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我能成为中等收入者吗？

我能成为中等收入者吗？
2011年12月29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人民图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中等收入者是社会稳定的中坚，是扩大消费的主体。然而，过重负担之下，国内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者非但没有成为“中坚层”，反而成为“夹心层”。同时，低收入群体也在为难以跨入中等收入者行列而焦虑。建设“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任重道远。

　　年末，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普通居民，请他们就此话题吐露心声，畅谈期待。

　　——编　者

　　北京市外企白领王媛

　　生活压力大，成了“伪中产”

　　本报记者　欧阳洁

　　王媛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是人们眼中标准的“白领”。她月薪上万，每天衣着光鲜地出入高档写字楼，生活体面、滋润。年初，她“升级”做了妈妈，不仅生活忙乱起来，更要好好考虑家庭整体规划，除了为父母养老，还要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从幼儿园开始就得给孩子找好学校，费用不菲。如果再上辅导班，开销就更大了。”王媛算了算，学龄前就得预备10来万元。王媛是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自然要靠她。王媛的爱人来自农村，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以后也要承担两位老人的养老。

　　花销这么多，收入够用吗？王媛说，工资是她的主要收入来源，每扣完各种保险、所得税后，拿到手里的有9300元左右。好在今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她每个月少交了500元左右的个人税。

　　“收入看起来不低，但工资涨速跟不上物价的涨速，而且我们公司工作压力挺大的。每年经过严格的考核评比，只有评级靠前，工资涨幅才能超过10%。”王媛说，今年生完孩子后，有好几个月没工作，收入也少了不少。她觉得自己成了“伪中产”。

　　说到股票、基金等财产性收入，王媛只能苦笑。2007年，A股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时，王媛随大流进入资本市场，买股票、买基金。然而，随着A股持续下跌，现在她都没心情去看股票账户了。

　　“最近打开账户一看，投进的10来万元钱，现在缩水了一半不止。基金除了一只还稍微稳定点外，其他的大约已经亏了20%。”王媛说，“本来还打算给儿子投资点教育基金，现在看来都不太合适。希望以后股市能正常、健康发展，让我们也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哈尔滨药企销售员许亮

　　岗位在低端，难有高工资

　　本报记者　袁　泉

　　“如果安心干下去，日子也过得去，但年轻人总不想就这么认了。”许亮今年28岁，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为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实现职场跨越，三年时间他换了三份工作。

　　2008年，许亮从哈尔滨本地一所知名大学的食品工程专业毕业，进入一家食品企业做质量管理工作。“每天化验油脂、酸度、过氧化值，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日子平平淡淡，待遇也平平淡淡的。”

　　虽说专业对口，许亮仍然觉得每天和瓶瓶罐罐打交道，不是他理想中的职业。一年后，他离开了哈尔滨，跳槽到大庆市的一家乳品企业，从事终端控制系统操作。

　　“收入略有增加，但每天在生产车间里的工作就是排料、调配，晃来晃去还是老样子，人也学不到新知识，感觉毕业之后没有什么成长。”许亮说，企业对低端生产线的员工几乎没有什么培训，最大的培训项目就是企业ISO认证时进行的岗位培训，“即便拿到企业内部资格认证，如果跳槽，也是根本不顶用。”

　　“咱干的工作就是最基础的，每个月的工资也不高，就是2000元左右。离家又远，将来生活上还要面对很多实际的问题，还不如回到哈尔滨，至少家里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压力也会小一点。”许亮说。

　　今年初，许亮舍弃了那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到哈尔滨一家生物制药企业搞销售。“现在的收入差不多每月有3000元，工作虽说辛苦些，每天要跑药店，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但比起以前单调的生活，感觉充实很多，至少每天都能有成长，有积累。”

　　回顾三年来的职场生活，各种劳动保障无法衔接让许亮很头疼。“换一次单位就要重新办一次，很麻烦。要是各种保障都很健全，就算辞职单干，心里也有底。”

