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问题总结

     这东西本来是在卡扎菲被击毙的第二天写的，可是写了一大半以后烂尾了。之后一个月被消耗在了《反杜林论》、《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和《共产党宣言》以及《战争论》第三卷里，外带着纯粹消磨时间的骑马与砍杀。刚才从草稿堆里给捡出来打算整理整理，教授说的比较对——这文章应该分成三半，因为任何时候想单纯的从一个方面分析问题的本质都是不科学和不客观的，如果加上所有的线索都交缠在一起这一现象那对阐述问题的本质这一目的来说无疑又是一场灾难。因此先整理第一和第二段，在《利比亚问题浅析》里我已经对利比亚问题的起因和本质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阐述，在这里可以不再多说，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说明了卡扎菲在的黎波里丢失之后的作战上所犯下的军事错误以及造成这些错误的部分客观因素——主要是在军事因素背后的政治因素——故而，整理的部分可以起一个小标题：政治以及军事问题。
      今年的9月1号左右我写过篇文章，题目叫《利比亚问题浅析》，文中说明了利比亚反对派（其实现在应该叫现政府了）将要在两个月内控制利比亚全境（当然现在这已经是被证实的消息了）。我在当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对卡扎菲余部与过渡委的战斗进行了考量，首先是双方的政治斗争，当时我认为，“除非他有足够的实际能力或者政治影响力可以迅速召集较大规模的力量进行反攻……那么还有得一拼。”而事实证明卡扎菲没有做到这一点，他的军队是越打越少，而不是“军民团结如一人”；同时还有二者的军事斗争，鄙人那时认为“通过一个相当大的决定性胜利或者一系列小的军事胜利来挽回军事上的劣势、 重新控制一定面积的国土……比如回到今年八月初或者七月中旬的战线。”但实际上利比亚卡扎菲方面的部队并没有采取有效的进攻措施，而是始终被分割包围在拜尼沃利德、苏尔特等几座孤城里且彼此基本上并没有联系并形成战略上的联动，最终被一口口吃掉。因此，这二者作为直接原因，加上原本就存在的整体战略态势上的劣势包括意识形态斗争、地缘环境斗争等几个方面，卡扎菲及其部队终于在离两个月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被彻底歼灭，本人身死。
      当时我给“两个月”的期限，首先考虑的是卡扎菲的部队与过渡委的部队在米苏拉塔作战中的表现。从这样的表现中可以看出一支部队的攻坚能力与防御水平，当时双方在米苏拉塔进行了两三个月的拉锯，因此进攻防御能力与米苏拉塔相当、但是战略防御空间较小的苏尔特在一个月左右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其次考虑的是过渡委军队的机动行军/攻击能力，皮卡机动的部队按照轻装甲部队来计算，每日机动能力在100到200公里上下，如果保守估计则是80到150公里。再考虑到攻击前进、搜索前进所需要的谨慎、部队的收拢展开则一日的攻击距离则又要适当的缩短。因此兵临这几座城市脚下大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最后考虑的则是过渡委军队的武德（详见《战争论》第三篇《战略概论》第五章《军队的武德》），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军魂或者战斗精神，这方面过渡委的军队等于0。一支听到炮声就屁滚尿流，冲锋不讲队形，乱哄哄的像赶集、一旦被火力急袭马上作鸟兽散的部队是没有任何武德可言的。因此，最后我觉得，如果整体的战略态势一直保持对于过渡委的优势、且卡扎菲的劣势没有任何改观，就应该是一到两个月。
     当然，现在这已经被证明了。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再多讲什么，如果说多了就像克劳塞维茨说的战争史研究，“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像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使人反感了”（《战争论》第二篇《论战争理论》第五章《批判》，第150页）。因此，我们还是首先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被卡扎菲丢了的那一刻开始说起，简单的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政治和军事上卡扎菲都没有扳回来一分，最后落得了个战死沙场的结局。
