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被造假掩盖真相的历史

一段被造假掩盖真相的历史
——以“张自忠代人受过”掩盖历史真相（六揭）
李惠兰 韩明
林治波以“张自忠代人受过”起家
后代人在学习张自忠英雄历史中有两大谜团，一是：1937年中日关系极为紧张之时张自忠率团访日。二是：七七事变后没领导38师抗战，而留在北平。对于这两大谜团，林治波于1993年出了一本《张自忠传》又在《团结报》文史长廊连载三篇（9月22日，9月25，10月2日）《七七事变后张自忠留平真相》对这两大谜团一律就是“奉命”而行，所以其所受责难、被人唾骂汉奸是“代人受过”（实际此论点并非林氏发明而是抄袭当年“九一八”东北失陷后，人们对张学良责难，解放后有人编出了是蒋介石下的不抵抗令，张学良是“代人受过”，后来张学良由台抵美、接见记者，承认是自己下的不抵抗令，从此“代人受过”的说法被戳穿）林治波，张廉云，以“奉命”“代人受过”来掩盖历史真相，请看对于1937年4月中日关系极为紧张之时，张自忠率团访日他们是怎样误导群众的！
林治波在他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张自忠传》第168页对张自忠的访日原由是这样写的“边参事阅后，给张自忠出谋划策说：“冀察当局何尝不可以仿效南京的办法呢？”张问：“什么办法”，边答：“宋委员长也可以回家休养休养，顺便与韩主席见个面。市长也可以去日本走一趟，访问访问。一则对日表示亲善，借此可以躲一躲日军部的压迫：二则可以设法观察一下韩的态度。究竟如何，回头再说，不好吗？
张自忠沉默良久，未加可否，两人深夜散去。（特别注释：林治波这段所写完全是抄袭“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潘玉书的文章中第94-95页，基本一字未改，既未加引号更不提出处，就变成林治波所著的167-168页）
既然日方发出了邀请，幕僚又有此建议，冀察当局遂开始考虑组团访日事宜。”
这样就编造出了“代宋访日”的具体缘由，又在2004年1月9日在北京一个娱乐小报上发表了《张自忠背着汉奸名去抗战》以记者阿忆提问，张廉云、林治波回答的方式，宣传因张自忠“代宋”参加了日本的天长节（天皇的生日）而遭到群众骂汉奸的“冤情”，在这里还用了“宋哲元说：”（当然宋哲元不可能从棺材里跳出来否认）于是“代宋访日”，“代人受过”的宣传可就成功了。
在2010年9月张廉云又在《看历史》杂志对1937年4月张自忠率团访日问题发表了如下叙述：“1937年4月，宋哲元军长派我父亲率团访问日本，团员中有张允荣（河北省保安司令）、何基沣（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旅长）、黄维纲（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旅长）、徐廷机（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参谋长）、田温其（二十九军一四三师旅长）、郑文轩（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边守靖（天津市政府参事）等军政官员，我和哥哥也随团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我们先后去过东京、奈良、大阪等城市，然后在5月下旬乘船返回青岛。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他说，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看历史》杂志2010年9月刊。
对于林治波、张廉云所叙张自忠率团访日起因于天津市政府参事边守靖的建议，台湾李云汉教授说找不到张自忠访日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而因此遭国人之误解，甚至《武汉日报》之谣言广播影响甚大。这是对张将军的误解与诽谤。[1]由于林，张二人在书上，报纸和杂志上的答记者问及全国性刊物《作家文摘》的长篇转载，几十年前群众对张自忠访日的谩骂就一扫而光了。为了使后代了解真实历史，特将当时情况如实公布。
一、张自忠访日的历史背景
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侵吞我东三省后，又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它对东北人民的抗日起了调和作用，日本的女博士藤井志津枝在她她著《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2]的书中很坦率道出日本对华侵略除了台面上武装战争还有台面下的和平工作。