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戴笠和军统在抗战中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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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代大陆人的眼睛里，戴笠简直就是罪恶和魔鬼的化身；共产党的历史学者和文艺家们，早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集万恶于一身的“国民党反动派”。然而，中国大陆民间二十年的历史反思，终于重新开始认识他了……。 这篇由大陆新一代学者所记录下来的，关于戴笠在大中华民国伟大民族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将使我们在读后百感交集……
黄浚间谍案
抗战已开始成为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戴笠的思想倾向来说，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1937年7月7日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上层干部对日抗战的思想。
7月8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分别到达蒋介石手中。卢沟桥事变给云集庐山参加典礼的各省党政军大员以极大的震动，会前：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这件事。许多军政人员因戴笠是蒋的亲信，曾参与蒋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的周围，聆听戴对于形势的看法。
庐山训练班毕业典礼之后，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即匆匆赶回南京进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尤应及早抓紧落实。其次，他规定特务处的工作要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不久，戴笠又发布命令，抗战期间特工严禁结婚，违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为了身体力行，也为了家庭安全和减少拖累，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打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县长任上的弟弟戴春林，叫他“景泰县长不必做”，回家照料母亲，以减少后顾之忧。戴春林遵命辞职回乡。
7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一天，戴主持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召开上海区组长以上的10余名骨干特工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三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只有一个在虹口东恒路开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专搞对日情报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这个潜伏组的力量配备，提出要有10名左右的组员，并配备1部电台，迅速派遣进去。
这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日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等等。上海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宫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跑到香港或内地大城市，有的躲进了上海的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
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组进入虹口，不仅目标显著，极易被日方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当上海区长周伟龙提出了两名组长人选时，他们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做潜伏工作。周伟龙无奈，只得再次点将说：“那就由沈醉出任组长，你看怎样？”
沈醉说：“我多年来也是一直搞行动工作，恐怕不适宜作潜伏。”
这时，戴笠插话了，他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
沈醉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沈醉即开始著手找人，加上报务员共14人，临出发前，沈醉去请示戴笠，潜伏组的工作目标除日军以外，要不要同时注意中共组织。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不过发现了还是应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沈醉受命出发，潜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组虽然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进行暗杀活动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终无大的收获。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经常在军事常识上出差错。潜伏组建立不到一个月，终于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赶了出来。
戴笠正在上海紧张地布置潜伏工作时，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回戴笠，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原来在8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是，这个命令还没有下达到有关部队，原先耀武扬威地停泊与行驶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这一带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均撤往江阴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乱和狼狈。这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警觉。与此同时，当蒋介石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发现居然有日本特务事先已经得到消息，企图混入，因门卫严密检查而临时逃离。种种迹象表明，有人严重泄密。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南京军警宪特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迅速侦破。
戴笠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件被泄露的机密都是当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与闻的人很少，只要把能够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过筛排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嫌疑对像。
果然不出戴笠所料，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其子也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都与日本人来往较多。经调查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与其收入严重不符，十分可疑。且黄浚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与会人之一。
据此，戴笠进一步派特务对黄浚和其子进行监视跟踪，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一是玄武湖公园。于是戴重点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递送情报的地点。
一个星期天，黄浚西服革履，皮鞋铮亮，走进玄武湖公园，转了一会，似乎累了，便坐在一把供游人休息的椅子上，拿出一根“骆驼”牌香烟，用打火机点著，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著什么人。是老婆？还是情人？过了好大一会，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他的身边。问道：“先生，能借个火吗？”
黄浚回答：“当然可以，”说完，就把打火机递了过去。
那位中年男子点著烟后，又问：“夫子庙怎样走？”
黄浚说：“这几句话说不清楚，不如我给你画个图吧。”说完，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些字，便交给那个问路的中年人，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
黄浚和那个中年人的一举一动，早被埋伏在这里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结果，二人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他的活动被逮捕。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蒋下令将黄俊以卖国罪枪决。
特工别动队
8月4日傍晚，戴笠带著侍卫贾金南，乘坐小汽车，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上海。他在枫林桥寓所沐浴更衣之后，立即让已晋升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王兆槐亲自开车陪他出去一趟。
此时夜幕早已降临，空气中依然弥漫著浓烈的硝烟气息，往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此时变得像死一般静寂。
“戴先生，我们去什么地方？！”王兆槐发动了汽车，回头问抿著嘴巴、双眉紧皱的戴笠。
“华格臬路杜公馆！”戴笠简单地说了一句，又陷入了沉思。
“杜公馆？”王兆槐自言自语地低语了一声。他不明白，在这战火纷飞之际，戴笠亲赴上海，第一件事却是去找杜月笙！多少年来，特务处与杜月笙打过不少交道，不过大都是让他王兆槐去联系、交涉。为了工作方便，戴笠授意他参加杜月笙创办的恒社，拜杜为师。可戴笠很少亲自出面去找杜月笙，这次到底为什么？
“我这次奉校长之命来找杜先生。请他出面，把上海民众组织起来，协助国军御敌。怎么样？”坐在王身边的戴笠，楞楞地望著那些因避战而逃到法租界地，现在横躺竖卧在马路两旁的难民，半晌才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好是好！有那么多枪吗？”王兆槐信口问道。
“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据我所知，日本三菱银行与三井洋行的仓库里有大批的枪支弹药，你要设法把那批武器搞到手，抢运回来！”戴笠口气十分坚决地指示道。
王兆槐不禁一惊。从日本人的仓库里把武器搞出来，那不是虎嘴里拔牙吗！那间仓库位于黄浦江附近，白天战火纷飞，人来车往；晚上停泊在江边的七八艘敌舰，不停地往岸上、江面上打探照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打开仓库，运走那么多武器，谈何容易！但他毕竟是在黄浦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军令如山，再难也不能说个“不”字。
“好！我明天就找沈醉他们商量一下。他们昨天已经从虹口区撤出来了。”王兆槐毫不犹豫地答道。
“哦！他们怎么撤出来了？！”戴笠惊诧地问。
“战事一发，日本人就把近一年内迁入日租界的中国人通通赶了出来。他们也怕租界里有我们派去的特工人员呀！”王兆槐有点沮丧地说。
戴笠听后，深深地叹口气，说：“是啊，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迟了……”
说话间，汽车已驶到了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口。戴笠让王兆槐留在车内等候，自己亲自登门，递上名片。在等待的瞬间，不禁浮想联翩……
自从1921年结识杜月笙，迄今已有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间，两人的地位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月笙已取代了黄金荣，成了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而戴笠也已从 ?·个“流浪汉”变成了老蒋手下的大红人。当年在上海“混穷”的时候，戴笠虽不愿与帮会为伍，但任特务处长之后，总少不了要与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辈打交道。为了作之便，戴笠常常派部下去与杜月笙联系，自己则因公务繁忙很少登门拜访。
知道来人是戴笠，杜月笙也在想，这次戴笠亲自登门，定有要事。自战事发生以来，杜月笙也在忧心忡忡地注视著事态的发展。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在华界的生意、店铺，就通通得关闭。
他杜月笙的万贯家财和数千门徒，都将随著日本人的入侵而付之东流。几天来杜月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希望国军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上海，也愿意亲自为此做些努力。但他毕竟对打仗的事一窍不通，不知该做些什么，也不知怎么去做。
可是一见到戴笠的名片，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将有用武之地了，他兴奋得几乎是倒履相迎，连声高喊：“戴先生请！快请进来……”
“月笙兄，何必客气，叫我雨农吧！”戴笠笑容可掬地迎上去，并紧紧握著杜月笙那干瘦的手，直到走进客厅，才慢慢松开。
“月笙兄，好久不见，身体像比以前健旺了。”戴笠没话找话地寒喧。
“哪里，哪里，到底是不如以前啦！雨农兄，来，先喝口茶，等会我们兄弟俩好好喝两盅……”杜月笙接过一杯佣人沏来的香茗，放在戴笠面前的茶几上。
戴笠呷了口茶，漫不经心地瞅了瞅杜家那宽敞阔绰的摆著镂花硬木家具的中式客厅，开门见山地说：“月笙兄，改日再来喝酒吧。今天我特来有要事相求！”
“哦！雨农兄有什么事！只要是我杜某能办到的……”
“这事很急。我来是请月笙兄出面组建一支有足够兵力的别动队，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配合国军御敌……”戴笠兴致勃勃地说起来。
杜月笙一听，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如果让他出钱出人，他会毫不犹豫地拍著胸脯应承下来。但让他出面组建一支别动队，真枪真刀地跟日本人打仗，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但他还是耐著性子听完，然后问：“你说的｀足够的兵力’，是要多少人？”
“一万！”戴笠毫不含糊地答道。
“一万？！”杜月笙倒抽一口凉气，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他定定地望著戴笠那张满是笑容的长脸，心想，这个戴雨农简直是在异想天开，我手下的徒子徒孙虽多，但大都是在赌场、妓院、店铺等地混惯了的乌合之众，让他们聚众闹事、呐喊助威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抛妻别子，拿枪打仗，为国捐躯，那可就难了！
戴笠见其沉默不语，一个劲地在客厅里踱方步，就开口笑道：“月笙兄，这是一项有关抗战前途的大事！来之前，我已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势在必行。他答应别动队成立后，所有的番号、军械、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蒋委员长”和“中央”这两个名词，杜月笙顿时停住了脚步。他是个好面子的人，既然委员长和中央都看得起他，事情再难也是推辞不得的。
于是，他坐下来试探著说：“既然这是件大事，那我们就多找几个朋友来帮忙，共同设法，如何？”
“月笙兄说得对！我们先来拟个筹备委员会名单吧！”戴笠办事向来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他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钢笔和记事本，与杜月笙隔几而坐，你一个、我一个地提出一些要人的名字，最后敲定筹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界的吉章简、蔡劲军等人。外加杜月笙和戴笠。名单拟好后，戴笠兴奋地搓著双手说：“月笙兄，我们的筹备委员会这不就建立起来啦！我看筹备地点，暂时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吧！”
“好哇！辣斐路附近有我家的一幢房子，来往方便得很！”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知道既然有个筹备委员会，再重的挑子也是众人分担，用不著他一个人去发愁了。
这时，佣人端上新备的夜宵、酒菜，戴笠这才想起汽车里的王兆槐，连忙让佣人去叫他进来，共进夜餐。
席间，边吃边聊，戴笠胸有成竹地对杜月笙说：“其实募集1万人马并不太难。我在京沪地区的部属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特务大队没问题。加上我在京沪办的两个训练班的学员，差不多有两三千人。”
“我刚才也想了想。上海各区的保卫团，都是受过一点正规训练的。他们的团长大都是我的学生，找个把个人，或许不成问题。”杜月笙也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好啊，月笙兄！”戴笠一听，高兴得一拍巴掌，又按捺不住地欠起身子，凑到杜月笙跟前说，“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哟！”
“谁？！”杜月笙不解地问。
“你的爱徒陆京士他们呀！”
戴笠此言一出，杜月笙恍然大悟。陆京土等是上海各工厂搞护卫队的负责人，与各厂工人有很多联系。他惊喜地说：“雨农兄，你的意思是到工人中去徵集？！”
“是啊！上海工人有100多万，他们都是爱国不落人后的呀？只要陆京士他们一句话，集合几千人还成问题？”
“雨农兄，你想得真周到！明天一早我们就分头行动。”杜月笙心里有了底，高兴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他俩先召集筹备委员会成员开了个会，然后各自召集自己的部下及学生，宣布成立别动队的命令。就在这天晚上，戴笠又在招商局借了三条驳船，让王兆槐、沈醉带领40多名年轻力壮的部属，前往日本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仓库抢运武器。
仓库位于黄浦江的一个小码头附近。江面七八条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冲著江面和沿岸来回照射。王兆槐等人驾著驳船，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探照灯，悄悄地驶到仓库附近的码头，并摸掉守护仓库的日军岗哨，溜到仓库门前。仓库门上的大铁锁，是有大拇指那么粗的锁环。为了不惊动别处的岗哨，他们用湿毛巾将锁环裹住，轮流地用钢锯锯锉锁环，其他人均分布在仓库四周的隐蔽处，监视著敌人的动静。几乎每一个人都紧张得汗流浃背。他们都知道，万一被敌人发现，他们将腹背受敌，无路可逃。
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仓库门锁才被锯断。库房里果然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枪支弹药。40多个人一刻不敢松懈。他们连背带扛地抢运武器。敌人的探照灯扫过来时，他们立即匍匐在地上，探照灯一过，他们又跳起来，一路小跑地搬运。
自从王兆槐等人走后，戴笠就坐立不安地在枫林桥住所内等候著消息。前来与戴笠商量别动队成立短期技术训练班的余乐醒，见其心神不宁的样子，也只好独自拟订了别动队短期轮流培训计划，放在戴笠面前，请他审批。余乐醒告辞走后，戴笠仍无法专心研究培训计划。他清楚，王兆槐等人如果不能顺利地把武器抢运过来，别动队即使成立，也无法马上投人战斗。
一万多人的武器装备，要想完全靠中央批拨是不可能的。这批武器等于是他这支特工武装的命根子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深夜已过了一点钟，两点钟，南市白云观的侦缉大队仍没有电话来报告情况。戴笠忍不住又打电话过去询问，得到的仍是：人还没回来！
直到淩晨4点，戴笠靠在沙发上刚刚要进入梦乡。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戴笠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抓过电话筒。他一下就听出了王兆槐那疲惫但很兴奋的声音：“戴先生，货全运回来啦！足有五六千支！”
“太好啦！没有遇到麻烦？”戴笠睡意全消。
“没有！很顺利！”
“一定要保管好！你们先休息吧！”戴笠说完放下话筒，兴奋地搓著双手，高兴得不能自己。他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便开始研究余乐醒拟订的培训计划。他边看边想，这次一定要干个样子给人们瞧瞧，我戴某并不光是会收集情报，打起仗来，照样不含糊！
仅一个来月的时间，一万多人的“苏浙别动队”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颁发了“苏浙别动队”的番号。戴笠亲自担任别动队委员会的书记长。别动队的总指挥则由杜月笙推荐的早年担任过军长的老友刘志陆承担。该别动队共分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队长何天风，主要成员都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队长分别为陆京士等，主要成员为上海各厂家、企业的工人；第四、五支队队长分别为张业、陶一珊，主要成员是戴笠在京沪地区的部属和被招入特训班的年轻学生。特务大队，队长王兆槐，成员都是原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人马。
与此同时，他又分别在青浦、余山和松江成立了技术训练班，让别动队员分批分期地去战地短期训练，然后分赴前线，配合正规部队作战。
总算有一支自己的武装了，戴笠的神气劲就别提了。
