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和丁默邨惺惺相惜 因二人都是军统卧底？

http://cul.cn.yahoo.com/ypen/20111026/661078_2.html

2011-10-26 10:24 看天下 我要参与(14)

作者：陈涛

台湾军情局最新解密

“昨晚梦汽车载军警来此，带（丁）默邨出外执行（枪决），余与之握手，大哭而醒。”1947年5月26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如是写道。此前两人均已被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判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而那时周由死刑改判为终生监禁，丁则确认被判死刑，即便陈立夫设法营救也无希望。两人作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一直以来都为民众所不耻。

2011年10月初，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张力策划、国民党军情局出版的《中美合作所志》和台湾国史馆推出的《戴笠与抗战》三卷本公布了丁默邨、周佛海两人的最新档案，台湾当局首度证实，丁默邨在抗战胜利前夕“与军统局的组织秘密联系，负责维持杭城治安”，而周佛海则在1943年汪伪期间已投军统，即为重庆政府派遣到汪精卫身边的潜伏人员。在南京的日子里，周佛海在家中与妻弟杨惺华的私宅架设了地下电台，将汪伪及日军的政治、军事情报密电至重庆。

背着汪精卫“效命中央”

中美合作所，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是得到蒋介石和罗斯福批准的中美合作情报机构，1943年成立，1946年结束，用于交流日方的军事情报。中美所和军统、中统在人员上有所交叉，比如戴笠既是“中美所”主任，同时也是军统的头目。

丁默邨、周佛海二人作为汪伪政权的两大汉奸惺惺相惜，并且有着相似的经历，早期加入共产党，后投蒋并任高官（丁为中统第三处处长，周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随后又奔向汪伪政权成头号汉奸，1945年9月一并被国民政府抓捕。多方史料及周佛海的日记显示，丁、周二人交往甚密，在仕途上穿一条连裆裤。直到最后光景，周佛海在日记中还特别关注丁默邨的判决消息，“为默邨事甚担心”。

关于丁默邨和周佛海是否曾被策反，并作为国民党军统特工潜伏在汪伪政府中，一直是个谜团。

其实早在周佛海接受审讯时，关于他是否策反已有很大争议。1946年10月，周佛海接受首次公审，辩护律师团认为周有自首情节及立功赎罪的表现，并由三位军统特工及国军两位参议出庭作证。军统局也出具公函，承认周佛海为军统提供过情报和庇护，却否认了周有自首行为。

2003年《党史博览》第六期上《周佛海一生的三变》一文也有如此说法：“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秘密派人潜赴重庆，面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他转达了自己的请求。戴笠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戴笠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上，批了一个‘可’字。于是，戴笠把信和密电码一起托人带给周佛海。自此以后，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开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动。”

2007年电影《色·戒》上映后，丁默邨被认为是梁朝伟饰演的汉奸易先生一角的原型，再次引发议论。龙应台当时在《侧记〈色·戒〉》中澄清，丁默邨早在1941年便接受陈立夫招降，作为重庆方面的内应，并通过戴笠、顾祝同也向蒋介石做出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龙应台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这些被营救的情报人员，在审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证，丁默邨和重庆政府的合作是毫无疑义的。”

凤凰卫视的社会纪实节目《周末大放送》则称：李士群于1943年9月由日本特务下毒而死，一年后汪精卫病逝，汪伪政权倒台后丁默邨才投靠重庆国民政府。与此接近的是《中美合作所志》的档案：丁默邨在抗战胜利前夕才由重庆方面策反，但并未注明具体时间。
“策反”之谜

1994年6月陈立夫在台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丁默邨、周佛海抗战后期归顺重庆国民政府的事实。

陈立夫也简略回顾了丁默邨投汪的过程：当时正值调查统计总部改组，“调查统计总部之下原分三个处，这时第一处处长为徐恩曾，改称中央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为戴笠，改称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则取消了”。调查统计部的三处归为中统、军统两处，而原先第三处的处长恰是丁默邨。陈立夫认为，“丁默邨的工作暂时没有着落，他就到香港去了，他和周佛海交情极好，因此就跑到汪精卫那里去组织伪政府。”

汪伪政府组建后，周佛海先后任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伪行政院副院长，丁默邨先后任伪社会部长、伪浙江省主席。“丁担任过他们特务工作的头儿，因为丁以前在上海熟知第一、第二两处的人事，所以他到上海以后，把上海调查统计局第一、第二处的人抓走了。他冒充说，‘我是陈立夫派来请你们去的’。那时我打电话去告诉他们：丁默邨已跟着汪精卫走了，和我已没有关系；可惜已太迟了，丁这个人很聪明、狡猾。”

