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我的父辈的历程

我以前对父辈的历程了解不多。先说说我是怎么了解的吧。

我在上海老家的时候还小，85年小学毕业离开上海的，当年小升初距可以住校的市重点中学就差一分，当时叔叔的娃娃刚出生，叔叔婶婶忙不过来，爷爷奶奶身体又不好，于是我父母就把我带到青海他们身边。小时候可能觉得我太小，爷爷没跟我谈起过。只是父亲和叔叔在我上小学时填表，祖籍都填“上海”，但是爷爷则要填“浙江余姚”。

后来爷爷去世了，父母从青海调动工作到成都，叔叔借去重庆出差的机会绕道成都来玩过一次，兄弟两喝酒的时候聊起了家世。叔叔听爷爷说的清朝作海贸。清朝那阵子，其实就是走私，但是族里有个规矩，阿片不能沾，再大的利也不沾，因为家族中曾有一支毁在阿片上。海贸上发了家，赚了足够的钱，也不想颠沛流离了，大概清末民初在浙江余姚买了庄园、买了地就此定居。以前固然在沿海岸各地有点，但是要不是租借的，要不就是不打算长住，只是一个点而已，而不是家。海贸让其中一支继续经营，其它的当地主收收租，然后再结合海贸作点陆路上的生意，主要是浙江宁波、上海、苏北、福建沿海。显然当年海贸的半径比陆路的半径大很多。

父亲则在学生时期通过父亲的伯父知道得更远一些。说是明朝时是在甘肃天水，渭水河谷相对肥沃且不缺水的河谷平地，家族里曾有人做官，有地、也有经商的，家境还算殷实，后来是哪一辈老人官场失意，在当地被打压，于是本支举家迁徙到了山西，定居洪洞。之所以去山西，据说是祖上有人曾在山西当过官，口碑好，有一定的根、脉。定居是定居了，不过没官照着，清朝后期可能是因为人多地少，生意败落，我们这个分支再次东迁，在山东呆过很短的时间，可能根基浅，后来就“下海”了（编辑前没理清这头绪，后来回家和家父闲聊了一下才知道在山东短期周转过）。据说海上足迹除了中国沿海，还遍及倭国、棒国、台湾岛和南洋。后来在海上生涯中，因为在各有生意的地区码头要设点，通婚啊什么的逐步又有了分支：本支最后定居浙江余姚和宁波；一支定居台湾岛的，日本侵占台湾前，可能是感觉局势危急，朝廷可能弃台，于是迁徙到浙江舟山沈家门；一支定居了倭国甲午后断了音讯；一支去了南洋。

余姚这一支定居以后，由于家境还不错，所以家族繁衍很快，老根据地和新买的地逐步就不“够”分了，于是家族内部矛盾开始多了。这个时候上海的商铺已经站住了脚，和南洋那里联系不断，于是老太爷留了两家在身边照顾、搭理老根据地，其它的给钱打发出去发展，有出息的打发到条件较好的上海，没出息的打发到南洋去历练吃苦。

说起山西洪洞，我一次出差外地，遇到个扬州老板，说祖上是山西洪洞的，他说在那里有血脉的人有个身体特征：小脚趾盖是分两半的。可巧，我父亲、我叔叔、我和我堂弟小脚趾盖也都是分两半的。不知道有没有遗传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科学依据。

另外，6#的朋友说起的大槐树几乎是每个山西洪洞外迁的人梦中故乡的象征，当年每个离乡背井的人都会从大槐树下走过，最后看一眼大槐树。从此以后除了衣锦还乡或者故地重游，否则只能在梦中再见大槐树。

旅途中遇到的那个扬州老板说起山西洪洞的时候，我纯属是不经过大脑，一句台词脱口而出：“洪洞县里没好人”。那人也不恼，随口一句：“那是因为好人都走出去了……”。看来是听多了，反驳多了，淡定而自如了。

PS 本菜或许也有山西洪洞的那么一点点血缘，绝对无鄙视山西洪洞人的意图，望海涵。

抱歉，上班了，今天加班，改天再续！

我以前对父辈的历程了解不多。先说说我是怎么了解的吧。

我在上海老家的时候还小，85年小学毕业离开上海的，当年小升初距可以住校的市重点中学就差一分，当时叔叔的娃娃刚出生，叔叔婶婶忙不过来，爷爷奶奶身体又不好，于是我父母就把我带到青海他们身边。小时候可能觉得我太小，爷爷没跟我谈起过。只是父亲和叔叔在我上小学时填表，祖籍都填“上海”，但是爷爷则要填“浙江余姚”。

后来爷爷去世了，父母从青海调动工作到成都，叔叔借去重庆出差的机会绕道成都来玩过一次，兄弟两喝酒的时候聊起了家世。叔叔听爷爷说的清朝作海贸。清朝那阵子，其实就是走私，但是族里有个规矩，阿片不能沾，再大的利也不沾，因为家族中曾有一支毁在阿片上。海贸上发了家，赚了足够的钱，也不想颠沛流离了，大概清末民初在浙江余姚买了庄园、买了地就此定居。以前固然在沿海岸各地有点，但是要不是租借的，要不就是不打算长住，只是一个点而已，而不是家。海贸让其中一支继续经营，其它的当地主收收租，然后再结合海贸作点陆路上的生意，主要是浙江宁波、上海、苏北、福建沿海。显然当年海贸的半径比陆路的半径大很多。

父亲则在学生时期通过父亲的伯父知道得更远一些。说是明朝时是在甘肃天水，渭水河谷相对肥沃且不缺水的河谷平地，家族里曾有人做官，有地、也有经商的，家境还算殷实，后来是哪一辈老人官场失意，在当地被打压，于是本支举家迁徙到了山西，定居洪洞。之所以去山西，据说是祖上有人曾在山西当过官，口碑好，有一定的根、脉。定居是定居了，不过没官照着，清朝后期可能是因为人多地少，生意败落，我们这个分支再次东迁，在山东呆过很短的时间，可能根基浅，后来就“下海”了（编辑前没理清这头绪，后来回家和家父闲聊了一下才知道在山东短期周转过）。据说海上足迹除了中国沿海，还遍及倭国、棒国、台湾岛和南洋。后来在海上生涯中，因为在各有生意的地区码头要设点，通婚啊什么的逐步又有了分支：本支最后定居浙江余姚和宁波；一支定居台湾岛的，日本侵占台湾前，可能是感觉局势危急，朝廷可能弃台，于是迁徙到浙江舟山沈家门；一支定居了倭国甲午后断了音讯；一支去了南洋。

余姚这一支定居以后，由于家境还不错，所以家族繁衍很快，老根据地和新买的地逐步就不“够”分了，于是家族内部矛盾开始多了。这个时候上海的商铺已经站住了脚，和南洋那里联系不断，于是老太爷留了两家在身边照顾、搭理老根据地，其它的给钱打发出去发展，有出息的打发到条件较好的上海，没出息的打发到南洋去历练吃苦。

说起山西洪洞，我一次出差外地，遇到个扬州老板，说祖上是山西洪洞的，他说在那里有血脉的人有个身体特征：小脚趾盖是分两半的。可巧，我父亲、我叔叔、我和我堂弟小脚趾盖也都是分两半的。不知道有没有遗传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科学依据。

另外，6#的朋友说起的大槐树几乎是每个山西洪洞外迁的人梦中故乡的象征，当年每个离乡背井的人都会从大槐树下走过，最后看一眼大槐树。从此以后除了衣锦还乡或者故地重游，否则只能在梦中再见大槐树。

旅途中遇到的那个扬州老板说起山西洪洞的时候，我纯属是不经过大脑，一句台词脱口而出：“洪洞县里没好人”。那人也不恼，随口一句：“那是因为好人都走出去了……”。看来是听多了，反驳多了，淡定而自如了。

