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解放军七大经典战术——转自某年的世界军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0:05:03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城市攻坚
提起城市攻坚,人们很容易第一时间想到《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是孙武当年的警示,意在告诫大家城市攻坚的难度。城市攻坚,是解放军成熟较晚的一种战术,因为从古至今的城市攻坚战,对武器装备和技术手段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其他作战样式。这对于解放战争初期缺少重装备的解放军来说,实在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支在野战中“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劲旅,无数次“望城兴叹”。但一支军队真正强大的动力来源于——敢于自我否定和不断学习创新的能力,在经历“二打榆林”和“四战四平”攻坚失利的阵痛后,解放军知耻而后勇,潜心学习、不断总结,硬是在几年之内练就了攻无不克的“必杀绝技”。
土工作业
在登陆作战出现之前，城市攻坚一直是最残酷的作战样式。防御一方通常都构筑坚固的工事和各类迟滞对手的障碍、进行合理的兵力部署和完备的火力配系，由于对地形熟悉和准备时间充分，防御一方甚至会反复试验，最大限度消除各类武器的射击死角；而进攻一方则不得不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一边扫清障碍，一边进行敌火下运动，步步为营，逐次推进，这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苏军攻克柏林的作战中，有30万红军战士倒在了胜利前夜。解放战争初期的解放军，在缺乏重型武器进行火力压制的情况下，对坚固设防的城市实施冲击，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解放军的战史就是一部以弱胜强的历史，长期同优势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使得这支军队绝不可能在“盲目硬拼”上想办法。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你的火力把地面牢牢控制，那么我就只能避开开阔的地面，另辟蹊径了。虽然让当时的解放军“动于九天之上”不太符合实际，但让工农子弟兵实现“藏于就地之下”却不是什么难事。于是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成为解放军攻城作战的第一件法宝。
解放军最初在攻城时实施土工作业，也是无奈之举。1947年11月2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开始对榆林第二次围攻，尽管彭大将军认真汲取了一战榆林的教训，但无奈经过调整的榆林工事更加坚固，西北野战军微弱的压制火力和传统的强攻手段，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战至次日凌晨，各攻城部队都未突破城垣。如何避开敌军火力靠近榆林城墙实施爆破成为攻城的关键，西北野战军被迫放弃冲击进行耗时费力的土工作业，各攻击部队开始向城墙方向挖掘坑道，至11月8日上午，挖成了城东南角魁星楼附近长达60米及120米的坑道各一条，于当晚23时发动第二次攻城，在坑道的掩护下，成功靠近城墙实施了爆破，尽管西北野战军最终未能攻破榆林，但总算摆脱了“攻城乏术”的困境。
在西北野战军在榆林城外遇挫的同时，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1月6日开始组织石门战役，由于石门是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大城市，从市郊到市中心，以宽8米、深6米的外市沟和宽、深均5米的内市沟及市区主要建筑物为骨干，设置了3道防御阵地，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个。攻击这样的城市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攻城部队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在突破外市沟防线后，11月9日晚，晋察冀野战军和4000余名民工配合，一夜之间，就挖出了深1.7米、宽1.2米、长4000多米的蛇形交通壕。工兵甚至用抛砖测距的方式，把交通壕一点点挖到了距内市沟十几米处。以至于当时驻守在这一带的敌32师某团团长被俘后说：“天亮后，一看到那弯弯曲曲直通市沟的交通壕，我就知道石门已经完了。”战斗中，解放军仅用6分钟就突破内市沟防线，成功打开了解放石门通路。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发起锦州战役。经过四平攻坚战的失利后，东北野战军对城市攻坚作战十分重视，打锦州前，号称“旋风纵队”的东野三纵，仅用4个小时就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军事重镇义县，这一成功的攻坚战例，让林彪敏锐地看到土工作业的巨大优势，听取完义县作战的报告后，林彪立即口述八条指示下达到各攻锦纵队各师，要求每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挖交通壕，每师开挖5条或3条，每条壕宽、深各1.5米，严令各部队必须坚决执行，并报告落实情况。用林彪的话说：通过执行掘壕战法，使部队在思想上、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则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只要部队肯挖交通壕，不管敌人火力如何猛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失去作用”。因此，锦州总攻发起前，各纵队都完成万米以上的交通壕，有的挖2万多米。步兵的交通壕1米多宽，2米多深，最前点距敌60多米，以敌人投弹扔不到为准。炮兵的交通壕能开进汽车，有的把火炮推进到距敌百余米远。大军云集，地面上很少看到有人走动，既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又减少了伤亡。难怪国民党军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回忆说：“解放军攻城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昼夜不停地构筑蜘蛛网式的交通沟接近我守军阵地，用炸药来爆炸守军坚固据点的重机枪堡垒阵地。我们曾想实施反击，但一看那交通壕就没了主张，只有拼命打炮。可看不见人只能乱打一气。”由此可见，当时解放军的土工作业已经成为减少伤亡、制敌火力优势的有效手段。此后，解放军在对济南、天津的数次攻坚作战中，均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让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工事形同虚设。
撕开城防
城市攻坚作战，最关键的是如何撕开城防。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集中兵力实施攻击的城市，大都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地方除了国民党多年经营的碉堡群、雷场和障碍物外，古城墙也成为防御的重要支撑，而且古城墙往往是城高墙厚，一般火力奈何不得。战史资料显示：让彭大将军二次无功而返的榆林，是“城垣为砖石结构，尚称坚实”，而对临汾记载则是城墙高14米，基部宽30米，顶部宽10米，周长10千米，其余大城市自不必说。尽管解放军一贯认为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并且非常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战斗精神，但是主观能动性对武器装备的弥补毕竟有限。所以在城市攻坚作战中，还是“技术决定战术”。按照这一思路，在炮兵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解放军首先想到的是组织连续爆破。而对高大建筑实施爆破绝对是一项技术活，解放军传统步兵的爆破技术是针对碉堡和火力点训练的，因此解放军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首战榆林。11日晚，部队组织对榆林城墙的爆破，但由于爆破经验不足和准备不充分，第1、第2纵队的6个爆破口均未炸开，前来增援的独立第2旅也因爆破量不够，没有成功。11月8日，西北野战军二战榆林，新4旅再次因测量不准，坑道挖到城墙外三四米就实施爆破，结果城墙完好无损，等于放了个空炮。在同时进行的石门战役中，同样因为我军的定向爆破技术较差，爆炸后产生的近2尺多深的浮土，反而一下子把尖刀连陷在了沟里。
随着城市攻坚作战的日渐频繁，解放军大规模爆破技术趋于成熟，土工作业与连续爆破相结合，使得解放军能够安全地实施大当量的爆破。1948年3月，由徐向前指挥的临汾战役中，解放军的2条110米长的坑道通过外壕一直挖到城墙底下，一条放置6200公斤黑色炸药，另一条放置3000公斤黄色炸药。5月17日19时30分，伴随着震天动地的爆炸声，高耸的城墙被撕开2处40多米宽的缺口，让临汾自建城以来未被攻破的神话成为历史。
仔细研究战史不难发现，解放军大规模的爆破技术没有成为日后突破城防的主要战法，这是因为这种方法耗时费力，以土工作业和大规模爆破著称的临汾战役整整用了72天。随着解放军武器装备的不断改进，大量炮兵加入了战斗序列，突破城防就不再成为制约解放军的“瓶颈”。在利用火炮突破城防的方法上，颇具大兵团作战“天赋”的东北野战军可圈可点。东北野战军与当时其他部队相比，在武器装备上有相对优势，使得他们敢于集中优势炮兵，实施长时间、大密度的火力准备，尽管其强度与日后的美军相去甚远，但在思路上绝对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军所谓“范佛利特弹药量”有一拼。
1948年3月5日，怀着一雪“四平之耻”心愿的林彪，指挥麾下3个主力纵队，1个独立师和炮兵纵队，从沈阳地区北上，包围四平。攻城部队用160门各种口径火炮，向城内轰击了40分钟，一举突破城防，在23小时内攻占四平。到了这年10月的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更是集中900余门大炮（大口径火炮320余门）猛轰锦州，让国民党军寄予厚望的这座4米高、2米宽的城墙顿时灰飞烟灭。攻锦南突击集团7纵、9纵，仅用30分钟即突破城防进入巷战。在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的天津攻坚战中，刘亚楼集中538门大口径火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火力准备，攻击发起后，1.5小时，预定10个突破口即有8个一举突破成功，解放军强大的突破能力可见一斑。
在解放军不断扩大炮兵运用的情况下，工兵的连续爆破仍未荒废，这两种方法巧妙配合，使解放军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难怪1948年10月，济南攻坚战结束后，美联社惊呼：“共军以变得强大到足可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
扩大突破
与传统的运动战不同，在城市攻坚作战中，依托火力破坏敌防御工事，在预定地段撕开的缺口只不过是一种物理突破，而要真正实现战术突破必须要由兵力来实施，如何利用火力突破效果，迅速实现战术突破并扩大突破，一度成为解放军各野战军反复研究的问题。因为城市攻坚作战中，防御工事不会因为一点的突破而崩溃，当城防某处被火力突破后，防御一方通常的做法是迅速组织两侧火力予以封锁，而后运用预备队重新封闭突破口。因此对于进攻一方来说，实现真正的战术突破，必须在把握时机、投入兵力和保持连续突击等3个方面做到恰到好处。
第一，在时机的把握上，必须利用火力突破造成的烟尘、震慑和敌军忙乱等效果迅速突入，一旦等敌军反应过来就已错失良机。西北野战军在二战榆林时，1纵独1旅坑道爆破成功，炸开城墙宽约20米的缺口，但由于没有及时掌握突破口情况，攻城的第一梯队未能趁爆破的瞬间即发起攻击，等接到突击命令时，敌人已经用火力网封锁了缺口。而在临汾攻坚战中，因为过于强调利用爆破效果，而没有科学计算炸药爆炸可能将土抛射的距离，从而将突击分队配置在了距离突破口20—25米的位置，导致2个突击分队被土掩埋，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也失去了最佳冲击时机。在反复总结这些教训后，西北野战军攻克宜川、陈士榘唐亮兵团攻克洛阳等的攻坚作战中，解放军已能精确地把握并利用突击时机。
第二，一次尽可能多投入兵力，以保证首次强大的突击力。受长期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影响，解放军在前沿打开突破口后习惯于成建制逐次投入后续梯队，这种惯性思维给攻城部队带来过巨大伤亡。第三次四平攻坚战中，林彪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将攻城部队继续1个师1个师地投入，而没有下决心拉上整个纵队发起猛攻，致使兵力很快就因为伤亡过大显得不足，从而打成了“添油战”。济南战役时，华东野战军东、西兵团打开突破口后，也只投入2个连的突击兵力，结果被王耀武迅速组织兵力、火力予以封闭。惨痛的教训后，解放军一改运动战传统，非常强调首次突击力量。林彪在锦州攻城前，直接给2纵干部讲话时，提出这样的攻城战术要点：“在突破口被打开后，攻击部队要尽可能地全力拥入像散大戏一样，使部队尽量多的进入城内，这样敌人的反击部队就难以把我军的突击部队反击出来，使我攻城突击部队不但能牢牢控制突破口，而且还有能力向纵深发展，迅速形成真正的突破。”锦州攻坚战时，南突击集团突破城防后，迅速以第7、第9两个纵队并肩突破城垣，以中央大街为界限，开始巷战；而天津战役中，城西第1主攻方向上，2纵第6师和1纵第1、第2师同样实施并肩突击，突破城防后配属的坦克部队立即投入战斗，如此强大的首次突击力，迅速巩固并扩大了突破口，使得守军根本没有动过任何重新封闭突破口的念头，为保证29小时解放天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保持连续突击。强大的首次突击完成后，后续攻击部队如不能及时跟进，会直接影响整个战役进程，因此，解放军在城市攻坚作战中十分注重后续梯队的及时投入。天津战役中，刘亚楼在总攻发起6小时后即投入总预备；粟裕指挥的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在敌整编96军战场起义的情况下，迅速攻占济南外围，随后利用王耀武认为解放军不休整3-5天不会总攻城垣的错觉，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作风，外围得手后即乘势攻占外城，强攻内城，8昼夜连续攻击，使守军措手不及，彻底丧失了调整部署、加修工事和喘息的机会，一口气攻下济南，也彻底打破了蒋介石集中27万人进行“济南会战”的企图。
巷战争夺
攻城作战中，最惨烈的两个环节是撕开城防和实施巷战。对于解放军来说，如果其他攻坚作战的战术都经历了一个由不会到会的学习过程，那么巷战对于以近战歼敌著称的解放军而言，不过是一个精益求精的升华。只要手中武器能发挥作用，这支军队的广大官兵就有如天助，充分发挥天才般的想象力。他们在短暂的适应后，凭借从红军时期传承的战术素养和技术水平，很快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解放军巷战战术。
