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穷人争当“落后阶层”

几十年前，西拉杰•加兹（Siraj Gazi）的祖父把自己的姓氏乔德利（Chowduli）改成了等级更高的加兹（Gazi）。他希望这会消除自己卑贱阶层出身的耻辱。

现在，23岁的大学毕业生加兹正试图证明自己实际上姓乔德利。这个姓氏在印度的等级太低了，其实就是一种种族歧视的蔑称。

加兹说，爷爷想让人们不再觉得我们愚昧落后，不再瞧不起我们；但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我愿意改回原来的姓。

虽然印度经济在飞速发展，但在很多农村地区，比如加兹所在的靠近孟加拉国边境的渔村，人们基本上享受不到财富增长的果实以及经济和社会流动的机会。

因此，印度正试图通过一项广泛并不断扩大的平权行动计划来推动贫困阶层的发展。为了决定哪些人应该获益，政府利用了长期以来被很多人视为印度社会一大流弊的等级划分方式：印度教种姓制度。

印度政府规定将27%的中央政府工作岗位和大学就读名额、以及不同比例的各州政府工作岗位提供给“落后阶层”（backward classes）。自1993年至今，被政府列为“落后阶层”的群体数量增长了近一倍，达到2,251个。政府正在将另外约200个群体正式划归为“落后阶层”，从而让这些人也能受益。

此外，印度80年来首次进行了“种姓普查”，对印度几千个亚种姓（sub-caste）进行统计。种姓普查素来是禁忌，因为政府担心这样做会加剧歧视。但今年，低种姓群体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些群体的希望是：这次统计将会表明低种姓的数量比想象中多得多，从而有理由让政府给予更多福利，甚至提供私营领域的工作配额。

几百年来，种姓不仅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还决定了他们的婚姻和职业。这种等级制度以四大种姓为基础（地位最高的是掌管祭祀的婆罗门（Brahmins）），这四大种姓又进一步细分为几千个亚种姓。来自班尼亚种姓（Bania）的阿加瓦尔（Agarwal）人与本族人结婚，最后成为商人；而亚达夫（Yadav）人则以放牛为生。帕利亚（Paraiyar）种姓（“贱民”（pariah）一词就源于此）只能做苦役，因为他们被认为不洁，必须住在村子外头。

在印度约6,400个亚种姓中，这种制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它在继续满足基本的经济需求：由于缺乏强大的市场力量或公共机构，人们利用种姓体系来获取工作、贷款和住房。

但种姓间的等级歧视却很严重。各个种姓群体开发出奖励措施来保持自己在等级阶梯上的地位，以免低层阶级超过自己。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曾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达利特（Dalits）阶层也出了一些成功的商人，但它依然远远落后于家庭收入中位数是他们两倍的更高阶层。

20年前经济对外开放、结束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时，印度同时也准备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通过为弱势种姓增加近一倍的预留工作配额及公立大学就读配额，印度做到了这一点。印度的低种姓人群是一个巨大的选民群体，他们用自己刚刚建立的影响力，对在经济飞速发展之时无法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表达了不满。

评论人士说，把种姓制度当作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工具的危险在于，政府在将依然根深蒂固的古代等级制度永续下去。就在今年4月，印度最高法院（Indian Supreme Court）在一条涉及广泛的条令中谴责种姓制度为“国家的诅咒”，说“越早毁掉它越好”。该判决宣告印度私设法庭所支持的“名誉杀害”（honor killings）为非法行为。“名誉杀害”是指，如果不同种姓的年轻情侣相爱，家族就会杀掉这对情侣，而不愿忍受跨种姓联姻的耻辱。

印度《宪法》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但同时也神圣地记载着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针对达利特人和土著森林部落的平权行动，二者在法律上分别被称为“列表种姓”（scheduled castes）和“列表部落”（scheduled tribes）。政府也适时地创造了第三个群体“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

政府设置了限制条件：年收入9,000美元以上的人被视为不能获得福利的“奶油阶层”。但整体来说，近一半政府岗位和大学名额都是为弱势群体保留的。

在目前请求被政府纳入“落后阶层”的印度教群体中，包括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德万格斯（Devangas）人，他们是传统的纺织工，名字意为“为上帝做衣服的人”。

