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加罗报》眼中的上海（转贴）

《费加罗报》旅游版做了三集《扬子江》。上几篇是宜昌，三峡，新的一篇是上海。法
国人的眼光，还有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资料，他们的用词、说法。“东方主义”的又
一例证。

上海，一条大江和一个勤劳民族的非婚生子。祖父是中国，祖母是英国，两种同样物质
主义的智慧的结合。共产主义，在这两种智慧面前，无非是被裹挟，别无出路。上海，
不会因领导的任性而灭亡，也不会因百姓的失望而消失。中国的百姓总是在经历残暴，
血腥和年迈的统治者。上海，长江尽头升起的金莲花，对金钱的欲望从未餍足，美元就
是上海唯一的市长。

蜕变从宝山开始。在这里，长江的喇叭形入海口形状尚不明显，多泥，热潮潮的雨，黎
明时灰色的天。中央帝国的小肠，流着50倍于罗纳河的水量。在宝山，所有的船都朝右
拐，拐进黄埔江。腐臭、丑陋的黄浦江，四倍于塞纳河。

沿河走上10里。然后，一个拐弯，我们进了剧场，幕布拉开。这背景定要用威尔第的音
乐来配，大胆，生机勃勃。一边是外滩，盎格鲁—萨克森人1920年代的作品；另一边，
正朝你的脸，中国人1990年开始建造的1500栋高楼。卓越的崛起。舞台上，有悬空蛇行
高速路，如线般轻盈的桥，拥挤攒动的人群，人群中的能量！这一切是如此地美，如此
庸俗，如此立体，如此令人神往。长江上游的行船就在前几天，上游的记忆顿时凋零。


上海，非正义的丛林，野心家毫不仁慈的战场，让你感觉像拳击手被打到在地。在扬子
江的入海口，每一滴水的能量都变成意志和力。这里，一块块土地就是一片片钞票。对
人们来说，什么都不算数，除了数啊数，不停地数钞票。“有的地方人们造炮，有的地
方人们造布，有的地方人们造火腿。在上海，人们造钱。钱，同时是生产资料和成品。
”这是ALBERT LONDRES先生1922年说的话。2002年，一个字不用改。

或许还可以添一句：如果你对钱没有激情，那在上海你就没啥可干的。上海的通用语，
是数字。在酒吧里，当地一种鸡尾酒名叫“百万美元”。在上海，要精神好，就要有一
个位数尽可能多的数字。这里唯一的智力活动，是谈判。这里的资本主义还是生的，还
没有被驯服。当然，他们也盖了一个歌剧院，为了“建设国际性大都市”。还有一个博
物馆，为了吸引旅游者。但是，乐队指挥和艺术创作者，来这里就像一阵风，来就是为
了一场音乐会，为了出售作品，然后赶紧离开。

除了《人类境遇》（安德烈·马尔罗，法国前文化部长所写，戴高乐派），没有其他世
界性的小说是关于上海的。要给上海今日的贪婪戏剧画一个总肖像，需要一个中国土生
土长的巴尔扎克。

这里的生活如此狂热，无所顾忌。一个年轻香港亿万富翁卖了个点子给上海共产党领导
班子，要把当年的法国学校、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会议的地方，改建成巨大的豪
华商业区。这栋建筑，现在被“世界上最大的可口可乐博物馆”包围，边上还有一个法
国夜总会。在这建筑的沙龙里，人们“砰”地开香槟，瓶塞子直冲房顶，当年毛和他的
12位同志就在这房顶下始建他的王朝。上海把自己的过去变成了迪斯尼、怀旧和买卖。


15年前，这城市肮脏，忧郁。典型画面是，无名小舢板，在黄浦江中艰难行进。帝国主
义和资本主义的前首都，共产主义把它刷成灰色。每周五晚上，党在某体育场组织群众
舞会。红黄灯泡下，几千对人受命在旋转。一旦某一对贴得太近，戴红袖标的老民兵就
过去发出警告。毛决定，上海只能是个大工厂。每到年底，当权者来收钱。

终于，中国的浪漫主义野兽派在1976年死了。红色天堂里，依然有穷人，被压迫者和快
饿死的人。邓继承了一个破产的国家。他了解自己的人民，了解人民的倔强、力量、勇
气和要走出来的决心。他抛出口号：“富起来！”他把香港的亿万富翁动员过来，先在
珠江三角洲做实验，他们埋葬了集体主义，但并没有埋葬上层指挥主义。邓也一样，他
把上海也忘了。

“回头看，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建特区时没把上海放进去。”邓1992年说。他的继承者，
江和他的总理朱，都曾是上海市长。被埋没的能量终于爆发了。人们对金钱的梦想，蠢
动了那么多年，终于松绑，释放，加热，沸腾，直至满溢。凤凰涅磐了。

