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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0:14:12
菊花与刀-----分析小日本
每年春夏时节，武汉珞珈山的樱花就回盛开于野，武汉大学师生以及武汉三镇的市民纷至沓来，踏青赏花。在这种时候，总有不同的声音传到我的耳边，他们不能忍受这艳若云霞的花。这些植物是五十多年前与日本军队同车共舟来到中国的，它们生根发芽时，正是中国人民尸横遍野时。
“日本军阀总是用最柔美飘渺的东西掩盖最野蛮的暴行！”武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教师屠文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理解超过了所有书本。当她还是孩子时，随着一个教会的孤儿院在日本人的炮火下碾转漂泊了半个中国，时光飞逝，并未能减轻切肤之痛：“你能想象‘樱会’这个有着美丽名称的组织，竟是当年日本军部的法西斯会社，成员都是凶残无比的军魔。珞珈山的樱花，总使我想起那恐怖的日子。”
这种诡诈莫测的性格和行径，曾经使世界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迷惑不解，《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些到：“如描写日本人以外的民族时，说他们礼仪超群，就不大可能再加上‘但是他们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这类话......当描写他们如何崇拜演员和艺术家，在菊花栽培方面是如何讲究艺术时，一般也不会再去写一部书来补充该民族是如何崇拜军刀、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的。”中华民族是用鲜血和生命感受邻邦军人的性格的，阴狠极欲，不以和为贵的大和军阀，使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吃尽了苦头。
千年不绝的武魂
“同文同种”、“共一血脉”、“中日一体”，什么时候日本扩张势力觊觎中华大地了，这种观点就被反复鼓噪。《丑陋的日本人》一书的责任编辑、中日关系研究专家岳建一说：“实际上中日从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相距甚远，甚至超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温顺和善，对国境边土固守不进，对异族的噪动恩威并施，怀柔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武士集团，他们坚忍凶暴、杀伐为本，一旦稍感强大，就对高丽和中华高高举起倭刀。中国人自古善良、轻信。屡受侵犯，却仍对他人宽厚，而日本在从未被侵略的情况下，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间，日日“卧薪尝胆”，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
二十年代加入共产党、曾任史迪威部下、参加过滇南、印缅，以及忻口战役的曹艺老人，是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团团长。 少年时在“上海东亚同文学院”就读，那实际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预科，学生大多是日本人。他半辈子与文武老少的日本狂热分子打交道，对他们的内心有很深刻的探视，他说：日本民族可称世界上就优秀的民族之一。他们并没有特别出众的聪明，全世界的重大发明很难说出几项是日本人做出来的，就是学习外语也不如其他民族快捷，然而他们善于学习、有毅力、有心计。他们谦恭有礼，待人接物实在没有一个民族可与之相比。他们经营管理上的服务周到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喝清酒、赏樱花，是个淡泊过去、重视当前、也不美化明天的民族。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又狂热于暴戾。当年在同文书院与日本同学相处时，亲眼看到一地星期六，他们便疯狂地大喊大叫，来个大砸大破的比赛。星期天过去，总务职员只好忍气吞
声，修理教室宿舍。他们从不怜惜卑躬屈节、懦弱乞怜的软骨病患者。新学年开始，低年级同学的受难期就到了，高年级同学使出各种凌辱的手段，没完没了地寻低年级同学的麻烦，横蛮残暴地惨无人道的地步。你愈显得可怜，他就愈加欺辱你；你偶作反抗’他倒可能会给你一点好颜色。老师从来不制止这种恶行。日本同学对我解释说：这算什么？新同学受些磨练，骨头就硬了。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谚语吗？“十年媳妇熬成婆”，他们中还会出别出心裁的恶婆婆呢！
“人的情绪总是像漂移的毒气一样倏忽即至”（本尼迪克特语），武士道精神体系就是在这种弥漫于社会的好勇斗狠，以及原因不明的慷慨悲歌的氛围中产生的。这种慷慨悲歌实际是基于性格的不明朗和对未来的危机感，即日本学者高桥敷所说的“武士的乖僻”，遇到合适的环境就蔓延开来。
《日本通史》的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汤重南，曾主编著述过《日本帝国的兴亡》、《2000万中国人之死》、《明治维新史》等著作。他说：幕府时代的著名剑道家宫本武藏，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的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而他的故事竟广泛流传，日本古典戏曲演出了他的传奇，战前还出版了长编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作法和精神，为侵华战争服务。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儒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表现出“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本分，宣扬“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实现“武国”观念，其特色就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荣耀。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封建时代的武士集团在明治维新后无所依托，于是用过剩的好战精力毒化整个社会，武士道精神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充当军国主义侵略鹰犬的日本大陆浪人，就是武士集团的碎片。他们与“准浪人”即流入中国的五行八作的日人一起，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曹艺老人回忆道：明治维新后来华的日本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大多自觉献身扩张，他的许多日本同学利用假期作间谍，到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做的极细致，什么地方有一个井，有几棵树，能供给多少人用等，都记下来。中国同学以为他们在做论文搞社会调查，还给他们当向导。 摈弃仁爱 只取忠勇 , 世界上许多学者都认为：日本是一个善模仿学习的民族，但他们往往没有把一个理论体系中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部分拿过来，他们所汲取的是与他们民族早已存在的十分强烈的思想、愿望和目的相契合的那部分。他们在学习西方时，摈弃一切人文思想，而仅学习技术、军队体例和殖民侵略的行径。本尼迪克特说：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残暴。
对与儒家的学习也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贵一说：中国人并不使“忠”、“孝”、“勇”成为无条件的，而是设置一个凌驾一切之上的“仁”，作为行使“忠”、“孝”的先决条件。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事实上儒家思想在被引进时，“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