PS 本菜或许也有山西洪洞的那么一点点血缘，绝对无鄙视山西洪洞人的意图，望海涵。

抱歉，上班了，今天加班，改天再续！

我爷爷排行第二，资质很一般，就是人缘好，由于和大爷爷关系非常好，所以就跟着大爷爷到上海发展。

爷爷最初在大爷爷的公司干财会，后来想自己出去闯闯，于是通过朋友介绍在一个德国犹太人的洋行干财会，得到了老板信赖，据说这个德国犹太老板上海话说得很溜，爷爷只会简单的一些日常德语交流主要负责国内业务的财会，进出口贸易另外有精通外语的人，我和我父亲都不懂财会，不知道这些帐怎么“接缝”。

二战爆发后，由于德国GOV对犹太人的迫害，也由德国驻中国的外交机构和日本侵略军操作波及到了上海的犹太人。于是德国犹太老板通过渠道全家逃到美国，而这家洋行被另外一家德国洋行接受，这位纯雅利安血统的德国老板和那位犹太老板是挚友，所以交接什么的很人性、很理性。爷爷和其它员工都留用了。这个时候，我父亲出生了，爷爷为了多赚点奶粉前，所以同时爷爷又利用休息时间帮大爷爷的公司作点帐。据说当年的生活很不错，父亲刚上的幼稚园还是很高档的，见过爷爷家当年的全家福，一家的穿着都很上档次的。

抗战时期，大爷爷的公司旗下有家饭店，是N4A的联络站之一，大爷爷后来知道了，不但默许并暗中提供帮忙，大爷爷的小舅子在其公司任职就是是地下党外围，协助内部人士负责这个联络站，具体安排一些外围事物，大爷爷嘎出苗头来之后，干脆就把他小舅子“架空”专心处理饭店的“外联”事务。我爷爷也参与到其中，利用德国洋行职员的身份参与了一些外围事物。爷爷就职的那家德国洋行老板也是同情中国抗战的，为N4A和KMT重庆方面都提供过帮助，而由于远近问题和实际的所见所闻，加之某些德国人传统的性格，所以对N4A的印象好点，对N4A提供的帮助多点。

具体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和包打听、情报贩子这些小杂碎有关），被极斯菲尔路76号盯上了，但是由于大爷爷在商界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生意也不算小，加之当年日本人为了维持上海的稳定，有一定的规矩，所以汉奸们没有贸然动手查抄，只是封锁了等日本人来查，当时爷爷凑巧正在饭店中，和大爷爷的小舅子及身份为职员的N4A的地下人员急忙找机会销毁了一些文件资料，同时通过某种手段（电话线被掐了）通知了德国洋行那里“断线”。另外有些需要保留的重要文件早就进行过技术处理封在旧账簿中，不是精通财会，同时又精通间谍反间谍业务的通才是没办法查出的。

整整封锁了3天，把饭店几乎翻了个遍，最后日本人没查出什么来，加之日本人的情报来源也被认为非常不可靠，有骗钱的嫌疑，又有其它商界关系和德国洋行出面担保就不了了之。不过后来爷爷对父亲说，当时已经做好最坏打算，通知了德国洋行以后，德国洋行的朋友就把奶奶和父亲、还有刚满月的叔叔以治疗为由转到了一家医院，理由也说得通，因为奶奶刚出月子，叔叔刚满月，随便可以编造个什么不适。事后，虽然解除了封锁，但是还是担心日本人是否正盯上了，是否有监视，所以N4A本打算看情况废掉这个点，把爷爷和大爷爷他们一家转移到江北苏区去。后来可能是内部证实了“警报”解除，大爷爷全家和爷爷就留下来了。爷爷说当年如果不是有家，有娃娃了，他真想去参加N4A，虽然不能拿枪打日本人和汉奸，但是拿笔杆子做账是没问题的。后来N4A这个站一直安全运行到抗战胜利。

二战结束前，德国洋行就撤了，由于这家德国洋行在抗战中给KMT重庆方面提供过帮助，所以没有被刁难，德国老板据说在此前先去美国的那个犹太老板帮助下辗转去了美国。其实，抗战后期，这个德国老板已经看出了端倪，认定德国没希望了，日本人也铁定完蛋，所以早早就转移和变现，在德国战败、日本人还有口气的时候基本就已经把洋行作空了，最后还空手套白狼，从想谋出路的日本人身上整了些黄金和物资，黄金自己享用准备跑路美国，物资带不走，于是通过渠道送到了江北N4A。KMT接受的“敌产”就是洋行的洋楼、仓库和仓库里作样子的少量物资，人员只留用了几个家里在KMT有关系的人。我想的话，这些在KMT有关系的人多半没有参与德国洋行帮助N4A的行动，否则也不会善了。爷爷听当年留用的老同事说，就是通过关系把美国援助的物资从军需仓库中搞出来，倒腾出去，解放后才知道，有些东西居然被几经转手倒腾到了TG这边。真是天下无人不通共啊。

洋行没了，爷爷也就失业了，其它路子都不好闯，于是就又回到大爷爷公司专职干财会。大爷爷的小舅子已经真正成为地下党了，不过由于被一个从重庆衣锦还乡的KMT官员的小姐倒追缠上了，结果组织批准结婚，后来去了香港，再后来去了加拿大。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回国，好歹陪他姐姐过了一年多，让大奶奶不那么孤单。父亲听叔叔说，大爷爷的小舅子80年代回国探亲时讲，当年和他岳丈家去香港也是组织批准的，他夫人后来也被他“策反”了，虽然是富家家庭主妇，但是也帮忙作些外围的事，只是后来由于潘汉年的案子，他们在香港的几条线都瘫痪了，他也就闲下来，专心打理已经脱离政界、军界并且没去台湾而去的加拿大的岳丈留在香港的生意。80年代回国，除了陪伴他姐姐安度晚年，另外就是写了很详尽的历史材料递交给有关部门。大奶奶去世以后，他又回了加拿大，每年回国探亲。

KMT接受大员来了以后，虽然大爷爷曾给KMT重庆方面提供过帮助（同在那家饭店帮一个KMT军统躲过76号的追捕报复，并且安全送出上海，给了足够的钱使其安稳返回重庆），所以大爷爷资产当时没有收到损失，但是当年KMT治下，生意日益难做，资产一再缩水，所以爷爷家的生活水平也日益下降，父亲读的幼稚园档次也就降低了。好歹还能读得起幼稚园，在当年上海也算是可以了。

。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KMT要逃台，大爷爷的小舅子和岳丈一家就是那个时候去的香港。曾被大爷爷救过命的KMT军统某人当时动员大爷爷家也去台湾或者香港，还给帮忙买了些机票、船票，不过大爷爷虽然是不大不小的资本家，但是对KMT已经失望透顶，坚决不去，不过那个KMT还是把票都留下了，大爷爷给了他一些冒着很大的风险兑换私藏的金条和首饰权作票款和川资。这些留下的机票船票后来大爷爷都给了别人，其中就有浙江余姚老家的亲戚。老太爷去世后，家族分过几次家，有的成了大地主，有中地主，有小地主，也有的被日本人用福寿膏等各种各样手段整废、整死了的。但是都不是恶霸地主。全凭以往的原始积累，自己善于运作支撑下来的。有些和当地农民关系还比较和谐，有些族人也通共，通游击队。解放前，有些规模比较大的地主亲戚有些害怕，权衡再三还是早早变卖了家产，弄了些便于携带的黄的、白的、美刀之类四散而去，有去台湾的、香港的、澳门的、南洋的。有的来上海投奔或者中转，那个KMT给大爷爷家留下的机票、船票这个时候就派用场了。有搞海贸的亲戚有的驾船外逃了，有些继续留在大陆迎接解放。

