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唐朝黔州有驴

浅说唐朝黔州有驴


作者：95飞龙在天

（一）

     柳宗元有《黔之驴》一文，大家一定熟悉。现在我们将贵州省简称为“黔”，但在唐朝并没有贵州省这个称谓。那时有“省”，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虽然也是国家机关，却和目前的省不是一个概念，省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起始于元朝。对应于今天的省市县三级，唐朝是道州县。唐朝时有“贵州”，这个“贵州”自然是地市级的区划，在今天广西贵港市。那么这个“黔”是什么呢？唐朝时有黔中道，地在今天的贵州和川东，治所在黔州。黔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市彭水县。
以上是对唐朝时的区划的简单描述，柳宗元所说的“黔”是指黔中道还是黔州，文中并无具体说明。唐朝时期的许多与“黔”有关的文章，也是要看上下文自己揣度，亦如今天说“吉林”，到底是指吉林省还是吉林市一样！如果黔之驴的黔是指黔中道，则虽不能说黔就是贵州省，也不能说与贵州省无关；但如果黔是指黔州，则依据目前的区划，黔非但与贵州省无关，也与四川省无关，特指重庆市的一县。
最近的几年，有很多的文章论述：黔之驴中的黔不是特指贵州（这个自然），而是特指黔州，也就是重庆。那么如果黔是黔州，黔之驴开篇所说的“黔无驴”就应该理解为“黔州无驴”。笔者不才，略撰小文，浅说一下唐朝黔州有驴。

（二）

黔州在隋朝时叫：黔安郡，领有两县，千余户；唐朝初期黔州领六县，人口也不过四千余户。秦汉时期，两千户为乡、万户为县。黔州地远人稀，却可以和扬州、苏州一样成为“省政府所在地”完全来自他优越的地理位置。
黔州地处乌江下游，乌江在唐朝时叫：涪陵江。其实黔中道就是沿着乌江流域设置的。黔州沿着乌江进入长江，也就到了涪陵了。逆江而上可以去成都，顺流出三峡可以去江陵，北上可以去长安。而且黔州自己也可以取到万州，走山路去长安。同时，他这里还可通云南，云南在进入南诏国以后，这里就是一条沟通的渠道。逆乌江而上在当时的条件下，航行有一定的风险，加之上游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商品交换，所以不是很通畅。可不通畅并不表示不通，唐朝时从黔州可以溯江到达费州，费州就是现在贵州省的思南县。反复被人引用的黔之驴是被“船载以入”而贵州省当时不通水路之说，是不对的。考虑到本文不讨论这个，也就点到为止。
既然是交通枢纽，那么我就先说说驿路……

                             （三）

唐朝国力强盛疆域广大，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全国范围的通讯体系尤为重要。这个通讯体系就是驿传，而传递依赖的主要是驿马（也称传马）。唐朝“以三十里为一驿”，军事化管理。大宗的货物有牛马以车运，而大量的文书等物是依靠骑马来传送的。
唐朝时内外征战频繁，马是军用物资，管理严格。但是，非军用同时级别不够的人员是不可以使用马的。因此，在驿站中除了有驿马还有大量的驿驴，用于次要物资的传送和低等人员使用。《唐律疏议》中有大量记载是“驴马”一起的，如“府内官马及传送马驴”“ 水驿有舟。凡传驿马驴，每岁上其死损、肥瘠之数”。当时，一品官员给马八匹、二品马六匹、六匹以下非急事驿站不提供马而是驴。就是急事也是去时给马，回来骑驴，从属官员一律骑驴。
由于马匹的金贵和国家的硬性规定，有些钱的百姓出行也是大量依靠驴的。因此在唐朝“赁驴”是很普遍的。日本僧人记载是“五十文一天”。 《通典》卷7述唐开元间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陆路交通景况有云：“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而黔州是交通枢纽，竟无驴，似不妥……

                          （四）

黔州除了是“交通要道兼省政府”之外，还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流放犯人的地方。类似于后来清朝的宁古塔和伊犁。黔州之所以能够成为流放犯人的重要地点，我个人认为一个是交通便利，一个是地理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交通虽然便利却只有一条道能回来，往前跑都是“蛮夷”不会支持你另立中央。宁古塔和伊犁其实也是这样的原因。由此黔州在柳宗元出生之前就迎来了两个废太子和两个李姓王，可他们似乎都不如那个舅舅长孙无忌有名。
他们这些人与驴有啥关系呢？当然有关系，他们是咋去的呢！陆路的时候，这么高级的犯人是不必自己溜达着去的。要么是囚车或是被押运的普通的车，也可以是骑马。。《唐律疏议》卷三《名例》“诸流配人在道”条：“行程，依令：‘马，日行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长孙无忌如何也不会是骑驴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史料记载“戊戌，太尉、扬州都督、赵国公无忌带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依旧准一品供给。”我前面已经说过一品驿站是要提供马八匹的，但咱这位爷貌似不会自己个去吧，那一帮下人莫不是骑驴？！

