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斯塔西”

一个东德线人的告密生涯
　　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揭示了前东德时期，甜蜜爱情背后，一半对另一半的监视和背叛。电影在德国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持续不断的争议——谁做过这样的线人？如何对待过去的线人？他们当年的选择是出于生存的无奈，还是昧着良心的为虎作伥？
　　 身陷“斯塔西”
　　前东德的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西德仅一墙之隔，真正是地处冷战的最前沿。在当时和现在，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都以其缩写“STASI”（斯塔西）而声名远扬。随时可能遭“和平演变”的恐惧，使得柏林墙竖起的28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1800万中的600万）被监控，线民人数接近全国人口十分之一。
　　 1990年两德统一，“斯塔西”的档案陆续解密，对研究人员和媒体开放，也对全体公民开放。据说，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足达1000公里长。申请阅读解密资料的手续简单，年满18岁的公民持个人身份证即可查阅自己、近亲（包括已去世者）的档案。阅读风暴由此掀开。这也使得《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得以问世。
　　人们在浩瀚的资料里愕然发现自己的很多同事、朋友都是“斯塔西”的告密者，甚至夫妻双方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着对方，失望之余，双双自杀。整个社会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
　　德国花样滑冰明星施托伊尔（Ingo Steuer）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施托伊尔1966年11月1日生于卡尔·马克思城（该城已恢复原名Chemnitz，开姆尼兹），父亲是冰球运动员，母亲是田径运动员，他的身体里有充足的运动基因。在哥哥影响下，幼年的施托伊尔幻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但他表现出来的超人的弹跳和旋转能力很快就被人发现，东德体育官员把他送进了国家办的卡城的滑冰训练基地——那年他刚5岁。
　　施托伊尔是个听话的、怀着雄心壮志的好孩子。11岁时，“斯塔西”已发现了他的特点，开始暗中观察他的行为。15岁时，他被选入国家队——史无先例。尽管如此，他却闷闷不乐：他本是想成为单人滑运动员的，没想到被指定从事双人滑，还得受另一个人的牵制。但他知道，党是不允许搞个人英雄主义的，接受党的安排，并且热情地接受，才是惟一正确的人生选择。
　　三年之后的1984年，实践证明了他的忍耐、他的被动选择是明智的。这一年，他获得了世界青年花样滑冰锦标赛的双人滑冠军。他刚满18岁——冠军头衔成为他最美好的成年礼物。这一年，不仅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政治生活中的转折点——这一年，正好是电影《窃听风暴》故事开始的年代，这一年，恰好与奥威尔的著名小说的标题——《一九八四》契合。巧合还是天意？
　　 按照现存“斯塔西”档案记载，这一年的12月10日，星期一，一位中尉军官找到他，问：“你愿意加入到国家安全部的行列吗？”按照施托伊尔后来的回忆，是好几个安全部的官员来到他家——当然他们算好了，施托伊尔的父母都不在家，先是夸奖他，这让施托伊尔受宠若惊，因为他的童年很是郁闷，在学校里几乎是个边缘人。在他成人之际，党竟然派人上门拜访，施托伊尔很是兴奋，觉得有了组织归属感。几乎没怎么犹豫，施托伊尔就同意了。到了1985年的1月25日，他给国家安全部寄去了他的决心书：“在对敌斗争中，我将随时利用一切手段完成重要的工作。”
　　从此，他有了一个化名“托斯顿”（Torsten）——这是安全部的规矩，进去的所有线人都有化名。现存的档案显示，施托伊尔一共上交了84份小报告，得到了4400元东德马克的报酬。
　　 从巅峰滑落
　　 两德统一后，施托伊尔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这段线人生涯，即使是在赴联邦国防军服役之际，面对部队官员和履历表格中是否参加过“斯塔西”的问题，他一概回答——“Nein”（没有）。在新德国里，他的运动生涯逐渐达到巅峰：1995年，欧洲冠军；1997年，世界冠军、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冠军；1998年，他在经历了一次膝盖手术和一次车祸之后，依然获得了长野冬奥会的第三名。他是万众瞩目的冰上王子，后来声名显赫的教练员。
　　然而，2006年都灵冬奥会前夕，德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布，鉴于施托伊尔在东德安全部的线人生涯，取消他的国家队教练资格，不得随队前往都灵。施托伊尔的线人生活曝光了。
