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看中国的崛起-->清风自在转移

德国人看中国



弗兰克· 泽林

中国是怎样彻底改变欧洲跨世纪一代的生活的

现在欧洲国家三十多岁的一代人的命运将由约八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决定。中国正在崛起，这个遥远国度即将重新成为中央帝国，这个事实将比目前争论的一切都更长远地影响这一代人的个人发展空间。

这绝不是牵强附会。尽管在德国三十多岁的人当中只有很少数人曾与一个中国人握过手，几乎没有人能知道一个活着中国名人的名字，更不知道一个中国流行歌手或作家，但是中国离我们很近很近。关联要比原来看起来的要紧密得多，中国已经用全球化编织得很细的大网将我们网住，而且中国正在为世界制定标准，即使如德国这样一个富裕的工业国也不能逃脱这些标准的束缚。

编织网非常紧密：不光我们在德国能够买到的几乎所有东西—从廉价的垃圾桶和衬衫、CD机和笔记本电脑到集装箱货运船—都能在中国生产，成本很低，而且德国劳动力的价值由于中国低廉的工资水平要重新测算。那种据称本国年轻雇员工资高是由于质量高的理由至多能维持几年的光阴。为了保持竞争力，德国企业必须如其法国、日本或美国的竞争者一样到中国投入生产。这对跨世纪一代来说意味着工作岗位的减少，对国家来说意味着税收的减少。

即使是在德国科研和开发这个自认为没有受到挑战领域的优势也迅速消失殆尽。西门子的移动电话只领先其中国竞争者大半年。服务领域—银行业和保险业—也朝东方转移，朝大钱运动的地方转移，而且只有少数的德国经理人员能在那里得到职位。所有的迹象看起来这个趋势还要在长时间内继续下去。

所以说，德国人必须正视下列事实，即德国为支持国家复兴而彻底改革的财力是否游刃有余取决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速度和力度。目前我们试图通过改革补救的许多东西在今后几年后我们无法负担，因为中国人理解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并试图将市场经济的原则运用在我们身上，而我们正在自以为是地探讨从困境摆脱出来的最佳途径。现在重新谈“黄祸”这个问题等于是要将世界颠倒过来。德国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它感觉优越的时间太长。苦涩的是德国现在三十多岁的人必须要承担此事的后果。

中国有许多王牌在手。这个国家不仅仅土地广袤，在今后的几十年间有廉价的劳动力可用，而这些劳动力的生活条件在不断地得到改善。一旦改革陷入停滞，中国中央政府还有足够的美元储备。另外，中国不用害怕国际金融市场的干预，因为它的货币紧紧与美元挂钩，它的外债水平低，它的股市是封闭的，外国投资者还无法攻破。

中国最大的优势则在另一点，是在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机遇：从经济上，中国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目前好像还没有另一个门槛国家能在中期与中国抗衡。特别是俄罗斯。迄今为止，它与中国一起争夺西方工业国家的青睐，但在经济增长上无法与其邻国媲美。198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只有俄罗斯的一半，可十年不到，情况就翻转过来了。两国的差距还在逐年加大。

即使印度也在竞争中被远远甩在后面。自几十年以来，这个南亚民主国家的经济就一直比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得多，文盲人数现在是中国的三倍，儿童死亡率是中国的两倍。因为印度的外汇储备只有中国的六分之一，所以它无法进行大胆的试验。南美则需要由外国债权人来打点滴，其国家领导人的任命需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同意。因为货币上下摇摆，需求不稳定，政府不可靠，所以外国投资业已崩溃。东南亚的四小龙—泰国、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早就习惯作为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来讨未来的角色。就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也无法摆脱邻国竞争所造成的压力，因为它变得太贵、太小、太不灵活。日本经济已经停滞十几年了。改革没有取得成效。日本企业为生存纷纷转移到成本低廉的中国。

西方大公司也必须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下将生产成本降低。基于此原因，它们毫无选择地接受中国人允许它们进入中国国内的条件。这些条件首先为中国的崛起打下基础。目前没有趋势逆转的可能。

现在三十多岁的人出生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在西德出生的人一生下来就被联邦德国战后的富裕生活所包裹。在幼儿园里，石油危机和德国秋天（德国七十年代恐怖主义肆虐，译者注）几乎不被人谈起。规矩、稳定、对成功习以为常是这一代人的特点。即使是在八十年代由和平人士和环保人士散布的世界末日的情绪也无法动摇人们恒定的成就感。德国人只要投入，就不管在哪里都能取得成功，这点曾被认为是再自然不过的。虽然1989年的巨变是一个震撼，未来与过去不一样的迹象越来越多，但是赫尔穆特· 科尔和弗兰兹· 贝肯鲍尔向德国人保证一切将会照旧，未来只会变得更好。德国人乐意相信传奇般“繁荣景象”（当时德国总理科尔承诺的，译者注）的出现，相信随着东部新球员的加入，“德国队在今后几十年当中都不会被击败”。

因此，三十多岁人的受到的打击尤其巨大。年纪大的人们对中国的崛起的兴趣有限，这已经不关他们的事了。现在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旦长到三十多岁业已习惯了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如同东德人在九十年代亲眼看到其幻想在社会巨变的现实当中破灭一样，现在三十多岁人不得不收回其远大的生活规划。