日本在占领华北策略上，除了武装侵略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外，还要将亲日分子培植成汉奸，这一策略以给少许好处收买就可以达到分裂瓦解对方目的，自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势力撤出华北，29军进驻平津，1935年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同时又是29军军长的宋哲元当然是未来华北傀儡政权的最佳人选，一批中国通（如土肥原、松室孝良）及汉奸包围宋哲元，具体的就是要求宋哲元签《华北防共自治协定》，以使华北特殊化走“华北国”之路，被宋拒绝，此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指示他的助手寺平忠辅[3]“我们应尽全力谋求与冀察亲睦提携，打入其心中诱导其成为日本伙伴”但是经过努力，宋哲元始终不肯就范，尤其是日本人逼得越紧，他越向中央靠拢，具体的事就是派秦德纯参加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和各大中学教授，学生搞好关系，使抗日的气氛弥漫平津，日方对宋哲元失望，所以决定在“29军中另寻一个冀察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4]张自忠就成了被日本盯住的最好人选。
张自忠于1936年6月18上任天津市市长。张市长为了应付十里洋场的复杂局面，他拜了七个把兄弟（齐燮元、张壁、张允荣、边守靖、潘毓桂、齐协民、馬彦翀[5]这七人都是辅政能手又是著名的亲日派，他们既能牵线搭桥，更能将张自忠的思想言行对宋不满及时报告给日本特务机关长，所以日本决定选择29军中的张自忠为主攻对象，日本先以合作为名，将在天津市开办的两个公司请张自忠为董事长，一个叫兴中公司，[6]它是日本在东北的最大企业“满铁”的子公司，这个公司主要任务是掠夺华北资源，先从长芦盐下手以补充日本最需要的工业盐，又开采遵化金矿及组织运输，将华北的盐、煤、棉花运回日本以补其原料之不足，后来由于兴中公司决定染指华北电气事业，曾找过前任市长萧振瀛，萧拒绝，张自忠上台后定名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名是中日合办，实际是满铁电气会社独家投资800万元，中方只有电力权，请张自忠为董事长，日本人石井成一为副董事长，马彦翀，平山敬三为常务董事，边守靖、长泽薰为董事，办公地点在市政府的北宁官舍，[7]另外一个惠通航空公司，中日合办，张自忠、张允荣任正副董事长[8]开始讲的是办民航，开张三天日方开着军用飞机在华北上空任意飞翔，张允荣以不上班抗议，他们根本不理，因为从经理到机械师，甚至机场的扫地工都是日本人[9]七七事变一爆发，这两个公司都变成了侵华别动队。
二、张自忠1937年奉谁的命令访日？
在1937年4月（七七事变前三个月），中日关系极为紧张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敏感时刻，日本的确是曾先约请过宋哲元，被拒绝后而将目标转向张自忠，因为他在二十九军中地位重要，所部三十八师坚强有力，企图把二十九军的二级将领拉出以实现“华北自治”[10]
对于张自忠访日，秦德纯回忆：“日方于二十六年春，坚约张将军（自忠）赴日参观，因此张将军便成为了众矢之的[11]这段话证实了日方的主动约请和张自忠的“愿者上钩”。在1937年4月13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一段新闻，大标题是“冀察赴日考察团，团长内定张自忠，并决于本月二十日后成行”，小字内容有这样一句“又日驻屯军参谋塚田十二日下午三时到市府访张自忠有所商洽，日本认为约请张自忠是为了“使宋哲元逃不出他们的掌握的一项谋略”，所以不惜花钱“钓鱼”张自忠则“愿者上勾”而宋哲元只是迫于情势，不好不同意而已。当4月12日张自忠接到日方通知后即着手准备，4月15日到北平见宋哲元商讨名单，当天下午又回天津去向英国总领事阿弗莱克请假，张自忠访日的消息一传出，社会上的骂声就不绝于耳，在当时够得上是爆炸性新闻。
三、张自忠率团访日的经费由何而来
据《中央周报》透露：“旅费明虽由冀察政务委员会负担，实则此行纯系华北日驻屯军司令部的约请，而由退还庚子赔款之一部拨充用费，冀察政委会则所出无多……（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住冀察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的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宋哲元本人原不主张派员东渡，惟此中有人为张自忠运筹帷幄自命不凡者，激励怂恿张领导前往，迄今外间对该团多所传述，但已不能影响该团之行矣！”[12]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约请张自忠到日本去看看，作为“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这一项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宋哲元只是迫于形势，不好不同意而已[13]。
