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半原创】让花粉也看得懂，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 ...

视频是我自己做的，里面的剧情来自《谁主沉浮 》56上有

如果花粉不想看或说我拿的是艺术加工的东西。那么直接拉到最后，最后的照片我想你们看得懂

：“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碗饭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儿上战场……”

　　我们采访黎侠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已经坐在轮椅上了。1936年深冬，日本鬼子的“大清剿”把她所在的抗联小分队逼进牡丹江地区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小山村。十几名战士和几个伤员悄悄住进一个“堡垒户”李大娘家，大娘其实还不到40岁，丈夫牺牲在战场上，她只身带着11岁的闺女小玉花生活。家里一贫如洗，一点点存粮早就吃光了。战士们连饿了好几天，一个个东倒西歪，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小黎侠也病倒了。那是一个大雪天的早晨，大娘说，你们饿着肚子怎么打鬼子啊，俺出门借点儿粮食去。

　　天傍黑时，霜雪满头的李大娘背着沉甸甸的半麻袋玉米面回来了，蒸出两大锅黄澄澄香喷喷的窝头，战士们吃得狼吞虎咽，兴高采烈。不大工夫，一个小战士忽然跑进来报告说，不知为什么，大娘正躲在院子里抹眼泪。战士们这才觉出事情有点不对。队长四下瞅瞅，压低声音吼道，大娘的闺女玉花呢？小玉花怎么没见？战士们一窝蜂涌出房门到处找，没有！队长急火火地问大娘玉花哪去了？大娘终于忍不住，掩面痛哭说，俺把玉花卖了，换了半麻袋苞米面。

　　战士们呆住了。扑通扑通扑通，泪流满面的队长和全体战士，还有病重的小黎侠，齐刷刷跪倒在当院，在漫天大雪中向大娘砰砰磕头不止……

　　不久，黎侠随同抗联队伍转移到林海雪原中。有个女村民丁志清跟她一起上了山。丁志清的丈夫参加抗联后在战斗中牺牲了，为了复仇，她毅然抛下刚刚7岁、4岁和1岁的三个女儿，跟黎侠一起参加了抗联。这三个孩子后来靠乞讨为生，从黑龙江流浪到内蒙古，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组织才被找到。

　　黎侠记得，在山里的一个宿营地，一位朝鲜族女战士的孩子病得很重，队长要派人下山给她的孩子找药，她拒绝了，扯住队长的袖子不放，说鬼子正在清剿，下山的同志太危险。入夜，这位女战士要战友和跟着逃难的老百姓都放心睡觉，说她抱着病孩子反正睡不着，就守着火堆替大家放哨吧。第二天早晨，一声悲怆的惊呼把战友和老百姓都喊醒了，大家跳起来一看，只见这位朝鲜族女战士紧紧抱着孩子坐在树下，母子都冻死了。女战士脸色晶莹，嘴角微绽，浑身缀满霜雪，仿佛一尊冰雕……

家资钜万的豪门闺秀卓琳、康岱莎，扔下珠光宝气的首饰，告别泪流不止的父母和家里为她们设计的“锦绣前程”，跋山涉水横穿半个中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南洋富商之女廖冰身穿裘皮大衣和旗袍，带着几大箱爱国华侨捐献的珠宝首饰和银元，远涉重洋一路北上。抵达延安后，她“裸捐”了一切，登上草鞋套上军装就跨入战斗队伍……

　　瘦骨伶仃的穷人家女儿王定国，在红军长征路过家乡时，与数十个“童养媳”不顾夫家的强力阻拦，怒吼一声：“滚他娘的！”拿起红缨枪，跟上队伍就出发……

　　以《子夜》一书名震全国的著名作家茅盾赴延安考察后，其女沈霞自愿留在延安，结婚怀孕后为奔赴前线，再三要求做刮宫手术，结果死在条件极为简陋的延安医院手术台上……

　　知书达理、温柔可人的成都女孩吕璜读书时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名震全市，被报界誉为“小七君子”之一。女大毕业后她进入延安保卫部，成为抗战时期中共第一代女侦察员。在破获延安“军统特务案”中，她和丈夫布鲁（时任延安保卫部部长）立下汗马功劳……

　　一名姿容秀丽的军统女特务打入延安后，“奉命”嫁给一位中共干部，但她深深爱上自己的丈夫，深深爱上延安清新明朗的政治空气，深深爱上延安昂扬的歌声。“军统特务案”破获后，绝大多数当事人被押解出境，只有她坚决要求留在延安，后来成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流浪街头的孤儿、乞丐、小偷“小桃子”跟上几位大姐到了延安，接收干部按谐音为她取名“萧滔志”。初入女大，她旧习未改，偷了女伴一件红毛衣，经教育后她痛哭流涕，一头冲到厨房，抓起菜刀剁掉自己的一根小手指，誓言“重新做人”，后来她走向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

　　黑龙江乡村医生的女儿黎侠是东北抗联中年龄最小的女战士，多年转战白山黑水之间，衣服破了个洞就用线绳系起来，当她钻出山林时，苏联边防军吓了一跳，以为她是个“老大的刺猬”。在延安女大学习期间，每天总有不少男士把情书悄悄放在她的窑洞窗口。黎侠看也不看，抓起来一挥手，像雪花一样扬出去因为她的恋人李范五（新中国成立后为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此刻正在东北林海雪原中浴血鏖战……
————————出处  《延安那些花季女孩》来源: 人民日报(北京)



他除了是蒋介石的亲信什么都不是。1944年春，30万中国军队被日军击败，汤恩伯将军的冤不在于36天丢了37座县城，不在于损失20万军队，而在于河南省的老百姓群起攻击被日军击败的国军，(10万军队被老百姓缴了枪)河南省的百姓恨国军超过了恨日军，河南省农民与中国军队打了起来，，这在中国战场上绝无仅有，国民革命军在河南省作了如下这些事：军人把百姓在路上找个借口捆了，要家人带钱来换人，设立的税收纸条能把老百姓的门给贴满了，与土匪勾结，邦票，为了拉兵，不管任何理由，哪怕这家人离了男人就活不下去，也会把人带走...1940年到44年的4年中，河南省的国军与日军一仗没打，反与日军作起了生意。战斗中，一个日军记者看了河南省老百姓受的苦不禁说出："我第一次发现了比日本军还坏的部队，"