有次父亲的远方大表哥从新加坡回国观光，专门来成都见了见父亲，他当时谈到解放那阵子，很纠结：对KMT是彻底希望甚至可以说痛恨了；但是呢，作为大地主的他们家，对TG的政策又心怀疑虑，因为总是左右摇摆，有说要分辨、适当保护的，有说要打压的，更有说要残酷镇压的。不像KMT那样明朗，坏也就是一条路走到黑，很容易让好人投反对票，坏人投赞成票。要说和大爷爷关系不错的那个KMT军统，据说在香港和台湾都帮我家族中的人，而且人很正直，是其中少有的好人，其功绩多在抗战，在内战中由于不善溜须拍马而靠边站了，也就只有利用系统外的人脉捞钱。所以那人曾自诩没沾过TG人的血。

打进上海的时候，爷爷家在市区，没有激战，但是可以听得到枪炮声，就如春节燃放烟花爆竹一样。全家在解放军打外围的时候，就都击中到大爷爷的饭店里，建筑比较坚固，且那里有比较坚固的地下室，PLA进城那天凌晨，外面安静下来了，早晨看窗外，看到PLA的部队非常整齐地行军，至于解放军夜宿街头，爷爷没见到，只是听朋友说的，反正结论就是，在上海滩见过军阀的部队、抗战前后KMT的部队、倭贼的部队、万国商团的部队，若说纪律性，PLA绝对第一。

解放那年（此前写的是解放前，后来问父亲是刚解放那年），我父亲上小学，得了一场怪病，跑遍上海各大医院均没办法医治，为了治病，一家伙从中产阶层败落下来，虽然大爷爷给了很大的支持，但是无奈大爷爷的经营也举步维艰。后来不得不搬家，在新家所在里弄里遇到一个兼通中西医的一个怪老头，老头是中医兼通西医，其女儿是传承的中医，女婿是留学回来的医生。结果翁、女、婿三个中西医结合把父亲原本等死的病给治好了，除了必须买的西药和部分重要，其它诊费、部分中药费都减免了，得以让家里缓了口气。父亲说西药之一就是盘尼西宁油剂。父亲的病医好后，家里虽然没有继续败下去，但是就一直没上升。

解放后，还是很平稳的维持了一段时间，而且大爷爷的公司的经营状况也逐渐上升，家境也又好了起来。到了刮公司合营风那时候，大爷爷主动把公司交给了GOV，加之此前的经营中，对雇员都还不错，没跟日本人有过实质性的合作，人缘也好，所以后来一直没有事。不过大爷爷去世后，大爷爷的子女们好吃懒做不争气，分家后把大爷爷的积蓄挥霍一空，就败落了。大奶奶以前是富家小姐，后来是少奶奶，家庭妇女，没有工作，不孝子女不赡养不说，还有个孙女全靠老人抚养，大概是76年左右，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无奈下给GOV写了求助信，希望考虑到以前的一些事能够得到GOV的帮助。由于涉及解放前地下工作某条线上的事，当时上海市没人清楚情况，信被转到北京，没多久上面指示上海市要照顾好，于是大奶奶和她的这个孙女此后衣食无忧，老人家得以在一个有干休所性质的条件很好的养老院（里面可能都是些家中无人照料的D外人士之类的）安度晚年，我的那个表姐则保送进了一个寄宿制的重点中学，后来好像是上的复旦。

爷爷依旧在改为国营的饭店里担任财会。家里只有爷爷一人工作，家里4口人吃饭，这下就紧张了，爷爷自尊心又强，不想找GOV，于是就一直干扛。当然大爷爷在时家还有积蓄，另外国家对大爷爷的收入好像也有保证的，具体是分红性质还是工薪性质就不知道了，大爷爷当时身体也不大好，也不想管事，自己害怕和公家的人在管理上起矛盾，于是干脆在家看书、养花，基本就相当于退休了，只是逢年过节到原来的公司里参加个团拜会。大爷爷身前很喜欢我父亲，所以我父亲的学业一直有大爷爷支持，得以念到大学毕业，不过大爷爷就在父亲毕业那年去世了。大爷爷和爷爷家以及我所了解的上海和余姚的几家亲戚，由于解放前为人比较好，没什么仇怨加身，加上解放前，除了出走的一些，其它留下的手里都没多少钱、也没多少地，解放后又老老实实与世无争，于是虽然有不少资本家、地主、富农，五六十年代过得还比较安稳。

酒后胡言 发表于 2012-2-18 09:04

我在上海的时候还小，85年小学毕业离开上海的，当年小升初距可以住校的市重点中学就差一分，当时叔叔的娃娃 ...

我爷爷排行第二，资质很一般，就是人缘好，由于和大爷爷关系非常好，所以就跟着大爷爷到上海发展。

爷爷最初在大爷爷的公司干财会，后来想自己出去闯闯，于是通过朋友介绍在一个德国犹太人的洋行干财会，得到了老板信赖，据说这个德国犹太老板上海话说得很溜，爷爷只会简单的一些日常德语交流主要负责国内业务的财会，进出口贸易另外有精通外语的人，我和我父亲都不懂财会，不知道这些帐怎么“接缝”。

二战爆发后，由于德国GOV对犹太人的迫害，也由德国驻中国的外交机构和日本侵略军操作波及到了上海的犹太人。于是德国犹太老板通过渠道全家逃到美国，而这家洋行被另外一家德国洋行接受，这位纯雅利安血统的德国老板和那位犹太老板是挚友，所以交接什么的很人性、很理性。爷爷和其它员工都留用了。这个时候，我父亲出生了，爷爷为了多赚点奶粉前，所以同时爷爷又利用休息时间帮大爷爷的公司作点帐。据说当年的生活很不错，父亲刚上的幼稚园还是很高档的，见过爷爷家当年的全家福，一家的穿着都很上档次的。

抗战时期，大爷爷的公司旗下有家饭店，是N4A的联络站之一，大爷爷后来知道了，不但默许并暗中提供帮忙，大爷爷的小舅子在其公司任职就是是地下党外围，协助内部人士负责这个联络站，具体安排一些外围事物，大爷爷嘎出苗头来之后，干脆就把他小舅子“架空”专心处理饭店的“外联”事务。我爷爷也参与到其中，利用德国洋行职员的身份参与了一些外围事物。爷爷就职的那家德国洋行老板也是同情中国抗战的，为N4A和KMT重庆方面都提供过帮助，而由于远近问题和实际的所见所闻，加之某些德国人传统的性格，所以对N4A的印象好点，对N4A提供的帮助多点。

具体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和包打听、情报贩子这些小杂碎有关），被极斯菲尔路76号盯上了，但是由于大爷爷在商界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生意也不算小，加之当年日本人为了维持上海的稳定，有一定的规矩，所以汉奸们没有贸然动手查抄，只是封锁了等日本人来查，当时爷爷凑巧正在饭店中，和大爷爷的小舅子及身份为职员的N4A的地下人员急忙找机会销毁了一些文件资料，同时通过某种手段（电话线被掐了）通知了德国洋行那里“断线”。另外有些需要保留的重要文件早就进行过技术处理封在旧账簿中，不是精通财会，同时又精通间谍反间谍业务的通才是没办法查出的。

