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文明观与脱亚论

<P>福泽谕吉的文明观就是“文明开化”思想。他之所以被称作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引领了日本进入所谓“文明开化”国家的行列。那么，“文明开化”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和内容呢?
　　日本学者常说，明治以来日本的“文明开化”，只学到西方的蒸汽、电气、邮政、印刷等表面的技术，而忽略了西方原来的精神或本质，而以此感到遗憾。这也暗指日本没有充分学到西方的民主主义精神。
　　但是，西方的民主主义是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物，从时间上来说，是出现在欧洲形成近代国家，和欧洲的绝对君主体制对世界各地“进出”之后。换言之，西洋的自由、民主，是列强争夺殖民地和经营殖民地的结果所产生的。
　　因此，如果从世界史的观点，以及列强对外“进出”的关系来探求“文明开化”的精神时，即可发现，一方面是包含着输入外国资源和输出本国商品以增加国家财富的“殖产兴业”论；另一方面则是在“富国”的过程中，如果在原料资源地或商品贩卖市场起争端时，就诉诸战舰、大炮的“强兵”手段，因而也称为“富国强兵”论，这两者恐怕是其本来的精神吧！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所树立的新时代精神，也是在“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如果从这里来评论启蒙思想家福泽，则他在明冶初期就很快地学到西洋的“实学”，形成一套“有体系的哲学”，之后便在意识形态上领导着日本。
　　试看福泽如何地形成其“文明开化”史观，这跟他在幕府末年三次远赴欧美游历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次是在一八六O年，他以幕府的军舰奉行木村摄津中的随从身分前往美国。他乘坐从荷兰买来的小型军舰“咸临丸”号到旧金山，对大饭店里的豪华地毡、女士优先（lady　first）的习俗，以及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的子孙也过着常人的生活而大为惊讶。福泽到各地的制造工厂参观，并买了一本韦伯斯特(Webster)所编的英文字典，回国后担任幕府的编译工作。第二次是在一八六一年到六二年，为幕府派遣到欧洲的使节团一员，搭乘英国军舰奥辛号，经香港、新加坡、埃及、法国、英国、荷兰、普鲁士、俄国等，详细地参观和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情风俗，回国后执笔撰写其“西洋事情”初篇。一八六四年，他晋升任职于外国编译局，年俸一五○袋米。第三次是在一八六七年，这是幕府快要垮台之前，因幕府购买军舰“吾妻舰”(后改称“东舰”)，他为购买团的一员再度赴美，经由巴拿马地峡，历游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才回国。
　　明治维新以前，福泽的三次游历西洋都跟军舰有密切关系，这使得他经由西洋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所在。在早期的《伦敦日本协会杂志》中，也特别指出福泽一八六七年赴美，为军舰购买团的一员，参与日本的海军建设，这跟他日后强烈地主张扩张军备论有密切的关系。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是与“野蛮末开”的概念成对比而展开的。
　　他在一八六九年所着的《掌中万国一览》一书中，将人类大分为“野蛮”和“文明”，由此再细分为“浑沌”、“野蛮”、“未开”、“文明开化”四类，但他的文明概念可以说尚未成熟。其后，在一八七五年着《文明论之概略》，以骥左(Francois　Guizot)的《欧洲文明史》、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国文明史》等，补强其“文明观”。依此文明史观，欧美列强为最高的文明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各国为半开化国家，而非洲、澳大利亚等为野蛮国家。
　　据此，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区分为“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然后说，日本经由明治维新，已脱离半开化社会，逐渐接近文明社会。