中国的新型力量慢慢地从旧思维定式的迷雾中走出来。这种思维定式附着在中国身上好几十年，阻隔了跨世纪一代认识世界新秩序的目光。对许多德国人来说，中国就是在德国的中国餐馆，在德国的中国餐馆与中餐几乎毫无关系，正因为如此才遍布德国的各个小城市； 中国就是上海，每个人都曾听说过它过去和现在的神奇；中国就是紫禁城，就是吃狗肉，就是安迪·沃霍尔的毛泽东肖像，就是长城和兵马俑，就是绿茶和针灸。它的确是一个发达的古老文明，正好是令人兴奋旅游和艺术专题晚会的材料。但除此之外，中国与三十多岁的人毫无关系。他们当然知道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也听说过东方巨龙的苏醒。拿破仑这句话有了足够久的时间传播。尽管如此，三十多岁人在潜意识中认为，欧洲和美洲主导着全球的变化，世界其它地方都只是边缘的民俗。

在经历了68年的遁世者和89年的上升的一代之后，萦绕着跨世纪的一代的脑海的是下降一代的概念。这一代的先头部队是德国国家足球队。德国国家足球队队员年轻、身价不菲，踢球毫无乐趣。

中国的攻势则大胆主动。 世界经济的万有引力逐渐向这个泱泱大国转移。今年，中国又连续第二年成为世界上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去年，中国接受到超过五百亿美元的外资。在过去十年中，德国的投资就上升三十倍。世界在中国的投资是中国稳步上升的基石。到目前为止，虽然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仅仅吸引到国际投资的百分之八，但是趋势是上升的。去年，流入美国的投资额下降三分之二，降到四百四十亿美元。这种转变已经开始吞噬美国人的自尊心，特别是在生产产业稳定了十五年之后，在最近三年当中损失了百分之十六的工作岗位。对生气勃勃的中国采取建立贸易壁垒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在美国学习过、现在在那里生活的年轻中国人现在返回他们的故乡，因为他们认为其职业前景更好。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无限机会的国度。伴随著经济崛起，体育和文化的发展紧随而来。来自中国大陆的姚明—美国休斯敦火箭队报酬丰厚的队员—已成为美国人的宠儿。钢琴家郎郎—刚刚与达尼尔· 巴恩波伊姆演奏过柴可夫斯基和门德尔松作品—成为欧洲人的宠儿。一名来自中国的一级方程式车手正在热身。过大半年后，一级方程式将在中国上海第一次亮相。

中国从西方竞争者手中将一个接一个的市场领先地位夺过来。中国不仅是山地车、微波炉和海产品的全球最大生产者，其钢产量也为世界第一，今年第一季度其钢产量是美国的两倍，是俄罗斯的三倍，是德国的四倍。另外，中国的手机和笔记本产量为世界第一。在汽车方面，今年中国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的汽车市场，尽管中国每千人拥有六辆汽车只相当德国汽车拥有量的八十分之一。大众汽车总裁波恩特· 皮舍茨里德在中国销售的轿车销售量早已超过德国，他预计在2006年中国的汽车市场要超过德国的汽车市场。到今年底，中国的电脑的产量将成为世界第二。2003年六月起，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人随货物而至：汉莎航空公司监事会主席于尔根· 威伯尔预计，在本十年内，汉莎航空公司每天将有四班飞北京和上海，到这两个城市的客人数目比飞往纽约的客人要多。

他或许是对的：虽然现在各种之最如同甜粥一样从报纸的经济版涌出，但是对中国来说，发展之路现在才开始，其巨大的潜能还没有发挥出来。中国的西部地区还能在数十年间内吸纳外国投资。另外，中国居民家庭不像美国人那样靠借贷过日，而是将其收入的平均百分四十存入银行。目前，只有不到三亿的中国人属于中产阶层。

尽管如此，中国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就和继续崛起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如同马拉松选手一样一公里一公里地艰难前行。国家搞计划的领导人仅仅是把握到了外国企业的需求、本国工人的能力和人民的忍耐力才找到改革的恰当速度和平衡点。

德国三十多岁人可能对此并不高兴。他们觉得在改革停滞时寻找道路方面本来就有足够的难题要解决。他们中有一些人恼怒地问：中国是不是大大地被高估了？中国是不是如八十年代的日本和九十年代的亚洲小龙那样被人顶礼膜拜，最后跌跌撞撞地摔倒在历史的征途上？而西方的商队虽然缓慢但是持之以恒地向前走去。

对这个小心翼翼的问题，回答是咄咄逼人的：中国已经摆脱了失败的阴影。离上次中国的崩溃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多年了。当时看起来像是一个文明的终结，而从现在眼光来看更像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低谷。这个低谷持续了一百二十多年（这对三十岁的德国人是第二个坏消息），到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仙逝而结束。但中国至今没有忘记当时从成功者的床塌上摔在地上的痛苦。而中国末代王朝所经历的灾难会让自然生入富裕时代的三十多岁欧洲人有所触动的。