“忠”、“勇”被无条件地使用，统治者的魔棒指向哪里，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扑向哪里，冷酷的心里没有一丝仁和爱，哪管异国可怜的人民哀告哭叫、尸横遍野，朝鲜、中国、缅甸、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大地被肆意践踏破坏，只因为天皇、大佐、军曹说：要进攻！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亲善”宣传、“同文同种”的观点，仅仅是面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民时才说，虽然那时他们从文化到物质都曾沐浴在中国的恩泽中，但他们自古以来就看不起中国人。他们自认为大和民族天生优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来约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中国人不得不制定一种道德戒律，把“仁”----公正和善行----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曹艺老人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自大，就好象那樱花开起来热闹的不得了。他们特别看不起衰老，恰恰中国当时衰老了。他们称中国为”支那”，近几百年来，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古代尊称的意思，而意近“猪”，是极度蔑视的称呼。他们对美苏也采取这种精神战胜法，把美国音译为“米”，暗寓吃稻米的日本人吞“米”在口；称俄罗斯为“露西亚”，意即“露水”，被太阳之国一晒就干。
丰臣秀吉的阴魂
蔑视和极欲的结合，使侵略的野心膨胀，第一个受害者总是朝鲜，然后就是中国。最早的尝试竟是在一千多年的唐朝，当时中日两国水军大战朝鲜的白江口，《日本通史》写道：日本“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天智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汤重南回顾中日交往史时说：1578年丰臣秀吉就放胆称：“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意志”，使听者无不惊叹。1592年丰臣写信给其养子说：朝鲜京城已陷落，自己“急需度海，此行将直捣大明国”，并让日本准备迁都北京，而北京“城周围十国（县）可供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归你（养子）领用”，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不久他又言，将“乘日本船度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印度），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正当其做黄梁美梦时，传来日军在中朝军队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消息，被迫议和撤军。1597年丰臣又撕毁停战和约，再次出兵但很快陷入困境，丰臣忧忿成疾，临终前忽张目嘱曰；“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必而死。
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后，日本不少统治者及一些思想家，总不断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侵华思想在近四百间不绝如缕。
岳建一说：日本侵略中国，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不始于甲午年，而是1874年就开始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悍然出兵台湾，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从此，步步紧逼，蓄意制造战争，并且不断以“开战”、“重新开战”、“割地”相要挟，比别的列强尤其透出一种狡诈和无赖。对日本来说，凡能从中国勒索、敲诈、胁迫走的，就无所不用其极。史书载：日军从辽东半岛撤走时，将营口、海城、金州、旅顺、凤凰城、大连......等城的官廨库藏抢掠一空，甚至连旅顺清军营房门窗也拆卸运回日本。令中国人永远感到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数
十倍！实际上，日本以各种手段，通过甲午战争掠夺的财富达3亿3千万两以上，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用于军备扩张，一再侵略愈加贫困落后的中华民族。
4年来，一直奔波于中华大地，采访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写出《血证》一书的陈宗舜，在上千个日日夜夜里，总是为我们民族过去的命运而伤悲：日本这个民族的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八九十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沙掠夺、割城攻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而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武士道----残杀暴虐之道
战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就如堕入了无底深渊，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更残酷的折磨和虐杀。正如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所说：“侵略者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进行杀害、强奸和抢劫，是战争中的娱乐。”这与武士道精神里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怜悯，只有以强凌弱、杀戮和效忠，是分不开的。
同样是封建时代军人的伦理体系，同样是男人的精神模式，骑士精神就与武士道绝然不同，一位西方作家写道：受战火惊扰的妇孺，不幸进入日本军队的势力范围，就如堕入狼穴虎口，他们绝不会得到西方军队对待和平居民的那种传统待遇。
由于武士道和“大和最优”思想的迷醉，日本军人的精神总是趋向极端，在他们的高度幻化中，中国人民都成了类如猪狗的一群。一位西方作家写道：他询问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为什么能如此杀戮中国的无辜。士兵回曰：他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在刀枪下的哀号恍如畜生在叫，那时他的猎物，他没有杀人时的负疚和颤栗。
武魂并未消亡
“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临着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外国人难以进入的神秘地方。“江田岛”是近代日本海军的摇篮，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个代名词。海军名将山本五十六，以及号称“漂浮的菊花”的“神风特攻队”，都与这所学校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史学者汤重南经过各种审查，很意外地得以浏览此岛。他说那里跟外面的世界绝然不同，祭祀所谓的“殉国英烈”的氛围十分浓烈，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校友名单都被恭恭敬敬地写出来，香火供奉。战败后被炸成三截的山本五十六的铜像，又从掩藏之地掘出来，赫然立在正堂。汤重南说：“大和军魂”、“皇国武运”被渲染得如此悲
壮，那个国度的青年很难不为之所动。
整个世界特别是亚洲人民所担心的事情好象正在发生！日本一些人已经不把“战后秩序”、“东京审判”等放在眼里。东条英机等被绞死的7名战犯，作为“殉难者”被请进了靖国神社，与240万“军神”一起被供奉，众多高官、数百名国会议员，纷纷倒灵前跪拜、祈祷。
曹艺老人说：日本人有许多优点，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懂得认错，不知道反省。日本朝野不断有人出来叫嚣“大东亚战争是反对白人统治的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云云。他们年年隆重纪念广岛那颗原子弹，反复讲那使日本伤亡了多少人，却不会进一步想想，这颗原子弹哪儿不好落，却非选中日本不可？
陈宗舜说：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说明了在日本有其生存的丰厚的社会土壤。据报载：日本去年以来已有600万人签名反对向战争的受害国道歉。600万人固然众多，但他们是否知道，我们民族3500万人是因为他们的“解放战争”而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日本国民整体，深刻反省侵略战争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
纵观五百年间东瀛武士觊觎中华的心与行，在日本一些高官显贵及右翼势力拒不承认“侵略”的今天，我炎黄子孙焉可漠然视之！
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民族，它们一手持花，一手捧刀。既注重礼仪，又野蛮残暴；既笃信佛教，又崇尚杀伐；既狂傲自大，又卑躬屈膝；既欺凌弱者，有顺从强者。在对更强势者屈膝时，从不落后于任何一个民族......
