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东干族

我在历史的长河中寻觅，用难改的乡音和心声呼唤胞波之情。“老鸦老鸦一溜溜，我给你舅舅炒豆豆，你一碗，我一碗，把你舅憋死我不管……”2004年陕西春节联欢会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干族陕西村村长安胡赛和他的小外孙女那浓重、亲切的清代关中方言曲儿，使我脑海里浮现出了19世纪中叶那悲壮的一幕：居住在三秦大地上的百万回族同胞不堪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惨酷压迫，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回民起义，他们呼应太平天国，会同捻军联合作战，起义历时十一年，波及西北大部分地区，强烈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加速了其灭亡，但由于敌众我寡，最终遭到血腥镇压而失败。白彦虎，这位誓死不降的英雄，带领部分起义军边战边向西撤退。他们饱经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和艰难，血流荒原，泪洒雪山，直至翻越天山，进入俄国，才得以脱生。他们以生存下来的信念，守护住了那面浸满鲜血的义旗，在清王朝军队和反动地主武装屠杀和灭绝种族的淫威下，保留下了希望的火种和民族的根脉。
　　这些起义军战士忍受着离别故土、故人的切肤之痛，身处茫茫戈壁之上，唯有头顶与故乡一样的明月，倒映着故乡故土的一草一木而令他们魂牵梦绕。回族作家杨峰到东干村走访一位退休教师，这位东干老人拿出一张世界地图对杨峰说，爷爷告诉我们老家在陕西凤翔，这个地名我们几代人都牢记在心上。这位东干族同胞让杨峰在地图上标出凤翔的位置，杨峰根据记忆只好在渭河北岸的大概位置画了一个小红圈，老教师全家高兴的不得了，他们深情地凝望着那个小红圈，眼含着激动的泪水和对故乡的无限眷恋之情。
　　东干族人民虽与先辈的祖国相距遥远，百年失去联系，但他们的心却永远向往着故土。东干族著名诗人亚瑟儿·十娃子就用热情奔放的诗篇，用百年不变的乡音和家乡方言，抒发着东干人祖祖辈辈的心声。他为中国人民的苦难而悲伤，为他们的解放而歌唱，他把中国称为“母亲”，把最炽热、最美的诗句献给她。如当他听到陕西西安解放的消息，激动万分，即情赋诗：《新华的声音》和《我爷的城》。
这个声音我上亲，
　　 就像母亲，
　　 在我跟前说着呢，
　　 我听得真。
　　 这是新华说着呢。
　　 ——北京的声音
　　 它说的是陕西
　　 解放，高兴，
　　 我没见过西安府
　　 ——我爷的城
　　 我爷肯唱，我记得
　　 他的哭声。
　　 我父亲也爱记想，
　　 陕西，西安。
　　 可是我没见过它，
　　 我生得远。
　　 我没记想过陕西，
　　 就像父亲。
　　 也没唱过西安府，
　　 可它到我上亲，
　　 连血一般。
　　 四季它在心呢，
　　 不叫心闲。
　　 毛把陕西解放哩，
　　 四川、西藏。
　　 把全东方照亮了。
　　 就像太阳。
　　 西安今儿才高兴呢，
　　 ——我爷的城。
　　 高兴的声我听见了，
　　 ——新华的声。
　　爷的城解放了!故乡天亮了，游子更可以回故土了，东干人百余年的宿愿可以实现了，亚瑟儿·十娃子激动地唱到：
时候到了回老家，
　　 当亲外甥。
　　 大舅高兴接迎呢，
　　 搂在怀中。
　　 那会儿咱们团圆呢，
　　 心都上天。
　　 黄河岸上散心呢，
　　 蝴蝶一般……
　　诗人引用了中国回族和东干族中流传的“回回爸爸，汉人妈妈”的传说，阿拉伯为爸爸的老家，中国为妈妈的娘家，所以这里将中国称为舅家。以此抒发骨肉团圆的心情。
　　当东干族同胞踏上故国的土地，到达期盼已久的西安城时，他们风尘仆仆地直奔西安西门，扑到城门上，脸紧贴城门，热泪盈眶，使劲地扣响门环，并大声呼喊：“爷呀，我们回来了。”白彦虎将军在他含恨去世前，一再叮嘱后人，若有一天故乡重见天日，你们回家乡，一定要到西安西城门，把城门使劲地扣响，让我听，那时，我就和你们一起回到了家乡!
