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向超级强国的进军-->清风自在转移

<P>中国向超级强国的进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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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会引起某些周边国家的特别“担心”。这种议论就好像中国曾经对他们做过什么孽似的，似乎中国曾经有过邪恶的帝国主义历史似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矫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这种情形――一个人不小心被汽车蹭倒，或仅仅被疾驶而过的汽车惊了一下，他会顺势倒下，围观者会帮着起哄，“别起来，别起来！”――车之于人的关系就好比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小国的指责总会引起旁观者的特别同情，这也很正常。做大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当这个大国正在各方面崛起，并明确了在本地区确定应有的地位的雄心，那么，周边国家的猜疑和议论应该是正常的。
　　但事情的关键是――这样猜测怀疑或把中国当做现实威胁，对中国来说是不公正的。
　　我们认为如此“控诉”都是矫情的言论。
　　我们不需要从种族特质上阐述中国人不具备帝国主义基因的道理。我们也认为：从历史事实来解说中国人民没有扩张传统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无济于事的。
　　法拉奇曾问邓小平：“听说林 彪曾搞了一个扩张计划，这个扩张范围南至印尼，对吗？”
　　邓小平回答：“怎么我不知道哇？”
　　法拉奇问到的“扩张计划南至印尼”的说法，会不会是缘源于60年代那次著名的改变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事件？那次事件造成了中国同印尼断交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不幸后果。那是一场众说纷坛的政治风暴。但是，两国仍然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态度面对了“断交”，难能可贵的是：印度尼西亚并未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而同台湾当局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
　　至今为止，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展览馆里，每逢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参观，友好的印尼主人会小心翼翼地避开有关那段敏感历史记载的展厅。
　　当我们无比欣慰地看到中国和印尼建立起了面向未来的友好合作关系时，再提到历史当然不尽适宜。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关于中国插手了印尼的内乱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这不是因为谁“纠缠了历史”，也不是中国唠叨着要表明清白。关于中国插手印尼事务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挑拨。
　　中国是一个很容易被人传言出耸人听闻的故事的国家。中国几近于内向的国家特点给了职业杜撰者们一个充裕的想象空间。
　　你不可能编造出有关美国“全球扩张”计划的神话，美国已经扩张过了，以至于他自己对扩张已经腻味了，也不可能刺激公众的胃口。
　　你不可能编造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惊人消息，因为这个消息已经不可能“惊人”，对于受众来说，“日本威胁论”已经了无新意。
　　但只有“中国威胁论”，可以在公众中赢得一个广阔的市场。因为中国好久以来没有威胁过别人了，中国的骨架倒被别人挤兑得凹进去一大块儿。中国的复兴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称羡、惊奇、猜疑等等心态复杂的反应。――总而言之，“中国威胁论”是有市场的。
　　看一看中国威胁别人的历史，无非就是铁木真大军横扫欧亚大陆，这“光荣”导致了几百年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寂寞地咏唱道――
　　“亚细亚的勇士张开了血盆的口……”
　　连这样的帐都算到现今的中国人头上。
　　检讨起来，中国确实曾经有过“民族 霸权主义”，比如川军杨森部队的一首军歌唱道：“缅甸与安 南，原是我臣藩……”不过唱着这首战歌的战士，充其量就是从万县打到达县而己，连“省际影响”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国际影响”了。
　　扳起指头数数，所谓“中国 帝国主义侵略外族”的史实，连聊天都没有几分谈资。