节选自《菊花与刀》？？美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分析小日本
每年春夏时节，武汉珞珈山的樱花就回盛开于野，武汉大学师生以及武汉三镇的市民纷至沓来，踏青赏花。在这种时候，总有不同的声音传到我的耳边，他们不能忍受这艳若云霞的花。这些植物是五十多年前与日本军队同车共舟来到中国的，它们生根发芽时，正是中国人民尸横遍野时。
“日本军阀总是用最柔美飘渺的东西掩盖最野蛮的暴行！”武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教师屠文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理解超过了所有书本。当她还是孩子时，随着一个教会的孤儿院在日本人的炮火下碾转漂泊了半个中国，时光飞逝，并未能减轻切肤之痛：“你能想象‘樱会’这个有着美丽名称的组织，竟是当年日本军部的法西斯会社，成员都是凶残无比的军魔。珞珈山的樱花，总使我想起那恐怖的日子。”
这种诡诈莫测的性格和行径，曾经使世界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迷惑不解，《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些到：“如描写日本人以外的民族时，说他们礼仪超群，就不大可能再加上‘但是他们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这类话......当描写他们如何崇拜演员和艺术家，在菊花栽培方面是如何讲究艺术时，一般也不会再去写一部书来补充该民族是如何崇拜军刀、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的。”中华民族是用鲜血和生命感受邻邦军人的性格的，阴狠极欲，不以和为贵的大和军阀，使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吃尽了苦头。
千年不绝的武魂
“同文同种”、“共一血脉”、“中日一体”，什么时候日本扩张势力觊觎中华大地了，这种观点就被反复鼓噪。《丑陋的日本人》一书的责任编辑、中日关系研究专家岳建一说：“实际上中日从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相距甚远，甚至超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温顺和善，对国境边土固守不进，对异族的噪动恩威并施，怀柔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武士集团，他们坚忍凶暴、杀伐为本，一旦稍感强大，就对高丽和中华高高举起倭刀。中国人自古善良、轻信。屡受侵犯，却仍对他人宽厚，而日本在从未被侵略的情况下，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间，日日“卧薪尝胆”，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
二十年代加入共产党、曾任史迪威部下、参加过滇南、印缅，以及忻口战役的曹艺老人，是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团团长。 少年时在“上海东亚同文学院”就读，那实际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预科，学生大多是日本人。他半辈子与文武老少的日本狂热分子打交道，对他们的内心有很深刻的探视，他说：日本民族可称世界上就优秀的民族之一。他们并没有特别出众的聪明，全世界的重大发明很难说出几项是日本人做出来的，就是学习外语也不如其他民族快捷，然而他们善于学习、有毅力、有心计。他们谦恭有礼，待人接物实在没有一个民族可与之相比。他们经营管理上的服务周到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喝清酒、赏樱花，是个淡泊过去、重视当前、也不美化明天的民族。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又狂热于暴戾。当年在同文书院与日本同学相处时，亲眼看到一地星期六，他们便疯狂地大喊大叫，来个大砸大破的比赛。星期天过去，总务职员只好忍气吞
声，修理教室宿舍。他们从不怜惜卑躬屈节、懦弱乞怜的软骨病患者。新学年开始，低年级同学的受难期就到了，高年级同学使出各种凌辱的手段，没完没了地寻低年级同学的麻烦，横蛮残暴地惨无人道的地步。你愈显得可怜，他就愈加欺辱你；你偶作反抗’他倒可能会给你一点好颜色。老师从来不制止这种恶行。日本同学对我解释说：这算什么？新同学受些磨练，骨头就硬了。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谚语吗？“十年媳妇熬成婆”，他们中还会出别出心裁的恶婆婆呢！
“人的情绪总是像漂移的毒气一样倏忽即至”（本尼迪克特语），武士道精神体系就是在这种弥漫于社会的好勇斗狠，以及原因不明的慷慨悲歌的氛围中产生的。这种慷慨悲歌实际是基于性格的不明朗和对未来的危机感，即日本学者高桥敷所说的“武士的乖僻”，遇到合适的环境就蔓延开来。
《日本通史》的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汤重南，曾主编著述过《日本帝国的兴亡》、《2000万中国人之死》、《明治维新史》等著作。他说：幕府时代的著名剑道家宫本武藏，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的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而他的故事竟广泛流传，日本古典戏曲演出了他的传奇，战前还出版了长编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作法和精神，为侵华战争服务。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儒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表现出“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本分，宣扬“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实现“武国”观念，其特色就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荣耀。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封建时代的武士集团在明治维新后无所依托，于是用过剩的好战精力毒化整个社会，武士道精神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充当军国主义侵略鹰犬的日本大陆浪人，就是武士集团的碎片。他们与“准浪人”即流入中国的五行八作的日人一起，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曹艺老人回忆道：明治维新后来华的日本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大多自觉献身扩张，他的许多日本同学利用假期作间谍，到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做的极细致，什么地方有一个井，有几棵树，能供给多少人用等，都记下来。中国同学以为他们在做论文搞社会调查，还给他们当向导。 摈弃仁爱 只取忠勇 , 世界上许多学者都认为：日本是一个善模仿学习的民族，但他们往往没有把一个理论体系中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部分拿过来，他们所汲取的是与他们民族早已存在的十分强烈的思想、愿望和目的相契合的那部分。他们在学习西方时，摈弃一切人文思想，而仅学习技术、军队体例和殖民侵略的行径。本尼迪克特说：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残暴。
对与儒家的学习也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贵一说：中国人并不使“忠”、“孝”、“勇”成为无条件的，而是设置一个凌驾一切之上的“仁”，作为行使“忠”、“孝”的先决条件。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事实上儒家思想在被引进时，“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
