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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20:43:57
记者：怎样评价“华盛顿共识”？
苏振兴：我们认为，“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政策和主张，如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整体上看，它的政策主张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和政府的管理等，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不仅如此，美国此后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这样，新自由主义便最终被美国当局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华盛顿共识”必须高度警惕。否则，国家经济主权将被严重弱化，国民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将面临巨大危险。
记者：我理解，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同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新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
何秉孟：完全正确。
新自由主义的蔓延与后果
记者：我们从概念、理论、政策层面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讨论，能否从实践层面探讨它在全球蔓延的情况？
何秉孟：可以。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曾一度呈加剧之势，如在拉美地区和俄罗斯，但效果并不乐观。
吴易风：不仅是拉美和俄罗斯，还有东南亚和东欧，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的风险和灾难。
苏振兴：拉美地区可说是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此时，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即推销“华盛顿共识”。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这场变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有的国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转向外向发展模式，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总的来看，“改革”动作大、发展成效小。不仅如此，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濒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
记者：从分析中不难看出，拉美国家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还是相对稳定的，但伴随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情况明显恶化。据了解，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当然，学术界对此问题争论较大：有的认为，阿根廷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有的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促成了阿根廷危机，但不是唯一的根源。应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苏振兴：当然，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是阿根廷危机的唯一原因，但如果他们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不可能导致危机。推行新自由主义，使阿根廷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这便使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致在经济危机中由于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而难以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从而使大批民族企业倒闭，有些城市的失业率高达15 20%。由于金融自由化，阿根廷的金融机构大多数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金融安全无保障，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
杨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是推行大型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允许外资收购本国国有、私营银行。1992年阿根廷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82％，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48％。短短5年，外资银行所占比重增长了4倍多。但阿根廷政府继续鼓励扩大开放。居民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从1997—2001年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从48％缩至33％，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则增至67％。截至2001年，阿根廷10家最大的银行，有8家由外资控股。外资银行能够全面经营阿根廷的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削弱了阿根廷金融主权，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
记者：在拉美国家，经济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经济体制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我们很想知道，拉美地区对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看法。
苏振兴：拉美地区各国政府都在进行深刻反思。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圣地亚哥共识”的框架是：（1）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2）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3）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4）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5）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6）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可见，拉美地区各国政府正在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清醒过来，抛弃新自由主义。
记者：据说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后，也成为一个重灾区？
田春生：是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政府于1992年初推出了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这个方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的，其基本依据是“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市场自由化：俄自1992年1月全面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济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培植广泛的有产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三，经济稳定化：在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把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并将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置于比发展生产、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更为重要的地位。此外，俄在转轨中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主导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实施“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的10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局混乱。
记者：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对于美国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摧毁了原苏联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不能不说是达到了他们的真正目的。
吴易风：确实如此。这正是国际垄断资本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目的之一。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新自由主义使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受到影响，如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年份年增长率超过8％，但在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和压力下，过早和过度地放开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在1997年7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使泰国经济很快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而泰国的金融危机，又很快引发了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与启示
记者：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新自由主义随之而入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采取何种态度。
何秉孟：是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引进、介绍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是必要的，今后还需要继续这样做。对新自由主义，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从我们的国情出发，有批判地吸收、借鉴。
李其庆：有些人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比如，把它的理论和学术渊源同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纯理论、纯学术、非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兴利除弊，诸如革除“福利陷阱”等弊端的改革理论。实际上，自由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涵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绝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反对封建主义的自由主义与今日的新自由主义相提并论。