　　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想没想过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别找不自在，当心渲染得太过分了，给中国的“民族主义青年”们提了个醒――“一不做二不休，不吃羊肉都惹了一身臊，干脆臊到底吧！”于是“同去同去”。
　　如果中国真的威胁了别人，那敢情是输入其他民族的“异质”的结果。日里诺夫斯基说：弱小的民族势必受欺负，他只听说过小民族挨打，而不曾听说有人敢打中国。我认为他说错了，撇开较远的历史不说。近几十年来，不是也有过小国家招惹中国的事发生吗？迟钝而内向的中国，有时候就是这样――连小国都敢于试着撩拨两下的。这不是说中国真的好欺负，至少看上去，她的内敛和内向特色，是有那么一点文绉绉的味道的。
　　礼仪之邦嘛。
　　然而为什么偏偏是中国招致了这么多“瓜田李下”的嫌疑？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不清白吗？真的是因为――中国派驻了海外驻军、输出了恐怖活动、轰炸了别国的城市、颠覆了别国的政府、窃取了别国的情报吗？
　　不错，中国表现了鲜明的主权意识――包括在中国南海建立国防前哨，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但中国人民认为这一切是正当的――早就该这样做了。
　　这一切同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关系，甚至当中国经济相当落后的时候。对于主权这样大是大非的基本问题，中国中央政府也从未含混过自己的立场。
　　那么，对中国的一切怀疑由何而来？是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孽债，因此推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像王熙风那样盘算：“从今儿起，我也要学做几件刻薄事了……”？
　　我记得《水浒》中的李逵大闹赌场，众人叫道：李大哥，你平时赌风最好，今天怎么使这般性子？李大哥冷笑道：“正因俺平时爽直惯了，今天权就不爽直一回！”
　　据说美国人正在劝说中国：如今的年头，主权观念已经过时了，什么地盘海疆的，让一让就让一让吧。“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是啵？――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既然美国人的主权意识如此开通，那么在美墨边界构筑那么多的铁丝网做甚？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丧失了很多的主权，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已经造成了“无力回天”的严重后果。不提盛唐，我们再看一看康熙年间的中国版图，也比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体面得多。
　　当然这一切无法再去追索。
　　但是我们保留了追思的权利。因为我们需要更加珍视我们今天仅有的一切。
　　假如海参崴仍在我们手中，我们将拥有最北方的良港，对日本、朝鲜和韩国的海上贸易的贯通将极大地促进东北地区的繁荣。黑龙江省将不再作为一个比较黯淡的内陆边疆省而面临许多开发的困境，外兴安岭地区的木材开发将给东北人民带来更多的财富，黑龙江上的大桥建设将不会因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磨合”而无限推迟，诚实而勤劳的中国人口将散布在东北亚最辽阔、最值得开发的地区，东北亚“角落”的繁荣也将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福音。
　　假如西北方向的那些著名湖泊和巨大水系不曾被割裂出去，那么另一个边疆大区新疆可以在未来实现“北水南调”的人类雄心，干旱的新疆将获得充足的水源和丰美的草地。也许中国的英雄彭加木和余纯顺会因此避免倒毙罗布泊的命运。
　　看来上苍永远要给人类留下这一类的缺憾，一些看起来非常均衡而合理的人类布局，却因历史的原因而被有意地阻碍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化受害国和帝国主义瓜分图谋受害国，也许这可以解释成周边国家的少数民众为什么对中国威胁有着特别的担心。复仇主义意识在其他民族那里屡见不鲜，因此他们也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会在羽翼渐丰之际走向复仇主义的老路。这种意识的出现，即便不是因为政治歧见，也是出于不了解中国。
　　佛教哲学令中国思想具备了浓郁的温柔的功德观，中国人的缺乏野心并非是长期受列强惩戒的结果，而是出自于对苦难民族共有的悲悯。中国人的苦难历程使之对全世界弱国贫国有一种天然的仁厚精神。对于外交和国际事务的认识，几乎全体的中国人都是周恩来的弟子，周恩来独特的将中国人格化的外交精神，将世世代代在中国人心中传下去。