“忠”、“勇”被无条件地使用，统治者的魔棒指向哪里，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扑向哪里，冷酷的心里没有一丝仁和爱，哪管异国可怜的人民哀告哭叫、尸横遍野，朝鲜、中国、缅甸、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大地被肆意践踏破坏，只因为天皇、大佐、军曹说：要进攻！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亲善”宣传、“同文同种”的观点，仅仅是面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民时才说，虽然那时他们从文化到物质都曾沐浴在中国的恩泽中，但他们自古以来就看不起中国人。他们自认为大和民族天生优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来约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中国人不得不制定一种道德戒律，把“仁”----公正和善行----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曹艺老人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自大，就好象那樱花开起来热闹的不得了。他们特别看不起衰老，恰恰中国当时衰老了。他们称中国为”支那”，近几百年来，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古代尊称的意思，而意近“猪”，是极度蔑视的称呼。他们对美苏也采取这种精神战胜法，把美国音译为“米”，暗寓吃稻米的日本人吞“米”在口；称俄罗斯为“露西亚”，意即“露水”，被太阳之国一晒就干。
丰臣秀吉的阴魂
蔑视和极欲的结合，使侵略的野心膨胀，第一个受害者总是朝鲜，然后就是中国。最早的尝试竟是在一千多年的唐朝，当时中日两国水军大战朝鲜的白江口，《日本通史》写道：日本“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天智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汤重南回顾中日交往史时说：1578年丰臣秀吉就放胆称：“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意志”，使听者无不惊叹。1592年丰臣写信给其养子说：朝鲜京城已陷落，自己“急需度海，此行将直捣大明国”，并让日本准备迁都北京，而北京“城周围十国（县）可供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归你（养子）领用”，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不久他又言，将“乘日本船度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印度），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正当其做黄梁美梦时，传来日军在中朝军队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消息，被迫议和撤军。1597年丰臣又撕毁停战和约，再次出兵但很快陷入困境，丰臣忧忿成疾，临终前忽张目嘱曰；“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必而死。
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后，日本不少统治者及一些思想家，总不断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侵华思想在近四百间不绝如缕。
岳建一说：日本侵略中国，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不始于甲午年，而是1874年就开始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悍然出兵台湾，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从此，步步紧逼，蓄意制造战争，并且不断以“开战”、“重新开战”、“割地”相要挟，比别的列强尤其透出一种狡诈和无赖。对日本来说，凡能从中国勒索、敲诈、胁迫走的，就无所不用其极。史书载：日军从辽东半岛撤走时，将营口、海城、金州、旅顺、凤凰城、大连......等城的官廨库藏抢掠一空，甚至连旅顺清军营房门窗也拆卸运回日本。令中国人永远感到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数
十倍！实际上，日本以各种手段，通过甲午战争掠夺的财富达3亿3千万两以上，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用于军备扩张，一再侵略愈加贫困落后的中华民族。
4年来，一直奔波于中华大地，采访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写出《血证》一书的陈宗舜，在上千个日日夜夜里，总是为我们民族过去的命运而伤悲：日本这个民族的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八九十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沙掠夺、割城攻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而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武士道----残杀暴虐之道
战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就如堕入了无底深渊，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更残酷的折磨和虐杀。正如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所说：“侵略者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进行杀害、强奸和抢劫，是战争中的娱乐。”这与武士道精神里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怜悯，只有以强凌弱、杀戮和效忠，是分不开的。
同样是封建时代军人的伦理体系，同样是男人的精神模式，骑士精神就与武士道绝然不同，一位西方作家写道：受战火惊扰的妇孺，不幸进入日本军队的势力范围，就如堕入狼穴虎口，他们绝不会得到西方军队对待和平居民的那种传统待遇。
由于武士道和“大和最优”思想的迷醉，日本军人的精神总是趋向极端，在他们的高度幻化中，中国人民都成了类如猪狗的一群。一位西方作家写道：他询问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为什么能如此杀戮中国的无辜。士兵回曰：他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在刀枪下的哀号恍如畜生在叫，那时他的猎物，他没有杀人时的负疚和颤栗。
武魂并未消亡
“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临着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外国人难以进入的神秘地方。“江田岛”是近代日本海军的摇篮，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个代名词。海军名将山本五十六，以及号称“漂浮的菊花”的“神风特攻队”，都与这所学校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史学者汤重南经过各种审查，很意外地得以浏览此岛。他说那里跟外面的世界绝然不同，祭祀所谓的“殉国英烈”的氛围十分浓烈，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校友名单都被恭恭敬敬地写出来，香火供奉。战败后被炸成三截的山本五十六的铜像，又从掩藏之地掘出来，赫然立在正堂。汤重南说：“大和军魂”、“皇国武运”被渲染得如此悲
壮，那个国度的青年很难不为之所动。
整个世界特别是亚洲人民所担心的事情好象正在发生！日本一些人已经不把“战后秩序”、“东京审判”等放在眼里。东条英机等被绞死的7名战犯，作为“殉难者”被请进了靖国神社，与240万“军神”一起被供奉，众多高官、数百名国会议员，纷纷倒灵前跪拜、祈祷。
曹艺老人说：日本人有许多优点，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懂得认错，不知道反省。日本朝野不断有人出来叫嚣“大东亚战争是反对白人统治的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云云。他们年年隆重纪念广岛那颗原子弹，反复讲那使日本伤亡了多少人，却不会进一步想想，这颗原子弹哪儿不好落，却非选中日本不可？
陈宗舜说：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说明了在日本有其生存的丰厚的社会土壤。据报载：日本去年以来已有600万人签名反对向战争的受害国道歉。600万人固然众多，但他们是否知道，我们民族3500万人是因为他们的“解放战争”而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日本国民整体，深刻反省侵略战争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
纵观五百年间东瀛武士觊觎中华的心与行，在日本一些高官显贵及右翼势力拒不承认“侵略”的今天，我炎黄子孙焉可漠然视之！
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民族，它们一手持花，一手捧刀。既注重礼仪，又野蛮残暴；既笃信佛教，又崇尚杀伐；既狂傲自大，又卑躬屈膝；既欺凌弱者，有顺从强者。在对更强势者屈膝时，从不落后于任何一个民族......