胡代光：似乎新自由主义显示的新颖性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然而却是一种虚幻。对此，英国学者鲍尔·库格曼提出了五个重要评论观点：（1）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知识十分有限。（2）总有人不断提出缺乏根据的结论并为有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鲜明例证。（3）“传统的智慧”并不稳定，时刻在有规律地向其他事物转变，有时甚至走向对立面。（4）经济发展政策并没有“达到它们的预定目的”，而且是建立在“坏主意”基础之上的。（5）“坏主意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力集团的利益。”这些评论，对我们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很有启示。历史再三证实，“市场制度不管多么具有创造力，却不能自我调节”；“市场往往排斥社会价值”。“自由市场的本质是变化无常的，往往充满冒险性的繁荣和破产”。因此，研究新自由主义必须注意一个动向：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要求发展中国家和苏东等“转型国家”包括中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然而即使美国自己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贸易自由化、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相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切忌被新自由主义思潮导入误区。
吴易风：近些年来，国际上一直有人反复向我们宣传西方公认的反共分子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比如，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货币学派领袖弗里德曼等就竭力向我国兜售新自由主义。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萨克斯等人为“引导中国的发展”，曾制订了中国经济联邦制和中国私有化方案。该方案说，中国必须对经济制度进行“质的变革”：建立“经济联邦制”，发展“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的“地方诸侯经济”；“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化”。萨克斯等人认为，中国私有化与俄罗斯私有化不同的只是：俄罗斯是“突变式私有化”，而中国是“渐进式私有化”。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已在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吴树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可以证明新自由主义究竟是科学还是伪科学。俄罗斯1989年前GDP是中国的两倍，十年后是我们的三分之一。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走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的道路，尤其是把公有制企业卖给权贵，使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暴发户！现在，有一种世界性的议论话题叫中国模式，说它与日本模式、欧洲模式、美国模式不同。之所以把中国作为一种模式，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效受到世界瞩目，而这些成就的取得走的不是新自由主义道路。
记者：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是否有可借鉴的成分？
何秉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有这样几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一、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等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三、关于通过适度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观点。四、关于加强法制和使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五、关于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的主张。
记者：对新自由主义必须坚决摒弃的内容是什么？
何秉孟：（1）绝对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主要是指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这实际上是对经济弱势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弱化。对此，我们既要遵守WTO的规则和我国的有关承诺，最大限度地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同时，又要防范风险，特别是对金融自由化持谨慎态度，保留国家对金融强有力的监管和调控能力，以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2）全面私有化。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无法实现的，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许多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国有制）基础上。（3）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实践证明，即使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也不可能全面市场化，不要政府干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必须利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以及指导性发展规划等措施，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4）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仍将处于“一球两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高度警惕“全盘西化”，以免落入“全球一体化”的陷阱。
胡代光：新自由主义者大肆声称，资本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正像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一样，可以互惠互利。然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的短期借款都可能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许多历史事例都不断显示：“每次一国由于资本流入而遭到危机打击，都会付出沉重代价”。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和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并积极要求制定真正完善的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开放、公平、统一的世界贸易规则；坚决抵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与发达国家在履行世贸组织规则的义务和手段方面出现的不公平、不对称现象，特别是急需破除发达国家随心所欲地抛出非关税壁垒和特殊保障措施。
杨斌：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的“软战争”涉及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其中核心的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武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核心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银行业属于战略性行业，是国际垄断资本力争控制的重点，与制造业开放相比具有更大的风险性。我国推进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改革，不要相信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更不要迷信“国际接轨”，盲目放开市场。记者：怎样评价“华盛顿共识”？
苏振兴：我们认为，“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政策和主张，如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整体上看，它的政策主张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和政府的管理等，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不仅如此，美国此后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这样，新自由主义便最终被美国当局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华盛顿共识”必须高度警惕。否则，国家经济主权将被严重弱化，国民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将面临巨大危险。
记者：我理解，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同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新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
何秉孟：完全正确。
新自由主义的蔓延与后果
记者：我们从概念、理论、政策层面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讨论，能否从实践层面探讨它在全球蔓延的情况？
何秉孟：可以。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曾一度呈加剧之势，如在拉美地区和俄罗斯，但效果并不乐观。
吴易风：不仅是拉美和俄罗斯，还有东南亚和东欧，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的风险和灾难。
苏振兴：拉美地区可说是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此时，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即推销“华盛顿共识”。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这场变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有的国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转向外向发展模式，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总的来看，“改革”动作大、发展成效小。不仅如此，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濒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