      首先谈谈政治要素。众所周知，利比亚从国家性质上来讲并不能算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式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由数百个部族集合之后加上一个中央的领导然后构成的国家。构成国家的各个部族又存在相当的独立性：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存在由部族长老DC的政治领导系统，存在以YSL教法与族法组成的部族法规体系；而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又有以对长老的崇拜与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绝对服从的社会体系；再从YSL社会一直以来的文化传统来看，个人对于部族的认同大于对国家的认同。故而从整体上来讲，作为各个部族社会的普通人服从的是部族长老的领导而不是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而以上的几个原因——政治半独立、法律半独立、民族认同加上个别部族甚至还有独立的武装力量——造成了部族长老偕同部族与国家中央政府的关系又更像是中世纪时期领主与国王的关系：国家的集权统治能力很低，很多政令无法上传下达，存在不同程度的地方割据倾向与割据势力，个别割据势力甚至有取代中央政权的趋势等等。中央与各个部族的关系仅仅依靠脆弱的纽带来维持：不同的是中世纪时代的领主为了宗教因素而向国王宣誓效忠，一旦背叛则有被逐出教会的危险，也就是反叛的成本较高；而利比亚这样一个上层建立着一个世俗国家外壳、基础却保留着大量封建残余的国家，这种脆弱的纽带只会比中世纪封建领主与国王的关系更加不可靠——这是一种单纯的利益方面的维系而不是基于宗教的偶像崇拜及其约束力的效忠，若是存在较大的共同利益或者中央政府合理分配较大利益的时刻各地部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会较为和平，而当利益分配出现不均或者出现更多利益，这种利益方面的维系很容易断裂。GR崇拜的话还会有一个上帝供领主们感到恐惧，有奶便是娘只会让领主们成为随风倒的墙头草。本次利比亚内战，充分体现了这种国家组织在内战中的弊病：随着过渡委在战略上渐渐占据优势，倒向他们的部族也越来越多；而当卡扎菲又取得一定的阶段性胜利的时刻，又有几个部族倒了回去。因此，在卡扎菲丢了首都、整体战略态势全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那些唯利是图的部族是不会有几个站出来为他而战的。卡扎菲的个人政治领导能力主要体现在对于部族的统治上，在利比亚民族主义一直没有多大效果的情况下卡扎菲能做的仅仅是通过利益分配来控制、均衡部族之间的关系，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可以提供给各个部族的利益，一言以蔽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没有部族首领支持的情况下他的个人号召力实在有限——部族群众只会听长老的话，这是伊斯兰国家的一大特色，比如阿富汗的部族，在投票时就出现过无数次全部族统一支持某个候选人的笑话——因此，虽然反对卡扎菲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部族矛盾要从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可卡扎菲只要以部族为依托，走人民路线，不是没有翻盘的可能的。但是在首都丢失后除了他自己的部族之外，已经没有部族支持他了，也就丧失掉了群众基础。再加上国内的反对派已经占据了战略优势，在战术上也有优势，国际环境更不必说，除了个别有着坚定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的国家在支持他，卡扎菲简直就是鲨鱼群里一只受伤的鲨鱼，血腥味谁都尝了个真切。因此，最后他没有扳回政治上的失分（实事求是的说也没有可能扳回来），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通常所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列宁军事文集》，第231页）。这一考察战争的基本观点不仅是我们考察利比亚战争的基本观点，也在双方的军事对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丢失首都后的卡扎菲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建树的情况下，最终在军事上遭到惨痛失败。这可以说是情理之内，意料之中。没有国际的支持自不必说，没有部族的政治支持比较抽象，如果量化一下就可以看出端倪来：没有了政治支持也就没有了武器弹药、药品物资的补给，甚至连作战地区都没有民众支持——一支脱离了群众的部队是无法作战的。除此之外，最简单的是不会有人员进行补充了。已经被击溃、建制被打散的部队是无法获得胜利的，不仅无法取胜，连恢复战斗都很困难。预备队——在利比亚战场上叫做生力军更合适一点——才是恢复战斗的最大要素。