　　人往高处走，低端的产业里只有低端岗位和低工资。现在，许亮最大的希望就是多积累一些经验，将来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早点进入“中产”行列。

　　海口市按摩店老板刘荣光

　　收入不稳定，攒钱不容易

　　本报记者　马跃峰

　　冬日的海口市琼苑路，微风吹拂、绿叶婆娑。街边一个小胡同口，摆着一柱白色灯箱，上面写着：针灸、梅花针、三棱针、拔罐、刮痧。推开房门，老板刘荣光正在给客人按摩。

　　“按摩一次多少钱？”记者问。

　　“35元。”

　　“一天有几位客人？”

　　“不确定。最多一天来了11位。”刘荣光说着话，手并不停，拍拍打打，非常卖力。

　　1997年，刘荣光来到琼苑路，租了一个80平方米门面房，雇用七八个按摩工。当时，每个月能挣上万元。后来，因房屋拆迁，他只好再找新地方。几经换房，生意变得越来越清淡。

　　“做个体生意不容易，客人少的时候就只能在屋子里干等。平均算下来，一个月能赚7000多元吧。”刘荣光说，生意很不稳定，这也让他不敢多聘用帮手，到现在还只是一个人做。

　　“按理说挣得不少了，可仍觉得手头紧。”刘荣光算了一笔账，每月房租900元、水电费350元，按摩床一次性投入5000多元，一套理疗仪就得1万多元。此外，还要购买水盆、毛巾、床单、按摩精油等各种物品，都得花钱。

　　生活上的支出也不少。刘荣光说，自己每月饭费800元，还要给父母养老金1000元，老婆孩子的租房费每月1000元、生活费每月1000元，这么一算下来，每月剩余寥寥无几。现在父母年事已高，万一有个大病小灾，找钱治疗都头疼。

　　说到买房子，刘荣光直摇头:“按现在的房价，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大概需要八九十万元，根本买不起。”刘荣光说,都说宏观调控政策正发挥作用，不少地方的房价下降了，但什么时候能让我们这种收入的人买得起房？

　　刘荣光说，海口市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但很多人对此还有顾虑。如果工作流动性比较大，收入又不稳定，这样漂来漂去，哪有希望成为“中等收入者”？

　　莱芜市民营企业文员赵雯

　　有了公平竞争，才能向上流动

　　本报记者　崔　鹏

　　“现在生活还算平稳，就是工资太少。”谈起自己的近况，在山东省莱芜市一家民营企业做文员的赵雯说，每月能拿1000多元，这已经是她大学毕业后换的第三份工作了。

　　5年前，赵雯刚考上山东青岛市一所大学，这在她们那个小村庄也算一件大事，邻居、亲戚纷纷夸她有出息。赵雯对未来也充满憧憬和向往，期待学有所成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好好报答父母。

　　大学四年很快过去了，找工作却并不容易。赵雯尝试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山东省公务员考试，未能通过；参加省城一家报社招聘，未能通过；之后，她进入当地一家私营企业，但干了不长时间，赵雯觉得工资太低、没有发展前途，辞职了。半年多的时间里，她换了好几家企业。

　　读书，还能出人头地吗？

　　赵雯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找工作不顺利，或许是自己能力不行，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她的一位大学同学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连笔试都没参加，简单搞了个面试就过关了。为什么这么轻松？“听说是家里有关系，早就做工作了。”赵雯说，这样的事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现在大学生要找一个好工作，自然需要多努力，但努力是否就一定有用？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寒门子弟曾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让许多家长抱着一个信念：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近年来这种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决定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往往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这加剧了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难度。

　　“以后，如果能有机会换个更好的工作，我还是想试试。”赵雯说，她不会怨天尤人，以后会更加积极提高自身能力。但她也希望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样才更有可能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成为梦想里的中等收入者。