节选自《菊花与刀》？？美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
每年春夏时节，武汉珞珈山的樱花就回盛开于野，武汉大学师生以及武汉三镇的市民纷至沓来，踏青赏花。在这种时候，总有不同的声音传到我的耳边，他们不能忍受这艳若云霞的花。这些植物是五十多年前与日本军队同车共舟来到中国的，它们生根发芽时，正是中国人民尸横遍野时。
“日本军阀总是用最柔美飘渺的东西掩盖最野蛮的暴行！”武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教师屠文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理解超过了所有书本。当她还是孩子时，随着一个教会的孤儿院在日本人的炮火下碾转漂泊了半个中国，时光飞逝，并未能减轻切肤之痛：“你能想象‘樱会’这个有着美丽名称的组织，竟是当年日本军部的法西斯会社，成员都是凶残无比的军魔。珞珈山的樱花，总使我想起那恐怖的日子。”
这种诡诈莫测的性格和行径，曾经使世界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迷惑不解，《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些到：“如描写日本人以外的民族时，说他们礼仪超群，就不大可能再加上‘但是他们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这类话......当描写他们如何崇拜演员和艺术家，在菊花栽培方面是如何讲究艺术时，一般也不会再去写一部书来补充该民族是如何崇拜军刀、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的。”中华民族是用鲜血和生命感受邻邦军人的性格的，阴狠极欲，不以和为贵的大和军阀，使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吃尽了苦头。
千年不绝的武魂
“同文同种”、“共一血脉”、“中日一体”，什么时候日本扩张势力觊觎中华大地了，这种观点就被反复鼓噪。《丑陋的日本人》一书的责任编辑、中日关系研究专家岳建一说：“实际上中日从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相距甚远，甚至超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温顺和善，对国境边土固守不进，对异族的噪动恩威并施，怀柔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武士集团，他们坚忍凶暴、杀伐为本，一旦稍感强大，就对高丽和中华高高举起倭刀。中国人自古善良、轻信。屡受侵犯，却仍对他人宽厚，而日本在从未被侵略的情况下，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间，日日“卧薪尝胆”，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
二十年代加入共产党、曾任史迪威部下、参加过滇南、印缅，以及忻口战役的曹艺老人，是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团团长。 少年时在“上海东亚同文学院”就读，那实际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预科，学生大多是日本人。他半辈子与文武老少的日本狂热分子打交道，对他们的内心有很深刻的探视，他说：日本民族可称世界上就优秀的民族之一。他们并没有特别出众的聪明，全世界的重大发明很难说出几项是日本人做出来的，就是学习外语也不如其他民族快捷，然而他们善于学习、有毅力、有心计。他们谦恭有礼，待人接物实在没有一个民族可与之相比。他们经营管理上的服务周到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喝清酒、赏樱花，是个淡泊过去、重视当前、也不美化明天的民族。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又狂热于暴戾。当年在同文书院与日本同学相处时，亲眼看到一地星期六，他们便疯狂地大喊大叫，来个大砸大破的比赛。星期天过去，总务职员只好忍气吞
声，修理教室宿舍。他们从不怜惜卑躬屈节、懦弱乞怜的软骨病患者。新学年开始，低年级同学的受难期就到了，高年级同学使出各种凌辱的手段，没完没了地寻低年级同学的麻烦，横蛮残暴地惨无人道的地步。你愈显得可怜，他就愈加欺辱你；你偶作反抗’他倒可能会给你一点好颜色。老师从来不制止这种恶行。日本同学对我解释说：这算什么？新同学受些磨练，骨头就硬了。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谚语吗？“十年媳妇熬成婆”，他们中还会出别出心裁的恶婆婆呢！
“人的情绪总是像漂移的毒气一样倏忽即至”（本尼迪克特语），武士道精神体系就是在这种弥漫于社会的好勇斗狠，以及原因不明的慷慨悲歌的氛围中产生的。这种慷慨悲歌实际是基于性格的不明朗和对未来的危机感，即日本学者高桥敷所说的“武士的乖僻”，遇到合适的环境就蔓延开来。
《日本通史》的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汤重南，曾主编著述过《日本帝国的兴亡》、《2000万中国人之死》、《明治维新史》等著作。他说：幕府时代的著名剑道家宫本武藏，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的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而他的故事竟广泛流传，日本古典戏曲演出了他的传奇，战前还出版了长编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作法和精神，为侵华战争服务。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儒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表现出“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本分，宣扬“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实现“武国”观念，其特色就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荣耀。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封建时代的武士集团在明治维新后无所依托，于是用过剩的好战精力毒化整个社会，武士道精神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充当军国主义侵略鹰犬的日本大陆浪人，就是武士集团的碎片。他们与“准浪人”即流入中国的五行八作的日人一起，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曹艺老人回忆道：明治维新后来华的日本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大多自觉献身扩张，他的许多日本同学利用假期作间谍，到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做的极细致，什么地方有一个井，有几棵树，能供给多少人用等，都记下来。中国同学以为他们在做论文搞社会调查，还给他们当向导。 摈弃仁爱 只取忠勇 , 世界上许多学者都认为：日本是一个善模仿学习的民族，但他们往往没有把一个理论体系中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部分拿过来，他们所汲取的是与他们民族早已存在的十分强烈的思想、愿望和目的相契合的那部分。他们在学习西方时，摈弃一切人文思想，而仅学习技术、军队体例和殖民侵略的行径。本尼迪克特说：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残暴。
对与儒家的学习也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贵一说：中国人并不使“忠”、“孝”、“勇”成为无条件的，而是设置一个凌驾一切之上的“仁”，作为行使“忠”、“孝”的先决条件。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事实上儒家思想在被引进时，“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