首先是“先吃肉后啃骨头”。针对国民党军对坚固城防的严重依赖心理，一旦突破后，迅速实施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术手段，前面部队拣容易的敌人打，比较难打的堡垒留给后续部队攻打。先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穿插迂回，不顾敌人侧面火力，向纵深猛进，直接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迅速形成对城内敌人的各个孤立态势。刘亚楼将军在天津作战中专门指出：“天津是有2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敌以13万兵力防守，好像小孩子穿大棉袄——到处都空；人民解放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进攻这种城市，是最便于使用分割战术”，即：“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把敌人搞得稀烂，把敌人防守不过来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然后再来攻击坚固据点和房屋”，“攻下一点再攻一点，以致全城扫清”。
第二个特点是“破墙开路”的穿插战术。由于城市街区两侧布满敌人各种明暗火力点，使得在街道上突击的我军经常受到各类火力的袭击，这正是巷战的恐怖之处。1999年，俄军在格罗兹尼的战斗中，从火车站到政府大楼短短数百米的距离打了近一个月，并丢下100多辆T-80主战坦克的残骸。当年缺乏坦克掩护的解放军，巧妙利用炸药将街道两侧建筑物的内墙炸毁，部队从里面前进避免了在街道上推进时受到两面火力夹击。这绝对是一种隐蔽的迂回手段。当然，这对于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城市中遍布相邻的四合院也许比较合适。但是对于今天往往是独立的高楼，恐怕很困难。这种因地制宜的独特战法，极大降低了解放军巷战的伤亡人数，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敌人分割。这种战术在我军攻克第一座大城市石门就有先例，当解放军某团突进石门后，发现各路口筑有钢骨水泥碉堡，楼上有工事，楼下有地沟，与街巷口地堡相连，每一条街巷路口楼窗铺门都用麻袋堆起了临时街障壁垒。该团参谋长立即用无线电命令先头部队停止正面进攻，避开大路，占领两侧，主力由复兴路南侧的大桥街向东前进，再从大桥街穿墙破壁返到复兴路，从敌人背后打。这样迂回前进，声东击西，很快就打到大桥街东口，扫清了大桥街到车辆厂门口地段，把敌人赶回核心工事。这就是被朱德总司令在战后总结中专门提到的“破墙连院”战法。这种战术，城市越大越有效果，随后的洛阳、开封、锦州、天津等战役中，解放军屡试不爽。
第三个特色战术就是“4组1队”，这是林彪总结的著名的“6大战术原则”之一，主要思想是以连为单位，设“4组”——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合起来为“1队”——突击队。在巷战中，大部队队形无法保持，上级不能统一实施各类支援，每一个战斗队必须具备相对独立的作战能力以应付在巷战中出现的各种情况。遵照这一原则，东北野战军在巷战中甚至将各师的山炮、92步兵炮一律推进到距敌二三百米处，直接瞄准射击，然后配属跟随步兵打巷战，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大炮上刺刀”。这种战术以其独立的攻击能力和灵活的组合形式，迅速在解放军各部队中推广，使得解放军巷战能力如虎添翼。
正是因为解放军出色的巷战能力，才使得天津一役就取得以29个小时全歼陈长捷13万守军的惊人战绩，显示了解放军攻城拔寨的强大威力，震撼了那些试图据城力守的国民党军官兵。在解放军武力威慑和强大舆论攻势下，北平等城市皆是兵不血刃，而随后的国民党军起义用“雨后春笋”来形容毫不为过，这大大减轻了解放军的作战压力。不战而屈人之兵，非攻而拔人之城，战略战术都达到了另一个境界。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城市攻坚
提起城市攻坚,人们很容易第一时间想到《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是孙武当年的警示,意在告诫大家城市攻坚的难度。城市攻坚,是解放军成熟较晚的一种战术,因为从古至今的城市攻坚战,对武器装备和技术手段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其他作战样式。这对于解放战争初期缺少重装备的解放军来说,实在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支在野战中“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劲旅,无数次“望城兴叹”。但一支军队真正强大的动力来源于——敢于自我否定和不断学习创新的能力,在经历“二打榆林”和“四战四平”攻坚失利的阵痛后,解放军知耻而后勇,潜心学习、不断总结,硬是在几年之内练就了攻无不克的“必杀绝技”。
土工作业
在登陆作战出现之前，城市攻坚一直是最残酷的作战样式。防御一方通常都构筑坚固的工事和各类迟滞对手的障碍、进行合理的兵力部署和完备的火力配系，由于对地形熟悉和准备时间充分，防御一方甚至会反复试验，最大限度消除各类武器的射击死角；而进攻一方则不得不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一边扫清障碍，一边进行敌火下运动，步步为营，逐次推进，这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苏军攻克柏林的作战中，有30万红军战士倒在了胜利前夜。解放战争初期的解放军，在缺乏重型武器进行火力压制的情况下，对坚固设防的城市实施冲击，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解放军的战史就是一部以弱胜强的历史，长期同优势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使得这支军队绝不可能在“盲目硬拼”上想办法。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你的火力把地面牢牢控制，那么我就只能避开开阔的地面，另辟蹊径了。虽然让当时的解放军“动于九天之上”不太符合实际，但让工农子弟兵实现“藏于就地之下”却不是什么难事。于是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成为解放军攻城作战的第一件法宝。
解放军最初在攻城时实施土工作业，也是无奈之举。1947年11月2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开始对榆林第二次围攻，尽管彭大将军认真汲取了一战榆林的教训，但无奈经过调整的榆林工事更加坚固，西北野战军微弱的压制火力和传统的强攻手段，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战至次日凌晨，各攻城部队都未突破城垣。如何避开敌军火力靠近榆林城墙实施爆破成为攻城的关键，西北野战军被迫放弃冲击进行耗时费力的土工作业，各攻击部队开始向城墙方向挖掘坑道，至11月8日上午，挖成了城东南角魁星楼附近长达60米及120米的坑道各一条，于当晚23时发动第二次攻城，在坑道的掩护下，成功靠近城墙实施了爆破，尽管西北野战军最终未能攻破榆林，但总算摆脱了“攻城乏术”的困境。
在西北野战军在榆林城外遇挫的同时，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1月6日开始组织石门战役，由于石门是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大城市，从市郊到市中心，以宽8米、深6米的外市沟和宽、深均5米的内市沟及市区主要建筑物为骨干，设置了3道防御阵地，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个。攻击这样的城市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攻城部队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在突破外市沟防线后，11月9日晚，晋察冀野战军和4000余名民工配合，一夜之间，就挖出了深1.7米、宽1.2米、长4000多米的蛇形交通壕。工兵甚至用抛砖测距的方式，把交通壕一点点挖到了距内市沟十几米处。以至于当时驻守在这一带的敌32师某团团长被俘后说：“天亮后，一看到那弯弯曲曲直通市沟的交通壕，我就知道石门已经完了。”战斗中，解放军仅用6分钟就突破内市沟防线，成功打开了解放石门通路。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发起锦州战役。经过四平攻坚战的失利后，东北野战军对城市攻坚作战十分重视，打锦州前，号称“旋风纵队”的东野三纵，仅用4个小时就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军事重镇义县，这一成功的攻坚战例，让林彪敏锐地看到土工作业的巨大优势，听取完义县作战的报告后，林彪立即口述八条指示下达到各攻锦纵队各师，要求每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挖交通壕，每师开挖5条或3条，每条壕宽、深各1.5米，严令各部队必须坚决执行，并报告落实情况。用林彪的话说：通过执行掘壕战法，使部队在思想上、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则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只要部队肯挖交通壕，不管敌人火力如何猛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失去作用”。因此，锦州总攻发起前，各纵队都完成万米以上的交通壕，有的挖2万多米。步兵的交通壕1米多宽，2米多深，最前点距敌60多米，以敌人投弹扔不到为准。炮兵的交通壕能开进汽车，有的把火炮推进到距敌百余米远。大军云集，地面上很少看到有人走动，既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又减少了伤亡。难怪国民党军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回忆说：“解放军攻城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昼夜不停地构筑蜘蛛网式的交通沟接近我守军阵地，用炸药来爆炸守军坚固据点的重机枪堡垒阵地。我们曾想实施反击，但一看那交通壕就没了主张，只有拼命打炮。可看不见人只能乱打一气。”由此可见，当时解放军的土工作业已经成为减少伤亡、制敌火力优势的有效手段。此后，解放军在对济南、天津的数次攻坚作战中，均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让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工事形同虚设。
撕开城防
城市攻坚作战，最关键的是如何撕开城防。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集中兵力实施攻击的城市，大都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地方除了国民党多年经营的碉堡群、雷场和障碍物外，古城墙也成为防御的重要支撑，而且古城墙往往是城高墙厚，一般火力奈何不得。战史资料显示：让彭大将军二次无功而返的榆林，是“城垣为砖石结构，尚称坚实”，而对临汾记载则是城墙高14米，基部宽30米，顶部宽10米，周长10千米，其余大城市自不必说。尽管解放军一贯认为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并且非常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战斗精神，但是主观能动性对武器装备的弥补毕竟有限。所以在城市攻坚作战中，还是“技术决定战术”。按照这一思路，在炮兵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解放军首先想到的是组织连续爆破。而对高大建筑实施爆破绝对是一项技术活，解放军传统步兵的爆破技术是针对碉堡和火力点训练的，因此解放军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首战榆林。11日晚，部队组织对榆林城墙的爆破，但由于爆破经验不足和准备不充分，第1、第2纵队的6个爆破口均未炸开，前来增援的独立第2旅也因爆破量不够，没有成功。11月8日，西北野战军二战榆林，新4旅再次因测量不准，坑道挖到城墙外三四米就实施爆破，结果城墙完好无损，等于放了个空炮。在同时进行的石门战役中，同样因为我军的定向爆破技术较差，爆炸后产生的近2尺多深的浮土，反而一下子把尖刀连陷在了沟里。
随着城市攻坚作战的日渐频繁，解放军大规模爆破技术趋于成熟，土工作业与连续爆破相结合，使得解放军能够安全地实施大当量的爆破。1948年3月，由徐向前指挥的临汾战役中，解放军的2条110米长的坑道通过外壕一直挖到城墙底下，一条放置6200公斤黑色炸药，另一条放置3000公斤黄色炸药。5月17日19时30分，伴随着震天动地的爆炸声，高耸的城墙被撕开2处40多米宽的缺口，让临汾自建城以来未被攻破的神话成为历史。
仔细研究战史不难发现，解放军大规模的爆破技术没有成为日后突破城防的主要战法，这是因为这种方法耗时费力，以土工作业和大规模爆破著称的临汾战役整整用了72天。随着解放军武器装备的不断改进，大量炮兵加入了战斗序列，突破城防就不再成为制约解放军的“瓶颈”。在利用火炮突破城防的方法上，颇具大兵团作战“天赋”的东北野战军可圈可点。东北野战军与当时其他部队相比，在武器装备上有相对优势，使得他们敢于集中优势炮兵，实施长时间、大密度的火力准备，尽管其强度与日后的美军相去甚远，但在思路上绝对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军所谓“范佛利特弹药量”有一拼。
1948年3月5日，怀着一雪“四平之耻”心愿的林彪，指挥麾下3个主力纵队，1个独立师和炮兵纵队，从沈阳地区北上，包围四平。攻城部队用160门各种口径火炮，向城内轰击了40分钟，一举突破城防，在23小时内攻占四平。到了这年10月的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更是集中900余门大炮（大口径火炮320余门）猛轰锦州，让国民党军寄予厚望的这座4米高、2米宽的城墙顿时灰飞烟灭。攻锦南突击集团7纵、9纵，仅用30分钟即突破城防进入巷战。在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的天津攻坚战中，刘亚楼集中538门大口径火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火力准备，攻击发起后，1.5小时，预定10个突破口即有8个一举突破成功，解放军强大的突破能力可见一斑。
在解放军不断扩大炮兵运用的情况下，工兵的连续爆破仍未荒废，这两种方法巧妙配合，使解放军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难怪1948年10月，济南攻坚战结束后，美联社惊呼：“共军以变得强大到足可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
扩大突破
与传统的运动战不同，在城市攻坚作战中，依托火力破坏敌防御工事，在预定地段撕开的缺口只不过是一种物理突破，而要真正实现战术突破必须要由兵力来实施，如何利用火力突破效果，迅速实现战术突破并扩大突破，一度成为解放军各野战军反复研究的问题。因为城市攻坚作战中，防御工事不会因为一点的突破而崩溃，当城防某处被火力突破后，防御一方通常的做法是迅速组织两侧火力予以封锁，而后运用预备队重新封闭突破口。因此对于进攻一方来说，实现真正的战术突破，必须在把握时机、投入兵力和保持连续突击等3个方面做到恰到好处。
