撑大科研，大科研支撑大企业，20%的大企业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80%。
例如：华为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超过1000所大学和科研院所。每年几十亿（2003年31.8亿）投资，10000人专注于通讯市场技术和产品研发，持之以恒，硕果累累。目前已开始向世界主流市场——美国，主流产品——通讯设备发起冲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的希望。华为技术中心是华为的核心资源，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美国正是凭借私营大企业实验室雄厚的技术实力称霸世界。
</P>
<P>
总之，<B>科学家在我国技术决策咨询上“越位”，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缺位”是政府技术管理职能“错位”造成的</B>，是导致我国新型研发体系发育缓慢，产业技术落后的基本原因之一，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和调整，各归其位，惟如此，才能使中国走上技术发展的健康道路，促进现代化建设。</P>科学家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对科学水平落后的中国来说，更是可贵的稀有资源，尊重科学家，充分发挥科学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科学家有一定的技术预测能力，吸收一定数量的科学家参加国家技术决策咨询是必要的，但以科学家为主体，左右技术发展则是值得研究的。
<P> <B>一、科学家“越位”</B>
■ “技术优先、科学随后”是一般规律
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对技术和科学的需求总是由近及远、由浅层次到深层次。“技术优先，科学随后”是世界各国技术和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技术和科学相比，无疑是发展的重点。杨振宁教授指出，美国的“<B>工业发展开始于19世纪，发展研究开始于1900年，原理的研究开始于1950年</B>”，“<B>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B>”。“不是科学，而是技术和创新使美国经济腾飞”（罗伯特·布德瑞，1999）。“同样的经济规律支配了日本的科技发展”，（杨振宁，1982）对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
目前，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0～25年，各行各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依赖引进，受制于人。如信息通信产业的操作系统、CPU；机床行业的高级数控；轿车行业的设计和发动机；造船行业的低速柴油机、通信导航系统和自动化机舱等等都依赖引进。造船技术水平比日本落后15年，管理水平落后18年，信息化水平落后19年。(徐学光，1999)从总体来看，我国处在世界主流经济的边缘、国际分工的外围和产业链的下游，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以IT产业为例，发达国家掌握核心技术，获取70%的利润，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掌握制造技术，获取20%的利润，中国组装生产，获取10%的利润，（吕政，2002）处在“外国人赚大钱，中国人混饭吃”的境地。几十年的实践证明，<B>产业技术落后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变产业技术的落后面貌是我国技术发展的根本任务和当务之急</B>。
■ 科学家“越位”与企业技术专家“缺位”并存</P>
<P> 谁应成为判断和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主体？是根据科学家的判断和需要发展技术，还是根据企业家和企业技术专家的判断和需要发展技术？是根据技术水平高低发展技术，还是按市场和产业需要发展技术？几十年来，我国技术发展的主流是前者，不是后者。与美国“工业界在选择研究方向上起主导作用”相反。
我国技术发展规划、计划、重大技术项目的选择、重大技术设施的建设和评价等等历来是科学家的天下，企业家、企业技术专家很少有发言权。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0名左右的专家中，来自企业的只有1%左右。国家如此，地方也大体如此，如某特大城市1996～2003年的科技计划立项评估专家2469人，企业专家仅占9.3%。
中国的现实是，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管理机构，似乎都认同这样一条规矩：科学家即权威，大科学家即大权威。在几乎所有的科技决策过程中，必然有众多大科学家“指点江山”。他们的结论往往不只是作为最终决策的依据之一，而是决策的唯一依据，甚至就是在进行决策。
■ 后果：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严重脱节
<B>这样的技术决策咨询专家结构必然导致技术投入向科学家倾斜，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倾斜，偏离经济发展轨道</B>。2002年，我国财政科技拨款共688亿元，其中独立科研院所498亿元，占72.4%；高校137亿元，占19.9%；企业53亿元，仅占7.7%。独立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学家是我国的科研主体。他们的偏好是学术水平，填补空白，追求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对科学家来说这无可厚非，但作为国家技术投入就值得研究了。
国家实行“出成果、出人才”的科研方针，科学家“先研究技术，后找市场”，与企业“出产品、出效益”，“先研究市场，后研究技术”的方针背道而驰，生产了大量不能发芽的技术种子。
如我国高技术研究计划，15年来投资几百亿元，产出是47900篇论文，1658件专利，论文很多，专利很少，产品更少。目前，我国每年3万项左右科技成果中，规模（年销售收入10亿元）转化率不到1‰，浪费了大量的科研资源。其结果是“卫星上天与马桶漏水”并存，少量尖端技术，如神州五号载人飞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量大面广的生产技术却很落后，使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很差。经济增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生产同一单位产值，消耗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印度的2.5倍（韩保江，2004）。更重要的是，产业技术空心化，影响经济安全，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技术附庸的可能性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
<B>二、症结在政府 </B>
科学家不太熟悉市场，不太了解产业发展技术需求，不能急产业所急，想产业所想，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和专业局限造成的。政府依靠他们，用非所长，是政府的责任。根源在于国家建立了不管经济发展的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笼统地讲，他们的职责是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与技术支撑，但实际上却并不具体承担产业技术发展任务。没有评价与考核，几乎没有具体约束，因而，往往游离于经济建设主战场之外，所谓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准确地说，是技术与经济两张皮，因为科学与经济两张皮天经地义）首先是国家的技术管理职能“错位”造成的。