陈立夫回忆，他曾派人员联系过丁，而且“丁默邨知道伪组织终会失败，所以在电报里偶尔还是和我们打交道和请罪”。陈立夫让丁默邨、周佛海等人做到三件事，如此“你们虽然是汉奸，可是我可以保证你们不死”。一是，保住南京（周佛海）、上海、杭州（丁默邨），“你们要守住岗位，不能让江北的新四军先占去”；二是，控制住京沪、沪杭两条铁路及伪军，“我们的军队可以立刻由铁路运输到上述三据点而无阻碍”；三是，战争结束时，以最快速度联络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让中央军立刻开进以上三个地区”。

且陈立夫也事先告知了戴笠去接洽丁、周。汪伪高官的策反主要由戴笠负责，因为陈立夫在抗战期间已转任教育部长。但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飞赴上海，飞机在南京上空爆炸，戴尸骨无存，军统头目由毛人凤继任。

就在《中美合作所志》出版之后，一位军情局退役将领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采访时说：戴笠吸收的间谍有的是单线指挥，军统内部也未必有档，所以死无对证，除周佛海外的大部分策反人士均被枪毙。
但周佛海在汪伪时期与被捕后的日记均未提及策反或军统之事。周的日记在1945年6月9日结束（8月6日仅补记其母的信息），至 1947年1月狱中再提笔，汪伪败北、自身被捕与审讯都未被他记录。或因其认为日记会在以后出版而不便透露机密，便以“要件”略过（此前他的日记常刊于《古今》杂志并在1943年辑成《往矣集》）。

台湾媒体方面多以国民党官方信息为准确，并认为，“两岸研究民国史的人，谈论甚多，但依据的都是如《陈立夫回忆录》等间接证据，相关说法从未获得官方档案证实。”但通过陈立夫的回忆，丁、周等人确实“保住了”长江三角洲，并“坚守岗位”。虽然陈没有明确表示丁、周等人已被策反，但从回忆的事实上看确有策反的实际行动。

《中美合作所志》和《戴笠与抗战》的最新档案公布里也显示国军顺利接管了上述三大地区，丁默邨在抗战胜利前夕“与军统局的组织秘密联系，负责维持杭城治安”；而周佛海更在1944年推荐军统的谍报人员担任汪伪政权军委会的作战科长。

相比于汪精卫、陈公博、李士群，周佛海、丁默邨二人的汉奸罪名历来更具争议。不过，最终两人均背负罪名而命归黄泉。

命归黄泉

1946年11月一审宣判，周佛海因“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判处死刑。除陈布雷外，次年初陈果夫、陈立夫也向蒋介石求情。最终在1947年3月由蒋介石发布特赦令，将周的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1948年2月，周佛海因心脏病死于老虎桥狱中。

据陈立夫回忆，丁默邨本来也可以不死，但一次丁生病，被保释出狱去看医生，丁“从南京拘留所里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恰巧碰到《中央日报》的记者”。于是，第二天“丁默邨逍遥玄武湖”的特大新闻被刊登出来，激起公愤，由此丁才彻底断送了性命。

蒋介石得知新闻，跑去问陈立夫，“丁默邨为什么跑出监狱呢？”陈答，因为保外就医。蒋介石怒了：“生病怎么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即使陈立夫再次求情“希望永远监禁不要枪毙他”，也无济于事。

1947年7月5日，丁默邨以通谋敌国的汉奸罪名处决。这一天周佛海心情悲沉，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昨）彻夜不寐，闭眼即觉默邨音容笑貌在目前”，“朝夕相共数十年如一日，宁不痛绝”，周还作了一首《哭默邨》律诗。

但近日《中国时报》报道，“丁默邨最后以汉奸罪名判死刑，并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枪毙。”龙应台也曾认为，丁被枪毙在5月1日。以上时间跟周佛海的回忆有所出入。

周佛海的回忆里，国民政府对丁默邨等人的审判直到当年5月还在进行，1947年5月8日，周佛海写道：“闻默邨维持原判（死刑），（周）学昌发回更审，真所谓一忧一喜，甚盼默邨绝处逢生。”5月13日，周佛海见律师杨嘉麟，后者告诉他，陈立夫还在设法营救丁默邨，但希望渺茫，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闻之不胜伤感。默邨态度极为镇定。”丁本人似乎还不确信自己将死，或因陈立夫还在尽力实现自己诺言，即“坚守岗位便可保丁的性命”。

“20世纪中国特工史”专家、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认为：民间一直流传有周佛海被策反的说法，此次台湾方面的档案只是证实了这一传闻；而丁默邨在抗战后期受命于军统的讯息，此前却从未公开。不过，丁默邨、周佛海被盖棺定论的大汉奸罪名，能否因台湾最新档案的公布而有所更改，还需日后再看。