中国在十九世纪错过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绝非是因为在技术上或经济上处于劣势，而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沉醉于成功，厌倦革新，中国国民的昏昏欲睡。中国当时绝不是处于关闭自首的停滞状态。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还能与当时的欧洲主宰英国分庭抗礼。资本主义并不是欧洲人当时才带给中国人的。美国加尼福尼亚的历史学家肯内斯·珀默然兹用这论点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他的书“巨大的差异”获得了世界历史学家联合会的大奖，被专业界认为是“理解中国与西方差异起因和过程的最大和最重要的贡献”。该书使两个经济竞争对手—中国和欧洲—之间关系得到“彻底调整”。

事实有利于中国：进入十九世纪，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卫生条件无可挑剔。今天人们还不相信，当时，使用肥皂和热水不仅很普遍，而且“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比西方更具有决定性影响”（珀默然兹语）。人们有洁净水使用。不仅中国的城市，而且亚洲的城市一般“在涉及公共卫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死亡率是人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它在中国比欧洲低。中国人的寿命与欧洲人一样长。他们过得很好，以至于他们开始少要孩子，如同今天的欧洲人一样。中国和欧洲的人均收入一样高，生产率也是如此。英国人在简单生产方面更加领先，而中国人在农业方面更好。中国国内贸易与欧洲各国之间贸易发展得一样好。欧洲的资本成本不比中国高。两地的资本均很充裕。

珀默然兹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在世界范围内相比，以英国为经济中心的欧洲经济在进入十九世纪的时候“并不是非同一般”，与国际相比甚至还比较小。早在1840年，在殖民统治者在中国建立租界并接手商务之前，上海的商品营业额超过了欧洲最大港口城市—伦敦。欧洲人的技术也没有给中国人什么深刻印象。珀默然兹总结说：“当时，欧洲人在技术开发方面并不领先”。

中国朝廷相信，中国因其悠久的历史、土地面积的广袤和其发展水平是如此不可比拟和强大，以至它可以不必在意全球化的挑战。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依然是中央之国。中国认为没有必要与英国人较劲，把他们看作只是来自遥远西方的小岛（其面积小得让他们在大部分时间必须生活在摇晃的船上）的暴发户。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主要是低廉机械和粗制滥造布料—在中国的商店里是卖不出的东西或者最多是称为稀奇古怪的东西。

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十九世纪初看来给其领导人以底气。经济繁荣，中国能自给自足，不必依靠外国的合作。对未来的危机也采取了预防措施：各位皇帝引用储备金和国民经济调控的手段，形成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稳定的体系，使庞大的中国得到繁荣。中国当时可以与欧洲相提并论。在十八世纪，中国在整体上是统一的、稳定的，而欧洲则陷入严重的分裂，在整个世纪期间只有十七年的和平。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如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德国一样不受外界影响的经济成功模式。人们充满期待的快乐欢呼历史的终结，一个中国好时期的结束。朝廷忠于自己的承诺，以娴熟的手段统治着国家。

全球化的第一批冲击波改变了当时的世界。各个国家认识到，将本国的力量与其它国家的力量联合在一起能带来好处。游戏规则很简单：谁越早适应这个趋势，致力于一体化，谁的参与全球化和游在上面的机会就越大。没有机会偷占近邻的小岛居民英国人特别容易接受这种趋势。为了给英国的船队在全球开道，英国海军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保护站：1819年在新加坡，1839年在也门的亚丁，1840年在香港。现代化的蒸汽轮从中国航行到南安普敦之需要三个月，而不是六个月。商业线路一旦打开，连接世界的电缆就开始铺好。1851年，第一条海底电缆在英国的多夫和法国的加来之间铺设好。十五年之后，大西洋的海底电缆铺设好。1868年，电缆铺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1870年铺到了印度的孟买。1872年，横滨的电缆铺好。1883年，在伦敦和上海之间有直接的电缆连线。新技术为商人带来更多的利润。他们能借助新技术更快地对客户的需求进行反映，运输更加快捷。另外，支付往来的效率更高。

当时，那些给年轻英国一代带来福祉的一切，却给骄傲的中国人带来灾祸。中国皇室最晚在十九世纪上叶就应该审视世界的竞争形势，对中国的地位加以反省并注意工业革命的怪现象：即小国家也能掌控整个世界。但是，皇宫内的战略家们—中央之国的精英们—感觉自己优势太明显，无需与世界其它国家进行较量以争夺市场份额。虽然牢骚满腹，但是在牢骚的背后隐藏着的凌驾于与其它国家进行任何经济竞争之上不可触犯的自尊。如同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 C· 伯尔达称二十一世纪的德国人一样，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人“具有一定浪漫气质，幻想所有的人能和睦相处，不愿受商业问题的烦扰”。

中国皇室也不能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人口不断增长，人们的需求不断增高，农田被过度利用和被耗竭，官员的仕途被堵塞，行政成本不断上升，行政效率降低。即使在高度发展地区的中国人也变得不满，因为无法进一步发展。

而志满意得英国人有平息其在中国贸易界和政府部门与其打交道商业伙伴的手段：鸦片。英国人从其印度殖民地提供鸦片，然后由中国商人在国内经销鸦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样一种罂粟花提取物竟然就让中国人折弯腰。中国人得到是瘾君子，而外国人得到是白花花的银子。中国人的钱袋越来越瘪，社会问题越来越大。