                       （五）

黔中道在唐朝时有一半的州是羁縻州。各色诸“蛮”还很和谐。不想到了天宝年间，唐与南诏战端突起，此后长时间彼此征伐。虽说主战场不知黔州，但南诏也曾攻打过黔州，还通过黔州派信使求和。战争离不开战马，云南有著名的滇马，且一度对宋王朝贡献很大。唐时南诏的畜牧业是“六畜兴旺”。据《西洱河风土记》和《蛮书》说“畜产有猪、羊、猫、犬、骡、驴、豹、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
驴子是劣畜，战争双方都是以马为神驹的。但巴蜀之地，大车恐难充分展开，补给和打杂的工作有相当估计就是由驴子完成的。我如此说也是因为唐朝的许多战役都是有驴参与补给的。黔州正处于唐与南诏战争中，四战之地驴子会“至则无可用”，显然说不过去。

                       （六）

黔州还是著名的内陆产盐区，盐丹文化历史悠久。柳河东黔之驴的寓言可能不会发生在现实世界里的彭水县，倒是伊索寓言里运盐的驴子的故事可能会发生。

                       （七）

凡此种种都只是推测，可惜两唐史中并无黔州与驴之间关系的记载。我也就姑且说说黔州周边地区发现的有驴子的案例。
岐阳庄淑公主：她是唐宪宗的女儿，出生时柳宗元已经快要作古了。她下嫁杜悰，我们这个驸马爷后来做了澧州刺史，澧州在现在湖南省常德市澧县。人家这小媳妇就“与偕，从者不二十婢，乘驴，不肉食，州县供具，拒不受。”多好的人呀！
崔国辅：他是唐朝一个诗人，与李白、杜甫、孟浩然有交往。他一度被贬为竟陵司马，竟陵就是现在湖北天门市。他在竟陵遇到了一位从重庆出三峡过来的年轻人，此人不是别人，竟是茶圣陆羽。两人相交甚欢，后陆羽离开时，崔国辅对陆羽说：“予有襄阳太守李憕所遗白驴、乌犎牛各一头，及卢黄门所遗文槐书函一枚，此物皆己之所惜者，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赠。”
郭英乂：此人在安史之乱玄宗避祸四川的时候，为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他在成都任上“肆行不轨，无所忌惮。……又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未尝问百姓间事，人颇怨之。”后来为崔宁（那时还叫崔旰）所败，被杀。
可见，湖南、湖北和四川都有驴，单单重庆没有，似乎不太正常。

                        （八）

行文至此，有关主题的内容也就结束了。我只是浅说唐朝黔州有驴，以回应那些信誓旦旦的专家。至于说贵州是否有驴，则不在我的讨论之中。我只是驳论，不去立论。因为前面已经说明柳宗元的时代没有贵州省的概念。且通过一则寓言来考证历史，似乎也不妥当。
但仅就我个人而言，还是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贵州。因为“船以载之，至则无可用”，唐朝时从黔州出发，逆乌江而上只能艰难的到达贵州东北部，而那里又是黔中道普通州和羁縻州的分界地带。那里地广人稀，当地“蛮族” 不稼不穑，似乎可以解释以上。当然我是不会“一定、确定以及肯定的”，这个猜想全做笑谈。
另外，从感情上似乎也应该是贵州。因为与贵州有关的成语，我们一定会想到：黔驴技穷和夜郎自大。在夜郎自大中，从中原进入贵州的汉使见到了贵州当地的王，这个王因为无知和狂妄而致国灭，贵州主场惜败；在黔驴技穷中，从中原进入贵州的驴子见到了贵州当地的虎，这个驴因为无知和狂妄而致身死，贵州主场大胜。这一胜一败是不是很公平呢！