另一方面，政府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的许多领导人是来自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他们对科学家的熟悉、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企业家和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与科学家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追求技术高、精、尖的偏好，往往认为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水平较低，缺少研发能力，自觉不自觉地使我国的科技政策和投资、奖励以科学家为主要的服务对象，有利于科学家，不利于技术专家。
■ 后果</P>
<P> 之一：我国重理论，轻实践的文化传统得到强化
<B>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很高，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很低，与“美国的发明家和实际革新家比科学家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声望”（纳特·C·罗伯逊，1977）相反。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的社会后果：科技人员乐意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愿到创造社会财富的企业工作。美国70%左右的博士在企业工作，我国仅5%左右。</B>
之二：形成政府——科学家联盟
科学家是我国科技发展政策、投资和奖励的受益者，因而对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的咨询工作一呼百应，热情很高；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则感到工作得心应手、轻车熟路，科学技术主管部门与科学家之间不自觉的、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松散的利益共同体，互相信任，互相依赖。政府管理部门认为自己依靠大批科学家决策，既是民主的，又是科学的；科学家则常常名利双收，既很荣耀，又可使国家技术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己的偏好。
比如，在制定“十五”863计划时，数千名国内一流的科学家为了挤身于评审专家行列，宁可舍弃参与课题研究的资格，这种现象无论怎么解释都不能说是正常的。实际上，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这些要求参加评审的专家代表着他们身后某个地方、机构或研究团队的利益。科技计划评审和决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些专家学者们平衡利益的过程！至于最终能不能出成果、出人才，尤其是出产品，出效益与评审专家几乎毫无干系，他们不必为此承担责任。
因而，使计划经济时期仿效苏联形成的脱离经济、脱离市场的错误的技术发展路线继续贯彻执行。中国政府不是实行科学的政府——产业技术战略，而是形成政府——科学家联盟，从根本上背离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发展的规律。
■ 企业应是技术发展的主要承载者和主体
技术发展的主要领导者是企业家，技术突破的主要载体是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没有企业家队伍的崛起和觉醒，没有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的发明创造，中国的现代化是很难想象的。
技术创新的鼻祖熊彼特指出，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出于竞争需要和对利润的追求，重视企业研发，企业研发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技术发展、技术创新和科教兴国的基本规律。
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技术与科学发展有一系列特点：企业为主，政府为辅；技术优先，科学随后；企业研究技术，大学研究科学；大企业支撑大科研，大科研支撑大企业；20%的大企业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80%；企业是技术转移的主体等等。
技术研发企业化是企业家对研发制度的重大创新。中国经济转轨，决定了科技转轨，科研主体从独立科研院所向企业的战略转变，决定了国家科技管理从以独立科研院所为主体向企业的战略转变，只有遵循市场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在计划经济的科技轨道上滑行，只能进一步扩大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客观地说，解放以来，我国的科学与技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纵向比，成绩很大，但横向比，差距很大，面对我国产业技术落后的现实，国人心焦。美国30年技术世界第一，50年科学世界第一，日本和韩国20多年技术世界先进，局部领先，中国赶了50多年，还差一二十年，而且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
<B>三、出路在于改革</B>
何去何从？是继续执行脱离经济、脱离市场的错误的技术发展路线，还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技术发展路线？是引进、引进、再引进，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附庸，还是在关键产业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答案是明确的。
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实行产业技术发展优先的方针，建立以产业技术为核心的研发体系，形成科研院所、高校与产业、企业互动的国家技术研发网络；二是确立企业研发的主体地位；三是实行有效的政府——产业技术战略。我国迫切需要政府和产业界合作，加快产业技术发展。只有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大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体系，才能进入企业研发的新时代。这是21世纪中国振兴的重大的经济和科技工程，只有国家层面的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改革，才能担此重任。
<B>1、重组国家科技管理职能，建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B>
目前，我国的科研主体已发生重大转变，迫切要求科技上层建筑的战略转变，只有建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聚焦于对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产业技术，才能更好地贴近产业、贴近市场，满足产业和市场发展的技术需求。在我国技术落后、经济落后的现阶段，运用国家权力推动产业技术进步，是十分迫切、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事实上，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由经济部门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发达国家的科技管理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科技投入由国防和各产业部直接管理；二是大多数国家，如英国、日本等以经济综合管理部为主管理科技，基础研究则放在教育部门，合称教研部；从总体上看，两者科技管理都比我国有效。