——————————出处

《国民党五大饭桶将领》 网文 作者：唐律疏议 “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乾净。”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



“3.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宫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摘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64页
   “在日军扫荡所到之处的‘非治安区’……民众全都逃走了，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更是难得一见。”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8页。


“一、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


二、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

三、当作战开始时，方面军便发出训令，指示“作战部队应彻底追捕敌人。战场遗弃物资等由另行编成的收容班专负其责。要严肃军纪风纪。共军中有不少女兵……”。但是，结果不仅没有共军遗弃的物资，也没有人见到女兵的踪影。”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33页，109师团参谋长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回忆五台作战。


“如果敌人出动了，离得最近的那个村子的人立刻从骑马来报告的侦察人员那里得到消息。侦察员实际上藏在敌军据点的大门口，他们发出警报让老百姓把粮食坚壁起来，逃到山里去。民兵埋上地雷，设上陷阱。敌人出动的消息用这样一些简单的方法，如点燃烽火或放倒山顶上的旗杆（这里乡村地形有起伏），接力传送到其他的村子。”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70、171页。


作者看见一个日本人到过的村庄毁坏不是很严重“有人告诉我们，这是由于当地民兵非常有效地使用了地雷，日本人走后，民兵发现有30多个地雷在村的周围爆炸了。日本人担心进到村子里面太危险，只好离开，仅仅烧了一两间村边的房子”



——[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讲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160页


“八路军不会踏上地雷，这得归功于住在茅屋里的村民向导。”

——同上书，156页


（评：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三光”不是吹的，“坚壁清野”不是吹的，“地雷战”也不是吹的，都是有现实基础的。当然不是说每次都能成功，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共产党军队对保护老百姓免遭日军祸害想尽了办法。而且这些办法也是有效的，决非那些诬蔑说的那样扔下老百姓自己一走了之，放任老百姓给人杀。至于损失，当然有，但是与正面战场相比真的多很多吗？1942年冀中51大扫荡算是残酷至极了，杀死抓走5万群众。可是正面战场南京失守后，一杀就有30万人受害，是51大扫荡的6倍！蒋介石炸开黄河大堤，一下子就淹死近百万老百姓，相当于20个51大扫荡！几年后河南因为炸堤的后遗症发生大旱灾和蝗灾，饿死老百姓数百上千万！在这些天文数字面前，游击战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简直忽略不计。）


“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束语



“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49页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位于陕北与晋北交界处的佳县打下来，以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陕甘边区的压力，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十二万斤粮食。他请来佳县县长张俊贤，让他想想办法。张县长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役打响了，佳县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共产党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战场的后方，佳县的男女老少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战后很长时间内，这个县都看不到羊和驴。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支前干部吴相林的运粮队已经接近了激战中的孟良崮，他计算了一下，余下的路程大约还有十五公里。前面是座大山，路窄山陡，车子无法推了。他们把粮食卸下来，把小推车藏好，所有的人把粮食背在了自己背上，多的背了一百多斤，少的也有七八十斤。吴相林扛着粮食口袋走在最前面，远远地看见天上盘旋着飞机，他数了数有十来架。




    孟良崮的战斗打响以后，在通往战场的各条山路上，密集地行进着支前的独轮小车。农民们的小车上装载着战争所需要的所有物资：粮食、枪支、弹药、柴草、木料、药品、挖战壕的铁制工具、攀登用的木制云梯，棉衣面被和大量的布匹，甚至还有给牺牲官兵准备的衣服和棺材。在战场四周的山路上，到处可见由青壮年组成的担架队，妇女和老人们则跟在担架旁，不断地给伤员们喂水和干粮。伤员进村了，女人们看着浑身是血的官兵一边抹眼泪，一边用秫秸量伤员的脚，她们想让伤员穿上一双鞋底上绣有“大吉大利”字样的新鞋。那些急需动手术的伤员要紧急转运，大娘把昨晚上她眼巴巴地守了一夜的伤员送到村口，唠叨着嘱咐担架抬得稳一点，然后俯下身子对伤员说：“孩子！你命大！咱娘俩日后见！”

三月九日，蒋介石偕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第三厅厅长罗泽闿、第四厅厅长杨业孔等人到达徐州。在听取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郭汝瑰的汇报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说：“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郭汝瑰听后，“顿觉毛骨悚然”。

　　自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以来，坚持在山东内线战场的共产党军队，一直处在艰苦的移动作战中，由于兵力和武器都与国民党军相距悬殊，面对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侵蚀和占领，被迫的周旋作战令他们十分迷茫，因为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当地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们对父老乡亲因为他们的离开而遭受苦难倍感痛苦。而解放区内贫苦农民遭受的蹂躏，其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旦他们开了口，就很难制止那泉涌般的痛苦回忆”，美国女记者葛兰恒记述道，“即使表情冷漠的农民，也会泣不成声，没法再接着往下讲。”山东兵团九纵接到潍县百姓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被许世友保存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〇年，那时，他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位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共产党将领把这信重新拿出来给部队官兵看，是想让在和平时期生活甚久的他们知道，军队在任何时候的作战都具有“复仇”的含义，军队的作战意志永远不能消沉——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灾难。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利，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要求你们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要求你们像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种激愤的请求尚无前例。

　　第九纵队发布的攻打潍县的命令，其措辞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为保证战斗的胜利，要求所有进攻的部队只准进不准退，有我在，不准敌存，发挥你手中武器的最大效能，大量的杀伤敌军……只准活着打下去，打到胜利，不准活着退下来。……同志们！攻城令下了，立功的时间到了，报仇的时间到了，各按照你的战斗计划，按照你的立功计划，在统一命令下，行动起来吧！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只准胜利，一定要胜利！胜利地歼灭潍城守军万岁！……

  ——————以上段落 出自王树增先生的《解放战争》





淮海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  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孟良崮战役期间，随军常备支前民工七万七千人，二线常备支前民工十五万四千人，后备支前民工四十五万九千人，整个孟良崮战场上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支前民工达六十九万人。