中日间谍战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在上海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队等，这还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活动。除此以外，他还秘密领导了一场与日本特工之间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这完全是一场高水平的斗智斗勇的较量。
较量首先是从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斗争开始的。
1937年9月中旬，章乃器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程、彭两人愿意为反间谍斗争作出贡献。
特工战线本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战场，以戴笠之精明和谨慎，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位学者先生的判断和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反间谍人材。于是，戴笠指令由文强当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学生洽谈，意在对其进行考察。文强经过了解，得知程、彭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因出于爱国心，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和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给国民政府，支持淞沪抗战。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成立于1887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实是打著“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调查活动。内容一是调查中国市场和经济，二是调查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等问题。调查的项目非常细致，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的宽度等都要一一调查清楚。在其绘制的地图上，不仅精确到村庄，甚至连村有多少眼井，都一一标了出来。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苎严研究》杂志和《支那省别全书》、《兵要地志》等书中，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掌握。
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并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书院任职，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甚至云贵等省的边远乡村也去，足见其调查情报之深入。
程克祥、彭寿本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雇员，但淞沪战起，两人激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理，更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决定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一些日方的情报，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脚踏两只船的想法，想借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战的活动，提供给紧迫不舍的东亚同文书院。此二人无疑是一种双重间谍。
为达到这一目的，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个取其“以文会友”之义的“文友社”组织，以作掩护，由程、彭分别任社长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并相应地租用了一座独立的三层楼房，备用金三万元法币，小轿车一部及司机等。
戴笠听取了文强的汇报，经过一番深思，对文强说：“此事惟恐章乃器这位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于是，戴笠当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条件。
淞沪抗战期间，戴笠时间的计算完全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他限令文强连夜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上报备案。又限其三日内将“文友社”这支反间谍网络布置起来，开展活动。然后戴笠、文强设计一步一步地与程、彭二人斗智，逼其就范。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后，戴笠、文强设计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
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工、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王树人当一名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实际是这座机关的戴方特工总负责。
因王是跛脚，处处又装出一副无所作为、任人训斥笑骂的昏阍模样，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间谍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人员也没有识破王树人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平时，王对他们的指示都是用约定的不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联络。
接著，文友社聘用记者，程克祥引来了三名日方间谍，戴笠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强通知程、彭，对聘用记者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而戴笠安排的两名女特务，一名安占江，东北人；一名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记者。两个人不但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懂照相，而且都受过大专教育，又分别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女警官训练，骑马、射箭、打枪等样样皆精，是两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强还预先对她们训练一番，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得太“笨”，反不被录取。果然是一试就中，又没有令程、彭和日方间谍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强设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而对已经进入的则试图赶走，这样不给日谍在文友社以立足之地，以便于戴方特工人员的活动。程克祥介绍的三名日方间谍，文强提出须进行考试、审查资历，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以便确定工资待遇为借口，使三名日方特工知难而退，主动提出不汁报酬，只为“爱国”尽义务。
文友社的汽车司机也是程克祥引来的日方间谍，且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看不起中国人，要对付他。结果日谍作贼心虚，把这名司机以自动辞职为名调走。随后，戴笠指示文强暗中商请朱学范介绍了一位司机陈阿毛应聘，与王树人配合，可谓珠联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强继续通过章乃器先生、胡子婴夫妇对程、彭施加影响，促使他们坚定地站在戴的一边。程、彭受当时抗战大潮的影响，也逐渐和戴笠、文强一方靠拢，最终成了一边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间谍机关。
安占江、吴忆梅则以文友社记者为掩护，深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每天向文强、戴笠汇报，甚至把日谍的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关系人等重大情报，都基本上调查清楚。
安、吴二人还按照戴笠的指令，将同文书院内以教授面目伪装的日谍上尉福田信一引诱出来，绑架到南京警察所关押了起来。
中日之间高水平的间谍斗争是在戴笠与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实隆少将之间展开的。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拥有发展军工生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远东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志在必保，由此蒋介石把70万国军精锐投入战场，甚至把“黄埔之花”毫无保留地全部调上前线，作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在日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也是志在必得，企图通过迅速攻占上海，实施中央突破，打击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淞沪战役打到9月底，战场态势进入相持阶段，呈胶著状态。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沪战场，国际国内对抗战的信心都将动摇，抗战前途殊难逆料。如果继续拼下去，70万精锐即使全部拚光能挽救颓势吗？后果亦不堪设想！
恰在这时，出自宋子文的谋略，依据《九国公约》，请欧美列强出面调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谓《九国公约》，是指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确定各缔约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代大陆人的眼睛里，戴笠简直就是罪恶和魔鬼的化身；共产党的历史学者和文艺家们，早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集万恶于一身的“国民党反动派”。然而，中国大陆民间二十年的历史反思，终于重新开始认识他了……。 这篇由大陆新一代学者所记录下来的，关于戴笠在大中华民国伟大民族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将使我们在读后百感交集……
黄浚间谍案
抗战已开始成为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戴笠的思想倾向来说，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1937年7月7日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上层干部对日抗战的思想。
7月8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分别到达蒋介石手中。卢沟桥事变给云集庐山参加典礼的各省党政军大员以极大的震动，会前：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这件事。许多军政人员因戴笠是蒋的亲信，曾参与蒋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的周围，聆听戴对于形势的看法。
庐山训练班毕业典礼之后，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即匆匆赶回南京进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尤应及早抓紧落实。其次，他规定特务处的工作要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不久，戴笠又发布命令，抗战期间特工严禁结婚，违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为了身体力行，也为了家庭安全和减少拖累，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打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县长任上的弟弟戴春林，叫他“景泰县长不必做”，回家照料母亲，以减少后顾之忧。戴春林遵命辞职回乡。
7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一天，戴主持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召开上海区组长以上的10余名骨干特工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三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只有一个在虹口东恒路开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专搞对日情报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这个潜伏组的力量配备，提出要有10名左右的组员，并配备1部电台，迅速派遣进去。
这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日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等等。上海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宫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跑到香港或内地大城市，有的躲进了上海的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
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组进入虹口，不仅目标显著，极易被日方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当上海区长周伟龙提出了两名组长人选时，他们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做潜伏工作。周伟龙无奈，只得再次点将说：“那就由沈醉出任组长，你看怎样？”
沈醉说：“我多年来也是一直搞行动工作，恐怕不适宜作潜伏。”
这时，戴笠插话了，他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
沈醉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沈醉即开始著手找人，加上报务员共14人，临出发前，沈醉去请示戴笠，潜伏组的工作目标除日军以外，要不要同时注意中共组织。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不过发现了还是应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沈醉受命出发，潜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组虽然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进行暗杀活动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终无大的收获。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经常在军事常识上出差错。潜伏组建立不到一个月，终于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赶了出来。
戴笠正在上海紧张地布置潜伏工作时，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回戴笠，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原来在8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是，这个命令还没有下达到有关部队，原先耀武扬威地停泊与行驶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这一带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均撤往江阴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乱和狼狈。这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警觉。与此同时，当蒋介石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发现居然有日本特务事先已经得到消息，企图混入，因门卫严密检查而临时逃离。种种迹象表明，有人严重泄密。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南京军警宪特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迅速侦破。
戴笠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件被泄露的机密都是当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与闻的人很少，只要把能够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过筛排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嫌疑对像。
果然不出戴笠所料，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其子也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都与日本人来往较多。经调查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与其收入严重不符，十分可疑。且黄浚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与会人之一。
据此，戴笠进一步派特务对黄浚和其子进行监视跟踪，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一是玄武湖公园。于是戴重点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递送情报的地点。
一个星期天，黄浚西服革履，皮鞋铮亮，走进玄武湖公园，转了一会，似乎累了，便坐在一把供游人休息的椅子上，拿出一根“骆驼”牌香烟，用打火机点著，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著什么人。是老婆？还是情人？过了好大一会，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他的身边。问道：“先生，能借个火吗？”
黄浚回答：“当然可以，”说完，就把打火机递了过去。
那位中年男子点著烟后，又问：“夫子庙怎样走？”
黄浚说：“这几句话说不清楚，不如我给你画个图吧。”说完，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些字，便交给那个问路的中年人，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
黄浚和那个中年人的一举一动，早被埋伏在这里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结果，二人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他的活动被逮捕。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蒋下令将黄俊以卖国罪枪决。
特工别动队
8月4日傍晚，戴笠带著侍卫贾金南，乘坐小汽车，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上海。他在枫林桥寓所沐浴更衣之后，立即让已晋升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王兆槐亲自开车陪他出去一趟。
此时夜幕早已降临，空气中依然弥漫著浓烈的硝烟气息，往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此时变得像死一般静寂。
“戴先生，我们去什么地方？！”王兆槐发动了汽车，回头问抿著嘴巴、双眉紧皱的戴笠。
“华格臬路杜公馆！”戴笠简单地说了一句，又陷入了沉思。
“杜公馆？”王兆槐自言自语地低语了一声。他不明白，在这战火纷飞之际，戴笠亲赴上海，第一件事却是去找杜月笙！多少年来，特务处与杜月笙打过不少交道，不过大都是让他王兆槐去联系、交涉。为了工作方便，戴笠授意他参加杜月笙创办的恒社，拜杜为师。可戴笠很少亲自出面去找杜月笙，这次到底为什么？
“我这次奉校长之命来找杜先生。请他出面，把上海民众组织起来，协助国军御敌。怎么样？”坐在王身边的戴笠，楞楞地望著那些因避战而逃到法租界地，现在横躺竖卧在马路两旁的难民，半晌才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好是好！有那么多枪吗？”王兆槐信口问道。
“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据我所知，日本三菱银行与三井洋行的仓库里有大批的枪支弹药，你要设法把那批武器搞到手，抢运回来！”戴笠口气十分坚决地指示道。
王兆槐不禁一惊。从日本人的仓库里把武器搞出来，那不是虎嘴里拔牙吗！那间仓库位于黄浦江附近，白天战火纷飞，人来车往；晚上停泊在江边的七八艘敌舰，不停地往岸上、江面上打探照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打开仓库，运走那么多武器，谈何容易！但他毕竟是在黄浦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军令如山，再难也不能说个“不”字。
“好！我明天就找沈醉他们商量一下。他们昨天已经从虹口区撤出来了。”王兆槐毫不犹豫地答道。
“哦！他们怎么撤出来了？！”戴笠惊诧地问。
“战事一发，日本人就把近一年内迁入日租界的中国人通通赶了出来。他们也怕租界里有我们派去的特工人员呀！”王兆槐有点沮丧地说。
戴笠听后，深深地叹口气，说：“是啊，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迟了……”
说话间，汽车已驶到了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口。戴笠让王兆槐留在车内等候，自己亲自登门，递上名片。在等待的瞬间，不禁浮想联翩……