4月18日香港华字日报用“排除抗日思想，养成暴动实力、日图冀察表弛里紧，用退还庚子赔款邀知识分子赴日考察，利用失意军人政客联络土匪伺机暴动“然后大幅内容讲了日本对庚子赔款的专款专用及日本之意图，非常明确的对冀察当局提出警告。但是任何警告，规劝己起不了作用。
四，张自忠访日团名称变化
原定名是冀察平津赴日考察团，日方内定张自忠为团长，这也是代表华北的政治势力，但当张自忠到平和宋哲元商量团员名单时，冀察平的头儿（河北省的省长冯治安，河北省的保安司令赵登禹，察哈尔的省长刘汝明，北平市长秦德纯）都拒绝参加，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政治态度，29军主要将领的对赴日的制抵。最后到成行时，报纸登的是冀察旅行团，而日本陆军省所留档案资料则称为“张自忠访日参观团”[14]
访日团的成员，日方原期望的华北政要四分之三不到位，只在29军的四个师中每师出一旅长，只有团长张自忠有较高的政治身份，（日本陆军者给他登记的5个衔是38师师长，天津市长，惠通公司董事长，冀察政务秀员，然后是陆军中将张自忠。）副团长张允荣则登记的是前河北省保安司令，前惠通公司董事长。总之每人的职务军衔都很详细，名单中除张允荣，边守靖是张自忠的把兄弟，中日合作的受益人之外。还有一人名潘骏千，是把兄弟潘毓桂之子，刚由日本留学回来的医生，是专门给吸鸦片的团员打吗啡针的，其他成员是天津市政府及工商界共十九人，张自忠的儿女（张廉珍，张廉云）及姪子、姪女，（张廉瀛、张廉瑜）张允荣的女儿张小敏都一同赴日旅行，另有六个未见报的日本人名单一名是支那驻屯军参谋部附，陆军中佐塚田。（他就是4月12日到天津市政府通知张自忠被内定为团长的人），另有两人是惠通公司的，另三人则是由济南和北平过来的，从此日本随行人员名单看来，张自忠率团访日，完全是日本陆军省精心策划的。
访日团行程日期
根据张自忠4月15日上午对宋哲元，下午对英国领事请假时间是三个星期，但实际是五个星期（由4月23-5月27日），从日本陆军省的日程计划看都是安排的满满的。
五、张自忠率团访日的主要政治活动
1、张自忠抵日受的是“国宾”待遇：他们乘的轮船虽然不是太大（二千多吨）但它是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坐过的豪华游轮，从招待规格看他的招待都超过一个月前代表中国政府访日的外交部长张群，更为突出的是日方安排了超出张自忠身份的天长节的“晋见天皇”（天长节是日本天皇的生日）
2、张自忠访日的另一重大举措是受到陆军大臣杉山元的宴请并与全体合影，张自忠全家和杉山元的合影照片成为陆军省炫耀一时的光彩。[15]
关于这次张自忠在日本超出他身份的活动，当然要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关注与责难，英美驻华使馆更是十分关注，张自忠是军人1、按政府规定军人不许从事外交活动，2、冀察政委会是地方政府，没有外交权，日方对张自忠招待规格越高，冀察政委会的走向也就更引起人们的怀疑，国内对张自忠的谩骂已经满天飞了。
宋哲元在张自忠访日的第三天就去了南口、宣化，并检阅了刘汝明的143师。[16]张自忠又朝拜日本天皇又和杉山元的举杯，合影，日方有意识的宣传。新闻界的不断曝光，不仅增加了人们的谩骂素材，也给宋哲元增加了压力，为了表明自己不想把冀察政委会变成“华北国”，而采取了去山东乐陵（他的故乡）农村暂住并宣布29军由冯治安代位军长，再一次重申冀察政委会对日谈判由秦德纯负责，他在故乡则动员青年参军，共招了八百人送到佟麟阁的军训团[17]以补充抗日力量。
六、张自忠出国访日归来
张自忠5月27日由青岛下船，宋哲元特派两员（李炘与邓哲熙）去迎他到乐陵共商军事，张却去了济南，对记者发表谈话，除了介绍日本工业、军事发达外还说了到济南原因，“本人因韩主席係旧长官，阔别多时又久慕山东青岛政绩故此次于归国之时，绕道一游，日内即行返津”[18]对于宋哲元和他访日的关系只说了一句“本人此次蒙冀察政委会宋委员长之允许赴日本游历……”从以上谈话说明张自忠访日不是宋哲元所派，所以张自忠下轮船后拒绝宋哲元接他去乐陵的要求而直赴济南见韩复渠，然后回到天津，小住一天又去了北平……，此次访日张自忠收获颇丰，戈定运[19]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二篇《二十九军与冀察政权》中有一分析。“二十九军的军部，设在北平的南苑，冯治安的37师，驻在北平附近一带，宋哲元有时去天津（宋的母亲住天津），就叫冯代理军长，这也是使张自忠不快的原因之一。因为张总是认定自己是“二头儿”，军长应当由他来代理，现在宋叫冯代理，看来还是嫡系吃香，因而大为不满。后来宋又把河北省的主席让给冯治安，张更不高兴，因为在冀察的两省，两市范围内，河北省的位置似乎居于首位，张当时任天津市长、天津虽然重要，但是地面小，不能和河北省比，从此张对宋更加不满了。