“忠”、“勇”被无条件地使用，统治者的魔棒指向哪里，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扑向哪里，冷酷的心里没有一丝仁和爱，哪管异国可怜的人民哀告哭叫、尸横遍野，朝鲜、中国、缅甸、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大地被肆意践踏破坏，只因为天皇、大佐、军曹说：要进攻！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亲善”宣传、“同文同种”的观点，仅仅是面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民时才说，虽然那时他们从文化到物质都曾沐浴在中国的恩泽中，但他们自古以来就看不起中国人。他们自认为大和民族天生优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来约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中国人不得不制定一种道德戒律，把“仁”----公正和善行----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曹艺老人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自大，就好象那樱花开起来热闹的不得了。他们特别看不起衰老，恰恰中国当时衰老了。他们称中国为”支那”，近几百年来，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古代尊称的意思，而意近“猪”，是极度蔑视的称呼。他们对美苏也采取这种精神战胜法，把美国音译为“米”，暗寓吃稻米的日本人吞“米”在口；称俄罗斯为“露西亚”，意即“露水”，被太阳之国一晒就干。
丰臣秀吉的阴魂
蔑视和极欲的结合，使侵略的野心膨胀，第一个受害者总是朝鲜，然后就是中国。最早的尝试竟是在一千多年的唐朝，当时中日两国水军大战朝鲜的白江口，《日本通史》写道：日本“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天智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汤重南回顾中日交往史时说：1578年丰臣秀吉就放胆称：“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意志”，使听者无不惊叹。1592年丰臣写信给其养子说：朝鲜京城已陷落，自己“急需度海，此行将直捣大明国”，并让日本准备迁都北京，而北京“城周围十国（县）可供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归你（养子）领用”，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不久他又言，将“乘日本船度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印度），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正当其做黄梁美梦时，传来日军在中朝军队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消息，被迫议和撤军。1597年丰臣又撕毁停战和约，再次出兵但很快陷入困境，丰臣忧忿成疾，临终前忽张目嘱曰；“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必而死。
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后，日本不少统治者及一些思想家，总不断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侵华思想在近四百间不绝如缕。
岳建一说：日本侵略中国，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不始于甲午年，而是1874年就开始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悍然出兵台湾，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从此，步步紧逼，蓄意制造战争，并且不断以“开战”、“重新开战”、“割地”相要挟，比别的列强尤其透出一种狡诈和无赖。对日本来说，凡能从中国勒索、敲诈、胁迫走的，就无所不用其极。史书载：日军从辽东半岛撤走时，将营口、海城、金州、旅顺、凤凰城、大连......等城的官廨库藏抢掠一空，甚至连旅顺清军营房门窗也拆卸运回日本。令中国人永远感到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数
十倍！实际上，日本以各种手段，通过甲午战争掠夺的财富达3亿3千万两以上，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用于军备扩张，一再侵略愈加贫困落后的中华民族。
4年来，一直奔波于中华大地，采访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写出《血证》一书的陈宗舜，在上千个日日夜夜里，总是为我们民族过去的命运而伤悲：日本这个民族的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八九十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沙掠夺、割城攻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而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武士道----残杀暴虐之道
战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就如堕入了无底深渊，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更残酷的折磨和虐杀。正如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所说：“侵略者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进行杀害、强奸和抢劫，是战争中的娱乐。”这与武士道精神里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怜悯，只有以强凌弱、杀戮和效忠，是分不开的。
同样是封建时代军人的伦理体系，同样是男人的精神模式，骑士精神就与武士道绝然不同，一位西方作家写道：受战火惊扰的妇孺，不幸进入日本军队的势力范围，就如堕入狼穴虎口，他们绝不会得到西方军队对待和平居民的那种传统待遇。
由于武士道和“大和最优”思想的迷醉，日本军人的精神总是趋向极端，在他们的高度幻化中，中国人民都成了类如猪狗的一群。一位西方作家写道：他询问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为什么能如此杀戮中国的无辜。士兵回曰：他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在刀枪下的哀号恍如畜生在叫，那时他的猎物，他没有杀人时的负疚和颤栗。
武魂并未消亡
“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临着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外国人难以进入的神秘地方。“江田岛”是近代日本海军的摇篮，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个代名词。海军名将山本五十六，以及号称“漂浮的菊花”的“神风特攻队”，都与这所学校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史学者汤重南经过各种审查，很意外地得以浏览此岛。他说那里跟外面的世界绝然不同，祭祀所谓的“殉国英烈”的氛围十分浓烈，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校友名单都被恭恭敬敬地写出来，香火供奉。战败后被炸成三截的山本五十六的铜像，又从掩藏之地掘出来，赫然立在正堂。汤重南说：“大和军魂”、“皇国武运”被渲染得如此悲
壮，那个国度的青年很难不为之所动。
整个世界特别是亚洲人民所担心的事情好象正在发生！日本一些人已经不把“战后秩序”、“东京审判”等放在眼里。东条英机等被绞死的7名战犯，作为“殉难者”被请进了靖国神社，与240万“军神”一起被供奉，众多高官、数百名国会议员，纷纷倒灵前跪拜、祈祷。
曹艺老人说：日本人有许多优点，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懂得认错，不知道反省。日本朝野不断有人出来叫嚣“大东亚战争是反对白人统治的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云云。他们年年隆重纪念广岛那颗原子弹，反复讲那使日本伤亡了多少人，却不会进一步想想，这颗原子弹哪儿不好落，却非选中日本不可？
陈宗舜说：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说明了在日本有其生存的丰厚的社会土壤。据报载：日本去年以来已有600万人签名反对向战争的受害国道歉。600万人固然众多，但他们是否知道，我们民族3500万人是因为他们的“解放战争”而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日本国民整体，深刻反省侵略战争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
纵观五百年间东瀛武士觊觎中华的心与行，在日本一些高官显贵及右翼势力拒不承认“侵略”的今天，我炎黄子孙焉可漠然视之！
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民族，它们一手持花，一手捧刀。既注重礼仪，又野蛮残暴；既笃信佛教，又崇尚杀伐；既狂傲自大，又卑躬屈膝；既欺凌弱者，有顺从强者。在对更强势者屈膝时，从不落后于任何一个民族......