记者：从分析中不难看出，拉美国家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还是相对稳定的，但伴随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情况明显恶化。据了解，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当然，学术界对此问题争论较大：有的认为，阿根廷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有的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促成了阿根廷危机，但不是唯一的根源。应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苏振兴：当然，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是阿根廷危机的唯一原因，但如果他们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不可能导致危机。推行新自由主义，使阿根廷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这便使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致在经济危机中由于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而难以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从而使大批民族企业倒闭，有些城市的失业率高达15 20%。由于金融自由化，阿根廷的金融机构大多数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金融安全无保障，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
杨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是推行大型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允许外资收购本国国有、私营银行。1992年阿根廷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82％，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48％。短短5年，外资银行所占比重增长了4倍多。但阿根廷政府继续鼓励扩大开放。居民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从1997—2001年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从48％缩至33％，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则增至67％。截至2001年，阿根廷10家最大的银行，有8家由外资控股。外资银行能够全面经营阿根廷的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削弱了阿根廷金融主权，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
记者：在拉美国家，经济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经济体制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我们很想知道，拉美地区对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看法。
苏振兴：拉美地区各国政府都在进行深刻反思。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圣地亚哥共识”的框架是：（1）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2）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3）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4）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5）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6）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可见，拉美地区各国政府正在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清醒过来，抛弃新自由主义。
记者：据说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后，也成为一个重灾区？
田春生：是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政府于1992年初推出了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这个方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的，其基本依据是“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市场自由化：俄自1992年1月全面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济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培植广泛的有产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三，经济稳定化：在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把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并将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置于比发展生产、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更为重要的地位。此外，俄在转轨中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主导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实施“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的10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局混乱。
记者：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对于美国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摧毁了原苏联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不能不说是达到了他们的真正目的。
吴易风：确实如此。这正是国际垄断资本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目的之一。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新自由主义使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受到影响，如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年份年增长率超过8％，但在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和压力下，过早和过度地放开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在1997年7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使泰国经济很快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而泰国的金融危机，又很快引发了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与启示
记者：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新自由主义随之而入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采取何种态度。
何秉孟：是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引进、介绍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是必要的，今后还需要继续这样做。对新自由主义，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从我们的国情出发，有批判地吸收、借鉴。
李其庆：有些人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比如，把它的理论和学术渊源同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纯理论、纯学术、非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兴利除弊，诸如革除“福利陷阱”等弊端的改革理论。实际上，自由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涵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绝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反对封建主义的自由主义与今日的新自由主义相提并论。
胡代光：似乎新自由主义显示的新颖性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然而却是一种虚幻。对此，英国学者鲍尔·库格曼提出了五个重要评论观点：（1）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知识十分有限。（2）总有人不断提出缺乏根据的结论并为有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鲜明例证。（3）“传统的智慧”并不稳定，时刻在有规律地向其他事物转变，有时甚至走向对立面。（4）经济发展政策并没有“达到它们的预定目的”，而且是建立在“坏主意”基础之上的。（5）“坏主意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力集团的利益。”这些评论，对我们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很有启示。历史再三证实，“市场制度不管多么具有创造力，却不能自我调节”；“市场往往排斥社会价值”。“自由市场的本质是变化无常的，往往充满冒险性的繁荣和破产”。因此，研究新自由主义必须注意一个动向：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要求发展中国家和苏东等“转型国家”包括中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然而即使美国自己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贸易自由化、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相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切忌被新自由主义思潮导入误区。
吴易风：近些年来，国际上一直有人反复向我们宣传西方公认的反共分子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比如，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货币学派领袖弗里德曼等就竭力向我国兜售新自由主义。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萨克斯等人为“引导中国的发展”，曾制订了中国经济联邦制和中国私有化方案。该方案说，中国必须对经济制度进行“质的变革”：建立“经济联邦制”，发展“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的“地方诸侯经济”；“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化”。萨克斯等人认为，中国私有化与俄罗斯私有化不同的只是：俄罗斯是“突变式私有化”，而中国是“渐进式私有化”。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已在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吴树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可以证明新自由主义究竟是科学还是伪科学。俄罗斯1989年前GDP是中国的两倍，十年后是我们的三分之一。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走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的道路，尤其是把公有制企业卖给权贵，使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暴发户！现在，有一种世界性的议论话题叫中国模式，说它与日本模式、欧洲模式、美国模式不同。之所以把中国作为一种模式，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效受到世界瞩目，而这些成就的取得走的不是新自由主义道路。