被共产党胶东军区授予“支前模范”称号的贫苦姑娘解文卿被地主武装捉住了。当共产党军队转移外线作战后，村里的大地主解保国带领保安队回来了，一口气活埋了八个人，说不把解文卿交出来就把全村人都埋了。解文卿站了出来。她被吊在房梁上，手指和脚趾被剪断，四肢被打断，牙被一颗颗撬掉。最后，大地主解保国在她身上绑满了谷草点着了。贫苦姑娘解文卿死的时候刚刚年满十九岁。



      继续向南，绕过保定，就进入解放区的地盘了。天大亮的时候，官兵们眼前出现的景象让他们又惊又喜：乡亲们早就为部队做好了饭。“沿街两侧摆满了粗瓷大缸、陶瓷小盆、柳条编的挎篮、苞米叶子织的箩筐，农家所有盛食物的家什全摆开了，里面盛着新出锅冒着热气散发着油香的葱油饼、红皮沙瓤的红薯、香喷喷的烫面包子、不凉不烫的茶水、冒着腾腾热气的盐茶鸡蛋以及花生、核桃和红枣。”杨成武回忆说，“真难以设想，他们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准备好早餐的，因为从冀中军区到基层，中间隔着那么多层次，就是把消息传到村一级，也得几个钟头啊！”

  解放战争时期，中原野战军六纵攻击定陶，十六旅四十七团从东门、十八旅五十二团从北门同时发起进攻，五个小时候，部队攻入城内将守军（国民党整编六十三师一五三旅）分割围歼。战斗中，一位被子弹击中跌下云梯的排长的伤势令包括刘伯承、邓小平在内野战军官兵们格外牵挂。

    个农民出身的大个子排长二十六岁，曾在国民党军当了六年机枪手，抗战胜利后，在一次国共军队冲突时被俘，随后留在了共产党军队里。他不善言辞，性格憨厚，高兴的时候喜欢摆弄自己的机枪，能蒙着眼睛把一挺最新式的机枪快速分解成零件，然后又飞速地重新装配起来，不高兴的时候，他就说些“共产党就几条破枪，根本打不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干部就会收买人心，明天上战场还不是拿着匣子枪逼你去拼命”之类的怪话。官兵们都说他是“最难改造的那种大头兵”。一九四六年冬季里的一天，连队指导员让他讲讲曾经受过的苦，大个子顿时哭了起来。他是安徽阜阳水围子人，五岁那年，父亲因拖欠租子被地主打断腿，爬回家没几天就死了。他家的房子被地主顶了租，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到处流浪讨饭。十七岁那年，保长把他抓到国民党军队里。因为担心母亲和弟弟，他逃过三次，每次被抓回来都被打个半死。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别人倾诉自己的苦难，官兵们说一定要找到地主算账。部队打兰考时，他的机枪枪管都打红了。战后指导员表扬他作战勇敢，他坦诚地说战斗开始前他想溜号，因为在国民党军队时长官说共军打仗都让俘虏兵打头阵送死。但是，他亲眼看见了，战斗中干部们都冲在最前面。他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以后看我的。”很快，他当了班长入了党。在一次战斗中，他带领全班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攻击，坚守阵地一个昼夜，不但守住了阵地，而且全班无一伤亡。他的班被评为“模范战斗班”，他被评为“杀敌英雄”，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的《解放日报》上。报纸上写道：“党的教育，使王克勤从一个蒋介石手下的奴隶，转而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很快地变成一员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部队强渡黄河前，行军到一个村庄，由于这里是游击区，百姓们对共产党军队不了解，房东大娘带着儿媳妇躲了起来。王克勤和战士们睡在院子外，连房东家的一根草都没有动。第二天出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挎包里多了十二个煮鸡蛋和一包香烟。他把一块银元留在房东家的桌子上，还留下了一张字条：“我们知道您的儿子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了，我们一定把他救出来！”在把鸡蛋和香烟分给战士的时候，王克勤想起了自己生死不明的母亲，他说：“记住，咱们要为人民打仗，要当人民的儿子！”七月十日晚上，他提着一筐手榴弹往城墙上爬，国民党守军的子弹击中他的胸部，他一下子从云梯上跌下来，腿也摔断了。王克勤坐在地上，一只手捂着冒血的伤口，一只手握着信号枪，直到看见突破口被打开，在发射了报告突击成功的信号弹之后，他才倒下。战士陈群背着他往救护所跑，在救护所他醒来了片刻，他对陈群说：“我包袱里的几件衣服，分给大家吧，战斗打下来，大家却衣服穿。”由于伤势严重，救护所紧急安排担架往后方转运，王克勤在担架上有苏醒了片刻，这一次，他对陈群提了个要求：“替我给毛主席写封信，就说是共产党把我救了……”立志要当人民的儿子的大个子排长王克勤死在了担架上。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撰写了《悼念王克勤同志》一文：“王克勤同志一年来建立了很多战功，树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相结合的为我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我们对于他这种为人民立功不顾一切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表示无限的崇敬。”

    “做人民的儿子”，这是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道理上，都令国民党军困惑不已的说法。而更令国民党军恐惧的是，成千上万的贫苦百姓宁愿牺牲一切，也要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南下的时候，黄河北岸解放区的支前民工多达百万，仅随军行动的担架队员和运输队员就达八万。鲁西南的百姓自己吃糠咽菜，却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准备了数量充足的物资，仅莒（巨）南县，三天之内就把一百四十万斤面粉送到了前沿。百姓们说：“哪怕十天不睡觉，也要让部队吃饱饭！”巨南县的妇女十五天内缝制了两万两千双鞋子送到官兵们手中。共产党军队攻打郓城的时候，由民兵组成的战场外围封锁线长达百余里，村村设岗，昼夜巡逻，令溃败的国民党官兵几乎无路可逃。









   队伍离开村庄后，一个农民在官兵住过的房子里发现了一支钢笔。这个村民竟然步行追了两天，把他认为与革命有关的关系的钢笔送还给了部队—“他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取得胜利和和平”

孟良崮战役期间，随军常备支前民工七万七千人 ，二线常备支前民工十五万四千人，后备支前民工四十五万九千人，整个孟良崮战场上支援华东野战作战的支前民工多达六十九万人——美国记者赫伯特·安布德从孟良崮回到美国以后说：“我预言共产党将要取得胜利。”