　　这种功德观甚至表现在中国对战败的作恶者施以仁政的“唯恐不及”，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第一次全国演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对战败者施以仁爱。老舍名著《四世同堂》描述北平光复的第一笔就是主人公如何保护被愤怒者包围的日本老太太。相反，看看斯大林对德国俘虏是怎么做的：二十余万计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德国战俘在饥谨、寒冻和虐待之中跳蚤般的死了。即使这样，日里诺夫斯基还在那里喃喃的骂：不该那么早放他们回国，太便宜了他们。
　　转战太行山之际，林彪的部队曾捉住过一名日本士兵。那士兵的蛮横令八路军产生了要处死他的冲动，然而八路军没有这样做，那日本俘虏不吃粗粮咸菜，八路军则给他送去了大米饭和鸡汤。有一天，林 彪走进了关押俘虏的小屋，道：“听说你又打了我们的卫生员？你太不知好歹了，我们吃小米、黑豆，给你送米饭和鸡汤；我们也有很多伤员，却派专人给你治伤。――我警告你：不要认为我们会一味忍耐，假如你再敢打我们的人，我们就用鞭子抽你！”
　　那“鞭子”终究没有抽成。最大的警告不过是“抽你”。相信中国人读到这段外国记者的描述都会感慨不已的。
　　这种最大的克己几乎是一种自然本能的反应，压根没有指望未来岁月的报答。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夕，因日本方面的抠抠索索和不知好歹，引起了中国外交使团的不快。中国代表团指出：其他的附议以后再说，先将中日友好之事定下来要紧！’
　　如按某些人所说：这也算霸权主义的话，那就算是“人类友好合作霸权主义！”――那同日本当初强加给中国的“亲善、共存、共荣”是截然不同的。我记得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签订“友好条约”之后访问东京，日本新闻界感叹道：
　　“这位当年的抗日少年先锋队战士，在东京听到《义勇军进行曲》，不知会作何心情？”
　　又能作何心情？“相见一笑泯恩仇”的心情，因同宿敌实现亲善而倍感悲喜交加的心情。
　　这应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心理。
　　中国人的仁爱，有时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对侵略者的宽宥、慷慨，对他们悔罪后的器重甚至超过了应施于同胞和传统盟友的器重。这实际是一种急切的寻求人类大同的表现，体现出了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和天下主义。
　　这一切的进取对人类是无侵害的。
　　所以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们要当心：不要破坏了中国的好心情，也不要让中国的良好胃口遭受其他异质调味品的刺激。
　　纯洁的中国不容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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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会引起某些周边国家的特别“担心”。这种议论就好像中国曾经对他们做过什么孽似的，似乎中国曾经有过邪恶的帝国主义历史似的。
　　其实这也是一种矫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这种情形――一个人不小心被汽车蹭倒，或仅仅被疾驶而过的汽车惊了一下，他会顺势倒下，围观者会帮着起哄，“别起来，别起来！”――车之于人的关系就好比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小国的指责总会引起旁观者的特别同情，这也很正常。做大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当这个大国正在各方面崛起，并明确了在本地区确定应有的地位的雄心，那么，周边国家的猜疑和议论应该是正常的。
　　但事情的关键是――这样猜测怀疑或把中国当做现实威胁，对中国来说是不公正的。
　　我们认为如此“控诉”都是矫情的言论。
　　我们不需要从种族特质上阐述中国人不具备帝国主义基因的道理。我们也认为：从历史事实来解说中国人民没有扩张传统对于某些人来说也是无济于事的。
　　法拉奇曾问邓小平：“听说林 彪曾搞了一个扩张计划，这个扩张范围南至印尼，对吗？”
　　邓小平回答：“怎么我不知道哇？”
　　法拉奇问到的“扩张计划南至印尼”的说法，会不会是缘源于60年代那次著名的改变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事件？那次事件造成了中国同印尼断交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不幸后果。那是一场众说纷坛的政治风暴。但是，两国仍然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态度面对了“断交”，难能可贵的是：印度尼西亚并未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而同台湾当局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