就像香港，像所有英国人发明的城市一样，上海首先是个港口。港口，能有什么浪漫？
但是，港口后面，成千上万的小船运来的商品的后面，是另一个世界。2002年的黄浦江
码头，中国的内脏依然在沿着长江到达上海。理发店的姑娘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在工
作。一个月挣50欧元。在这个原则并未建立、事实已经成型、恍如上个世纪的野蛮资本
主义世界，她们是新的牲畜，干活的牲口。自恋的上海，如同脆弱的姑娘，不稳定，任
性，缺乏管教。为什么上海会始终找不到自己，看着自己都像一个陌生人？

没有冒险家，没有自由思想，没有优雅的市民，没有知识分子，商店的橱窗只能是冷的
，漠然的，最终就是令人乏味的。美国人，过去给小刀会送武器的，现在给共产国家资
本主义城市的“小资”送口红。上海已经没有流氓，小丑，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而就是这些人，曾经对国家的不幸表达过愤怒，做出过努力。

这个城市缺东西，缺少热情，缺少对爱的渴望。上海没有国际性的、能击中要害的媒体
，没有不受限制、有创造力的人。一个城市，没有疯子，就没有真正的光荣。光荣不过
是个花边，但这花边是无价的，因为它生于自由，滋养自由。上海对这光荣依然有印象
，毕竟上海是近代中国唯一有过些许光荣的城市。

我在江边一家饭店见到了99岁的joseph shieh。1951年，他被定为“帝国主义走狗”，
此后在共产主义集中营过了25年。1930年至1946年间，他是“法国警察在租界的耳朵和
眼睛”。优雅，挺直，老先生开始讲故事。时光飞逝。1930年，法租界下的人们生活在
怎样的痛苦之中。鸦片。卖孩子。30多家不入流的妓院。杜的黑帮。杜自任上海民权协
会主席。日本人的残暴。他亲眼看见，一个中国人喊着“中国永存” 从高楼跳下，为
的是砸死几个正在底下街上行进的日本兵。他几次与鲁迅一起吃饭。他记得“蓝苹”，
那个小明星，三流妓女，未来毛夫人。

临近午夜，饭店空了，侍者等我们走。Shieh说：“我年轻时候的上海，什么都没有剩
下。现在的上海正被掌管它的人挤压。。。商业，我从来不感兴趣，我想的是未来。商
业之后的未来。”《费加罗报》旅游版做了三集《扬子江》。上几篇是宜昌，三峡，新的一篇是上海。法
国人的眼光，还有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资料，他们的用词、说法。“东方主义”的又
一例证。

上海，一条大江和一个勤劳民族的非婚生子。祖父是中国，祖母是英国，两种同样物质
主义的智慧的结合。共产主义，在这两种智慧面前，无非是被裹挟，别无出路。上海，
不会因领导的任性而灭亡，也不会因百姓的失望而消失。中国的百姓总是在经历残暴，
血腥和年迈的统治者。上海，长江尽头升起的金莲花，对金钱的欲望从未餍足，美元就
是上海唯一的市长。

蜕变从宝山开始。在这里，长江的喇叭形入海口形状尚不明显，多泥，热潮潮的雨，黎
明时灰色的天。中央帝国的小肠，流着50倍于罗纳河的水量。在宝山，所有的船都朝右
拐，拐进黄埔江。腐臭、丑陋的黄浦江，四倍于塞纳河。

沿河走上10里。然后，一个拐弯，我们进了剧场，幕布拉开。这背景定要用威尔第的音
乐来配，大胆，生机勃勃。一边是外滩，盎格鲁—萨克森人1920年代的作品；另一边，
正朝你的脸，中国人1990年开始建造的1500栋高楼。卓越的崛起。舞台上，有悬空蛇行
高速路，如线般轻盈的桥，拥挤攒动的人群，人群中的能量！这一切是如此地美，如此
庸俗，如此立体，如此令人神往。长江上游的行船就在前几天，上游的记忆顿时凋零。


上海，非正义的丛林，野心家毫不仁慈的战场，让你感觉像拳击手被打到在地。在扬子
江的入海口，每一滴水的能量都变成意志和力。这里，一块块土地就是一片片钞票。对
人们来说，什么都不算数，除了数啊数，不停地数钞票。“有的地方人们造炮，有的地
方人们造布，有的地方人们造火腿。在上海，人们造钱。钱，同时是生产资料和成品。
”这是ALBERT LONDRES先生1922年说的话。2002年，一个字不用改。