克劳塞维茨认为，“预备队有两个不同的使命： 第一是延长和恢复战斗，第二是应付意外情况……第一个使命以逐次使用兵力能取得利益为前提”（《战争论》第三篇《战略概论》第十三章《战略预备队》，第 217页）。在卡扎菲丢失首都以后我的看法是他必须”通过一个相当大的决定性胜利或者一系列小的军事胜利来挽回军事上的劣势、重新控制一定面积的国土“，要取得这些利益的最大前提就是需要预备队，不管是战略预备队还是战役预备队都是如此。也就是需要生力军的补充。现在他连从部族募兵都无法做到了，自然也就没有了补充部队，也只能困守孤城，最终遭到军事失败。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对于进攻与防御等战争形式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防御战斗的后两种目的（防守一个地点、防守一个目标）不能带来真正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两种目的完全是消极的。只是在有利于达到其它积极目的的情况下，才间接的带来利益。因此，如果这样的战斗过于频繁，就是战略形势恶化的征候。”（第四篇《战斗》第五章《战斗的意义》，第256页）这段话简要的意思就是：消极防御是不可取的。而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更是明确提出： “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6页）。毛主席认为：战略退却是为了战略进攻。但是在卡扎菲丢失首都以后，可以说已经基本没有了战略进攻的本钱，那么困守孤城是不是个好主意呢？
     显然不是。而且可以说是极为糟糕的主意。单纯防守一个或者数个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无法形成战略上的联动的孤立据点（也可以说是数个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筑垒阵地）可以说是一个战局内最坏的情况之一。只要对方存在足够的战役决心，则无论防御方有多少兵力（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防御方往往也没有多少军队可以使用了）、构筑多完善的防御体系也难逃被全歼的命运：困守孤城也就等于切断了自己通过有效的战役机动调动敌人、寻找敌方存在的漏洞并抓住机会寻歼的道路，就是自我摧毁了用有限的部队发挥出超常的战斗力的机会。而仅仅是通过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来迟滞敌人，来消耗敌人的暴力水平。但是无疑的，防御方在这样一种固态的态势下暴力水平是一个不断消减的常数，只要进攻方不断增加暴力水平（以保存战役决心为前提），防御方将会被很快消耗殆尽。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为例，欧洲战场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虽然属于城市作战，但却不能称为一个战局内单纯的防御战斗——红军仅仅是以以上两座城市作为撤退底线，在敌军进入进攻顶点后立即以更大的兵力围绕这些地区进行反攻作战。如果要说单纯的防御，欧洲战场首推柏林战役，亚洲战场首推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结果尽管红军和美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柏林战役、太平洋夺岛战役中的防御方德国陆军、日本帝国陆军也全数被歼。
     有更好的方法吗？我个人觉得，有一些。为了达到获胜的目的，战争的手段不仅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耗敌人力量的两种手段——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人地区，还有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也就是疲惫敌人。“疲惫敌人”的定义解释是：通过持久的军事行动来逐渐消耗敌人的物质力量和消磨敌人的意志（《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第36 页）。疲惫敌人虽然也属于一种单纯的消极抵抗的范畴，但是却是一种尽可能的拉长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扩大作战地区的消极抵抗，在消极抵抗中又有了积极的意义。通过消耗敌人来消磨对手的战役决心，通过选择小的作战目标来累积较大的胜利，目前阿富汗的塔利班游击队和伊拉克抵抗组织选择的正是这种“疲惫敌人”的手段，而且其结果世人也都看到了：塔利班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多；美军在伊拉克阵亡超过4500，受伤超过5万，等于一支整建制师团被重创，而美军目前的整建制师团只有10个，巨大的伤亡已经导致美军无法承受不得不撤军。