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各个角度分析：苏联缘何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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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角度分析：苏联缘何解体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12-24
核心提示：苏联解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由于俄罗斯的相关文献至今保密，因而各国学者一直无法对此做出客观公正的研究。
苏联解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由于俄罗斯的相关文献至今保密，因而各国学者一直无法对此做出客观公正的研究，导致了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多种解释。
原因一是西方扼杀苏联的阴谋得逞。从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起，作为其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制定并实施了武力干涉、经济渗透、和平演变、秘密破坏、军事遏制等多种手段的颠覆计划。西方政治家以“冷战胜利者”和“历史终结者”自居，使得这种认识广为扩散。但中情局的解密档案表明，西方只是将苏联解体作为一种远期目标，并没有想过它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老布什在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时，仍赞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立新的12国联邦的构想。苏联解体前三周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演讲时，他还对乌克兰独立的主张提出了批评，称“自由和独立并不是一回事”。显然，西方期望苏联解体，但当它真正来临时，西方却并未做好准备，更不用说迫使苏联解体。
原因二：苏联内部出现了“第五纵队”。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演讲中称，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摧毁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这被当作是这个“时代和人民的叛徒”对自己在苏联解体中不可推卸责任赤裸裸的承认。但仔细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举措，就会发现，他恰恰是那批最早看到苏联解体的危险，并努力去预防的人。解体最后时刻，戈尔巴乔夫仍努力推动建立新联盟。相反，各国共产党却都公开支持独立。因为他们很快发现，民族独立可以成为他们新的附属之物，这样苏联即便垮台，他们也能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苏联解体前后各加盟共和国政治精英的对比也表明，特权阶层基本上未有任何变动。那些新的改革者，全部来自于政府机构、共青团、克格勃等苏联时期的权力部门。这充分说明，这是一场全体统治集团的“整体叛变”。
原因三：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结果。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均以民族为构成单位，当苏共意识形态空心化后，民族主义自然要填补真空。但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是两码事。1990年苏共支持率不足1/2，但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中，仍有76.4%的人支持保留联盟。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和外高加索三国，其他九国领导人也都对此表示公开支持。以纳扎尔巴耶夫为首的中亚国家领导人，直到解体最后时刻仍在努力维护联盟，甚至未来得及为仓促到来的独立作好准备。在独立已成事实后，各国才广泛发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
原因四：经济结构畸形论。苏联军重工业优先和自我封闭的经济战略，使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出口。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与沙特达成秘密协议，将国际油价从每桶30美元打到每桶12美元，导致苏联每年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国家财政岌岌可危。但经济危机只会削弱一个国家，还从未直接引发一国的崩溃。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如果能稳步推行经济改革，苏联仍有很大机会克服经济危机，即便不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也能消除苏联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从而使苏联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原因五：体制缺陷导致振桥效应。上述原因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这些因素同时在苏联这座久已失修的老桥上产生了共振效应，而单独一个绝难做到摧垮苏联。由于系统的、综合的、多层面、结构性的缺陷，苏联的这套体制已丧失了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基础的认知和反应能力。国家对社会同质化的控制，表面上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结构，但同时也扼杀了社会的自愈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素。几十年来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相互迭加，最终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这些由来已久的矛盾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集中爆发？