　　至今为止，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展览馆里，每逢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参观，友好的印尼主人会小心翼翼地避开有关那段敏感历史记载的展厅。
　　当我们无比欣慰地看到中国和印尼建立起了面向未来的友好合作关系时，再提到历史当然不尽适宜。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关于中国插手了印尼的内乱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这不是因为谁“纠缠了历史”，也不是中国唠叨着要表明清白。关于中国插手印尼事务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挑拨。
　　中国是一个很容易被人传言出耸人听闻的故事的国家。中国几近于内向的国家特点给了职业杜撰者们一个充裕的想象空间。
　　你不可能编造出有关美国“全球扩张”计划的神话，美国已经扩张过了，以至于他自己对扩张已经腻味了，也不可能刺激公众的胃口。
　　你不可能编造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惊人消息，因为这个消息已经不可能“惊人”，对于受众来说，“日本威胁论”已经了无新意。
　　但只有“中国威胁论”，可以在公众中赢得一个广阔的市场。因为中国好久以来没有威胁过别人了，中国的骨架倒被别人挤兑得凹进去一大块儿。中国的复兴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称羡、惊奇、猜疑等等心态复杂的反应。――总而言之，“中国威胁论”是有市场的。
　　看一看中国威胁别人的历史，无非就是铁木真大军横扫欧亚大陆，这“光荣”导致了几百年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寂寞地咏唱道――
　　“亚细亚的勇士张开了血盆的口……”
　　连这样的帐都算到现今的中国人头上。
　　检讨起来，中国确实曾经有过“民族 霸权主义”，比如川军杨森部队的一首军歌唱道：“缅甸与安 南，原是我臣藩……”不过唱着这首战歌的战士，充其量就是从万县打到达县而己，连“省际影响”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国际影响”了。
　　扳起指头数数，所谓“中国 帝国主义侵略外族”的史实，连聊天都没有几分谈资。
　　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想没想过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别找不自在，当心渲染得太过分了，给中国的“民族主义青年”们提了个醒――“一不做二不休，不吃羊肉都惹了一身臊，干脆臊到底吧！”于是“同去同去”。
　　如果中国真的威胁了别人，那敢情是输入其他民族的“异质”的结果。日里诺夫斯基说：弱小的民族势必受欺负，他只听说过小民族挨打，而不曾听说有人敢打中国。我认为他说错了，撇开较远的历史不说。近几十年来，不是也有过小国家招惹中国的事发生吗？迟钝而内向的中国，有时候就是这样――连小国都敢于试着撩拨两下的。这不是说中国真的好欺负，至少看上去，她的内敛和内向特色，是有那么一点文绉绉的味道的。
　　礼仪之邦嘛。
　　然而为什么偏偏是中国招致了这么多“瓜田李下”的嫌疑？真的是中国历史上不清白吗？真的是因为――中国派驻了海外驻军、输出了恐怖活动、轰炸了别国的城市、颠覆了别国的政府、窃取了别国的情报吗？
　　不错，中国表现了鲜明的主权意识――包括在中国南海建立国防前哨，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但中国人民认为这一切是正当的――早就该这样做了。
　　这一切同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关系，甚至当中国经济相当落后的时候。对于主权这样大是大非的基本问题，中国中央政府也从未含混过自己的立场。
　　那么，对中国的一切怀疑由何而来？是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孽债，因此推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像王熙风那样盘算：“从今儿起，我也要学做几件刻薄事了……”？
　　我记得《水浒》中的李逵大闹赌场，众人叫道：李大哥，你平时赌风最好，今天怎么使这般性子？李大哥冷笑道：“正因俺平时爽直惯了，今天权就不爽直一回！”
　　据说美国人正在劝说中国：如今的年头，主权观念已经过时了，什么地盘海疆的，让一让就让一让吧。“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是啵？――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既然美国人的主权意识如此开通，那么在美墨边界构筑那么多的铁丝网做甚？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丧失了很多的主权，诸多的不平等条约已经造成了“无力回天”的严重后果。不提盛唐，我们再看一看康熙年间的中国版图，也比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体面得多。
　　当然这一切无法再去追索。