整整封锁了3天，把饭店几乎翻了个遍，最后日本人没查出什么来，加之日本人的情报来源也被认为非常不可靠，有骗钱的嫌疑，又有其它商界关系和德国洋行出面担保就不了了之。不过后来爷爷对父亲说，当时已经做好最坏打算，通知了德国洋行以后，德国洋行的朋友就把奶奶和父亲、还有刚满月的叔叔以治疗为由转到了一家医院，理由也说得通，因为奶奶刚出月子，叔叔刚满月，随便可以编造个什么不适。事后，虽然解除了封锁，但是还是担心日本人是否正盯上了，是否有监视，所以N4A本打算看情况废掉这个点，把爷爷和大爷爷他们一家转移到江北苏区去。后来可能是内部证实了“警报”解除，大爷爷全家和爷爷就留下来了。爷爷说当年如果不是有家，有娃娃了，他真想去参加N4A，虽然不能拿枪打日本人和汉奸，但是拿笔杆子做账是没问题的。后来N4A这个站一直安全运行到抗战胜利。

二战结束前，德国洋行就撤了，由于这家德国洋行在抗战中给KMT重庆方面提供过帮助，所以没有被刁难，德国老板据说在此前先去美国的那个犹太老板帮助下辗转去了美国。其实，抗战后期，这个德国老板已经看出了端倪，认定德国没希望了，日本人也铁定完蛋，所以早早就转移和变现，在德国战败、日本人还有口气的时候基本就已经把洋行作空了，最后还空手套白狼，从想谋出路的日本人身上整了些黄金和物资，黄金自己享用准备跑路美国，物资带不走，于是通过渠道送到了江北N4A。KMT接受的“敌产”就是洋行的洋楼、仓库和仓库里作样子的少量物资，人员只留用了几个家里在KMT有关系的人。我想的话，这些在KMT有关系的人多半没有参与德国洋行帮助N4A的行动，否则也不会善了。爷爷听当年留用的老同事说，就是通过关系把美国援助的物资从军需仓库中搞出来，倒腾出去，解放后才知道，有些东西居然被几经转手倒腾到了TG这边。真是天下无人不通共啊。

洋行没了，爷爷也就失业了，其它路子都不好闯，于是就又回到大爷爷公司专职干财会。大爷爷的小舅子已经真正成为地下党了，不过由于被一个从重庆衣锦还乡的KMT官员的小姐倒追缠上了，结果组织批准结婚，后来去了香港，再后来去了加拿大。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回国，好歹陪他姐姐过了一年多，让大奶奶不那么孤单。父亲听叔叔说，大爷爷的小舅子80年代回国探亲时讲，当年和他岳丈家去香港也是组织批准的，他夫人后来也被他“策反”了，虽然是富家家庭主妇，但是也帮忙作些外围的事，只是后来由于潘汉年的案子，他们在香港的几条线都瘫痪了，他也就闲下来，专心打理已经脱离政界、军界并且没去台湾而去的加拿大的岳丈留在香港的生意。80年代回国，除了陪伴他姐姐安度晚年，另外就是写了很详尽的历史材料递交给有关部门。大奶奶去世以后，他又回了加拿大，每年回国探亲。

KMT接受大员来了以后，虽然大爷爷曾给KMT重庆方面提供过帮助（同在那家饭店帮一个KMT军统躲过76号的追捕报复，并且安全送出上海，给了足够的钱使其安稳返回重庆），所以大爷爷资产当时没有收到损失，但是当年KMT治下，生意日益难做，资产一再缩水，所以爷爷家的生活水平也日益下降，父亲读的幼稚园档次也就降低了。好歹还能读得起幼稚园，在当年上海也算是可以了。

。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KMT要逃台，大爷爷的小舅子和岳丈一家就是那个时候去的香港。曾被大爷爷救过命的KMT军统某人当时动员大爷爷家也去台湾或者香港，还给帮忙买了些机票、船票，不过大爷爷虽然是不大不小的资本家，但是对KMT已经失望透顶，坚决不去，不过那个KMT还是把票都留下了，大爷爷给了他一些冒着很大的风险兑换私藏的金条和首饰权作票款和川资。这些留下的机票船票后来大爷爷都给了别人，其中就有浙江余姚老家的亲戚。老太爷去世后，家族分过几次家，有的成了大地主，有中地主，有小地主，也有的被日本人用福寿膏等各种各样手段整废、整死了的。但是都不是恶霸地主。全凭以往的原始积累，自己善于运作支撑下来的。有些和当地农民关系还比较和谐，有些族人也通共，通游击队。解放前，有些规模比较大的地主亲戚有些害怕，权衡再三还是早早变卖了家产，弄了些便于携带的黄的、白的、美刀之类四散而去，有去台湾的、香港的、澳门的、南洋的。有的来上海投奔或者中转，那个KMT给大爷爷家留下的机票、船票这个时候就派用场了。有搞海贸的亲戚有的驾船外逃了，有些继续留在大陆迎接解放。

有次父亲的远方大表哥从新加坡回国观光，专门来成都见了见父亲，他当时谈到解放那阵子，很纠结：对KMT是彻底希望甚至可以说痛恨了；但是呢，作为大地主的他们家，对TG的政策又心怀疑虑，因为总是左右摇摆，有说要分辨、适当保护的，有说要打压的，更有说要残酷镇压的。不像KMT那样明朗，坏也就是一条路走到黑，很容易让好人投反对票，坏人投赞成票。要说和大爷爷关系不错的那个KMT军统，据说在香港和台湾都帮我家族中的人，而且人很正直，是其中少有的好人，其功绩多在抗战，在内战中由于不善溜须拍马而靠边站了，也就只有利用系统外的人脉捞钱。所以那人曾自诩没沾过TG人的血。

打进上海的时候，爷爷家在市区，没有激战，但是可以听得到枪炮声，就如春节燃放烟花爆竹一样。全家在解放军打外围的时候，就都击中到大爷爷的饭店里，建筑比较坚固，且那里有比较坚固的地下室，PLA进城那天凌晨，外面安静下来了，早晨看窗外，看到PLA的部队非常整齐地行军，至于解放军夜宿街头，爷爷没见到，只是听朋友说的，反正结论就是，在上海滩见过军阀的部队、抗战前后KMT的部队、倭贼的部队、万国商团的部队，若说纪律性，PLA绝对第一。

解放那年（此前写的是解放前，后来问父亲是刚解放那年），我父亲上小学，得了一场怪病，跑遍上海各大医院均没办法医治，为了治病，一家伙从中产阶层败落下来，虽然大爷爷给了很大的支持，但是无奈大爷爷的经营也举步维艰。后来不得不搬家，在新家所在里弄里遇到一个兼通中西医的一个怪老头，老头是中医兼通西医，其女儿是传承的中医，女婿是留学回来的医生。结果翁、女、婿三个中西医结合把父亲原本等死的病给治好了，除了必须买的西药和部分重要，其它诊费、部分中药费都减免了，得以让家里缓了口气。父亲说西药之一就是盘尼西宁油剂。父亲的病医好后，家里虽然没有继续败下去，但是就一直没上升。

解放后，还是很平稳的维持了一段时间，而且大爷爷的公司的经营状况也逐渐上升，家境也又好了起来。到了刮公司合营风那时候，大爷爷主动把公司交给了GOV，加之此前的经营中，对雇员都还不错，没跟日本人有过实质性的合作，人缘也好，所以后来一直没有事。不过大爷爷去世后，大爷爷的子女们好吃懒做不争气，分家后把大爷爷的积蓄挥霍一空，就败落了。大奶奶以前是富家小姐，后来是少奶奶，家庭妇女，没有工作，不孝子女不赡养不说，还有个孙女全靠老人抚养，大概是76年左右，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无奈下给GOV写了求助信，希望考虑到以前的一些事能够得到GOV的帮助。由于涉及解放前地下工作某条线上的事，当时上海市没人清楚情况，信被转到北京，没多久上面指示上海市要照顾好，于是大奶奶和她的这个孙女此后衣食无忧，老人家得以在一个有干休所性质的条件很好的养老院（里面可能都是些家中无人照料的D外人士之类的）安度晚年，我的那个表姐则保送进了一个寄宿制的重点中学，后来好像是上的复旦。