                           （九）

以下是一些闲话。
季羡林老人家在年轻时曾考据，黔之驴这个故事是来自印度寓言的再加工。这下好了，谁也不要抢了，这个驴子出国了。而且这个寓言在印度有好几个版本，大体上都是驴子披上兽皮（有虎皮、狮皮和豹皮）冒充野兽，不想一声鸣叫暴露了自己，以至身死。
我看到这个文章是在季老去世后不久，当时就想，如果季老不是研究梵文而是波斯文，兴许这头驴就来自伊朗了。为撰此帖，我翻了写资料，还真有学者认为这驴是波斯驴。因为中国本土的驴小而波斯驴大，且波斯驴鸣叫十分吓人。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就记录了，大流士在与蛮族战斗堪堪要败之时，本队中的驴鸣叫，吓得对方骑兵的马匹向回跑，胜负戏剧性的改变了。由此认为柳笔下的“虎见之，庞然大物也”“ 驴一鸣，虎大骇，远遁”应该是波斯驴。

                           （十）

柳宗元的这个寓言无论是否是对国外作品的修改，至少对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对驴的声誉产生了变化。不能说一文就改变了一切，但至少是个分水岭。
我国有野生的藏野驴，但世界上所有驯化的驴都来自对非洲野驴的驯养。因此，我国先民有包括马在内的六畜的时代，并无驴子。顾炎武认为驴是战国后期进入中国，而“驴”字是西北的秦人所造。在汉朝丝路畅通后才大规模养殖的。汉武帝称驴为“奇畜”，放养在上林苑。那时驴子的价格顶得上一匹千里马，汉灵帝甚至亲自驾驴车“以为大乐”。
诸葛瑾与驴的故事，来自于冯梦龙的小说，不见于三国志。一方面孙权也不会这么扯，拿重臣开玩笑；另一方面，驴在当时也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好驴鸣，他死后他的朋友曹丕带头以学驴鸣的方式为他送葬。这个记载来自南朝宋的《世说新语》，可见在南北朝初期，驴还很风雅。
据《唐摭言》记载，唐朝时非但一般人不能骑马，有时候连进士都不能骑马。所以，唐朝的文人对驴是有感情的，因为他们大体都不是骑马阶级。因此检索两唐书的驴字还没有全唐诗多呢！比如，灞陵风雪里的孟浩然、“骑驴三十载”的杜甫、推敲的贾岛、觅句的李贺等等……

浅说唐朝黔州有驴


作者：95飞龙在天

（一）

     柳宗元有《黔之驴》一文，大家一定熟悉。现在我们将贵州省简称为“黔”，但在唐朝并没有贵州省这个称谓。那时有“省”，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虽然也是国家机关，却和目前的省不是一个概念，省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起始于元朝。对应于今天的省市县三级，唐朝是道州县。唐朝时有“贵州”，这个“贵州”自然是地市级的区划，在今天广西贵港市。那么这个“黔”是什么呢？唐朝时有黔中道，地在今天的贵州和川东，治所在黔州。黔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市彭水县。
以上是对唐朝时的区划的简单描述，柳宗元所说的“黔”是指黔中道还是黔州，文中并无具体说明。唐朝时期的许多与“黔”有关的文章，也是要看上下文自己揣度，亦如今天说“吉林”，到底是指吉林省还是吉林市一样！如果黔之驴的黔是指黔中道，则虽不能说黔就是贵州省，也不能说与贵州省无关；但如果黔是指黔州，则依据目前的区划，黔非但与贵州省无关，也与四川省无关，特指重庆市的一县。
最近的几年，有很多的文章论述：黔之驴中的黔不是特指贵州（这个自然），而是特指黔州，也就是重庆。那么如果黔是黔州，黔之驴开篇所说的“黔无驴”就应该理解为“黔州无驴”。笔者不才，略撰小文，浅说一下唐朝黔州有驴。

（二）

黔州在隋朝时叫：黔安郡，领有两县，千余户；唐朝初期黔州领六县，人口也不过四千余户。秦汉时期，两千户为乡、万户为县。黔州地远人稀，却可以和扬州、苏州一样成为“省政府所在地”完全来自他优越的地理位置。
黔州地处乌江下游，乌江在唐朝时叫：涪陵江。其实黔中道就是沿着乌江流域设置的。黔州沿着乌江进入长江，也就到了涪陵了。逆江而上可以去成都，顺流出三峡可以去江陵，北上可以去长安。而且黔州自己也可以取到万州，走山路去长安。同时，他这里还可通云南，云南在进入南诏国以后，这里就是一条沟通的渠道。逆乌江而上在当时的条件下，航行有一定的风险，加之上游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商品交换，所以不是很通畅。可不通畅并不表示不通，唐朝时从黔州可以溯江到达费州，费州就是现在贵州省的思南县。反复被人引用的黔之驴是被“船载以入”而贵州省当时不通水路之说，是不对的。考虑到本文不讨论这个，也就点到为止。
既然是交通枢纽，那么我就先说说驿路……