　　（本组稿件部分被采访对象采用化名）


我能成为中等收入者吗？
2011年12月29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人民图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中等收入者是社会稳定的中坚，是扩大消费的主体。然而，过重负担之下，国内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者非但没有成为“中坚层”，反而成为“夹心层”。同时，低收入群体也在为难以跨入中等收入者行列而焦虑。建设“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任重道远。

　　年末，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普通居民，请他们就此话题吐露心声，畅谈期待。

　　——编　者

　　北京市外企白领王媛

　　生活压力大，成了“伪中产”

　　本报记者　欧阳洁

　　王媛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是人们眼中标准的“白领”。她月薪上万，每天衣着光鲜地出入高档写字楼，生活体面、滋润。年初，她“升级”做了妈妈，不仅生活忙乱起来，更要好好考虑家庭整体规划，除了为父母养老，还要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从幼儿园开始就得给孩子找好学校，费用不菲。如果再上辅导班，开销就更大了。”王媛算了算，学龄前就得预备10来万元。王媛是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自然要靠她。王媛的爱人来自农村，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以后也要承担两位老人的养老。

　　花销这么多，收入够用吗？王媛说，工资是她的主要收入来源，每扣完各种保险、所得税后，拿到手里的有9300元左右。好在今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她每个月少交了500元左右的个人税。

　　“收入看起来不低，但工资涨速跟不上物价的涨速，而且我们公司工作压力挺大的。每年经过严格的考核评比，只有评级靠前，工资涨幅才能超过10%。”王媛说，今年生完孩子后，有好几个月没工作，收入也少了不少。她觉得自己成了“伪中产”。

　　说到股票、基金等财产性收入，王媛只能苦笑。2007年，A股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时，王媛随大流进入资本市场，买股票、买基金。然而，随着A股持续下跌，现在她都没心情去看股票账户了。

　　“最近打开账户一看，投进的10来万元钱，现在缩水了一半不止。基金除了一只还稍微稳定点外，其他的大约已经亏了20%。”王媛说，“本来还打算给儿子投资点教育基金，现在看来都不太合适。希望以后股市能正常、健康发展，让我们也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哈尔滨药企销售员许亮

　　岗位在低端，难有高工资

　　本报记者　袁　泉

　　“如果安心干下去，日子也过得去，但年轻人总不想就这么认了。”许亮今年28岁，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为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实现职场跨越，三年时间他换了三份工作。

　　2008年，许亮从哈尔滨本地一所知名大学的食品工程专业毕业，进入一家食品企业做质量管理工作。“每天化验油脂、酸度、过氧化值，准时上班，准时下班，日子平平淡淡，待遇也平平淡淡的。”

　　虽说专业对口，许亮仍然觉得每天和瓶瓶罐罐打交道，不是他理想中的职业。一年后，他离开了哈尔滨，跳槽到大庆市的一家乳品企业，从事终端控制系统操作。

　　“收入略有增加，但每天在生产车间里的工作就是排料、调配，晃来晃去还是老样子，人也学不到新知识，感觉毕业之后没有什么成长。”许亮说，企业对低端生产线的员工几乎没有什么培训，最大的培训项目就是企业ISO认证时进行的岗位培训，“即便拿到企业内部资格认证，如果跳槽，也是根本不顶用。”

　　“咱干的工作就是最基础的，每个月的工资也不高，就是2000元左右。离家又远，将来生活上还要面对很多实际的问题，还不如回到哈尔滨，至少家里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压力也会小一点。”许亮说。

　　今年初，许亮舍弃了那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到哈尔滨一家生物制药企业搞销售。“现在的收入差不多每月有3000元，工作虽说辛苦些，每天要跑药店，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但比起以前单调的生活，感觉充实很多，至少每天都能有成长，有积累。”

　　回顾三年来的职场生活，各种劳动保障无法衔接让许亮很头疼。“换一次单位就要重新办一次，很麻烦。要是各种保障都很健全，就算辞职单干，心里也有底。”