我国是大国、穷国，长期面临“小科技与大经济”的矛盾，我们必须十分注重投资效率和效益，把有限的资金投向最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上。目前，国家科技管理政出多门，计划繁杂，资金分散，大大提高政府科技领导能力的课题紧迫地、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实践证明经济部门抓科技比科技部门抓科技实在，效果好。
因此，建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是十分必要的。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的组建原则和主要工作内容是：隶属发改委，从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出发发展关键技术，普遍采用招投标制；按产业设电子信息、机械、化医、轻纺等技术司，由熟悉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和需求的技术专家、投资专家组成；实行应用研究、发展研究、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攻关、技术推广一条龙服务；实行关键技术计划指导，一般技术市场调节的技术发展方针；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整合技术资源的政策和措施；实行以行业和企业工程技术专家为主，吸收一定数量科学家参加的技术决策咨询机制；建立产业部、行业协会、大企业及专门信息研究机构组成的技术和科学信息网络；组建产业技术与科学发展研究会等等。
<B>2、把支持企业研发作为全国科技工作的重点，大力促进企业技术中心发展</B>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研发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企业技术基础薄弱，技术积累甚少，加上国企体制不顺，困难重重。发达国家的企业实验室达到今天的水平和规模，是在市场经济漫长的发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历经百年。而我国企业技术中心起步于世界市场经济已很成熟、非常发达的全球化阶段。如果仅凭“看不见的手”，让其自然成长，对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十分不利，代价太大，因此，要通过国家政策和投入，体现国家意志，在总体上实现市场和计划对企业技术中心的合力干预，使其尽快成长。建议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企业技术中心大会》，颁布《加快企业技术中心发展的决定》。
<B>3、国家财政科技（民口）投入60%应投入企业</B></P>
<P> 通过大项目、大投入，把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与培育企业技术中心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市场驱动，以企业为龙头和核心的产学研机制。
今后，国家工程中心要尽可能建在大企业。还可仿效美国，在华为、海尔、联想等一些有条件的大企业建立国家技术中心，国家投资，企业运营管理。
4、修改现行科技法律、法规与奖励办法对现行科技法律、法规与奖励办法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修改，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使企业成为主要的服务对象。
5、大力提高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党、人大、政协、工程院、科技等机构要大力吸收企业工程技术专家，让他们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创造科技人员流向企业，一流人才流向一流企业的经济社会环境。
6、设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基金会
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基金会面向全国，企业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支持。
7、树立一系列新的科研观念
·<B>发达国家都是靠企业研发现代化的，无一例外。没有强大的企业研发，就没有企业和国家的现代化。
</B>
·2002年全国23096个大中型企业购买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技术42.9亿元，仅占企业技术研发经费支出的3.7%，高校和独立院所不可能为现代化提供主要的技术支撑，王选是特例，不是惯例。世界上没有依靠高校和独立科研院所现代化的先例。
·技术企业化，企业技术化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也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大企业支撑大科研，大科研支撑大企业，20%的大企业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80%。
例如：华为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超过1000所大学和科研院所。每年几十亿（2003年31.8亿）投资，10000人专注于通讯市场技术和产品研发，持之以恒，硕果累累。目前已开始向世界主流市场——美国，主流产品——通讯设备发起冲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的希望。华为技术中心是华为的核心资源，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美国正是凭借私营大企业实验室雄厚的技术实力称霸世界。
</P>
<P>
总之，<B>科学家在我国技术决策咨询上“越位”，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缺位”是政府技术管理职能“错位”造成的</B>，是导致我国新型研发体系发育缓慢，产业技术落后的基本原因之一，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和调整，各归其位，惟如此，才能使中国走上技术发展的健康道路，促进现代化建设。</P>
<P> <B>一、科学家“越位”</B>
■ “技术优先、科学随后”是一般规律
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对技术和科学的需求总是由近及远、由浅层次到深层次。“技术优先，科学随后”是世界各国技术和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技术和科学相比，无疑是发展的重点。杨振宁教授指出，美国的“<B>工业发展开始于19世纪，发展研究开始于1900年，原理的研究开始于1950年</B>”，“<B>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B>”。“不是科学，而是技术和创新使美国经济腾飞”（罗伯特·布德瑞，1999）。“同样的经济规律支配了日本的科技发展”，（杨振宁，1982）对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