自从1921年结识杜月笙，迄今已有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间，两人的地位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月笙已取代了黄金荣，成了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而戴笠也已从 ?·个“流浪汉”变成了老蒋手下的大红人。当年在上海“混穷”的时候，戴笠虽不愿与帮会为伍，但任特务处长之后，总少不了要与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辈打交道。为了作之便，戴笠常常派部下去与杜月笙联系，自己则因公务繁忙很少登门拜访。
知道来人是戴笠，杜月笙也在想，这次戴笠亲自登门，定有要事。自战事发生以来，杜月笙也在忧心忡忡地注视著事态的发展。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在华界的生意、店铺，就通通得关闭。
他杜月笙的万贯家财和数千门徒，都将随著日本人的入侵而付之东流。几天来杜月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希望国军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上海，也愿意亲自为此做些努力。但他毕竟对打仗的事一窍不通，不知该做些什么，也不知怎么去做。
可是一见到戴笠的名片，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将有用武之地了，他兴奋得几乎是倒履相迎，连声高喊：“戴先生请！快请进来……”
“月笙兄，何必客气，叫我雨农吧！”戴笠笑容可掬地迎上去，并紧紧握著杜月笙那干瘦的手，直到走进客厅，才慢慢松开。
“月笙兄，好久不见，身体像比以前健旺了。”戴笠没话找话地寒喧。
“哪里，哪里，到底是不如以前啦！雨农兄，来，先喝口茶，等会我们兄弟俩好好喝两盅……”杜月笙接过一杯佣人沏来的香茗，放在戴笠面前的茶几上。
戴笠呷了口茶，漫不经心地瞅了瞅杜家那宽敞阔绰的摆著镂花硬木家具的中式客厅，开门见山地说：“月笙兄，改日再来喝酒吧。今天我特来有要事相求！”
“哦！雨农兄有什么事！只要是我杜某能办到的……”
“这事很急。我来是请月笙兄出面组建一支有足够兵力的别动队，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配合国军御敌……”戴笠兴致勃勃地说起来。
杜月笙一听，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如果让他出钱出人，他会毫不犹豫地拍著胸脯应承下来。但让他出面组建一支别动队，真枪真刀地跟日本人打仗，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但他还是耐著性子听完，然后问：“你说的｀足够的兵力’，是要多少人？”
“一万！”戴笠毫不含糊地答道。
“一万？！”杜月笙倒抽一口凉气，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他定定地望著戴笠那张满是笑容的长脸，心想，这个戴雨农简直是在异想天开，我手下的徒子徒孙虽多，但大都是在赌场、妓院、店铺等地混惯了的乌合之众，让他们聚众闹事、呐喊助威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抛妻别子，拿枪打仗，为国捐躯，那可就难了！
戴笠见其沉默不语，一个劲地在客厅里踱方步，就开口笑道：“月笙兄，这是一项有关抗战前途的大事！来之前，我已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势在必行。他答应别动队成立后，所有的番号、军械、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蒋委员长”和“中央”这两个名词，杜月笙顿时停住了脚步。他是个好面子的人，既然委员长和中央都看得起他，事情再难也是推辞不得的。
于是，他坐下来试探著说：“既然这是件大事，那我们就多找几个朋友来帮忙，共同设法，如何？”
“月笙兄说得对！我们先来拟个筹备委员会名单吧！”戴笠办事向来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他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钢笔和记事本，与杜月笙隔几而坐，你一个、我一个地提出一些要人的名字，最后敲定筹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界的吉章简、蔡劲军等人。外加杜月笙和戴笠。名单拟好后，戴笠兴奋地搓著双手说：“月笙兄，我们的筹备委员会这不就建立起来啦！我看筹备地点，暂时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吧！”
“好哇！辣斐路附近有我家的一幢房子，来往方便得很！”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知道既然有个筹备委员会，再重的挑子也是众人分担，用不著他一个人去发愁了。
这时，佣人端上新备的夜宵、酒菜，戴笠这才想起汽车里的王兆槐，连忙让佣人去叫他进来，共进夜餐。
席间，边吃边聊，戴笠胸有成竹地对杜月笙说：“其实募集1万人马并不太难。我在京沪地区的部属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特务大队没问题。加上我在京沪办的两个训练班的学员，差不多有两三千人。”
“我刚才也想了想。上海各区的保卫团，都是受过一点正规训练的。他们的团长大都是我的学生，找个把个人，或许不成问题。”杜月笙也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好啊，月笙兄！”戴笠一听，高兴得一拍巴掌，又按捺不住地欠起身子，凑到杜月笙跟前说，“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哟！”
“谁？！”杜月笙不解地问。
“你的爱徒陆京士他们呀！”
戴笠此言一出，杜月笙恍然大悟。陆京土等是上海各工厂搞护卫队的负责人，与各厂工人有很多联系。他惊喜地说：“雨农兄，你的意思是到工人中去徵集？！”
“是啊！上海工人有100多万，他们都是爱国不落人后的呀？只要陆京士他们一句话，集合几千人还成问题？”
“雨农兄，你想得真周到！明天一早我们就分头行动。”杜月笙心里有了底，高兴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他俩先召集筹备委员会成员开了个会，然后各自召集自己的部下及学生，宣布成立别动队的命令。就在这天晚上，戴笠又在招商局借了三条驳船，让王兆槐、沈醉带领40多名年轻力壮的部属，前往日本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仓库抢运武器。
仓库位于黄浦江的一个小码头附近。江面七八条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冲著江面和沿岸来回照射。王兆槐等人驾著驳船，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探照灯，悄悄地驶到仓库附近的码头，并摸掉守护仓库的日军岗哨，溜到仓库门前。仓库门上的大铁锁，是有大拇指那么粗的锁环。为了不惊动别处的岗哨，他们用湿毛巾将锁环裹住，轮流地用钢锯锯锉锁环，其他人均分布在仓库四周的隐蔽处，监视著敌人的动静。几乎每一个人都紧张得汗流浃背。他们都知道，万一被敌人发现，他们将腹背受敌，无路可逃。
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仓库门锁才被锯断。库房里果然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枪支弹药。40多个人一刻不敢松懈。他们连背带扛地抢运武器。敌人的探照灯扫过来时，他们立即匍匐在地上，探照灯一过，他们又跳起来，一路小跑地搬运。
自从王兆槐等人走后，戴笠就坐立不安地在枫林桥住所内等候著消息。前来与戴笠商量别动队成立短期技术训练班的余乐醒，见其心神不宁的样子，也只好独自拟订了别动队短期轮流培训计划，放在戴笠面前，请他审批。余乐醒告辞走后，戴笠仍无法专心研究培训计划。他清楚，王兆槐等人如果不能顺利地把武器抢运过来，别动队即使成立，也无法马上投人战斗。
一万多人的武器装备，要想完全靠中央批拨是不可能的。这批武器等于是他这支特工武装的命根子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深夜已过了一点钟，两点钟，南市白云观的侦缉大队仍没有电话来报告情况。戴笠忍不住又打电话过去询问，得到的仍是：人还没回来！
直到淩晨4点，戴笠靠在沙发上刚刚要进入梦乡。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戴笠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抓过电话筒。他一下就听出了王兆槐那疲惫但很兴奋的声音：“戴先生，货全运回来啦！足有五六千支！”
“太好啦！没有遇到麻烦？”戴笠睡意全消。
“没有！很顺利！”
“一定要保管好！你们先休息吧！”戴笠说完放下话筒，兴奋地搓著双手，高兴得不能自己。他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便开始研究余乐醒拟订的培训计划。他边看边想，这次一定要干个样子给人们瞧瞧，我戴某并不光是会收集情报，打起仗来，照样不含糊！
仅一个来月的时间，一万多人的“苏浙别动队”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颁发了“苏浙别动队”的番号。戴笠亲自担任别动队委员会的书记长。别动队的总指挥则由杜月笙推荐的早年担任过军长的老友刘志陆承担。该别动队共分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队长何天风，主要成员都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队长分别为陆京士等，主要成员为上海各厂家、企业的工人；第四、五支队队长分别为张业、陶一珊，主要成员是戴笠在京沪地区的部属和被招入特训班的年轻学生。特务大队，队长王兆槐，成员都是原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人马。
与此同时，他又分别在青浦、余山和松江成立了技术训练班，让别动队员分批分期地去战地短期训练，然后分赴前线，配合正规部队作战。
总算有一支自己的武装了，戴笠的神气劲就别提了。
中日间谍战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在上海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队等，这还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活动。除此以外，他还秘密领导了一场与日本特工之间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这完全是一场高水平的斗智斗勇的较量。
较量首先是从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斗争开始的。
1937年9月中旬，章乃器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程、彭两人愿意为反间谍斗争作出贡献。
特工战线本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战场，以戴笠之精明和谨慎，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位学者先生的判断和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反间谍人材。于是，戴笠指令由文强当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学生洽谈，意在对其进行考察。文强经过了解，得知程、彭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因出于爱国心，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和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给国民政府，支持淞沪抗战。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成立于1887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实是打著“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调查活动。内容一是调查中国市场和经济，二是调查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等问题。调查的项目非常细致，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的宽度等都要一一调查清楚。在其绘制的地图上，不仅精确到村庄，甚至连村有多少眼井，都一一标了出来。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苎严研究》杂志和《支那省别全书》、《兵要地志》等书中，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掌握。
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并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书院任职，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甚至云贵等省的边远乡村也去，足见其调查情报之深入。
程克祥、彭寿本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雇员，但淞沪战起，两人激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理，更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决定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一些日方的情报，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脚踏两只船的想法，想借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战的活动，提供给紧迫不舍的东亚同文书院。此二人无疑是一种双重间谍。
为达到这一目的，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个取其“以文会友”之义的“文友社”组织，以作掩护，由程、彭分别任社长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并相应地租用了一座独立的三层楼房，备用金三万元法币，小轿车一部及司机等。
戴笠听取了文强的汇报，经过一番深思，对文强说：“此事惟恐章乃器这位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于是，戴笠当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条件。
淞沪抗战期间，戴笠时间的计算完全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他限令文强连夜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上报备案。又限其三日内将“文友社”这支反间谍网络布置起来，开展活动。然后戴笠、文强设计一步一步地与程、彭二人斗智，逼其就范。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后，戴笠、文强设计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
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工、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王树人当一名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实际是这座机关的戴方特工总负责。
因王是跛脚，处处又装出一副无所作为、任人训斥笑骂的昏阍模样，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间谍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人员也没有识破王树人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平时，王对他们的指示都是用约定的不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联络。
接著，文友社聘用记者，程克祥引来了三名日方间谍，戴笠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强通知程、彭，对聘用记者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而戴笠安排的两名女特务，一名安占江，东北人；一名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记者。两个人不但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懂照相，而且都受过大专教育，又分别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女警官训练，骑马、射箭、打枪等样样皆精，是两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强还预先对她们训练一番，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得太“笨”，反不被录取。果然是一试就中，又没有令程、彭和日方间谍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强设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而对已经进入的则试图赶走，这样不给日谍在文友社以立足之地，以便于戴方特工人员的活动。程克祥介绍的三名日方间谍，文强提出须进行考试、审查资历，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以便确定工资待遇为借口，使三名日方特工知难而退，主动提出不汁报酬，只为“爱国”尽义务。
文友社的汽车司机也是程克祥引来的日方间谍，且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看不起中国人，要对付他。结果日谍作贼心虚，把这名司机以自动辞职为名调走。随后，戴笠指示文强暗中商请朱学范介绍了一位司机陈阿毛应聘，与王树人配合，可谓珠联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强继续通过章乃器先生、胡子婴夫妇对程、彭施加影响，促使他们坚定地站在戴的一边。程、彭受当时抗战大潮的影响，也逐渐和戴笠、文强一方靠拢，最终成了一边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间谍机关。
安占江、吴忆梅则以文友社记者为掩护，深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每天向文强、戴笠汇报，甚至把日谍的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关系人等重大情报，都基本上调查清楚。
安、吴二人还按照戴笠的指令，将同文书院内以教授面目伪装的日谍上尉福田信一引诱出来，绑架到南京警察所关押了起来。
中日之间高水平的间谍斗争是在戴笠与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实隆少将之间展开的。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拥有发展军工生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远东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志在必保，由此蒋介石把70万国军精锐投入战场，甚至把“黄埔之花”毫无保留地全部调上前线，作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在日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也是志在必得，企图通过迅速攻占上海，实施中央突破，打击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淞沪战役打到9月底，战场态势进入相持阶段，呈胶著状态。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沪战场，国际国内对抗战的信心都将动摇，抗战前途殊难逆料。如果继续拼下去，70万精锐即使全部拚光能挽救颓势吗？后果亦不堪设想！
恰在这时，出自宋子文的谋略，依据《九国公约》，请欧美列强出面调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谓《九国公约》，是指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确定各缔约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
黄浚间谍案
抗战已开始成为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戴笠的思想倾向来说，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1937年7月7日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上层干部对日抗战的思想。
7月8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分别到达蒋介石手中。卢沟桥事变给云集庐山参加典礼的各省党政军大员以极大的震动，会前：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这件事。许多军政人员因戴笠是蒋的亲信，曾参与蒋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的周围，聆听戴对于形势的看法。
庐山训练班毕业典礼之后，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即匆匆赶回南京进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尤应及早抓紧落实。其次，他规定特务处的工作要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不久，戴笠又发布命令，抗战期间特工严禁结婚，违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为了身体力行，也为了家庭安全和减少拖累，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打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县长任上的弟弟戴春林，叫他“景泰县长不必做”，回家照料母亲，以减少后顾之忧。戴春林遵命辞职回乡。