节选自《菊花与刀》？？美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分析小日本
每年春夏时节，武汉珞珈山的樱花就回盛开于野，武汉大学师生以及武汉三镇的市民纷至沓来，踏青赏花。在这种时候，总有不同的声音传到我的耳边，他们不能忍受这艳若云霞的花。这些植物是五十多年前与日本军队同车共舟来到中国的，它们生根发芽时，正是中国人民尸横遍野时。
“日本军阀总是用最柔美飘渺的东西掩盖最野蛮的暴行！”武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教师屠文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理解超过了所有书本。当她还是孩子时，随着一个教会的孤儿院在日本人的炮火下碾转漂泊了半个中国，时光飞逝，并未能减轻切肤之痛：“你能想象‘樱会’这个有着美丽名称的组织，竟是当年日本军部的法西斯会社，成员都是凶残无比的军魔。珞珈山的樱花，总使我想起那恐怖的日子。”
这种诡诈莫测的性格和行径，曾经使世界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迷惑不解，《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些到：“如描写日本人以外的民族时，说他们礼仪超群，就不大可能再加上‘但是他们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这类话......当描写他们如何崇拜演员和艺术家，在菊花栽培方面是如何讲究艺术时，一般也不会再去写一部书来补充该民族是如何崇拜军刀、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的。”中华民族是用鲜血和生命感受邻邦军人的性格的，阴狠极欲，不以和为贵的大和军阀，使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吃尽了苦头。
千年不绝的武魂
“同文同种”、“共一血脉”、“中日一体”，什么时候日本扩张势力觊觎中华大地了，这种观点就被反复鼓噪。《丑陋的日本人》一书的责任编辑、中日关系研究专家岳建一说：“实际上中日从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相距甚远，甚至超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温顺和善，对国境边土固守不进，对异族的噪动恩威并施，怀柔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武士集团，他们坚忍凶暴、杀伐为本，一旦稍感强大，就对高丽和中华高高举起倭刀。中国人自古善良、轻信。屡受侵犯，却仍对他人宽厚，而日本在从未被侵略的情况下，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间，日日“卧薪尝胆”，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
二十年代加入共产党、曾任史迪威部下、参加过滇南、印缅，以及忻口战役的曹艺老人，是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团团长。 少年时在“上海东亚同文学院”就读，那实际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预科，学生大多是日本人。他半辈子与文武老少的日本狂热分子打交道，对他们的内心有很深刻的探视，他说：日本民族可称世界上就优秀的民族之一。他们并没有特别出众的聪明，全世界的重大发明很难说出几项是日本人做出来的，就是学习外语也不如其他民族快捷，然而他们善于学习、有毅力、有心计。他们谦恭有礼，待人接物实在没有一个民族可与之相比。他们经营管理上的服务周到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喝清酒、赏樱花，是个淡泊过去、重视当前、也不美化明天的民族。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又狂热于暴戾。当年在同文书院与日本同学相处时，亲眼看到一地星期六，他们便疯狂地大喊大叫，来个大砸大破的比赛。星期天过去，总务职员只好忍气吞
声，修理教室宿舍。他们从不怜惜卑躬屈节、懦弱乞怜的软骨病患者。新学年开始，低年级同学的受难期就到了，高年级同学使出各种凌辱的手段，没完没了地寻低年级同学的麻烦，横蛮残暴地惨无人道的地步。你愈显得可怜，他就愈加欺辱你；你偶作反抗’他倒可能会给你一点好颜色。老师从来不制止这种恶行。日本同学对我解释说：这算什么？新同学受些磨练，骨头就硬了。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谚语吗？“十年媳妇熬成婆”，他们中还会出别出心裁的恶婆婆呢！
“人的情绪总是像漂移的毒气一样倏忽即至”（本尼迪克特语），武士道精神体系就是在这种弥漫于社会的好勇斗狠，以及原因不明的慷慨悲歌的氛围中产生的。这种慷慨悲歌实际是基于性格的不明朗和对未来的危机感，即日本学者高桥敷所说的“武士的乖僻”，遇到合适的环境就蔓延开来。
《日本通史》的作者之一、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汤重南，曾主编著述过《日本帝国的兴亡》、《2000万中国人之死》、《明治维新史》等著作。他说：幕府时代的著名剑道家宫本武藏，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的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而他的故事竟广泛流传，日本古典戏曲演出了他的传奇，战前还出版了长编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作法和精神，为侵华战争服务。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儒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表现出“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本分，宣扬“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实现“武国”观念，其特色就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荣耀。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封建时代的武士集团在明治维新后无所依托，于是用过剩的好战精力毒化整个社会，武士道精神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充当军国主义侵略鹰犬的日本大陆浪人，就是武士集团的碎片。他们与“准浪人”即流入中国的五行八作的日人一起，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曹艺老人回忆道：明治维新后来华的日本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大多自觉献身扩张，他的许多日本同学利用假期作间谍，到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做的极细致，什么地方有一个井，有几棵树，能供给多少人用等，都记下来。中国同学以为他们在做论文搞社会调查，还给他们当向导。 摈弃仁爱 只取忠勇 , 世界上许多学者都认为：日本是一个善模仿学习的民族，但他们往往没有把一个理论体系中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部分拿过来，他们所汲取的是与他们民族早已存在的十分强烈的思想、愿望和目的相契合的那部分。他们在学习西方时，摈弃一切人文思想，而仅学习技术、军队体例和殖民侵略的行径。本尼迪克特说：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残暴。
对与儒家的学习也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贵一说：中国人并不使“忠”、“孝”、“勇”成为无条件的，而是设置一个凌驾一切之上的“仁”，作为行使“忠”、“孝”的先决条件。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事实上儒家思想在被引进时，“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