如果卡扎菲能有更积极的作战意图和更长远的打算，就可以在苏尔特等地停止抵抗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让出城市，同时将部队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拉长作战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给过渡委捣乱，今天这边厢狙击手打死一个过渡委士兵，明天那边厢路边炸弹炸翻过渡委一个皮卡，时不时的稍微集中一下兵力围歼人家一个巡逻队什么的，就像当年奥马尔.穆赫塔尔对抗格拉齐亚尼一样。这种办法虽然短期内看不出成效，但是从长期来看，无疑是比较好的办法。
     不过，从现代战争的特点来考虑，这种作战形式——不仅是设想中的卡扎菲进行的游击战，而且阿富汗、伊拉克等地进行的游击战也是由于技术手段变得极为进步而要受到极大的制约的。在敌人尤其是技术水平极高、协同作战能力极强的正规军的侦察/观通能力都有极大提高的情况下游击战所特有的隐蔽性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空中力量决定战争结果的特点更是让很多游击队没有了用武之地。更为重要的是，游击战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卡扎菲在本部族内存在着一定的群众基础，而在其它部族有无这种基础就很难说了。因此，这二者又形成了制约执行“疲惫敌人”这一意图的因素。
     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更何况过渡委的军队不仅比不上欧美等国的现代化军队，连能不能比得过1920年代的格拉齐亚尼的意大利军队都是个问号；空中力量虽然在击溃卡扎菲主力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空中力量出动的高成本性与高技术性造成了这一力量主导下的战争显然是无法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否则战争成本会超过战争的收益，甚至高得令人难以承受。
     要执行这一积极意图而不是死守孤城取决于作战指挥官的战斗意志与作战决心，能不能想出这样的办法也要看作战指挥官的战术素养。很显然，卡扎菲没有这样的意图。因此，这就是他在丢失的黎波里之后的作战中犯下的一个主要的军事错误以及背后客观的国家政治因素。
     这东西本来是在卡扎菲被击毙的第二天写的，可是写了一大半以后烂尾了。之后一个月被消耗在了《反杜林论》、《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和《共产党宣言》以及《战争论》第三卷里，外带着纯粹消磨时间的骑马与砍杀。刚才从草稿堆里给捡出来打算整理整理，教授说的比较对——这文章应该分成三半，因为任何时候想单纯的从一个方面分析问题的本质都是不科学和不客观的，如果加上所有的线索都交缠在一起这一现象那对阐述问题的本质这一目的来说无疑又是一场灾难。因此先整理第一和第二段，在《利比亚问题浅析》里我已经对利比亚问题的起因和本质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阐述，在这里可以不再多说，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说明了卡扎菲在的黎波里丢失之后的作战上所犯下的军事错误以及造成这些错误的部分客观因素——主要是在军事因素背后的政治因素——故而，整理的部分可以起一个小标题：政治以及军事问题。
      今年的9月1号左右我写过篇文章，题目叫《利比亚问题浅析》，文中说明了利比亚反对派（其实现在应该叫现政府了）将要在两个月内控制利比亚全境（当然现在这已经是被证实的消息了）。我在当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对卡扎菲余部与过渡委的战斗进行了考量，首先是双方的政治斗争，当时我认为，“除非他有足够的实际能力或者政治影响力可以迅速召集较大规模的力量进行反攻……那么还有得一拼。”而事实证明卡扎菲没有做到这一点，他的军队是越打越少，而不是“军民团结如一人”；同时还有二者的军事斗争，鄙人那时认为“通过一个相当大的决定性胜利或者一系列小的军事胜利来挽回军事上的劣势、 重新控制一定面积的国土……比如回到今年八月初或者七月中旬的战线。”但实际上利比亚卡扎菲方面的部队并没有采取有效的进攻措施，而是始终被分割包围在拜尼沃利德、苏尔特等几座孤城里且彼此基本上并没有联系并形成战略上的联动，最终被一口口吃掉。因此，这二者作为直接原因，加上原本就存在的整体战略态势上的劣势包括意识形态斗争、地缘环境斗争等几个方面，卡扎菲及其部队终于在离两个月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被彻底歼灭，本人身死。