原因六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1987年苏共中央通过的对经济管理方式予以根本性改变的决定，开启了一项庞大的改革进程。其性质类似罗斯福1930年代推行的新政，都是由上层主动推行和实施，对其所依赖的、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经济体制予以全面性的改造，以确保现有政治体制的稳固性。这样的改革不仅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采取坚决果断的举措予以贯彻执行。新政前，罗斯福就说过，“我们应该像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前进。如果没有纪律配合政策的执行，什么样的领导人都不会成功。”但戈尔巴乔夫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经济改革开始不久，他就冒进地采取了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的策略，并将政治改革置于首位。原来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的庞大权力，要么被下放地方，要么被分权给立法机构，这等于是改革者主动将权力拱手让出，且让给了那些被改革者手中。这种自我放任，为各种摧垮苏联的因素打开了最后的枷锁。时任苏共中央秘书的苏联科学院院士沙塔林回忆说，在这场大变革中，“苏维埃政权变得无能为力，因为他们自己放弃了对国家的控制”。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里，许多国家又重蹈苏联的命运。有的明显是西方武力颠覆的结果，如萨达姆、塔利班和卡扎菲政权的垮台；有的则是领导人在改革时，失去了对改革进程的掌控力，使得改革本身成为危机的引爆点，以独联体的颜色革命和西亚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为典型；还有的则是民族分离运动的最终实现，如南斯拉夫的解体和苏丹的分裂。这些失败的例子，都能在苏联解体中找到自己的印记。这也说明在这20年中，仍有许多政权和领导人未能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也因此被赋予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将成为一个颇多争议，同时也是长盛不衰的课题。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2-24/0MMDY5XzM5MDg0MA.html各个角度分析：苏联缘何解体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12-24
核心提示：苏联解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由于俄罗斯的相关文献至今保密，因而各国学者一直无法对此做出客观公正的研究。
苏联解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由于俄罗斯的相关文献至今保密，因而各国学者一直无法对此做出客观公正的研究，导致了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多种解释。
原因一是西方扼杀苏联的阴谋得逞。从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起，作为其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制定并实施了武力干涉、经济渗透、和平演变、秘密破坏、军事遏制等多种手段的颠覆计划。西方政治家以“冷战胜利者”和“历史终结者”自居，使得这种认识广为扩散。但中情局的解密档案表明，西方只是将苏联解体作为一种远期目标，并没有想过它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老布什在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时，仍赞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立新的12国联邦的构想。苏联解体前三周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演讲时，他还对乌克兰独立的主张提出了批评，称“自由和独立并不是一回事”。显然，西方期望苏联解体，但当它真正来临时，西方却并未做好准备，更不用说迫使苏联解体。
原因二：苏联内部出现了“第五纵队”。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演讲中称，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摧毁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这被当作是这个“时代和人民的叛徒”对自己在苏联解体中不可推卸责任赤裸裸的承认。但仔细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举措，就会发现，他恰恰是那批最早看到苏联解体的危险，并努力去预防的人。解体最后时刻，戈尔巴乔夫仍努力推动建立新联盟。相反，各国共产党却都公开支持独立。因为他们很快发现，民族独立可以成为他们新的附属之物，这样苏联即便垮台，他们也能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苏联解体前后各加盟共和国政治精英的对比也表明，特权阶层基本上未有任何变动。那些新的改革者，全部来自于政府机构、共青团、克格勃等苏联时期的权力部门。这充分说明，这是一场全体统治集团的“整体叛变”。
原因三：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结果。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均以民族为构成单位，当苏共意识形态空心化后，民族主义自然要填补真空。但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是两码事。1990年苏共支持率不足1/2，但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中，仍有76.4%的人支持保留联盟。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和外高加索三国，其他九国领导人也都对此表示公开支持。以纳扎尔巴耶夫为首的中亚国家领导人，直到解体最后时刻仍在努力维护联盟，甚至未来得及为仓促到来的独立作好准备。在独立已成事实后，各国才广泛发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