　　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到底哪一国较接近文明的阶段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虽然有独裁专制的政府，但是尚有易姓革命的事，而日本为天皇万世一系的政体，因之，日本比较“固陋”。然而，福泽反驳此为庸俗之论，主张“支那人思想贫乏，而日本人思想丰富”，于是论断日本较接近文明的阶段。
　　他具体地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欧美的态度来评论。英国堂堂正正地向中国要求开国贸易，然而，中国蔑视英国为夷狄而顽固不开，英国即以文明的利器“船坚炮利”攻击，中国一下子就被打垮。其后，中国的行动一直反复无信，而成为英国动用武力的理由，中国每战必败，接二连三签订不平等条约，支付赔偿金。
　　英国和中国这种一进一退的关系，福泽拿来应用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上。他说：“日本是强大的，朝鲜是弱小的，日本已经进入文明，朝鲜则尚停留在未开化。”他慨叹日本和朝鲜的贸易，在釜山、元山的进出口，一年才三百万日圆，仍然是寥寥可数。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美国等西洋列强曾强迫朝鲜“开国”，然而，因其顽固的坚守“锁国”主义，并兴起“攘夷”运动而未能成功。但是，日本在一八七五年乘江华岛事件，派遣使节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领军舰，逼近其首府京城，以一朝之谈判，迫使朝鲜开放“和亲”贸易之路。因此，他主张，“今后朝鲜即使与其它西洋各国缔结条约，因我日本为朝鲜最初的和亲国家，在交际上应占首座，此乃自然之趋势也。”
　　福泽的逻辑是这样的。英国由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门户，首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在中国占最优越的地位。同样地，美国以培里率领舰队迫使日本开国，最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美国从日本的开国到幕府末年，常在日本居首座。因此，同样地类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日本也应该居首座。福泽的逻辑并不止于此，他主张从“首座”再一跃而为“首魁盟主”，并强制对方“文明开化”。
　　既然日本居“首座”的地位，则对朝鲜的内政，不论是治乱兴废或文明进步，日本都不能袖手旁观。他说：“如果其国势未开，则应该诱导其开化，如果其人民顽固，则应谕劝其开明。”这样日本干涉朝鲜内政也就正当化了。因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
　　如果朝鲜或中国，拒绝日本为“盟主”，抗拒日本强制“文明开化”，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呢？福泽的逻辑最后归结到战舰、大炮的“强兵”手段，谓“我在东洋之战略，终究非依赖兵力不可。”
　　法国使用新式蒸汽的军舰，不到两、三个月就征服了越南，这使得福泽大为惊叹，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对立就如禽兽的弱肉强食，强食者为文明国，而弱肉者为非文明国，因此，日本应及早加入强食者的阵营，跟文明国人共同追求“良饵”。于是他主张，“应在亚洲的东边，创立一新西洋国（即日本）”。他预料中国迟早也会像波兰那样被瓜分，日本应加入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阵营，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他甚至野心勃勃地描画“支那帝国分割之图”。如此，西洋式的弱肉强食史观，就形成了他那有名的“脱亚论”：
     “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来共同复兴亚洲，毋宁脱离其队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就是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邻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依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理。”