　　此时，我们的心被震憾了，我眼前仿佛再现着一百多年前，白彦虎将军率军从西安西门城撤退时，老人和妇女撕破肝肠的哭声，中青年人强忍悲痛深情的向故乡告别，毅然抉然地向西撤退。古人云：西出阳关无故人。他们西去阳关又是千万里，那见得上故乡人。古人曰：出了玉门关，两眼泪流干。而他们在西撤途中，数以万计的起义军战士流尽了鲜血，生存下来的人饱尝了人间难以想象的痛苦与艰难。
　　我在想，历史的变迁，特别是人类的灾难或悲剧，就其本身而言无疑是不幸的，但相对而论，它改变了事物原本正常发展的轨迹，可能避免了另一种灾难，而获得了一种新生。这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吧。我们试想，假如这些东干族同胞如果不经历那场灾难，日后他们还在关中平原的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耕作，而在西海固的大山沟中，可能还在为吃水每天奔走几十里。若在当今，他们可能是一群进城务工的民工，而更重要的是有幸逃脱黑暗统治以及日后的各种政治灾难，而他们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得到发展机遇。当年这些陕西关中目不识丁的回族农民的后裔，当今已发展成为中亚优秀的群体。仅十余万人口的小民族竟涌出一批批享誉全苏联的英雄与人才。阿訇·曼苏孜、马三青等一批东干族热血青年在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与德寇殊死博斗光荣捐驱，荣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雄”的荣誉称号和列宁勋章；在经济建设方面，这些当年一贫如洗的落难者，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还在搞“人民公社”时，他们凭着勤劳和智慧已成了一个个现代化集体农庄的主人，东干族成为中亚诸民族中生活较为富裕的民族。
　　那场灾难不但在政治与经济上使东干族因祸得福，更有意义的是他们新的栖身地处于多民族聚居地，也就是这种多民族多元文化氛围，使东干族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上，汲取各民族优秀文化，丰富和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质。试想，这些原有的“黄土飞扬，高吼秦腔”的厚重、高亢的文化，在优雅的俄罗斯文化、欢快多姿的突厥文化、魅力无穷的阿拉伯文化的氛围中，更加斑澜多姿，丰富多彩，使一个民族的心胸更加开阔，文化品位大幅度的提升。从上世纪中后期起，东干族中涌现出如亚瑟儿·十娃子、马凯耶夫、十四娃子、叶塞、雅克甫等一批又一批的作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翻译家等，他们在中亚乃至前苏联都有一定的影响。就文化水平而言，东干族是中亚乃至前苏联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他们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全部消除文盲，而中国当时识字人数仅占百分之三，集体农庄的干部全部是本科学历。在东干族的成年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25％，博士、硕士也很多，文化程度居前苏联120多个民族前列。
　　勤劳、勇敢、智慧的东干族同胞和所在国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着美好的家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为其他民族人民所赞誉，为祖辈的祖国争了光添了彩。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曾这样高度评价本国的东干族人民：“如果吉尔吉斯人民都像东干人民那样勤劳的话，吉尔吉斯国家的经济早就振兴起来了，吉尔吉斯国家早就像欧洲的瑞士那样富有。”
　　东干族同胞，我为您骄傲!我在历史的长河中寻觅，用难改的乡音和心声呼唤胞波之情。“老鸦老鸦一溜溜，我给你舅舅炒豆豆，你一碗，我一碗，把你舅憋死我不管……”2004年陕西春节联欢会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干族陕西村村长安胡赛和他的小外孙女那浓重、亲切的清代关中方言曲儿，使我脑海里浮现出了19世纪中叶那悲壮的一幕：居住在三秦大地上的百万回族同胞不堪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惨酷压迫，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回民起义，他们呼应太平天国，会同捻军联合作战，起义历时十一年，波及西北大部分地区，强烈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加速了其灭亡，但由于敌众我寡，最终遭到血腥镇压而失败。白彦虎，这位誓死不降的英雄，带领部分起义军边战边向西撤退。他们饱经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和艰难，血流荒原，泪洒雪山，直至翻越天山，进入俄国，才得以脱生。他们以生存下来的信念，守护住了那面浸满鲜血的义旗，在清王朝军队和反动地主武装屠杀和灭绝种族的淫威下，保留下了希望的火种和民族的根脉。
　　这些起义军战士忍受着离别故土、故人的切肤之痛，身处茫茫戈壁之上，唯有头顶与故乡一样的明月，倒映着故乡故土的一草一木而令他们魂牵梦绕。回族作家杨峰到东干村走访一位退休教师，这位东干老人拿出一张世界地图对杨峰说，爷爷告诉我们老家在陕西凤翔，这个地名我们几代人都牢记在心上。这位东干族同胞让杨峰在地图上标出凤翔的位置，杨峰根据记忆只好在渭河北岸的大概位置画了一个小红圈，老教师全家高兴的不得了，他们深情地凝望着那个小红圈，眼含着激动的泪水和对故乡的无限眷恋之情。