“忠”、“勇”被无条件地使用，统治者的魔棒指向哪里，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扑向哪里，冷酷的心里没有一丝仁和爱，哪管异国可怜的人民哀告哭叫、尸横遍野，朝鲜、中国、缅甸、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的大地被肆意践踏破坏，只因为天皇、大佐、军曹说：要进攻！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亲善”宣传、“同文同种”的观点，仅仅是面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民时才说，虽然那时他们从文化到物质都曾沐浴在中国的恩泽中，但他们自古以来就看不起中国人。他们自认为大和民族天生优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来约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中国人不得不制定一种道德戒律，把“仁”----公正和善行----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曹艺老人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自大，就好象那樱花开起来热闹的不得了。他们特别看不起衰老，恰恰中国当时衰老了。他们称中国为”支那”，近几百年来，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古代尊称的意思，而意近“猪”，是极度蔑视的称呼。他们对美苏也采取这种精神战胜法，把美国音译为“米”，暗寓吃稻米的日本人吞“米”在口；称俄罗斯为“露西亚”，意即“露水”，被太阳之国一晒就干。
丰臣秀吉的阴魂
蔑视和极欲的结合，使侵略的野心膨胀，第一个受害者总是朝鲜，然后就是中国。最早的尝试竟是在一千多年的唐朝，当时中日两国水军大战朝鲜的白江口，《日本通史》写道：日本“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天智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汤重南回顾中日交往史时说：1578年丰臣秀吉就放胆称：“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意志”，使听者无不惊叹。1592年丰臣写信给其养子说：朝鲜京城已陷落，自己“急需度海，此行将直捣大明国”，并让日本准备迁都北京，而北京“城周围十国（县）可供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归你（养子）领用”，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不久他又言，将“乘日本船度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印度），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正当其做黄梁美梦时，传来日军在中朝军队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消息，被迫议和撤军。1597年丰臣又撕毁停战和约，再次出兵但很快陷入困境，丰臣忧忿成疾，临终前忽张目嘱曰；“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必而死。
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后，日本不少统治者及一些思想家，总不断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侵华思想在近四百间不绝如缕。
岳建一说：日本侵略中国，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不始于甲午年，而是1874年就开始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悍然出兵台湾，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从此，步步紧逼，蓄意制造战争，并且不断以“开战”、“重新开战”、“割地”相要挟，比别的列强尤其透出一种狡诈和无赖。对日本来说，凡能从中国勒索、敲诈、胁迫走的，就无所不用其极。史书载：日军从辽东半岛撤走时，将营口、海城、金州、旅顺、凤凰城、大连......等城的官廨库藏抢掠一空，甚至连旅顺清军营房门窗也拆卸运回日本。令中国人永远感到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数
十倍！实际上，日本以各种手段，通过甲午战争掠夺的财富达3亿3千万两以上，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用于军备扩张，一再侵略愈加贫困落后的中华民族。
4年来，一直奔波于中华大地，采访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写出《血证》一书的陈宗舜，在上千个日日夜夜里，总是为我们民族过去的命运而伤悲：日本这个民族的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八九十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沙掠夺、割城攻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而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武士道----残杀暴虐之道
战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就如堕入了无底深渊，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更残酷的折磨和虐杀。正如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所说：“侵略者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进行杀害、强奸和抢劫，是战争中的娱乐。”这与武士道精神里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怜悯，只有以强凌弱、杀戮和效忠，是分不开的。
同样是封建时代军人的伦理体系，同样是男人的精神模式，骑士精神就与武士道绝然不同，一位西方作家写道：受战火惊扰的妇孺，不幸进入日本军队的势力范围，就如堕入狼穴虎口，他们绝不会得到西方军队对待和平居民的那种传统待遇。
由于武士道和“大和最优”思想的迷醉，日本军人的精神总是趋向极端，在他们的高度幻化中，中国人民都成了类如猪狗的一群。一位西方作家写道：他询问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为什么能如此杀戮中国的无辜。士兵回曰：他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在刀枪下的哀号恍如畜生在叫，那时他的猎物，他没有杀人时的负疚和颤栗。
武魂并未消亡
“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临着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外国人难以进入的神秘地方。“江田岛”是近代日本海军的摇篮，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个代名词。海军名将山本五十六，以及号称“漂浮的菊花”的“神风特攻队”，都与这所学校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史学者汤重南经过各种审查，很意外地得以浏览此岛。他说那里跟外面的世界绝然不同，祭祀所谓的“殉国英烈”的氛围十分浓烈，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校友名单都被恭恭敬敬地写出来，香火供奉。战败后被炸成三截的山本五十六的铜像，又从掩藏之地掘出来，赫然立在正堂。汤重南说：“大和军魂”、“皇国武运”被渲染得如此悲
壮，那个国度的青年很难不为之所动。
整个世界特别是亚洲人民所担心的事情好象正在发生！日本一些人已经不把“战后秩序”、“东京审判”等放在眼里。东条英机等被绞死的7名战犯，作为“殉难者”被请进了靖国神社，与240万“军神”一起被供奉，众多高官、数百名国会议员，纷纷倒灵前跪拜、祈祷。
曹艺老人说：日本人有许多优点，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懂得认错，不知道反省。日本朝野不断有人出来叫嚣“大东亚战争是反对白人统治的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云云。他们年年隆重纪念广岛那颗原子弹，反复讲那使日本伤亡了多少人，却不会进一步想想，这颗原子弹哪儿不好落，却非选中日本不可？
陈宗舜说：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说明了在日本有其生存的丰厚的社会土壤。据报载：日本去年以来已有600万人签名反对向战争的受害国道歉。600万人固然众多，但他们是否知道，我们民族3500万人是因为他们的“解放战争”而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日本国民整体，深刻反省侵略战争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
纵观五百年间东瀛武士觊觎中华的心与行，在日本一些高官显贵及右翼势力拒不承认“侵略”的今天，我炎黄子孙焉可漠然视之！
这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民族，它们一手持花，一手捧刀。既注重礼仪，又野蛮残暴；既笃信佛教，又崇尚杀伐；既狂傲自大，又卑躬屈膝；既欺凌弱者，有顺从强者。在对更强势者屈膝时，从不落后于任何一个民族......
节选自《菊花与刀》？？美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