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回眸：革命远非一劳永逸

眼下的各种辛亥百年纪念活动中，常被人忽视的一点是：所有的焦点都指向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朝代的灭亡。虽然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但显然人们认为只有前者才是有价值的遗产，并被赋予历史意义，前者则已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历史观的产物，它敦促人们将“革命”当作是一个分水岭事件，中国从此将之前那个黑暗的时代留在闸门后面，而开始向“新中国”进发。

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我们通常已经知道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但在当时那一刻，人们并不知道哪些才会具有“历史意义”。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激流与多变的年代尤其如此。如果回到那个历史环境中去看，人们甚至完全有理由怀疑，辛亥革命本身到底推动了多少实质性的变革。

亲历那一时期的鲁迅就经常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这种质疑。在他看来，并不是武昌的一声炮响之后，中国就从黑暗的清朝过渡到了一个光明的时代，相反，革命只是将旧的事物、现象换上新的名称和包装。传统社会的积弊、蒙昧和黑暗并没有因为革命而有什么变化。虽然现在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大多强调其开创性的、与过去决裂的、革命性的意义，但在那些强调传统延续性结果的学者看来，辛亥革命并没有太大意义：它只是晚清以来长时段改革浪潮中最后的一朵浪花。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危机，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王朝中枢力量很难依靠老办法来予以修复，相反危机程度越来越剧烈，直到全国人都意识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从1850年代起的一百年内，中国的整体使命就是“国家再造”，而要再造国家，则必须依靠新的组织形式并确立新道德。虽然现在人常用“腐朽没落”或“愚昧顽固”来形容晚清政府，但平心而论，正是他们推动的改革，而不是辛亥革命本身，启动了现代中国的进程。

受历史教科书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常常指责晚清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革、乃至辛亥革命本身“不够彻底”。但这其实是人之常情：除非人们觉得“小修小补”已经完全无济于事，否则没有人会一开始就进行彻底变革。难道你会因为偶尔遇到一次交通堵塞，就从此决定开直升飞机上班吗？彻底的变革，最初都往往导源于积少成多的不断改良，中国的革命，只是因为人们试了太多路都无法走通之后才选择的激进道路。

曾当过医生的契诃夫有一句名言：“当人们建议对一种疾病采取多种治疗方法时，这就是相当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疗法都不会有任何疗效，并表明这种疾病是不治之症。”这大抵正是近代中国的写照。人们不知道怎样变革才能奏效，这种时候任何一种蓝图都可能被拿来尝试。辛亥革命能成功，并不是因为革命军本身推翻了清朝，而是因为各地方力量都已经丧失了对清廷的信心，而愿意让革命者尝试。而众所周知，一定程度上正是清廷自己给自己掘下了坟墓：推动辛亥革命的改良主义力量和革命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1900-1911年间新政所培植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就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但你不能说：压断骆驼脊梁只需一根草，而这却是辛亥革命给后人常有的印象。

对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份没有明文的契约：满清、地方力量和士人愿意“换人做做看”，反正情况似乎已不能更坏了。然而，在开头的几年里，他们的感受却是普遍的失望；非但未能重振，反倒迎来政府架构和国家力量的土崩瓦解。用鲁迅的话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虽说要做煎蛋必须打破鸡蛋壳，但蛋壳打破之后，煎蛋却迟迟没有做好。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倒退：李宗仁曾一再说，清末他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混乱，他回忆时连连叹气：“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

历史一再表明，在破坏的同时重建一个国家并非易事。这并不是要夸大破坏带来的痛苦并拒绝变革，但也提醒后人：革命并不总是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问题总是出现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唐德刚曾说民国初年的革命者“多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以耸入云霄”。事实却印证的是中国俗语说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中国近代的整体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国人的一种极度焦虑心理：他们对变革常常都有一种高度紧迫感（如果你感到危机迫在眉睫，自然恨不得立刻就一切变好），以及对“彻底”的偏好——总希望变革是彻底的、根本性的，认为之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不彻底”，用民国时人们对孙中山的话说，是“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这种思维惯性延续至今，然而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急迫和彻底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平心而论，它们带来的问题或许一样多，“从根救起”的愿望，最终也把很多东西“连根拔起”了。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129?page=2眼下的各种辛亥百年纪念活动中，常被人忽视的一点是：所有的焦点都指向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朝代的灭亡。虽然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但显然人们认为只有前者才是有价值的遗产，并被赋予历史意义，前者则已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历史观的产物，它敦促人们将“革命”当作是一个分水岭事件，中国从此将之前那个黑暗的时代留在闸门后面，而开始向“新中国”进发。