7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一天，戴主持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召开上海区组长以上的10余名骨干特工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三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只有一个在虹口东恒路开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专搞对日情报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这个潜伏组的力量配备，提出要有10名左右的组员，并配备1部电台，迅速派遣进去。
这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日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等等。上海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宫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跑到香港或内地大城市，有的躲进了上海的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
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组进入虹口，不仅目标显著，极易被日方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当上海区长周伟龙提出了两名组长人选时，他们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做潜伏工作。周伟龙无奈，只得再次点将说：“那就由沈醉出任组长，你看怎样？”
沈醉说：“我多年来也是一直搞行动工作，恐怕不适宜作潜伏。”
这时，戴笠插话了，他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
沈醉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沈醉即开始著手找人，加上报务员共14人，临出发前，沈醉去请示戴笠，潜伏组的工作目标除日军以外，要不要同时注意中共组织。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不过发现了还是应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沈醉受命出发，潜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组虽然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进行暗杀活动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终无大的收获。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经常在军事常识上出差错。潜伏组建立不到一个月，终于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赶了出来。
戴笠正在上海紧张地布置潜伏工作时，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回戴笠，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原来在8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是，这个命令还没有下达到有关部队，原先耀武扬威地停泊与行驶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这一带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均撤往江阴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乱和狼狈。这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警觉。与此同时，当蒋介石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发现居然有日本特务事先已经得到消息，企图混入，因门卫严密检查而临时逃离。种种迹象表明，有人严重泄密。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南京军警宪特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迅速侦破。
戴笠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件被泄露的机密都是当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与闻的人很少，只要把能够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过筛排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嫌疑对像。
果然不出戴笠所料，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其子也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都与日本人来往较多。经调查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与其收入严重不符，十分可疑。且黄浚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与会人之一。
据此，戴笠进一步派特务对黄浚和其子进行监视跟踪，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一是玄武湖公园。于是戴重点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递送情报的地点。
一个星期天，黄浚西服革履，皮鞋铮亮，走进玄武湖公园，转了一会，似乎累了，便坐在一把供游人休息的椅子上，拿出一根“骆驼”牌香烟，用打火机点著，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著什么人。是老婆？还是情人？过了好大一会，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他的身边。问道：“先生，能借个火吗？”
黄浚回答：“当然可以，”说完，就把打火机递了过去。
那位中年男子点著烟后，又问：“夫子庙怎样走？”
黄浚说：“这几句话说不清楚，不如我给你画个图吧。”说完，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些字，便交给那个问路的中年人，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
黄浚和那个中年人的一举一动，早被埋伏在这里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结果，二人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他的活动被逮捕。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蒋下令将黄俊以卖国罪枪决。
特工别动队
8月4日傍晚，戴笠带著侍卫贾金南，乘坐小汽车，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上海。他在枫林桥寓所沐浴更衣之后，立即让已晋升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王兆槐亲自开车陪他出去一趟。
此时夜幕早已降临，空气中依然弥漫著浓烈的硝烟气息，往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此时变得像死一般静寂。
“戴先生，我们去什么地方？！”王兆槐发动了汽车，回头问抿著嘴巴、双眉紧皱的戴笠。
“华格臬路杜公馆！”戴笠简单地说了一句，又陷入了沉思。
“杜公馆？”王兆槐自言自语地低语了一声。他不明白，在这战火纷飞之际，戴笠亲赴上海，第一件事却是去找杜月笙！多少年来，特务处与杜月笙打过不少交道，不过大都是让他王兆槐去联系、交涉。为了工作方便，戴笠授意他参加杜月笙创办的恒社，拜杜为师。可戴笠很少亲自出面去找杜月笙，这次到底为什么？
“我这次奉校长之命来找杜先生。请他出面，把上海民众组织起来，协助国军御敌。怎么样？”坐在王身边的戴笠，楞楞地望著那些因避战而逃到法租界地，现在横躺竖卧在马路两旁的难民，半晌才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好是好！有那么多枪吗？”王兆槐信口问道。
“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据我所知，日本三菱银行与三井洋行的仓库里有大批的枪支弹药，你要设法把那批武器搞到手，抢运回来！”戴笠口气十分坚决地指示道。
王兆槐不禁一惊。从日本人的仓库里把武器搞出来，那不是虎嘴里拔牙吗！那间仓库位于黄浦江附近，白天战火纷飞，人来车往；晚上停泊在江边的七八艘敌舰，不停地往岸上、江面上打探照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打开仓库，运走那么多武器，谈何容易！但他毕竟是在黄浦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军令如山，再难也不能说个“不”字。
“好！我明天就找沈醉他们商量一下。他们昨天已经从虹口区撤出来了。”王兆槐毫不犹豫地答道。
“哦！他们怎么撤出来了？！”戴笠惊诧地问。
“战事一发，日本人就把近一年内迁入日租界的中国人通通赶了出来。他们也怕租界里有我们派去的特工人员呀！”王兆槐有点沮丧地说。
戴笠听后，深深地叹口气，说：“是啊，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迟了……”
说话间，汽车已驶到了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口。戴笠让王兆槐留在车内等候，自己亲自登门，递上名片。在等待的瞬间，不禁浮想联翩……
自从1921年结识杜月笙，迄今已有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间，两人的地位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月笙已取代了黄金荣，成了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而戴笠也已从 ?·个“流浪汉”变成了老蒋手下的大红人。当年在上海“混穷”的时候，戴笠虽不愿与帮会为伍，但任特务处长之后，总少不了要与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辈打交道。为了作之便，戴笠常常派部下去与杜月笙联系，自己则因公务繁忙很少登门拜访。
知道来人是戴笠，杜月笙也在想，这次戴笠亲自登门，定有要事。自战事发生以来，杜月笙也在忧心忡忡地注视著事态的发展。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在华界的生意、店铺，就通通得关闭。
他杜月笙的万贯家财和数千门徒，都将随著日本人的入侵而付之东流。几天来杜月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希望国军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上海，也愿意亲自为此做些努力。但他毕竟对打仗的事一窍不通，不知该做些什么，也不知怎么去做。
可是一见到戴笠的名片，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将有用武之地了，他兴奋得几乎是倒履相迎，连声高喊：“戴先生请！快请进来……”
“月笙兄，何必客气，叫我雨农吧！”戴笠笑容可掬地迎上去，并紧紧握著杜月笙那干瘦的手，直到走进客厅，才慢慢松开。
“月笙兄，好久不见，身体像比以前健旺了。”戴笠没话找话地寒喧。
“哪里，哪里，到底是不如以前啦！雨农兄，来，先喝口茶，等会我们兄弟俩好好喝两盅……”杜月笙接过一杯佣人沏来的香茗，放在戴笠面前的茶几上。
戴笠呷了口茶，漫不经心地瞅了瞅杜家那宽敞阔绰的摆著镂花硬木家具的中式客厅，开门见山地说：“月笙兄，改日再来喝酒吧。今天我特来有要事相求！”
“哦！雨农兄有什么事！只要是我杜某能办到的……”
“这事很急。我来是请月笙兄出面组建一支有足够兵力的别动队，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配合国军御敌……”戴笠兴致勃勃地说起来。
杜月笙一听，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如果让他出钱出人，他会毫不犹豫地拍著胸脯应承下来。但让他出面组建一支别动队，真枪真刀地跟日本人打仗，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但他还是耐著性子听完，然后问：“你说的｀足够的兵力’，是要多少人？”
“一万！”戴笠毫不含糊地答道。
“一万？！”杜月笙倒抽一口凉气，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他定定地望著戴笠那张满是笑容的长脸，心想，这个戴雨农简直是在异想天开，我手下的徒子徒孙虽多，但大都是在赌场、妓院、店铺等地混惯了的乌合之众，让他们聚众闹事、呐喊助威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抛妻别子，拿枪打仗，为国捐躯，那可就难了！
戴笠见其沉默不语，一个劲地在客厅里踱方步，就开口笑道：“月笙兄，这是一项有关抗战前途的大事！来之前，我已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势在必行。他答应别动队成立后，所有的番号、军械、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蒋委员长”和“中央”这两个名词，杜月笙顿时停住了脚步。他是个好面子的人，既然委员长和中央都看得起他，事情再难也是推辞不得的。
于是，他坐下来试探著说：“既然这是件大事，那我们就多找几个朋友来帮忙，共同设法，如何？”
“月笙兄说得对！我们先来拟个筹备委员会名单吧！”戴笠办事向来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他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钢笔和记事本，与杜月笙隔几而坐，你一个、我一个地提出一些要人的名字，最后敲定筹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界的吉章简、蔡劲军等人。外加杜月笙和戴笠。名单拟好后，戴笠兴奋地搓著双手说：“月笙兄，我们的筹备委员会这不就建立起来啦！我看筹备地点，暂时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吧！”
“好哇！辣斐路附近有我家的一幢房子，来往方便得很！”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知道既然有个筹备委员会，再重的挑子也是众人分担，用不著他一个人去发愁了。
这时，佣人端上新备的夜宵、酒菜，戴笠这才想起汽车里的王兆槐，连忙让佣人去叫他进来，共进夜餐。
席间，边吃边聊，戴笠胸有成竹地对杜月笙说：“其实募集1万人马并不太难。我在京沪地区的部属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特务大队没问题。加上我在京沪办的两个训练班的学员，差不多有两三千人。”
“我刚才也想了想。上海各区的保卫团，都是受过一点正规训练的。他们的团长大都是我的学生，找个把个人，或许不成问题。”杜月笙也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好啊，月笙兄！”戴笠一听，高兴得一拍巴掌，又按捺不住地欠起身子，凑到杜月笙跟前说，“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哟！”
“谁？！”杜月笙不解地问。
“你的爱徒陆京士他们呀！”
戴笠此言一出，杜月笙恍然大悟。陆京土等是上海各工厂搞护卫队的负责人，与各厂工人有很多联系。他惊喜地说：“雨农兄，你的意思是到工人中去徵集？！”
“是啊！上海工人有100多万，他们都是爱国不落人后的呀？只要陆京士他们一句话，集合几千人还成问题？”
“雨农兄，你想得真周到！明天一早我们就分头行动。”杜月笙心里有了底，高兴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他俩先召集筹备委员会成员开了个会，然后各自召集自己的部下及学生，宣布成立别动队的命令。就在这天晚上，戴笠又在招商局借了三条驳船，让王兆槐、沈醉带领40多名年轻力壮的部属，前往日本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仓库抢运武器。
仓库位于黄浦江的一个小码头附近。江面七八条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冲著江面和沿岸来回照射。王兆槐等人驾著驳船，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探照灯，悄悄地驶到仓库附近的码头，并摸掉守护仓库的日军岗哨，溜到仓库门前。仓库门上的大铁锁，是有大拇指那么粗的锁环。为了不惊动别处的岗哨，他们用湿毛巾将锁环裹住，轮流地用钢锯锯锉锁环，其他人均分布在仓库四周的隐蔽处，监视著敌人的动静。几乎每一个人都紧张得汗流浃背。他们都知道，万一被敌人发现，他们将腹背受敌，无路可逃。
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仓库门锁才被锯断。库房里果然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枪支弹药。40多个人一刻不敢松懈。他们连背带扛地抢运武器。敌人的探照灯扫过来时，他们立即匍匐在地上，探照灯一过，他们又跳起来，一路小跑地搬运。
自从王兆槐等人走后，戴笠就坐立不安地在枫林桥住所内等候著消息。前来与戴笠商量别动队成立短期技术训练班的余乐醒，见其心神不宁的样子，也只好独自拟订了别动队短期轮流培训计划，放在戴笠面前，请他审批。余乐醒告辞走后，戴笠仍无法专心研究培训计划。他清楚，王兆槐等人如果不能顺利地把武器抢运过来，别动队即使成立，也无法马上投人战斗。
一万多人的武器装备，要想完全靠中央批拨是不可能的。这批武器等于是他这支特工武装的命根子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深夜已过了一点钟，两点钟，南市白云观的侦缉大队仍没有电话来报告情况。戴笠忍不住又打电话过去询问，得到的仍是：人还没回来！
直到淩晨4点，戴笠靠在沙发上刚刚要进入梦乡。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戴笠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抓过电话筒。他一下就听出了王兆槐那疲惫但很兴奋的声音：“戴先生，货全运回来啦！足有五六千支！”
“太好啦！没有遇到麻烦？”戴笠睡意全消。
“没有！很顺利！”
“一定要保管好！你们先休息吧！”戴笠说完放下话筒，兴奋地搓著双手，高兴得不能自己。他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便开始研究余乐醒拟订的培训计划。他边看边想，这次一定要干个样子给人们瞧瞧，我戴某并不光是会收集情报，打起仗来，照样不含糊！
仅一个来月的时间，一万多人的“苏浙别动队”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颁发了“苏浙别动队”的番号。戴笠亲自担任别动队委员会的书记长。别动队的总指挥则由杜月笙推荐的早年担任过军长的老友刘志陆承担。该别动队共分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队长何天风，主要成员都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队长分别为陆京士等，主要成员为上海各厂家、企业的工人；第四、五支队队长分别为张业、陶一珊，主要成员是戴笠在京沪地区的部属和被招入特训班的年轻学生。特务大队，队长王兆槐，成员都是原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人马。
与此同时，他又分别在青浦、余山和松江成立了技术训练班，让别动队员分批分期地去战地短期训练，然后分赴前线，配合正规部队作战。
总算有一支自己的武装了，戴笠的神气劲就别提了。
中日间谍战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在上海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队等，这还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活动。除此以外，他还秘密领导了一场与日本特工之间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这完全是一场高水平的斗智斗勇的较量。
较量首先是从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斗争开始的。
1937年9月中旬，章乃器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程、彭两人愿意为反间谍斗争作出贡献。
特工战线本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战场，以戴笠之精明和谨慎，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位学者先生的判断和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反间谍人材。于是，戴笠指令由文强当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学生洽谈，意在对其进行考察。文强经过了解，得知程、彭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因出于爱国心，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和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给国民政府，支持淞沪抗战。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成立于1887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实是打著“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调查活动。内容一是调查中国市场和经济，二是调查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等问题。调查的项目非常细致，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的宽度等都要一一调查清楚。在其绘制的地图上，不仅精确到村庄，甚至连村有多少眼井，都一一标了出来。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苎严研究》杂志和《支那省别全书》、《兵要地志》等书中，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掌握。
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并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书院任职，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甚至云贵等省的边远乡村也去，足见其调查情报之深入。