      当时我给“两个月”的期限，首先考虑的是卡扎菲的部队与过渡委的部队在米苏拉塔作战中的表现。从这样的表现中可以看出一支部队的攻坚能力与防御水平，当时双方在米苏拉塔进行了两三个月的拉锯，因此进攻防御能力与米苏拉塔相当、但是战略防御空间较小的苏尔特在一个月左右我认为是比较正常的；其次考虑的是过渡委军队的机动行军/攻击能力，皮卡机动的部队按照轻装甲部队来计算，每日机动能力在100到200公里上下，如果保守估计则是80到150公里。再考虑到攻击前进、搜索前进所需要的谨慎、部队的收拢展开则一日的攻击距离则又要适当的缩短。因此兵临这几座城市脚下大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最后考虑的则是过渡委军队的武德（详见《战争论》第三篇《战略概论》第五章《军队的武德》），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军魂或者战斗精神，这方面过渡委的军队等于0。一支听到炮声就屁滚尿流，冲锋不讲队形，乱哄哄的像赶集、一旦被火力急袭马上作鸟兽散的部队是没有任何武德可言的。因此，最后我觉得，如果整体的战略态势一直保持对于过渡委的优势、且卡扎菲的劣势没有任何改观，就应该是一到两个月。
     当然，现在这已经被证明了。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再多讲什么，如果说多了就像克劳塞维茨说的战争史研究，“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像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使人反感了”（《战争论》第二篇《论战争理论》第五章《批判》，第150页）。因此，我们还是首先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被卡扎菲丢了的那一刻开始说起，简单的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政治和军事上卡扎菲都没有扳回来一分，最后落得了个战死沙场的结局。
      首先谈谈政治要素。众所周知，利比亚从国家性质上来讲并不能算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式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由数百个部族集合之后加上一个中央的领导然后构成的国家。构成国家的各个部族又存在相当的独立性：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存在由部族长老DC的政治领导系统，存在以YSL教法与族法组成的部族法规体系；而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又有以对长老的崇拜与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绝对服从的社会体系；再从YSL社会一直以来的文化传统来看，个人对于部族的认同大于对国家的认同。故而从整体上来讲，作为各个部族社会的普通人服从的是部族长老的领导而不是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而以上的几个原因——政治半独立、法律半独立、民族认同加上个别部族甚至还有独立的武装力量——造成了部族长老偕同部族与国家中央政府的关系又更像是中世纪时期领主与国王的关系：国家的集权统治能力很低，很多政令无法上传下达，存在不同程度的地方割据倾向与割据势力，个别割据势力甚至有取代中央政权的趋势等等。中央与各个部族的关系仅仅依靠脆弱的纽带来维持：不同的是中世纪时代的领主为了宗教因素而向国王宣誓效忠，一旦背叛则有被逐出教会的危险，也就是反叛的成本较高；而利比亚这样一个上层建立着一个世俗国家外壳、基础却保留着大量封建残余的国家，这种脆弱的纽带只会比中世纪封建领主与国王的关系更加不可靠——这是一种单纯的利益方面的维系而不是基于宗教的偶像崇拜及其约束力的效忠，若是存在较大的共同利益或者中央政府合理分配较大利益的时刻各地部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会较为和平，而当利益分配出现不均或者出现更多利益，这种利益方面的维系很容易断裂。GR崇拜的话还会有一个上帝供领主们感到恐惧，有奶便是娘只会让领主们成为随风倒的墙头草。本次利比亚内战，充分体现了这种国家组织在内战中的弊病：随着过渡委在战略上渐渐占据优势，倒向他们的部族也越来越多；而当卡扎菲又取得一定的阶段性胜利的时刻，又有几个部族倒了回去。因此，在卡扎菲丢了首都、整体战略态势全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那些唯利是图的部族是不会有几个站出来为他而战的。