自几百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出现贸易赤字。贸易赤字呈函数式增长。因为全国各地都缺钱，那税收越来越难征收。宗教极端分子如白莲教煽动起义，起义被接受贿赂的无能将军拖长。虽然能镇压暴乱，但是这就耗尽了高达国库经常收入三四倍的开支。在起义者所占领的地区，税收收入就无从谈起。皇室变得紧张，但早就没有实际权力了。人们安慰自己道：“我们的困苦是高层次上的”。

而这时全球化的狼早已嗅觉到猎物的存在。英国以及其它欧洲国家和美国用贸易和炮舰政策不断开拓其贸易空间。中国长达几百年的繁荣经济摇摇欲坠。当中国皇室在十九世纪末幡然醒悟，想按照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榜样来进行彻底的改革，一切都太晚了。皇帝已没有能力阻止国家的陨落。给行政机构的命令得不到执行。在外国和国内军阀的压力下，帝国土崩瓦解。1911年，少年皇帝溥仪被迫退位。一个长达二千多年的皇帝统治的历史就这样寿终正寝了。内战消耗着中国。共和派的改革者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一起争夺政权，在三十年代则成为了日本人的猎物。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了中国绝大部分土地并进行残酷的掠夺。直至1949年，毛泽东才重新统一中国，让中国独立自主。

毛泽东极力但徒劳地努力缩短进入现代化的经济进程。但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两次大的社会灾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才认识到，只有与世界同步发展，而不是与世界作对，大中国才有机会。每次想摆脱与世界联系的尝试最后的结果是权力的丧失。在忠诚和睿智周恩来总理的柔和压力下，老迈的毛泽东终于不再视美国为敌：1972年，在数月的秘密乒乓外交之后，毛泽东接见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可伟大舵手往往是用残酷的惩罚来对待创新建议。在他四年之后去世之后，中国的明智人士才敢从背后走出来。邓小平—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差一点被处死的人—向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了激烈追赶赛跑，直至今天。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危机，中国巨大的国民经济又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规模。

中国人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从过去的愚蠢中学得更加聪明。取代过去的捷径和跃进的做法，中国现在的改革更加慎重和谨慎。邓小平说过：“中国的改革就像摸着石头过河”。这条原理已经成为改革者的圣经。自二十五年以来，中国遵循这个战略不断向前发展，整个国家到处都能感受到一种自信。现在，每个月都有上百亿美元的款项从第一世界转移到中国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改善了那里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这是在世界经济史上从一个富国到一个穷国的最大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

从那些在欧洲自认为是具有开放和革新精神世界主义者三十多岁年轻人的身上则反映不出这种权力平衡的转移。他们现在还相信，在艰难的时期，最切身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不去现实地反思全球化给自己国家带来的后果，相反他们当中有的人摆出休戚相关的姿态站在全球化失败者的一边，却不知道，他们其实也是全球化的失败者。三十岁一代中的全球化捍卫者确信，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更快只会有利于欧洲的富裕。他们都大大地高估了自己的优势地位。他们相信，只要欧洲人愿意，一切未来的机会都属于欧洲。

只有意愿是再也不够的，因为中国以上升者的韧劲努力工作，带着一定要改变自己现状的心愿。殊不知旧世界强国（也包括美国）的主导地位不是永恒不变的，中国的三十多岁的人也都深知此点。他们不在乎这个时刻是否提前十年或者推迟十年来到。期待的快乐是最大的快乐。年轻的中国在从欧洲返回中国之后报道，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欧洲这里挚爱自己的传统和对精确度的痴迷。对细节的痴迷妨碍人们采取大举动，这个举动对勇敢地返回变化迅速的现实是有必要的。对于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中国人来说，欧洲的三十多岁的人是生活在诗情画意地区的异种、传统生活方式的慎重维护者、细节的专家、旧实体和旧社会体制的维护者。八十年代的创新大腕和九十年代的热心工会的人，两者虽然看起来晃眼，但是都保守到深至骨髓。如同一位能说德文的中国人一语中的说道：“一个缺少猛拉干劲的国家”。

中国则在其失败时期已从历史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散发着一股清新的非传统味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混种文化，以极大的灵活性吸纳着对它有利的一切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自己的，还是异己的，西方现代和传统、殖民时期之前的残余和在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共产主义组织形式，只要对富裕的发展有用，一切拿来。当欧洲三十多岁的人对此嗤之以鼻并在世界散布其传统价值的时候和当美国人穷兵黩武的时候，中国人正在用其商品占领着整个世界。

可以宽恕三十多岁人对此变化熟视无睹。他们表露出来的是成功者对外来人的通常态度。他们的自我理解是以他们自己圈内最先进的人为标准，而据外的形象则是最底层的最落后的。局外人标上这样的标记对于他们（已确立地位的人们）来说就显得不再危险了。也许，希望的盔甲能暂时保护已确立地位的人们，给跨世纪一代以前进的力量，忙于辩论。他们受到辩论的迷惑，以为历史还留给他们选择这样或那样道路的机会。但是，现实早晚要毁掉他们的梦想。从中国的角度（也许很快会成为主流看法）来看，欧洲三十多岁人正在成为文明标准档案保管员的一代。他们正在充满情感地维护所取得的东西。对此，人们肯定会喜爱这一代人。但是，希望的钟声正在别处敲响。