原因四：经济结构畸形论。苏联军重工业优先和自我封闭的经济战略，使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出口。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与沙特达成秘密协议，将国际油价从每桶30美元打到每桶12美元，导致苏联每年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国家财政岌岌可危。但经济危机只会削弱一个国家，还从未直接引发一国的崩溃。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如果能稳步推行经济改革，苏联仍有很大机会克服经济危机，即便不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也能消除苏联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从而使苏联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原因五：体制缺陷导致振桥效应。上述原因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这些因素同时在苏联这座久已失修的老桥上产生了共振效应，而单独一个绝难做到摧垮苏联。由于系统的、综合的、多层面、结构性的缺陷，苏联的这套体制已丧失了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基础的认知和反应能力。国家对社会同质化的控制，表面上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结构，但同时也扼杀了社会的自愈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素。几十年来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相互迭加，最终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这些由来已久的矛盾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集中爆发？
原因六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1987年苏共中央通过的对经济管理方式予以根本性改变的决定，开启了一项庞大的改革进程。其性质类似罗斯福1930年代推行的新政，都是由上层主动推行和实施，对其所依赖的、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经济体制予以全面性的改造，以确保现有政治体制的稳固性。这样的改革不仅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采取坚决果断的举措予以贯彻执行。新政前，罗斯福就说过，“我们应该像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前进。如果没有纪律配合政策的执行，什么样的领导人都不会成功。”但戈尔巴乔夫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经济改革开始不久，他就冒进地采取了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的策略，并将政治改革置于首位。原来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的庞大权力，要么被下放地方，要么被分权给立法机构，这等于是改革者主动将权力拱手让出，且让给了那些被改革者手中。这种自我放任，为各种摧垮苏联的因素打开了最后的枷锁。时任苏共中央秘书的苏联科学院院士沙塔林回忆说，在这场大变革中，“苏维埃政权变得无能为力，因为他们自己放弃了对国家的控制”。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里，许多国家又重蹈苏联的命运。有的明显是西方武力颠覆的结果，如萨达姆、塔利班和卡扎菲政权的垮台；有的则是领导人在改革时，失去了对改革进程的掌控力，使得改革本身成为危机的引爆点，以独联体的颜色革命和西亚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为典型；还有的则是民族分离运动的最终实现，如南斯拉夫的解体和苏丹的分裂。这些失败的例子，都能在苏联解体中找到自己的印记。这也说明在这20年中，仍有许多政权和领导人未能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也因此被赋予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将成为一个颇多争议，同时也是长盛不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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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12-24
核心提示：苏联解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由于俄罗斯的相关文献至今保密，因而各国学者一直无法对此做出客观公正的研究。
苏联解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由于俄罗斯的相关文献至今保密，因而各国学者一直无法对此做出客观公正的研究，导致了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多种解释。
原因一是西方扼杀苏联的阴谋得逞。从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起，作为其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制定并实施了武力干涉、经济渗透、和平演变、秘密破坏、军事遏制等多种手段的颠覆计划。西方政治家以“冷战胜利者”和“历史终结者”自居，使得这种认识广为扩散。但中情局的解密档案表明，西方只是将苏联解体作为一种远期目标，并没有想过它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老布什在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时，仍赞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立新的12国联邦的构想。苏联解体前三周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演讲时，他还对乌克兰独立的主张提出了批评，称“自由和独立并不是一回事”。显然，西方期望苏联解体，但当它真正来临时，西方却并未做好准备，更不用说迫使苏联解体。
原因二：苏联内部出现了“第五纵队”。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演讲中称，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摧毁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这被当作是这个“时代和人民的叛徒”对自己在苏联解体中不可推卸责任赤裸裸的承认。但仔细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举措，就会发现，他恰恰是那批最早看到苏联解体的危险，并努力去预防的人。解体最后时刻，戈尔巴乔夫仍努力推动建立新联盟。相反，各国共产党却都公开支持独立。因为他们很快发现，民族独立可以成为他们新的附属之物，这样苏联即便垮台，他们也能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苏联解体前后各加盟共和国政治精英的对比也表明，特权阶层基本上未有任何变动。那些新的改革者，全部来自于政府机构、共青团、克格勃等苏联时期的权力部门。这充分说明，这是一场全体统治集团的“整体叛变”。