                             （三）

唐朝国力强盛疆域广大，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全国范围的通讯体系尤为重要。这个通讯体系就是驿传，而传递依赖的主要是驿马（也称传马）。唐朝“以三十里为一驿”，军事化管理。大宗的货物有牛马以车运，而大量的文书等物是依靠骑马来传送的。
唐朝时内外征战频繁，马是军用物资，管理严格。但是，非军用同时级别不够的人员是不可以使用马的。因此，在驿站中除了有驿马还有大量的驿驴，用于次要物资的传送和低等人员使用。《唐律疏议》中有大量记载是“驴马”一起的，如“府内官马及传送马驴”“ 水驿有舟。凡传驿马驴，每岁上其死损、肥瘠之数”。当时，一品官员给马八匹、二品马六匹、六匹以下非急事驿站不提供马而是驴。就是急事也是去时给马，回来骑驴，从属官员一律骑驴。
由于马匹的金贵和国家的硬性规定，有些钱的百姓出行也是大量依靠驴的。因此在唐朝“赁驴”是很普遍的。日本僧人记载是“五十文一天”。 《通典》卷7述唐开元间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陆路交通景况有云：“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而黔州是交通枢纽，竟无驴，似不妥……

                          （四）

黔州除了是“交通要道兼省政府”之外，还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流放犯人的地方。类似于后来清朝的宁古塔和伊犁。黔州之所以能够成为流放犯人的重要地点，我个人认为一个是交通便利，一个是地理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交通虽然便利却只有一条道能回来，往前跑都是“蛮夷”不会支持你另立中央。宁古塔和伊犁其实也是这样的原因。由此黔州在柳宗元出生之前就迎来了两个废太子和两个李姓王，可他们似乎都不如那个舅舅长孙无忌有名。
他们这些人与驴有啥关系呢？当然有关系，他们是咋去的呢！陆路的时候，这么高级的犯人是不必自己溜达着去的。要么是囚车或是被押运的普通的车，也可以是骑马。。《唐律疏议》卷三《名例》“诸流配人在道”条：“行程，依令：‘马，日行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长孙无忌如何也不会是骑驴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史料记载“戊戌，太尉、扬州都督、赵国公无忌带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依旧准一品供给。”我前面已经说过一品驿站是要提供马八匹的，但咱这位爷貌似不会自己个去吧，那一帮下人莫不是骑驴？！

                       （五）

黔中道在唐朝时有一半的州是羁縻州。各色诸“蛮”还很和谐。不想到了天宝年间，唐与南诏战端突起，此后长时间彼此征伐。虽说主战场不知黔州，但南诏也曾攻打过黔州，还通过黔州派信使求和。战争离不开战马，云南有著名的滇马，且一度对宋王朝贡献很大。唐时南诏的畜牧业是“六畜兴旺”。据《西洱河风土记》和《蛮书》说“畜产有猪、羊、猫、犬、骡、驴、豹、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
驴子是劣畜，战争双方都是以马为神驹的。但巴蜀之地，大车恐难充分展开，补给和打杂的工作有相当估计就是由驴子完成的。我如此说也是因为唐朝的许多战役都是有驴参与补给的。黔州正处于唐与南诏战争中，四战之地驴子会“至则无可用”，显然说不过去。