第一，在时机的把握上，必须利用火力突破造成的烟尘、震慑和敌军忙乱等效果迅速突入，一旦等敌军反应过来就已错失良机。西北野战军在二战榆林时，1纵独1旅坑道爆破成功，炸开城墙宽约20米的缺口，但由于没有及时掌握突破口情况，攻城的第一梯队未能趁爆破的瞬间即发起攻击，等接到突击命令时，敌人已经用火力网封锁了缺口。而在临汾攻坚战中，因为过于强调利用爆破效果，而没有科学计算炸药爆炸可能将土抛射的距离，从而将突击分队配置在了距离突破口20—25米的位置，导致2个突击分队被土掩埋，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也失去了最佳冲击时机。在反复总结这些教训后，西北野战军攻克宜川、陈士榘唐亮兵团攻克洛阳等的攻坚作战中，解放军已能精确地把握并利用突击时机。
第二，一次尽可能多投入兵力，以保证首次强大的突击力。受长期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影响，解放军在前沿打开突破口后习惯于成建制逐次投入后续梯队，这种惯性思维给攻城部队带来过巨大伤亡。第三次四平攻坚战中，林彪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将攻城部队继续1个师1个师地投入，而没有下决心拉上整个纵队发起猛攻，致使兵力很快就因为伤亡过大显得不足，从而打成了“添油战”。济南战役时，华东野战军东、西兵团打开突破口后，也只投入2个连的突击兵力，结果被王耀武迅速组织兵力、火力予以封闭。惨痛的教训后，解放军一改运动战传统，非常强调首次突击力量。林彪在锦州攻城前，直接给2纵干部讲话时，提出这样的攻城战术要点：“在突破口被打开后，攻击部队要尽可能地全力拥入像散大戏一样，使部队尽量多的进入城内，这样敌人的反击部队就难以把我军的突击部队反击出来，使我攻城突击部队不但能牢牢控制突破口，而且还有能力向纵深发展，迅速形成真正的突破。”锦州攻坚战时，南突击集团突破城防后，迅速以第7、第9两个纵队并肩突破城垣，以中央大街为界限，开始巷战；而天津战役中，城西第1主攻方向上，2纵第6师和1纵第1、第2师同样实施并肩突击，突破城防后配属的坦克部队立即投入战斗，如此强大的首次突击力，迅速巩固并扩大了突破口，使得守军根本没有动过任何重新封闭突破口的念头，为保证29小时解放天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保持连续突击。强大的首次突击完成后，后续攻击部队如不能及时跟进，会直接影响整个战役进程，因此，解放军在城市攻坚作战中十分注重后续梯队的及时投入。天津战役中，刘亚楼在总攻发起6小时后即投入总预备；粟裕指挥的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在敌整编96军战场起义的情况下，迅速攻占济南外围，随后利用王耀武认为解放军不休整3-5天不会总攻城垣的错觉，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作风，外围得手后即乘势攻占外城，强攻内城，8昼夜连续攻击，使守军措手不及，彻底丧失了调整部署、加修工事和喘息的机会，一口气攻下济南，也彻底打破了蒋介石集中27万人进行“济南会战”的企图。
巷战争夺
攻城作战中，最惨烈的两个环节是撕开城防和实施巷战。对于解放军来说，如果其他攻坚作战的战术都经历了一个由不会到会的学习过程，那么巷战对于以近战歼敌著称的解放军而言，不过是一个精益求精的升华。只要手中武器能发挥作用，这支军队的广大官兵就有如天助，充分发挥天才般的想象力。他们在短暂的适应后，凭借从红军时期传承的战术素养和技术水平，很快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解放军巷战战术。
首先是“先吃肉后啃骨头”。针对国民党军对坚固城防的严重依赖心理，一旦突破后，迅速实施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术手段，前面部队拣容易的敌人打，比较难打的堡垒留给后续部队攻打。先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穿插迂回，不顾敌人侧面火力，向纵深猛进，直接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迅速形成对城内敌人的各个孤立态势。刘亚楼将军在天津作战中专门指出：“天津是有2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敌以13万兵力防守，好像小孩子穿大棉袄——到处都空；人民解放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进攻这种城市，是最便于使用分割战术”，即：“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把敌人搞得稀烂，把敌人防守不过来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然后再来攻击坚固据点和房屋”，“攻下一点再攻一点，以致全城扫清”。
第二个特点是“破墙开路”的穿插战术。由于城市街区两侧布满敌人各种明暗火力点，使得在街道上突击的我军经常受到各类火力的袭击，这正是巷战的恐怖之处。1999年，俄军在格罗兹尼的战斗中，从火车站到政府大楼短短数百米的距离打了近一个月，并丢下100多辆T-80主战坦克的残骸。当年缺乏坦克掩护的解放军，巧妙利用炸药将街道两侧建筑物的内墙炸毁，部队从里面前进避免了在街道上推进时受到两面火力夹击。这绝对是一种隐蔽的迂回手段。当然，这对于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城市中遍布相邻的四合院也许比较合适。但是对于今天往往是独立的高楼，恐怕很困难。这种因地制宜的独特战法，极大降低了解放军巷战的伤亡人数，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敌人分割。这种战术在我军攻克第一座大城市石门就有先例，当解放军某团突进石门后，发现各路口筑有钢骨水泥碉堡，楼上有工事，楼下有地沟，与街巷口地堡相连，每一条街巷路口楼窗铺门都用麻袋堆起了临时街障壁垒。该团参谋长立即用无线电命令先头部队停止正面进攻，避开大路，占领两侧，主力由复兴路南侧的大桥街向东前进，再从大桥街穿墙破壁返到复兴路，从敌人背后打。这样迂回前进，声东击西，很快就打到大桥街东口，扫清了大桥街到车辆厂门口地段，把敌人赶回核心工事。这就是被朱德总司令在战后总结中专门提到的“破墙连院”战法。这种战术，城市越大越有效果，随后的洛阳、开封、锦州、天津等战役中，解放军屡试不爽。
第三个特色战术就是“4组1队”，这是林彪总结的著名的“6大战术原则”之一，主要思想是以连为单位，设“4组”——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合起来为“1队”——突击队。在巷战中，大部队队形无法保持，上级不能统一实施各类支援，每一个战斗队必须具备相对独立的作战能力以应付在巷战中出现的各种情况。遵照这一原则，东北野战军在巷战中甚至将各师的山炮、92步兵炮一律推进到距敌二三百米处，直接瞄准射击，然后配属跟随步兵打巷战，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大炮上刺刀”。这种战术以其独立的攻击能力和灵活的组合形式，迅速在解放军各部队中推广，使得解放军巷战能力如虎添翼。
正是因为解放军出色的巷战能力，才使得天津一役就取得以29个小时全歼陈长捷13万守军的惊人战绩，显示了解放军攻城拔寨的强大威力，震撼了那些试图据城力守的国民党军官兵。在解放军武力威慑和强大舆论攻势下，北平等城市皆是兵不血刃，而随后的国民党军起义用“雨后春笋”来形容毫不为过，这大大减轻了解放军的作战压力。不战而屈人之兵，非攻而拔人之城，战略战术都达到了另一个境界。
提起城市攻坚,人们很容易第一时间想到《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是孙武当年的警示,意在告诫大家城市攻坚的难度。城市攻坚,是解放军成熟较晚的一种战术,因为从古至今的城市攻坚战,对武器装备和技术手段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其他作战样式。这对于解放战争初期缺少重装备的解放军来说,实在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支在野战中“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劲旅,无数次“望城兴叹”。但一支军队真正强大的动力来源于——敢于自我否定和不断学习创新的能力,在经历“二打榆林”和“四战四平”攻坚失利的阵痛后,解放军知耻而后勇,潜心学习、不断总结,硬是在几年之内练就了攻无不克的“必杀绝技”。
土工作业
在登陆作战出现之前，城市攻坚一直是最残酷的作战样式。防御一方通常都构筑坚固的工事和各类迟滞对手的障碍、进行合理的兵力部署和完备的火力配系，由于对地形熟悉和准备时间充分，防御一方甚至会反复试验，最大限度消除各类武器的射击死角；而进攻一方则不得不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一边扫清障碍，一边进行敌火下运动，步步为营，逐次推进，这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苏军攻克柏林的作战中，有30万红军战士倒在了胜利前夜。解放战争初期的解放军，在缺乏重型武器进行火力压制的情况下，对坚固设防的城市实施冲击，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解放军的战史就是一部以弱胜强的历史，长期同优势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使得这支军队绝不可能在“盲目硬拼”上想办法。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你的火力把地面牢牢控制，那么我就只能避开开阔的地面，另辟蹊径了。虽然让当时的解放军“动于九天之上”不太符合实际，但让工农子弟兵实现“藏于就地之下”却不是什么难事。于是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成为解放军攻城作战的第一件法宝。
解放军最初在攻城时实施土工作业，也是无奈之举。1947年11月2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开始对榆林第二次围攻，尽管彭大将军认真汲取了一战榆林的教训，但无奈经过调整的榆林工事更加坚固，西北野战军微弱的压制火力和传统的强攻手段，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战至次日凌晨，各攻城部队都未突破城垣。如何避开敌军火力靠近榆林城墙实施爆破成为攻城的关键，西北野战军被迫放弃冲击进行耗时费力的土工作业，各攻击部队开始向城墙方向挖掘坑道，至11月8日上午，挖成了城东南角魁星楼附近长达60米及120米的坑道各一条，于当晚23时发动第二次攻城，在坑道的掩护下，成功靠近城墙实施了爆破，尽管西北野战军最终未能攻破榆林，但总算摆脱了“攻城乏术”的困境。
在西北野战军在榆林城外遇挫的同时，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1月6日开始组织石门战役，由于石门是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大城市，从市郊到市中心，以宽8米、深6米的外市沟和宽、深均5米的内市沟及市区主要建筑物为骨干，设置了3道防御阵地，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个。攻击这样的城市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攻城部队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在突破外市沟防线后，11月9日晚，晋察冀野战军和4000余名民工配合，一夜之间，就挖出了深1.7米、宽1.2米、长4000多米的蛇形交通壕。工兵甚至用抛砖测距的方式，把交通壕一点点挖到了距内市沟十几米处。以至于当时驻守在这一带的敌32师某团团长被俘后说：“天亮后，一看到那弯弯曲曲直通市沟的交通壕，我就知道石门已经完了。”战斗中，解放军仅用6分钟就突破内市沟防线，成功打开了解放石门通路。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发起锦州战役。经过四平攻坚战的失利后，东北野战军对城市攻坚作战十分重视，打锦州前，号称“旋风纵队”的东野三纵，仅用4个小时就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军事重镇义县，这一成功的攻坚战例，让林彪敏锐地看到土工作业的巨大优势，听取完义县作战的报告后，林彪立即口述八条指示下达到各攻锦纵队各师，要求每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挖交通壕，每师开挖5条或3条，每条壕宽、深各1.5米，严令各部队必须坚决执行，并报告落实情况。用林彪的话说：通过执行掘壕战法，使部队在思想上、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则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只要部队肯挖交通壕，不管敌人火力如何猛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失去作用”。因此，锦州总攻发起前，各纵队都完成万米以上的交通壕，有的挖2万多米。步兵的交通壕1米多宽，2米多深，最前点距敌60多米，以敌人投弹扔不到为准。炮兵的交通壕能开进汽车，有的把火炮推进到距敌百余米远。大军云集，地面上很少看到有人走动，既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又减少了伤亡。难怪国民党军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回忆说：“解放军攻城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昼夜不停地构筑蜘蛛网式的交通沟接近我守军阵地，用炸药来爆炸守军坚固据点的重机枪堡垒阵地。我们曾想实施反击，但一看那交通壕就没了主张，只有拼命打炮。可看不见人只能乱打一气。”由此可见，当时解放军的土工作业已经成为减少伤亡、制敌火力优势的有效手段。此后，解放军在对济南、天津的数次攻坚作战中，均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让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工事形同虚设。
撕开城防
城市攻坚作战，最关键的是如何撕开城防。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集中兵力实施攻击的城市，大都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地方除了国民党多年经营的碉堡群、雷场和障碍物外，古城墙也成为防御的重要支撑，而且古城墙往往是城高墙厚，一般火力奈何不得。战史资料显示：让彭大将军二次无功而返的榆林，是“城垣为砖石结构，尚称坚实”，而对临汾记载则是城墙高14米，基部宽30米，顶部宽10米，周长10千米，其余大城市自不必说。尽管解放军一贯认为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并且非常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战斗精神，但是主观能动性对武器装备的弥补毕竟有限。所以在城市攻坚作战中，还是“技术决定战术”。按照这一思路，在炮兵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解放军首先想到的是组织连续爆破。而对高大建筑实施爆破绝对是一项技术活，解放军传统步兵的爆破技术是针对碉堡和火力点训练的，因此解放军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首战榆林。11日晚，部队组织对榆林城墙的爆破，但由于爆破经验不足和准备不充分，第1、第2纵队的6个爆破口均未炸开，前来增援的独立第2旅也因爆破量不够，没有成功。11月8日，西北野战军二战榆林，新4旅再次因测量不准，坑道挖到城墙外三四米就实施爆破，结果城墙完好无损，等于放了个空炮。在同时进行的石门战役中，同样因为我军的定向爆破技术较差，爆炸后产生的近2尺多深的浮土，反而一下子把尖刀连陷在了沟里。