爷爷依旧在改为国营的饭店里担任财会。家里只有爷爷一人工作，家里4口人吃饭，这下就紧张了，爷爷自尊心又强，不想找GOV，于是就一直干扛。当然大爷爷在时家还有积蓄，另外国家对大爷爷的收入好像也有保证的，具体是分红性质还是工薪性质就不知道了，大爷爷当时身体也不大好，也不想管事，自己害怕和公家的人在管理上起矛盾，于是干脆在家看书、养花，基本就相当于退休了，只是逢年过节到原来的公司里参加个团拜会。大爷爷身前很喜欢我父亲，所以我父亲的学业一直有大爷爷支持，得以念到大学毕业，不过大爷爷就在父亲毕业那年去世了。大爷爷和爷爷家以及我所了解的上海和余姚的几家亲戚，由于解放前为人比较好，没什么仇怨加身，加上解放前，除了出走的一些，其它留下的手里都没多少钱、也没多少地，解放后又老老实实与世无争，于是虽然有不少资本家、地主、富农，五六十年代过得还比较安稳。

父亲小学因病休学一年，此后虽然病治好了，但是体质稍差，经常生病请假，所以学习一般，初中是很一般的中学，结果没想到高中考上的是比较知名的一所中学（前身是教会中学，富家子弟和能人云集的中学），这是出乎家里和家族的意料的。父亲大学没有按爷爷的意图学习财经，而是选择的机械。不过爷爷奶奶也很豁达，说服不了就随我父亲了。家族中其它人多是学的财经。处了没考出来的之外，我父亲是第一个学工科的。

大学期间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和全家在大爷爷的帮助下，生活水品没怎么降低。算是幸运的。

父亲大学毕业后就响应号召和他的两位同学到了青海支援西北建设，在一个全国最大、且品质最优的某矿工作，海拔3000米出头点。父亲说当年完全可以留在上海的，只是当时家里就爷爷一个人有工作，家里困难，而且不希望大爷爷再破费资助家里。当年在全国各地，同等级别，工资都一样，但是不同的地区生活负担则不同，上海生活负担明显比其它地区的重，所以他选择了西北—青海，这里属青藏高原，有高原补助，总收入高而生活负担相对较低，这样可以资助家里。由于怕家里反对，父亲是瞒着家里报名的，知道临走才告诉家里，奶奶舍不得因此时常掉眼泪，可能是这原因，所以奶奶眼睛不好，此后体质也明显差了。不过家里因此经济条件得到了改善，父亲走后不久，爷爷又调级涨了工资，日子就好过多了，不过叔叔贪玩，没考上好的高中，眼看没希望考大学，于是考了个技校性质的中专，于是家里没了硬性的负担，日子好过起来。因而大爷爷辞世后，在大爷爷的子女好吃懒做不履行赡养、抚养义务的情况下，能够有能力给大奶奶和大奶奶的孙女提供一些帮助。当年虽然解放了，但是家族的影响还有，大爷爷的那几个好吃懒做的不孝子女，在当时是被家族唾弃的。所以分家以后也就被家族断绝了关系，没了来往。

父亲小学因病休学一年，此后虽然病治好了，但是体质稍差，经常生病请假，所以学习一般，初中是很一般的中学，结果没想到高中考上的是比较知名的一所中学（前身是教会中学，富家子弟和能人云集的中学），这是出乎家里和家族的意料的。父亲大学没有按爷爷的意图学习财经，而是选择的机械。不过爷爷奶奶也很豁达，说服不了就随我父亲了。家族中其它人多是学的财经。处了没考出来的之外，我父亲是第一个学工科的。

大学期间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和全家在大爷爷的帮助下，生活水品没怎么降低。算是幸运的。

父亲大学毕业后就响应号召和他的两位同学到了青海支援西北建设，在一个全国最大、且品质最优的某矿工作，海拔3000米出头点。父亲说当年完全可以留在上海的，只是当时家里就爷爷一个人有工作，家里困难，而且不希望大爷爷再破费资助家里。当年在全国各地，同等级别，工资都一样，但是不同的地区生活负担则不同，上海生活负担明显比其它地区的重，所以他选择了西北—青海，这里属青藏高原，有高原补助，总收入高而生活负担相对较低，这样可以资助家里。由于怕家里反对，父亲是瞒着家里报名的，知道临走才告诉家里，奶奶舍不得因此时常掉眼泪，可能是这原因，所以奶奶眼睛不好，此后体质也明显差了。不过家里因此经济条件得到了改善，父亲走后不久，爷爷又调级涨了工资，日子就好过多了，不过叔叔贪玩，没考上好的高中，眼看没希望考大学，于是考了个技校性质的中专，于是家里没了硬性的负担，日子好过起来。因而大爷爷辞世后，在大爷爷的子女好吃懒做不履行赡养、抚养义务的情况下，能够有能力给大奶奶和大奶奶的孙女提供一些帮助。当年虽然解放了，但是家族的影响还有，大爷爷的那几个好吃懒做的不孝子女，在当时是被家族唾弃的。所以分家以后也就被家族断绝了关系，没了来往。

我母亲去世前，严格说是上手术台前，因为手术风险非常大，但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生活质量和健康人的尊严选择了一劳永逸的手术，手术是成功的，可惜未能闯过恢复关。母亲知道手术风险大，所以早早就安排了后事，其一是立下遗嘱要求捐献器官、组织，可惜由于当时这个城市医疗方面管理制度的缺失，虽然多方运作、协调，结果母亲最终未能实现这个崇高的遗愿，当时主治医生和护士长对母亲非常尊重，母亲离去时刻，主治大夫、护士长都一直和我们家属守在病房，并亲自送上车，一年以后，在医院的一位人大代表积极推动下，这个城市疏通了器官和组织捐献的障碍。另外一件就是父亲从没说起，将来也不太可能说的事。

父亲到单位没多久就因为业务水平高，办事认真得到提拔，也就开始谈婚论嫁。当年正好从某省招收了一批人（县乡因为一些工程被占用土地的一些农民和乡镇上有一定文化基础，没有恶习的无业青年）来矿工作，父亲在此后工作中看上了一位阿姨（当然是我叫阿姨了），进行了交往确定了关系，于是父亲回上海探亲就跟家里说了，但可能是留了点没说到位，爷爷当时其实早已有了想法，想把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位亲戚家的女儿许配给父亲，一是门当户对且知根知底，二是希望亲上加亲，三是女方是苏州的离上海近。后来听叔叔说的，当年阴差阳错，父亲和爷爷都没把问题说清楚说到位，于是父亲以为爷爷默许，而爷爷以为父亲只是对那位阿姨有好感而已让父亲不用急（女孩上大学还没毕业），结果父亲回青海以后过了段时间就结婚了，爷爷为此非常生气、也很懊恼。这也是当年通讯不便带来的误会，父亲和爷爷的信在路上错开了，而且父亲发出的信被邮局耽误了较长一段时间，等爷爷接到父亲的信马上排电报过去，父亲已经和阿姨登记结婚了。