天津有日本租界，是华北汉奸政客和下台军阀集中之地，这些人想捧张自忠弄点好处。特别是汉奸们知道宋哲元不得日军欢心，他们就凭藉日本人的势力，包围张自忠，要抬他起来和日本人更妥协地办事。当时张虽有代宋之意，而力量不够，宋还有其他几个师长的拥护，他一个人推不倒宋。汉奸们如潘毓桂（曾任伪政权的天津市长，日本投降后被逮捕入狱）、张壁（己死）、齐燮元（汉奸，己处决）等等，和张的左右亲信互相勾结，打算依照曹锟、吴佩孚的办法（曹当巡阅使时，诸事不大过问，全由吴佩孚主持，曹不过当傀儡而己，）叫宋在名义上当冀察的负责人，而实际上由张自忠主持一切，总揽大权，他们曾经将此办法，由齐燮元、张壁借端向宋试探，宋置之不理。同时，张自忠也知道宋的个性刚强，不是甘于当傀儡的人，因而不敢贸然从事。但张不甘心久居宋下，他明白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管不了宋，只有日本人，宋才有所顾忌，于是他便坠入汉奸的奸计，加紧和日本人联系，并应日本的邀请组织赴日参观团，由张自忠任团长，到日本参观，拜访日本当局。因此，当时天津亲日的空气异常浓厚，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前几个月，那时张自忠己成为日军心目中的华北中心人物了。“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战和不定，主要就是因为张自忠掣肘。后来在日军发动全面进攻的紧急情况下，张自忠竟勾结日军逼宋哲元退出北平，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不久，日本人以瓦解二十九军的目的己达到，就踢开张自忠，将平津和冀察直接控制起来，成为向中国内地侵略的后方。”
张自忠访日归来后，对日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民国档案》1987年第三期《卢沟桥事件第16次会报》中指出“似害有二种病即1，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至畏日，2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这些论断，说明日方使用中国的庚子赔款对张自忠产生了效应，29军领导层开始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张自忠以38师为后盾，他成了主和派的中坚。

综上所述，张自忠从登上“长安丸”起就是上了日本的贼船，从此落入了日本设计的圈套，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张廉云、林治波的造假从张自忠访日之后的实际表现看，也就不攻自破了。


注释:

[1] 林治波著《张自忠传》17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绪言，【日】藤井志津枝著，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11月初版
[3]《卢沟桥事变》【日】寺平忠辅著第44页日本读买新闻社1970年版
[4]《卢沟桥事变》【日】寺平忠辅著第44页日本读买新闻社1970年版
[5]《卢沟桥事变秘史》史民著，香港时代出版社1962年版
[6]《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 帝国主义对中国工况事业的侵略和垄断33- 539页，陈真、姚洛，逄先知合编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
[7] 申报1936年8月22日
[8] 申报周刊1卷47期1936.11.29出版
[9] 申报周刊1卷43期1936.11.1出版
[10] 董升堂《张自忠将军生平概述》，《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页。
[11]《秦德纯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187页
[12] 中央周报第463期《冀察派员赴日考察》1937年4月19日
[13]《卢沟桥事变》275页台湾李云汉著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出版
[14] 根据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陆军省《华北赴日参观团旅行计划》档案材料。
[15]《抗日名将张自忠》第90页《对张自忠率领的赴日考察团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其中张勃川所写受东条英机宴请并合影实为杉山元之误。

[16] 世界日报1937.4.28
[17] 这800人号称宋氏子弟兵，经过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到1986年在卢沟桥重聚时，仅剩下5人，留有照片
[18] 世界日报1937.5.30
[19] 戈定远曾长期任二十九军秘书长后任冀察政委会秘书长，其所著《二十九冀察政权》发表于1960年，后曾被张廉云删除一段，经十年诉讼，最高法院裁决恢复原貌。