随着城市攻坚作战的日渐频繁，解放军大规模爆破技术趋于成熟，土工作业与连续爆破相结合，使得解放军能够安全地实施大当量的爆破。1948年3月，由徐向前指挥的临汾战役中，解放军的2条110米长的坑道通过外壕一直挖到城墙底下，一条放置6200公斤黑色炸药，另一条放置3000公斤黄色炸药。5月17日19时30分，伴随着震天动地的爆炸声，高耸的城墙被撕开2处40多米宽的缺口，让临汾自建城以来未被攻破的神话成为历史。
仔细研究战史不难发现，解放军大规模的爆破技术没有成为日后突破城防的主要战法，这是因为这种方法耗时费力，以土工作业和大规模爆破著称的临汾战役整整用了72天。随着解放军武器装备的不断改进，大量炮兵加入了战斗序列，突破城防就不再成为制约解放军的“瓶颈”。在利用火炮突破城防的方法上，颇具大兵团作战“天赋”的东北野战军可圈可点。东北野战军与当时其他部队相比，在武器装备上有相对优势，使得他们敢于集中优势炮兵，实施长时间、大密度的火力准备，尽管其强度与日后的美军相去甚远，但在思路上绝对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军所谓“范佛利特弹药量”有一拼。
1948年3月5日，怀着一雪“四平之耻”心愿的林彪，指挥麾下3个主力纵队，1个独立师和炮兵纵队，从沈阳地区北上，包围四平。攻城部队用160门各种口径火炮，向城内轰击了40分钟，一举突破城防，在23小时内攻占四平。到了这年10月的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更是集中900余门大炮（大口径火炮320余门）猛轰锦州，让国民党军寄予厚望的这座4米高、2米宽的城墙顿时灰飞烟灭。攻锦南突击集团7纵、9纵，仅用30分钟即突破城防进入巷战。在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的天津攻坚战中，刘亚楼集中538门大口径火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火力准备，攻击发起后，1.5小时，预定10个突破口即有8个一举突破成功，解放军强大的突破能力可见一斑。
在解放军不断扩大炮兵运用的情况下，工兵的连续爆破仍未荒废，这两种方法巧妙配合，使解放军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难怪1948年10月，济南攻坚战结束后，美联社惊呼：“共军以变得强大到足可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
扩大突破
与传统的运动战不同，在城市攻坚作战中，依托火力破坏敌防御工事，在预定地段撕开的缺口只不过是一种物理突破，而要真正实现战术突破必须要由兵力来实施，如何利用火力突破效果，迅速实现战术突破并扩大突破，一度成为解放军各野战军反复研究的问题。因为城市攻坚作战中，防御工事不会因为一点的突破而崩溃，当城防某处被火力突破后，防御一方通常的做法是迅速组织两侧火力予以封锁，而后运用预备队重新封闭突破口。因此对于进攻一方来说，实现真正的战术突破，必须在把握时机、投入兵力和保持连续突击等3个方面做到恰到好处。
第一，在时机的把握上，必须利用火力突破造成的烟尘、震慑和敌军忙乱等效果迅速突入，一旦等敌军反应过来就已错失良机。西北野战军在二战榆林时，1纵独1旅坑道爆破成功，炸开城墙宽约20米的缺口，但由于没有及时掌握突破口情况，攻城的第一梯队未能趁爆破的瞬间即发起攻击，等接到突击命令时，敌人已经用火力网封锁了缺口。而在临汾攻坚战中，因为过于强调利用爆破效果，而没有科学计算炸药爆炸可能将土抛射的距离，从而将突击分队配置在了距离突破口20—25米的位置，导致2个突击分队被土掩埋，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也失去了最佳冲击时机。在反复总结这些教训后，西北野战军攻克宜川、陈士榘唐亮兵团攻克洛阳等的攻坚作战中，解放军已能精确地把握并利用突击时机。
第二，一次尽可能多投入兵力，以保证首次强大的突击力。受长期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影响，解放军在前沿打开突破口后习惯于成建制逐次投入后续梯队，这种惯性思维给攻城部队带来过巨大伤亡。第三次四平攻坚战中，林彪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将攻城部队继续1个师1个师地投入，而没有下决心拉上整个纵队发起猛攻，致使兵力很快就因为伤亡过大显得不足，从而打成了“添油战”。济南战役时，华东野战军东、西兵团打开突破口后，也只投入2个连的突击兵力，结果被王耀武迅速组织兵力、火力予以封闭。惨痛的教训后，解放军一改运动战传统，非常强调首次突击力量。林彪在锦州攻城前，直接给2纵干部讲话时，提出这样的攻城战术要点：“在突破口被打开后，攻击部队要尽可能地全力拥入像散大戏一样，使部队尽量多的进入城内，这样敌人的反击部队就难以把我军的突击部队反击出来，使我攻城突击部队不但能牢牢控制突破口，而且还有能力向纵深发展，迅速形成真正的突破。”锦州攻坚战时，南突击集团突破城防后，迅速以第7、第9两个纵队并肩突破城垣，以中央大街为界限，开始巷战；而天津战役中，城西第1主攻方向上，2纵第6师和1纵第1、第2师同样实施并肩突击，突破城防后配属的坦克部队立即投入战斗，如此强大的首次突击力，迅速巩固并扩大了突破口，使得守军根本没有动过任何重新封闭突破口的念头，为保证29小时解放天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保持连续突击。强大的首次突击完成后，后续攻击部队如不能及时跟进，会直接影响整个战役进程，因此，解放军在城市攻坚作战中十分注重后续梯队的及时投入。天津战役中，刘亚楼在总攻发起6小时后即投入总预备；粟裕指挥的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在敌整编96军战场起义的情况下，迅速攻占济南外围，随后利用王耀武认为解放军不休整3-5天不会总攻城垣的错觉，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作风，外围得手后即乘势攻占外城，强攻内城，8昼夜连续攻击，使守军措手不及，彻底丧失了调整部署、加修工事和喘息的机会，一口气攻下济南，也彻底打破了蒋介石集中27万人进行“济南会战”的企图。
巷战争夺
攻城作战中，最惨烈的两个环节是撕开城防和实施巷战。对于解放军来说，如果其他攻坚作战的战术都经历了一个由不会到会的学习过程，那么巷战对于以近战歼敌著称的解放军而言，不过是一个精益求精的升华。只要手中武器能发挥作用，这支军队的广大官兵就有如天助，充分发挥天才般的想象力。他们在短暂的适应后，凭借从红军时期传承的战术素养和技术水平，很快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解放军巷战战术。
首先是“先吃肉后啃骨头”。针对国民党军对坚固城防的严重依赖心理，一旦突破后，迅速实施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术手段，前面部队拣容易的敌人打，比较难打的堡垒留给后续部队攻打。先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穿插迂回，不顾敌人侧面火力，向纵深猛进，直接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迅速形成对城内敌人的各个孤立态势。刘亚楼将军在天津作战中专门指出：“天津是有2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敌以13万兵力防守，好像小孩子穿大棉袄——到处都空；人民解放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进攻这种城市，是最便于使用分割战术”，即：“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把敌人搞得稀烂，把敌人防守不过来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然后再来攻击坚固据点和房屋”，“攻下一点再攻一点，以致全城扫清”。
第二个特点是“破墙开路”的穿插战术。由于城市街区两侧布满敌人各种明暗火力点，使得在街道上突击的我军经常受到各类火力的袭击，这正是巷战的恐怖之处。1999年，俄军在格罗兹尼的战斗中，从火车站到政府大楼短短数百米的距离打了近一个月，并丢下100多辆T-80主战坦克的残骸。当年缺乏坦克掩护的解放军，巧妙利用炸药将街道两侧建筑物的内墙炸毁，部队从里面前进避免了在街道上推进时受到两面火力夹击。这绝对是一种隐蔽的迂回手段。当然，这对于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城市中遍布相邻的四合院也许比较合适。但是对于今天往往是独立的高楼，恐怕很困难。这种因地制宜的独特战法，极大降低了解放军巷战的伤亡人数，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敌人分割。这种战术在我军攻克第一座大城市石门就有先例，当解放军某团突进石门后，发现各路口筑有钢骨水泥碉堡，楼上有工事，楼下有地沟，与街巷口地堡相连，每一条街巷路口楼窗铺门都用麻袋堆起了临时街障壁垒。该团参谋长立即用无线电命令先头部队停止正面进攻，避开大路，占领两侧，主力由复兴路南侧的大桥街向东前进，再从大桥街穿墙破壁返到复兴路，从敌人背后打。这样迂回前进，声东击西，很快就打到大桥街东口，扫清了大桥街到车辆厂门口地段，把敌人赶回核心工事。这就是被朱德总司令在战后总结中专门提到的“破墙连院”战法。这种战术，城市越大越有效果，随后的洛阳、开封、锦州、天津等战役中，解放军屡试不爽。
第三个特色战术就是“4组1队”，这是林彪总结的著名的“6大战术原则”之一，主要思想是以连为单位，设“4组”——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合起来为“1队”——突击队。在巷战中，大部队队形无法保持，上级不能统一实施各类支援，每一个战斗队必须具备相对独立的作战能力以应付在巷战中出现的各种情况。遵照这一原则，东北野战军在巷战中甚至将各师的山炮、92步兵炮一律推进到距敌二三百米处，直接瞄准射击，然后配属跟随步兵打巷战，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大炮上刺刀”。这种战术以其独立的攻击能力和灵活的组合形式，迅速在解放军各部队中推广，使得解放军巷战能力如虎添翼。
正是因为解放军出色的巷战能力，才使得天津一役就取得以29个小时全歼陈长捷13万守军的惊人战绩，显示了解放军攻城拔寨的强大威力，震撼了那些试图据城力守的国民党军官兵。在解放军武力威慑和强大舆论攻势下，北平等城市皆是兵不血刃，而随后的国民党军起义用“雨后春笋”来形容毫不为过，这大大减轻了解放军的作战压力。不战而屈人之兵，非攻而拔人之城，战略战术都达到了另一个境界。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城市攻坚
提起城市攻坚,人们很容易第一时间想到《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是孙武当年的警示,意在告诫大家城市攻坚的难度。城市攻坚,是解放军成熟较晚的一种战术,因为从古至今的城市攻坚战,对武器装备和技术手段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其他作战样式。这对于解放战争初期缺少重装备的解放军来说,实在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支在野战中“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劲旅,无数次“望城兴叹”。但一支军队真正强大的动力来源于——敢于自我否定和不断学习创新的能力,在经历“二打榆林”和“四战四平”攻坚失利的阵痛后,解放军知耻而后勇,潜心学习、不断总结,硬是在几年之内练就了攻无不克的“必杀绝技”。
土工作业
在登陆作战出现之前，城市攻坚一直是最残酷的作战样式。防御一方通常都构筑坚固的工事和各类迟滞对手的障碍、进行合理的兵力部署和完备的火力配系，由于对地形熟悉和准备时间充分，防御一方甚至会反复试验，最大限度消除各类武器的射击死角；而进攻一方则不得不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一边扫清障碍，一边进行敌火下运动，步步为营，逐次推进，这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苏军攻克柏林的作战中，有30万红军战士倒在了胜利前夜。解放战争初期的解放军，在缺乏重型武器进行火力压制的情况下，对坚固设防的城市实施冲击，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解放军的战史就是一部以弱胜强的历史，长期同优势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使得这支军队绝不可能在“盲目硬拼”上想办法。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你的火力把地面牢牢控制，那么我就只能避开开阔的地面，另辟蹊径了。虽然让当时的解放军“动于九天之上”不太符合实际，但让工农子弟兵实现“藏于就地之下”却不是什么难事。于是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成为解放军攻城作战的第一件法宝。
解放军最初在攻城时实施土工作业，也是无奈之举。1947年11月2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开始对榆林第二次围攻，尽管彭大将军认真汲取了一战榆林的教训，但无奈经过调整的榆林工事更加坚固，西北野战军微弱的压制火力和传统的强攻手段，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战至次日凌晨，各攻城部队都未突破城垣。如何避开敌军火力靠近榆林城墙实施爆破成为攻城的关键，西北野战军被迫放弃冲击进行耗时费力的土工作业，各攻击部队开始向城墙方向挖掘坑道，至11月8日上午，挖成了城东南角魁星楼附近长达60米及120米的坑道各一条，于当晚23时发动第二次攻城，在坑道的掩护下，成功靠近城墙实施了爆破，尽管西北野战军最终未能攻破榆林，但总算摆脱了“攻城乏术”的困境。