目前，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0～25年，各行各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依赖引进，受制于人。如信息通信产业的操作系统、CPU；机床行业的高级数控；轿车行业的设计和发动机；造船行业的低速柴油机、通信导航系统和自动化机舱等等都依赖引进。造船技术水平比日本落后15年，管理水平落后18年，信息化水平落后19年。(徐学光，1999)从总体来看，我国处在世界主流经济的边缘、国际分工的外围和产业链的下游，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以IT产业为例，发达国家掌握核心技术，获取70%的利润，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掌握制造技术，获取20%的利润，中国组装生产，获取10%的利润，（吕政，2002）处在“外国人赚大钱，中国人混饭吃”的境地。几十年的实践证明，<B>产业技术落后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变产业技术的落后面貌是我国技术发展的根本任务和当务之急</B>。
■ 科学家“越位”与企业技术专家“缺位”并存</P>
<P> 谁应成为判断和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主体？是根据科学家的判断和需要发展技术，还是根据企业家和企业技术专家的判断和需要发展技术？是根据技术水平高低发展技术，还是按市场和产业需要发展技术？几十年来，我国技术发展的主流是前者，不是后者。与美国“工业界在选择研究方向上起主导作用”相反。
我国技术发展规划、计划、重大技术项目的选择、重大技术设施的建设和评价等等历来是科学家的天下，企业家、企业技术专家很少有发言权。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0名左右的专家中，来自企业的只有1%左右。国家如此，地方也大体如此，如某特大城市1996～2003年的科技计划立项评估专家2469人，企业专家仅占9.3%。
中国的现实是，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管理机构，似乎都认同这样一条规矩：科学家即权威，大科学家即大权威。在几乎所有的科技决策过程中，必然有众多大科学家“指点江山”。他们的结论往往不只是作为最终决策的依据之一，而是决策的唯一依据，甚至就是在进行决策。
■ 后果：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严重脱节
<B>这样的技术决策咨询专家结构必然导致技术投入向科学家倾斜，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倾斜，偏离经济发展轨道</B>。2002年，我国财政科技拨款共688亿元，其中独立科研院所498亿元，占72.4%；高校137亿元，占19.9%；企业53亿元，仅占7.7%。独立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学家是我国的科研主体。他们的偏好是学术水平，填补空白，追求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对科学家来说这无可厚非，但作为国家技术投入就值得研究了。
国家实行“出成果、出人才”的科研方针，科学家“先研究技术，后找市场”，与企业“出产品、出效益”，“先研究市场，后研究技术”的方针背道而驰，生产了大量不能发芽的技术种子。
如我国高技术研究计划，15年来投资几百亿元，产出是47900篇论文，1658件专利，论文很多，专利很少，产品更少。目前，我国每年3万项左右科技成果中，规模（年销售收入10亿元）转化率不到1‰，浪费了大量的科研资源。其结果是“卫星上天与马桶漏水”并存，少量尖端技术，如神州五号载人飞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量大面广的生产技术却很落后，使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很差。经济增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生产同一单位产值，消耗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印度的2.5倍（韩保江，2004）。更重要的是，产业技术空心化，影响经济安全，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技术附庸的可能性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
<B>二、症结在政府 </B>
科学家不太熟悉市场，不太了解产业发展技术需求，不能急产业所急，想产业所想，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和专业局限造成的。政府依靠他们，用非所长，是政府的责任。根源在于国家建立了不管经济发展的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笼统地讲，他们的职责是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与技术支撑，但实际上却并不具体承担产业技术发展任务。没有评价与考核，几乎没有具体约束，因而，往往游离于经济建设主战场之外，所谓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准确地说，是技术与经济两张皮，因为科学与经济两张皮天经地义）首先是国家的技术管理职能“错位”造成的。
另一方面，政府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的许多领导人是来自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他们对科学家的熟悉、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企业家和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与科学家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追求技术高、精、尖的偏好，往往认为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水平较低，缺少研发能力，自觉不自觉地使我国的科技政策和投资、奖励以科学家为主要的服务对象，有利于科学家，不利于技术专家。
■ 后果</P>
<P> 之一：我国重理论，轻实践的文化传统得到强化
<B>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很高，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很低，与“美国的发明家和实际革新家比科学家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声望”（纳特·C·罗伯逊，1977）相反。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的社会后果：科技人员乐意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愿到创造社会财富的企业工作。美国70%左右的博士在企业工作，我国仅5%左右。</B>
之二：形成政府——科学家联盟
科学家是我国科技发展政策、投资和奖励的受益者，因而对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的咨询工作一呼百应，热情很高；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则感到工作得心应手、轻车熟路，科学技术主管部门与科学家之间不自觉的、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松散的利益共同体，互相信任，互相依赖。政府管理部门认为自己依靠大批科学家决策，既是民主的，又是科学的；科学家则常常名利双收，既很荣耀，又可使国家技术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己的偏好。
比如，在制定“十五”863计划时，数千名国内一流的科学家为了挤身于评审专家行列，宁可舍弃参与课题研究的资格，这种现象无论怎么解释都不能说是正常的。实际上，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这些要求参加评审的专家代表着他们身后某个地方、机构或研究团队的利益。科技计划评审和决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些专家学者们平衡利益的过程！至于最终能不能出成果、出人才，尤其是出产品，出效益与评审专家几乎毫无干系，他们不必为此承担责任。