凯萨瓦•劳尔（M. Kesava Rao）是一所主要为德万格斯人而设的高中的副校长。他说，如果每个人都能有过上好生活的机会，那么授予“落后阶层”的地位就没有必要，但现实是人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德万格斯已经被州政府确认为“落后阶层”；他们还想获得国家的认可，从而获得联邦配额的资格。

几代之前的德万格斯人从印度南部迁移到西孟加拉邦的麻纺厂工作。但麻纺行业正在衰落。由于没有其他行业的从业机会，他们想提高社会或经济地位的希望很渺茫。

在加尔各答以北车程一小时的镇子Serampore，约6,000名德万格斯人住在五颜六色的窄小房子里。下水道污水从泥泞乡野小路的明沟流出。屋子里，妇女们坐在踏板缝纫机旁制作纱丽上衣，每件大约卖4美分。政府数据显示，这些妇女只有五分之一达到了小学文化水平。

42岁的康达卡•卡迈什瓦尔•劳尔（Kondaka Kameshwar Rao）在德万格斯人中算是收入较高的。他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分别是11岁和14岁。他在一个幸存下来的麻纺厂负责操作绕线机，每月挣140美元。

但他请不起家教为孩子辅导功课，在印度公立学校拥挤不堪的情况下，家教是学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得高分的关键。

劳尔认为，要让孩子获得自己所缺乏的改善经济状况的能力，唯一的方法是为家族争取到“落后阶层”的地位。他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婆罗门。

印度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体系来决定哪些人可以获得帮助，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做法。但评论人士说，平权行动计划加剧了种姓间的仇恨，因为供印度12亿人口竞争的就业机会太少了。

同样在努力改善农村贫困状况的中国则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加大对公共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中国比印度领先了一步，经济对外开放比印度大约早了十年，此外在包括应对贫困和孕妇死亡率在内的措施方面也超过了印度。印度也在向学校和农村就业项目投入更多资金。

在印度被归为“落后阶层”并不能保证获得福利。尽管有就业配额，但很多人依然达不到最低的雇佣标准。大多数州政府机构最低层的工作甚至都要求有八年级的教育水平，而很多人都没有达到。

在Hasnabad地区的池塘和运河边，住着750个乔德利家庭。小学老师们说，40%的学生有半年时间都不去上学，这期间他们的父母去了数英里外的砖厂工作。

乔德利人信MSL教，因此也就不属于传统印度教种姓制度。但政府专家却经常用“种姓”这个词来指弱势MSL社区的社会阶层。两年来，乔德利人所在的西孟加拉邦将落后阶层的数量增加了近一倍，主要是因为纳入了MSL团体。

乔德利人已经有了州级的“落后阶层”地位。现在，和德万格斯一样，他们也在寻求联邦政府的认可，以获得更多配额。

想把姓改回乔德利的年轻人西拉杰•加兹是这一带居民记忆中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他在一所州立学院拿到了三年制学位，支付了全额的约200美元的学费。

即便有学位也没能帮他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只能在一家为饮用水除砷的工厂做兼职工作。所以两年来他一直努力想获得政府的官方认证，确认他是乔德利人，从而从“落后阶层”的称号中获益。

他说，我愿意改回去并忍受人们的侮辱，因为这个名字会帮我找到工作；事实是，即使我们不用乔德利的姓，人们也知道我们是乔德利人。

他的叔叔穆罕穆德•伊曼•加兹（Mohammad Iman Gazi）住在他家附近，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步行五分钟就到了。他还记得几十年前他和西拉杰的祖父决定放弃乔德利姓氏的那一天。他说，我们想得到一些尊重。

他站在自家的砖房里说，改姓之后，我们依然被人瞧不起，但没以前那么被瞧不起了。几年前中了400美元的彩票他才得以盖了这个有两个房间的房子。

他说他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姓改回乔德利，但他说如果年轻一辈认为这样做有好处，他不会从中阻挠。

他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两个儿子上学时，由于太穷了，他让他们在10岁时辍学去工作。现在他们被困在裁缝行业，由于文化水平不够，他们无法享受新机会带来的好处。