选自：2003年12月的时事纵横季刊德国人看中国



弗兰克· 泽林

中国是怎样彻底改变欧洲跨世纪一代的生活的

现在欧洲国家三十多岁的一代人的命运将由约八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决定。中国正在崛起，这个遥远国度即将重新成为中央帝国，这个事实将比目前争论的一切都更长远地影响这一代人的个人发展空间。

这绝不是牵强附会。尽管在德国三十多岁的人当中只有很少数人曾与一个中国人握过手，几乎没有人能知道一个活着中国名人的名字，更不知道一个中国流行歌手或作家，但是中国离我们很近很近。关联要比原来看起来的要紧密得多，中国已经用全球化编织得很细的大网将我们网住，而且中国正在为世界制定标准，即使如德国这样一个富裕的工业国也不能逃脱这些标准的束缚。

编织网非常紧密：不光我们在德国能够买到的几乎所有东西—从廉价的垃圾桶和衬衫、CD机和笔记本电脑到集装箱货运船—都能在中国生产，成本很低，而且德国劳动力的价值由于中国低廉的工资水平要重新测算。那种据称本国年轻雇员工资高是由于质量高的理由至多能维持几年的光阴。为了保持竞争力，德国企业必须如其法国、日本或美国的竞争者一样到中国投入生产。这对跨世纪一代来说意味着工作岗位的减少，对国家来说意味着税收的减少。

即使是在德国科研和开发这个自认为没有受到挑战领域的优势也迅速消失殆尽。西门子的移动电话只领先其中国竞争者大半年。服务领域—银行业和保险业—也朝东方转移，朝大钱运动的地方转移，而且只有少数的德国经理人员能在那里得到职位。所有的迹象看起来这个趋势还要在长时间内继续下去。

所以说，德国人必须正视下列事实，即德国为支持国家复兴而彻底改革的财力是否游刃有余取决于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速度和力度。目前我们试图通过改革补救的许多东西在今后几年后我们无法负担，因为中国人理解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并试图将市场经济的原则运用在我们身上，而我们正在自以为是地探讨从困境摆脱出来的最佳途径。现在重新谈“黄祸”这个问题等于是要将世界颠倒过来。德国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它感觉优越的时间太长。苦涩的是德国现在三十多岁的人必须要承担此事的后果。

中国有许多王牌在手。这个国家不仅仅土地广袤，在今后的几十年间有廉价的劳动力可用，而这些劳动力的生活条件在不断地得到改善。一旦改革陷入停滞，中国中央政府还有足够的美元储备。另外，中国不用害怕国际金融市场的干预，因为它的货币紧紧与美元挂钩，它的外债水平低，它的股市是封闭的，外国投资者还无法攻破。

中国最大的优势则在另一点，是在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机遇：从经济上，中国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目前好像还没有另一个门槛国家能在中期与中国抗衡。特别是俄罗斯。迄今为止，它与中国一起争夺西方工业国家的青睐，但在经济增长上无法与其邻国媲美。198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只有俄罗斯的一半，可十年不到，情况就翻转过来了。两国的差距还在逐年加大。

即使印度也在竞争中被远远甩在后面。自几十年以来，这个南亚民主国家的经济就一直比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得多，文盲人数现在是中国的三倍，儿童死亡率是中国的两倍。因为印度的外汇储备只有中国的六分之一，所以它无法进行大胆的试验。南美则需要由外国债权人来打点滴，其国家领导人的任命需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同意。因为货币上下摇摆，需求不稳定，政府不可靠，所以外国投资业已崩溃。东南亚的四小龙—泰国、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早就习惯作为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来讨未来的角色。就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也无法摆脱邻国竞争所造成的压力，因为它变得太贵、太小、太不灵活。日本经济已经停滞十几年了。改革没有取得成效。日本企业为生存纷纷转移到成本低廉的中国。

西方大公司也必须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下将生产成本降低。基于此原因，它们毫无选择地接受中国人允许它们进入中国国内的条件。这些条件首先为中国的崛起打下基础。目前没有趋势逆转的可能。

现在三十多岁的人出生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在西德出生的人一生下来就被联邦德国战后的富裕生活所包裹。在幼儿园里，石油危机和德国秋天（德国七十年代恐怖主义肆虐，译者注）几乎不被人谈起。规矩、稳定、对成功习以为常是这一代人的特点。即使是在八十年代由和平人士和环保人士散布的世界末日的情绪也无法动摇人们恒定的成就感。德国人只要投入，就不管在哪里都能取得成功，这点曾被认为是再自然不过的。虽然1989年的巨变是一个震撼，未来与过去不一样的迹象越来越多，但是赫尔穆特· 科尔和弗兰兹· 贝肯鲍尔向德国人保证一切将会照旧，未来只会变得更好。德国人乐意相信传奇般“繁荣景象”（当时德国总理科尔承诺的，译者注）的出现，相信随着东部新球员的加入，“德国队在今后几十年当中都不会被击败”。

因此，三十多岁人的受到的打击尤其巨大。年纪大的人们对中国的崛起的兴趣有限，这已经不关他们的事了。现在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旦长到三十多岁业已习惯了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如同东德人在九十年代亲眼看到其幻想在社会巨变的现实当中破灭一样，现在三十多岁人不得不收回其远大的生活规划。