　　福泽之所以被评论为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在一八八三年的“外交论”中，主张日本应成为东亚的新西洋国；一八八四年十月的中国分割图上，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一八八五年三月的“脱亚论”中，从意识形态方面指导日本往后应走的方向。福泽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缔结马关条约的十年前，就能预先决定日本以后所走的路线，向日本朝野广泛地宣扬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这就是他拥有启蒙思想家头衔的起源。
　　福泽传播其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创立“庆应义垫”（今庆应大学），教育学生，同时大加运用当时算是新式传媒的《时事新报》。他从一八八二年三月创刊《时事新报》，到一八九八年九月罹患脑溢血为止的十六年间，不停地在该报发表时事评论，持续地主张日本应采“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政策，以成为西洋列强的一员参与竞争。他断定：“英国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富国，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使贸易鼎盛。”他认为，“殖产为国之本、西洋的文明开化在于钱、日本尚非有钱国、要使日本变成有钱国”，这是他考究“富国”的思想动机。
　　国富是与外国从事贸易而产生的，而此国富又可以成为“强兵”之本。因为有钱财就可以制造武器、购买武器，也可以豢养士兵或雇用佣兵。在这卑鄙的世界，甚至连“公议舆论”也可以用钱购得，只要事先备妥武器和兵士，再加上公议舆论，则打胜敌人易如反掌。西洋人的战争大概没有不用这种方法的。因此在国际关系上，尽管常说“和亲条约”或“万国公法”等漂漂亮亮的词藻，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形式而已，其交谊的真正本质不过是争取权威、贪图利益。看看这世界古今的事实吧！贫弱而无智的小国，根本没有依赖条约或公法而得以保全独立的。福泽深信“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可以说一语道破了西洋“富国强兵”的真髓。
　　因此，落后国家日本如果要与西洋竞争取胜，应采取的快捷方式就是充实军备、增收租税、调和官民，从此变成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亦即，温和地协调国内的阶级倾轧，而集全力于对国外列强的竞争，这就是所谓“内安外竞”之策。
　　由于福泽彻底主张“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论，所以他平时被讥为信仰“富尊贫卑”的“学商（学者型市侩人物）”或“拜金主义者”，战时则被称为“热心的军备扩张论者”或“国权扩张论者”。
　　福泽扩张国权的第一着棋，是为“朝鲜政略”布局，这是用“时事新报”和“庆应义垫”两个工具来推动的。宣传家福泽驱使《时事新报》，大肆鼓吹日本为亚洲的盟主，对朝鲜应该以武力保护、以文化诱导，使朝鲜迅速仿效日本，进入“文明开化”的领域。
　　最初，福泽经由自己豢养的东本愿寺派僧侣寺田福寿，跟朝鲜僧侣李东仁取得联系，透过此线和朝鲜“开化派”的青年官僚金玉均串通。当时金玉均在科举考试中以榜首登科，为李朝官僚的菁英，与朝鲜国王相当亲近。一八八一年，因金玉均的上奏，朝鲜派遣高官朴定阳、鱼允中、洪英植等到日本考察，这班人马在日本停留期间，造访位于三田的福泽宅邸，接受日本式“文明开化”的思想洗脑，同时决定让朝鲜青年俞吉浚、柳定秀两人进入福泽的“庆应义垫”求学。
　　一八八二年春天，金玉均也陪同徐光范赴日。金玉均到达京都时，东本愿寺僧侣寺田福寿也到京都迎接，并陪伴金玉均等到东京，与福泽谕吉会面。金玉均希望得到日本的援助，推行明治维新式的朝鲜改革，福泽方面则企图让朝鲜断绝跟中国的宗属关系，援助这些“开化派”，培养亲日的“独立党”，因而两者一拍即合，意气相投。七月，金玉均即将回国时，正逢（朝鲜）京城之变，日本公使馆遭到袭击，金据报立刻搭乘日方花房公使所率领的军舰回国。