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我们通常已经知道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但在当时那一刻，人们并不知道哪些才会具有“历史意义”。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激流与多变的年代尤其如此。如果回到那个历史环境中去看，人们甚至完全有理由怀疑，辛亥革命本身到底推动了多少实质性的变革。

亲历那一时期的鲁迅就经常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这种质疑。在他看来，并不是武昌的一声炮响之后，中国就从黑暗的清朝过渡到了一个光明的时代，相反，革命只是将旧的事物、现象换上新的名称和包装。传统社会的积弊、蒙昧和黑暗并没有因为革命而有什么变化。虽然现在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大多强调其开创性的、与过去决裂的、革命性的意义，但在那些强调传统延续性结果的学者看来，辛亥革命并没有太大意义：它只是晚清以来长时段改革浪潮中最后的一朵浪花。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危机，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王朝中枢力量很难依靠老办法来予以修复，相反危机程度越来越剧烈，直到全国人都意识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从1850年代起的一百年内，中国的整体使命就是“国家再造”，而要再造国家，则必须依靠新的组织形式并确立新道德。虽然现在人常用“腐朽没落”或“愚昧顽固”来形容晚清政府，但平心而论，正是他们推动的改革，而不是辛亥革命本身，启动了现代中国的进程。

受历史教科书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常常指责晚清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革、乃至辛亥革命本身“不够彻底”。但这其实是人之常情：除非人们觉得“小修小补”已经完全无济于事，否则没有人会一开始就进行彻底变革。难道你会因为偶尔遇到一次交通堵塞，就从此决定开直升飞机上班吗？彻底的变革，最初都往往导源于积少成多的不断改良，中国的革命，只是因为人们试了太多路都无法走通之后才选择的激进道路。

曾当过医生的契诃夫有一句名言：“当人们建议对一种疾病采取多种治疗方法时，这就是相当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疗法都不会有任何疗效，并表明这种疾病是不治之症。”这大抵正是近代中国的写照。人们不知道怎样变革才能奏效，这种时候任何一种蓝图都可能被拿来尝试。辛亥革命能成功，并不是因为革命军本身推翻了清朝，而是因为各地方力量都已经丧失了对清廷的信心，而愿意让革命者尝试。而众所周知，一定程度上正是清廷自己给自己掘下了坟墓：推动辛亥革命的改良主义力量和革命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1900-1911年间新政所培植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就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但你不能说：压断骆驼脊梁只需一根草，而这却是辛亥革命给后人常有的印象。

对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辛亥革命是一份没有明文的契约：满清、地方力量和士人愿意“换人做做看”，反正情况似乎已不能更坏了。然而，在开头的几年里，他们的感受却是普遍的失望；非但未能重振，反倒迎来政府架构和国家力量的土崩瓦解。用鲁迅的话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虽说要做煎蛋必须打破鸡蛋壳，但蛋壳打破之后，煎蛋却迟迟没有做好。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倒退：李宗仁曾一再说，清末他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混乱，他回忆时连连叹气：“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

历史一再表明，在破坏的同时重建一个国家并非易事。这并不是要夸大破坏带来的痛苦并拒绝变革，但也提醒后人：革命并不总是一劳永逸。相反，“革命的问题总是出现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唐德刚曾说民国初年的革命者“多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以耸入云霄”。事实却印证的是中国俗语说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中国近代的整体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国人的一种极度焦虑心理：他们对变革常常都有一种高度紧迫感（如果你感到危机迫在眉睫，自然恨不得立刻就一切变好），以及对“彻底”的偏好——总希望变革是彻底的、根本性的，认为之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不彻底”，用民国时人们对孙中山的话说，是“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这种思维惯性延续至今，然而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急迫和彻底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平心而论，它们带来的问题或许一样多，“从根救起”的愿望，最终也把很多东西“连根拔起”了。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129?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