在西北野战军在榆林城外遇挫的同时，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1月6日开始组织石门战役，由于石门是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大城市，从市郊到市中心，以宽8米、深6米的外市沟和宽、深均5米的内市沟及市区主要建筑物为骨干，设置了3道防御阵地，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个。攻击这样的城市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攻城部队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在突破外市沟防线后，11月9日晚，晋察冀野战军和4000余名民工配合，一夜之间，就挖出了深1.7米、宽1.2米、长4000多米的蛇形交通壕。工兵甚至用抛砖测距的方式，把交通壕一点点挖到了距内市沟十几米处。以至于当时驻守在这一带的敌32师某团团长被俘后说：“天亮后，一看到那弯弯曲曲直通市沟的交通壕，我就知道石门已经完了。”战斗中，解放军仅用6分钟就突破内市沟防线，成功打开了解放石门通路。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发起锦州战役。经过四平攻坚战的失利后，东北野战军对城市攻坚作战十分重视，打锦州前，号称“旋风纵队”的东野三纵，仅用4个小时就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军事重镇义县，这一成功的攻坚战例，让林彪敏锐地看到土工作业的巨大优势，听取完义县作战的报告后，林彪立即口述八条指示下达到各攻锦纵队各师，要求每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挖交通壕，每师开挖5条或3条，每条壕宽、深各1.5米，严令各部队必须坚决执行，并报告落实情况。用林彪的话说：通过执行掘壕战法，使部队在思想上、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则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只要部队肯挖交通壕，不管敌人火力如何猛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失去作用”。因此，锦州总攻发起前，各纵队都完成万米以上的交通壕，有的挖2万多米。步兵的交通壕1米多宽，2米多深，最前点距敌60多米，以敌人投弹扔不到为准。炮兵的交通壕能开进汽车，有的把火炮推进到距敌百余米远。大军云集，地面上很少看到有人走动，既增加了攻击的突然性，又减少了伤亡。难怪国民党军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被俘后回忆说：“解放军攻城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昼夜不停地构筑蜘蛛网式的交通沟接近我守军阵地，用炸药来爆炸守军坚固据点的重机枪堡垒阵地。我们曾想实施反击，但一看那交通壕就没了主张，只有拼命打炮。可看不见人只能乱打一气。”由此可见，当时解放军的土工作业已经成为减少伤亡、制敌火力优势的有效手段。此后，解放军在对济南、天津的数次攻坚作战中，均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让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工事形同虚设。
撕开城防
城市攻坚作战，最关键的是如何撕开城防。解放战争中，解放军集中兵力实施攻击的城市，大都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地方除了国民党多年经营的碉堡群、雷场和障碍物外，古城墙也成为防御的重要支撑，而且古城墙往往是城高墙厚，一般火力奈何不得。战史资料显示：让彭大将军二次无功而返的榆林，是“城垣为砖石结构，尚称坚实”，而对临汾记载则是城墙高14米，基部宽30米，顶部宽10米，周长10千米，其余大城市自不必说。尽管解放军一贯认为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并且非常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战斗精神，但是主观能动性对武器装备的弥补毕竟有限。所以在城市攻坚作战中，还是“技术决定战术”。按照这一思路，在炮兵力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解放军首先想到的是组织连续爆破。而对高大建筑实施爆破绝对是一项技术活，解放军传统步兵的爆破技术是针对碉堡和火力点训练的，因此解放军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首战榆林。11日晚，部队组织对榆林城墙的爆破，但由于爆破经验不足和准备不充分，第1、第2纵队的6个爆破口均未炸开，前来增援的独立第2旅也因爆破量不够，没有成功。11月8日，西北野战军二战榆林，新4旅再次因测量不准，坑道挖到城墙外三四米就实施爆破，结果城墙完好无损，等于放了个空炮。在同时进行的石门战役中，同样因为我军的定向爆破技术较差，爆炸后产生的近2尺多深的浮土，反而一下子把尖刀连陷在了沟里。
随着城市攻坚作战的日渐频繁，解放军大规模爆破技术趋于成熟，土工作业与连续爆破相结合，使得解放军能够安全地实施大当量的爆破。1948年3月，由徐向前指挥的临汾战役中，解放军的2条110米长的坑道通过外壕一直挖到城墙底下，一条放置6200公斤黑色炸药，另一条放置3000公斤黄色炸药。5月17日19时30分，伴随着震天动地的爆炸声，高耸的城墙被撕开2处40多米宽的缺口，让临汾自建城以来未被攻破的神话成为历史。
仔细研究战史不难发现，解放军大规模的爆破技术没有成为日后突破城防的主要战法，这是因为这种方法耗时费力，以土工作业和大规模爆破著称的临汾战役整整用了72天。随着解放军武器装备的不断改进，大量炮兵加入了战斗序列，突破城防就不再成为制约解放军的“瓶颈”。在利用火炮突破城防的方法上，颇具大兵团作战“天赋”的东北野战军可圈可点。东北野战军与当时其他部队相比，在武器装备上有相对优势，使得他们敢于集中优势炮兵，实施长时间、大密度的火力准备，尽管其强度与日后的美军相去甚远，但在思路上绝对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军所谓“范佛利特弹药量”有一拼。
1948年3月5日，怀着一雪“四平之耻”心愿的林彪，指挥麾下3个主力纵队，1个独立师和炮兵纵队，从沈阳地区北上，包围四平。攻城部队用160门各种口径火炮，向城内轰击了40分钟，一举突破城防，在23小时内攻占四平。到了这年10月的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更是集中900余门大炮（大口径火炮320余门）猛轰锦州，让国民党军寄予厚望的这座4米高、2米宽的城墙顿时灰飞烟灭。攻锦南突击集团7纵、9纵，仅用30分钟即突破城防进入巷战。在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的天津攻坚战中，刘亚楼集中538门大口径火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火力准备，攻击发起后，1.5小时，预定10个突破口即有8个一举突破成功，解放军强大的突破能力可见一斑。
在解放军不断扩大炮兵运用的情况下，工兵的连续爆破仍未荒废，这两种方法巧妙配合，使解放军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难怪1948年10月，济南攻坚战结束后，美联社惊呼：“共军以变得强大到足可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
扩大突破
与传统的运动战不同，在城市攻坚作战中，依托火力破坏敌防御工事，在预定地段撕开的缺口只不过是一种物理突破，而要真正实现战术突破必须要由兵力来实施，如何利用火力突破效果，迅速实现战术突破并扩大突破，一度成为解放军各野战军反复研究的问题。因为城市攻坚作战中，防御工事不会因为一点的突破而崩溃，当城防某处被火力突破后，防御一方通常的做法是迅速组织两侧火力予以封锁，而后运用预备队重新封闭突破口。因此对于进攻一方来说，实现真正的战术突破，必须在把握时机、投入兵力和保持连续突击等3个方面做到恰到好处。
第一，在时机的把握上，必须利用火力突破造成的烟尘、震慑和敌军忙乱等效果迅速突入，一旦等敌军反应过来就已错失良机。西北野战军在二战榆林时，1纵独1旅坑道爆破成功，炸开城墙宽约20米的缺口，但由于没有及时掌握突破口情况，攻城的第一梯队未能趁爆破的瞬间即发起攻击，等接到突击命令时，敌人已经用火力网封锁了缺口。而在临汾攻坚战中，因为过于强调利用爆破效果，而没有科学计算炸药爆炸可能将土抛射的距离，从而将突击分队配置在了距离突破口20—25米的位置，导致2个突击分队被土掩埋，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也失去了最佳冲击时机。在反复总结这些教训后，西北野战军攻克宜川、陈士榘唐亮兵团攻克洛阳等的攻坚作战中，解放军已能精确地把握并利用突击时机。
第二，一次尽可能多投入兵力，以保证首次强大的突击力。受长期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影响，解放军在前沿打开突破口后习惯于成建制逐次投入后续梯队，这种惯性思维给攻城部队带来过巨大伤亡。第三次四平攻坚战中，林彪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将攻城部队继续1个师1个师地投入，而没有下决心拉上整个纵队发起猛攻，致使兵力很快就因为伤亡过大显得不足，从而打成了“添油战”。济南战役时，华东野战军东、西兵团打开突破口后，也只投入2个连的突击兵力，结果被王耀武迅速组织兵力、火力予以封闭。惨痛的教训后，解放军一改运动战传统，非常强调首次突击力量。林彪在锦州攻城前，直接给2纵干部讲话时，提出这样的攻城战术要点：“在突破口被打开后，攻击部队要尽可能地全力拥入像散大戏一样，使部队尽量多的进入城内，这样敌人的反击部队就难以把我军的突击部队反击出来，使我攻城突击部队不但能牢牢控制突破口，而且还有能力向纵深发展，迅速形成真正的突破。”锦州攻坚战时，南突击集团突破城防后，迅速以第7、第9两个纵队并肩突破城垣，以中央大街为界限，开始巷战；而天津战役中，城西第1主攻方向上，2纵第6师和1纵第1、第2师同样实施并肩突击，突破城防后配属的坦克部队立即投入战斗，如此强大的首次突击力，迅速巩固并扩大了突破口，使得守军根本没有动过任何重新封闭突破口的念头，为保证29小时解放天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保持连续突击。强大的首次突击完成后，后续攻击部队如不能及时跟进，会直接影响整个战役进程，因此，解放军在城市攻坚作战中十分注重后续梯队的及时投入。天津战役中，刘亚楼在总攻发起6小时后即投入总预备；粟裕指挥的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在敌整编96军战场起义的情况下，迅速攻占济南外围，随后利用王耀武认为解放军不休整3-5天不会总攻城垣的错觉，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作风，外围得手后即乘势攻占外城，强攻内城，8昼夜连续攻击，使守军措手不及，彻底丧失了调整部署、加修工事和喘息的机会，一口气攻下济南，也彻底打破了蒋介石集中27万人进行“济南会战”的企图。
巷战争夺
攻城作战中，最惨烈的两个环节是撕开城防和实施巷战。对于解放军来说，如果其他攻坚作战的战术都经历了一个由不会到会的学习过程，那么巷战对于以近战歼敌著称的解放军而言，不过是一个精益求精的升华。只要手中武器能发挥作用，这支军队的广大官兵就有如天助，充分发挥天才般的想象力。他们在短暂的适应后，凭借从红军时期传承的战术素养和技术水平，很快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解放军巷战战术。
首先是“先吃肉后啃骨头”。针对国民党军对坚固城防的严重依赖心理，一旦突破后，迅速实施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术手段，前面部队拣容易的敌人打，比较难打的堡垒留给后续部队攻打。先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穿插迂回，不顾敌人侧面火力，向纵深猛进，直接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迅速形成对城内敌人的各个孤立态势。刘亚楼将军在天津作战中专门指出：“天津是有2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敌以13万兵力防守，好像小孩子穿大棉袄——到处都空；人民解放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进攻这种城市，是最便于使用分割战术”，即：“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把敌人搞得稀烂，把敌人防守不过来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然后再来攻击坚固据点和房屋”，“攻下一点再攻一点，以致全城扫清”。
第二个特点是“破墙开路”的穿插战术。由于城市街区两侧布满敌人各种明暗火力点，使得在街道上突击的我军经常受到各类火力的袭击，这正是巷战的恐怖之处。1999年，俄军在格罗兹尼的战斗中，从火车站到政府大楼短短数百米的距离打了近一个月，并丢下100多辆T-80主战坦克的残骸。当年缺乏坦克掩护的解放军，巧妙利用炸药将街道两侧建筑物的内墙炸毁，部队从里面前进避免了在街道上推进时受到两面火力夹击。这绝对是一种隐蔽的迂回手段。当然，这对于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城市中遍布相邻的四合院也许比较合适。但是对于今天往往是独立的高楼，恐怕很困难。这种因地制宜的独特战法，极大降低了解放军巷战的伤亡人数，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敌人分割。这种战术在我军攻克第一座大城市石门就有先例，当解放军某团突进石门后，发现各路口筑有钢骨水泥碉堡，楼上有工事，楼下有地沟，与街巷口地堡相连，每一条街巷路口楼窗铺门都用麻袋堆起了临时街障壁垒。该团参谋长立即用无线电命令先头部队停止正面进攻，避开大路，占领两侧，主力由复兴路南侧的大桥街向东前进，再从大桥街穿墙破壁返到复兴路，从敌人背后打。这样迂回前进，声东击西，很快就打到大桥街东口，扫清了大桥街到车辆厂门口地段，把敌人赶回核心工事。这就是被朱德总司令在战后总结中专门提到的“破墙连院”战法。这种战术，城市越大越有效果，随后的洛阳、开封、锦州、天津等战役中，解放军屡试不爽。
第三个特色战术就是“4组1队”，这是林彪总结的著名的“6大战术原则”之一，主要思想是以连为单位，设“4组”——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合起来为“1队”——突击队。在巷战中，大部队队形无法保持，上级不能统一实施各类支援，每一个战斗队必须具备相对独立的作战能力以应付在巷战中出现的各种情况。遵照这一原则，东北野战军在巷战中甚至将各师的山炮、92步兵炮一律推进到距敌二三百米处，直接瞄准射击，然后配属跟随步兵打巷战，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大炮上刺刀”。这种战术以其独立的攻击能力和灵活的组合形式，迅速在解放军各部队中推广，使得解放军巷战能力如虎添翼。
正是因为解放军出色的巷战能力，才使得天津一役就取得以29个小时全歼陈长捷13万守军的惊人战绩，显示了解放军攻城拔寨的强大威力，震撼了那些试图据城力守的国民党军官兵。在解放军武力威慑和强大舆论攻势下，北平等城市皆是兵不血刃，而随后的国民党军起义用“雨后春笋”来形容毫不为过，这大大减轻了解放军的作战压力。不战而屈人之兵，非攻而拔人之城，战略战术都达到了另一个境界。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一——穿插迂回
穿插和迂回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战术行动，其根本目的都是深入敌后作战，所以经常被综合运用。这种战术并非解放军所创，早在冷兵器时代就曾被利用，但是解放军绝对是这一战术的发扬光大者。研究过战争文献的人会发现，解放军的许多战役、战斗指示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语句——“你部应以迅速勇猛之穿插，插入敌后，分割围歼之”，可见解放军对于穿插迂回战术运用的频繁程度。在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本刊隆重推出一组关于解放军经典战术的系列文章，用以纪念这支英雄之师，开篇首选的就是令所有对手闻风丧胆的穿插迂回。