其中一个儿子穆罕穆德•拉菲克•加兹（Mohammad Rafiq Gazi）今年22岁。他说他曾经的理想是当医生，但靠父亲在附近的运河捕鱼每月赚的15美元养不了家。如今，在辍学12年后，他靠缝制纱丽赚取30美元的月薪。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没有其他事可做；这个工作老是坐着，每天16个小时都坐着。

他支持自己的群体争取“落后阶层”地位的努力，尽管这可能对他个人没什么帮助。为“落后阶层”预留的大多数工作他都达不到要求，因为他没有必需的八年级教育水平。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研究印度贫困问题的公共政策教授克里什纳（Anirudh Krishna）说，如果是为学校和教师、特别是农村地区进行投入，而不是承诺为不够资格的人提供工作，那么政府可能会做得更好。他说，政府只是在走一个象征性的捷径；这是于事无补的。

如今拉菲克幻想着能开一家自己的服装店。三年前，他的哥哥用卖山羊得到的约300美元买了几架缝纫机，开了自己的服装店。最近一个下午，在他哥哥那只有一间屋子的厂房里，六个11到16岁的男孩在那里缝制红色纱丽。

但拉菲克没有山羊，也没有储蓄来买自己的缝纫机，他说，所以他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他说，结局会是什么呢？

在他大学毕业的堂弟西拉杰家，没人能说清楚他们到底为什么要逼他为拿学位继续学习。他今年拿到了理学学士学位，专业是地理。

西拉杰的继母穆尔吉娜•比比（Murjina Bibi）说，我们不识字，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凭自己的学位能做些什么。她说，但家里对他的学位感到“很骄傲”，我们希望他能找到好工作。

西拉杰在除砷水厂的兼职工作每天能赚约3.2美元。他说，他的目标是换一份“任何我能找到的、有就业保障的固定工作”。

问他这会是什么工作时，他停下来想了想。他说，这一带他知道的唯一两个雇主是一家窑厂和一家制冰厂。

最后，西拉杰说，我最大的希望是凭借乔德利姓氏的“落后阶层”地位获得一个政府职位，这可能比较容易实现。“有求于人就不能挑三拣四。”
http://cn.wsj.com/gb/20111226/bas073131.asp?source=UpFeature几十年前，西拉杰•加兹（Siraj Gazi）的祖父把自己的姓氏乔德利（Chowduli）改成了等级更高的加兹（Gazi）。他希望这会消除自己卑贱阶层出身的耻辱。

现在，23岁的大学毕业生加兹正试图证明自己实际上姓乔德利。这个姓氏在印度的等级太低了，其实就是一种种族歧视的蔑称。

加兹说，爷爷想让人们不再觉得我们愚昧落后，不再瞧不起我们；但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我愿意改回原来的姓。

虽然印度经济在飞速发展，但在很多农村地区，比如加兹所在的靠近孟加拉国边境的渔村，人们基本上享受不到财富增长的果实以及经济和社会流动的机会。

因此，印度正试图通过一项广泛并不断扩大的平权行动计划来推动贫困阶层的发展。为了决定哪些人应该获益，政府利用了长期以来被很多人视为印度社会一大流弊的等级划分方式：印度教种姓制度。

印度政府规定将27%的中央政府工作岗位和大学就读名额、以及不同比例的各州政府工作岗位提供给“落后阶层”（backward classes）。自1993年至今，被政府列为“落后阶层”的群体数量增长了近一倍，达到2,251个。政府正在将另外约200个群体正式划归为“落后阶层”，从而让这些人也能受益。

此外，印度80年来首次进行了“种姓普查”，对印度几千个亚种姓（sub-caste）进行统计。种姓普查素来是禁忌，因为政府担心这样做会加剧歧视。但今年，低种姓群体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些群体的希望是：这次统计将会表明低种姓的数量比想象中多得多，从而有理由让政府给予更多福利，甚至提供私营领域的工作配额。

几百年来，种姓不仅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还决定了他们的婚姻和职业。这种等级制度以四大种姓为基础（地位最高的是掌管祭祀的婆罗门（Brahmins）），这四大种姓又进一步细分为几千个亚种姓。来自班尼亚种姓（Bania）的阿加瓦尔（Agarwal）人与本族人结婚，最后成为商人；而亚达夫（Yadav）人则以放牛为生。帕利亚（Paraiyar）种姓（“贱民”（pariah）一词就源于此）只能做苦役，因为他们被认为不洁，必须住在村子外头。