　　京城之变后，朝鲜政府特派修信使（实为谢罪使），金玉均为特使朴泳孝的顾问，于该年再度赴日。金玉均与福泽谕吉、后藤象二郎等关心朝鲜的日本人士亲近，为了获得政治资金，并乞请外务卿（即外交部长）井上馨援助，成功地从横滨正金银行获得十七万美元的借款。但是，其中的五万美元抵充京城之变朝鲜支付给日本政府赔偿金的一部分，实际上借得十二万美元。当日方支付十二万美元贷款时，井上馨认为既然福泽对朝鲜那么热心，就透过中上川彦次郎去关说──可否用“福泽的名义”借款，福泽答以“不要搞小花招”谢绝。
　　一八八三年一月，当修信使朴泳孝等回国之际，福泽即从其庆应义垫的门徒中，挑选牛场卓藏、井上角五郎、高桥正信三人，再加上军事教官松尾三代太郎、原田一共五人为一组，同行前往朝鲜活动。当时金玉均因借款活动，延迟几个月回国，并决定遣送徐载弼等数十名朝鲜青年到日本留学，拜托福泽照顾、督导学生。福泽即与后藤象二郎一起谋划、安排，将这些朝鲜青年先后收容于狸荞麦的另一间房舍，再分别就学于庆应义垫、陆军户山学校，以及其它各种技术学校。这些留学生，日后就充当其朝鲜谋略的各种角色。
　　然而，京城之变后，金玉均“独立党”的势力，如孤城落日般薄弱。唯一的依靠是日本，特别是外务卿井上馨的态度，倾向于援助“朝鲜烛立”，因此金玉均等一心一意地想仰仗日本推行所谓朝鲜改革运动。日本当局的某要员曾透露，如果他带来朝鲜政府的委任状，则日本政府一定允诺借款，因之金玉均立即上奏国王，取得借款三百万日圆的委任状。该年初夏，金玉均为了获得政治活动资金，携带三百万日圆借款的委任状赴日，但意外地，日本政府对朝鲜的方针忽然转变。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说，这外债委任状是伪造的，极力妨碍金玉均的借款计画，日本政府当局也把金玉均等人看成轻躁浮薄之徒，而不跟他接近。
　　金玉均不得已，透过美国驻日公使平安（John A. Bingham）斡旋，委托住在横滨的美国商人莫尔斯（Morse），企图向英、美募集外债，结果也未成功。于是他又转向创立第一国立银行（一八七三年），并在釜山设立分行（一八七六年）的涩泽荣一借款十万或二十万日圆，但因未能获得外务卿井上馨的同意，此借款案亦告吹。
　　日本政府对金玉均的态度相当冷淡，频频排斥他，使他的借款计画完全受挫，非常沮丧、气馁地返回朝鲜。
　　而朝鲜方面，被冠上守旧派的闵妃一党人又恢复了势力，重新掌权，使得福泽派去的门生牛场卓藏等，察觉实在无法顺利施展谋略，于是回国等候时机。只有井上角五郎一个人，仍顽强地滞留京城，结交各类朝鲜人，秘密搜集情报，不久成功地进入朝鲜的“外衙门”(外交部)，担任“博文局”主任，负责政府官报《汉城旬报》的发行。</P><P>福泽谕吉的文明观就是“文明开化”思想。他之所以被称作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引领了日本进入所谓“文明开化”国家的行列。那么，“文明开化”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意义和内容呢?
　　日本学者常说，明治以来日本的“文明开化”，只学到西方的蒸汽、电气、邮政、印刷等表面的技术，而忽略了西方原来的精神或本质，而以此感到遗憾。这也暗指日本没有充分学到西方的民主主义精神。
　　但是，西方的民主主义是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物，从时间上来说，是出现在欧洲形成近代国家，和欧洲的绝对君主体制对世界各地“进出”之后。换言之，西洋的自由、民主，是列强争夺殖民地和经营殖民地的结果所产生的。
　　因此，如果从世界史的观点，以及列强对外“进出”的关系来探求“文明开化”的精神时，即可发现，一方面是包含着输入外国资源和输出本国商品以增加国家财富的“殖产兴业”论；另一方面则是在“富国”的过程中，如果在原料资源地或商品贩卖市场起争端时，就诉诸战舰、大炮的“强兵”手段，因而也称为“富国强兵”论，这两者恐怕是其本来的精神吧！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所树立的新时代精神，也是在“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如果从这里来评论启蒙思想家福泽，则他在明冶初期就很快地学到西洋的“实学”，形成一套“有体系的哲学”，之后便在意识形态上领导着日本。