　　人往高处走，低端的产业里只有低端岗位和低工资。现在，许亮最大的希望就是多积累一些经验，将来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早点进入“中产”行列。

　　海口市按摩店老板刘荣光

　　收入不稳定，攒钱不容易

　　本报记者　马跃峰

　　冬日的海口市琼苑路，微风吹拂、绿叶婆娑。街边一个小胡同口，摆着一柱白色灯箱，上面写着：针灸、梅花针、三棱针、拔罐、刮痧。推开房门，老板刘荣光正在给客人按摩。

　　“按摩一次多少钱？”记者问。

　　“35元。”

　　“一天有几位客人？”

　　“不确定。最多一天来了11位。”刘荣光说着话，手并不停，拍拍打打，非常卖力。

　　1997年，刘荣光来到琼苑路，租了一个80平方米门面房，雇用七八个按摩工。当时，每个月能挣上万元。后来，因房屋拆迁，他只好再找新地方。几经换房，生意变得越来越清淡。

　　“做个体生意不容易，客人少的时候就只能在屋子里干等。平均算下来，一个月能赚7000多元吧。”刘荣光说，生意很不稳定，这也让他不敢多聘用帮手，到现在还只是一个人做。

　　“按理说挣得不少了，可仍觉得手头紧。”刘荣光算了一笔账，每月房租900元、水电费350元，按摩床一次性投入5000多元，一套理疗仪就得1万多元。此外，还要购买水盆、毛巾、床单、按摩精油等各种物品，都得花钱。

　　生活上的支出也不少。刘荣光说，自己每月饭费800元，还要给父母养老金1000元，老婆孩子的租房费每月1000元、生活费每月1000元，这么一算下来，每月剩余寥寥无几。现在父母年事已高，万一有个大病小灾，找钱治疗都头疼。

　　说到买房子，刘荣光直摇头:“按现在的房价，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大概需要八九十万元，根本买不起。”刘荣光说,都说宏观调控政策正发挥作用，不少地方的房价下降了，但什么时候能让我们这种收入的人买得起房？

　　刘荣光说，海口市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但很多人对此还有顾虑。如果工作流动性比较大，收入又不稳定，这样漂来漂去，哪有希望成为“中等收入者”？

　　莱芜市民营企业文员赵雯

　　有了公平竞争，才能向上流动

　　本报记者　崔　鹏

　　“现在生活还算平稳，就是工资太少。”谈起自己的近况，在山东省莱芜市一家民营企业做文员的赵雯说，每月能拿1000多元，这已经是她大学毕业后换的第三份工作了。

　　5年前，赵雯刚考上山东青岛市一所大学，这在她们那个小村庄也算一件大事，邻居、亲戚纷纷夸她有出息。赵雯对未来也充满憧憬和向往，期待学有所成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好好报答父母。

　　大学四年很快过去了，找工作却并不容易。赵雯尝试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山东省公务员考试，未能通过；参加省城一家报社招聘，未能通过；之后，她进入当地一家私营企业，但干了不长时间，赵雯觉得工资太低、没有发展前途，辞职了。半年多的时间里，她换了好几家企业。

　　读书，还能出人头地吗？

　　赵雯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找工作不顺利，或许是自己能力不行，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她的一位大学同学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连笔试都没参加，简单搞了个面试就过关了。为什么这么轻松？“听说是家里有关系，早就做工作了。”赵雯说，这样的事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现在大学生要找一个好工作，自然需要多努力，但努力是否就一定有用？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寒门子弟曾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让许多家长抱着一个信念：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近年来这种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决定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往往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这加剧了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难度。

　　“以后，如果能有机会换个更好的工作，我还是想试试。”赵雯说，她不会怨天尤人，以后会更加积极提高自身能力。但她也希望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样才更有可能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成为梦想里的中等收入者。

　　（本组稿件部分被采访对象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