分割包围 各个歼灭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不二法则也为解放军极力推崇。从红军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场作战，解放军将这一作战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在具体作战中，敌我双方都在寻求优势力量的形成，这就为单方面集中兵力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在战役层面，解放军很难在一次战役中形成绝对优势，在此情况下，解放军通常是以“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为作战指导思想，将优势之敌调动、分割为几部分，而后将自身整体力量转化为局部绝对优势，逐一将敌歼灭，穿插迂回就充当了实现这一作战指导思想的重要手段。
解放战争中的鲁南战役，将这一点体现的最为明显。1947年1月，山东、华中野战军集中了27个团的兵力，准备在鲁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整编第26师系国民党中央军，战斗力较强，而第一快速纵队是被誉为“国军精华”的一支机械化部队，更为复杂的是，在这两支部队附近还有国民党军整编第51师和整编第33军。因此在兵力方面解放军没有形成传统上3：1的进攻优势，在战斗力上解放军没有任何反装甲作战经验，全歼敌军困难很大。但国民党军的战场布势，却帮了解放军的大忙，当时整编第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分布在西起峄县以东的傅山口、东至卞庄（今苍山县）的峄临公路两侧，摆起了“一字长蛇阵”，首尾长达25公里。像粟裕这样在华东战场练了十几年“穿插迂回”的战术大师，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迅速将部队分成左右两个集团，分别以一部兵力向石龙山、向城、兰陵、小忠村等处实施多路穿插，从1月2日发起攻击，至1月3日晚，解放军即完成对当面之敌的分割包围，并通过各种穿插手段，切断了其与友邻51师和33军的联系，而后，解放军按照先弱后强的顺序，首先集中主力歼灭整编第26师各部，再合兵一处将快速纵队全歼。仅用3天时间歼敌3万余人，缴获坦克10辆。
有时，解放军在整体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会使用穿插迂回战术，以此来加快作战进程。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在顺利结束锦州作战后，集结几十万雄兵回师辽西平原，向廖耀湘的第9兵团发起攻击。林彪一改谨慎作风，冒着打乱建制，失去联系的危险，实施了解放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穿插作战。看过《大决战》的观众，一定会对林彪这句话印象深刻：“告诉部队，纵队不要去找师，师不要去找团，大家都去找到廖耀湘就行”。几十万解放军依照这个命令，整师、整团向溃退之敌实施穿插迂回，国民党军这只绝对的主力兵团，在辽西平原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十几余万人仅在2天1夜即被全歼。难怪受过法国军校教育的廖耀湘，在被俘后依旧抱怨这些“土八路”们不懂战术，用“巫术来打仗”。
全纵深作战思想的体现
长期处于装备劣势的解放军，在作战中习惯于以巧取胜，极力避免硬碰硬的消耗战，穿插迂回战术的大量运用，就是在这种思路下产生的。解放军在进攻作战时充分利用对手的防御间隙和翼侧，实施各种规模的穿插迂回，使对手腹背受敌，到处挨打，轻则打乱部署，重则被断后路，这样极大减轻了正面主攻部队的压力，这和今天流行的“全纵身作战”思想不谋而合。在以线式作战为主的半机械化时代，解放军能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今天军事理论家们所提出的“没有钱方和后方之分”的“非线式作战”，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那些根本没上过军事学院的解放军指挥员所实现了。虽然不能说明解放军的战术思想多么超前，但至少在穿插迂回方面绝对领先50年。当全世界为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左勾拳”行动赞叹不已时，可能只有中国军人表现最为平静，因为单纯从战术意义上讲，这种行动只不过是解放军一个传统套路。如果非要用类似“左勾拳”这样的唬人称呼来来命名战役迂回的话，那么解放军的战史会变成一本厚厚的“少林拳谱”。
解放军在一次作战中，不止进行一次穿插迂回，而是从战役到战术甚至是单兵的多个层次来实施，以此来实现真正的全纵深攻击，再牢固的防御体系也经不起这样的冲击。1962年11月18日，在西南边境作战中，解放军东线反击部队在攻歼西山口、申隔宗敌军的战斗时，提出了“打头击背、斩腰剖腹”的打发，这是明显具有解放军特色的“全纵深作战”。作战部署中有1个军分区、2个步兵团，担任3个不同方向的穿插迂回任务，但这些都还不是这场战斗的亮点。战斗中，步兵第55师163团担任向西山口方向的穿插任务，在穿插途中，该团9连4班副班长庞国兴，因夜暗与部队失去联系。深入敌后、地形不熟，对于掉队的战士是件可怕的事，但这位副班长却充满了天才般的想象力，他召集另外2名掉队的战士，组成了临时战斗小组，继续执行穿插任务。他们凭着过硬的军事素质和良好的战术素养，在敌军防御部署内东打西冲，连续夺取敌军2个炮兵阵地，歼灭敌军7人，缴获加榴炮7门，在沿公路追击逃敌时又缴获汽车4辆。当他们发现附近山上一股敌人向我军主力射击时，身为射击标兵的庞国兴一个点射毙其军官，不但打散了敌军还找到了主力，而他手中的武器就是56式冲锋枪，真可谓奇迹。
庞国兴，这个单兵级的穿插分队，深入敌军纵深7.5公里，打乱了敌军的纵深部署，极大迷惑了对手的判断，为主力向纵深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尽管这不是一次有计划的穿插行动，但足以看出解放军官兵对这一战术的领悟程度。
精确打击和体系破击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让人们知道了一个新的战法，那就是美军极力鼓吹的“瘫痪战”，以及不太成功的“斩首行动”。其实中国早就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古训，从那些成功的战例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解放军的穿插迂回战术，多次用于对敌指挥机关、要害部位的打击。客观的讲，“瘫痪战”思想确实是一种极大提高作战效费比的方法，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世上万物都成系统，而任何系统都有其关节点，打击这些关节点就会迅速它的体系，在作战中更是这样。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同样是这种“瘫痪战”思想，美军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的，依靠强大准确的打击力量；而解放军是通过战术手段来实现的，依靠犀利勇猛的作战行动，这又走进了西方重技术、东方重谋略的怪圈。一贯拥有技术优势的美军认为“现代战争是一场计算成本的战争”，所以用精确武器来降低成本；早有见识的解放军，在几十年前却只能通过战术手段来实现，穿插迂回正是为技术上无法精确打击的解放军，提供了战术上精确破击的方法。
这一点用辽沈战役中的胡家窝棚战斗来说明，可能最为恰当。前文介绍了1948年东北野战军对廖耀湘兵团实施大规模的穿插追击，在林彪下达命令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晚，东野3纵7师21团8连的一个排，突然穿插至胡家窝棚地区，面对天线林立的小村子，指挥员以为至多是个敌军团部，谁知道一个冲锋打进后，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面对满桌的机密文件，最有文化的解放军战士只认出了“廖X湘”这两个字，尽管“耀”字对于穷苦出身的战士显得有些复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推断出这是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随即向上级报告，尽管这个排的战士除一人重伤外其余全部牺牲，但这个小小的排冲锋，却对整个战役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廖耀湘在被俘后承认：“解放军第3纵队及其以北的友邻部队第一棒，就打碎了国民党辽西兵团的脑袋，同时也打碎了新3军、新1军及新6军3个军的司令部。”如此看来，东北野战军能如此迅速歼灭这只重兵集团，也就不足为奇了。
和廖耀湘同样不幸的还有美军大名鼎鼎的的“北极熊团”。“北极熊团”是美军步兵第7师31团的绰号，它因在一战中西方列强干涉苏俄革命，该团成功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而得名。然而就是这样一支精锐部队在朝鲜战场也对志愿军的穿插迂回无可奈何。1950年11月，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志愿军第27军集中4个团的兵力，向配置在新兴里的“北极熊”团发起攻击，战斗中，志愿军充分发扬我军穿插迂回的战术传统，迅速割裂了美军的作战部署，其中担任穿插任务的238团4连艺高人胆大，利用美军部署的间隙，直扑该团指挥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捣毁美军指挥所，毙其团长、夺其军旗，一举瘫痪了该团的指挥系统，为全歼这支王牌团力拔头筹。按照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志愿军一个军通常只能歼灭美军一个加强营左右的兵力，毛泽东曾形象的指出这种战法叫“零敲牛皮糖”，但是新兴里一役却创造了4个建制团歼灭美军一个加强步兵团的光辉范例，这在抗美援朝作战史上也仅此一次，穿插迂回战术战术在其中功不可没。
此外，因革命样板戏而天下闻名的《奇袭白虎团》，也是描写1953年金城战役中志愿军第68军第203师穿插营，在直木洞以南地域袭击南朝鲜首都师第一团的作战。由此可见，解放军的穿插迂回战术真正实现了战役、战术层面的精确打击和立体破击。
成功取决于行动突然性
由于穿插迂回行动往往是利用敌人部署的间隙和翼侧，一旦为敌所察觉就会陷入敌军的重围之中，因此作战行动的隐蔽性和突然性是穿插迂回成败的关键，而突击的速度又是达成战役突然性的基础，任何一支成功实施穿插迂回的部队，无不以神速而著称。朝鲜战场上著名的三所里穿插，给38军赢得的“万岁军”的美誉，而其中113师的神速穿插更是可圈可点。根据志愿军总部第二次战役的总体计划，1950年11月27日晚，第38军从德川向西、西南2个方向实施战役迂回，一路为军主力2个师由北路向军隅里推进，一路为该军113师由南路向三所里方向穿插。38军的行动对于第二次战役全局十分关键，特别是113师的穿插，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役企图能否实现的问题，因此受到志愿军总部的关注。这支当年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的王牌部队，不负众望，击溃了阻击的敌军，骗过了美军的飞机，全体官兵忍受极度疲劳14个小时强行军72.5公里，先敌5分钟到达预定地域，为实现战役合围立下了头功。单纯讲这14个小时和72.5公里可能不会引起任何注意，但如果你知道在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左勾拳”是使用装甲部队，平均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第7军是2.4公里，第18空降军是4.1公里，而志愿军完全是步兵作战，还在穿插途中先后打垮南7师、土耳其旅、美25师、英28旅各一部分的阻击和骚扰，称其为神速毫不为过，难怪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38军的这次穿插，甚至给美军打出了心理阴影。第四次战役后，王近山所部12军被调至东海岸整训，从美军的视野中突然消失，造成美军习惯性的惊惶失措，以为12军又不知从什么地方插进来，派出大量特工侦察，可见38军的这一役余威未尽。当然，穿插作战光凭速度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古人所说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术素养，才能真正实现突然性的要求。1962年西南边境反击作战中，解放军就设计了2次极具想象力的穿插迂回。
一次是被称为“克节朗雪火突击”的全歼敌军第7旅的战斗。1962年10月20日，敌军第7旅在克节朗地区完成防御部署，从未和解放军交过手的敌军，沿河谷和山地组织防御，各部间隙极大，这样的态势简直就是为擅长穿插作战的解放军搭好了舞台，但敌军的这样的部署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很难有人能从各战斗部队之间的雪山上通过，更何况是携带装备的部队。解放军从来都是战争奇迹的创造者，担任攻击任务的藏字第419部队和步兵第11师，不仅翻越了雪山对敌军第7旅实施了战术穿插，还在夜间涉雪山化水的克节朗河，向第7旅后方实施了深远穿插，所有行动做得干净利落，完全出乎敌军意料，以至于当战斗发起后，敌军才发现解放军的进攻不是来自预想的克节朗河北岸，而是他们侧后西南方向的海拔更高的山上。所以这支在二战跟随蒙哥马利征讨过隆美尔的敌军王牌，竟然在24小时内被全歼。
另一次穿插发生在随后的邦迪拉战役。敌军指挥官巴克沙?辛格中将，固执地认为克节朗的失利是一个意外，在如此高的海拔地区作战，我军必沿公路轴向前推进，而不可能在人迹罕至的雪山间实施穿插。不知道是这位中将昏了头，还是有意给解放军“放水”，居然在解放军面前摆起了“一字长蛇阵”，在色拉山—德让宗—邦迪拉沿线的公路上部署了3个旅的兵力，首尾相距近100公里，收拾这种阵形我军颇有心得，关键在于能否打破雪域不可穿插的神话。在当地藏民的指点下，解放军发现了一条由北向南直插德让宗和邦迪拉之间班登的小道——贝利小道，于是组织了一支1500人的穿插部队，经过6天5夜的艰苦行军，翻越海拔4870米的山口，神兵天降般出现在班登，在敌军长蛇阵的腰上打进一个楔子，敌军的全线溃退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穿插迂回，是一种攻击力极强的战术，这种战术强调连续攻击、出其不意，追求割裂部署、断敌退路，通常是实施战役合围和分割的前奏。从近几年来几场局部战争中，可以看到：拥有技术优势的美军，同样开始大量运用这一战术，这正是解放军这一战术强大生命力的体现。可以预言这种给解放军带来光荣的穿插迂回战术，还将继续出现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
穿插和迂回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战术行动，其根本目的都是深入敌后作战，所以经常被综合运用。这种战术并非解放军所创，早在冷兵器时代就曾被利用，但是解放军绝对是这一战术的发扬光大者。研究过战争文献的人会发现，解放军的许多战役、战斗指示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语句——“你部应以迅速勇猛之穿插，插入敌后，分割围歼之”，可见解放军对于穿插迂回战术运用的频繁程度。在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本刊隆重推出一组关于解放军经典战术的系列文章，用以纪念这支英雄之师，开篇首选的就是令所有对手闻风丧胆的穿插迂回。