　　他告到了柏林州法院。法院宣布国家奥委会的决定无效，理由是：“国家奥委会的决定缺乏法律依据。”宣布裁决的法官同时强调：“这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在法律面前，施托伊尔取得了胜利；但在社会舆论面前，他仍然面临着质疑和指责。有人说他三个月就得到4400马克的报酬，是线人中不多见的几个挣大钱的人物之一。挣大钱的线人，怎么可能不贡献有价值的小报告呢？
　　 施托伊尔拒绝这样的指责，在接受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报》的采访中，他发泄了自己的委屈和愤怒：“我怎么被当作一个重大刑事犯、杀人犯对待了呢？”他自我辩解道：“第一，那时的我还是个18岁的孩子，对将来一无所知：第二，如果拒绝和安全部合作，我就不可能再从事体育运动——它是我的生命，我将不会再有什么前途；第三，我做线人，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人造成严重后果，我没有告发过任何人，只是应付差事而已。”针对别人说他拿了四千多马克报酬，他发誓，他没有用小报告换取过一分钱。
　　 任务是监视
　　人们不愿因此放过施托伊尔。2007年3月19日《南德意志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就在施托伊尔被吸收为线人的1984年，“斯塔西”在他所在的社区欲发展1995个线人，结果，其中的175人拒绝加入。文章质问施托伊尔，说所有的人都是出于无奈才加入线人队伍，是不是对这些说“不”的人的侮辱？ 其实，安全部的官员看中施托伊尔，是为了让他监视花样滑冰的巨星、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卡塔琳娜·维特（Katarina Witt）。由于她过于星光熠熠，西德曾以优裕的物质条件相利诱。东德政府为防止她叛逃，决定在她身边安插一个线人，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图片报》在采访了施托伊尔之后，也对卡塔琳娜进行了访谈。她告诉记者，她早在15年前已经阅读了“斯塔西”搜集整理的她的档案，那时她就知道施托伊尔是许许多多监视她的线人之一。但她强调，这事已经了结。现在她希望的，是这些档案永远躺在档案馆里，蒙尘发霉，不再被人提起。
　　记者有些惊讶：“难道你不恨施托伊尔？”卡塔琳娜的回答是：“如果他泄露了某人的逃亡计划，如果他把欲逃亡的10个人送进了监狱，那我会恨他。据我所知，施托伊尔没有干过这种事。”她还透露了施托伊尔小报告的一个段落：“我们开车去格腊（Gera）的马戏团，卡塔琳娜开着拉达车，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撒野。我们必须停下来，因为我们颠得要吐了，我请求她，别再像小孩子一样胡闹了。”
　　 卡塔琳娜甚至为施托伊尔解释：“当时他很年轻，也很幼稚。在前东德，我们每个人就像生活在一个钟型玻璃盖的奶酪盒子里。这一切都成了过去，那就让过去的事情保持原来的样子吧！”
　　 施托伊尔线人丑闻的讨论和争议还在继续，施托伊尔的生活也在继续。他依然做他的教练，而且依然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明星教练，他现在的弟子Aljona Sawtschenko和Robin Szolkowy刚刚获得了2007年欧洲冠军，继续延续着施托伊尔当年的花样滑冰双人滑传奇。但他的麻烦肯定还没完结。
　　 德国的反思
　　看看德国人是如何反思纳粹历史的吧。当日本人在21世纪还在否认慰安妇事实的时候，西德总理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波兰下跪请求原谅了；即使是在反省了60多年以后，议会的政治家们、大学的教授们、媒体的从业者们，仍然没有停止反省的步伐。最近在首都柏林市中心建立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公法电视台推出的反省系列文献节目，更将反省的对象投射到了普通民众。德国的反省先是在法律的层面上进行，后来发展到道德层面；先是拷问当权者的责任，后来拷问每一个人的责任。后一层面的反省令人吃惊，它的深刻和震撼之处在于：在没有人来追究个人法律责任的情形下，个人如何追究自己的良心责任。
　　 施托伊尔线人丑闻的讨论和争议才刚刚开始。施托伊尔赢得了官司，但他并没有赢得舆论的支持和绝大部分民众的同情。他曾经撒过谎，他至今不反思，他的所谓青春无悔，只能招来公众的反感和厌恶。
　　电影《窃听风暴》拍摄过程中有过一个小插曲，导演想借用一前东德的机关大楼、现在的监狱博物馆实地拍摄，却遭到馆长的拒绝，理由是馆长认为该电影剧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整个东德安全部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像电影中的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 一个东德线人的告密生涯