中国的新型力量慢慢地从旧思维定式的迷雾中走出来。这种思维定式附着在中国身上好几十年，阻隔了跨世纪一代认识世界新秩序的目光。对许多德国人来说，中国就是在德国的中国餐馆，在德国的中国餐馆与中餐几乎毫无关系，正因为如此才遍布德国的各个小城市； 中国就是上海，每个人都曾听说过它过去和现在的神奇；中国就是紫禁城，就是吃狗肉，就是安迪·沃霍尔的毛泽东肖像，就是长城和兵马俑，就是绿茶和针灸。它的确是一个发达的古老文明，正好是令人兴奋旅游和艺术专题晚会的材料。但除此之外，中国与三十多岁的人毫无关系。他们当然知道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也听说过东方巨龙的苏醒。拿破仑这句话有了足够久的时间传播。尽管如此，三十多岁人在潜意识中认为，欧洲和美洲主导着全球的变化，世界其它地方都只是边缘的民俗。

在经历了68年的遁世者和89年的上升的一代之后，萦绕着跨世纪的一代的脑海的是下降一代的概念。这一代的先头部队是德国国家足球队。德国国家足球队队员年轻、身价不菲，踢球毫无乐趣。

中国的攻势则大胆主动。 世界经济的万有引力逐渐向这个泱泱大国转移。今年，中国又连续第二年成为世界上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去年，中国接受到超过五百亿美元的外资。在过去十年中，德国的投资就上升三十倍。世界在中国的投资是中国稳步上升的基石。到目前为止，虽然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仅仅吸引到国际投资的百分之八，但是趋势是上升的。去年，流入美国的投资额下降三分之二，降到四百四十亿美元。这种转变已经开始吞噬美国人的自尊心，特别是在生产产业稳定了十五年之后，在最近三年当中损失了百分之十六的工作岗位。对生气勃勃的中国采取建立贸易壁垒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在美国学习过、现在在那里生活的年轻中国人现在返回他们的故乡，因为他们认为其职业前景更好。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无限机会的国度。伴随著经济崛起，体育和文化的发展紧随而来。来自中国大陆的姚明—美国休斯敦火箭队报酬丰厚的队员—已成为美国人的宠儿。钢琴家郎郎—刚刚与达尼尔· 巴恩波伊姆演奏过柴可夫斯基和门德尔松作品—成为欧洲人的宠儿。一名来自中国的一级方程式车手正在热身。过大半年后，一级方程式将在中国上海第一次亮相。

中国从西方竞争者手中将一个接一个的市场领先地位夺过来。中国不仅是山地车、微波炉和海产品的全球最大生产者，其钢产量也为世界第一，今年第一季度其钢产量是美国的两倍，是俄罗斯的三倍，是德国的四倍。另外，中国的手机和笔记本产量为世界第一。在汽车方面，今年中国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的汽车市场，尽管中国每千人拥有六辆汽车只相当德国汽车拥有量的八十分之一。大众汽车总裁波恩特· 皮舍茨里德在中国销售的轿车销售量早已超过德国，他预计在2006年中国的汽车市场要超过德国的汽车市场。到今年底，中国的电脑的产量将成为世界第二。2003年六月起，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人随货物而至：汉莎航空公司监事会主席于尔根· 威伯尔预计，在本十年内，汉莎航空公司每天将有四班飞北京和上海，到这两个城市的客人数目比飞往纽约的客人要多。

他或许是对的：虽然现在各种之最如同甜粥一样从报纸的经济版涌出，但是对中国来说，发展之路现在才开始，其巨大的潜能还没有发挥出来。中国的西部地区还能在数十年间内吸纳外国投资。另外，中国居民家庭不像美国人那样靠借贷过日，而是将其收入的平均百分四十存入银行。目前，只有不到三亿的中国人属于中产阶层。

尽管如此，中国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就和继续崛起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如同马拉松选手一样一公里一公里地艰难前行。国家搞计划的领导人仅仅是把握到了外国企业的需求、本国工人的能力和人民的忍耐力才找到改革的恰当速度和平衡点。

德国三十多岁人可能对此并不高兴。他们觉得在改革停滞时寻找道路方面本来就有足够的难题要解决。他们中有一些人恼怒地问：中国是不是大大地被高估了？中国是不是如八十年代的日本和九十年代的亚洲小龙那样被人顶礼膜拜，最后跌跌撞撞地摔倒在历史的征途上？而西方的商队虽然缓慢但是持之以恒地向前走去。

对这个小心翼翼的问题，回答是咄咄逼人的：中国已经摆脱了失败的阴影。离上次中国的崩溃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多年了。当时看起来像是一个文明的终结，而从现在眼光来看更像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短暂低谷。这个低谷持续了一百二十多年（这对三十岁的德国人是第二个坏消息），到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仙逝而结束。但中国至今没有忘记当时从成功者的床塌上摔在地上的痛苦。而中国末代王朝所经历的灾难会让自然生入富裕时代的三十多岁欧洲人有所触动的。