“离开了解放区，我们就变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唯一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只有我们的兄弟姐妹——来自太行山的七千多名民工。”第九纵队离开太行山南下的时候，解放区的数千翻身农民随军作战——“部队打到哪里，参战的民工就跟到哪里，太行山的农民要用全力支援部队打出去，！”这些民工每天负重八十公斤以上，在连绵的阴雨中长途行军，战斗打响时既要上前运弹药又要向后转运伤员，每天都会遭到土匪的骚扰和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他们坚定而无畏令秦基伟终生难忘。

陕北的贫苦百姓曾倾尽全力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民兵封锁道路，埋设地雷，组织担架队，老人、妇女和孩子们把家里能吃的南瓜土豆都拿了出来。担架队里有个叫金有发的青年农民，父亲是陕北的老红军，一九三五年红军东征时战死在黄河边，弟弟刚刚参军，几天前攻击榆林时死在了城墙下。金有发参加担架队上前线后，她的妻子把自家藏在山里的几十斤谷子挖了出来，连夜推碾子磨米。小米碾好的时候，发现背上的孩子已经饿死了。女人把孩子的小尸埋在草丛中，背着小米循着枪声找到了部队。彭德怀知道后眼泪汪汪：“没有老百姓，哪有中国革命 ？边区人民对我们恩德如山，咱们要爱惜民命，再也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了！哪怕是杀马杀驼子吃，也要坚持打好这一仗！”

在收复胶东的作战中，解放区的农民倾注了巨大的战斗热情。他们筹集起大量的粮草，冒着炮火，送到山东兵团的阵地上。掖县上万名工在七天之内向前线运送了七百多万斤小麦，平度县的百姓在几天之内就筹集了八十多万斤面粉和一千多万斤柴草。潍北县张氏村的农民得知部队急需柴火，而方圆几十里的树木都已被国民党军队砍去修建工事了，村长王日光和村里的老人们商量的结果是，只有砍自己家两块老墓地里的树了。张氏本族墓地里长的松柏在淮北和淮南一带十分著名，树木里的树龄都在百年以上，人称“张氏松”。在老人们的支持下村长召集全村开会，参加会议的千名农民都同意把松树献出来。砍树时气氛十分悲壮，墓地香火缭绕，全村男女老少跪倒拜了祖先之后，刀砍斧劈之声彻夜不绝。天亮的时候，上千方木材装上大车，浩浩荡荡的运往了前线。

一个在林彪发动的冬季攻势中被俘的国民党军营长被他所看见的景象惊呆了：成千上万辆牲口大车从战场的边缘铺天盖地而来，大车上装着给华东野战军准备的大饼、窝头，大葱、猪肉和咸菜。当这些东西被运上战场之后农民工又帮着东北野战军装载缴获的美式炮弹。那些在作战中负伤的官兵被抬上担架，农民们用自家的厚厚棉被把他们包裹起来。大车上甚至还拉上了丈夫和一起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农民们招呼着：“上来暖和一下吧！以后别跟着他们遭罪了！”一些大车的牲口被从车辕上卸下来，帮着东北野战军拉缴获的汽车和大炮，大炮和汽车陷在融化了的泥雪里，附近村庄的妇女和孩子抱着垫车轮的柴火甚至门板蜂拥而至。这个坐在雪地上的国民党军营长站起来就参加了东北野战军，他说总算弄明白了国民党为什么没希望。

整个太原战役期间，近百万山西百姓加入了支前工作，百姓共筹集一亿斤小米、一千七百余万斤小麦，四千二百余万木柴，六千九百余万吉谷草，三百一十余万斤蔬菜，一百二十余万斤盐，这些维持大军生存的物资，被从方圆三四百里之外源源不断的运抵太原城下。因为太原守敌工事坚固，解放军还需要大量的攻城物资，于是，山西百姓又一次倾其所有，五十余万块门板，五万多根粗木、二十九万根房檩和五十多万条口袋被送上了阵地。有资料显示为了支援太原战役，按当地一人一个晌午为一个工计算，山西百姓累计出工达二十一亿多个，这一惊人的力量足以把阎锡山盘踞的太原城连根拔起。

三月九日，蒋介石偕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第三厅厅长罗泽闿、第四厅厅长杨业孔等人到达徐州。在听取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郭汝瑰的汇报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说：“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郭汝瑰听后，“顿觉毛骨悚然”。

　　自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以来，坚持在山东内线战场的共产党军队，一直处在艰苦的移动作战中，由于兵力和武器都与国民党军相距悬殊，面对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侵蚀和占领，被迫的周旋作战令他们十分迷茫，因为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当地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们对父老乡亲因为他们的离开而遭受苦难倍感痛苦。而解放区内贫苦农民遭受的蹂躏，其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旦他们开了口，就很难制止那泉涌般的痛苦回忆”，美国女记者葛兰恒记述道，“即使表情冷漠的农民，也会泣不成声，没法再接着往下讲。”山东兵团九纵接到潍县百姓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被许世友保存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〇年，那时，他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位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共产党将领把这信重新拿出来给部队官兵看，是想让在和平时期生活甚久的他们知道，军队在任何时候的作战都具有“复仇”的含义，军队的作战意志永远不能消沉——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灾难。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利，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要求你们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要求你们像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种激愤的请求尚无前例。

　　第九纵队发布的攻打潍县的命令，其措辞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为保证战斗的胜利，要求所有进攻的部队只准进不准退，有我在，不准敌存，发挥你手中武器的最大效能，大量的杀伤敌军……只准活着打下去，打到胜利，不准活着退下来。……同志们！攻城令下了，立功的时间到了，报仇的时间到了，各按照你的战斗计划，按照你的立功计划，在统一命令下，行动起来吧！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只准胜利，一定要胜利！胜利地歼灭潍城守军万岁！……

  ——————以上段落 出自王树增先生的《解放战争》





淮海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  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秃头自己把路走绝了，谁都不要怪。


如果看到了这里还不信



那么看看这个






为人民当桥的人，人民为他打开通天大道！





最后一首歌曲，开头视频的歌曲  支前民谣









视频是我自己做的，里面的剧情来自《谁主沉浮 》56上有

如果花粉不想看或说我拿的是艺术加工的东西。那么直接拉到最后，最后的照片我想你们看得懂

：“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碗饭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儿上战场……”

