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还用转基因对抗杂草

http://whb.news365.com.cn/whshx/201110/t20111008_3151294.htm

    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一度被视为“化学魔法剂”；它有着广谱的除草功能，使用简单、安全，降解迅速，美国农民曾经几乎人手一瓶。然而近年来，“魔法剂”渐渐失灵了。据报道，从2000年开始，至少10种能够抵抗“农达”的杂草在美国22个州祸害了上百万公顷耕地。更引起关注的，是2008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称在种植“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田地中，2008年的除草剂使用量和1996年相比，增加了一倍——难道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中的耐性基因“跑”到杂草里去了，让杂草也产生了耐受性？发生这种被称为“基因漂移”的现象，可是会让许多人神经紧张的！
   
“基因漂移”可能性很小
   
    对这样的猜测，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教授认为，发生“基因漂移”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漂移”在自然界内确实存在，但要“漂移”成功，双方必须是“亲戚”关系，如若不然，就不会发生自然条件下的杂交。
   
    卢宝荣长期从事转基因水稻的“基因漂移”研究，他在实验中发现，即便是具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基因漂移”的成功概率也会随着植株之间的空间间隔距离增加而迅速下降：例如，两种水稻种植间隔如果在10米以上，转基因“漂移”的概率就降到了0.0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国家科学研究理事会去年发布的报告《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称，美国3种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其转基因向野生种或亲灾频织移的可能性都不大，但要警惕转基因向亲缘非转基因作物漂移的问题。
   
    卢宝荣分析，抗性杂草才是除草剂用量增加的“罪魁祸首”。不同于“基因漂移”，生物抗性的产生，是由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很难避免——对除草剂抗性弱的杂草，死了，强的，活着，然后田里的杂草都成了“强者”的后代；下一轮，同样如此弱的死、强的活；一轮轮下来，田里杂草的抗性越来越强。这个道理和人类滥用抗生素，结果“培育”出了“超级细菌”一样，当你再次生病时，就不得不加大抗生素用量，如此恶性循环。杂草有了抗性，就需要喷洒更多的除草剂，才能把它们杀死。
   
转基因作物改变农民除草方式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有英国学者预言，长期单一使用一种除草剂，杂草会产生抗性，但当时许多植保工作者认为，植物生命周期较长，基因组合程度高，不必担心像昆虫那样产生抗性问题。但事实支持了预言。
   
    蹊跷的是，在转基因作物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使用除草剂了，为何抗性问题近年来才大规模爆发？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樱指出，以前农民可选用的除草剂品种很多，这些除草剂各有针对性，农民可根据自己种植的作物选择，而且轮换使用，这就不至于让抗性快速积累。
   
    但转基因作物让农民的选择余地变小了，由于耐性基因和除草剂“绑定”，比如在大豆中引入了耐草甘膦的转基因，那就只能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结果，美国90%种大豆的农户选用了同一种除草剂。
   
    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还改变了农耕模式。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说，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以翻耕、在播种前的土地中喷洒除草剂、人工拔草等“组合拳”对付杂草；而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问世后，农户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农作物的整个生长周期中使用除草剂，这无疑加大了除草剂的使用量。有人甚至戏称，再过100年，或许农民只会喷药这一种除草方式了。
   
对付杂草的思路要变一下
   
    一直以来，人们对付杂草的思路是固定的：研制除草剂，又为了让农作物免受除草剂伤害，研究出了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农作物。然而，耐除草剂转基因并没有解决杂草问题，反而带来了抗性难题。但科学家和农民仍然固执地认为草甘膦是百年一遇的重大发现，要采取措施维持它的效力——似乎想把这一条路走到底。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所长沈国辉的建议是：“向祖先学习，把养草灭草、水层控草等传统农耕措施和机械防治、生物防治等手段综合起来使用。”然而问题是，如果强制农民用综合手段，农民根本就不会花更多的钱去买转基因种子；如果不强制用综合手段，既然喷药简单省事，多数农民就不会让自己“更辛苦一点”。
   
    也有专家建议，我们可以像过去一样使用不同的除草剂来抵消抗性的增长，但这似乎已经没有了可操作性：目前很多转基因作物都引入了抗草甘膦基因，目的是在田间使用“农达”之类的草甘膦除草剂；如果换一种除草剂，势必要给农作物“植入”一种新的与之相应的“抗体”，这种新的转基因作物要经过一系列严格检测，以保证它对其他生物和环境无害，这项研究势必要花费许多人力物力。再看看抗生素的“前车之鉴”，有人担心，研究出了新除草剂，会不会进一步增强杂草抗性，其积累速度和规模，一旦超过新品种除草剂的研发速度，后果难以设想。到那时，我们可能除了回到手工拔草的老路上去，别无他法。
   