因而，使计划经济时期仿效苏联形成的脱离经济、脱离市场的错误的技术发展路线继续贯彻执行。中国政府不是实行科学的政府——产业技术战略，而是形成政府——科学家联盟，从根本上背离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发展的规律。
■ 企业应是技术发展的主要承载者和主体
技术发展的主要领导者是企业家，技术突破的主要载体是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没有企业家队伍的崛起和觉醒，没有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的发明创造，中国的现代化是很难想象的。
技术创新的鼻祖熊彼特指出，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出于竞争需要和对利润的追求，重视企业研发，企业研发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技术发展、技术创新和科教兴国的基本规律。
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技术与科学发展有一系列特点：企业为主，政府为辅；技术优先，科学随后；企业研究技术，大学研究科学；大企业支撑大科研，大科研支撑大企业；20%的大企业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80%；企业是技术转移的主体等等。
技术研发企业化是企业家对研发制度的重大创新。中国经济转轨，决定了科技转轨，科研主体从独立科研院所向企业的战略转变，决定了国家科技管理从以独立科研院所为主体向企业的战略转变，只有遵循市场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在计划经济的科技轨道上滑行，只能进一步扩大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客观地说，解放以来，我国的科学与技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纵向比，成绩很大，但横向比，差距很大，面对我国产业技术落后的现实，国人心焦。美国30年技术世界第一，50年科学世界第一，日本和韩国20多年技术世界先进，局部领先，中国赶了50多年，还差一二十年，而且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
<B>三、出路在于改革</B>
何去何从？是继续执行脱离经济、脱离市场的错误的技术发展路线，还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技术发展路线？是引进、引进、再引进，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附庸，还是在关键产业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答案是明确的。
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实行产业技术发展优先的方针，建立以产业技术为核心的研发体系，形成科研院所、高校与产业、企业互动的国家技术研发网络；二是确立企业研发的主体地位；三是实行有效的政府——产业技术战略。我国迫切需要政府和产业界合作，加快产业技术发展。只有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大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体系，才能进入企业研发的新时代。这是21世纪中国振兴的重大的经济和科技工程，只有国家层面的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改革，才能担此重任。
<B>1、重组国家科技管理职能，建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B>
目前，我国的科研主体已发生重大转变，迫切要求科技上层建筑的战略转变，只有建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聚焦于对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产业技术，才能更好地贴近产业、贴近市场，满足产业和市场发展的技术需求。在我国技术落后、经济落后的现阶段，运用国家权力推动产业技术进步，是十分迫切、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事实上，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由经济部门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发达国家的科技管理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科技投入由国防和各产业部直接管理；二是大多数国家，如英国、日本等以经济综合管理部为主管理科技，基础研究则放在教育部门，合称教研部；从总体上看，两者科技管理都比我国有效。
我国是大国、穷国，长期面临“小科技与大经济”的矛盾，我们必须十分注重投资效率和效益，把有限的资金投向最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上。目前，国家科技管理政出多门，计划繁杂，资金分散，大大提高政府科技领导能力的课题紧迫地、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实践证明经济部门抓科技比科技部门抓科技实在，效果好。
因此，建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是十分必要的。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的组建原则和主要工作内容是：隶属发改委，从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出发发展关键技术，普遍采用招投标制；按产业设电子信息、机械、化医、轻纺等技术司，由熟悉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和需求的技术专家、投资专家组成；实行应用研究、发展研究、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攻关、技术推广一条龙服务；实行关键技术计划指导，一般技术市场调节的技术发展方针；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整合技术资源的政策和措施；实行以行业和企业工程技术专家为主，吸收一定数量科学家参加的技术决策咨询机制；建立产业部、行业协会、大企业及专门信息研究机构组成的技术和科学信息网络；组建产业技术与科学发展研究会等等。
<B>2、把支持企业研发作为全国科技工作的重点，大力促进企业技术中心发展</B>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研发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企业技术基础薄弱，技术积累甚少，加上国企体制不顺，困难重重。发达国家的企业实验室达到今天的水平和规模，是在市场经济漫长的发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历经百年。而我国企业技术中心起步于世界市场经济已很成熟、非常发达的全球化阶段。如果仅凭“看不见的手”，让其自然成长，对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十分不利，代价太大，因此，要通过国家政策和投入，体现国家意志，在总体上实现市场和计划对企业技术中心的合力干预，使其尽快成长。建议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企业技术中心大会》，颁布《加快企业技术中心发展的决定》。
<B>3、国家财政科技（民口）投入60%应投入企业</B></P>
<P> 通过大项目、大投入，把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与培育企业技术中心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市场驱动，以企业为龙头和核心的产学研机制。