　　我们采访黎侠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已经坐在轮椅上了。1936年深冬，日本鬼子的“大清剿”把她所在的抗联小分队逼进牡丹江地区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小山村。十几名战士和几个伤员悄悄住进一个“堡垒户”李大娘家，大娘其实还不到40岁，丈夫牺牲在战场上，她只身带着11岁的闺女小玉花生活。家里一贫如洗，一点点存粮早就吃光了。战士们连饿了好几天，一个个东倒西歪，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小黎侠也病倒了。那是一个大雪天的早晨，大娘说，你们饿着肚子怎么打鬼子啊，俺出门借点儿粮食去。

　　天傍黑时，霜雪满头的李大娘背着沉甸甸的半麻袋玉米面回来了，蒸出两大锅黄澄澄香喷喷的窝头，战士们吃得狼吞虎咽，兴高采烈。不大工夫，一个小战士忽然跑进来报告说，不知为什么，大娘正躲在院子里抹眼泪。战士们这才觉出事情有点不对。队长四下瞅瞅，压低声音吼道，大娘的闺女玉花呢？小玉花怎么没见？战士们一窝蜂涌出房门到处找，没有！队长急火火地问大娘玉花哪去了？大娘终于忍不住，掩面痛哭说，俺把玉花卖了，换了半麻袋苞米面。

　　战士们呆住了。扑通扑通扑通，泪流满面的队长和全体战士，还有病重的小黎侠，齐刷刷跪倒在当院，在漫天大雪中向大娘砰砰磕头不止……

　　不久，黎侠随同抗联队伍转移到林海雪原中。有个女村民丁志清跟她一起上了山。丁志清的丈夫参加抗联后在战斗中牺牲了，为了复仇，她毅然抛下刚刚7岁、4岁和1岁的三个女儿，跟黎侠一起参加了抗联。这三个孩子后来靠乞讨为生，从黑龙江流浪到内蒙古，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组织才被找到。

　　黎侠记得，在山里的一个宿营地，一位朝鲜族女战士的孩子病得很重，队长要派人下山给她的孩子找药，她拒绝了，扯住队长的袖子不放，说鬼子正在清剿，下山的同志太危险。入夜，这位女战士要战友和跟着逃难的老百姓都放心睡觉，说她抱着病孩子反正睡不着，就守着火堆替大家放哨吧。第二天早晨，一声悲怆的惊呼把战友和老百姓都喊醒了，大家跳起来一看，只见这位朝鲜族女战士紧紧抱着孩子坐在树下，母子都冻死了。女战士脸色晶莹，嘴角微绽，浑身缀满霜雪，仿佛一尊冰雕……

家资钜万的豪门闺秀卓琳、康岱莎，扔下珠光宝气的首饰，告别泪流不止的父母和家里为她们设计的“锦绣前程”，跋山涉水横穿半个中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南洋富商之女廖冰身穿裘皮大衣和旗袍，带着几大箱爱国华侨捐献的珠宝首饰和银元，远涉重洋一路北上。抵达延安后，她“裸捐”了一切，登上草鞋套上军装就跨入战斗队伍……

　　瘦骨伶仃的穷人家女儿王定国，在红军长征路过家乡时，与数十个“童养媳”不顾夫家的强力阻拦，怒吼一声：“滚他娘的！”拿起红缨枪，跟上队伍就出发……

　　以《子夜》一书名震全国的著名作家茅盾赴延安考察后，其女沈霞自愿留在延安，结婚怀孕后为奔赴前线，再三要求做刮宫手术，结果死在条件极为简陋的延安医院手术台上……

　　知书达理、温柔可人的成都女孩吕璜读书时投身于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名震全市，被报界誉为“小七君子”之一。女大毕业后她进入延安保卫部，成为抗战时期中共第一代女侦察员。在破获延安“军统特务案”中，她和丈夫布鲁（时任延安保卫部部长）立下汗马功劳……

　　一名姿容秀丽的军统女特务打入延安后，“奉命”嫁给一位中共干部，但她深深爱上自己的丈夫，深深爱上延安清新明朗的政治空气，深深爱上延安昂扬的歌声。“军统特务案”破获后，绝大多数当事人被押解出境，只有她坚决要求留在延安，后来成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流浪街头的孤儿、乞丐、小偷“小桃子”跟上几位大姐到了延安，接收干部按谐音为她取名“萧滔志”。初入女大，她旧习未改，偷了女伴一件红毛衣，经教育后她痛哭流涕，一头冲到厨房，抓起菜刀剁掉自己的一根小手指，誓言“重新做人”，后来她走向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

　　黑龙江乡村医生的女儿黎侠是东北抗联中年龄最小的女战士，多年转战白山黑水之间，衣服破了个洞就用线绳系起来，当她钻出山林时，苏联边防军吓了一跳，以为她是个“老大的刺猬”。在延安女大学习期间，每天总有不少男士把情书悄悄放在她的窑洞窗口。黎侠看也不看，抓起来一挥手，像雪花一样扬出去因为她的恋人李范五（新中国成立后为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此刻正在东北林海雪原中浴血鏖战……
————————出处  《延安那些花季女孩》来源: 人民日报(北京)



他除了是蒋介石的亲信什么都不是。1944年春，30万中国军队被日军击败，汤恩伯将军的冤不在于36天丢了37座县城，不在于损失20万军队，而在于河南省的老百姓群起攻击被日军击败的国军，(10万军队被老百姓缴了枪)河南省的百姓恨国军超过了恨日军，河南省农民与中国军队打了起来，，这在中国战场上绝无仅有，国民革命军在河南省作了如下这些事：军人把百姓在路上找个借口捆了，要家人带钱来换人，设立的税收纸条能把老百姓的门给贴满了，与土匪勾结，邦票，为了拉兵，不管任何理由，哪怕这家人离了男人就活不下去，也会把人带走...1940年到44年的4年中，河南省的国军与日军一仗没打，反与日军作起了生意。战斗中，一个日军记者看了河南省老百姓受的苦不禁说出："我第一次发现了比日本军还坏的部队，"

——————————出处

《国民党五大饭桶将领》 网文 作者：唐律疏议 “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枝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只要有机会，他们（作者手下的国民党士兵）可能从村民处偷来一只狗，放进锅里煮，整只吃乾净。”