    耐除草剂转基因技术是一场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博弈。尽管许多科学家坚持：“我们不能因为汽车排放尾气而抛弃汽车……”但是人们还是希望，在还没有把握解决杂草抗性问题时，不要在耐除草剂转基因上一条路走到黑。或许，对付杂草的思路应该变一下。


http://whb.news365.com.cn/whshx/201110/t20111008_3151294.htm

    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一度被视为“化学魔法剂”；它有着广谱的除草功能，使用简单、安全，降解迅速，美国农民曾经几乎人手一瓶。然而近年来，“魔法剂”渐渐失灵了。据报道，从2000年开始，至少10种能够抵抗“农达”的杂草在美国22个州祸害了上百万公顷耕地。更引起关注的，是2008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称在种植“耐除草剂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田地中，2008年的除草剂使用量和1996年相比，增加了一倍——难道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中的耐性基因“跑”到杂草里去了，让杂草也产生了耐受性？发生这种被称为“基因漂移”的现象，可是会让许多人神经紧张的！
   
“基因漂移”可能性很小
   
    对这样的猜测，复旦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主任卢宝荣教授认为，发生“基因漂移”的可能性很小。虽然“漂移”在自然界内确实存在，但要“漂移”成功，双方必须是“亲戚”关系，如若不然，就不会发生自然条件下的杂交。
   
    卢宝荣长期从事转基因水稻的“基因漂移”研究，他在实验中发现，即便是具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基因漂移”的成功概率也会随着植株之间的空间间隔距离增加而迅速下降：例如，两种水稻种植间隔如果在10米以上，转基因“漂移”的概率就降到了0.0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国家科学研究理事会去年发布的报告《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称，美国3种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其转基因向野生种或亲灾频织移的可能性都不大，但要警惕转基因向亲缘非转基因作物漂移的问题。
   
    卢宝荣分析，抗性杂草才是除草剂用量增加的“罪魁祸首”。不同于“基因漂移”，生物抗性的产生，是由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很难避免——对除草剂抗性弱的杂草，死了，强的，活着，然后田里的杂草都成了“强者”的后代；下一轮，同样如此弱的死、强的活；一轮轮下来，田里杂草的抗性越来越强。这个道理和人类滥用抗生素，结果“培育”出了“超级细菌”一样，当你再次生病时，就不得不加大抗生素用量，如此恶性循环。杂草有了抗性，就需要喷洒更多的除草剂，才能把它们杀死。
   
转基因作物改变农民除草方式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有英国学者预言，长期单一使用一种除草剂，杂草会产生抗性，但当时许多植保工作者认为，植物生命周期较长，基因组合程度高，不必担心像昆虫那样产生抗性问题。但事实支持了预言。
   
    蹊跷的是，在转基因作物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使用除草剂了，为何抗性问题近年来才大规模爆发？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樱指出，以前农民可选用的除草剂品种很多，这些除草剂各有针对性，农民可根据自己种植的作物选择，而且轮换使用，这就不至于让抗性快速积累。
   
    但转基因作物让农民的选择余地变小了，由于耐性基因和除草剂“绑定”，比如在大豆中引入了耐草甘膦的转基因，那就只能使用草甘膦除草剂。结果，美国90%种大豆的农户选用了同一种除草剂。
   
    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还改变了农耕模式。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说，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以翻耕、在播种前的土地中喷洒除草剂、人工拔草等“组合拳”对付杂草；而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问世后，农户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农作物的整个生长周期中使用除草剂，这无疑加大了除草剂的使用量。有人甚至戏称，再过100年，或许农民只会喷药这一种除草方式了。
   
对付杂草的思路要变一下
   
    一直以来，人们对付杂草的思路是固定的：研制除草剂，又为了让农作物免受除草剂伤害，研究出了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农作物。然而，耐除草剂转基因并没有解决杂草问题，反而带来了抗性难题。但科学家和农民仍然固执地认为草甘膦是百年一遇的重大发现，要采取措施维持它的效力——似乎想把这一条路走到底。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所所长沈国辉的建议是：“向祖先学习，把养草灭草、水层控草等传统农耕措施和机械防治、生物防治等手段综合起来使用。”然而问题是，如果强制农民用综合手段，农民根本就不会花更多的钱去买转基因种子；如果不强制用综合手段，既然喷药简单省事，多数农民就不会让自己“更辛苦一点”。
   
    也有专家建议，我们可以像过去一样使用不同的除草剂来抵消抗性的增长，但这似乎已经没有了可操作性：目前很多转基因作物都引入了抗草甘膦基因，目的是在田间使用“农达”之类的草甘膦除草剂；如果换一种除草剂，势必要给农作物“植入”一种新的与之相应的“抗体”，这种新的转基因作物要经过一系列严格检测，以保证它对其他生物和环境无害，这项研究势必要花费许多人力物力。再看看抗生素的“前车之鉴”，有人担心，研究出了新除草剂，会不会进一步增强杂草抗性，其积累速度和规模，一旦超过新品种除草剂的研发速度，后果难以设想。到那时，我们可能除了回到手工拔草的老路上去，别无他法。
   
    耐除草剂转基因技术是一场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博弈。尽管许多科学家坚持：“我们不能因为汽车排放尾气而抛弃汽车……”但是人们还是希望，在还没有把握解决杂草抗性问题时，不要在耐除草剂转基因上一条路走到黑。或许，对付杂草的思路应该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