　　试看福泽如何地形成其“文明开化”史观，这跟他在幕府末年三次远赴欧美游历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次是在一八六O年，他以幕府的军舰奉行木村摄津中的随从身分前往美国。他乘坐从荷兰买来的小型军舰“咸临丸”号到旧金山，对大饭店里的豪华地毡、女士优先（lady　first）的习俗，以及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的子孙也过着常人的生活而大为惊讶。福泽到各地的制造工厂参观，并买了一本韦伯斯特(Webster)所编的英文字典，回国后担任幕府的编译工作。第二次是在一八六一年到六二年，为幕府派遣到欧洲的使节团一员，搭乘英国军舰奥辛号，经香港、新加坡、埃及、法国、英国、荷兰、普鲁士、俄国等，详细地参观和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情风俗，回国后执笔撰写其“西洋事情”初篇。一八六四年，他晋升任职于外国编译局，年俸一五○袋米。第三次是在一八六七年，这是幕府快要垮台之前，因幕府购买军舰“吾妻舰”(后改称“东舰”)，他为购买团的一员再度赴美，经由巴拿马地峡，历游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才回国。
　　明治维新以前，福泽的三次游历西洋都跟军舰有密切关系，这使得他经由西洋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所在。在早期的《伦敦日本协会杂志》中，也特别指出福泽一八六七年赴美，为军舰购买团的一员，参与日本的海军建设，这跟他日后强烈地主张扩张军备论有密切的关系。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是与“野蛮末开”的概念成对比而展开的。
　　他在一八六九年所着的《掌中万国一览》一书中，将人类大分为“野蛮”和“文明”，由此再细分为“浑沌”、“野蛮”、“未开”、“文明开化”四类，但他的文明概念可以说尚未成熟。其后，在一八七五年着《文明论之概略》，以骥左(Francois　Guizot)的《欧洲文明史》、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的《英国文明史》等，补强其“文明观”。依此文明史观，欧美列强为最高的文明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各国为半开化国家，而非洲、澳大利亚等为野蛮国家。
　　据此，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区分为“野蛮社会”、“半开化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然后说，日本经由明治维新，已脱离半开化社会，逐渐接近文明社会。
　　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到底哪一国较接近文明的阶段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虽然有独裁专制的政府，但是尚有易姓革命的事，而日本为天皇万世一系的政体，因之，日本比较“固陋”。然而，福泽反驳此为庸俗之论，主张“支那人思想贫乏，而日本人思想丰富”，于是论断日本较接近文明的阶段。
　　他具体地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欧美的态度来评论。英国堂堂正正地向中国要求开国贸易，然而，中国蔑视英国为夷狄而顽固不开，英国即以文明的利器“船坚炮利”攻击，中国一下子就被打垮。其后，中国的行动一直反复无信，而成为英国动用武力的理由，中国每战必败，接二连三签订不平等条约，支付赔偿金。
　　英国和中国这种一进一退的关系，福泽拿来应用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上。他说：“日本是强大的，朝鲜是弱小的，日本已经进入文明，朝鲜则尚停留在未开化。”他慨叹日本和朝鲜的贸易，在釜山、元山的进出口，一年才三百万日圆，仍然是寥寥可数。法国、英国、俄国、德国、美国等西洋列强曾强迫朝鲜“开国”，然而，因其顽固的坚守“锁国”主义，并兴起“攘夷”运动而未能成功。但是，日本在一八七五年乘江华岛事件，派遣使节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领军舰，逼近其首府京城，以一朝之谈判，迫使朝鲜开放“和亲”贸易之路。因此，他主张，“今后朝鲜即使与其它西洋各国缔结条约，因我日本为朝鲜最初的和亲国家，在交际上应占首座，此乃自然之趋势也。”
　　福泽的逻辑是这样的。英国由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门户，首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在中国占最优越的地位。同样地，美国以培里率领舰队迫使日本开国，最先缔结和亲贸易条约，因此美国从日本的开国到幕府末年，常在日本居首座。因此，同样地类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日本也应该居首座。福泽的逻辑并不止于此，他主张从“首座”再一跃而为“首魁盟主”，并强制对方“文明开化”。