今后，国家工程中心要尽可能建在大企业。还可仿效美国，在华为、海尔、联想等一些有条件的大企业建立国家技术中心，国家投资，企业运营管理。
4、修改现行科技法律、法规与奖励办法对现行科技法律、法规与奖励办法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修改，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使企业成为主要的服务对象。
5、大力提高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党、人大、政协、工程院、科技等机构要大力吸收企业工程技术专家，让他们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创造科技人员流向企业，一流人才流向一流企业的经济社会环境。
6、设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基金会
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基金会面向全国，企业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支持。
7、树立一系列新的科研观念
·<B>发达国家都是靠企业研发现代化的，无一例外。没有强大的企业研发，就没有企业和国家的现代化。
</B>
·2002年全国23096个大中型企业购买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技术42.9亿元，仅占企业技术研发经费支出的3.7%，高校和独立院所不可能为现代化提供主要的技术支撑，王选是特例，不是惯例。世界上没有依靠高校和独立科研院所现代化的先例。
·技术企业化，企业技术化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也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大企业支撑大科研，大科研支撑大企业，20%的大企业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80%。
例如：华为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超过1000所大学和科研院所。每年几十亿（2003年31.8亿）投资，10000人专注于通讯市场技术和产品研发，持之以恒，硕果累累。目前已开始向世界主流市场——美国，主流产品——通讯设备发起冲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的希望。华为技术中心是华为的核心资源，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美国正是凭借私营大企业实验室雄厚的技术实力称霸世界。
</P>
<P>
总之，<B>科学家在我国技术决策咨询上“越位”，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缺位”是政府技术管理职能“错位”造成的</B>，是导致我国新型研发体系发育缓慢，产业技术落后的基本原因之一，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和调整，各归其位，惟如此，才能使中国走上技术发展的健康道路，促进现代化建设。</P>科学家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对科学水平落后的中国来说，更是可贵的稀有资源，尊重科学家，充分发挥科学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科学家有一定的技术预测能力，吸收一定数量的科学家参加国家技术决策咨询是必要的，但以科学家为主体，左右技术发展则是值得研究的。
<P> <B>一、科学家“越位”</B>
■ “技术优先、科学随后”是一般规律
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对技术和科学的需求总是由近及远、由浅层次到深层次。“技术优先，科学随后”是世界各国技术和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技术和科学相比，无疑是发展的重点。杨振宁教授指出，美国的“<B>工业发展开始于19世纪，发展研究开始于1900年，原理的研究开始于1950年</B>”，“<B>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B>”。“不是科学，而是技术和创新使美国经济腾飞”（罗伯特·布德瑞，1999）。“同样的经济规律支配了日本的科技发展”，（杨振宁，1982）对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
目前，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0～25年，各行各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依赖引进，受制于人。如信息通信产业的操作系统、CPU；机床行业的高级数控；轿车行业的设计和发动机；造船行业的低速柴油机、通信导航系统和自动化机舱等等都依赖引进。造船技术水平比日本落后15年，管理水平落后18年，信息化水平落后19年。(徐学光，1999)从总体来看，我国处在世界主流经济的边缘、国际分工的外围和产业链的下游，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以IT产业为例，发达国家掌握核心技术，获取70%的利润，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掌握制造技术，获取20%的利润，中国组装生产，获取10%的利润，（吕政，2002）处在“外国人赚大钱，中国人混饭吃”的境地。几十年的实践证明，<B>产业技术落后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变产业技术的落后面貌是我国技术发展的根本任务和当务之急</B>。
■ 科学家“越位”与企业技术专家“缺位”并存</P>
<P> 谁应成为判断和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主体？是根据科学家的判断和需要发展技术，还是根据企业家和企业技术专家的判断和需要发展技术？是根据技术水平高低发展技术，还是按市场和产业需要发展技术？几十年来，我国技术发展的主流是前者，不是后者。与美国“工业界在选择研究方向上起主导作用”相反。
我国技术发展规划、计划、重大技术项目的选择、重大技术设施的建设和评价等等历来是科学家的天下，企业家、企业技术专家很少有发言权。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0名左右的专家中，来自企业的只有1%左右。国家如此，地方也大体如此，如某特大城市1996～2003年的科技计划立项评估专家2469人，企业专家仅占9.3%。
中国的现实是，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管理机构，似乎都认同这样一条规矩：科学家即权威，大科学家即大权威。在几乎所有的科技决策过程中，必然有众多大科学家“指点江山”。他们的结论往往不只是作为最终决策的依据之一，而是决策的唯一依据，甚至就是在进行决策。
■ 后果：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严重脱节
<B>这样的技术决策咨询专家结构必然导致技术投入向科学家倾斜，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倾斜，偏离经济发展轨道</B>。2002年，我国财政科技拨款共688亿元，其中独立科研院所498亿元，占72.4%；高校137亿元，占19.9%；企业53亿元，仅占7.7%。独立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学家是我国的科研主体。他们的偏好是学术水平，填补空白，追求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对科学家来说这无可厚非，但作为国家技术投入就值得研究了。
国家实行“出成果、出人才”的科研方针，科学家“先研究技术，后找市场”，与企业“出产品、出效益”，“先研究市场，后研究技术”的方针背道而驰，生产了大量不能发芽的技术种子。