——[美]黄仁宇：《黄河青山》



“3.战斗军纪废弛：

(A)六月三日，长沙疏散时，各级宫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



——《第四军长沙第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摘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64页
   “在日军扫荡所到之处的‘非治安区’……民众全都逃走了，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人，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更是难得一见。”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8页。


“一、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


二、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而，从未进行过较正规的战斗。另外，由于战地民众实行“空室清野”，第一线部队在作战期间也未遇到居民。

三、当作战开始时，方面军便发出训令，指示“作战部队应彻底追捕敌人。战场遗弃物资等由另行编成的收容班专负其责。要严肃军纪风纪。共军中有不少女兵……”。但是，结果不仅没有共军遗弃的物资，也没有人见到女兵的踪影。”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33页，109师团参谋长山崎重三郎大尉（后为中佐）回忆五台作战。


“如果敌人出动了，离得最近的那个村子的人立刻从骑马来报告的侦察人员那里得到消息。侦察员实际上藏在敌军据点的大门口，他们发出警报让老百姓把粮食坚壁起来，逃到山里去。民兵埋上地雷，设上陷阱。敌人出动的消息用这样一些简单的方法，如点燃烽火或放倒山顶上的旗杆（这里乡村地形有起伏），接力传送到其他的村子。”

——[美]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170、171页。


作者看见一个日本人到过的村庄毁坏不是很严重“有人告诉我们，这是由于当地民兵非常有效地使用了地雷，日本人走后，民兵发现有30多个地雷在村的周围爆炸了。日本人担心进到村子里面太危险，只好离开，仅仅烧了一两间村边的房子”



——[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讲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160页


“八路军不会踏上地雷，这得归功于住在茅屋里的村民向导。”

——同上书，156页


（评：以“三空（搬空，藏空，躲空）”对“三光”不是吹的，“坚壁清野”不是吹的，“地雷战”也不是吹的，都是有现实基础的。当然不是说每次都能成功，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共产党军队对保护老百姓免遭日军祸害想尽了办法。而且这些办法也是有效的，决非那些诬蔑说的那样扔下老百姓自己一走了之，放任老百姓给人杀。至于损失，当然有，但是与正面战场相比真的多很多吗？1942年冀中51大扫荡算是残酷至极了，杀死抓走5万群众。可是正面战场南京失守后，一杀就有30万人受害，是51大扫荡的6倍！蒋介石炸开黄河大堤，一下子就淹死近百万老百姓，相当于20个51大扫荡！几年后河南因为炸堤的后遗症发生大旱灾和蝗灾，饿死老百姓数百上千万！在这些天文数字面前，游击战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简直忽略不计。）


“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结束语



“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49页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位于陕北与晋北交界处的佳县打下来，以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陕甘边区的压力，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十二万斤粮食。他请来佳县县长张俊贤，让他想想办法。张县长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役打响了，佳县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共产党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战场的后方，佳县的男女老少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战后很长时间内，这个县都看不到羊和驴。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支前干部吴相林的运粮队已经接近了激战中的孟良崮，他计算了一下，余下的路程大约还有十五公里。前面是座大山，路窄山陡，车子无法推了。他们把粮食卸下来，把小推车藏好，所有的人把粮食背在了自己背上，多的背了一百多斤，少的也有七八十斤。吴相林扛着粮食口袋走在最前面，远远地看见天上盘旋着飞机，他数了数有十来架。




    孟良崮的战斗打响以后，在通往战场的各条山路上，密集地行进着支前的独轮小车。农民们的小车上装载着战争所需要的所有物资：粮食、枪支、弹药、柴草、木料、药品、挖战壕的铁制工具、攀登用的木制云梯，棉衣面被和大量的布匹，甚至还有给牺牲官兵准备的衣服和棺材。在战场四周的山路上，到处可见由青壮年组成的担架队，妇女和老人们则跟在担架旁，不断地给伤员们喂水和干粮。伤员进村了，女人们看着浑身是血的官兵一边抹眼泪，一边用秫秸量伤员的脚，她们想让伤员穿上一双鞋底上绣有“大吉大利”字样的新鞋。那些急需动手术的伤员要紧急转运，大娘把昨晚上她眼巴巴地守了一夜的伤员送到村口，唠叨着嘱咐担架抬得稳一点，然后俯下身子对伤员说：“孩子！你命大！咱娘俩日后见！”

三月九日，蒋介石偕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第三厅厅长罗泽闿、第四厅厅长杨业孔等人到达徐州。在听取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郭汝瑰的汇报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说：“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郭汝瑰听后，“顿觉毛骨悚然”。

　　自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以来，坚持在山东内线战场的共产党军队，一直处在艰苦的移动作战中，由于兵力和武器都与国民党军相距悬殊，面对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侵蚀和占领，被迫的周旋作战令他们十分迷茫，因为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当地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们对父老乡亲因为他们的离开而遭受苦难倍感痛苦。而解放区内贫苦农民遭受的蹂躏，其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旦他们开了口，就很难制止那泉涌般的痛苦回忆”，美国女记者葛兰恒记述道，“即使表情冷漠的农民，也会泣不成声，没法再接着往下讲。”山东兵团九纵接到潍县百姓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被许世友保存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〇年，那时，他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位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共产党将领把这信重新拿出来给部队官兵看，是想让在和平时期生活甚久的他们知道，军队在任何时候的作战都具有“复仇”的含义，军队的作战意志永远不能消沉——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灾难。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利，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要求你们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要求你们像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种激愤的请求尚无前例。

　　第九纵队发布的攻打潍县的命令，其措辞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为保证战斗的胜利，要求所有进攻的部队只准进不准退，有我在，不准敌存，发挥你手中武器的最大效能，大量的杀伤敌军……只准活着打下去，打到胜利，不准活着退下来。……同志们！攻城令下了，立功的时间到了，报仇的时间到了，各按照你的战斗计划，按照你的立功计划，在统一命令下，行动起来吧！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只准胜利，一定要胜利！胜利地歼灭潍城守军万岁！……

  ——————以上段落 出自王树增先生的《解放战争》





淮海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  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孟良崮战役期间，随军常备支前民工七万七千人，二线常备支前民工十五万四千人，后备支前民工四十五万九千人，整个孟良崮战场上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支前民工达六十九万人。