卡扎菲的个人政治领导能力主要体现在对于部族的统治上，在利比亚民族主义一直没有多大效果的情况下卡扎菲能做的仅仅是通过利益分配来控制、均衡部族之间的关系，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可以提供给各个部族的利益，一言以蔽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没有部族首领支持的情况下他的个人号召力实在有限——部族群众只会听长老的话，这是伊斯兰国家的一大特色，比如阿富汗的部族，在投票时就出现过无数次全部族统一支持某个候选人的笑话——因此，虽然反对卡扎菲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部族矛盾要从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可卡扎菲只要以部族为依托，走人民路线，不是没有翻盘的可能的。但是在首都丢失后除了他自己的部族之外，已经没有部族支持他了，也就丧失掉了群众基础。再加上国内的反对派已经占据了战略优势，在战术上也有优势，国际环境更不必说，除了个别有着坚定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的国家在支持他，卡扎菲简直就是鲨鱼群里一只受伤的鲨鱼，血腥味谁都尝了个真切。因此，最后他没有扳回政治上的失分（实事求是的说也没有可能扳回来），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通常所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列宁军事文集》，第231页）。这一考察战争的基本观点不仅是我们考察利比亚战争的基本观点，也在双方的军事对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丢失首都后的卡扎菲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建树的情况下，最终在军事上遭到惨痛失败。这可以说是情理之内，意料之中。没有国际的支持自不必说，没有部族的政治支持比较抽象，如果量化一下就可以看出端倪来：没有了政治支持也就没有了武器弹药、药品物资的补给，甚至连作战地区都没有民众支持——一支脱离了群众的部队是无法作战的。除此之外，最简单的是不会有人员进行补充了。已经被击溃、建制被打散的部队是无法获得胜利的，不仅无法取胜，连恢复战斗都很困难。预备队——在利比亚战场上叫做生力军更合适一点——才是恢复战斗的最大要素。克劳塞维茨认为，“预备队有两个不同的使命： 第一是延长和恢复战斗，第二是应付意外情况……第一个使命以逐次使用兵力能取得利益为前提”（《战争论》第三篇《战略概论》第十三章《战略预备队》，第 217页）。在卡扎菲丢失首都以后我的看法是他必须”通过一个相当大的决定性胜利或者一系列小的军事胜利来挽回军事上的劣势、重新控制一定面积的国土“，要取得这些利益的最大前提就是需要预备队，不管是战略预备队还是战役预备队都是如此。也就是需要生力军的补充。现在他连从部族募兵都无法做到了，自然也就没有了补充部队，也只能困守孤城，最终遭到军事失败。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对于进攻与防御等战争形式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防御战斗的后两种目的（防守一个地点、防守一个目标）不能带来真正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两种目的完全是消极的。只是在有利于达到其它积极目的的情况下，才间接的带来利益。因此，如果这样的战斗过于频繁，就是战略形势恶化的征候。”（第四篇《战斗》第五章《战斗的意义》，第256页）这段话简要的意思就是：消极防御是不可取的。而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更是明确提出： “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6页）。毛主席认为：战略退却是为了战略进攻。但是在卡扎菲丢失首都以后，可以说已经基本没有了战略进攻的本钱，那么困守孤城是不是个好主意呢？
     显然不是。而且可以说是极为糟糕的主意。单纯防守一个或者数个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无法形成战略上的联动的孤立据点（也可以说是数个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筑垒阵地）可以说是一个战局内最坏的情况之一。只要对方存在足够的战役决心，则无论防御方有多少兵力（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防御方往往也没有多少军队可以使用了）、构筑多完善的防御体系也难逃被全歼的命运：困守孤城也就等于切断了自己通过有效的战役机动调动敌人、寻找敌方存在的漏洞并抓住机会寻歼的道路，就是自我摧毁了用有限的部队发挥出超常的战斗力的机会。而仅仅是通过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来迟滞敌人，来消耗敌人的暴力水平。