(责任编辑：文娜)
http://cul.cn.yahoo.com/ypen/20111026/661078_2.html

2011-10-26 10:24 看天下 我要参与(14)

作者：陈涛

台湾军情局最新解密

“昨晚梦汽车载军警来此，带（丁）默邨出外执行（枪决），余与之握手，大哭而醒。”1947年5月26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如是写道。此前两人均已被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判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而那时周由死刑改判为终生监禁，丁则确认被判死刑，即便陈立夫设法营救也无希望。两人作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一直以来都为民众所不耻。

2011年10月初，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张力策划、国民党军情局出版的《中美合作所志》和台湾国史馆推出的《戴笠与抗战》三卷本公布了丁默邨、周佛海两人的最新档案，台湾当局首度证实，丁默邨在抗战胜利前夕“与军统局的组织秘密联系，负责维持杭城治安”，而周佛海则在1943年汪伪期间已投军统，即为重庆政府派遣到汪精卫身边的潜伏人员。在南京的日子里，周佛海在家中与妻弟杨惺华的私宅架设了地下电台，将汪伪及日军的政治、军事情报密电至重庆。

背着汪精卫“效命中央”

中美合作所，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是得到蒋介石和罗斯福批准的中美合作情报机构，1943年成立，1946年结束，用于交流日方的军事情报。中美所和军统、中统在人员上有所交叉，比如戴笠既是“中美所”主任，同时也是军统的头目。

丁默邨、周佛海二人作为汪伪政权的两大汉奸惺惺相惜，并且有着相似的经历，早期加入共产党，后投蒋并任高官（丁为中统第三处处长，周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随后又奔向汪伪政权成头号汉奸，1945年9月一并被国民政府抓捕。多方史料及周佛海的日记显示，丁、周二人交往甚密，在仕途上穿一条连裆裤。直到最后光景，周佛海在日记中还特别关注丁默邨的判决消息，“为默邨事甚担心”。

关于丁默邨和周佛海是否曾被策反，并作为国民党军统特工潜伏在汪伪政府中，一直是个谜团。

其实早在周佛海接受审讯时，关于他是否策反已有很大争议。1946年10月，周佛海接受首次公审，辩护律师团认为周有自首情节及立功赎罪的表现，并由三位军统特工及国军两位参议出庭作证。军统局也出具公函，承认周佛海为军统提供过情报和庇护，却否认了周有自首行为。

2003年《党史博览》第六期上《周佛海一生的三变》一文也有如此说法：“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秘密派人潜赴重庆，面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他转达了自己的请求。戴笠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蒋在戴笠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上，批了一个‘可’字。于是，戴笠把信和密电码一起托人带给周佛海。自此以后，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开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动。”

2007年电影《色·戒》上映后，丁默邨被认为是梁朝伟饰演的汉奸易先生一角的原型，再次引发议论。龙应台当时在《侧记〈色·戒〉》中澄清，丁默邨早在1941年便接受陈立夫招降，作为重庆方面的内应，并通过戴笠、顾祝同也向蒋介石做出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龙应台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这些被营救的情报人员，在审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证，丁默邨和重庆政府的合作是毫无疑义的。”

凤凰卫视的社会纪实节目《周末大放送》则称：李士群于1943年9月由日本特务下毒而死，一年后汪精卫病逝，汪伪政权倒台后丁默邨才投靠重庆国民政府。与此接近的是《中美合作所志》的档案：丁默邨在抗战胜利前夕才由重庆方面策反，但并未注明具体时间。
“策反”之谜

1994年6月陈立夫在台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丁默邨、周佛海抗战后期归顺重庆国民政府的事实。

陈立夫也简略回顾了丁默邨投汪的过程：当时正值调查统计总部改组，“调查统计总部之下原分三个处，这时第一处处长为徐恩曾，改称中央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为戴笠，改称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则取消了”。调查统计部的三处归为中统、军统两处，而原先第三处的处长恰是丁默邨。陈立夫认为，“丁默邨的工作暂时没有着落，他就到香港去了，他和周佛海交情极好，因此就跑到汪精卫那里去组织伪政府。”

汪伪政府组建后，周佛海先后任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伪行政院副院长，丁默邨先后任伪社会部长、伪浙江省主席。“丁担任过他们特务工作的头儿，因为丁以前在上海熟知第一、第二两处的人事，所以他到上海以后，把上海调查统计局第一、第二处的人抓走了。他冒充说，‘我是陈立夫派来请你们去的’。那时我打电话去告诉他们：丁默邨已跟着汪精卫走了，和我已没有关系；可惜已太迟了，丁这个人很聪明、狡猾。”