话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俺也不可能在这里发帖了。

我母亲说，后来父亲和阿姨有了个女儿，当年高原条件差，新生儿夭折的多，所以阿姨就送我的那个从未谋面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回她们老家让老人带，结果可能是阿姨的同乡暗恋阿姨或者是什么其它的不可告人的原因，于是阿姨在单位的圈子里（这个圈子里最集中的就是阿姨的那些老乡了）包括老家亲朋好友不停的在阿姨跟前拨弄是非嚼舌头，三人市虎，于是不堪其扰且耳根子软的阿姨最后选择了离婚，单位人都知道我父亲很无辜,不少人出庭作证，但是阿姨的那些老乡也是抱着团来法庭“棒打”，另外或许由于法庭法官是阿姨的老乡（同一个地区的，是个下放的老干部）的缘故，或许和当时其它当年独特的因素有关（我父亲是大学生、臭老九、又是有资本家背景的家庭），最后判离。父亲此后也是心灰意冷，父亲的同事、朋友打抱不平，怂恿一个对此事看不惯的矿领导出面牵线搭桥，介绍我母亲和父亲，我母亲的朋友也认为我父亲人不错，在一边保媒，于是我父母确立关系没多久就结婚了，这个时候，那位阿姨真后悔了，可惜已经没辙了，于是就回老家去了，我母亲也挺大度的，父亲可以和那位阿姨保持一定的书信往来，所以家里还有张我那个姐姐的照片。我父母结婚纯属先斩后奏，结婚后带我母亲回上海探亲才把这些来龙去脉告诉爷爷的。爷爷气归气，不过奶奶在一旁劝解，我母亲给老人的印象也不错，也就释然了。不过由于此前爷爷和苏州那位亲戚说过婚事问题，而且那位后来我一直叫姑妈的或许是对我父亲有种暗恋的感觉吧，也可能是当年封建残余思想成分在里面，于是就一直独身。此后由于父母几度调动工作，和那位阿姨和我的姐姐就断了联系。我父母此前从没跟我提过，爷爷奶奶有次在以为我睡着的时候，聊天大致提起过，说不知道哪个姐姐现在怎么样了。当时不知道是说我还是说大奶奶的那个孙女。但是总感觉这个姐姐不是大奶奶的孙女而是另外有人，直到母亲在病房交代后事的时候才知道真有这么回事，可见很多人认为娃娃不懂事，其实娃娃很了解些信息，所以现在我可不敢跟我娃娃瞎咧咧。

苏州的那位姑妈对我很好，可能是爱屋及乌吧，我在上海念小学那些年，寒假或者暑假都要让我到她那里住住。现在才知道真是造化弄人啊！

我母亲去世前，严格说是上手术台前，因为手术风险非常大，但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生活质量和健康人的尊严选择了一劳永逸的手术，手术是成功的，可惜未能闯过恢复关。母亲知道手术风险大，所以早早就安排了后事，其一是立下遗嘱要求捐献器官、组织，可惜由于当时这个城市医疗方面管理制度的缺失，虽然多方运作、协调，结果母亲最终未能实现这个崇高的遗愿，当时主治医生和护士长对母亲非常尊重，母亲离去时刻，主治大夫、护士长都一直和我们家属守在病房，并亲自送上车，一年以后，在医院的一位人大代表积极推动下，这个城市疏通了器官和组织捐献的障碍。另外一件就是父亲从没说起，将来也不太可能说的事。

父亲到单位没多久就因为业务水平高，办事认真得到提拔，也就开始谈婚论嫁。当年正好从某省招收了一批人（县乡因为一些工程被占用土地的一些农民和乡镇上有一定文化基础，没有恶习的无业青年）来矿工作，父亲在此后工作中看上了一位阿姨（当然是我叫阿姨了），进行了交往确定了关系，于是父亲回上海探亲就跟家里说了，但可能是留了点没说到位，爷爷当时其实早已有了想法，想把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位亲戚家的女儿许配给父亲，一是门当户对且知根知底，二是希望亲上加亲，三是女方是苏州的离上海近。后来听叔叔说的，当年阴差阳错，父亲和爷爷都没把问题说清楚说到位，于是父亲以为爷爷默许，而爷爷以为父亲只是对那位阿姨有好感而已让父亲不用急（女孩上大学还没毕业），结果父亲回青海以后过了段时间就结婚了，爷爷为此非常生气、也很懊恼。这也是当年通讯不便带来的误会，父亲和爷爷的信在路上错开了，而且父亲发出的信被邮局耽误了较长一段时间，等爷爷接到父亲的信马上排电报过去，父亲已经和阿姨登记结婚了。

话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俺也不可能在这里发帖了。

我母亲说，后来父亲和阿姨有了个女儿，当年高原条件差，新生儿夭折的多，所以阿姨就送我的那个从未谋面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回她们老家让老人带，结果可能是阿姨的同乡暗恋阿姨或者是什么其它的不可告人的原因，于是阿姨在单位的圈子里（这个圈子里最集中的就是阿姨的那些老乡了）包括老家亲朋好友不停的在阿姨跟前拨弄是非嚼舌头，三人市虎，于是不堪其扰且耳根子软的阿姨最后选择了离婚，单位人都知道我父亲很无辜,不少人出庭作证，但是阿姨的那些老乡也是抱着团来法庭“棒打”，另外或许由于法庭法官是阿姨的老乡（同一个地区的，是个下放的老干部）的缘故，或许和当时其它当年独特的因素有关（我父亲是大学生、臭老九、又是有资本家背景的家庭），最后判离。父亲此后也是心灰意冷，父亲的同事、朋友打抱不平，怂恿一个对此事看不惯的矿领导出面牵线搭桥，介绍我母亲和父亲，我母亲的朋友也认为我父亲人不错，在一边保媒，于是我父母确立关系没多久就结婚了，这个时候，那位阿姨真后悔了，可惜已经没辙了，于是就回老家去了，我母亲也挺大度的，父亲可以和那位阿姨保持一定的书信往来，所以家里还有张我那个姐姐的照片。我父母结婚纯属先斩后奏，结婚后带我母亲回上海探亲才把这些来龙去脉告诉爷爷的。爷爷气归气，不过奶奶在一旁劝解，我母亲给老人的印象也不错，也就释然了。不过由于此前爷爷和苏州那位亲戚说过婚事问题，而且那位后来我一直叫姑妈的或许是对我父亲有种暗恋的感觉吧，也可能是当年封建残余思想成分在里面，于是就一直独身。此后由于父母几度调动工作，和那位阿姨和我的姐姐就断了联系。我父母此前从没跟我提过，爷爷奶奶有次在以为我睡着的时候，聊天大致提起过，说不知道哪个姐姐现在怎么样了。当时不知道是说我还是说大奶奶的那个孙女。但是总感觉这个姐姐不是大奶奶的孙女而是另外有人，直到母亲在病房交代后事的时候才知道真有这么回事，可见很多人认为娃娃不懂事，其实娃娃很了解些信息，所以现在我可不敢跟我娃娃瞎咧咧。

苏州的那位姑妈对我很好，可能是爱屋及乌吧，我在上海念小学那些年，寒假或者暑假都要让我到她那里住住。现在才知道真是造化弄人啊！

爷爷、父亲那是见识过战争和侵略的，因此尤其痛恨日本人。我家到我买DC前都一直没有日本品牌的东西，买佳能的DC全是我夫人的缘故，我想买柯达，她非得找她的朋友，她的朋友又不代理柯达，其实也可以帮忙调货，但是在她朋友一再忽悠下，买的佳能。不过DC一直没拿给老爷子看过，老爷子还不知道介是个鬼子货。

当年抗战爷爷原来家和公司都在租界，不需要天天过卡对日本人鞠躬，偶尔走情访友或者帮N4A作点事要过卡，那就是西装革履出行，日本人很势力，一般都不会拦截检查，你真有派头不鞠躬，日本人也不会怎么样。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夜晚疾病，要找那个医生朋友必须要过卡，那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的。我爷爷当年也硬着头皮闯过关。

听父亲还有叔叔说起过，爷爷以前曾经有枪，是德国犹太老板离开中国时送给他的，此后就不知所踪。我喜欢枪，对此很在意，刨根问底问过，可惜没有答案。当年清理爷爷奶奶的遗物，其它东西老人身前都交代清楚了的，就这枪，没个说法。去年搬家，父亲翻看了我的枪械的刊物、图集，他说可能是瓦尔特PP。我曾在当年的新浪军事论坛说起过家里曾有过的枪。不过在新浪时是有些虚夸的创作成分在里面。