如我国高技术研究计划，15年来投资几百亿元，产出是47900篇论文，1658件专利，论文很多，专利很少，产品更少。目前，我国每年3万项左右科技成果中，规模（年销售收入10亿元）转化率不到1‰，浪费了大量的科研资源。其结果是“卫星上天与马桶漏水”并存，少量尖端技术，如神州五号载人飞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量大面广的生产技术却很落后，使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很差。经济增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生产同一单位产值，消耗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印度的2.5倍（韩保江，2004）。更重要的是，产业技术空心化，影响经济安全，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技术附庸的可能性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
<B>二、症结在政府 </B>
科学家不太熟悉市场，不太了解产业发展技术需求，不能急产业所急，想产业所想，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和专业局限造成的。政府依靠他们，用非所长，是政府的责任。根源在于国家建立了不管经济发展的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笼统地讲，他们的职责是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与技术支撑，但实际上却并不具体承担产业技术发展任务。没有评价与考核，几乎没有具体约束，因而，往往游离于经济建设主战场之外，所谓科技与经济两张皮，（准确地说，是技术与经济两张皮，因为科学与经济两张皮天经地义）首先是国家的技术管理职能“错位”造成的。
另一方面，政府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的许多领导人是来自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他们对科学家的熟悉、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企业家和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与科学家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追求技术高、精、尖的偏好，往往认为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水平较低，缺少研发能力，自觉不自觉地使我国的科技政策和投资、奖励以科学家为主要的服务对象，有利于科学家，不利于技术专家。
■ 后果</P>
<P> 之一：我国重理论，轻实践的文化传统得到强化
<B>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很高，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很低，与“美国的发明家和实际革新家比科学家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声望”（纳特·C·罗伯逊，1977）相反。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的社会后果：科技人员乐意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愿到创造社会财富的企业工作。美国70%左右的博士在企业工作，我国仅5%左右。</B>
之二：形成政府——科学家联盟
科学家是我国科技发展政策、投资和奖励的受益者，因而对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的咨询工作一呼百应，热情很高；科学与技术主管部门则感到工作得心应手、轻车熟路，科学技术主管部门与科学家之间不自觉的、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松散的利益共同体，互相信任，互相依赖。政府管理部门认为自己依靠大批科学家决策，既是民主的，又是科学的；科学家则常常名利双收，既很荣耀，又可使国家技术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己的偏好。
比如，在制定“十五”863计划时，数千名国内一流的科学家为了挤身于评审专家行列，宁可舍弃参与课题研究的资格，这种现象无论怎么解释都不能说是正常的。实际上，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这些要求参加评审的专家代表着他们身后某个地方、机构或研究团队的利益。科技计划评审和决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些专家学者们平衡利益的过程！至于最终能不能出成果、出人才，尤其是出产品，出效益与评审专家几乎毫无干系，他们不必为此承担责任。
因而，使计划经济时期仿效苏联形成的脱离经济、脱离市场的错误的技术发展路线继续贯彻执行。中国政府不是实行科学的政府——产业技术战略，而是形成政府——科学家联盟，从根本上背离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发展的规律。
■ 企业应是技术发展的主要承载者和主体
技术发展的主要领导者是企业家，技术突破的主要载体是企业工程技术专家，没有企业家队伍的崛起和觉醒，没有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的发明创造，中国的现代化是很难想象的。
技术创新的鼻祖熊彼特指出，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出于竞争需要和对利润的追求，重视企业研发，企业研发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技术发展、技术创新和科教兴国的基本规律。
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技术与科学发展有一系列特点：企业为主，政府为辅；技术优先，科学随后；企业研究技术，大学研究科学；大企业支撑大科研，大科研支撑大企业；20%的大企业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80%；企业是技术转移的主体等等。
技术研发企业化是企业家对研发制度的重大创新。中国经济转轨，决定了科技转轨，科研主体从独立科研院所向企业的战略转变，决定了国家科技管理从以独立科研院所为主体向企业的战略转变，只有遵循市场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在计划经济的科技轨道上滑行，只能进一步扩大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客观地说，解放以来，我国的科学与技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纵向比，成绩很大，但横向比，差距很大，面对我国产业技术落后的现实，国人心焦。美国30年技术世界第一，50年科学世界第一，日本和韩国20多年技术世界先进，局部领先，中国赶了50多年，还差一二十年，而且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
<B>三、出路在于改革</B>
何去何从？是继续执行脱离经济、脱离市场的错误的技术发展路线，还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技术发展路线？是引进、引进、再引进，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附庸，还是在关键产业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答案是明确的。