在印度约6,400个亚种姓中，这种制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它在继续满足基本的经济需求：由于缺乏强大的市场力量或公共机构，人们利用种姓体系来获取工作、贷款和住房。

但种姓间的等级歧视却很严重。各个种姓群体开发出奖励措施来保持自己在等级阶梯上的地位，以免低层阶级超过自己。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曾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达利特（Dalits）阶层也出了一些成功的商人，但它依然远远落后于家庭收入中位数是他们两倍的更高阶层。

20年前经济对外开放、结束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时，印度同时也准备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通过为弱势种姓增加近一倍的预留工作配额及公立大学就读配额，印度做到了这一点。印度的低种姓人群是一个巨大的选民群体，他们用自己刚刚建立的影响力，对在经济飞速发展之时无法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表达了不满。

评论人士说，把种姓制度当作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工具的危险在于，政府在将依然根深蒂固的古代等级制度永续下去。就在今年4月，印度最高法院（Indian Supreme Court）在一条涉及广泛的条令中谴责种姓制度为“国家的诅咒”，说“越早毁掉它越好”。该判决宣告印度私设法庭所支持的“名誉杀害”（honor killings）为非法行为。“名誉杀害”是指，如果不同种姓的年轻情侣相爱，家族就会杀掉这对情侣，而不愿忍受跨种姓联姻的耻辱。

印度《宪法》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但同时也神圣地记载着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针对达利特人和土著森林部落的平权行动，二者在法律上分别被称为“列表种姓”（scheduled castes）和“列表部落”（scheduled tribes）。政府也适时地创造了第三个群体“其他落后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

政府设置了限制条件：年收入9,000美元以上的人被视为不能获得福利的“奶油阶层”。但整体来说，近一半政府岗位和大学名额都是为弱势群体保留的。

在目前请求被政府纳入“落后阶层”的印度教群体中，包括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德万格斯（Devangas）人，他们是传统的纺织工，名字意为“为上帝做衣服的人”。

凯萨瓦•劳尔（M. Kesava Rao）是一所主要为德万格斯人而设的高中的副校长。他说，如果每个人都能有过上好生活的机会，那么授予“落后阶层”的地位就没有必要，但现实是人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德万格斯已经被州政府确认为“落后阶层”；他们还想获得国家的认可，从而获得联邦配额的资格。

几代之前的德万格斯人从印度南部迁移到西孟加拉邦的麻纺厂工作。但麻纺行业正在衰落。由于没有其他行业的从业机会，他们想提高社会或经济地位的希望很渺茫。

在加尔各答以北车程一小时的镇子Serampore，约6,000名德万格斯人住在五颜六色的窄小房子里。下水道污水从泥泞乡野小路的明沟流出。屋子里，妇女们坐在踏板缝纫机旁制作纱丽上衣，每件大约卖4美分。政府数据显示，这些妇女只有五分之一达到了小学文化水平。

42岁的康达卡•卡迈什瓦尔•劳尔（Kondaka Kameshwar Rao）在德万格斯人中算是收入较高的。他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分别是11岁和14岁。他在一个幸存下来的麻纺厂负责操作绕线机，每月挣140美元。

但他请不起家教为孩子辅导功课，在印度公立学校拥挤不堪的情况下，家教是学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得高分的关键。

劳尔认为，要让孩子获得自己所缺乏的改善经济状况的能力，唯一的方法是为家族争取到“落后阶层”的地位。他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婆罗门。

印度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体系来决定哪些人可以获得帮助，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做法。但评论人士说，平权行动计划加剧了种姓间的仇恨，因为供印度12亿人口竞争的就业机会太少了。

同样在努力改善农村贫困状况的中国则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加大对公共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中国比印度领先了一步，经济对外开放比印度大约早了十年，此外在包括应对贫困和孕妇死亡率在内的措施方面也超过了印度。印度也在向学校和农村就业项目投入更多资金。

在印度被归为“落后阶层”并不能保证获得福利。尽管有就业配额，但很多人依然达不到最低的雇佣标准。大多数州政府机构最低层的工作甚至都要求有八年级的教育水平，而很多人都没有达到。