分割包围 各个歼灭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不二法则也为解放军极力推崇。从红军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场作战，解放军将这一作战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在具体作战中，敌我双方都在寻求优势力量的形成，这就为单方面集中兵力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在战役层面，解放军很难在一次战役中形成绝对优势，在此情况下，解放军通常是以“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为作战指导思想，将优势之敌调动、分割为几部分，而后将自身整体力量转化为局部绝对优势，逐一将敌歼灭，穿插迂回就充当了实现这一作战指导思想的重要手段。
解放战争中的鲁南战役，将这一点体现的最为明显。1947年1月，山东、华中野战军集中了27个团的兵力，准备在鲁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整编第26师系国民党中央军，战斗力较强，而第一快速纵队是被誉为“国军精华”的一支机械化部队，更为复杂的是，在这两支部队附近还有国民党军整编第51师和整编第33军。因此在兵力方面解放军没有形成传统上3：1的进攻优势，在战斗力上解放军没有任何反装甲作战经验，全歼敌军困难很大。但国民党军的战场布势，却帮了解放军的大忙，当时整编第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分布在西起峄县以东的傅山口、东至卞庄（今苍山县）的峄临公路两侧，摆起了“一字长蛇阵”，首尾长达25公里。像粟裕这样在华东战场练了十几年“穿插迂回”的战术大师，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迅速将部队分成左右两个集团，分别以一部兵力向石龙山、向城、兰陵、小忠村等处实施多路穿插，从1月2日发起攻击，至1月3日晚，解放军即完成对当面之敌的分割包围，并通过各种穿插手段，切断了其与友邻51师和33军的联系，而后，解放军按照先弱后强的顺序，首先集中主力歼灭整编第26师各部，再合兵一处将快速纵队全歼。仅用3天时间歼敌3万余人，缴获坦克10辆。
有时，解放军在整体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会使用穿插迂回战术，以此来加快作战进程。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在顺利结束锦州作战后，集结几十万雄兵回师辽西平原，向廖耀湘的第9兵团发起攻击。林彪一改谨慎作风，冒着打乱建制，失去联系的危险，实施了解放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穿插作战。看过《大决战》的观众，一定会对林彪这句话印象深刻：“告诉部队，纵队不要去找师，师不要去找团，大家都去找到廖耀湘就行”。几十万解放军依照这个命令，整师、整团向溃退之敌实施穿插迂回，国民党军这只绝对的主力兵团，在辽西平原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十几余万人仅在2天1夜即被全歼。难怪受过法国军校教育的廖耀湘，在被俘后依旧抱怨这些“土八路”们不懂战术，用“巫术来打仗”。
全纵深作战思想的体现
长期处于装备劣势的解放军，在作战中习惯于以巧取胜，极力避免硬碰硬的消耗战，穿插迂回战术的大量运用，就是在这种思路下产生的。解放军在进攻作战时充分利用对手的防御间隙和翼侧，实施各种规模的穿插迂回，使对手腹背受敌，到处挨打，轻则打乱部署，重则被断后路，这样极大减轻了正面主攻部队的压力，这和今天流行的“全纵身作战”思想不谋而合。在以线式作战为主的半机械化时代，解放军能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今天军事理论家们所提出的“没有钱方和后方之分”的“非线式作战”，早在几十年前就被那些根本没上过军事学院的解放军指挥员所实现了。虽然不能说明解放军的战术思想多么超前，但至少在穿插迂回方面绝对领先50年。当全世界为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左勾拳”行动赞叹不已时，可能只有中国军人表现最为平静，因为单纯从战术意义上讲，这种行动只不过是解放军一个传统套路。如果非要用类似“左勾拳”这样的唬人称呼来来命名战役迂回的话，那么解放军的战史会变成一本厚厚的“少林拳谱”。
解放军在一次作战中，不止进行一次穿插迂回，而是从战役到战术甚至是单兵的多个层次来实施，以此来实现真正的全纵深攻击，再牢固的防御体系也经不起这样的冲击。1962年11月18日，在西南边境作战中，解放军东线反击部队在攻歼西山口、申隔宗敌军的战斗时，提出了“打头击背、斩腰剖腹”的打发，这是明显具有解放军特色的“全纵深作战”。作战部署中有1个军分区、2个步兵团，担任3个不同方向的穿插迂回任务，但这些都还不是这场战斗的亮点。战斗中，步兵第55师163团担任向西山口方向的穿插任务，在穿插途中，该团9连4班副班长庞国兴，因夜暗与部队失去联系。深入敌后、地形不熟，对于掉队的战士是件可怕的事，但这位副班长却充满了天才般的想象力，他召集另外2名掉队的战士，组成了临时战斗小组，继续执行穿插任务。他们凭着过硬的军事素质和良好的战术素养，在敌军防御部署内东打西冲，连续夺取敌军2个炮兵阵地，歼灭敌军7人，缴获加榴炮7门，在沿公路追击逃敌时又缴获汽车4辆。当他们发现附近山上一股敌人向我军主力射击时，身为射击标兵的庞国兴一个点射毙其军官，不但打散了敌军还找到了主力，而他手中的武器就是56式冲锋枪，真可谓奇迹。
庞国兴，这个单兵级的穿插分队，深入敌军纵深7.5公里，打乱了敌军的纵深部署，极大迷惑了对手的判断，为主力向纵深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尽管这不是一次有计划的穿插行动，但足以看出解放军官兵对这一战术的领悟程度。
精确打击和体系破击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让人们知道了一个新的战法，那就是美军极力鼓吹的“瘫痪战”，以及不太成功的“斩首行动”。其实中国早就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古训，从那些成功的战例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解放军的穿插迂回战术，多次用于对敌指挥机关、要害部位的打击。客观的讲，“瘫痪战”思想确实是一种极大提高作战效费比的方法，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世上万物都成系统，而任何系统都有其关节点，打击这些关节点就会迅速它的体系，在作战中更是这样。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同样是这种“瘫痪战”思想，美军是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的，依靠强大准确的打击力量；而解放军是通过战术手段来实现的，依靠犀利勇猛的作战行动，这又走进了西方重技术、东方重谋略的怪圈。一贯拥有技术优势的美军认为“现代战争是一场计算成本的战争”，所以用精确武器来降低成本；早有见识的解放军，在几十年前却只能通过战术手段来实现，穿插迂回正是为技术上无法精确打击的解放军，提供了战术上精确破击的方法。
这一点用辽沈战役中的胡家窝棚战斗来说明，可能最为恰当。前文介绍了1948年东北野战军对廖耀湘兵团实施大规模的穿插追击，在林彪下达命令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晚，东野3纵7师21团8连的一个排，突然穿插至胡家窝棚地区，面对天线林立的小村子，指挥员以为至多是个敌军团部，谁知道一个冲锋打进后，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面对满桌的机密文件，最有文化的解放军战士只认出了“廖X湘”这两个字，尽管“耀”字对于穷苦出身的战士显得有些复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推断出这是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随即向上级报告，尽管这个排的战士除一人重伤外其余全部牺牲，但这个小小的排冲锋，却对整个战役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廖耀湘在被俘后承认：“解放军第3纵队及其以北的友邻部队第一棒，就打碎了国民党辽西兵团的脑袋，同时也打碎了新3军、新1军及新6军3个军的司令部。”如此看来，东北野战军能如此迅速歼灭这只重兵集团，也就不足为奇了。
和廖耀湘同样不幸的还有美军大名鼎鼎的的“北极熊团”。“北极熊团”是美军步兵第7师31团的绰号，它因在一战中西方列强干涉苏俄革命，该团成功攻入俄国西伯利亚而得名。然而就是这样一支精锐部队在朝鲜战场也对志愿军的穿插迂回无可奈何。1950年11月，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志愿军第27军集中4个团的兵力，向配置在新兴里的“北极熊”团发起攻击，战斗中，志愿军充分发扬我军穿插迂回的战术传统，迅速割裂了美军的作战部署，其中担任穿插任务的238团4连艺高人胆大，利用美军部署的间隙，直扑该团指挥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捣毁美军指挥所，毙其团长、夺其军旗，一举瘫痪了该团的指挥系统，为全歼这支王牌团力拔头筹。按照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志愿军一个军通常只能歼灭美军一个加强营左右的兵力，毛泽东曾形象的指出这种战法叫“零敲牛皮糖”，但是新兴里一役却创造了4个建制团歼灭美军一个加强步兵团的光辉范例，这在抗美援朝作战史上也仅此一次，穿插迂回战术战术在其中功不可没。
此外，因革命样板戏而天下闻名的《奇袭白虎团》，也是描写1953年金城战役中志愿军第68军第203师穿插营，在直木洞以南地域袭击南朝鲜首都师第一团的作战。由此可见，解放军的穿插迂回战术真正实现了战役、战术层面的精确打击和立体破击。
成功取决于行动突然性
由于穿插迂回行动往往是利用敌人部署的间隙和翼侧，一旦为敌所察觉就会陷入敌军的重围之中，因此作战行动的隐蔽性和突然性是穿插迂回成败的关键，而突击的速度又是达成战役突然性的基础，任何一支成功实施穿插迂回的部队，无不以神速而著称。朝鲜战场上著名的三所里穿插，给38军赢得的“万岁军”的美誉，而其中113师的神速穿插更是可圈可点。根据志愿军总部第二次战役的总体计划，1950年11月27日晚，第38军从德川向西、西南2个方向实施战役迂回，一路为军主力2个师由北路向军隅里推进，一路为该军113师由南路向三所里方向穿插。38军的行动对于第二次战役全局十分关键，特别是113师的穿插，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役企图能否实现的问题，因此受到志愿军总部的关注。这支当年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的王牌部队，不负众望，击溃了阻击的敌军，骗过了美军的飞机，全体官兵忍受极度疲劳14个小时强行军72.5公里，先敌5分钟到达预定地域，为实现战役合围立下了头功。单纯讲这14个小时和72.5公里可能不会引起任何注意，但如果你知道在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左勾拳”是使用装甲部队，平均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第7军是2.4公里，第18空降军是4.1公里，而志愿军完全是步兵作战，还在穿插途中先后打垮南7师、土耳其旅、美25师、英28旅各一部分的阻击和骚扰，称其为神速毫不为过，难怪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38军的这次穿插，甚至给美军打出了心理阴影。第四次战役后，王近山所部12军被调至东海岸整训，从美军的视野中突然消失，造成美军习惯性的惊惶失措，以为12军又不知从什么地方插进来，派出大量特工侦察，可见38军的这一役余威未尽。当然，穿插作战光凭速度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古人所说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术素养，才能真正实现突然性的要求。1962年西南边境反击作战中，解放军就设计了2次极具想象力的穿插迂回。
一次是被称为“克节朗雪火突击”的全歼敌军第7旅的战斗。1962年10月20日，敌军第7旅在克节朗地区完成防御部署，从未和解放军交过手的敌军，沿河谷和山地组织防御，各部间隙极大，这样的态势简直就是为擅长穿插作战的解放军搭好了舞台，但敌军的这样的部署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很难有人能从各战斗部队之间的雪山上通过，更何况是携带装备的部队。解放军从来都是战争奇迹的创造者，担任攻击任务的藏字第419部队和步兵第11师，不仅翻越了雪山对敌军第7旅实施了战术穿插，还在夜间涉雪山化水的克节朗河，向第7旅后方实施了深远穿插，所有行动做得干净利落，完全出乎敌军意料，以至于当战斗发起后，敌军才发现解放军的进攻不是来自预想的克节朗河北岸，而是他们侧后西南方向的海拔更高的山上。所以这支在二战跟随蒙哥马利征讨过隆美尔的敌军王牌，竟然在24小时内被全歼。
另一次穿插发生在随后的邦迪拉战役。敌军指挥官巴克沙?辛格中将，固执地认为克节朗的失利是一个意外，在如此高的海拔地区作战，我军必沿公路轴向前推进，而不可能在人迹罕至的雪山间实施穿插。不知道是这位中将昏了头，还是有意给解放军“放水”，居然在解放军面前摆起了“一字长蛇阵”，在色拉山—德让宗—邦迪拉沿线的公路上部署了3个旅的兵力，首尾相距近100公里，收拾这种阵形我军颇有心得，关键在于能否打破雪域不可穿插的神话。在当地藏民的指点下，解放军发现了一条由北向南直插德让宗和邦迪拉之间班登的小道——贝利小道，于是组织了一支1500人的穿插部队，经过6天5夜的艰苦行军，翻越海拔4870米的山口，神兵天降般出现在班登，在敌军长蛇阵的腰上打进一个楔子，敌军的全线溃退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穿插迂回，是一种攻击力极强的战术，这种战术强调连续攻击、出其不意，追求割裂部署、断敌退路，通常是实施战役合围和分割的前奏。从近几年来几场局部战争中，可以看到：拥有技术优势的美军，同样开始大量运用这一战术，这正是解放军这一战术强大生命力的体现。可以预言这种给解放军带来光荣的穿插迂回战术，还将继续出现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精心设伏
伏击战，是指预先将兵力、兵器隐蔽配置在敌必经之路附近，待敌或诱敌进入伏击地域，突然予以攻击的战斗。今天，当车臣叛匪伏击俄联邦车队，反美武装伏击驻伊美军的消息频现报端时，唯一敢对此置喙的恐怕只有中国军人。因为伏击战作为游击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军队以弱胜强的重要手段。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靠游击战白手起家的军队，自然对此颇有心得。
依山布阵，恃险设伏
既然是伏击，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自己隐蔽起来。从历史经验看，除了沙漠里的伊拉克反美武装不得不利用城市街区隐蔽设伏外，其他军队都无一例外地选择山地进行伏击战。解放军的战史上，有三个伏击战的“高产地区”，分别是：江西井冈山山区、陕北黄土高原和山西的太行、吕梁山区。熟悉中国地理的人都知道，这些地方不是山高林密就是沟壑纵横，为展开伏击战提供了绝好的战场。但面对崇山峻岭，如何选择利于隐蔽、便于展开、制敌反击进退自如的伏击阵地，则要依靠指挥员独到的分析眼光和具体的战术设计，解放军的经验就是依山布阵、因地制宜。