或许还可以添一句：如果你对钱没有激情，那在上海你就没啥可干的。上海的通用语，
是数字。在酒吧里，当地一种鸡尾酒名叫“百万美元”。在上海，要精神好，就要有一
个位数尽可能多的数字。这里唯一的智力活动，是谈判。这里的资本主义还是生的，还
没有被驯服。当然，他们也盖了一个歌剧院，为了“建设国际性大都市”。还有一个博
物馆，为了吸引旅游者。但是，乐队指挥和艺术创作者，来这里就像一阵风，来就是为
了一场音乐会，为了出售作品，然后赶紧离开。

除了《人类境遇》（安德烈·马尔罗，法国前文化部长所写，戴高乐派），没有其他世
界性的小说是关于上海的。要给上海今日的贪婪戏剧画一个总肖像，需要一个中国土生
土长的巴尔扎克。

这里的生活如此狂热，无所顾忌。一个年轻香港亿万富翁卖了个点子给上海共产党领导
班子，要把当年的法国学校、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会议的地方，改建成巨大的豪
华商业区。这栋建筑，现在被“世界上最大的可口可乐博物馆”包围，边上还有一个法
国夜总会。在这建筑的沙龙里，人们“砰”地开香槟，瓶塞子直冲房顶，当年毛和他的
12位同志就在这房顶下始建他的王朝。上海把自己的过去变成了迪斯尼、怀旧和买卖。


15年前，这城市肮脏，忧郁。典型画面是，无名小舢板，在黄浦江中艰难行进。帝国主
义和资本主义的前首都，共产主义把它刷成灰色。每周五晚上，党在某体育场组织群众
舞会。红黄灯泡下，几千对人受命在旋转。一旦某一对贴得太近，戴红袖标的老民兵就
过去发出警告。毛决定，上海只能是个大工厂。每到年底，当权者来收钱。

终于，中国的浪漫主义野兽派在1976年死了。红色天堂里，依然有穷人，被压迫者和快
饿死的人。邓继承了一个破产的国家。他了解自己的人民，了解人民的倔强、力量、勇
气和要走出来的决心。他抛出口号：“富起来！”他把香港的亿万富翁动员过来，先在
珠江三角洲做实验，他们埋葬了集体主义，但并没有埋葬上层指挥主义。邓也一样，他
把上海也忘了。

“回头看，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建特区时没把上海放进去。”邓1992年说。他的继承者，
江和他的总理朱，都曾是上海市长。被埋没的能量终于爆发了。人们对金钱的梦想，蠢
动了那么多年，终于松绑，释放，加热，沸腾，直至满溢。凤凰涅磐了。

就像香港，像所有英国人发明的城市一样，上海首先是个港口。港口，能有什么浪漫？
但是，港口后面，成千上万的小船运来的商品的后面，是另一个世界。2002年的黄浦江
码头，中国的内脏依然在沿着长江到达上海。理发店的姑娘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在工
作。一个月挣50欧元。在这个原则并未建立、事实已经成型、恍如上个世纪的野蛮资本
主义世界，她们是新的牲畜，干活的牲口。自恋的上海，如同脆弱的姑娘，不稳定，任
性，缺乏管教。为什么上海会始终找不到自己，看着自己都像一个陌生人？

没有冒险家，没有自由思想，没有优雅的市民，没有知识分子，商店的橱窗只能是冷的
，漠然的，最终就是令人乏味的。美国人，过去给小刀会送武器的，现在给共产国家资
本主义城市的“小资”送口红。上海已经没有流氓，小丑，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而就是这些人，曾经对国家的不幸表达过愤怒，做出过努力。

这个城市缺东西，缺少热情，缺少对爱的渴望。上海没有国际性的、能击中要害的媒体
，没有不受限制、有创造力的人。一个城市，没有疯子，就没有真正的光荣。光荣不过
是个花边，但这花边是无价的，因为它生于自由，滋养自由。上海对这光荣依然有印象
，毕竟上海是近代中国唯一有过些许光荣的城市。

我在江边一家饭店见到了99岁的joseph shieh。1951年，他被定为“帝国主义走狗”，
此后在共产主义集中营过了25年。1930年至1946年间，他是“法国警察在租界的耳朵和
眼睛”。优雅，挺直，老先生开始讲故事。时光飞逝。1930年，法租界下的人们生活在
怎样的痛苦之中。鸦片。卖孩子。30多家不入流的妓院。杜的黑帮。杜自任上海民权协
会主席。日本人的残暴。他亲眼看见，一个中国人喊着“中国永存” 从高楼跳下，为
的是砸死几个正在底下街上行进的日本兵。他几次与鲁迅一起吃饭。他记得“蓝苹”，
那个小明星，三流妓女，未来毛夫人。

临近午夜，饭店空了，侍者等我们走。Shieh说：“我年轻时候的上海，什么都没有剩
下。现在的上海正被掌管它的人挤压。。。商业，我从来不感兴趣，我想的是未来。商
业之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