记者：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是否有可借鉴的成分？
何秉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有这样几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一、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等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三、关于通过适度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观点。四、关于加强法制和使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五、关于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的主张。
记者：对新自由主义必须坚决摒弃的内容是什么？
何秉孟：（1）绝对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主要是指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这实际上是对经济弱势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弱化。对此，我们既要遵守WTO的规则和我国的有关承诺，最大限度地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同时，又要防范风险，特别是对金融自由化持谨慎态度，保留国家对金融强有力的监管和调控能力，以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2）全面私有化。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无法实现的，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许多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国有制）基础上。（3）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实践证明，即使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也不可能全面市场化，不要政府干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必须利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以及指导性发展规划等措施，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4）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仍将处于“一球两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高度警惕“全盘西化”，以免落入“全球一体化”的陷阱。
胡代光：新自由主义者大肆声称，资本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正像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一样，可以互惠互利。然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的短期借款都可能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许多历史事例都不断显示：“每次一国由于资本流入而遭到危机打击，都会付出沉重代价”。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和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并积极要求制定真正完善的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开放、公平、统一的世界贸易规则；坚决抵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与发达国家在履行世贸组织规则的义务和手段方面出现的不公平、不对称现象，特别是急需破除发达国家随心所欲地抛出非关税壁垒和特殊保障措施。
杨斌：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的“软战争”涉及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其中核心的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武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核心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银行业属于战略性行业，是国际垄断资本力争控制的重点，与制造业开放相比具有更大的风险性。我国推进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改革，不要相信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更不要迷信“国际接轨”，盲目放开市场。
苏振兴：我们认为，“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政策和主张，如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整体上看，它的政策主张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和政府的管理等，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不仅如此，美国此后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这样，新自由主义便最终被美国当局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华盛顿共识”必须高度警惕。否则，国家经济主权将被严重弱化，国民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将面临巨大危险。
记者：我理解，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同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新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
何秉孟：完全正确。
新自由主义的蔓延与后果
记者：我们从概念、理论、政策层面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讨论，能否从实践层面探讨它在全球蔓延的情况？
何秉孟：可以。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曾一度呈加剧之势，如在拉美地区和俄罗斯，但效果并不乐观。
吴易风：不仅是拉美和俄罗斯，还有东南亚和东欧，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的风险和灾难。
苏振兴：拉美地区可说是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此时，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即推销“华盛顿共识”。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这场变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有的国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转向外向发展模式，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总的来看，“改革”动作大、发展成效小。不仅如此，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濒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
记者：从分析中不难看出，拉美国家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还是相对稳定的，但伴随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情况明显恶化。据了解，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当然，学术界对此问题争论较大：有的认为，阿根廷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有的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促成了阿根廷危机，但不是唯一的根源。应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苏振兴：当然，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是阿根廷危机的唯一原因，但如果他们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不可能导致危机。推行新自由主义，使阿根廷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这便使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致在经济危机中由于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而难以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从而使大批民族企业倒闭，有些城市的失业率高达15 20%。由于金融自由化，阿根廷的金融机构大多数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金融安全无保障，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
杨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是推行大型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允许外资收购本国国有、私营银行。1992年阿根廷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82％，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48％。短短5年，外资银行所占比重增长了4倍多。但阿根廷政府继续鼓励扩大开放。居民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从1997—2001年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从48％缩至33％，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则增至67％。截至2001年，阿根廷10家最大的银行，有8家由外资控股。外资银行能够全面经营阿根廷的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削弱了阿根廷金融主权，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
记者：在拉美国家，经济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经济体制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我们很想知道，拉美地区对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看法。