　　东干族人民虽与先辈的祖国相距遥远，百年失去联系，但他们的心却永远向往着故土。东干族著名诗人亚瑟儿·十娃子就用热情奔放的诗篇，用百年不变的乡音和家乡方言，抒发着东干人祖祖辈辈的心声。他为中国人民的苦难而悲伤，为他们的解放而歌唱，他把中国称为“母亲”，把最炽热、最美的诗句献给她。如当他听到陕西西安解放的消息，激动万分，即情赋诗：《新华的声音》和《我爷的城》。
这个声音我上亲，
　　 就像母亲，
　　 在我跟前说着呢，
　　 我听得真。
　　 这是新华说着呢。
　　 ——北京的声音
　　 它说的是陕西
　　 解放，高兴，
　　 我没见过西安府
　　 ——我爷的城
　　 我爷肯唱，我记得
　　 他的哭声。
　　 我父亲也爱记想，
　　 陕西，西安。
　　 可是我没见过它，
　　 我生得远。
　　 我没记想过陕西，
　　 就像父亲。
　　 也没唱过西安府，
　　 可它到我上亲，
　　 连血一般。
　　 四季它在心呢，
　　 不叫心闲。
　　 毛把陕西解放哩，
　　 四川、西藏。
　　 把全东方照亮了。
　　 就像太阳。
　　 西安今儿才高兴呢，
　　 ——我爷的城。
　　 高兴的声我听见了，
　　 ——新华的声。
　　爷的城解放了!故乡天亮了，游子更可以回故土了，东干人百余年的宿愿可以实现了，亚瑟儿·十娃子激动地唱到：
时候到了回老家，
　　 当亲外甥。
　　 大舅高兴接迎呢，
　　 搂在怀中。
　　 那会儿咱们团圆呢，
　　 心都上天。
　　 黄河岸上散心呢，
　　 蝴蝶一般……
　　诗人引用了中国回族和东干族中流传的“回回爸爸，汉人妈妈”的传说，阿拉伯为爸爸的老家，中国为妈妈的娘家，所以这里将中国称为舅家。以此抒发骨肉团圆的心情。
　　当东干族同胞踏上故国的土地，到达期盼已久的西安城时，他们风尘仆仆地直奔西安西门，扑到城门上，脸紧贴城门，热泪盈眶，使劲地扣响门环，并大声呼喊：“爷呀，我们回来了。”白彦虎将军在他含恨去世前，一再叮嘱后人，若有一天故乡重见天日，你们回家乡，一定要到西安西城门，把城门使劲地扣响，让我听，那时，我就和你们一起回到了家乡!
　　此时，我们的心被震憾了，我眼前仿佛再现着一百多年前，白彦虎将军率军从西安西门城撤退时，老人和妇女撕破肝肠的哭声，中青年人强忍悲痛深情的向故乡告别，毅然抉然地向西撤退。古人云：西出阳关无故人。他们西去阳关又是千万里，那见得上故乡人。古人曰：出了玉门关，两眼泪流干。而他们在西撤途中，数以万计的起义军战士流尽了鲜血，生存下来的人饱尝了人间难以想象的痛苦与艰难。
　　我在想，历史的变迁，特别是人类的灾难或悲剧，就其本身而言无疑是不幸的，但相对而论，它改变了事物原本正常发展的轨迹，可能避免了另一种灾难，而获得了一种新生。这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吧。我们试想，假如这些东干族同胞如果不经历那场灾难，日后他们还在关中平原的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耕作，而在西海固的大山沟中，可能还在为吃水每天奔走几十里。若在当今，他们可能是一群进城务工的民工，而更重要的是有幸逃脱黑暗统治以及日后的各种政治灾难，而他们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得到发展机遇。当年这些陕西关中目不识丁的回族农民的后裔，当今已发展成为中亚优秀的群体。仅十余万人口的小民族竟涌出一批批享誉全苏联的英雄与人才。阿訇·曼苏孜、马三青等一批东干族热血青年在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与德寇殊死博斗光荣捐驱，荣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雄”的荣誉称号和列宁勋章；在经济建设方面，这些当年一贫如洗的落难者，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还在搞“人民公社”时，他们凭着勤劳和智慧已成了一个个现代化集体农庄的主人，东干族成为中亚诸民族中生活较为富裕的民族。
　　那场灾难不但在政治与经济上使东干族因祸得福，更有意义的是他们新的栖身地处于多民族聚居地，也就是这种多民族多元文化氛围，使东干族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上，汲取各民族优秀文化，丰富和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质。试想，这些原有的“黄土飞扬，高吼秦腔”的厚重、高亢的文化，在优雅的俄罗斯文化、欢快多姿的突厥文化、魅力无穷的阿拉伯文化的氛围中，更加斑澜多姿，丰富多彩，使一个民族的心胸更加开阔，文化品位大幅度的提升。从上世纪中后期起，东干族中涌现出如亚瑟儿·十娃子、马凯耶夫、十四娃子、叶塞、雅克甫等一批又一批的作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翻译家等，他们在中亚乃至前苏联都有一定的影响。就文化水平而言，东干族是中亚乃至前苏联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他们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全部消除文盲，而中国当时识字人数仅占百分之三，集体农庄的干部全部是本科学历。在东干族的成年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25％，博士、硕士也很多，文化程度居前苏联120多个民族前列。
　　勤劳、勇敢、智慧的东干族同胞和所在国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着美好的家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为其他民族人民所赞誉，为祖辈的祖国争了光添了彩。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阿卡耶夫曾这样高度评价本国的东干族人民：“如果吉尔吉斯人民都像东干人民那样勤劳的话，吉尔吉斯国家的经济早就振兴起来了，吉尔吉斯国家早就像欧洲的瑞士那样富有。”
　　东干族同胞，我为您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