一段被造假掩盖真相的历史
——以“张自忠代人受过”掩盖历史真相（六揭）
李惠兰 韩明
林治波以“张自忠代人受过”起家
后代人在学习张自忠英雄历史中有两大谜团，一是：1937年中日关系极为紧张之时张自忠率团访日。二是：七七事变后没领导38师抗战，而留在北平。对于这两大谜团，林治波于1993年出了一本《张自忠传》又在《团结报》文史长廊连载三篇（9月22日，9月25，10月2日）《七七事变后张自忠留平真相》对这两大谜团一律就是“奉命”而行，所以其所受责难、被人唾骂汉奸是“代人受过”（实际此论点并非林氏发明而是抄袭当年“九一八”东北失陷后，人们对张学良责难，解放后有人编出了是蒋介石下的不抵抗令，张学良是“代人受过”，后来张学良由台抵美、接见记者，承认是自己下的不抵抗令，从此“代人受过”的说法被戳穿）林治波，张廉云，以“奉命”“代人受过”来掩盖历史真相，请看对于1937年4月中日关系极为紧张之时，张自忠率团访日他们是怎样误导群众的！
林治波在他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张自忠传》第168页对张自忠的访日原由是这样写的“边参事阅后，给张自忠出谋划策说：“冀察当局何尝不可以仿效南京的办法呢？”张问：“什么办法”，边答：“宋委员长也可以回家休养休养，顺便与韩主席见个面。市长也可以去日本走一趟，访问访问。一则对日表示亲善，借此可以躲一躲日军部的压迫：二则可以设法观察一下韩的态度。究竟如何，回头再说，不好吗？
张自忠沉默良久，未加可否，两人深夜散去。（特别注释：林治波这段所写完全是抄袭“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潘玉书的文章中第94-95页，基本一字未改，既未加引号更不提出处，就变成林治波所著的167-168页）
既然日方发出了邀请，幕僚又有此建议，冀察当局遂开始考虑组团访日事宜。”
这样就编造出了“代宋访日”的具体缘由，又在2004年1月9日在北京一个娱乐小报上发表了《张自忠背着汉奸名去抗战》以记者阿忆提问，张廉云、林治波回答的方式，宣传因张自忠“代宋”参加了日本的天长节（天皇的生日）而遭到群众骂汉奸的“冤情”，在这里还用了“宋哲元说：”（当然宋哲元不可能从棺材里跳出来否认）于是“代宋访日”，“代人受过”的宣传可就成功了。
在2010年9月张廉云又在《看历史》杂志对1937年4月张自忠率团访日问题发表了如下叙述：“1937年4月，宋哲元军长派我父亲率团访问日本，团员中有张允荣（河北省保安司令）、何基沣（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旅长）、黄维纲（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旅长）、徐廷机（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参谋长）、田温其（二十九军一四三师旅长）、郑文轩（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边守靖（天津市政府参事）等军政官员，我和哥哥也随团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我们先后去过东京、奈良、大阪等城市，然后在5月下旬乘船返回青岛。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他说，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看历史》杂志2010年9月刊。
对于林治波、张廉云所叙张自忠率团访日起因于天津市政府参事边守靖的建议，台湾李云汉教授说找不到张自忠访日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而因此遭国人之误解，甚至《武汉日报》之谣言广播影响甚大。这是对张将军的误解与诽谤。[1]由于林，张二人在书上，报纸和杂志上的答记者问及全国性刊物《作家文摘》的长篇转载，几十年前群众对张自忠访日的谩骂就一扫而光了。为了使后代了解真实历史，特将当时情况如实公布。
一、张自忠访日的历史背景
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侵吞我东三省后，又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它对东北人民的抗日起了调和作用，日本的女博士藤井志津枝在她她著《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2]的书中很坦率道出日本对华侵略除了台面上武装战争还有台面下的和平工作。