　　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揭示了前东德时期，甜蜜爱情背后，一半对另一半的监视和背叛。电影在德国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持续不断的争议——谁做过这样的线人？如何对待过去的线人？他们当年的选择是出于生存的无奈，还是昧着良心的为虎作伥？
　　 身陷“斯塔西”
　　前东德的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与“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西德仅一墙之隔，真正是地处冷战的最前沿。在当时和现在，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都以其缩写“STASI”（斯塔西）而声名远扬。随时可能遭“和平演变”的恐惧，使得柏林墙竖起的28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1800万中的600万）被监控，线民人数接近全国人口十分之一。
　　 1990年两德统一，“斯塔西”的档案陆续解密，对研究人员和媒体开放，也对全体公民开放。据说，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足达1000公里长。申请阅读解密资料的手续简单，年满18岁的公民持个人身份证即可查阅自己、近亲（包括已去世者）的档案。阅读风暴由此掀开。这也使得《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得以问世。
　　人们在浩瀚的资料里愕然发现自己的很多同事、朋友都是“斯塔西”的告密者，甚至夫妻双方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着对方，失望之余，双双自杀。整个社会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
　　德国花样滑冰明星施托伊尔（Ingo Steuer）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施托伊尔1966年11月1日生于卡尔·马克思城（该城已恢复原名Chemnitz，开姆尼兹），父亲是冰球运动员，母亲是田径运动员，他的身体里有充足的运动基因。在哥哥影响下，幼年的施托伊尔幻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但他表现出来的超人的弹跳和旋转能力很快就被人发现，东德体育官员把他送进了国家办的卡城的滑冰训练基地——那年他刚5岁。
　　施托伊尔是个听话的、怀着雄心壮志的好孩子。11岁时，“斯塔西”已发现了他的特点，开始暗中观察他的行为。15岁时，他被选入国家队——史无先例。尽管如此，他却闷闷不乐：他本是想成为单人滑运动员的，没想到被指定从事双人滑，还得受另一个人的牵制。但他知道，党是不允许搞个人英雄主义的，接受党的安排，并且热情地接受，才是惟一正确的人生选择。
　　三年之后的1984年，实践证明了他的忍耐、他的被动选择是明智的。这一年，他获得了世界青年花样滑冰锦标赛的双人滑冠军。他刚满18岁——冠军头衔成为他最美好的成年礼物。这一年，不仅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政治生活中的转折点——这一年，正好是电影《窃听风暴》故事开始的年代，这一年，恰好与奥威尔的著名小说的标题——《一九八四》契合。巧合还是天意？
　　 按照现存“斯塔西”档案记载，这一年的12月10日，星期一，一位中尉军官找到他，问：“你愿意加入到国家安全部的行列吗？”按照施托伊尔后来的回忆，是好几个安全部的官员来到他家——当然他们算好了，施托伊尔的父母都不在家，先是夸奖他，这让施托伊尔受宠若惊，因为他的童年很是郁闷，在学校里几乎是个边缘人。在他成人之际，党竟然派人上门拜访，施托伊尔很是兴奋，觉得有了组织归属感。几乎没怎么犹豫，施托伊尔就同意了。到了1985年的1月25日，他给国家安全部寄去了他的决心书：“在对敌斗争中，我将随时利用一切手段完成重要的工作。”
　　从此，他有了一个化名“托斯顿”（Torsten）——这是安全部的规矩，进去的所有线人都有化名。现存的档案显示，施托伊尔一共上交了84份小报告，得到了4400元东德马克的报酬。
　　 从巅峰滑落
　　 两德统一后，施托伊尔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这段线人生涯，即使是在赴联邦国防军服役之际，面对部队官员和履历表格中是否参加过“斯塔西”的问题，他一概回答——“Nein”（没有）。在新德国里，他的运动生涯逐渐达到巅峰：1995年，欧洲冠军；1997年，世界冠军、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冠军；1998年，他在经历了一次膝盖手术和一次车祸之后，依然获得了长野冬奥会的第三名。他是万众瞩目的冰上王子，后来声名显赫的教练员。
　　然而，2006年都灵冬奥会前夕，德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布，鉴于施托伊尔在东德安全部的线人生涯，取消他的国家队教练资格，不得随队前往都灵。施托伊尔的线人生活曝光了。