苏振兴：拉美地区各国政府都在进行深刻反思。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圣地亚哥共识”的框架是：（1）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2）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3）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4）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5）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6）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可见，拉美地区各国政府正在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清醒过来，抛弃新自由主义。
记者：据说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后，也成为一个重灾区？
田春生：是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政府于1992年初推出了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这个方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的，其基本依据是“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市场自由化：俄自1992年1月全面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济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培植广泛的有产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三，经济稳定化：在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把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并将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置于比发展生产、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更为重要的地位。此外，俄在转轨中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主导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实施“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的10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局混乱。
记者：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对于美国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摧毁了原苏联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不能不说是达到了他们的真正目的。
吴易风：确实如此。这正是国际垄断资本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目的之一。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新自由主义使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受到影响，如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年份年增长率超过8％，但在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和压力下，过早和过度地放开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在1997年7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使泰国经济很快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而泰国的金融危机，又很快引发了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与启示
记者：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新自由主义随之而入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采取何种态度。
何秉孟：是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引进、介绍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是必要的，今后还需要继续这样做。对新自由主义，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从我们的国情出发，有批判地吸收、借鉴。
李其庆：有些人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比如，把它的理论和学术渊源同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纯理论、纯学术、非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兴利除弊，诸如革除“福利陷阱”等弊端的改革理论。实际上，自由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涵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绝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反对封建主义的自由主义与今日的新自由主义相提并论。
胡代光：似乎新自由主义显示的新颖性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然而却是一种虚幻。对此，英国学者鲍尔·库格曼提出了五个重要评论观点：（1）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知识十分有限。（2）总有人不断提出缺乏根据的结论并为有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鲜明例证。（3）“传统的智慧”并不稳定，时刻在有规律地向其他事物转变，有时甚至走向对立面。（4）经济发展政策并没有“达到它们的预定目的”，而且是建立在“坏主意”基础之上的。（5）“坏主意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力集团的利益。”这些评论，对我们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很有启示。历史再三证实，“市场制度不管多么具有创造力，却不能自我调节”；“市场往往排斥社会价值”。“自由市场的本质是变化无常的，往往充满冒险性的繁荣和破产”。因此，研究新自由主义必须注意一个动向：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要求发展中国家和苏东等“转型国家”包括中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然而即使美国自己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贸易自由化、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相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切忌被新自由主义思潮导入误区。
吴易风：近些年来，国际上一直有人反复向我们宣传西方公认的反共分子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比如，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货币学派领袖弗里德曼等就竭力向我国兜售新自由主义。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萨克斯等人为“引导中国的发展”，曾制订了中国经济联邦制和中国私有化方案。该方案说，中国必须对经济制度进行“质的变革”：建立“经济联邦制”，发展“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的“地方诸侯经济”；“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化”。萨克斯等人认为，中国私有化与俄罗斯私有化不同的只是：俄罗斯是“突变式私有化”，而中国是“渐进式私有化”。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已在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吴树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可以证明新自由主义究竟是科学还是伪科学。俄罗斯1989年前GDP是中国的两倍，十年后是我们的三分之一。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走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的道路，尤其是把公有制企业卖给权贵，使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暴发户！现在，有一种世界性的议论话题叫中国模式，说它与日本模式、欧洲模式、美国模式不同。之所以把中国作为一种模式，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效受到世界瞩目，而这些成就的取得走的不是新自由主义道路。
记者：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是否有可借鉴的成分？
何秉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有这样几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一、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等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三、关于通过适度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观点。四、关于加强法制和使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五、关于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的主张。
记者：对新自由主义必须坚决摒弃的内容是什么？
何秉孟：（1）绝对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主要是指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这实际上是对经济弱势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弱化。对此，我们既要遵守WTO的规则和我国的有关承诺，最大限度地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同时，又要防范风险，特别是对金融自由化持谨慎态度，保留国家对金融强有力的监管和调控能力，以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2）全面私有化。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无法实现的，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许多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国有制）基础上。（3）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实践证明，即使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也不可能全面市场化，不要政府干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必须利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以及指导性发展规划等措施，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4）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仍将处于“一球两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高度警惕“全盘西化”，以免落入“全球一体化”的陷阱。