原因三：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结果。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均以民族为构成单位，当苏共意识形态空心化后，民族主义自然要填补真空。但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是两码事。1990年苏共支持率不足1/2，但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中，仍有76.4%的人支持保留联盟。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和外高加索三国，其他九国领导人也都对此表示公开支持。以纳扎尔巴耶夫为首的中亚国家领导人，直到解体最后时刻仍在努力维护联盟，甚至未来得及为仓促到来的独立作好准备。在独立已成事实后，各国才广泛发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
原因四：经济结构畸形论。苏联军重工业优先和自我封闭的经济战略，使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出口。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与沙特达成秘密协议，将国际油价从每桶30美元打到每桶12美元，导致苏联每年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国家财政岌岌可危。但经济危机只会削弱一个国家，还从未直接引发一国的崩溃。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如果能稳步推行经济改革，苏联仍有很大机会克服经济危机，即便不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也能消除苏联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从而使苏联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原因五：体制缺陷导致振桥效应。上述原因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这些因素同时在苏联这座久已失修的老桥上产生了共振效应，而单独一个绝难做到摧垮苏联。由于系统的、综合的、多层面、结构性的缺陷，苏联的这套体制已丧失了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基础的认知和反应能力。国家对社会同质化的控制，表面上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结构，但同时也扼杀了社会的自愈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素。几十年来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相互迭加，最终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这些由来已久的矛盾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集中爆发？
原因六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1987年苏共中央通过的对经济管理方式予以根本性改变的决定，开启了一项庞大的改革进程。其性质类似罗斯福1930年代推行的新政，都是由上层主动推行和实施，对其所依赖的、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经济体制予以全面性的改造，以确保现有政治体制的稳固性。这样的改革不仅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采取坚决果断的举措予以贯彻执行。新政前，罗斯福就说过，“我们应该像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前进。如果没有纪律配合政策的执行，什么样的领导人都不会成功。”但戈尔巴乔夫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经济改革开始不久，他就冒进地采取了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的策略，并将政治改革置于首位。原来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的庞大权力，要么被下放地方，要么被分权给立法机构，这等于是改革者主动将权力拱手让出，且让给了那些被改革者手中。这种自我放任，为各种摧垮苏联的因素打开了最后的枷锁。时任苏共中央秘书的苏联科学院院士沙塔林回忆说，在这场大变革中，“苏维埃政权变得无能为力，因为他们自己放弃了对国家的控制”。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里，许多国家又重蹈苏联的命运。有的明显是西方武力颠覆的结果，如萨达姆、塔利班和卡扎菲政权的垮台；有的则是领导人在改革时，失去了对改革进程的掌控力，使得改革本身成为危机的引爆点，以独联体的颜色革命和西亚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为典型；还有的则是民族分离运动的最终实现，如南斯拉夫的解体和苏丹的分裂。这些失败的例子，都能在苏联解体中找到自己的印记。这也说明在这20年中，仍有许多政权和领导人未能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也因此被赋予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将成为一个颇多争议，同时也是长盛不衰的课题。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2-24/0MMDY5XzM5MDg0MA.html各个角度分析：苏联缘何解体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12-24
核心提示：苏联解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由于俄罗斯的相关文献至今保密，因而各国学者一直无法对此做出客观公正的研究。
苏联解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由于俄罗斯的相关文献至今保密，因而各国学者一直无法对此做出客观公正的研究，导致了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多种解释。
原因一是西方扼杀苏联的阴谋得逞。从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起，作为其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制定并实施了武力干涉、经济渗透、和平演变、秘密破坏、军事遏制等多种手段的颠覆计划。西方政治家以“冷战胜利者”和“历史终结者”自居，使得这种认识广为扩散。但中情局的解密档案表明，西方只是将苏联解体作为一种远期目标，并没有想过它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老布什在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时，仍赞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立新的12国联邦的构想。苏联解体前三周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演讲时，他还对乌克兰独立的主张提出了批评，称“自由和独立并不是一回事”。显然，西方期望苏联解体，但当它真正来临时，西方却并未做好准备，更不用说迫使苏联解体。