日本在占领华北策略上，除了武装侵略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外，还要将亲日分子培植成汉奸，这一策略以给少许好处收买就可以达到分裂瓦解对方目的，自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势力撤出华北，29军进驻平津，1935年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同时又是29军军长的宋哲元当然是未来华北傀儡政权的最佳人选，一批中国通（如土肥原、松室孝良）及汉奸包围宋哲元，具体的就是要求宋哲元签《华北防共自治协定》，以使华北特殊化走“华北国”之路，被宋拒绝，此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指示他的助手寺平忠辅[3]“我们应尽全力谋求与冀察亲睦提携，打入其心中诱导其成为日本伙伴”但是经过努力，宋哲元始终不肯就范，尤其是日本人逼得越紧，他越向中央靠拢，具体的事就是派秦德纯参加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和各大中学教授，学生搞好关系，使抗日的气氛弥漫平津，日方对宋哲元失望，所以决定在“29军中另寻一个冀察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4]张自忠就成了被日本盯住的最好人选。
张自忠于1936年6月18上任天津市市长。张市长为了应付十里洋场的复杂局面，他拜了七个把兄弟（齐燮元、张壁、张允荣、边守靖、潘毓桂、齐协民、馬彦翀[5]这七人都是辅政能手又是著名的亲日派，他们既能牵线搭桥，更能将张自忠的思想言行对宋不满及时报告给日本特务机关长，所以日本决定选择29军中的张自忠为主攻对象，日本先以合作为名，将在天津市开办的两个公司请张自忠为董事长，一个叫兴中公司，[6]它是日本在东北的最大企业“满铁”的子公司，这个公司主要任务是掠夺华北资源，先从长芦盐下手以补充日本最需要的工业盐，又开采遵化金矿及组织运输，将华北的盐、煤、棉花运回日本以补其原料之不足，后来由于兴中公司决定染指华北电气事业，曾找过前任市长萧振瀛，萧拒绝，张自忠上台后定名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名是中日合办，实际是满铁电气会社独家投资800万元，中方只有电力权，请张自忠为董事长，日本人石井成一为副董事长，马彦翀，平山敬三为常务董事，边守靖、长泽薰为董事，办公地点在市政府的北宁官舍，[7]另外一个惠通航空公司，中日合办，张自忠、张允荣任正副董事长[8]开始讲的是办民航，开张三天日方开着军用飞机在华北上空任意飞翔，张允荣以不上班抗议，他们根本不理，因为从经理到机械师，甚至机场的扫地工都是日本人[9]七七事变一爆发，这两个公司都变成了侵华别动队。
二、张自忠1937年奉谁的命令访日？
在1937年4月（七七事变前三个月），中日关系极为紧张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敏感时刻，日本的确是曾先约请过宋哲元，被拒绝后而将目标转向张自忠，因为他在二十九军中地位重要，所部三十八师坚强有力，企图把二十九军的二级将领拉出以实现“华北自治”[10]
对于张自忠访日，秦德纯回忆：“日方于二十六年春，坚约张将军（自忠）赴日参观，因此张将军便成为了众矢之的[11]这段话证实了日方的主动约请和张自忠的“愿者上钩”。在1937年4月13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一段新闻，大标题是“冀察赴日考察团，团长内定张自忠，并决于本月二十日后成行”，小字内容有这样一句“又日驻屯军参谋塚田十二日下午三时到市府访张自忠有所商洽，日本认为约请张自忠是为了“使宋哲元逃不出他们的掌握的一项谋略”，所以不惜花钱“钓鱼”张自忠则“愿者上勾”而宋哲元只是迫于情势，不好不同意而已。当4月12日张自忠接到日方通知后即着手准备，4月15日到北平见宋哲元商讨名单，当天下午又回天津去向英国总领事阿弗莱克请假，张自忠访日的消息一传出，社会上的骂声就不绝于耳，在当时够得上是爆炸性新闻。
三、张自忠率团访日的经费由何而来
据《中央周报》透露：“旅费明虽由冀察政务委员会负担，实则此行纯系华北日驻屯军司令部的约请，而由退还庚子赔款之一部拨充用费，冀察政委会则所出无多……（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住冀察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的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宋哲元本人原不主张派员东渡，惟此中有人为张自忠运筹帷幄自命不凡者，激励怂恿张领导前往，迄今外间对该团多所传述，但已不能影响该团之行矣！”[12]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约请张自忠到日本去看看，作为“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这一项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宋哲元只是迫于形势，不好不同意而已[13]。