                       （六）

黔州还是著名的内陆产盐区，盐丹文化历史悠久。柳河东黔之驴的寓言可能不会发生在现实世界里的彭水县，倒是伊索寓言里运盐的驴子的故事可能会发生。

                       （七）

凡此种种都只是推测，可惜两唐史中并无黔州与驴之间关系的记载。我也就姑且说说黔州周边地区发现的有驴子的案例。
岐阳庄淑公主：她是唐宪宗的女儿，出生时柳宗元已经快要作古了。她下嫁杜悰，我们这个驸马爷后来做了澧州刺史，澧州在现在湖南省常德市澧县。人家这小媳妇就“与偕，从者不二十婢，乘驴，不肉食，州县供具，拒不受。”多好的人呀！
崔国辅：他是唐朝一个诗人，与李白、杜甫、孟浩然有交往。他一度被贬为竟陵司马，竟陵就是现在湖北天门市。他在竟陵遇到了一位从重庆出三峡过来的年轻人，此人不是别人，竟是茶圣陆羽。两人相交甚欢，后陆羽离开时，崔国辅对陆羽说：“予有襄阳太守李憕所遗白驴、乌犎牛各一头，及卢黄门所遗文槐书函一枚，此物皆己之所惜者，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赠。”
郭英乂：此人在安史之乱玄宗避祸四川的时候，为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他在成都任上“肆行不轨，无所忌惮。……又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未尝问百姓间事，人颇怨之。”后来为崔宁（那时还叫崔旰）所败，被杀。
可见，湖南、湖北和四川都有驴，单单重庆没有，似乎不太正常。

                        （八）

行文至此，有关主题的内容也就结束了。我只是浅说唐朝黔州有驴，以回应那些信誓旦旦的专家。至于说贵州是否有驴，则不在我的讨论之中。我只是驳论，不去立论。因为前面已经说明柳宗元的时代没有贵州省的概念。且通过一则寓言来考证历史，似乎也不妥当。
但仅就我个人而言，还是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贵州。因为“船以载之，至则无可用”，唐朝时从黔州出发，逆乌江而上只能艰难的到达贵州东北部，而那里又是黔中道普通州和羁縻州的分界地带。那里地广人稀，当地“蛮族” 不稼不穑，似乎可以解释以上。当然我是不会“一定、确定以及肯定的”，这个猜想全做笑谈。
另外，从感情上似乎也应该是贵州。因为与贵州有关的成语，我们一定会想到：黔驴技穷和夜郎自大。在夜郎自大中，从中原进入贵州的汉使见到了贵州当地的王，这个王因为无知和狂妄而致国灭，贵州主场惜败；在黔驴技穷中，从中原进入贵州的驴子见到了贵州当地的虎，这个驴因为无知和狂妄而致身死，贵州主场大胜。这一胜一败是不是很公平呢！

                           （九）

以下是一些闲话。
季羡林老人家在年轻时曾考据，黔之驴这个故事是来自印度寓言的再加工。这下好了，谁也不要抢了，这个驴子出国了。而且这个寓言在印度有好几个版本，大体上都是驴子披上兽皮（有虎皮、狮皮和豹皮）冒充野兽，不想一声鸣叫暴露了自己，以至身死。
我看到这个文章是在季老去世后不久，当时就想，如果季老不是研究梵文而是波斯文，兴许这头驴就来自伊朗了。为撰此帖，我翻了写资料，还真有学者认为这驴是波斯驴。因为中国本土的驴小而波斯驴大，且波斯驴鸣叫十分吓人。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就记录了，大流士在与蛮族战斗堪堪要败之时，本队中的驴鸣叫，吓得对方骑兵的马匹向回跑，胜负戏剧性的改变了。由此认为柳笔下的“虎见之，庞然大物也”“ 驴一鸣，虎大骇，远遁”应该是波斯驴。

                           （十）

柳宗元的这个寓言无论是否是对国外作品的修改，至少对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对驴的声誉产生了变化。不能说一文就改变了一切，但至少是个分水岭。
我国有野生的藏野驴，但世界上所有驯化的驴都来自对非洲野驴的驯养。因此，我国先民有包括马在内的六畜的时代，并无驴子。顾炎武认为驴是战国后期进入中国，而“驴”字是西北的秦人所造。在汉朝丝路畅通后才大规模养殖的。汉武帝称驴为“奇畜”，放养在上林苑。那时驴子的价格顶得上一匹千里马，汉灵帝甚至亲自驾驴车“以为大乐”。
诸葛瑾与驴的故事，来自于冯梦龙的小说，不见于三国志。一方面孙权也不会这么扯，拿重臣开玩笑；另一方面，驴在当时也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好驴鸣，他死后他的朋友曹丕带头以学驴鸣的方式为他送葬。这个记载来自南朝宋的《世说新语》，可见在南北朝初期，驴还很风雅。
据《唐摭言》记载，唐朝时非但一般人不能骑马，有时候连进士都不能骑马。所以，唐朝的文人对驴是有感情的，因为他们大体都不是骑马阶级。因此检索两唐书的驴字还没有全唐诗多呢！比如，灞陵风雪里的孟浩然、“骑驴三十载”的杜甫、推敲的贾岛、觅句的李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