但是无疑的，防御方在这样一种固态的态势下暴力水平是一个不断消减的常数，只要进攻方不断增加暴力水平（以保存战役决心为前提），防御方将会被很快消耗殆尽。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为例，欧洲战场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虽然属于城市作战，但却不能称为一个战局内单纯的防御战斗——红军仅仅是以以上两座城市作为撤退底线，在敌军进入进攻顶点后立即以更大的兵力围绕这些地区进行反攻作战。如果要说单纯的防御，欧洲战场首推柏林战役，亚洲战场首推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结果尽管红军和美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柏林战役、太平洋夺岛战役中的防御方德国陆军、日本帝国陆军也全数被歼。
     有更好的方法吗？我个人觉得，有一些。为了达到获胜的目的，战争的手段不仅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耗敌人力量的两种手段——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人地区，还有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也就是疲惫敌人。“疲惫敌人”的定义解释是：通过持久的军事行动来逐渐消耗敌人的物质力量和消磨敌人的意志（《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第36 页）。疲惫敌人虽然也属于一种单纯的消极抵抗的范畴，但是却是一种尽可能的拉长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扩大作战地区的消极抵抗，在消极抵抗中又有了积极的意义。通过消耗敌人来消磨对手的战役决心，通过选择小的作战目标来累积较大的胜利，目前阿富汗的塔利班游击队和伊拉克抵抗组织选择的正是这种“疲惫敌人”的手段，而且其结果世人也都看到了：塔利班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多；美军在伊拉克阵亡超过4500，受伤超过5万，等于一支整建制师团被重创，而美军目前的整建制师团只有10个，巨大的伤亡已经导致美军无法承受不得不撤军。如果卡扎菲能有更积极的作战意图和更长远的打算，就可以在苏尔特等地停止抵抗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让出城市，同时将部队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拉长作战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给过渡委捣乱，今天这边厢狙击手打死一个过渡委士兵，明天那边厢路边炸弹炸翻过渡委一个皮卡，时不时的稍微集中一下兵力围歼人家一个巡逻队什么的，就像当年奥马尔.穆赫塔尔对抗格拉齐亚尼一样。这种办法虽然短期内看不出成效，但是从长期来看，无疑是比较好的办法。
     不过，从现代战争的特点来考虑，这种作战形式——不仅是设想中的卡扎菲进行的游击战，而且阿富汗、伊拉克等地进行的游击战也是由于技术手段变得极为进步而要受到极大的制约的。在敌人尤其是技术水平极高、协同作战能力极强的正规军的侦察/观通能力都有极大提高的情况下游击战所特有的隐蔽性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空中力量决定战争结果的特点更是让很多游击队没有了用武之地。更为重要的是，游击战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卡扎菲在本部族内存在着一定的群众基础，而在其它部族有无这种基础就很难说了。因此，这二者又形成了制约执行“疲惫敌人”这一意图的因素。
     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更何况过渡委的军队不仅比不上欧美等国的现代化军队，连能不能比得过1920年代的格拉齐亚尼的意大利军队都是个问号；空中力量虽然在击溃卡扎菲主力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空中力量出动的高成本性与高技术性造成了这一力量主导下的战争显然是无法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否则战争成本会超过战争的收益，甚至高得令人难以承受。
     要执行这一积极意图而不是死守孤城取决于作战指挥官的战斗意志与作战决心，能不能想出这样的办法也要看作战指挥官的战术素养。很显然，卡扎菲没有这样的意图。因此，这就是他在丢失的黎波里之后的作战中犯下的一个主要的军事错误以及背后客观的国家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