　　他告到了柏林州法院。法院宣布国家奥委会的决定无效，理由是：“国家奥委会的决定缺乏法律依据。”宣布裁决的法官同时强调：“这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在法律面前，施托伊尔取得了胜利；但在社会舆论面前，他仍然面临着质疑和指责。有人说他三个月就得到4400马克的报酬，是线人中不多见的几个挣大钱的人物之一。挣大钱的线人，怎么可能不贡献有价值的小报告呢？
　　 施托伊尔拒绝这样的指责，在接受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报》的采访中，他发泄了自己的委屈和愤怒：“我怎么被当作一个重大刑事犯、杀人犯对待了呢？”他自我辩解道：“第一，那时的我还是个18岁的孩子，对将来一无所知：第二，如果拒绝和安全部合作，我就不可能再从事体育运动——它是我的生命，我将不会再有什么前途；第三，我做线人，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人造成严重后果，我没有告发过任何人，只是应付差事而已。”针对别人说他拿了四千多马克报酬，他发誓，他没有用小报告换取过一分钱。
　　 任务是监视
　　人们不愿因此放过施托伊尔。2007年3月19日《南德意志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就在施托伊尔被吸收为线人的1984年，“斯塔西”在他所在的社区欲发展1995个线人，结果，其中的175人拒绝加入。文章质问施托伊尔，说所有的人都是出于无奈才加入线人队伍，是不是对这些说“不”的人的侮辱？ 其实，安全部的官员看中施托伊尔，是为了让他监视花样滑冰的巨星、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卡塔琳娜·维特（Katarina Witt）。由于她过于星光熠熠，西德曾以优裕的物质条件相利诱。东德政府为防止她叛逃，决定在她身边安插一个线人，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图片报》在采访了施托伊尔之后，也对卡塔琳娜进行了访谈。她告诉记者，她早在15年前已经阅读了“斯塔西”搜集整理的她的档案，那时她就知道施托伊尔是许许多多监视她的线人之一。但她强调，这事已经了结。现在她希望的，是这些档案永远躺在档案馆里，蒙尘发霉，不再被人提起。
　　记者有些惊讶：“难道你不恨施托伊尔？”卡塔琳娜的回答是：“如果他泄露了某人的逃亡计划，如果他把欲逃亡的10个人送进了监狱，那我会恨他。据我所知，施托伊尔没有干过这种事。”她还透露了施托伊尔小报告的一个段落：“我们开车去格腊（Gera）的马戏团，卡塔琳娜开着拉达车，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撒野。我们必须停下来，因为我们颠得要吐了，我请求她，别再像小孩子一样胡闹了。”
　　 卡塔琳娜甚至为施托伊尔解释：“当时他很年轻，也很幼稚。在前东德，我们每个人就像生活在一个钟型玻璃盖的奶酪盒子里。这一切都成了过去，那就让过去的事情保持原来的样子吧！”
　　 施托伊尔线人丑闻的讨论和争议还在继续，施托伊尔的生活也在继续。他依然做他的教练，而且依然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明星教练，他现在的弟子Aljona Sawtschenko和Robin Szolkowy刚刚获得了2007年欧洲冠军，继续延续着施托伊尔当年的花样滑冰双人滑传奇。但他的麻烦肯定还没完结。
　　 德国的反思
　　看看德国人是如何反思纳粹历史的吧。当日本人在21世纪还在否认慰安妇事实的时候，西德总理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波兰下跪请求原谅了；即使是在反省了60多年以后，议会的政治家们、大学的教授们、媒体的从业者们，仍然没有停止反省的步伐。最近在首都柏林市中心建立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公法电视台推出的反省系列文献节目，更将反省的对象投射到了普通民众。德国的反省先是在法律的层面上进行，后来发展到道德层面；先是拷问当权者的责任，后来拷问每一个人的责任。后一层面的反省令人吃惊，它的深刻和震撼之处在于：在没有人来追究个人法律责任的情形下，个人如何追究自己的良心责任。
　　 施托伊尔线人丑闻的讨论和争议才刚刚开始。施托伊尔赢得了官司，但他并没有赢得舆论的支持和绝大部分民众的同情。他曾经撒过谎，他至今不反思，他的所谓青春无悔，只能招来公众的反感和厌恶。
　　电影《窃听风暴》拍摄过程中有过一个小插曲，导演想借用一前东德的机关大楼、现在的监狱博物馆实地拍摄，却遭到馆长的拒绝，理由是馆长认为该电影剧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整个东德安全部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像电影中的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