中国在十九世纪错过工业革命的大好时机，绝非是因为在技术上或经济上处于劣势，而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沉醉于成功，厌倦革新，中国国民的昏昏欲睡。中国当时绝不是处于关闭自首的停滞状态。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还能与当时的欧洲主宰英国分庭抗礼。资本主义并不是欧洲人当时才带给中国人的。美国加尼福尼亚的历史学家肯内斯·珀默然兹用这论点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他的书“巨大的差异”获得了世界历史学家联合会的大奖，被专业界认为是“理解中国与西方差异起因和过程的最大和最重要的贡献”。该书使两个经济竞争对手—中国和欧洲—之间关系得到“彻底调整”。

事实有利于中国：进入十九世纪，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卫生条件无可挑剔。今天人们还不相信，当时，使用肥皂和热水不仅很普遍，而且“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比西方更具有决定性影响”（珀默然兹语）。人们有洁净水使用。不仅中国的城市，而且亚洲的城市一般“在涉及公共卫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死亡率是人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它在中国比欧洲低。中国人的寿命与欧洲人一样长。他们过得很好，以至于他们开始少要孩子，如同今天的欧洲人一样。中国和欧洲的人均收入一样高，生产率也是如此。英国人在简单生产方面更加领先，而中国人在农业方面更好。中国国内贸易与欧洲各国之间贸易发展得一样好。欧洲的资本成本不比中国高。两地的资本均很充裕。

珀默然兹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在世界范围内相比，以英国为经济中心的欧洲经济在进入十九世纪的时候“并不是非同一般”，与国际相比甚至还比较小。早在1840年，在殖民统治者在中国建立租界并接手商务之前，上海的商品营业额超过了欧洲最大港口城市—伦敦。欧洲人的技术也没有给中国人什么深刻印象。珀默然兹总结说：“当时，欧洲人在技术开发方面并不领先”。

中国朝廷相信，中国因其悠久的历史、土地面积的广袤和其发展水平是如此不可比拟和强大，以至它可以不必在意全球化的挑战。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依然是中央之国。中国认为没有必要与英国人较劲，把他们看作只是来自遥远西方的小岛（其面积小得让他们在大部分时间必须生活在摇晃的船上）的暴发户。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主要是低廉机械和粗制滥造布料—在中国的商店里是卖不出的东西或者最多是称为稀奇古怪的东西。

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十九世纪初看来给其领导人以底气。经济繁荣，中国能自给自足，不必依靠外国的合作。对未来的危机也采取了预防措施：各位皇帝引用储备金和国民经济调控的手段，形成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稳定的体系，使庞大的中国得到繁荣。中国当时可以与欧洲相提并论。在十八世纪，中国在整体上是统一的、稳定的，而欧洲则陷入严重的分裂，在整个世纪期间只有十七年的和平。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如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德国一样不受外界影响的经济成功模式。人们充满期待的快乐欢呼历史的终结，一个中国好时期的结束。朝廷忠于自己的承诺，以娴熟的手段统治着国家。

全球化的第一批冲击波改变了当时的世界。各个国家认识到，将本国的力量与其它国家的力量联合在一起能带来好处。游戏规则很简单：谁越早适应这个趋势，致力于一体化，谁的参与全球化和游在上面的机会就越大。没有机会偷占近邻的小岛居民英国人特别容易接受这种趋势。为了给英国的船队在全球开道，英国海军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保护站：1819年在新加坡，1839年在也门的亚丁，1840年在香港。现代化的蒸汽轮从中国航行到南安普敦之需要三个月，而不是六个月。商业线路一旦打开，连接世界的电缆就开始铺好。1851年，第一条海底电缆在英国的多夫和法国的加来之间铺设好。十五年之后，大西洋的海底电缆铺设好。1868年，电缆铺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1870年铺到了印度的孟买。1872年，横滨的电缆铺好。1883年，在伦敦和上海之间有直接的电缆连线。新技术为商人带来更多的利润。他们能借助新技术更快地对客户的需求进行反映，运输更加快捷。另外，支付往来的效率更高。

当时，那些给年轻英国一代带来福祉的一切，却给骄傲的中国人带来灾祸。中国皇室最晚在十九世纪上叶就应该审视世界的竞争形势，对中国的地位加以反省并注意工业革命的怪现象：即小国家也能掌控整个世界。但是，皇宫内的战略家们—中央之国的精英们—感觉自己优势太明显，无需与世界其它国家进行较量以争夺市场份额。虽然牢骚满腹，但是在牢骚的背后隐藏着的凌驾于与其它国家进行任何经济竞争之上不可触犯的自尊。如同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 C· 伯尔达称二十一世纪的德国人一样，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人“具有一定浪漫气质，幻想所有的人能和睦相处，不愿受商业问题的烦扰”。

中国皇室也不能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人口不断增长，人们的需求不断增高，农田被过度利用和被耗竭，官员的仕途被堵塞，行政成本不断上升，行政效率降低。即使在高度发展地区的中国人也变得不满，因为无法进一步发展。

而志满意得英国人有平息其在中国贸易界和政府部门与其打交道商业伙伴的手段：鸦片。英国人从其印度殖民地提供鸦片，然后由中国商人在国内经销鸦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样一种罂粟花提取物竟然就让中国人折弯腰。中国人得到是瘾君子，而外国人得到是白花花的银子。中国人的钱袋越来越瘪，社会问题越来越大。