在Hasnabad地区的池塘和运河边，住着750个乔德利家庭。小学老师们说，40%的学生有半年时间都不去上学，这期间他们的父母去了数英里外的砖厂工作。

乔德利人信MSL教，因此也就不属于传统印度教种姓制度。但政府专家却经常用“种姓”这个词来指弱势MSL社区的社会阶层。两年来，乔德利人所在的西孟加拉邦将落后阶层的数量增加了近一倍，主要是因为纳入了MSL团体。

乔德利人已经有了州级的“落后阶层”地位。现在，和德万格斯一样，他们也在寻求联邦政府的认可，以获得更多配额。

想把姓改回乔德利的年轻人西拉杰•加兹是这一带居民记忆中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他在一所州立学院拿到了三年制学位，支付了全额的约200美元的学费。

即便有学位也没能帮他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只能在一家为饮用水除砷的工厂做兼职工作。所以两年来他一直努力想获得政府的官方认证，确认他是乔德利人，从而从“落后阶层”的称号中获益。

他说，我愿意改回去并忍受人们的侮辱，因为这个名字会帮我找到工作；事实是，即使我们不用乔德利的姓，人们也知道我们是乔德利人。

他的叔叔穆罕穆德•伊曼•加兹（Mohammad Iman Gazi）住在他家附近，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步行五分钟就到了。他还记得几十年前他和西拉杰的祖父决定放弃乔德利姓氏的那一天。他说，我们想得到一些尊重。

他站在自家的砖房里说，改姓之后，我们依然被人瞧不起，但没以前那么被瞧不起了。几年前中了400美元的彩票他才得以盖了这个有两个房间的房子。

他说他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姓改回乔德利，但他说如果年轻一辈认为这样做有好处，他不会从中阻挠。

他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两个儿子上学时，由于太穷了，他让他们在10岁时辍学去工作。现在他们被困在裁缝行业，由于文化水平不够，他们无法享受新机会带来的好处。

其中一个儿子穆罕穆德•拉菲克•加兹（Mohammad Rafiq Gazi）今年22岁。他说他曾经的理想是当医生，但靠父亲在附近的运河捕鱼每月赚的15美元养不了家。如今，在辍学12年后，他靠缝制纱丽赚取30美元的月薪。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没有其他事可做；这个工作老是坐着，每天16个小时都坐着。

他支持自己的群体争取“落后阶层”地位的努力，尽管这可能对他个人没什么帮助。为“落后阶层”预留的大多数工作他都达不到要求，因为他没有必需的八年级教育水平。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研究印度贫困问题的公共政策教授克里什纳（Anirudh Krishna）说，如果是为学校和教师、特别是农村地区进行投入，而不是承诺为不够资格的人提供工作，那么政府可能会做得更好。他说，政府只是在走一个象征性的捷径；这是于事无补的。

如今拉菲克幻想着能开一家自己的服装店。三年前，他的哥哥用卖山羊得到的约300美元买了几架缝纫机，开了自己的服装店。最近一个下午，在他哥哥那只有一间屋子的厂房里，六个11到16岁的男孩在那里缝制红色纱丽。

但拉菲克没有山羊，也没有储蓄来买自己的缝纫机，他说，所以他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他说，结局会是什么呢？

在他大学毕业的堂弟西拉杰家，没人能说清楚他们到底为什么要逼他为拿学位继续学习。他今年拿到了理学学士学位，专业是地理。

西拉杰的继母穆尔吉娜•比比（Murjina Bibi）说，我们不识字，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凭自己的学位能做些什么。她说，但家里对他的学位感到“很骄傲”，我们希望他能找到好工作。

西拉杰在除砷水厂的兼职工作每天能赚约3.2美元。他说，他的目标是换一份“任何我能找到的、有就业保障的固定工作”。

问他这会是什么工作时，他停下来想了想。他说，这一带他知道的唯一两个雇主是一家窑厂和一家制冰厂。

最后，西拉杰说，我最大的希望是凭借乔德利姓氏的“落后阶层”地位获得一个政府职位，这可能比较容易实现。“有求于人就不能挑三拣四。”
http://cn.wsj.com/gb/20111226/bas073131.asp?source=Up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