　　既然日本居“首座”的地位，则对朝鲜的内政，不论是治乱兴废或文明进步，日本都不能袖手旁观。他说：“如果其国势未开，则应该诱导其开化，如果其人民顽固，则应谕劝其开明。”这样日本干涉朝鲜内政也就正当化了。因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
　　如果朝鲜或中国，拒绝日本为“盟主”，抗拒日本强制“文明开化”，日本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呢？福泽的逻辑最后归结到战舰、大炮的“强兵”手段，谓“我在东洋之战略，终究非依赖兵力不可。”
　　法国使用新式蒸汽的军舰，不到两、三个月就征服了越南，这使得福泽大为惊叹，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对立就如禽兽的弱肉强食，强食者为文明国，而弱肉者为非文明国，因此，日本应及早加入强食者的阵营，跟文明国人共同追求“良饵”。于是他主张，“应在亚洲的东边，创立一新西洋国（即日本）”。他预料中国迟早也会像波兰那样被瓜分，日本应加入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阵营，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他甚至野心勃勃地描画“支那帝国分割之图”。如此，西洋式的弱肉强食史观，就形成了他那有名的“脱亚论”：
     “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来共同复兴亚洲，毋宁脱离其队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就是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邻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依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理。”
　　福泽之所以被评论为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在一八八三年的“外交论”中，主张日本应成为东亚的新西洋国；一八八四年十月的中国分割图上，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一八八五年三月的“脱亚论”中，从意识形态方面指导日本往后应走的方向。福泽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缔结马关条约的十年前，就能预先决定日本以后所走的路线，向日本朝野广泛地宣扬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这就是他拥有启蒙思想家头衔的起源。
　　福泽传播其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创立“庆应义垫”（今庆应大学），教育学生，同时大加运用当时算是新式传媒的《时事新报》。他从一八八二年三月创刊《时事新报》，到一八九八年九月罹患脑溢血为止的十六年间，不停地在该报发表时事评论，持续地主张日本应采“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政策，以成为西洋列强的一员参与竞争。他断定：“英国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富国，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使贸易鼎盛。”他认为，“殖产为国之本、西洋的文明开化在于钱、日本尚非有钱国、要使日本变成有钱国”，这是他考究“富国”的思想动机。
　　国富是与外国从事贸易而产生的，而此国富又可以成为“强兵”之本。因为有钱财就可以制造武器、购买武器，也可以豢养士兵或雇用佣兵。在这卑鄙的世界，甚至连“公议舆论”也可以用钱购得，只要事先备妥武器和兵士，再加上公议舆论，则打胜敌人易如反掌。西洋人的战争大概没有不用这种方法的。因此在国际关系上，尽管常说“和亲条约”或“万国公法”等漂漂亮亮的词藻，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形式而已，其交谊的真正本质不过是争取权威、贪图利益。看看这世界古今的事实吧！贫弱而无智的小国，根本没有依赖条约或公法而得以保全独立的。福泽深信“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可以说一语道破了西洋“富国强兵”的真髓。