被共产党胶东军区授予“支前模范”称号的贫苦姑娘解文卿被地主武装捉住了。当共产党军队转移外线作战后，村里的大地主解保国带领保安队回来了，一口气活埋了八个人，说不把解文卿交出来就把全村人都埋了。解文卿站了出来。她被吊在房梁上，手指和脚趾被剪断，四肢被打断，牙被一颗颗撬掉。最后，大地主解保国在她身上绑满了谷草点着了。贫苦姑娘解文卿死的时候刚刚年满十九岁。



      继续向南，绕过保定，就进入解放区的地盘了。天大亮的时候，官兵们眼前出现的景象让他们又惊又喜：乡亲们早就为部队做好了饭。“沿街两侧摆满了粗瓷大缸、陶瓷小盆、柳条编的挎篮、苞米叶子织的箩筐，农家所有盛食物的家什全摆开了，里面盛着新出锅冒着热气散发着油香的葱油饼、红皮沙瓤的红薯、香喷喷的烫面包子、不凉不烫的茶水、冒着腾腾热气的盐茶鸡蛋以及花生、核桃和红枣。”杨成武回忆说，“真难以设想，他们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准备好早餐的，因为从冀中军区到基层，中间隔着那么多层次，就是把消息传到村一级，也得几个钟头啊！”

  解放战争时期，中原野战军六纵攻击定陶，十六旅四十七团从东门、十八旅五十二团从北门同时发起进攻，五个小时候，部队攻入城内将守军（国民党整编六十三师一五三旅）分割围歼。战斗中，一位被子弹击中跌下云梯的排长的伤势令包括刘伯承、邓小平在内野战军官兵们格外牵挂。

    个农民出身的大个子排长二十六岁，曾在国民党军当了六年机枪手，抗战胜利后，在一次国共军队冲突时被俘，随后留在了共产党军队里。他不善言辞，性格憨厚，高兴的时候喜欢摆弄自己的机枪，能蒙着眼睛把一挺最新式的机枪快速分解成零件，然后又飞速地重新装配起来，不高兴的时候，他就说些“共产党就几条破枪，根本打不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干部就会收买人心，明天上战场还不是拿着匣子枪逼你去拼命”之类的怪话。官兵们都说他是“最难改造的那种大头兵”。一九四六年冬季里的一天，连队指导员让他讲讲曾经受过的苦，大个子顿时哭了起来。他是安徽阜阳水围子人，五岁那年，父亲因拖欠租子被地主打断腿，爬回家没几天就死了。他家的房子被地主顶了租，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到处流浪讨饭。十七岁那年，保长把他抓到国民党军队里。因为担心母亲和弟弟，他逃过三次，每次被抓回来都被打个半死。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别人倾诉自己的苦难，官兵们说一定要找到地主算账。部队打兰考时，他的机枪枪管都打红了。战后指导员表扬他作战勇敢，他坦诚地说战斗开始前他想溜号，因为在国民党军队时长官说共军打仗都让俘虏兵打头阵送死。但是，他亲眼看见了，战斗中干部们都冲在最前面。他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以后看我的。”很快，他当了班长入了党。在一次战斗中，他带领全班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攻击，坚守阵地一个昼夜，不但守住了阵地，而且全班无一伤亡。他的班被评为“模范战斗班”，他被评为“杀敌英雄”，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的《解放日报》上。报纸上写道：“党的教育，使王克勤从一个蒋介石手下的奴隶，转而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很快地变成一员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部队强渡黄河前，行军到一个村庄，由于这里是游击区，百姓们对共产党军队不了解，房东大娘带着儿媳妇躲了起来。王克勤和战士们睡在院子外，连房东家的一根草都没有动。第二天出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挎包里多了十二个煮鸡蛋和一包香烟。他把一块银元留在房东家的桌子上，还留下了一张字条：“我们知道您的儿子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了，我们一定把他救出来！”在把鸡蛋和香烟分给战士的时候，王克勤想起了自己生死不明的母亲，他说：“记住，咱们要为人民打仗，要当人民的儿子！”七月十日晚上，他提着一筐手榴弹往城墙上爬，国民党守军的子弹击中他的胸部，他一下子从云梯上跌下来，腿也摔断了。王克勤坐在地上，一只手捂着冒血的伤口，一只手握着信号枪，直到看见突破口被打开，在发射了报告突击成功的信号弹之后，他才倒下。战士陈群背着他往救护所跑，在救护所他醒来了片刻，他对陈群说：“我包袱里的几件衣服，分给大家吧，战斗打下来，大家却衣服穿。”由于伤势严重，救护所紧急安排担架往后方转运，王克勤在担架上有苏醒了片刻，这一次，他对陈群提了个要求：“替我给毛主席写封信，就说是共产党把我救了……”立志要当人民的儿子的大个子排长王克勤死在了担架上。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撰写了《悼念王克勤同志》一文：“王克勤同志一年来建立了很多战功，树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相结合的为我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我们对于他这种为人民立功不顾一切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表示无限的崇敬。”

    “做人民的儿子”，这是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道理上，都令国民党军困惑不已的说法。而更令国民党军恐惧的是，成千上万的贫苦百姓宁愿牺牲一切，也要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南下的时候，黄河北岸解放区的支前民工多达百万，仅随军行动的担架队员和运输队员就达八万。鲁西南的百姓自己吃糠咽菜，却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准备了数量充足的物资，仅莒（巨）南县，三天之内就把一百四十万斤面粉送到了前沿。百姓们说：“哪怕十天不睡觉，也要让部队吃饱饭！”巨南县的妇女十五天内缝制了两万两千双鞋子送到官兵们手中。共产党军队攻打郓城的时候，由民兵组成的战场外围封锁线长达百余里，村村设岗，昼夜巡逻，令溃败的国民党官兵几乎无路可逃。









   队伍离开村庄后，一个农民在官兵住过的房子里发现了一支钢笔。这个村民竟然步行追了两天，把他认为与革命有关的关系的钢笔送还给了部队—“他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取得胜利和和平”