4月18日香港华字日报用“排除抗日思想，养成暴动实力、日图冀察表弛里紧，用退还庚子赔款邀知识分子赴日考察，利用失意军人政客联络土匪伺机暴动“然后大幅内容讲了日本对庚子赔款的专款专用及日本之意图，非常明确的对冀察当局提出警告。但是任何警告，规劝己起不了作用。
四，张自忠访日团名称变化
原定名是冀察平津赴日考察团，日方内定张自忠为团长，这也是代表华北的政治势力，但当张自忠到平和宋哲元商量团员名单时，冀察平的头儿（河北省的省长冯治安，河北省的保安司令赵登禹，察哈尔的省长刘汝明，北平市长秦德纯）都拒绝参加，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政治态度，29军主要将领的对赴日的制抵。最后到成行时，报纸登的是冀察旅行团，而日本陆军省所留档案资料则称为“张自忠访日参观团”[14]
访日团的成员，日方原期望的华北政要四分之三不到位，只在29军的四个师中每师出一旅长，只有团长张自忠有较高的政治身份，（日本陆军者给他登记的5个衔是38师师长，天津市长，惠通公司董事长，冀察政务秀员，然后是陆军中将张自忠。）副团长张允荣则登记的是前河北省保安司令，前惠通公司董事长。总之每人的职务军衔都很详细，名单中除张允荣，边守靖是张自忠的把兄弟，中日合作的受益人之外。还有一人名潘骏千，是把兄弟潘毓桂之子，刚由日本留学回来的医生，是专门给吸鸦片的团员打吗啡针的，其他成员是天津市政府及工商界共十九人，张自忠的儿女（张廉珍，张廉云）及姪子、姪女，（张廉瀛、张廉瑜）张允荣的女儿张小敏都一同赴日旅行，另有六个未见报的日本人名单一名是支那驻屯军参谋部附，陆军中佐塚田。（他就是4月12日到天津市政府通知张自忠被内定为团长的人），另有两人是惠通公司的，另三人则是由济南和北平过来的，从此日本随行人员名单看来，张自忠率团访日，完全是日本陆军省精心策划的。
访日团行程日期
根据张自忠4月15日上午对宋哲元，下午对英国领事请假时间是三个星期，但实际是五个星期（由4月23-5月27日），从日本陆军省的日程计划看都是安排的满满的。
五、张自忠率团访日的主要政治活动
1、张自忠抵日受的是“国宾”待遇：他们乘的轮船虽然不是太大（二千多吨）但它是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坐过的豪华游轮，从招待规格看他的招待都超过一个月前代表中国政府访日的外交部长张群，更为突出的是日方安排了超出张自忠身份的天长节的“晋见天皇”（天长节是日本天皇的生日）
2、张自忠访日的另一重大举措是受到陆军大臣杉山元的宴请并与全体合影，张自忠全家和杉山元的合影照片成为陆军省炫耀一时的光彩。[15]
关于这次张自忠在日本超出他身份的活动，当然要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关注与责难，英美驻华使馆更是十分关注，张自忠是军人1、按政府规定军人不许从事外交活动，2、冀察政委会是地方政府，没有外交权，日方对张自忠招待规格越高，冀察政委会的走向也就更引起人们的怀疑，国内对张自忠的谩骂已经满天飞了。
宋哲元在张自忠访日的第三天就去了南口、宣化，并检阅了刘汝明的143师。[16]张自忠又朝拜日本天皇又和杉山元的举杯，合影，日方有意识的宣传。新闻界的不断曝光，不仅增加了人们的谩骂素材，也给宋哲元增加了压力，为了表明自己不想把冀察政委会变成“华北国”，而采取了去山东乐陵（他的故乡）农村暂住并宣布29军由冯治安代位军长，再一次重申冀察政委会对日谈判由秦德纯负责，他在故乡则动员青年参军，共招了八百人送到佟麟阁的军训团[17]以补充抗日力量。
六、张自忠出国访日归来
张自忠5月27日由青岛下船，宋哲元特派两员（李炘与邓哲熙）去迎他到乐陵共商军事，张却去了济南，对记者发表谈话，除了介绍日本工业、军事发达外还说了到济南原因，“本人因韩主席係旧长官，阔别多时又久慕山东青岛政绩故此次于归国之时，绕道一游，日内即行返津”[18]对于宋哲元和他访日的关系只说了一句“本人此次蒙冀察政委会宋委员长之允许赴日本游历……”从以上谈话说明张自忠访日不是宋哲元所派，所以张自忠下轮船后拒绝宋哲元接他去乐陵的要求而直赴济南见韩复渠，然后回到天津，小住一天又去了北平……，此次访日张自忠收获颇丰，戈定运[19]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二篇《二十九军与冀察政权》中有一分析。“二十九军的军部，设在北平的南苑，冯治安的37师，驻在北平附近一带，宋哲元有时去天津（宋的母亲住天津），就叫冯代理军长，这也是使张自忠不快的原因之一。因为张总是认定自己是“二头儿”，军长应当由他来代理，现在宋叫冯代理，看来还是嫡系吃香，因而大为不满。后来宋又把河北省的主席让给冯治安，张更不高兴，因为在冀察的两省，两市范围内，河北省的位置似乎居于首位，张当时任天津市长、天津虽然重要，但是地面小，不能和河北省比，从此张对宋更加不满了。