程克祥、彭寿本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雇员，但淞沪战起，两人激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理，更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决定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一些日方的情报，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脚踏两只船的想法，想借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战的活动，提供给紧迫不舍的东亚同文书院。此二人无疑是一种双重间谍。
为达到这一目的，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个取其“以文会友”之义的“文友社”组织，以作掩护，由程、彭分别任社长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并相应地租用了一座独立的三层楼房，备用金三万元法币，小轿车一部及司机等。
戴笠听取了文强的汇报，经过一番深思，对文强说：“此事惟恐章乃器这位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于是，戴笠当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条件。
淞沪抗战期间，戴笠时间的计算完全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他限令文强连夜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上报备案。又限其三日内将“文友社”这支反间谍网络布置起来，开展活动。然后戴笠、文强设计一步一步地与程、彭二人斗智，逼其就范。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后，戴笠、文强设计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
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工、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王树人当一名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实际是这座机关的戴方特工总负责。
因王是跛脚，处处又装出一副无所作为、任人训斥笑骂的昏阍模样，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间谍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人员也没有识破王树人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平时，王对他们的指示都是用约定的不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联络。
接著，文友社聘用记者，程克祥引来了三名日方间谍，戴笠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强通知程、彭，对聘用记者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而戴笠安排的两名女特务，一名安占江，东北人；一名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记者。两个人不但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懂照相，而且都受过大专教育，又分别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女警官训练，骑马、射箭、打枪等样样皆精，是两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强还预先对她们训练一番，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得太“笨”，反不被录取。果然是一试就中，又没有令程、彭和日方间谍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强设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而对已经进入的则试图赶走，这样不给日谍在文友社以立足之地，以便于戴方特工人员的活动。程克祥介绍的三名日方间谍，文强提出须进行考试、审查资历，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以便确定工资待遇为借口，使三名日方特工知难而退，主动提出不汁报酬，只为“爱国”尽义务。
文友社的汽车司机也是程克祥引来的日方间谍，且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看不起中国人，要对付他。结果日谍作贼心虚，把这名司机以自动辞职为名调走。随后，戴笠指示文强暗中商请朱学范介绍了一位司机陈阿毛应聘，与王树人配合，可谓珠联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强继续通过章乃器先生、胡子婴夫妇对程、彭施加影响，促使他们坚定地站在戴的一边。程、彭受当时抗战大潮的影响，也逐渐和戴笠、文强一方靠拢，最终成了一边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间谍机关。
安占江、吴忆梅则以文友社记者为掩护，深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每天向文强、戴笠汇报，甚至把日谍的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关系人等重大情报，都基本上调查清楚。
安、吴二人还按照戴笠的指令，将同文书院内以教授面目伪装的日谍上尉福田信一引诱出来，绑架到南京警察所关押了起来。
中日之间高水平的间谍斗争是在戴笠与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实隆少将之间展开的。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拥有发展军工生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远东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志在必保，由此蒋介石把70万国军精锐投入战场，甚至把“黄埔之花”毫无保留地全部调上前线，作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在日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也是志在必得，企图通过迅速攻占上海，实施中央突破，打击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淞沪战役打到9月底，战场态势进入相持阶段，呈胶著状态。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沪战场，国际国内对抗战的信心都将动摇，抗战前途殊难逆料。如果继续拼下去，70万精锐即使全部拚光能挽救颓势吗？后果亦不堪设想！
恰在这时，出自宋子文的谋略，依据《九国公约》，请欧美列强出面调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谓《九国公约》，是指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确定各缔约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代大陆人的眼睛里，戴笠简直就是罪恶和魔鬼的化身；共产党的历史学者和文艺家们，早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集万恶于一身的“国民党反动派”。然而，中国大陆民间二十年的历史反思，终于重新开始认识他了……。 这篇由大陆新一代学者所记录下来的，关于戴笠在大中华民国伟大民族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将使我们在读后百感交集……
黄浚间谍案
抗战已开始成为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戴笠的思想倾向来说，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1937年7月7日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上层干部对日抗战的思想。
7月8日早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分别到达蒋介石手中。卢沟桥事变给云集庐山参加典礼的各省党政军大员以极大的震动，会前：大家都在纷纷讨论这件事。许多军政人员因戴笠是蒋的亲信，曾参与蒋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的周围，聆听戴对于形势的看法。
庐山训练班毕业典礼之后，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即匆匆赶回南京进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尤应及早抓紧落实。其次，他规定特务处的工作要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不久，戴笠又发布命令，抗战期间特工严禁结婚，违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为了身体力行，也为了家庭安全和减少拖累，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打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县长任上的弟弟戴春林，叫他“景泰县长不必做”，回家照料母亲，以减少后顾之忧。戴春林遵命辞职回乡。
7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一天，戴主持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召开上海区组长以上的10余名骨干特工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三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只有一个在虹口东恒路开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专搞对日情报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这个潜伏组的力量配备，提出要有10名左右的组员，并配备1部电台，迅速派遣进去。
这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日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等等。上海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宫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跑到香港或内地大城市，有的躲进了上海的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
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组进入虹口，不仅目标显著，极易被日方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当上海区长周伟龙提出了两名组长人选时，他们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做潜伏工作。周伟龙无奈，只得再次点将说：“那就由沈醉出任组长，你看怎样？”
沈醉说：“我多年来也是一直搞行动工作，恐怕不适宜作潜伏。”
这时，戴笠插话了，他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
沈醉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沈醉即开始著手找人，加上报务员共14人，临出发前，沈醉去请示戴笠，潜伏组的工作目标除日军以外，要不要同时注意中共组织。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不过发现了还是应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沈醉受命出发，潜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组虽然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进行暗杀活动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终无大的收获。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经常在军事常识上出差错。潜伏组建立不到一个月，终于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赶了出来。
戴笠正在上海紧张地布置潜伏工作时，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回戴笠，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原来在8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口和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是，这个命令还没有下达到有关部队，原先耀武扬威地停泊与行驶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这一带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均撤往江阴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乱和狼狈。这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警觉。与此同时，当蒋介石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发现居然有日本特务事先已经得到消息，企图混入，因门卫严密检查而临时逃离。种种迹象表明，有人严重泄密。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南京军警宪特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迅速侦破。
戴笠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件被泄露的机密都是当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与闻的人很少，只要把能够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过筛排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嫌疑对像。
果然不出戴笠所料，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其子也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都与日本人来往较多。经调查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与其收入严重不符，十分可疑。且黄浚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与会人之一。
据此，戴笠进一步派特务对黄浚和其子进行监视跟踪，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一是玄武湖公园。于是戴重点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递送情报的地点。
一个星期天，黄浚西服革履，皮鞋铮亮，走进玄武湖公园，转了一会，似乎累了，便坐在一把供游人休息的椅子上，拿出一根“骆驼”牌香烟，用打火机点著，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著什么人。是老婆？还是情人？过了好大一会，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他的身边。问道：“先生，能借个火吗？”
黄浚回答：“当然可以，”说完，就把打火机递了过去。
那位中年男子点著烟后，又问：“夫子庙怎样走？”
黄浚说：“这几句话说不清楚，不如我给你画个图吧。”说完，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些字，便交给那个问路的中年人，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
黄浚和那个中年人的一举一动，早被埋伏在这里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结果，二人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他的活动被逮捕。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蒋下令将黄俊以卖国罪枪决。
特工别动队
8月4日傍晚，戴笠带著侍卫贾金南，乘坐小汽车，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上海。他在枫林桥寓所沐浴更衣之后，立即让已晋升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王兆槐亲自开车陪他出去一趟。
此时夜幕早已降临，空气中依然弥漫著浓烈的硝烟气息，往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此时变得像死一般静寂。
“戴先生，我们去什么地方？！”王兆槐发动了汽车，回头问抿著嘴巴、双眉紧皱的戴笠。
“华格臬路杜公馆！”戴笠简单地说了一句，又陷入了沉思。
“杜公馆？”王兆槐自言自语地低语了一声。他不明白，在这战火纷飞之际，戴笠亲赴上海，第一件事却是去找杜月笙！多少年来，特务处与杜月笙打过不少交道，不过大都是让他王兆槐去联系、交涉。为了工作方便，戴笠授意他参加杜月笙创办的恒社，拜杜为师。可戴笠很少亲自出面去找杜月笙，这次到底为什么？
“我这次奉校长之命来找杜先生。请他出面，把上海民众组织起来，协助国军御敌。怎么样？”坐在王身边的戴笠，楞楞地望著那些因避战而逃到法租界地，现在横躺竖卧在马路两旁的难民，半晌才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好是好！有那么多枪吗？”王兆槐信口问道。
“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据我所知，日本三菱银行与三井洋行的仓库里有大批的枪支弹药，你要设法把那批武器搞到手，抢运回来！”戴笠口气十分坚决地指示道。
王兆槐不禁一惊。从日本人的仓库里把武器搞出来，那不是虎嘴里拔牙吗！那间仓库位于黄浦江附近，白天战火纷飞，人来车往；晚上停泊在江边的七八艘敌舰，不停地往岸上、江面上打探照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打开仓库，运走那么多武器，谈何容易！但他毕竟是在黄浦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军令如山，再难也不能说个“不”字。
“好！我明天就找沈醉他们商量一下。他们昨天已经从虹口区撤出来了。”王兆槐毫不犹豫地答道。
“哦！他们怎么撤出来了？！”戴笠惊诧地问。
“战事一发，日本人就把近一年内迁入日租界的中国人通通赶了出来。他们也怕租界里有我们派去的特工人员呀！”王兆槐有点沮丧地说。
戴笠听后，深深地叹口气，说：“是啊，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迟了……”
说话间，汽车已驶到了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口。戴笠让王兆槐留在车内等候，自己亲自登门，递上名片。在等待的瞬间，不禁浮想联翩……
自从1921年结识杜月笙，迄今已有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间，两人的地位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月笙已取代了黄金荣，成了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而戴笠也已从 ?·个“流浪汉”变成了老蒋手下的大红人。当年在上海“混穷”的时候，戴笠虽不愿与帮会为伍，但任特务处长之后，总少不了要与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辈打交道。为了作之便，戴笠常常派部下去与杜月笙联系，自己则因公务繁忙很少登门拜访。
知道来人是戴笠，杜月笙也在想，这次戴笠亲自登门，定有要事。自战事发生以来，杜月笙也在忧心忡忡地注视著事态的发展。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在华界的生意、店铺，就通通得关闭。
他杜月笙的万贯家财和数千门徒，都将随著日本人的入侵而付之东流。几天来杜月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希望国军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上海，也愿意亲自为此做些努力。但他毕竟对打仗的事一窍不通，不知该做些什么，也不知怎么去做。
可是一见到戴笠的名片，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将有用武之地了，他兴奋得几乎是倒履相迎，连声高喊：“戴先生请！快请进来……”
“月笙兄，何必客气，叫我雨农吧！”戴笠笑容可掬地迎上去，并紧紧握著杜月笙那干瘦的手，直到走进客厅，才慢慢松开。
“月笙兄，好久不见，身体像比以前健旺了。”戴笠没话找话地寒喧。
“哪里，哪里，到底是不如以前啦！雨农兄，来，先喝口茶，等会我们兄弟俩好好喝两盅……”杜月笙接过一杯佣人沏来的香茗，放在戴笠面前的茶几上。
戴笠呷了口茶，漫不经心地瞅了瞅杜家那宽敞阔绰的摆著镂花硬木家具的中式客厅，开门见山地说：“月笙兄，改日再来喝酒吧。今天我特来有要事相求！”
“哦！雨农兄有什么事！只要是我杜某能办到的……”
“这事很急。我来是请月笙兄出面组建一支有足够兵力的别动队，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配合国军御敌……”戴笠兴致勃勃地说起来。
杜月笙一听，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如果让他出钱出人，他会毫不犹豫地拍著胸脯应承下来。但让他出面组建一支别动队，真枪真刀地跟日本人打仗，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但他还是耐著性子听完，然后问：“你说的｀足够的兵力’，是要多少人？”
“一万！”戴笠毫不含糊地答道。
“一万？！”杜月笙倒抽一口凉气，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他定定地望著戴笠那张满是笑容的长脸，心想，这个戴雨农简直是在异想天开，我手下的徒子徒孙虽多，但大都是在赌场、妓院、店铺等地混惯了的乌合之众，让他们聚众闹事、呐喊助威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抛妻别子，拿枪打仗，为国捐躯，那可就难了！