孟良崮战役期间，随军常备支前民工七万七千人 ，二线常备支前民工十五万四千人，后备支前民工四十五万九千人，整个孟良崮战场上支援华东野战作战的支前民工多达六十九万人——美国记者赫伯特·安布德从孟良崮回到美国以后说：“我预言共产党将要取得胜利。”

“离开了解放区，我们就变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唯一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只有我们的兄弟姐妹——来自太行山的七千多名民工。”第九纵队离开太行山南下的时候，解放区的数千翻身农民随军作战——“部队打到哪里，参战的民工就跟到哪里，太行山的农民要用全力支援部队打出去，！”这些民工每天负重八十公斤以上，在连绵的阴雨中长途行军，战斗打响时既要上前运弹药又要向后转运伤员，每天都会遭到土匪的骚扰和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他们坚定而无畏令秦基伟终生难忘。

陕北的贫苦百姓曾倾尽全力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民兵封锁道路，埋设地雷，组织担架队，老人、妇女和孩子们把家里能吃的南瓜土豆都拿了出来。担架队里有个叫金有发的青年农民，父亲是陕北的老红军，一九三五年红军东征时战死在黄河边，弟弟刚刚参军，几天前攻击榆林时死在了城墙下。金有发参加担架队上前线后，她的妻子把自家藏在山里的几十斤谷子挖了出来，连夜推碾子磨米。小米碾好的时候，发现背上的孩子已经饿死了。女人把孩子的小尸埋在草丛中，背着小米循着枪声找到了部队。彭德怀知道后眼泪汪汪：“没有老百姓，哪有中国革命 ？边区人民对我们恩德如山，咱们要爱惜民命，再也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了！哪怕是杀马杀驼子吃，也要坚持打好这一仗！”

在收复胶东的作战中，解放区的农民倾注了巨大的战斗热情。他们筹集起大量的粮草，冒着炮火，送到山东兵团的阵地上。掖县上万名工在七天之内向前线运送了七百多万斤小麦，平度县的百姓在几天之内就筹集了八十多万斤面粉和一千多万斤柴草。潍北县张氏村的农民得知部队急需柴火，而方圆几十里的树木都已被国民党军队砍去修建工事了，村长王日光和村里的老人们商量的结果是，只有砍自己家两块老墓地里的树了。张氏本族墓地里长的松柏在淮北和淮南一带十分著名，树木里的树龄都在百年以上，人称“张氏松”。在老人们的支持下村长召集全村开会，参加会议的千名农民都同意把松树献出来。砍树时气氛十分悲壮，墓地香火缭绕，全村男女老少跪倒拜了祖先之后，刀砍斧劈之声彻夜不绝。天亮的时候，上千方木材装上大车，浩浩荡荡的运往了前线。

一个在林彪发动的冬季攻势中被俘的国民党军营长被他所看见的景象惊呆了：成千上万辆牲口大车从战场的边缘铺天盖地而来，大车上装着给华东野战军准备的大饼、窝头，大葱、猪肉和咸菜。当这些东西被运上战场之后农民工又帮着东北野战军装载缴获的美式炮弹。那些在作战中负伤的官兵被抬上担架，农民们用自家的厚厚棉被把他们包裹起来。大车上甚至还拉上了丈夫和一起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农民们招呼着：“上来暖和一下吧！以后别跟着他们遭罪了！”一些大车的牲口被从车辕上卸下来，帮着东北野战军拉缴获的汽车和大炮，大炮和汽车陷在融化了的泥雪里，附近村庄的妇女和孩子抱着垫车轮的柴火甚至门板蜂拥而至。这个坐在雪地上的国民党军营长站起来就参加了东北野战军，他说总算弄明白了国民党为什么没希望。

整个太原战役期间，近百万山西百姓加入了支前工作，百姓共筹集一亿斤小米、一千七百余万斤小麦，四千二百余万木柴，六千九百余万吉谷草，三百一十余万斤蔬菜，一百二十余万斤盐，这些维持大军生存的物资，被从方圆三四百里之外源源不断的运抵太原城下。因为太原守敌工事坚固，解放军还需要大量的攻城物资，于是，山西百姓又一次倾其所有，五十余万块门板，五万多根粗木、二十九万根房檩和五十多万条口袋被送上了阵地。有资料显示为了支援太原战役，按当地一人一个晌午为一个工计算，山西百姓累计出工达二十一亿多个，这一惊人的力量足以把阎锡山盘踞的太原城连根拔起。

三月九日，蒋介石偕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第三厅厅长罗泽闿、第四厅厅长杨业孔等人到达徐州。在听取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郭汝瑰的汇报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说：“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郭汝瑰听后，“顿觉毛骨悚然”。

　　自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以来，坚持在山东内线战场的共产党军队，一直处在艰苦的移动作战中，由于兵力和武器都与国民党军相距悬殊，面对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侵蚀和占领，被迫的周旋作战令他们十分迷茫，因为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当地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们对父老乡亲因为他们的离开而遭受苦难倍感痛苦。而解放区内贫苦农民遭受的蹂躏，其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旦他们开了口，就很难制止那泉涌般的痛苦回忆”，美国女记者葛兰恒记述道，“即使表情冷漠的农民，也会泣不成声，没法再接着往下讲。”山东兵团九纵接到潍县百姓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被许世友保存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〇年，那时，他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位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共产党将领把这信重新拿出来给部队官兵看，是想让在和平时期生活甚久的他们知道，军队在任何时候的作战都具有“复仇”的含义，军队的作战意志永远不能消沉——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灾难。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利，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要求你们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要求你们像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种激愤的请求尚无前例。

　　第九纵队发布的攻打潍县的命令，其措辞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为保证战斗的胜利，要求所有进攻的部队只准进不准退，有我在，不准敌存，发挥你手中武器的最大效能，大量的杀伤敌军……只准活着打下去，打到胜利，不准活着退下来。……同志们！攻城令下了，立功的时间到了，报仇的时间到了，各按照你的战斗计划，按照你的立功计划，在统一命令下，行动起来吧！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只准胜利，一定要胜利！胜利地歼灭潍城守军万岁！……

  ——————以上段落 出自王树增先生的《解放战争》





淮海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  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秃头自己把路走绝了，谁都不要怪。


如果看到了这里还不信



那么看看这个






为人民当桥的人，人民为他打开通天大道！





最后一首歌曲，开头视频的歌曲  支前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