天津有日本租界，是华北汉奸政客和下台军阀集中之地，这些人想捧张自忠弄点好处。特别是汉奸们知道宋哲元不得日军欢心，他们就凭藉日本人的势力，包围张自忠，要抬他起来和日本人更妥协地办事。当时张虽有代宋之意，而力量不够，宋还有其他几个师长的拥护，他一个人推不倒宋。汉奸们如潘毓桂（曾任伪政权的天津市长，日本投降后被逮捕入狱）、张壁（己死）、齐燮元（汉奸，己处决）等等，和张的左右亲信互相勾结，打算依照曹锟、吴佩孚的办法（曹当巡阅使时，诸事不大过问，全由吴佩孚主持，曹不过当傀儡而己，）叫宋在名义上当冀察的负责人，而实际上由张自忠主持一切，总揽大权，他们曾经将此办法，由齐燮元、张壁借端向宋试探，宋置之不理。同时，张自忠也知道宋的个性刚强，不是甘于当傀儡的人，因而不敢贸然从事。但张不甘心久居宋下，他明白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管不了宋，只有日本人，宋才有所顾忌，于是他便坠入汉奸的奸计，加紧和日本人联系，并应日本的邀请组织赴日参观团，由张自忠任团长，到日本参观，拜访日本当局。因此，当时天津亲日的空气异常浓厚，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前几个月，那时张自忠己成为日军心目中的华北中心人物了。“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战和不定，主要就是因为张自忠掣肘。后来在日军发动全面进攻的紧急情况下，张自忠竟勾结日军逼宋哲元退出北平，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不久，日本人以瓦解二十九军的目的己达到，就踢开张自忠，将平津和冀察直接控制起来，成为向中国内地侵略的后方。”
张自忠访日归来后，对日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民国档案》1987年第三期《卢沟桥事件第16次会报》中指出“似害有二种病即1，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至畏日，2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这些论断，说明日方使用中国的庚子赔款对张自忠产生了效应，29军领导层开始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张自忠以38师为后盾，他成了主和派的中坚。

综上所述，张自忠从登上“长安丸”起就是上了日本的贼船，从此落入了日本设计的圈套，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张廉云、林治波的造假从张自忠访日之后的实际表现看，也就不攻自破了。


注释:

[1] 林治波著《张自忠传》17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绪言，【日】藤井志津枝著，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11月初版
[3]《卢沟桥事变》【日】寺平忠辅著第44页日本读买新闻社1970年版
[4]《卢沟桥事变》【日】寺平忠辅著第44页日本读买新闻社1970年版
[5]《卢沟桥事变秘史》史民著，香港时代出版社1962年版
[6]《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 帝国主义对中国工况事业的侵略和垄断33- 539页，陈真、姚洛，逄先知合编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
[7] 申报1936年8月22日
[8] 申报周刊1卷47期1936.11.29出版
[9] 申报周刊1卷43期1936.11.1出版
[10] 董升堂《张自忠将军生平概述》，《抗日名将张自忠》，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页。
[11]《秦德纯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187页
[12] 中央周报第463期《冀察派员赴日考察》1937年4月19日
[13]《卢沟桥事变》275页台湾李云汉著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7年出版
[14] 根据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陆军省《华北赴日参观团旅行计划》档案材料。
[15]《抗日名将张自忠》第90页《对张自忠率领的赴日考察团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其中张勃川所写受东条英机宴请并合影实为杉山元之误。

[16] 世界日报1937.4.28
[17] 这800人号称宋氏子弟兵，经过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到1986年在卢沟桥重聚时，仅剩下5人，留有照片
[18] 世界日报1937.5.30
[19] 戈定远曾长期任二十九军秘书长后任冀察政委会秘书长，其所著《二十九冀察政权》发表于1960年，后曾被张廉云删除一段，经十年诉讼，最高法院裁决恢复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