　　因此，落后国家日本如果要与西洋竞争取胜，应采取的快捷方式就是充实军备、增收租税、调和官民，从此变成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亦即，温和地协调国内的阶级倾轧，而集全力于对国外列强的竞争，这就是所谓“内安外竞”之策。
　　由于福泽彻底主张“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论，所以他平时被讥为信仰“富尊贫卑”的“学商（学者型市侩人物）”或“拜金主义者”，战时则被称为“热心的军备扩张论者”或“国权扩张论者”。
　　福泽扩张国权的第一着棋，是为“朝鲜政略”布局，这是用“时事新报”和“庆应义垫”两个工具来推动的。宣传家福泽驱使《时事新报》，大肆鼓吹日本为亚洲的盟主，对朝鲜应该以武力保护、以文化诱导，使朝鲜迅速仿效日本，进入“文明开化”的领域。
　　最初，福泽经由自己豢养的东本愿寺派僧侣寺田福寿，跟朝鲜僧侣李东仁取得联系，透过此线和朝鲜“开化派”的青年官僚金玉均串通。当时金玉均在科举考试中以榜首登科，为李朝官僚的菁英，与朝鲜国王相当亲近。一八八一年，因金玉均的上奏，朝鲜派遣高官朴定阳、鱼允中、洪英植等到日本考察，这班人马在日本停留期间，造访位于三田的福泽宅邸，接受日本式“文明开化”的思想洗脑，同时决定让朝鲜青年俞吉浚、柳定秀两人进入福泽的“庆应义垫”求学。
　　一八八二年春天，金玉均也陪同徐光范赴日。金玉均到达京都时，东本愿寺僧侣寺田福寿也到京都迎接，并陪伴金玉均等到东京，与福泽谕吉会面。金玉均希望得到日本的援助，推行明治维新式的朝鲜改革，福泽方面则企图让朝鲜断绝跟中国的宗属关系，援助这些“开化派”，培养亲日的“独立党”，因而两者一拍即合，意气相投。七月，金玉均即将回国时，正逢（朝鲜）京城之变，日本公使馆遭到袭击，金据报立刻搭乘日方花房公使所率领的军舰回国。
　　京城之变后，朝鲜政府特派修信使（实为谢罪使），金玉均为特使朴泳孝的顾问，于该年再度赴日。金玉均与福泽谕吉、后藤象二郎等关心朝鲜的日本人士亲近，为了获得政治资金，并乞请外务卿（即外交部长）井上馨援助，成功地从横滨正金银行获得十七万美元的借款。但是，其中的五万美元抵充京城之变朝鲜支付给日本政府赔偿金的一部分，实际上借得十二万美元。当日方支付十二万美元贷款时，井上馨认为既然福泽对朝鲜那么热心，就透过中上川彦次郎去关说──可否用“福泽的名义”借款，福泽答以“不要搞小花招”谢绝。
　　一八八三年一月，当修信使朴泳孝等回国之际，福泽即从其庆应义垫的门徒中，挑选牛场卓藏、井上角五郎、高桥正信三人，再加上军事教官松尾三代太郎、原田一共五人为一组，同行前往朝鲜活动。当时金玉均因借款活动，延迟几个月回国，并决定遣送徐载弼等数十名朝鲜青年到日本留学，拜托福泽照顾、督导学生。福泽即与后藤象二郎一起谋划、安排，将这些朝鲜青年先后收容于狸荞麦的另一间房舍，再分别就学于庆应义垫、陆军户山学校，以及其它各种技术学校。这些留学生，日后就充当其朝鲜谋略的各种角色。
　　然而，京城之变后，金玉均“独立党”的势力，如孤城落日般薄弱。唯一的依靠是日本，特别是外务卿井上馨的态度，倾向于援助“朝鲜烛立”，因此金玉均等一心一意地想仰仗日本推行所谓朝鲜改革运动。日本当局的某要员曾透露，如果他带来朝鲜政府的委任状，则日本政府一定允诺借款，因之金玉均立即上奏国王，取得借款三百万日圆的委任状。该年初夏，金玉均为了获得政治活动资金，携带三百万日圆借款的委任状赴日，但意外地，日本政府对朝鲜的方针忽然转变。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说，这外债委任状是伪造的，极力妨碍金玉均的借款计画，日本政府当局也把金玉均等人看成轻躁浮薄之徒，而不跟他接近。
　　金玉均不得已，透过美国驻日公使平安（John A. Bingham）斡旋，委托住在横滨的美国商人莫尔斯（Morse），企图向英、美募集外债，结果也未成功。于是他又转向创立第一国立银行（一八七三年），并在釜山设立分行（一八七六年）的涩泽荣一借款十万或二十万日圆，但因未能获得外务卿井上馨的同意，此借款案亦告吹。
　　日本政府对金玉均的态度相当冷淡，频频排斥他，使他的借款计画完全受挫，非常沮丧、气馁地返回朝鲜。
　　而朝鲜方面，被冠上守旧派的闵妃一党人又恢复了势力，重新掌权，使得福泽派去的门生牛场卓藏等，察觉实在无法顺利施展谋略，于是回国等候时机。只有井上角五郎一个人，仍顽强地滞留京城，结交各类朝鲜人，秘密搜集情报，不久成功地进入朝鲜的“外衙门”(外交部)，担任“博文局”主任，负责政府官报《汉城旬报》的发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