　　但是我们保留了追思的权利。因为我们需要更加珍视我们今天仅有的一切。
　　假如海参崴仍在我们手中，我们将拥有最北方的良港，对日本、朝鲜和韩国的海上贸易的贯通将极大地促进东北地区的繁荣。黑龙江省将不再作为一个比较黯淡的内陆边疆省而面临许多开发的困境，外兴安岭地区的木材开发将给东北人民带来更多的财富，黑龙江上的大桥建设将不会因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磨合”而无限推迟，诚实而勤劳的中国人口将散布在东北亚最辽阔、最值得开发的地区，东北亚“角落”的繁荣也将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福音。
　　假如西北方向的那些著名湖泊和巨大水系不曾被割裂出去，那么另一个边疆大区新疆可以在未来实现“北水南调”的人类雄心，干旱的新疆将获得充足的水源和丰美的草地。也许中国的英雄彭加木和余纯顺会因此避免倒毙罗布泊的命运。
　　看来上苍永远要给人类留下这一类的缺憾，一些看起来非常均衡而合理的人类布局，却因历史的原因而被有意地阻碍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化受害国和帝国主义瓜分图谋受害国，也许这可以解释成周边国家的少数民众为什么对中国威胁有着特别的担心。复仇主义意识在其他民族那里屡见不鲜，因此他们也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会在羽翼渐丰之际走向复仇主义的老路。这种意识的出现，即便不是因为政治歧见，也是出于不了解中国。
　　佛教哲学令中国思想具备了浓郁的温柔的功德观，中国人的缺乏野心并非是长期受列强惩戒的结果，而是出自于对苦难民族共有的悲悯。中国人的苦难历程使之对全世界弱国贫国有一种天然的仁厚精神。对于外交和国际事务的认识，几乎全体的中国人都是周恩来的弟子，周恩来独特的将中国人格化的外交精神，将世世代代在中国人心中传下去。
　　这种功德观甚至表现在中国对战败的作恶者施以仁政的“唯恐不及”，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第一次全国演说的中心思想就是对战败者施以仁爱。老舍名著《四世同堂》描述北平光复的第一笔就是主人公如何保护被愤怒者包围的日本老太太。相反，看看斯大林对德国俘虏是怎么做的：二十余万计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德国战俘在饥谨、寒冻和虐待之中跳蚤般的死了。即使这样，日里诺夫斯基还在那里喃喃的骂：不该那么早放他们回国，太便宜了他们。
　　转战太行山之际，林彪的部队曾捉住过一名日本士兵。那士兵的蛮横令八路军产生了要处死他的冲动，然而八路军没有这样做，那日本俘虏不吃粗粮咸菜，八路军则给他送去了大米饭和鸡汤。有一天，林 彪走进了关押俘虏的小屋，道：“听说你又打了我们的卫生员？你太不知好歹了，我们吃小米、黑豆，给你送米饭和鸡汤；我们也有很多伤员，却派专人给你治伤。――我警告你：不要认为我们会一味忍耐，假如你再敢打我们的人，我们就用鞭子抽你！”
　　那“鞭子”终究没有抽成。最大的警告不过是“抽你”。相信中国人读到这段外国记者的描述都会感慨不已的。
　　这种最大的克己几乎是一种自然本能的反应，压根没有指望未来岁月的报答。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夕，因日本方面的抠抠索索和不知好歹，引起了中国外交使团的不快。中国代表团指出：其他的附议以后再说，先将中日友好之事定下来要紧！’
　　如按某些人所说：这也算霸权主义的话，那就算是“人类友好合作霸权主义！”――那同日本当初强加给中国的“亲善、共存、共荣”是截然不同的。我记得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签订“友好条约”之后访问东京，日本新闻界感叹道：
　　“这位当年的抗日少年先锋队战士，在东京听到《义勇军进行曲》，不知会作何心情？”
　　又能作何心情？“相见一笑泯恩仇”的心情，因同宿敌实现亲善而倍感悲喜交加的心情。
　　这应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心理。
　　中国人的仁爱，有时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对侵略者的宽宥、慷慨，对他们悔罪后的器重甚至超过了应施于同胞和传统盟友的器重。这实际是一种急切的寻求人类大同的表现，体现出了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和天下主义。
　　这一切的进取对人类是无侵害的。
　　所以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们要当心：不要破坏了中国的好心情，也不要让中国的良好胃口遭受其他异质调味品的刺激。
　　纯洁的中国不容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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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0-11 9:57:5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