爷爷、父亲那是见识过战争和侵略的，因此尤其痛恨日本人。我家到我买DC前都一直没有日本品牌的东西，买佳能的DC全是我夫人的缘故，我想买柯达，她非得找她的朋友，她的朋友又不代理柯达，其实也可以帮忙调货，但是在她朋友一再忽悠下，买的佳能。不过DC一直没拿给老爷子看过，老爷子还不知道介是个鬼子货。

当年抗战爷爷原来家和公司都在租界，不需要天天过卡对日本人鞠躬，偶尔走情访友或者帮N4A作点事要过卡，那就是西装革履出行，日本人很势力，一般都不会拦截检查，你真有派头不鞠躬，日本人也不会怎么样。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夜晚疾病，要找那个医生朋友必须要过卡，那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的。我爷爷当年也硬着头皮闯过关。

听父亲还有叔叔说起过，爷爷以前曾经有枪，是德国犹太老板离开中国时送给他的，此后就不知所踪。我喜欢枪，对此很在意，刨根问底问过，可惜没有答案。当年清理爷爷奶奶的遗物，其它东西老人身前都交代清楚了的，就这枪，没个说法。去年搬家，父亲翻看了我的枪械的刊物、图集，他说可能是瓦尔特PP。我曾在当年的新浪军事论坛说起过家里曾有过的枪。不过在新浪时是有些虚夸的创作成分在里面。

父亲当年小学因病休学在家（休了一年学），病情稳定后经常在楼顶露台上晒太阳，所以很喜欢楼顶露台，他在那里就见过KMT的轰炸机轰炸江南造船厂。

在西北，曾见过山脉那边核试验发出的异常的光。
在地窝棚里经历过有微弱震感的人造地震。
他们单位有个司机曾因沙暴迷路而走错岔口误入军事管制区，结果被好吃好喝招待了一个月（核试验基地的外围保卫部队扣人后直接联系北京，北京通过公安系统对这位我见过的伯伯进行严格调查，历时一个月），最后清白没问题，了蒙上眼睛开了很长时间车到国道上才释放。

他们单位还有位司机在某山顶停车冷却发动机，同时对着山下嘘嘘，结果直线距离上很远很远的地方氢弹空爆，他正好眺望远方正对这爆点，眼睛马上失明，好在当年汽车驾驶都是双司机，副手正在折腾发动机，没去遥望天边诗情画意，所以虽然给吓了一大跳，好在没事。于是赶紧开车送下山送到石油部门某医院，人很快就被接走了，送到北京治疗，属于短暂失明，距离远，损伤轻，后来就恢复了视力，就留在北京某干休所工作了。算是因祸得福。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在网上瞎咧咧说当年TG搞核试验草菅人命，起码我听说过的事例说明，那些人的瞎咧咧纯属造谣。

有年我母亲回家探亲，遇到高中同学，她同学也在青海工作，在某石油部门，由于医院发现肿瘤病历比往年多了，于是立即汇报，汇报后马上北京派人下来调查，先是卫生部门、后劳动部门，再后来，最后确认是大气核试验之后，风夹带尘埃通过某个山口集中并加速，再通过一个山脉的支脉减速沉降，加上当时采油一线劳动保护差，生活条件差，体质弱者就容易被诱发肿瘤。后来，这个石油基地逐步就撤了，患病的职工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母亲的同学就是在四川布置安置和后续康复工作的。

另外，有人拿核潜艇说事，吹的玄乎其玄。我大学毕业工作的第一个单位，以前是信箱单位，生产国内曾比较短缺的某战略有色金属。我的车间主任和厂生产部主任都是退伍的海军军人，而且都是核潜艇的艇员，一个是轮机操作，一个是维护和损管，分属两条艇。都是核艇一线人员，两人都健健康康的，都正常结婚生子，子女也都健康。当年还在新浪军事论坛的时候，我把那个粪贴给他们看，他们一致认为胡扯！

父母都说，当年西北还是很复杂的，有涉及核试验的问题，有KMT残兵和吗啡的问题。有次总参测绘大队路过父亲所在单位休整，要进昆仑山进行测绘，父亲作为汽车队的技术骨干和民兵排排长，被单位安排提供汽车修理维护保养方面的后勤支援，必要时要派车去提供实际支援。听官兵们回来后说，发现了一些国外的电台残骸、干电池、帐篷、罐头、损坏的枪械、打过的弹壳等，还找到过K军被风干后的尸体。60年代还遇到过部队清剿吗啡。70年代有次坐火车，前面一趟车一截车厢被炸，父母所乘的车到那个站后，为抢救需要，D\T员被动员到临时医疗站献血。听说一个军医（医疗队去过父亲所在矿，认识父亲）说，重伤的乘警说是个WWR人用军用爆炸物引爆的，有位乘客找乘警反应反常情况，乘警去前去的过程中，爆炸了……

父亲当年小学因病休学在家（休了一年学），病情稳定后经常在楼顶露台上晒太阳，所以很喜欢楼顶露台，他在那里就见过KMT的轰炸机轰炸江南造船厂。

在西北，曾见过山脉那边核试验发出的异常的光。
在地窝棚里经历过有微弱震感的人造地震。
他们单位有个司机曾因沙暴迷路而走错岔口误入军事管制区，结果被好吃好喝招待了一个月（核试验基地的外围保卫部队扣人后直接联系北京，北京通过公安系统对这位我见过的伯伯进行严格调查，历时一个月），最后清白没问题，了蒙上眼睛开了很长时间车到国道上才释放。

他们单位还有位司机在某山顶停车冷却发动机，同时对着山下嘘嘘，结果直线距离上很远很远的地方氢弹空爆，他正好眺望远方正对这爆点，眼睛马上失明，好在当年汽车驾驶都是双司机，副手正在折腾发动机，没去遥望天边诗情画意，所以虽然给吓了一大跳，好在没事。于是赶紧开车送下山送到石油部门某医院，人很快就被接走了，送到北京治疗，属于短暂失明，距离远，损伤轻，后来就恢复了视力，就留在北京某干休所工作了。算是因祸得福。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在网上瞎咧咧说当年TG搞核试验草菅人命，起码我听说过的事例说明，那些人的瞎咧咧纯属造谣。

有年我母亲回家探亲，遇到高中同学，她同学也在青海工作，在某石油部门，由于医院发现肿瘤病历比往年多了，于是立即汇报，汇报后马上北京派人下来调查，先是卫生部门、后劳动部门，再后来，最后确认是大气核试验之后，风夹带尘埃通过某个山口集中并加速，再通过一个山脉的支脉减速沉降，加上当时采油一线劳动保护差，生活条件差，体质弱者就容易被诱发肿瘤。后来，这个石油基地逐步就撤了，患病的职工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母亲的同学就是在四川布置安置和后续康复工作的。

另外，有人拿核潜艇说事，吹的玄乎其玄。我大学毕业工作的第一个单位，以前是信箱单位，生产国内曾比较短缺的某战略有色金属。我的车间主任和厂生产部主任都是退伍的海军军人，而且都是核潜艇的艇员，一个是轮机操作，一个是维护和损管，分属两条艇。都是核艇一线人员，两人都健健康康的，都正常结婚生子，子女也都健康。当年还在新浪军事论坛的时候，我把那个粪贴给他们看，他们一致认为胡扯！