陈立夫回忆，他曾派人员联系过丁，而且“丁默邨知道伪组织终会失败，所以在电报里偶尔还是和我们打交道和请罪”。陈立夫让丁默邨、周佛海等人做到三件事，如此“你们虽然是汉奸，可是我可以保证你们不死”。一是，保住南京（周佛海）、上海、杭州（丁默邨），“你们要守住岗位，不能让江北的新四军先占去”；二是，控制住京沪、沪杭两条铁路及伪军，“我们的军队可以立刻由铁路运输到上述三据点而无阻碍”；三是，战争结束时，以最快速度联络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让中央军立刻开进以上三个地区”。

且陈立夫也事先告知了戴笠去接洽丁、周。汪伪高官的策反主要由戴笠负责，因为陈立夫在抗战期间已转任教育部长。但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飞赴上海，飞机在南京上空爆炸，戴尸骨无存，军统头目由毛人凤继任。

就在《中美合作所志》出版之后，一位军情局退役将领在接受台湾《中国时报》采访时说：戴笠吸收的间谍有的是单线指挥，军统内部也未必有档，所以死无对证，除周佛海外的大部分策反人士均被枪毙。
但周佛海在汪伪时期与被捕后的日记均未提及策反或军统之事。周的日记在1945年6月9日结束（8月6日仅补记其母的信息），至 1947年1月狱中再提笔，汪伪败北、自身被捕与审讯都未被他记录。或因其认为日记会在以后出版而不便透露机密，便以“要件”略过（此前他的日记常刊于《古今》杂志并在1943年辑成《往矣集》）。

台湾媒体方面多以国民党官方信息为准确，并认为，“两岸研究民国史的人，谈论甚多，但依据的都是如《陈立夫回忆录》等间接证据，相关说法从未获得官方档案证实。”但通过陈立夫的回忆，丁、周等人确实“保住了”长江三角洲，并“坚守岗位”。虽然陈没有明确表示丁、周等人已被策反，但从回忆的事实上看确有策反的实际行动。

《中美合作所志》和《戴笠与抗战》的最新档案公布里也显示国军顺利接管了上述三大地区，丁默邨在抗战胜利前夕“与军统局的组织秘密联系，负责维持杭城治安”；而周佛海更在1944年推荐军统的谍报人员担任汪伪政权军委会的作战科长。

相比于汪精卫、陈公博、李士群，周佛海、丁默邨二人的汉奸罪名历来更具争议。不过，最终两人均背负罪名而命归黄泉。

命归黄泉

1946年11月一审宣判，周佛海因“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判处死刑。除陈布雷外，次年初陈果夫、陈立夫也向蒋介石求情。最终在1947年3月由蒋介石发布特赦令，将周的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1948年2月，周佛海因心脏病死于老虎桥狱中。

据陈立夫回忆，丁默邨本来也可以不死，但一次丁生病，被保释出狱去看医生，丁“从南京拘留所里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恰巧碰到《中央日报》的记者”。于是，第二天“丁默邨逍遥玄武湖”的特大新闻被刊登出来，激起公愤，由此丁才彻底断送了性命。

蒋介石得知新闻，跑去问陈立夫，“丁默邨为什么跑出监狱呢？”陈答，因为保外就医。蒋介石怒了：“生病怎么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即使陈立夫再次求情“希望永远监禁不要枪毙他”，也无济于事。

1947年7月5日，丁默邨以通谋敌国的汉奸罪名处决。这一天周佛海心情悲沉，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昨）彻夜不寐，闭眼即觉默邨音容笑貌在目前”，“朝夕相共数十年如一日，宁不痛绝”，周还作了一首《哭默邨》律诗。

但近日《中国时报》报道，“丁默邨最后以汉奸罪名判死刑，并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枪毙。”龙应台也曾认为，丁被枪毙在5月1日。以上时间跟周佛海的回忆有所出入。

周佛海的回忆里，国民政府对丁默邨等人的审判直到当年5月还在进行，1947年5月8日，周佛海写道：“闻默邨维持原判（死刑），（周）学昌发回更审，真所谓一忧一喜，甚盼默邨绝处逢生。”5月13日，周佛海见律师杨嘉麟，后者告诉他，陈立夫还在设法营救丁默邨，但希望渺茫，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闻之不胜伤感。默邨态度极为镇定。”丁本人似乎还不确信自己将死，或因陈立夫还在尽力实现自己诺言，即“坚守岗位便可保丁的性命”。

“20世纪中国特工史”专家、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认为：民间一直流传有周佛海被策反的说法，此次台湾方面的档案只是证实了这一传闻；而丁默邨在抗战后期受命于军统的讯息，此前却从未公开。不过，丁默邨、周佛海被盖棺定论的大汉奸罪名，能否因台湾最新档案的公布而有所更改，还需日后再看。

(责任编辑：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