戴笠见其沉默不语，一个劲地在客厅里踱方步，就开口笑道：“月笙兄，这是一项有关抗战前途的大事！来之前，我已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势在必行。他答应别动队成立后，所有的番号、军械、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蒋委员长”和“中央”这两个名词，杜月笙顿时停住了脚步。他是个好面子的人，既然委员长和中央都看得起他，事情再难也是推辞不得的。
于是，他坐下来试探著说：“既然这是件大事，那我们就多找几个朋友来帮忙，共同设法，如何？”
“月笙兄说得对！我们先来拟个筹备委员会名单吧！”戴笠办事向来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他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钢笔和记事本，与杜月笙隔几而坐，你一个、我一个地提出一些要人的名字，最后敲定筹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界的吉章简、蔡劲军等人。外加杜月笙和戴笠。名单拟好后，戴笠兴奋地搓著双手说：“月笙兄，我们的筹备委员会这不就建立起来啦！我看筹备地点，暂时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吧！”
“好哇！辣斐路附近有我家的一幢房子，来往方便得很！”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知道既然有个筹备委员会，再重的挑子也是众人分担，用不著他一个人去发愁了。
这时，佣人端上新备的夜宵、酒菜，戴笠这才想起汽车里的王兆槐，连忙让佣人去叫他进来，共进夜餐。
席间，边吃边聊，戴笠胸有成竹地对杜月笙说：“其实募集1万人马并不太难。我在京沪地区的部属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特务大队没问题。加上我在京沪办的两个训练班的学员，差不多有两三千人。”
“我刚才也想了想。上海各区的保卫团，都是受过一点正规训练的。他们的团长大都是我的学生，找个把个人，或许不成问题。”杜月笙也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好啊，月笙兄！”戴笠一听，高兴得一拍巴掌，又按捺不住地欠起身子，凑到杜月笙跟前说，“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哟！”
“谁？！”杜月笙不解地问。
“你的爱徒陆京士他们呀！”
戴笠此言一出，杜月笙恍然大悟。陆京土等是上海各工厂搞护卫队的负责人，与各厂工人有很多联系。他惊喜地说：“雨农兄，你的意思是到工人中去徵集？！”
“是啊！上海工人有100多万，他们都是爱国不落人后的呀？只要陆京士他们一句话，集合几千人还成问题？”
“雨农兄，你想得真周到！明天一早我们就分头行动。”杜月笙心里有了底，高兴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他俩先召集筹备委员会成员开了个会，然后各自召集自己的部下及学生，宣布成立别动队的命令。就在这天晚上，戴笠又在招商局借了三条驳船，让王兆槐、沈醉带领40多名年轻力壮的部属，前往日本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仓库抢运武器。
仓库位于黄浦江的一个小码头附近。江面七八条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冲著江面和沿岸来回照射。王兆槐等人驾著驳船，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探照灯，悄悄地驶到仓库附近的码头，并摸掉守护仓库的日军岗哨，溜到仓库门前。仓库门上的大铁锁，是有大拇指那么粗的锁环。为了不惊动别处的岗哨，他们用湿毛巾将锁环裹住，轮流地用钢锯锯锉锁环，其他人均分布在仓库四周的隐蔽处，监视著敌人的动静。几乎每一个人都紧张得汗流浃背。他们都知道，万一被敌人发现，他们将腹背受敌，无路可逃。
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仓库门锁才被锯断。库房里果然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枪支弹药。40多个人一刻不敢松懈。他们连背带扛地抢运武器。敌人的探照灯扫过来时，他们立即匍匐在地上，探照灯一过，他们又跳起来，一路小跑地搬运。
自从王兆槐等人走后，戴笠就坐立不安地在枫林桥住所内等候著消息。前来与戴笠商量别动队成立短期技术训练班的余乐醒，见其心神不宁的样子，也只好独自拟订了别动队短期轮流培训计划，放在戴笠面前，请他审批。余乐醒告辞走后，戴笠仍无法专心研究培训计划。他清楚，王兆槐等人如果不能顺利地把武器抢运过来，别动队即使成立，也无法马上投人战斗。
一万多人的武器装备，要想完全靠中央批拨是不可能的。这批武器等于是他这支特工武装的命根子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深夜已过了一点钟，两点钟，南市白云观的侦缉大队仍没有电话来报告情况。戴笠忍不住又打电话过去询问，得到的仍是：人还没回来！
直到淩晨4点，戴笠靠在沙发上刚刚要进入梦乡。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戴笠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抓过电话筒。他一下就听出了王兆槐那疲惫但很兴奋的声音：“戴先生，货全运回来啦！足有五六千支！”
“太好啦！没有遇到麻烦？”戴笠睡意全消。
“没有！很顺利！”
“一定要保管好！你们先休息吧！”戴笠说完放下话筒，兴奋地搓著双手，高兴得不能自己。他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便开始研究余乐醒拟订的培训计划。他边看边想，这次一定要干个样子给人们瞧瞧，我戴某并不光是会收集情报，打起仗来，照样不含糊！
仅一个来月的时间，一万多人的“苏浙别动队”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颁发了“苏浙别动队”的番号。戴笠亲自担任别动队委员会的书记长。别动队的总指挥则由杜月笙推荐的早年担任过军长的老友刘志陆承担。该别动队共分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队长何天风，主要成员都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队长分别为陆京士等，主要成员为上海各厂家、企业的工人；第四、五支队队长分别为张业、陶一珊，主要成员是戴笠在京沪地区的部属和被招入特训班的年轻学生。特务大队，队长王兆槐，成员都是原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人马。
与此同时，他又分别在青浦、余山和松江成立了技术训练班，让别动队员分批分期地去战地短期训练，然后分赴前线，配合正规部队作战。
总算有一支自己的武装了，戴笠的神气劲就别提了。
中日间谍战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在上海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队等，这还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活动。除此以外，他还秘密领导了一场与日本特工之间进行的间谍与反间谍，这完全是一场高水平的斗智斗勇的较量。
较量首先是从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斗争开始的。
1937年9月中旬，章乃器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程、彭两人愿意为反间谍斗争作出贡献。
特工战线本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战场，以戴笠之精明和谨慎，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位学者先生的判断和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反间谍人材。于是，戴笠指令由文强当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学生洽谈，意在对其进行考察。文强经过了解，得知程、彭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因出于爱国心，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和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给国民政府，支持淞沪抗战。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成立于1887年，原名叫日清贸易研究所，其实是打著“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调查活动。内容一是调查中国市场和经济，二是调查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等问题。调查的项目非常细致，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的宽度等都要一一调查清楚。在其绘制的地图上，不仅精确到村庄，甚至连村有多少眼井，都一一标了出来。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苎严研究》杂志和《支那省别全书》、《兵要地志》等书中，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掌握。
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并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书院任职，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甚至云贵等省的边远乡村也去，足见其调查情报之深入。
程克祥、彭寿本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雇员，但淞沪战起，两人激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理，更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决定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一些日方的情报，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脚踏两只船的想法，想借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战的活动，提供给紧迫不舍的东亚同文书院。此二人无疑是一种双重间谍。
为达到这一目的，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个取其“以文会友”之义的“文友社”组织，以作掩护，由程、彭分别任社长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并相应地租用了一座独立的三层楼房，备用金三万元法币，小轿车一部及司机等。
戴笠听取了文强的汇报，经过一番深思，对文强说：“此事惟恐章乃器这位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于是，戴笠当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条件。
淞沪抗战期间，戴笠时间的计算完全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他限令文强连夜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上报备案。又限其三日内将“文友社”这支反间谍网络布置起来，开展活动。然后戴笠、文强设计一步一步地与程、彭二人斗智，逼其就范。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后，戴笠、文强设计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
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工、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王树人当一名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实际是这座机关的戴方特工总负责。
因王是跛脚，处处又装出一副无所作为、任人训斥笑骂的昏阍模样，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间谍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人员也没有识破王树人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平时，王对他们的指示都是用约定的不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联络。
接著，文友社聘用记者，程克祥引来了三名日方间谍，戴笠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强通知程、彭，对聘用记者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而戴笠安排的两名女特务，一名安占江，东北人；一名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记者。两个人不但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懂照相，而且都受过大专教育，又分别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女警官训练，骑马、射箭、打枪等样样皆精，是两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强还预先对她们训练一番，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得太“笨”，反不被录取。果然是一试就中，又没有令程、彭和日方间谍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强设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而对已经进入的则试图赶走，这样不给日谍在文友社以立足之地，以便于戴方特工人员的活动。程克祥介绍的三名日方间谍，文强提出须进行考试、审查资历，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以便确定工资待遇为借口，使三名日方特工知难而退，主动提出不汁报酬，只为“爱国”尽义务。
文友社的汽车司机也是程克祥引来的日方间谍，且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看不起中国人，要对付他。结果日谍作贼心虚，把这名司机以自动辞职为名调走。随后，戴笠指示文强暗中商请朱学范介绍了一位司机陈阿毛应聘，与王树人配合，可谓珠联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强继续通过章乃器先生、胡子婴夫妇对程、彭施加影响，促使他们坚定地站在戴的一边。程、彭受当时抗战大潮的影响，也逐渐和戴笠、文强一方靠拢，最终成了一边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间谍机关。
安占江、吴忆梅则以文友社记者为掩护，深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每天向文强、戴笠汇报，甚至把日谍的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关系人等重大情报，都基本上调查清楚。
安、吴二人还按照戴笠的指令，将同文书院内以教授面目伪装的日谍上尉福田信一引诱出来，绑架到南京警察所关押了起来。
中日之间高水平的间谍斗争是在戴笠与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实隆少将之间展开的。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拥有发展军工生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远东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志在必保，由此蒋介石把70万国军精锐投入战场，甚至把“黄埔之花”毫无保留地全部调上前线，作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在日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也是志在必得，企图通过迅速攻占上海，实施中央突破，打击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和能力。
淞沪战役打到9月底，战场态势进入相持阶段，呈胶著状态。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沪战场，国际国内对抗战的信心都将动摇，抗战前途殊难逆料。如果继续拼下去，70万精锐即使全部拚光能挽救颓势吗？后果亦不堪设想！
恰在这时，出自宋子文的谋略，依据《九国公约》，请欧美列强出面调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谓《九国公约》，是指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确定各缔约国享有在中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业的“机会均等”权。
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中日争端，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等人为首纷纷出面调停，使国民党内一部分高层领袖人物欢声雀起，认为是一著置日本于死地的好棋，就连戴笠也把《九国公约》看成救命符，认为上海有救，和谈成功就是胜利。
但是，曾在杭州警校内与许多学者研究过日本问题多年的文强却提醒戴笠：“要谨防中敌人缓兵之计。”戴笠是悟性极高的人，他略一思索，兴奋地在文强肩上一拍，认为“谨防”二字说得好，他一定要在电话中向校长禀报。
《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中日战事，确使日本方面一时处于被动，不得不有所对策。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主持上海方面的特工活动，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并伺机暗杀动进行外交调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
南本潜赴上海的情报，很快被戴笠派遣打人日本军方的谍工人员侦知，并迅速电告戴笠知悉。
南本实隆是位中国通，对中国社会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出一口流利的略带天津音的中国话，且外表忠厚至诚，朴实无华，内则奸诈阴险，诡计百出，应付各种险恶局面皆能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因而得以成为日军大特务头子土肥原、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南本在华北、内蒙和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仅被其打死和逮捕的特务处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之多。戴笠对其有切骨之恨，以至不呼南本之名而呼其为“毒蛇”，屡次设计要在华北将其干掉，皆因南本以变幻莫测之功而滑掉。
南本潜赴上海之初，戴笠的计划就是将其干掉，以泄心头之恨。他考虑到南本到达上海后，必定要在同文书院和日本虹口海军俱乐部露面，戴笠已在这两处日谍巢穴安排了内线，其行踪将不难掌握。难的是派谁去执行这一极危险而极艰难的任务。戴笠先将当前集中在上海能够充当这一杀手任务的特工逐一排队，分析比较，最后选定由文强担任。
戴笠考虑：文强是湖南长沙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汉作风，能临危不惧，又是黄埔四期毕业；对校长和自己都很忠诚，不会临阵变节，多年在浙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校参参加特训班工作，对特工情报业务和行动技术熟悉，未出任过公开职务，不被日方注意；办事机警干练，极有头脑，可谓有勇有谋，文武双全。
接下来，戴笠考虑如何说服文强能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他历来的观点是，交代部下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宜智取，不宜强攻。戴笠首先打电话给文强，叫他到福履理路自己的寓所来一趟。这处地方本是戴笠保密最为严格的密室，除心腹亲信毛人凤外，即使文强这样的亲信大特务也不清楚。毛人风向文强指明地址，并交代只能坐自备汽车去，并且不能直开大门，须远远停下，步行前往。这是戴笠的惯用手法，未向部下交代任务，已经先声夺人，在心理上让他建立起一种已被受到高度信任的感觉。
文强来到戴笠在福履理路的密室，两人先到内室共进早餐。然后戴笠才让文强看了南本潜赴上海的电报，接下来就是一番鼓励：“观涛兄，你辛苦，文友社这出戏唱得不错，你还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戏，我考虑由你出马最为妥当”。
戴笠介绍了南本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的外貌，身材后，问道：“老兄有无左轮手枪？西服可多做几套，配几名得力助手给你，由你自己挑选，作好出马的准备吧！”“希望老兄多动脑筋，为国诛患”。
说完，戴把准备好的一枝马牌3号左轮，配有30发达姆弹，连同500元特别费一一推到文强的面前。这一连串的动作和气势已使文强感到毫无退路可走，但又不敢贸然接受。戴见他面有难色，已知其意。结果又是顶高帽子被戴到了文强头上：“你的兼职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干得下来；不必推辞，不要被一个难字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要做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这一番恰似战前动员的思想鼓动工作，不但无丝毫霸气、杀气，而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激之以义，不由得文强不生出一股豪气，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临告辞出门，戴笠还叮嘱文强说，这次谈话不可告第二人，此间会见地点也不可告诉任何人，以后无他的亲自电话，绝不要来。