自几百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出现贸易赤字。贸易赤字呈函数式增长。因为全国各地都缺钱，那税收越来越难征收。宗教极端分子如白莲教煽动起义，起义被接受贿赂的无能将军拖长。虽然能镇压暴乱，但是这就耗尽了高达国库经常收入三四倍的开支。在起义者所占领的地区，税收收入就无从谈起。皇室变得紧张，但早就没有实际权力了。人们安慰自己道：“我们的困苦是高层次上的”。

而这时全球化的狼早已嗅觉到猎物的存在。英国以及其它欧洲国家和美国用贸易和炮舰政策不断开拓其贸易空间。中国长达几百年的繁荣经济摇摇欲坠。当中国皇室在十九世纪末幡然醒悟，想按照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榜样来进行彻底的改革，一切都太晚了。皇帝已没有能力阻止国家的陨落。给行政机构的命令得不到执行。在外国和国内军阀的压力下，帝国土崩瓦解。1911年，少年皇帝溥仪被迫退位。一个长达二千多年的皇帝统治的历史就这样寿终正寝了。内战消耗着中国。共和派的改革者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一起争夺政权，在三十年代则成为了日本人的猎物。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了中国绝大部分土地并进行残酷的掠夺。直至1949年，毛泽东才重新统一中国，让中国独立自主。

毛泽东极力但徒劳地努力缩短进入现代化的经济进程。但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两次大的社会灾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才认识到，只有与世界同步发展，而不是与世界作对，大中国才有机会。每次想摆脱与世界联系的尝试最后的结果是权力的丧失。在忠诚和睿智周恩来总理的柔和压力下，老迈的毛泽东终于不再视美国为敌：1972年，在数月的秘密乒乓外交之后，毛泽东接见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可伟大舵手往往是用残酷的惩罚来对待创新建议。在他四年之后去世之后，中国的明智人士才敢从背后走出来。邓小平—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差一点被处死的人—向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了激烈追赶赛跑，直至今天。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危机，中国巨大的国民经济又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规模。

中国人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从过去的愚蠢中学得更加聪明。取代过去的捷径和跃进的做法，中国现在的改革更加慎重和谨慎。邓小平说过：“中国的改革就像摸着石头过河”。这条原理已经成为改革者的圣经。自二十五年以来，中国遵循这个战略不断向前发展，整个国家到处都能感受到一种自信。现在，每个月都有上百亿美元的款项从第一世界转移到中国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改善了那里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这是在世界经济史上从一个富国到一个穷国的最大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

从那些在欧洲自认为是具有开放和革新精神世界主义者三十多岁年轻人的身上则反映不出这种权力平衡的转移。他们现在还相信，在艰难的时期，最切身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不去现实地反思全球化给自己国家带来的后果，相反他们当中有的人摆出休戚相关的姿态站在全球化失败者的一边，却不知道，他们其实也是全球化的失败者。三十岁一代中的全球化捍卫者确信，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更快只会有利于欧洲的富裕。他们都大大地高估了自己的优势地位。他们相信，只要欧洲人愿意，一切未来的机会都属于欧洲。

只有意愿是再也不够的，因为中国以上升者的韧劲努力工作，带着一定要改变自己现状的心愿。殊不知旧世界强国（也包括美国）的主导地位不是永恒不变的，中国的三十多岁的人也都深知此点。他们不在乎这个时刻是否提前十年或者推迟十年来到。期待的快乐是最大的快乐。年轻的中国在从欧洲返回中国之后报道，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欧洲这里挚爱自己的传统和对精确度的痴迷。对细节的痴迷妨碍人们采取大举动，这个举动对勇敢地返回变化迅速的现实是有必要的。对于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中国人来说，欧洲的三十多岁的人是生活在诗情画意地区的异种、传统生活方式的慎重维护者、细节的专家、旧实体和旧社会体制的维护者。八十年代的创新大腕和九十年代的热心工会的人，两者虽然看起来晃眼，但是都保守到深至骨髓。如同一位能说德文的中国人一语中的说道：“一个缺少猛拉干劲的国家”。

中国则在其失败时期已从历史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散发着一股清新的非传统味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混种文化，以极大的灵活性吸纳着对它有利的一切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自己的，还是异己的，西方现代和传统、殖民时期之前的残余和在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共产主义组织形式，只要对富裕的发展有用，一切拿来。当欧洲三十多岁的人对此嗤之以鼻并在世界散布其传统价值的时候和当美国人穷兵黩武的时候，中国人正在用其商品占领着整个世界。

可以宽恕三十多岁人对此变化熟视无睹。他们表露出来的是成功者对外来人的通常态度。他们的自我理解是以他们自己圈内最先进的人为标准，而据外的形象则是最底层的最落后的。局外人标上这样的标记对于他们（已确立地位的人们）来说就显得不再危险了。也许，希望的盔甲能暂时保护已确立地位的人们，给跨世纪一代以前进的力量，忙于辩论。他们受到辩论的迷惑，以为历史还留给他们选择这样或那样道路的机会。但是，现实早晚要毁掉他们的梦想。从中国的角度（也许很快会成为主流看法）来看，欧洲三十多岁人正在成为文明标准档案保管员的一代。他们正在充满情感地维护所取得的东西。对此，人们肯定会喜爱这一代人。但是，希望的钟声正在别处敲响。

选自：2003年12月的时事纵横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