胡代光：新自由主义者大肆声称，资本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正像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一样，可以互惠互利。然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的短期借款都可能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许多历史事例都不断显示：“每次一国由于资本流入而遭到危机打击，都会付出沉重代价”。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和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并积极要求制定真正完善的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开放、公平、统一的世界贸易规则；坚决抵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与发达国家在履行世贸组织规则的义务和手段方面出现的不公平、不对称现象，特别是急需破除发达国家随心所欲地抛出非关税壁垒和特殊保障措施。
杨斌：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的“软战争”涉及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其中核心的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武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核心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银行业属于战略性行业，是国际垄断资本力争控制的重点，与制造业开放相比具有更大的风险性。我国推进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改革，不要相信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更不要迷信“国际接轨”，盲目放开市场。记者：怎样评价“华盛顿共识”？
苏振兴：我们认为，“华盛顿共识”的某些政策和主张，如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整体上看，它的政策主张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管和政府的管理等，适应了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不仅如此，美国此后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这样，新自由主义便最终被美国当局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华盛顿共识”必须高度警惕。否则，国家经济主权将被严重弱化，国民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将面临巨大危险。
记者：我理解，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同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新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
何秉孟：完全正确。
新自由主义的蔓延与后果
记者：我们从概念、理论、政策层面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讨论，能否从实践层面探讨它在全球蔓延的情况？
何秉孟：可以。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曾一度呈加剧之势，如在拉美地区和俄罗斯，但效果并不乐观。
吴易风：不仅是拉美和俄罗斯，还有东南亚和东欧，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或地区就会遭到巨大的风险和灾难。
苏振兴：拉美地区可说是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此时，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即推销“华盛顿共识”。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这场变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有的国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转向外向发展模式，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总的来看，“改革”动作大、发展成效小。不仅如此，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濒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
记者：从分析中不难看出，拉美国家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还是相对稳定的，但伴随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情况明显恶化。据了解，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当然，学术界对此问题争论较大：有的认为，阿根廷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有的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促成了阿根廷危机，但不是唯一的根源。应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苏振兴：当然，不能说新自由主义是阿根廷危机的唯一原因，但如果他们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不可能导致危机。推行新自由主义，使阿根廷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这便使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致在经济危机中由于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而难以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从而使大批民族企业倒闭，有些城市的失业率高达15 20%。由于金融自由化，阿根廷的金融机构大多数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金融安全无保障，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
杨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是推行大型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允许外资收购本国国有、私营银行。1992年阿根廷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82％，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48％。短短5年，外资银行所占比重增长了4倍多。但阿根廷政府继续鼓励扩大开放。居民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从1997—2001年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从48％缩至33％，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则增至67％。截至2001年，阿根廷10家最大的银行，有8家由外资控股。外资银行能够全面经营阿根廷的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削弱了阿根廷金融主权，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
记者：在拉美国家，经济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经济体制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我们很想知道，拉美地区对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看法。
苏振兴：拉美地区各国政府都在进行深刻反思。1998年4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圣地亚哥共识”的框架是：（1）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2）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3）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4）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5）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6）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可见，拉美地区各国政府正在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清醒过来，抛弃新自由主义。
记者：据说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后，也成为一个重灾区？
田春生：是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政府于1992年初推出了所谓三位一体（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这个方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提出的，其基本依据是“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市场自由化：俄自1992年1月全面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济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第二，国有企业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培植广泛的有产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三，经济稳定化：在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把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并将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置于比发展生产、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更为重要的地位。此外，俄在转轨中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主导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实施“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的10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局混乱。