四天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南本到上海后，撇开外围，用掏心战术，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国民党原八十七师参谋长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岂知杨此时一方面激于爱国大义，不甘就此堕落为汉奸；二是慑于自己是戴笠身边的一个别动队的参谋长，不敢贸然出卖机密，便也用了一个脚踏两船的办法，将这一情报向戴笠作了报告。戴笠迅速以变应变，重新精心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交代文强执行。
戴笠第二次在福履理路紧急召见文强，一见面就说：“该死的毒蛇出洞露面了。他们急于要赶在九国公约国开会之前，完成攻下上海的任务，你判断陶德曼奔走和谈是缓兵之计，幸好我已向校长禀报。你的见解证明毒蛇的活动恰恰就是和谈为假，进攻为实。我们的方针要有针对性，不到时候不诛此蛇，且看他如何横行，一定要掌握他的三魂六魄，使他落人我们布置的陷阱之中。毒蛇所需要的是情报，手法是以重金收买奸逆，到处混进他们潜伏的间谍。这是毒蛇在平津地区活动的一套规律，我已摸熟了。毒蛇已经用自上而下的办法，企图收买杨振华这位王敬久手下的前参谋长。”
喝了一口水，戴笠继续说道：“我决定将计就计，要杨金蝉脱壳，推荐你顶替他任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以甘心为虎作伥的面孔出现。他们要通过全面的考验，然后再谈其他。毒蛇要杨约你7今晚8时前往静安寺路100弄10号见面。到达时，按门上的电钮，有一妙龄女仆开门，问｀是李先生吗？’你说｀是’，就可随她进去。你的化名杨已取好，叫李文范少将，你得注意，千万不可露出马脚。我已电军委会，在职员名册中，加上李文范少将高参的虚名，以免有内奸去查册误事。你好好准备去与毒蛇见面。不必带手枪，也不要带任何男女，自备汽车，换换牌照。见面后问到年龄可报大一点，日本人不到50岁出头不会有少将官衔，中国人不讲这些，也得大几岁好。此去不要忘记是英租界，这一次不暗中派人保护你，以后还得派。问题是他们为何不约到虹口租界，也不是旅馆和公共场所？可见初次约见，已对你有了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来自杨振华的介绍，杨这个人呀……”戴笠没有再说下去。杨果在淞沪抗战后公开投敌，可见戴笠的怀疑是正确的。
戴笠的这一番长篇指示，条分缕析，丝丝人扣，恰如给文强上了一堂高水平的特工业务课。最后，戴笠再次嘱咐，要深思初次见面的对话，使其百分之百信任，“陷阱就在你的脑子里”。
上完“课”，戴笠问文强：“有无困难”？
此时，文强已经信心倍增，愉快地回答：“还没有和毒蛇见面呢，有困难再来请示。”
于是，彼此哈哈大笑。一切果如戴笠所料。第一次见面，双方只是了解证实对方身份，并约定过两日到虹口海军俱乐部进行第二次会谈。临分别，南本送文强一大捆东西，文强竟将他们带回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大楼。戴笠一听，勃然大怒，指著文强的鼻子大骂：“你怎么会将毒蛇赠礼不加考虑地带回来了？试问一声爆炸，玉石俱焚，那还了得吗！”戴笠越说越急，连声音也沙哑起来。当即由行动技术专家余乐醒在楼下大院里加以各种引爆试验，终于证明不是炸弹，拆开点数，竟是一万元法币。
一场虚惊，颇使文强不快。戴笠只好解释说：“老兄沉著应变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如此则怠，不认真则万事无成。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说完这番话，戴笠还用剑拔弩张的字体写下上述之赠文。如此一来，文强不但转嗔为喜，而且对虹口之约勇气倍增，心明如镜，毫无后顾之忧。
文强第二次赴约，南本实隆开始抛出底牌，急欲了解四件事：一是中国统帅部之抗战决心如何？二是对日作战之动员及兵力配备如何？三是请九国以约之制裁倡议是否出白宋子文部长的谋略？四是对陶德曼奔走和谈的看法？文强按戴笠事先部署，以下次作答作借口，约定两日后再谈。
第三次赴约前，戴笠指示文强，引蛇上钩已成，但要严防脱钩，关键在假戏真做，以解对方燃眉之急，而附带目的可骗取一笔巨款，以充军坰。别动队万人所需，如有200万元到手，则两年饷银无虞，这一任务最好达成。据此。文强闭门造车，写好了四个问题的答复提纲，经戴笠审定修改，嘱咐留存底稿，上报校长备案。
第三次虹口会议，文强抛出第二题，骗取了日方同意支付200万元的承诺，并当场由南本在名片上签字。戴笠认为日本人素来小气，南本在华北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200万元的兑现难免有变。
果然，第四次会谈，200万元现款未能到手，双方周旋的结果是四个题目的总代价为400万元。第五次会谈，文强只拿到40万元现款，余下的360万元南本只同意开支票，条件是文强必须把另外三个问题全部交出。戴笠评价40万元可作小胜，反谍大胜的考验是360万元支票交付后能否兑现。
第六次会谈在赫德路某号进行，这处房屋原是特务处特务刘戈青租赁的，因租期于下月期满，戴令其悄悄搬走，腾空作为会谈地点，并开始利用这处地方为除掉南本预作准备，这项计划连文强也没有预知。由此足见戴笠谋创之深远。这次会谈，南本交付支票，但提出须在三、五天后提取，且须按9折支付。然而却不能转出户头。
这一次，南本又抛出一个新问题，要求文强作为内应，暗杀宋子文，答允可以先付10万酬金，事成之后不会少于百万之数。对此文强佯为应允，回来后当即向戴笠汇报，戴不禁大吃惊。
戴于是问文强，这出戏是不是到了该收场的时候，我看毒蛇提出了宋子文，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使我们提高警惕，要加强对领袖和部长等们的安全戒备。我们引蛇上钩，不止于骗款，更大的目的是在华北给他滑掉了，这次不容许再滑掉。戴接著分析：“对杨振华这位参谋长我很不放心。假如他向毒蛇方面说了什么话，你的活动就会被他们监视，接著也会对你下毒手。你考虑过没有？”文强被戴笠如此一提醒，不禁毛骨悚然。当即，戴笠下令由文强去安排，就在赫德路会谈点除掉南本实隆及其一夥，外围行动则由戴吩咐赵理君、王兆槐去干。
第七次会谈，文强再次骗到5万暗杀宋子文的酬金，约定第八次会淡仍在原址，具体商定暗杀计划。
文强归来后，向戴笠汇报会谈经过和除掉南本一夥的布置，戴笠则分析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形势很严峻，陶德曼和谈调停落空，我们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南本许诺的400万元代价，只到手46万元，其余的支票经查询正金银行，答复不能转户，还要一星期才能办到。戴分析这其中有诈。多方迹象表明，明日的鸿门宴看来要落空。戴甚至后悔，不应该贪图金钱，应在第七次会谈时就干掉南本实隆这条毒蛇。
第八次会谈，戴笠布下天罗地网，专等南本来钻。但文强等人一直等到午后6时，也没有见到南本一夥人的影子。戴笠打来电话，要文强立即撤退。在银行家贝淞荪家里，戴笠告诉文强，日军已从金山卫登陆，已经用不著我们对四个问题的答复，对暗杀宋子文也已不感兴趣，并吩咐文强迅速准备从上海撤退。
总的来看，戴笠指挥文强对南本斗智，其7次会谈，每次会谈前戴笠均对文强作出详细指示，其分析判断之准确，有如剥茧抽丝，丝丝紧扣。确是特工中的顶尖人物。然南本亦属一流特工高手，在间不容发之际，不但自己拔脚溜掉，而且300多万元巨款也未被戴笠取走。
看不见的战线
在此期间，戴笠并未忘记他的老本行——搜集情报。他除派人设法收集敌方情报外，还派了一些可靠的部属前往正规部队充当联络员，以随时掌握部队及战争情况，向老蒋汇报。为此，他常常奔波于闸北、罗店、浏河等前线。此时，日军大量增兵，且海、陆、空一齐向我守军反攻。我方守军虽已增加到三个集团军，共54个师的兵力，但终因武器装备太差，而不能继续反击，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这天，戴笠在由前线返回途中，正逢滂沱大雨，回到作为别动队指挥部的三极无线电学校时，周身早被雨水淋得透湿。一向自以为体壮如牛的戴笠，由于多日来劳累过渡，竟被这一场大雨打倒，生起病来。当天夜里，他高烧不止，昏迷中说著胡话。
贸金南和警卫人员吓得连夜把他送进附近的医院。孰料，这次病情来势凶猛，戴笠竟三天三夜高烧不退。他住院后的第二天，负责松江训练班的部属汪祖华来沪向他汇报情况，请示工作。戴笠紧闭双眼躺在医院病床上，烧得满面通红，满嘴起泡，呼吸显得十分急促。汪祖华十分分担心地问在病房陪伴戴笠的陈质平：“戴先生怎么烧成这样？”
没陈等质平开口，戴笠已睁开被烧得通红的双眼，似醒非醒地指著汪祖华身上的西服说道：“你这身衣服怎么可以上战场？去，赶紧做一身中山服！”说著，从枕头下抓了一把足能做20套中山装的钞票递给他。汪祖华知道，他烧得有些神志不清了，但为了礼貌起见，他收下了钱，又恭恭敬敬地说：“我这就回去。不知戴先生有没有什么指示？”
戴笠似乎明白了他的话，挣扎著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桌边，抓起桌上的笔，吃力地写了三个字“不怕死”。当时在场的陈质平、汪祖华均深受感动。在当时全国军民抗日救国激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这三个字，对当时的“苏浙别动队”队员们起到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10月下旬，日寇大量增兵。“苏浙别动队”第四支队奉命掩护正规部队由闸北撤往苏州河南岸。该队全体人员本著“不怕死”的精神，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逐街逐房地抵挡日寇。但由于他们
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所以，正规军撤退之后，第四支队的2000余人几乎全部阵亡。
11月上旬，正规部队奉命大撤退。陶一珊率领的第五支队及第二、三支队的部分队员，却奉命配合五十五师某旅固守南市，以掩护主力部队往浙皖边境撤退。接到命令后，戴笠即令谍报组组长周伟龙送去命令，让陶一珊部效仿“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壮举，固守南市，没有他的命令，决不许撤退。
原来，在此前不久，部分部队撤过苏州河转移之际，老蒋即令八十八师死守闸北，拖住日军，以争取时间。但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认为，大部队撤退后，八十八师将陷入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很可能导致全师复没。为保存实力，减少牺牲，他征得当时最高指挥官顾祝同的首肯，决定留下谢晋元所在的524团死守闸北。
当时，谢晋元团仅有400多人，但为麻痹敌人，号称“八百”。大部队转移后，谢团以大陆、金城、盐业、中国四家银行的联合仓库为据点，顽强地阻击敌人。当时他们三面都是日军，只有身后苏州河对岸是英租界。而英租界当局一方面担心炮弹落人该租界，一方面担心中日军队涉河闯入租界，故在河岸沿线耸立了一排装满汽油的大坦克。他们成了真正的“孤军”。
但是连续几天几夜，他们都以四行仓库那四层楼高的庞大建筑为据点，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却未让日军越雷池一步。他们的英勇顽强精神令上海市民不胜敬佩。市民们想方设法为他们送医送药，送慰劳晶，奔走援助。当时，甚至还有一位刚高中毕业不久的女学生杨惠敏，冒著枪林弹雨，泅水过河，给谢团官兵献旗，以表上海民众对抗战勇士们的敬意……
戴笠当时有专门的电话线与四行仓库联络，及时听取谢团的战斗情况，然后向老蒋汇报，同时，把老蒋的命令直接传达给谢晋元。因此，戴笠对“八百孤军”的情况非常了解，同时也为谢晋元等官兵的那种以身许国、誓与阵地共存亡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所以，他也希望自己的部下能缘谢团一样顽强抗敌，在这场战斗中建立功勋。他要让以往瞧不起特务处的官员们看看，他戴笠领导的特工武装决不亚于正规部队。
当时，戴笠和宋子文共同坐镇英法租界，指挥苏浙别动队和上海市警察总队。南市大部队撤退的前夜，风雨交加。病愈不久的戴笠，在法租界三极无线电学校的别动队指挥总部坐镇指挥。奉命冒雨前来的特务大队队长王兆槐、侦谍组组长周伟龙及人事科长文观涛，一个个神情严肃地站在戴笠面前，等候著他的指示。
戴笠习惯地把双手叉在腰上，不安地在室内走动著说道：“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明天一早大部队全部撤退，命我别动队，警察总队，配合五十五师的一个旅，固守南市，掩护大部队撤退。我已命陶一珊任总指挥，率别动队5000多同志配合固守。伟龙兄今晚一定要设法送去三万个面包，作为紧急食粮，另外送去200面国旗，让一珊派人连夜插遍南市各个角落。观涛兄，你马上去哈同路宋公馆，宋部长已为我准备了四部电话机。你拿到后，立却送到伟龙兄的锦江公所，让他一并送给一珊。这些电话可以直接与我及宋部长通话，委员长随时都要了解固守南市的情况。你们现在就分头去办吧！我在这里等一珊的电话。”
周、文两人二话不说，披上雨衣就走了。王兆槐站在一旁有些按捺不住地问：“戴先生，我的任务……”
“放心！还能没你干的事？！你的任务是坚守白云观稽查处。万一一珊他们的防线被突破，你就要带人顶上去，直到我下令撤退为止。”戴笠说著，从公文包中抓出一叠钞票，递给他，接著说：“你处理完这里的事后，立即带稽查处的同志化装转移，先去香港，再转武汉。这是5000元钱，足够你们做路费了。”
王兆槐接过钱，小心地装进军装内衣的口袋里，自言自语地说：“千万莫丢了。”他扣好衣袋扣，又不放心地摸了摸，这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问：“我们走了，那稽查处关的40多名死刑犯如何处理？”
戴笠习惯地歪著脑袋沉思片刻，正想开口说什么，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一旁的贾金南抓起话筒问了句什么，立即递给戴笠。
戴笠急匆匆地去接电话，对王兆槐说道：“现在哪有时间顾他们？到时候你看著处理吧！”
王兆槐知道戴笠已没什么要交待的了，便向他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出去。
电话是杜月笙打来的，他告诉戴笠说，法租界宣布，华法交界的各铁栅栏门，从当天晚12时起一律关闭，禁止通行。他担心别动队也将与四行仓库的守军一样三面受敌，无退身之路。戴笠听完，沉默片刻，然后坚决地说道：“月笙兄，我们的同志是有这方面思想准备的。”
大敌当前，杜月笙虽然心疼他的三千门徒，但也不便说什么。他清楚，这五千奉命固守南市的别动队成员中，有2000多是戴笠的部下和特训班的青年学生。
自第二天上午，大部队撤出南市之后，日寇就用飞机、大炮开始向南市猛烈轰炸。整个南市地区终日硝烟弥漫，烈焰腾空。身居法租界的杜月笙，深为他的门徒担忧，终日站在楼上向浓烟滚滚、枪声稠密的南市地区眺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窗前来回搓手踱步。
戴笠也在为他的学生和部下担心。他知道，自己的事业和成功，绝大部分是靠著这些人才取得的。然而，他毕竟是个军人，懂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同时，他此时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替守南市的部属忧心。他正在忙著制定上海沦陷后的潜伏计划，以及“苏浙别动队”日后的行动方案。
南市守军与日寇激战了三天三夜，戴笠也整整忙了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困乏之极时，他便去洗个热水澡。这是他任特务处长以来，“发现”的一个最佳的解乏、解困、松弛神经的方法。
固守南市的第四天淩晨，大部队全部撤退。守南市的五十五师某旅和警察总队，先后接到撤退命令，已向吴福线转移。戴笠刚刚布置完“苏浙别动队”第一、二支队转移到浦东去打游击的任务，
正在英租界的宋子文公馆商量第三、五支队撤退后的去向。
突然，佣人说有电话在找戴笠。戴笠刚抓起电话，就听见杜月笙那低沉而焦灼的声音﹕“雨农兄，快下命令撤退吧！现在大部队已经撤退，其他的守军也撤离了南市。弟兄们再不撤，就会全部牺牲的！”
“月笙兄莫急，我也正在考虑他们的撤退问题。现在他们已经三面受敌，只有先撤往法租界。租界方面我正想请宋部长联络……”
戴笠话音未落，杜月笙就接茬儿说：“租界方面由我去疏通。雨农兄，你只要下个手令就行了，一珊没你的手令不肯撤退。”
“那好，我马上请宋部长的随从给你送去手令。”戴笠放下电话，立即提笔下了道命令：“苏浙别动队立即放弃阵地，向法租界撤退。”
通过杜月笙和宋子文的共同努力，当天下午4时，法租界当局终于同意在当时12时开放距苏浙别动队指挥部所在地——南市十六字铺招商局码头最近的南阳桥铁珊门，放苏浙别动队进入租界。但此时，敌军已到达徐家汇以西地区，炮弹已落到了别动队阵地。
陶一珊接到放弃阵地蛇命令，这才率部向南阳桥方向转移，于当晚12时全部放下武器。撤人法租界，向戴笠复命。
与此同时，王兆槐在日军距白云观稽查大队仅半小时路程之际，亦率部化装成难民向后方撤退。临行前他自作主张，释放了关押著的40多名死刑犯。他颇为激动地对犯人说：“你们部是死囚，但都是中国人。在敌人到达前的几小时处决你们，我也于心不忍。现在我自作主张放了你们，你们今后要好好做人……现在赶快离开吧！”
40多名犯人先是深感突然，但等他们意识到自己已获得自由时，都禁不住感激涕零地跪下冲王兆槐连连磕头，然后才起身离去。
王兆槐等人随即迅速转移，经香港去武汉待命。
陶一珊率领的第三、五支队进入法租界后，部队全部化整为零。戴笠命一部分人随周伟龙留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另一部分人转往安徽祁门打游击，后改编为“忠义救国军”。还有小部分人随陶一珊化装潜往香港，转道奔赴武汉。此时，蒋介石已决定以汉口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淞沪保卫战之后的南京保卫战，只是为了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以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结。
南京鸡鹅巷特务处已由郑介民带领，随中央机关转移到了汉口。戴笠的妻儿老母也由当时已晋升为特务处机要秘书的毛人风负责，派人送回了江山保安乡。所以，戴笠安排妥上海的工作之后，便径直去武汉向老蒋复命。他清楚，淞沪一战中，自己和部属的所作所为，无疑又给特务处增加了一圈光环，在老蒋的心目中，又增添了一个砝码……
皇协军之亡与李福和之死
日寇在占领了我大片国土之后，曾想利用过去的华人军队，加以整编，给予名义，供他驱使，又怕靠不住；冀东保安队的突然反正，就是前车之鉴。于是，敌人想起了组织“皇协军”的新花样。
日军的部队，自称是“皇军”，表示效忠日本帝国；那么由华人组成的军队，也效忠日本帝国的，就叫“皇协军”。这和后来汪精卫伪政权所组织的伪军，意义和性质都不相同。汪的伪军是“中国政府”的军队，效忠汪伪政权；“皇协军”虽说也是中国人，但与“中国政府”无关。日本要组成这样的军队，当然首先要选择彻底奴隶化的“日本通”人物来负责。于是由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介绍了一位她认为绝对可靠的失意军人李福和担任“皇协军”的第一军军长。
日本华北派遣军为了慎重起见，特别保送李到日本，接受奴化训练；让他服膺“大和魂”和“武土道”的精神，把他塑造成一个死心塌地效忠日本帝国的汉奸偶像。
李福和由日本受训完毕，回到北平，顿时身价百倍。日本方面更全力吹捧，以“反共”“联日”为口号。宣传他是亚洲的“反共英雄”、“东方的佛朗哥”。当即招兵买马，配备精良器械，优给官兵待遇，以效法“皇军”的姿态，于1938年4月15口开到河南的重镇彰德。真是声势显赫，耸人听闻。日军的企图，是以第一军为试金石，如果效果卓著，再来第二、第三……等“皇协军”。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梦想。
蒋介石深感问题严重，指示军统方面给予制裁，扼其气焰。戴笠受命后，下令安阳情报组和驻在新五军的高参严家诰，密切合作，尽一切可能，予“皇协第一军”迎头痛击。安阳情报组奉到命令，开始调查策动。很快就发觉“皇协军”的副军长徐靖远、第一师师长黄宇宙等民族意识坚强，并不是真心想做汉奸，尤其不甘心以中国人而效忠日本帝国；其所以参加伪军，不过想借此掌握部分武力，好等待机会而已。
于是，先派组员师振东渗入“皇协军”，由第一师参议李本中介绍，担任秘书；再由黄宇宙介绍，与第二师师长吴朝翰取得联络，因为工作顺利，再经师振东介绍七人参加“皇协军”，遍布于该军的各个重要部门；严家浩也派人与徐、黄等取得联络，暗中为戴笠勉励他们杀死李福和，反正归顺。经过三个月的策动，完全成熟，静待适当时机发动。但表面上伪装服从敌军，精神抖擞，使敌军感到相当满意。
李福和非常得意，以为是自己留日的镀金招牌和领导有方，在部属的怂恿下，亲自赴北平，向日军要求增加重装备，以便能名副其实的向“皇军”看齐，接替彰德一带的防务。
日本“华北派遣军”接受李的要求，决定于8月初派员赴彰德校阅点验，然后予以重新编装。消息传回彰德，徐、黄、吴等决定就在点验的时机，发难行动。
1938年8月7日，李福和陪同敌军军官多人，由平汉路南下，抵达“皇协军”的集结地——彰德的西曲沟村校阅点验。
突然，副军长徐靖远一声令下，当场击毙李福和与全部日军军官，通电反正。经戴笠呈奉军委会，任命吴朝翰为河北游击司令，徐靖远、黄宇宙为副司令；吴兼第一支队司令，黄兼第二支队司令，隶属第一战区，拨归鹿锺麟主席指挥。
“皇协军”第一军的被策动反正，给予日军的打击很大，同时也打破了日本利用中国人组织军队，向日本帝国效忠的迷梦，从此不敢再组织“皇协军”了。
但是，曾在杭州警校内与许多学者研究过日本问题多年的文强却提醒戴笠：“要谨防中敌人缓兵之计。”戴笠是悟性极高的人，他略一思索，兴奋地在文强肩上一拍，认为“谨防”二字说得好，他一定要在电话中向校长禀报。
《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中日战事，确使日本方面一时处于被动，不得不有所对策。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主持上海方面的特工活动，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并伺机暗杀动进行外交调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
南本潜赴上海的情报，很快被戴笠派遣打人日本军方的谍工人员侦知，并迅速电告戴笠知悉。
南本实隆是位中国通，对中国社会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出一口流利的略带天津音的中国话，且外表忠厚至诚，朴实无华，内则奸诈阴险，诡计百出，应付各种险恶局面皆能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因而得以成为日军大特务头子土肥原、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南本在华北、内蒙和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仅被其打死和逮捕的特务处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之多。戴笠对其有切骨之恨，以至不呼南本之名而呼其为“毒蛇”，屡次设计要在华北将其干掉，皆因南本以变幻莫测之功而滑掉。
南本潜赴上海之初，戴笠的计划就是将其干掉，以泄心头之恨。他考虑到南本到达上海后，必定要在同文书院和日本虹口海军俱乐部露面，戴笠已在这两处日谍巢穴安排了内线，其行踪将不难掌握。难的是派谁去执行这一极危险而极艰难的任务。戴笠先将当前集中在上海能够充当这一杀手任务的特工逐一排队，分析比较，最后选定由文强担任。
戴笠考虑：文强是湖南长沙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汉作风，能临危不惧，又是黄埔四期毕业；对校长和自己都很忠诚，不会临阵变节，多年在浙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校参参加特训班工作，对特工情报业务和行动技术熟悉，未出任过公开职务，不被日方注意；办事机警干练，极有头脑，可谓有勇有谋，文武双全。
接下来，戴笠考虑如何说服文强能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他历来的观点是，交代部下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宜智取，不宜强攻。戴笠首先打电话给文强，叫他到福履理路自己的寓所来一趟。这处地方本是戴笠保密最为严格的密室，除心腹亲信毛人凤外，即使文强这样的亲信大特务也不清楚。毛人风向文强指明地址，并交代只能坐自备汽车去，并且不能直开大门，须远远停下，步行前往。这是戴笠的惯用手法，未向部下交代任务，已经先声夺人，在心理上让他建立起一种已被受到高度信任的感觉。