父母都说，当年西北还是很复杂的，有涉及核试验的问题，有KMT残兵和吗啡的问题。有次总参测绘大队路过父亲所在单位休整，要进昆仑山进行测绘，父亲作为汽车队的技术骨干和民兵排排长，被单位安排提供汽车修理维护保养方面的后勤支援，必要时要派车去提供实际支援。听官兵们回来后说，发现了一些国外的电台残骸、干电池、帐篷、罐头、损坏的枪械、打过的弹壳等，还找到过K军被风干后的尸体。60年代还遇到过部队清剿吗啡。70年代有次坐火车，前面一趟车一截车厢被炸，父母所乘的车到那个站后，为抢救需要，D\T员被动员到临时医疗站献血。听说一个军医（医疗队去过父亲所在矿，认识父亲）说，重伤的乘警说是个WWR人用军用爆炸物引爆的，有位乘客找乘警反应反常情况，乘警去前去的过程中，爆炸了……

父母结婚后分了个地窝棚，就是挖地挖下去修的半埋式的房子，层高的2/3甚至是3/4在地下，只有1/3甚至1/4露在地面以上，这样冬季保暖效果好，且承受风压小，建筑成本低。我是在职工医院出生的，生下来以后，母亲的朋友们在医院照料，让我父亲回家炖鸡煮鸡蛋，结果那天下了接近暴雪程度的大学，出医院门是从窗口跳出去的，因为门给封了，需要铲雪。到家就更不用说了，全埋！于是父亲和他的朋友、要好的同事一起先帮父亲铲雪开门。80年代后再回矿，分的是一间曾当做器材库的教室，父母自己动手加固房屋，砌火墙、火炕。另外还建了玻璃温室种花种蔬菜，爷爷从上海寄菜籽给他们。总算能在夏秋季节吃到新鲜蔬菜了。自己种的西红柿加上从甘肃运来的西红柿在入冬前自己加工西红柿罐头，就用医院的输液瓶作罐头容器。

在西北生活艰难，菜比肉金贵，就是肉也麻烦。没有严格的检疫，很容易出问题，最怕的就是米猪肉，所以父亲很早就从上海带了高压锅到青海，当年我们国家还没有居民用高压锅，当时的高压锅是抄资本家的家抄来的解放前从美国进口的高压锅，其实单位食堂有配发的大型高压锅，可是大师傅文化素质低，用不来，食堂领导怕出事，不敢用，结果就成了存米面的容器。而我父亲则是矿上第一个用高压锅的，可以不再忍受夹生饭和面条，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用途就是炖猪肉！父亲的一位朋友曾学过畜牧，知道矿上的猪都没经过检验，难免有米猪肉，所以跟我父亲说要用高压锅长时间炖煮。而事实上，确实出过问题，父亲认识的一位上海老乡，矿山机械工程师，无缘故头痛，找不到毛病，到后来无法工作了，于是办了病退回上海，当时上海的医院经过检查怀疑就是寄生虫进入了脑部，但是当时的条件没有把握确诊，也就更不敢开颅了。结果只能是等死，那位工程师很豁达，签了捐献遗体的志愿书，去世后解剖，医生对处理后事的矿工会的人说：不寒而栗！颅内密密麻麻的虫！

有鉴于此，矿工会立即在上海采购了一大批高压锅，还打报告要求上级排动物检疫专业人员并配备必要的物资。

高原地区，人的生理机能都发生了变化，心脏一般比内地的大一些，血红素普遍高，有少数人高到一定程度不得不放血治疗。小感冒如果不注意休息、饮食和及时医治，很可能转成肺炎直至肺水肿、脑水肿而丧命，矿所在地3000米，还稍微好点，4000米以上感冒就是大忌！

由于新鲜蔬菜匮乏，加之缺氧，牙龈萎缩严重，很多人不到50就牙齿松动。

父母和他们的同事们就是在60年代那个艰难的岁月在这个戈壁荒滩上扎根，为国家供应了大量优质的矿产加工品。后来距离矿大约100来公里发现了一座中小型的油田，总算是有了个可串门的地方，否则哪里周围几百公里除了公路道班，那就荒芜人烟，矿朝西北方向被人戏称：到过月球没有？没去过的话可以到矿上看看，这和月球差不多。东南方向有个咸水湖，有少量耐盐碱的湿地植物。

不过时代还是在前进，目前附近在十二五期间将修建一个支线机场，另外一条铁路将从那里经过，十二五期间动工。

父母结婚后分了个地窝棚，就是挖地挖下去修的半埋式的房子，层高的2/3甚至是3/4在地下，只有1/3甚至1/4露在地面以上，这样冬季保暖效果好，且承受风压小，建筑成本低。我是在职工医院出生的，生下来以后，母亲的朋友们在医院照料，让我父亲回家炖鸡煮鸡蛋，结果那天下了接近暴雪程度的大学，出医院门是从窗口跳出去的，因为门给封了，需要铲雪。到家就更不用说了，全埋！于是父亲和他的朋友、要好的同事一起先帮父亲铲雪开门。80年代后再回矿，分的是一间曾当做器材库的教室，父母自己动手加固房屋，砌火墙、火炕。另外还建了玻璃温室种花种蔬菜，爷爷从上海寄菜籽给他们。总算能在夏秋季节吃到新鲜蔬菜了。自己种的西红柿加上从甘肃运来的西红柿在入冬前自己加工西红柿罐头，就用医院的输液瓶作罐头容器。

在西北生活艰难，菜比肉金贵，就是肉也麻烦。没有严格的检疫，很容易出问题，最怕的就是米猪肉，所以父亲很早就从上海带了高压锅到青海，当年我们国家还没有居民用高压锅，当时的高压锅是抄资本家的家抄来的解放前从美国进口的高压锅，其实单位食堂有配发的大型高压锅，可是大师傅文化素质低，用不来，食堂领导怕出事，不敢用，结果就成了存米面的容器。而我父亲则是矿上第一个用高压锅的，可以不再忍受夹生饭和面条，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用途就是炖猪肉！父亲的一位朋友曾学过畜牧，知道矿上的猪都没经过检验，难免有米猪肉，所以跟我父亲说要用高压锅长时间炖煮。而事实上，确实出过问题，父亲认识的一位上海老乡，矿山机械工程师，无缘故头痛，找不到毛病，到后来无法工作了，于是办了病退回上海，当时上海的医院经过检查怀疑就是寄生虫进入了脑部，但是当时的条件没有把握确诊，也就更不敢开颅了。结果只能是等死，那位工程师很豁达，签了捐献遗体的志愿书，去世后解剖，医生对处理后事的矿工会的人说：不寒而栗！颅内密密麻麻的虫！

有鉴于此，矿工会立即在上海采购了一大批高压锅，还打报告要求上级排动物检疫专业人员并配备必要的物资。

高原地区，人的生理机能都发生了变化，心脏一般比内地的大一些，血红素普遍高，有少数人高到一定程度不得不放血治疗。小感冒如果不注意休息、饮食和及时医治，很可能转成肺炎直至肺水肿、脑水肿而丧命，矿所在地3000米，还稍微好点，4000米以上感冒就是大忌！

由于新鲜蔬菜匮乏，加之缺氧，牙龈萎缩严重，很多人不到50就牙齿松动。

父母和他们的同事们就是在60年代那个艰难的岁月在这个戈壁荒滩上扎根，为国家供应了大量优质的矿产加工品。后来距离矿大约100来公里发现了一座中小型的油田，总算是有了个可串门的地方，否则哪里周围几百公里除了公路道班，那就荒芜人烟，矿朝西北方向被人戏称：到过月球没有？没去过的话可以到矿上看看，这和月球差不多。东南方向有个咸水湖，有少量耐盐碱的湿地植物。

不过时代还是在前进，目前附近在十二五期间将修建一个支线机场，另外一条铁路将从那里经过，十二五期间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