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实行产业技术发展优先的方针，建立以产业技术为核心的研发体系，形成科研院所、高校与产业、企业互动的国家技术研发网络；二是确立企业研发的主体地位；三是实行有效的政府——产业技术战略。我国迫切需要政府和产业界合作，加快产业技术发展。只有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大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体系，才能进入企业研发的新时代。这是21世纪中国振兴的重大的经济和科技工程，只有国家层面的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改革，才能担此重任。
<B>1、重组国家科技管理职能，建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B>
目前，我国的科研主体已发生重大转变，迫切要求科技上层建筑的战略转变，只有建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聚焦于对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产业技术，才能更好地贴近产业、贴近市场，满足产业和市场发展的技术需求。在我国技术落后、经济落后的现阶段，运用国家权力推动产业技术进步，是十分迫切、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事实上，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由经济部门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发达国家的科技管理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科技投入由国防和各产业部直接管理；二是大多数国家，如英国、日本等以经济综合管理部为主管理科技，基础研究则放在教育部门，合称教研部；从总体上看，两者科技管理都比我国有效。
我国是大国、穷国，长期面临“小科技与大经济”的矛盾，我们必须十分注重投资效率和效益，把有限的资金投向最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上。目前，国家科技管理政出多门，计划繁杂，资金分散，大大提高政府科技领导能力的课题紧迫地、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实践证明经济部门抓科技比科技部门抓科技实在，效果好。
因此，建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是十分必要的。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局的组建原则和主要工作内容是：隶属发改委，从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出发发展关键技术，普遍采用招投标制；按产业设电子信息、机械、化医、轻纺等技术司，由熟悉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和需求的技术专家、投资专家组成；实行应用研究、发展研究、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技术攻关、技术推广一条龙服务；实行关键技术计划指导，一般技术市场调节的技术发展方针；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整合技术资源的政策和措施；实行以行业和企业工程技术专家为主，吸收一定数量科学家参加的技术决策咨询机制；建立产业部、行业协会、大企业及专门信息研究机构组成的技术和科学信息网络；组建产业技术与科学发展研究会等等。
<B>2、把支持企业研发作为全国科技工作的重点，大力促进企业技术中心发展</B>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研发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企业技术基础薄弱，技术积累甚少，加上国企体制不顺，困难重重。发达国家的企业实验室达到今天的水平和规模，是在市场经济漫长的发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历经百年。而我国企业技术中心起步于世界市场经济已很成熟、非常发达的全球化阶段。如果仅凭“看不见的手”，让其自然成长，对我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十分不利，代价太大，因此，要通过国家政策和投入，体现国家意志，在总体上实现市场和计划对企业技术中心的合力干预，使其尽快成长。建议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企业技术中心大会》，颁布《加快企业技术中心发展的决定》。
<B>3、国家财政科技（民口）投入60%应投入企业</B></P>
<P> 通过大项目、大投入，把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与培育企业技术中心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市场驱动，以企业为龙头和核心的产学研机制。
今后，国家工程中心要尽可能建在大企业。还可仿效美国，在华为、海尔、联想等一些有条件的大企业建立国家技术中心，国家投资，企业运营管理。
4、修改现行科技法律、法规与奖励办法对现行科技法律、法规与奖励办法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修改，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使企业成为主要的服务对象。
5、大力提高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党、人大、政协、工程院、科技等机构要大力吸收企业工程技术专家，让他们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创造科技人员流向企业，一流人才流向一流企业的经济社会环境。
6、设立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基金会
国家产业技术发展基金会面向全国，企业申请、专家评审、择优支持。
7、树立一系列新的科研观念
·<B>发达国家都是靠企业研发现代化的，无一例外。没有强大的企业研发，就没有企业和国家的现代化。
</B>
·2002年全国23096个大中型企业购买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技术42.9亿元，仅占企业技术研发经费支出的3.7%，高校和独立院所不可能为现代化提供主要的技术支撑，王选是特例，不是惯例。世界上没有依靠高校和独立科研院所现代化的先例。
·技术企业化，企业技术化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也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大企业支撑大科研，大科研支撑大企业，20%的大企业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80%。
例如：华为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超过1000所大学和科研院所。每年几十亿（2003年31.8亿）投资，10000人专注于通讯市场技术和产品研发，持之以恒，硕果累累。目前已开始向世界主流市场——美国，主流产品——通讯设备发起冲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的希望。华为技术中心是华为的核心资源，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美国正是凭借私营大企业实验室雄厚的技术实力称霸世界。
</P>
<P>
总之，<B>科学家在我国技术决策咨询上“越位”，企业工程技术专家“缺位”是政府技术管理职能“错位”造成的</B>，是导致我国新型研发体系发育缓慢，产业技术落后的基本原因之一，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和调整，各归其位，惟如此，才能使中国走上技术发展的健康道路，促进现代化建设。</P>
政府官员忙于内斗，那有时间搞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