记者：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对于美国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摧毁了原苏联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不能不说是达到了他们的真正目的。
吴易风：确实如此。这正是国际垄断资本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目的之一。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新自由主义使亚洲的一些国家也受到影响，如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部分年份年增长率超过8％，但在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和压力下，过早和过度地放开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在1997年7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使泰国经济很快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而泰国的金融危机，又很快引发了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与启示
记者：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新自由主义随之而入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采取何种态度。
何秉孟：是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引进、介绍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是必要的，今后还需要继续这样做。对新自由主义，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从我们的国情出发，有批判地吸收、借鉴。
李其庆：有些人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比如，把它的理论和学术渊源同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纯理论、纯学术、非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兴利除弊，诸如革除“福利陷阱”等弊端的改革理论。实际上，自由主义是个历史范畴，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涵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绝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反对封建主义的自由主义与今日的新自由主义相提并论。
胡代光：似乎新自由主义显示的新颖性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然而却是一种虚幻。对此，英国学者鲍尔·库格曼提出了五个重要评论观点：（1）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知识十分有限。（2）总有人不断提出缺乏根据的结论并为有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鲜明例证。（3）“传统的智慧”并不稳定，时刻在有规律地向其他事物转变，有时甚至走向对立面。（4）经济发展政策并没有“达到它们的预定目的”，而且是建立在“坏主意”基础之上的。（5）“坏主意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力集团的利益。”这些评论，对我们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很有启示。历史再三证实，“市场制度不管多么具有创造力，却不能自我调节”；“市场往往排斥社会价值”。“自由市场的本质是变化无常的，往往充满冒险性的繁荣和破产”。因此，研究新自由主义必须注意一个动向：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要求发展中国家和苏东等“转型国家”包括中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然而即使美国自己也没有真正实行过贸易自由化、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相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切忌被新自由主义思潮导入误区。
吴易风：近些年来，国际上一直有人反复向我们宣传西方公认的反共分子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比如，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货币学派领袖弗里德曼等就竭力向我国兜售新自由主义。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萨克斯等人为“引导中国的发展”，曾制订了中国经济联邦制和中国私有化方案。该方案说，中国必须对经济制度进行“质的变革”：建立“经济联邦制”，发展“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的“地方诸侯经济”；“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化”。萨克斯等人认为，中国私有化与俄罗斯私有化不同的只是：俄罗斯是“突变式私有化”，而中国是“渐进式私有化”。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已在我国经济学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吴树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可以证明新自由主义究竟是科学还是伪科学。俄罗斯1989年前GDP是中国的两倍，十年后是我们的三分之一。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走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的道路，尤其是把公有制企业卖给权贵，使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暴发户！现在，有一种世界性的议论话题叫中国模式，说它与日本模式、欧洲模式、美国模式不同。之所以把中国作为一种模式，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效受到世界瞩目，而这些成就的取得走的不是新自由主义道路。
记者：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是否有可借鉴的成分？
何秉孟：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有这样几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一、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等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三、关于通过适度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观点。四、关于加强法制和使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五、关于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的主张。
记者：对新自由主义必须坚决摒弃的内容是什么？
何秉孟：（1）绝对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主要是指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这实际上是对经济弱势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弱化。对此，我们既要遵守WTO的规则和我国的有关承诺，最大限度地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同时，又要防范风险，特别是对金融自由化持谨慎态度，保留国家对金融强有力的监管和调控能力，以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2）全面私有化。这一点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无法实现的，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可能完全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许多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国有制）基础上。（3）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实践证明，即使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也不可能全面市场化，不要政府干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必须利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以及指导性发展规划等措施，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4）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仍将处于“一球两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高度警惕“全盘西化”，以免落入“全球一体化”的陷阱。
胡代光：新自由主义者大肆声称，资本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完全自由流动，正像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一样，可以互惠互利。然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的短期借款都可能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许多历史事例都不断显示：“每次一国由于资本流入而遭到危机打击，都会付出沉重代价”。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和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并积极要求制定真正完善的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开放、公平、统一的世界贸易规则；坚决抵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与发达国家在履行世贸组织规则的义务和手段方面出现的不公平、不对称现象，特别是急需破除发达国家随心所欲地抛出非关税壁垒和特殊保障措施。
杨斌：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的“软战争”涉及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其中核心的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武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核心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银行业属于战略性行业，是国际垄断资本力争控制的重点，与制造业开放相比具有更大的风险性。我国推进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改革，不要相信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更不要迷信“国际接轨”，盲目放开市场。
很不错的文章，又长了新见识。不管是什么理论、思想、概念。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自己的判断。另外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自己的事自己做”，不要相信西方国家有那么多关心中国人民的“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