文强来到戴笠在福履理路的密室，两人先到内室共进早餐。然后戴笠才让文强看了南本潜赴上海的电报，接下来就是一番鼓励：“观涛兄，你辛苦，文友社这出戏唱得不错，你还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戏，我考虑由你出马最为妥当”。
戴笠介绍了南本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的外貌，身材后，问道：“老兄有无左轮手枪？西服可多做几套，配几名得力助手给你，由你自己挑选，作好出马的准备吧！”“希望老兄多动脑筋，为国诛患”。
说完，戴把准备好的一枝马牌3号左轮，配有30发达姆弹，连同500元特别费一一推到文强的面前。这一连串的动作和气势已使文强感到毫无退路可走，但又不敢贸然接受。戴见他面有难色，已知其意。结果又是顶高帽子被戴到了文强头上：“你的兼职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干得下来；不必推辞，不要被一个难字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要做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这一番恰似战前动员的思想鼓动工作，不但无丝毫霸气、杀气，而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激之以义，不由得文强不生出一股豪气，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临告辞出门，戴笠还叮嘱文强说，这次谈话不可告第二人，此间会见地点也不可告诉任何人，以后无他的亲自电话，绝不要来。
四天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南本到上海后，撇开外围，用掏心战术，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国民党原八十七师参谋长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岂知杨此时一方面激于爱国大义，不甘就此堕落为汉奸；二是慑于自己是戴笠身边的一个别动队的参谋长，不敢贸然出卖机密，便也用了一个脚踏两船的办法，将这一情报向戴笠作了报告。戴笠迅速以变应变，重新精心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交代文强执行。
戴笠第二次在福履理路紧急召见文强，一见面就说：“该死的毒蛇出洞露面了。他们急于要赶在九国公约国开会之前，完成攻下上海的任务，你判断陶德曼奔走和谈是缓兵之计，幸好我已向校长禀报。你的见解证明毒蛇的活动恰恰就是和谈为假，进攻为实。我们的方针要有针对性，不到时候不诛此蛇，且看他如何横行，一定要掌握他的三魂六魄，使他落人我们布置的陷阱之中。毒蛇所需要的是情报，手法是以重金收买奸逆，到处混进他们潜伏的间谍。这是毒蛇在平津地区活动的一套规律，我已摸熟了。毒蛇已经用自上而下的办法，企图收买杨振华这位王敬久手下的前参谋长。”
喝了一口水，戴笠继续说道：“我决定将计就计，要杨金蝉脱壳，推荐你顶替他任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以甘心为虎作伥的面孔出现。他们要通过全面的考验，然后再谈其他。毒蛇要杨约你7今晚8时前往静安寺路100弄10号见面。到达时，按门上的电钮，有一妙龄女仆开门，问｀是李先生吗？’你说｀是’，就可随她进去。你的化名杨已取好，叫李文范少将，你得注意，千万不可露出马脚。我已电军委会，在职员名册中，加上李文范少将高参的虚名，以免有内奸去查册误事。你好好准备去与毒蛇见面。不必带手枪，也不要带任何男女，自备汽车，换换牌照。见面后问到年龄可报大一点，日本人不到50岁出头不会有少将官衔，中国人不讲这些，也得大几岁好。此去不要忘记是英租界，这一次不暗中派人保护你，以后还得派。问题是他们为何不约到虹口租界，也不是旅馆和公共场所？可见初次约见，已对你有了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来自杨振华的介绍，杨这个人呀……”戴笠没有再说下去。杨果在淞沪抗战后公开投敌，可见戴笠的怀疑是正确的。
戴笠的这一番长篇指示，条分缕析，丝丝人扣，恰如给文强上了一堂高水平的特工业务课。最后，戴笠再次嘱咐，要深思初次见面的对话，使其百分之百信任，“陷阱就在你的脑子里”。
上完“课”，戴笠问文强：“有无困难”？
此时，文强已经信心倍增，愉快地回答：“还没有和毒蛇见面呢，有困难再来请示。”
于是，彼此哈哈大笑。一切果如戴笠所料。第一次见面，双方只是了解证实对方身份，并约定过两日到虹口海军俱乐部进行第二次会谈。临分别，南本送文强一大捆东西，文强竟将他们带回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大楼。戴笠一听，勃然大怒，指著文强的鼻子大骂：“你怎么会将毒蛇赠礼不加考虑地带回来了？试问一声爆炸，玉石俱焚，那还了得吗！”戴笠越说越急，连声音也沙哑起来。当即由行动技术专家余乐醒在楼下大院里加以各种引爆试验，终于证明不是炸弹，拆开点数，竟是一万元法币。
一场虚惊，颇使文强不快。戴笠只好解释说：“老兄沉著应变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如此则怠，不认真则万事无成。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说完这番话，戴笠还用剑拔弩张的字体写下上述之赠文。如此一来，文强不但转嗔为喜，而且对虹口之约勇气倍增，心明如镜，毫无后顾之忧。
文强第二次赴约，南本实隆开始抛出底牌，急欲了解四件事：一是中国统帅部之抗战决心如何？二是对日作战之动员及兵力配备如何？三是请九国以约之制裁倡议是否出白宋子文部长的谋略？四是对陶德曼奔走和谈的看法？文强按戴笠事先部署，以下次作答作借口，约定两日后再谈。
第三次赴约前，戴笠指示文强，引蛇上钩已成，但要严防脱钩，关键在假戏真做，以解对方燃眉之急，而附带目的可骗取一笔巨款，以充军坰。别动队万人所需，如有200万元到手，则两年饷银无虞，这一任务最好达成。据此。文强闭门造车，写好了四个问题的答复提纲，经戴笠审定修改，嘱咐留存底稿，上报校长备案。
第三次虹口会议，文强抛出第二题，骗取了日方同意支付200万元的承诺，并当场由南本在名片上签字。戴笠认为日本人素来小气，南本在华北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200万元的兑现难免有变。
果然，第四次会谈，200万元现款未能到手，双方周旋的结果是四个题目的总代价为400万元。第五次会谈，文强只拿到40万元现款，余下的360万元南本只同意开支票，条件是文强必须把另外三个问题全部交出。戴笠评价40万元可作小胜，反谍大胜的考验是360万元支票交付后能否兑现。
第六次会谈在赫德路某号进行，这处房屋原是特务处特务刘戈青租赁的，因租期于下月期满，戴令其悄悄搬走，腾空作为会谈地点，并开始利用这处地方为除掉南本预作准备，这项计划连文强也没有预知。由此足见戴笠谋创之深远。这次会谈，南本交付支票，但提出须在三、五天后提取，且须按9折支付。然而却不能转出户头。
这一次，南本又抛出一个新问题，要求文强作为内应，暗杀宋子文，答允可以先付10万酬金，事成之后不会少于百万之数。对此文强佯为应允，回来后当即向戴笠汇报，戴不禁大吃惊。
戴于是问文强，这出戏是不是到了该收场的时候，我看毒蛇提出了宋子文，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使我们提高警惕，要加强对领袖和部长等们的安全戒备。我们引蛇上钩，不止于骗款，更大的目的是在华北给他滑掉了，这次不容许再滑掉。戴接著分析：“对杨振华这位参谋长我很不放心。假如他向毒蛇方面说了什么话，你的活动就会被他们监视，接著也会对你下毒手。你考虑过没有？”文强被戴笠如此一提醒，不禁毛骨悚然。当即，戴笠下令由文强去安排，就在赫德路会谈点除掉南本实隆及其一夥，外围行动则由戴吩咐赵理君、王兆槐去干。
第七次会谈，文强再次骗到5万暗杀宋子文的酬金，约定第八次会淡仍在原址，具体商定暗杀计划。
文强归来后，向戴笠汇报会谈经过和除掉南本一夥的布置，戴笠则分析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形势很严峻，陶德曼和谈调停落空，我们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南本许诺的400万元代价，只到手46万元，其余的支票经查询正金银行，答复不能转户，还要一星期才能办到。戴分析这其中有诈。多方迹象表明，明日的鸿门宴看来要落空。戴甚至后悔，不应该贪图金钱，应在第七次会谈时就干掉南本实隆这条毒蛇。
第八次会谈，戴笠布下天罗地网，专等南本来钻。但文强等人一直等到午后6时，也没有见到南本一夥人的影子。戴笠打来电话，要文强立即撤退。在银行家贝淞荪家里，戴笠告诉文强，日军已从金山卫登陆，已经用不著我们对四个问题的答复，对暗杀宋子文也已不感兴趣，并吩咐文强迅速准备从上海撤退。
总的来看，戴笠指挥文强对南本斗智，其7次会谈，每次会谈前戴笠均对文强作出详细指示，其分析判断之准确，有如剥茧抽丝，丝丝紧扣。确是特工中的顶尖人物。然南本亦属一流特工高手，在间不容发之际，不但自己拔脚溜掉，而且300多万元巨款也未被戴笠取走。
看不见的战线
在此期间，戴笠并未忘记他的老本行——搜集情报。他除派人设法收集敌方情报外，还派了一些可靠的部属前往正规部队充当联络员，以随时掌握部队及战争情况，向老蒋汇报。为此，他常常奔波于闸北、罗店、浏河等前线。此时，日军大量增兵，且海、陆、空一齐向我守军反攻。我方守军虽已增加到三个集团军，共54个师的兵力，但终因武器装备太差，而不能继续反击，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这天，戴笠在由前线返回途中，正逢滂沱大雨，回到作为别动队指挥部的三极无线电学校时，周身早被雨水淋得透湿。一向自以为体壮如牛的戴笠，由于多日来劳累过渡，竟被这一场大雨打倒，生起病来。当天夜里，他高烧不止，昏迷中说著胡话。
贸金南和警卫人员吓得连夜把他送进附近的医院。孰料，这次病情来势凶猛，戴笠竟三天三夜高烧不退。他住院后的第二天，负责松江训练班的部属汪祖华来沪向他汇报情况，请示工作。戴笠紧闭双眼躺在医院病床上，烧得满面通红，满嘴起泡，呼吸显得十分急促。汪祖华十分分担心地问在病房陪伴戴笠的陈质平：“戴先生怎么烧成这样？”
没陈等质平开口，戴笠已睁开被烧得通红的双眼，似醒非醒地指著汪祖华身上的西服说道：“你这身衣服怎么可以上战场？去，赶紧做一身中山服！”说著，从枕头下抓了一把足能做20套中山装的钞票递给他。汪祖华知道，他烧得有些神志不清了，但为了礼貌起见，他收下了钱，又恭恭敬敬地说：“我这就回去。不知戴先生有没有什么指示？”
戴笠似乎明白了他的话，挣扎著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桌边，抓起桌上的笔，吃力地写了三个字“不怕死”。当时在场的陈质平、汪祖华均深受感动。在当时全国军民抗日救国激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这三个字，对当时的“苏浙别动队”队员们起到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10月下旬，日寇大量增兵。“苏浙别动队”第四支队奉命掩护正规部队由闸北撤往苏州河南岸。该队全体人员本著“不怕死”的精神，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逐街逐房地抵挡日寇。但由于他们
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所以，正规军撤退之后，第四支队的2000余人几乎全部阵亡。
11月上旬，正规部队奉命大撤退。陶一珊率领的第五支队及第二、三支队的部分队员，却奉命配合五十五师某旅固守南市，以掩护主力部队往浙皖边境撤退。接到命令后，戴笠即令谍报组组长周伟龙送去命令，让陶一珊部效仿“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壮举，固守南市，没有他的命令，决不许撤退。
原来，在此前不久，部分部队撤过苏州河转移之际，老蒋即令八十八师死守闸北，拖住日军，以争取时间。但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认为，大部队撤退后，八十八师将陷入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很可能导致全师复没。为保存实力，减少牺牲，他征得当时最高指挥官顾祝同的首肯，决定留下谢晋元所在的524团死守闸北。
当时，谢晋元团仅有400多人，但为麻痹敌人，号称“八百”。大部队转移后，谢团以大陆、金城、盐业、中国四家银行的联合仓库为据点，顽强地阻击敌人。当时他们三面都是日军，只有身后苏州河对岸是英租界。而英租界当局一方面担心炮弹落人该租界，一方面担心中日军队涉河闯入租界，故在河岸沿线耸立了一排装满汽油的大坦克。他们成了真正的“孤军”。
但是连续几天几夜，他们都以四行仓库那四层楼高的庞大建筑为据点，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却未让日军越雷池一步。他们的英勇顽强精神令上海市民不胜敬佩。市民们想方设法为他们送医送药，送慰劳晶，奔走援助。当时，甚至还有一位刚高中毕业不久的女学生杨惠敏，冒著枪林弹雨，泅水过河，给谢团官兵献旗，以表上海民众对抗战勇士们的敬意……
戴笠当时有专门的电话线与四行仓库联络，及时听取谢团的战斗情况，然后向老蒋汇报，同时，把老蒋的命令直接传达给谢晋元。因此，戴笠对“八百孤军”的情况非常了解，同时也为谢晋元等官兵的那种以身许国、誓与阵地共存亡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所以，他也希望自己的部下能缘谢团一样顽强抗敌，在这场战斗中建立功勋。他要让以往瞧不起特务处的官员们看看，他戴笠领导的特工武装决不亚于正规部队。
当时，戴笠和宋子文共同坐镇英法租界，指挥苏浙别动队和上海市警察总队。南市大部队撤退的前夜，风雨交加。病愈不久的戴笠，在法租界三极无线电学校的别动队指挥总部坐镇指挥。奉命冒雨前来的特务大队队长王兆槐、侦谍组组长周伟龙及人事科长文观涛，一个个神情严肃地站在戴笠面前，等候著他的指示。
戴笠习惯地把双手叉在腰上，不安地在室内走动著说道：“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明天一早大部队全部撤退，命我别动队，警察总队，配合五十五师的一个旅，固守南市，掩护大部队撤退。我已命陶一珊任总指挥，率别动队5000多同志配合固守。伟龙兄今晚一定要设法送去三万个面包，作为紧急食粮，另外送去200面国旗，让一珊派人连夜插遍南市各个角落。观涛兄，你马上去哈同路宋公馆，宋部长已为我准备了四部电话机。你拿到后，立却送到伟龙兄的锦江公所，让他一并送给一珊。这些电话可以直接与我及宋部长通话，委员长随时都要了解固守南市的情况。你们现在就分头去办吧！我在这里等一珊的电话。”
周、文两人二话不说，披上雨衣就走了。王兆槐站在一旁有些按捺不住地问：“戴先生，我的任务……”
“放心！还能没你干的事？！你的任务是坚守白云观稽查处。万一一珊他们的防线被突破，你就要带人顶上去，直到我下令撤退为止。”戴笠说著，从公文包中抓出一叠钞票，递给他，接著说：“你处理完这里的事后，立即带稽查处的同志化装转移，先去香港，再转武汉。这是5000元钱，足够你们做路费了。”
王兆槐接过钱，小心地装进军装内衣的口袋里，自言自语地说：“千万莫丢了。”他扣好衣袋扣，又不放心地摸了摸，这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问：“我们走了，那稽查处关的40多名死刑犯如何处理？”
戴笠习惯地歪著脑袋沉思片刻，正想开口说什么，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一旁的贾金南抓起话筒问了句什么，立即递给戴笠。
戴笠急匆匆地去接电话，对王兆槐说道：“现在哪有时间顾他们？到时候你看著处理吧！”
王兆槐知道戴笠已没什么要交待的了，便向他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出去。
电话是杜月笙打来的，他告诉戴笠说，法租界宣布，华法交界的各铁栅栏门，从当天晚12时起一律关闭，禁止通行。他担心别动队也将与四行仓库的守军一样三面受敌，无退身之路。戴笠听完，沉默片刻，然后坚决地说道：“月笙兄，我们的同志是有这方面思想准备的。”
大敌当前，杜月笙虽然心疼他的三千门徒，但也不便说什么。他清楚，这五千奉命固守南市的别动队成员中，有2000多是戴笠的部下和特训班的青年学生。
自第二天上午，大部队撤出南市之后，日寇就用飞机、大炮开始向南市猛烈轰炸。整个南市地区终日硝烟弥漫，烈焰腾空。身居法租界的杜月笙，深为他的门徒担忧，终日站在楼上向浓烟滚滚、枪声稠密的南市地区眺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在窗前来回搓手踱步。
戴笠也在为他的学生和部下担心。他知道，自己的事业和成功，绝大部分是靠著这些人才取得的。然而，他毕竟是个军人，懂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同时，他此时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替守南市的部属忧心。他正在忙著制定上海沦陷后的潜伏计划，以及“苏浙别动队”日后的行动方案。
南市守军与日寇激战了三天三夜，戴笠也整整忙了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困乏之极时，他便去洗个热水澡。这是他任特务处长以来，“发现”的一个最佳的解乏、解困、松弛神经的方法。
固守南市的第四天淩晨，大部队全部撤退。守南市的五十五师某旅和警察总队，先后接到撤退命令，已向吴福线转移。戴笠刚刚布置完“苏浙别动队”第一、二支队转移到浦东去打游击的任务，
正在英租界的宋子文公馆商量第三、五支队撤退后的去向。
突然，佣人说有电话在找戴笠。戴笠刚抓起电话，就听见杜月笙那低沉而焦灼的声音﹕“雨农兄，快下命令撤退吧！现在大部队已经撤退，其他的守军也撤离了南市。弟兄们再不撤，就会全部牺牲的！”
“月笙兄莫急，我也正在考虑他们的撤退问题。现在他们已经三面受敌，只有先撤往法租界。租界方面我正想请宋部长联络……”
戴笠话音未落，杜月笙就接茬儿说：“租界方面由我去疏通。雨农兄，你只要下个手令就行了，一珊没你的手令不肯撤退。”
“那好，我马上请宋部长的随从给你送去手令。”戴笠放下电话，立即提笔下了道命令：“苏浙别动队立即放弃阵地，向法租界撤退。”
通过杜月笙和宋子文的共同努力，当天下午4时，法租界当局终于同意在当时12时开放距苏浙别动队指挥部所在地——南市十六字铺招商局码头最近的南阳桥铁珊门，放苏浙别动队进入租界。但此时，敌军已到达徐家汇以西地区，炮弹已落到了别动队阵地。
陶一珊接到放弃阵地蛇命令，这才率部向南阳桥方向转移，于当晚12时全部放下武器。撤人法租界，向戴笠复命。
与此同时，王兆槐在日军距白云观稽查大队仅半小时路程之际，亦率部化装成难民向后方撤退。临行前他自作主张，释放了关押著的40多名死刑犯。他颇为激动地对犯人说：“你们部是死囚，但都是中国人。在敌人到达前的几小时处决你们，我也于心不忍。现在我自作主张放了你们，你们今后要好好做人……现在赶快离开吧！”
40多名犯人先是深感突然，但等他们意识到自己已获得自由时，都禁不住感激涕零地跪下冲王兆槐连连磕头，然后才起身离去。
王兆槐等人随即迅速转移，经香港去武汉待命。
陶一珊率领的第三、五支队进入法租界后，部队全部化整为零。戴笠命一部分人随周伟龙留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另一部分人转往安徽祁门打游击，后改编为“忠义救国军”。还有小部分人随陶一珊化装潜往香港，转道奔赴武汉。此时，蒋介石已决定以汉口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淞沪保卫战之后的南京保卫战，只是为了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以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结。
南京鸡鹅巷特务处已由郑介民带领，随中央机关转移到了汉口。戴笠的妻儿老母也由当时已晋升为特务处机要秘书的毛人风负责，派人送回了江山保安乡。所以，戴笠安排妥上海的工作之后，便径直去武汉向老蒋复命。他清楚，淞沪一战中，自己和部属的所作所为，无疑又给特务处增加了一圈光环，在老蒋的心目中，又增添了一个砝码……
皇协军之亡与李福和之死
日寇在占领了我大片国土之后，曾想利用过去的华人军队，加以整编，给予名义，供他驱使，又怕靠不住；冀东保安队的突然反正，就是前车之鉴。于是，敌人想起了组织“皇协军”的新花样。
日军的部队，自称是“皇军”，表示效忠日本帝国；那么由华人组成的军队，也效忠日本帝国的，就叫“皇协军”。这和后来汪精卫伪政权所组织的伪军，意义和性质都不相同。汪的伪军是“中国政府”的军队，效忠汪伪政权；“皇协军”虽说也是中国人，但与“中国政府”无关。日本要组成这样的军队，当然首先要选择彻底奴隶化的“日本通”人物来负责。于是由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介绍了一位她认为绝对可靠的失意军人李福和担任“皇协军”的第一军军长。
日本华北派遣军为了慎重起见，特别保送李到日本，接受奴化训练；让他服膺“大和魂”和“武土道”的精神，把他塑造成一个死心塌地效忠日本帝国的汉奸偶像。
李福和由日本受训完毕，回到北平，顿时身价百倍。日本方面更全力吹捧，以“反共”“联日”为口号。宣传他是亚洲的“反共英雄”、“东方的佛朗哥”。当即招兵买马，配备精良器械，优给官兵待遇，以效法“皇军”的姿态，于1938年4月15口开到河南的重镇彰德。真是声势显赫，耸人听闻。日军的企图，是以第一军为试金石，如果效果卓著，再来第二、第三……等“皇协军”。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梦想。
蒋介石深感问题严重，指示军统方面给予制裁，扼其气焰。戴笠受命后，下令安阳情报组和驻在新五军的高参严家诰，密切合作，尽一切可能，予“皇协第一军”迎头痛击。安阳情报组奉到命令，开始调查策动。很快就发觉“皇协军”的副军长徐靖远、第一师师长黄宇宙等民族意识坚强，并不是真心想做汉奸，尤其不甘心以中国人而效忠日本帝国；其所以参加伪军，不过想借此掌握部分武力，好等待机会而已。
于是，先派组员师振东渗入“皇协军”，由第一师参议李本中介绍，担任秘书；再由黄宇宙介绍，与第二师师长吴朝翰取得联络，因为工作顺利，再经师振东介绍七人参加“皇协军”，遍布于该军的各个重要部门；严家浩也派人与徐、黄等取得联络，暗中为戴笠勉励他们杀死李福和，反正归顺。经过三个月的策动，完全成熟，静待适当时机发动。但表面上伪装服从敌军，精神抖擞，使敌军感到相当满意。
李福和非常得意，以为是自己留日的镀金招牌和领导有方，在部属的怂恿下，亲自赴北平，向日军要求增加重装备，以便能名副其实的向“皇军”看齐，接替彰德一带的防务。
日本“华北派遣军”接受李的要求，决定于8月初派员赴彰德校阅点验，然后予以重新编装。消息传回彰德，徐、黄、吴等决定就在点验的时机，发难行动。
1938年8月7日，李福和陪同敌军军官多人，由平汉路南下，抵达“皇协军”的集结地——彰德的西曲沟村校阅点验。
突然，副军长徐靖远一声令下，当场击毙李福和与全部日军军官，通电反正。经戴笠呈奉军委会，任命吴朝翰为河北游击司令，徐靖远、黄宇宙为副司令；吴兼第一支队司令，黄兼第二支队司令，隶属第一战区，拨归鹿锺麟主席指挥。
“皇协军”第一军的被策动反正，给予日军的打击很大，同时也打破了日本利用中国人组织军队，向日本帝国效忠的迷梦，从此不敢再组织“皇协军”了。
TG有说戴li在抗战中没干活么？没有吧！看看51号兵站这种小说吧！孤陋寡闻的家伙！
现在戴雨农的老家都被装修起来了，门口的牌匾写着：抗日将军。不信的话尽可百度，要不然找去年或是前年的《凤凰周刊》也行。只不过土鳖没有过多宣传而已。
总的来说TG这方面比GMD大气多了。
虽然不会刻意宣传可也不至于丑化的离谱。
对比GMD某些做法………………。;P
虽然不会刻意宣传可也不至于丑化的离谱。
对比GMD某些做法………………。;P
原帖由 缥缈神龙 于 2007-7-29 20:24 发表
总的来说TG这方面比GMD大气多了。
虽然不会刻意宣传可也不至于丑化的离谱。
对比GMD某些做法………………。;P
年代不同了.想想二十年前.......
锄奸反特译电等等,LZ只说了一部分.
伪军人数超过日军，军统怎么搞的工作
20年前？你看看51号兵站、沙家浜什么时候的？那里面就提到过戴笠手下啊！
清理KMT叛徒、汉奸、异党分子、领导中医救国军等重任，另外稽查工作也是抓的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