原因二：苏联内部出现了“第五纵队”。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演讲中称，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摧毁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这被当作是这个“时代和人民的叛徒”对自己在苏联解体中不可推卸责任赤裸裸的承认。但仔细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举措，就会发现，他恰恰是那批最早看到苏联解体的危险，并努力去预防的人。解体最后时刻，戈尔巴乔夫仍努力推动建立新联盟。相反，各国共产党却都公开支持独立。因为他们很快发现，民族独立可以成为他们新的附属之物，这样苏联即便垮台，他们也能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苏联解体前后各加盟共和国政治精英的对比也表明，特权阶层基本上未有任何变动。那些新的改革者，全部来自于政府机构、共青团、克格勃等苏联时期的权力部门。这充分说明，这是一场全体统治集团的“整体叛变”。
原因三：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结果。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均以民族为构成单位，当苏共意识形态空心化后，民族主义自然要填补真空。但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是两码事。1990年苏共支持率不足1/2，但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中，仍有76.4%的人支持保留联盟。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和外高加索三国，其他九国领导人也都对此表示公开支持。以纳扎尔巴耶夫为首的中亚国家领导人，直到解体最后时刻仍在努力维护联盟，甚至未来得及为仓促到来的独立作好准备。在独立已成事实后，各国才广泛发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
原因四：经济结构畸形论。苏联军重工业优先和自我封闭的经济战略，使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出口。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与沙特达成秘密协议，将国际油价从每桶30美元打到每桶12美元，导致苏联每年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国家财政岌岌可危。但经济危机只会削弱一个国家，还从未直接引发一国的崩溃。戈尔巴乔夫后来也承认，如果能稳步推行经济改革，苏联仍有很大机会克服经济危机，即便不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也能消除苏联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从而使苏联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原因五：体制缺陷导致振桥效应。上述原因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这些因素同时在苏联这座久已失修的老桥上产生了共振效应，而单独一个绝难做到摧垮苏联。由于系统的、综合的、多层面、结构性的缺陷，苏联的这套体制已丧失了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基础的认知和反应能力。国家对社会同质化的控制，表面上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结构，但同时也扼杀了社会的自愈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素。几十年来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相互迭加，最终导致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这些由来已久的矛盾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集中爆发？
原因六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1987年苏共中央通过的对经济管理方式予以根本性改变的决定，开启了一项庞大的改革进程。其性质类似罗斯福1930年代推行的新政，都是由上层主动推行和实施，对其所依赖的、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经济体制予以全面性的改造，以确保现有政治体制的稳固性。这样的改革不仅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采取坚决果断的举措予以贯彻执行。新政前，罗斯福就说过，“我们应该像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前进。如果没有纪律配合政策的执行，什么样的领导人都不会成功。”但戈尔巴乔夫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经济改革开始不久，他就冒进地采取了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的策略，并将政治改革置于首位。原来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的庞大权力，要么被下放地方，要么被分权给立法机构，这等于是改革者主动将权力拱手让出，且让给了那些被改革者手中。这种自我放任，为各种摧垮苏联的因素打开了最后的枷锁。时任苏共中央秘书的苏联科学院院士沙塔林回忆说，在这场大变革中，“苏维埃政权变得无能为力，因为他们自己放弃了对国家的控制”。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里，许多国家又重蹈苏联的命运。有的明显是西方武力颠覆的结果，如萨达姆、塔利班和卡扎菲政权的垮台；有的则是领导人在改革时，失去了对改革进程的掌控力，使得改革本身成为危机的引爆点，以独联体的颜色革命和西亚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为典型；还有的则是民族分离运动的最终实现，如南斯拉夫的解体和苏丹的分裂。这些失败的例子，都能在苏联解体中找到自己的印记。这也说明在这20年中，仍有许多政权和领导人未能汲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也因此被赋予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将成为一个颇多争议，同时也是长盛不衰的课题。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2-24/0MMDY5XzM5MDg0M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