1947年3月，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选定青化砭作为伏击胡宗南的战场。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30余公里，南北是15公里长的蟠龙川，大川两侧高山连绵，咸榆公路蜿蜒穿过，一个标准的“两山夹一川”地形，更为难得的是“两山”以北及东西两侧的战场容量，足以容纳我军6个旅形成口袋布势，而这“一川”的长度，刚好兜住敌31旅的行军纵队，如此苦心孤诣的谋形布势，使得这场解放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打得如行云流水，以260人的伤亡全歼敌31旅。
作风硬朗的彭德怀元帅对伏击阵地的选择尚如此用心，被称为“军神”的刘伯承元帅就更是用兵细腻了。1937年10月，八路军129师经过缜密侦察，获得日军劲旅第20师团的迂回部队，在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师长刘伯承判断：日军为了切实控制正太路南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鉴于以上判断，129师决心在此进行伏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七亘村伏击战”。熟读兵书的刘帅，深知地形之利对伏击之胜的影响，此战前亲自组织了几次沿路勘察，权衡利弊、几易其址，最终将伏击阵地选择在七亘村、南谷之间的有利地形。七亘村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到石门，正好是10里峡谷，谷深数十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用理想的伏击阵地来形容毫不为过。10月26日，当日军的辎重车队通过时，八路军129师突然发力，前后夹击，将鬼子压缩在七亘村预设战场的狭小地带。据说，当时八路军步枪手的歼敌数只与其装弹速度有关，而手榴弹只消打开保险盖垂直往下扔就行了，可见此处真可谓恃险设伏。战果可想而知，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
出其不意，敢为人先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伏击战赖以取胜的优势所在。事实证明，为了达成这种突然性，解放军在组织山地伏击战时，不仅在战场选择上最求“藏于就地之下”的形胜一筹，更在心里对抗上强调“反道用兵敢为人先”的胜于无形。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为策应115师在晋西地区的作战行动，钳制日军向黄河南岸和西岸的进攻，准备于邯（郸）长（治）公路沿线组织伏击作战，由于敌情和时间原因，386旅旅长陈赓根据地图选定神头岭地区作为伏击战场，该地区从地图上判断：邯（郸）长（治）公路在神头岭村以西的沟底通过，又是一个标准的伏击阵地。
但部队进入设伏的地区时，发现公路是在岭上，而神头岭山梁长约几公里，宽不过一二百米，山梁北侧以一条山沟相隔同申家山遥望，其西部是不足20户人家的神头村，两边的地势略高于公路，除了紧贴路边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修筑的旧工事，再无任何隐蔽物。这样的地形，部队不易隐蔽，有难于展开，背临北面的深沟，预备队行动不便，还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按常理，这些废旧工事距离公路仅百米，早被来往的日军反复检查，任何有军事常识的指挥员都不敢伏兵于此。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陈赓处变不惊，抓住日军对废旧工事司空见惯，对山梁狭窄地形放松警惕的心理，大胆作出调整，命令侧击部队利用这些旧工事，实施近距离潜伏，决心在狭窄的山梁顶部打日军一个“独木桥式的伏击”。用陈大将的话说：这是“独木桥上打架，先下手为强”。为了切实隐蔽企图，各级指挥员要求各部队不要挖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的草一定要顺着风向扶起来，由于我军巧妙的伪装隐蔽，敌侦察搜索队在距我伏击部队十余米的情况下，仍毫无察觉。
3月16日9时30分，我阻击、侧击和断后部队同时开火，实施收网，这个狭长口袋中的日军不知所措。如此诡异的地形实施伏击，不仅在心理上达成了突然性，更在兵力火力运用上极大限制了日军的骑兵和炮兵的发挥。以致我军以一个旅的兵力，仅用2小时就歼敌1500余人，击（烧）毁敌汽车百余辆，这是抗战初期对日军作战少有的费效比。“神头岭伏击战”不仅是一场山地伏击战，更是一场心理伏击战，“以形伏之”尚有可防，“以心伏之”防不胜防。
在解放军伏击作战历史上，最具创造性和突然性的战例，还属刘伯承元帅指挥的“七亘村重叠伏击战”。前面谈到日寇在七亘村被刘伯承指挥的129师打了个伏击战，死伤300多人，落荒而逃。第一次伏击胜利以后，刘伯承再得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要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据此，他判断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会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七亘村仍然是日军进军的必经之路。但兵法上有著名的“战胜不复”的原则：即不在相同的地方用相同的战法对付同样的敌人。中日双方指挥员都深谙此法，按推理是：我军不敢在七亘村再打，日军不信我军敢在七亘村还打。面对这样的惯性思维，刘伯承元帅断然决定“冒兵法之大不韪”，反道用兵，重叠设伏。于是，八路军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随后第772团第3营绕了一圈又反了回来，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10月28日，日军又进入七亘村地段，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一次挨打100米远的地方，再遭伏击。这场被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赞为“用兵的典范”的“七亘村重叠伏击”，给日军扎扎实实上了一堂军事原则运用方法的补习课，日军不可想象，在他的这个对手的战术字典中，任何“原则”都是靠“灵活”来注解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是因为还没有人创造。
利而诱之，攻其必经
中国有句老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在作战中，不能指望任何对手自觉地钻进你部下的“口袋”。对“两山夹一川”这类险要地形，双方指挥员的判断是一致的，打伏击绝对是一个需要极高智商的脑力劳动，依靠“守株待兔”的方式进行伏击只是初级阶段，能让敌人心甘情愿的进入伏击阵地，才是这一战术的最高境界。正所谓“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孙子兵法）。解放军不过是这一原则的忠实践行着。
抗战中，日军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每遭打击必急于报复，正是日军这种睚眦必报的习气，成就了八路军无数的经典伏击战。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杨成武将军指挥的“黄土岭伏击战”。
1939年10月底，日军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军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3日，由涞源城出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主力500余人，被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歼灭于涞源雁宿崖。战场的失利，激怒了一向刚愎自用的阿部规秀。这位日军“驻蒙疆屯军”最高长官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亲率1500多人，再次向雁宿崖方向急进，企图寻歼我军主力。八路军因势利导设计了一个“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的圈套：以小部队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日军，把他们引向银坊，使其扑空，然后因比起来，迷惑敌人。而后以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3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口有力地形后，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5日，日军进犯银坊扑空后，阿部规秀率队向白石口进发，3支队诱敌成功，日军紧追至银坊，未发现我军主力，便放火烧了银坊一带的民房。6日晚间，阿部规秀率部进入黄土岭口一线，此时八路军加大了向银坊推进日军的侧击力度，抓住日军急于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心理，诱其东进。面对这样的战场态势，聂荣臻命令杨成武，如果日军7日还继续沿黄土岭东进，我军即利用这一带有力地形全线出击。6日夜，我军参战部队完成了伏击部署。阿部规秀也不愧是所谓的“山地战专家”，行军队形组织严谨，不断进行掩护侦察，但急于寻歼八路军主力的浮躁心态，使得这位“名将之花”终于在11月7日下午进入我军伏击圈。八路军炮兵一炮了结了这位不可一世的日军中将，当时日本的《朝日新闻》，连续3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如果说“黄土岭伏击战”只不过多了一招“诱敌深入”，还不能说明解放军伏击战的技术含量，那么彭德怀指挥的“羊马河伏击战”中“多计并用，丝丝相扣”就足以完整诠释伏击谋略了。
这场战役，彭德怀用3个阶段来实现最终实现战役目的。第一阶段，隐蔽主力，疲惫对手。1947年3月青化砭战役后，胡宗南得知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到延川、清涧一带，遂于3月25日令整编第1、第29军主力共11个旅迅速东进，寻求解放军主力决战。这次胡宗南吸取了分散行动易遭解放军伏击的教训，着实吓了一番功夫改变了战术，部队开进时，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15—20公里的方阵，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进缩小间隔，按说这样的部署确实让解放军比较为难，因为当时彭德怀手中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6个旅零3个团2万多人，面对胡宗南如此布势，很难下手。为此彭德怀决定首先隐蔽我军主力，伺机再战。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军开始了非常戏剧性的行军，由于饱受解放军伏击之苦，胡宗南命令部队行军时只走山顶，不走大路，白天行军，夜晚露营，要知道陕北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原峁林立，脱离公路行军就只能重复爬山和下山的动作了，结果国民党军每日前进速度只有1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恐怕也是广大国民党军将士拼了老命争取来的，这样就给了解放军充分时间将主力进至蟠龙西北地区隐蔽待机，只留下少量部队与胡宗南周旋。不到12天，胡宗南的部队不但丢掉了解放军主力动向，自己也疲惫不堪，给养困难，无奈之下胡宗南令整编第76师守备延川、第135旅守备瓦窑堡外，主力于4月5日南撤休整补充，这样76师和135旅逐渐脱离主力。
第二阶段，冒充主力、调虎离山。国民党军南撤后，解放军不断采取军事行动，让胡宗南侦悉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至蟠龙以北地区集结，于是迅速命令主力再次向北开进，由蟠龙镇附近地区逐次扫荡牡丹川以北各山沟，同时命令瓦窑堡的135旅迅速南下至李家岔一带，阻止我军向东北方向机动。我军在获悉如上调动后，认为敌135旅脱离主力孤军南下，便集中兵力予以伏击。为了进一步达成战役目的，彭德怀令358旅采取机动防御，节节抗击敌整编第一军，引诱敌主力继续向西，进一步拉大于135旅之间间隙。胡宗南果然就范，误认为我军主力位于蟠龙、瓦窑堡大道以西地区，遂令本已孤立的135旅迅速南撤向主力靠拢，同时其他部队迅速西进。这样135旅也顾不得什么只走山顶、不走大路的规矩，开始南下。
第三阶段，集中主力、伏击孤军。鉴于前期行动已成功实现“诱敌主力西、孤立135旅”的目的，西北野战兵团迅速集中第2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共4个旅的兵力，在子长县城西南羊马河地区设伏。4月14日晨，敌135旅沿子长、蟠龙公路两侧高低南下，10时进至羊马河西北高地时，解放军突然对其发起攻击，迅速分割包围，135旅旅长麦宗禹早年就是彭德怀当班长时手下的一个兵，和彭德怀打仗他从心里发怵，孤军南下时就心有余悸，发现被伏击后更是斗志全无，战至16时，第135旅4700人被全歼。
是役后，中共中央在《致彭德怀、习仲勋并告其他战略区领导的电报》中，有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话：“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2万余人），不需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此时胡军多少人？34个旅25万余人。《百战奇发》中有一句论述伏击的名言，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凡与敌战，其将愚而不知变，可诱之以利。彼贪利不知害，可设伏兵以击之。”难怪这位长期拥兵几十万的湖长官，却被其黄埔同学评价为“胡宗南也就是一团长”。
运用自如，炉火纯青
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解放军对伏击战术的大量运用，也造就了一大批精于此道的指挥员，他们对伏击战术的理解和运用，仍为今人季节赞叹。
首先，解放军的战术伏击打得十分精致。战术伏击，都是师团以下规模的伏击战斗，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韦岗伏击战”。1938年，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来到了苏南地区，当时该地区恐日情绪严重，初来乍到的新四军决心打一打日寇的嚣张气焰，而具体战术就选择了最拿手的伏击战。粟裕的指挥风格向来注重谋略、精于计算，他在地图上量出韦岗到南京、镇江的距离，计算日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最快时间，并选择了公路拐弯处作为具体伏击地点，这样使得日军前后不能相顾。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100余人按时进入伏击阵地，上午8时，日军车队从镇江方向如期而至，新四军迅速采取截头、断尾、打中央的战术手段实施伏击，仅半个小时即毙伤日军土井少佐、梅村大尉以下30多人，烧毁日军汽车5辆，新四军无一伤亡。当反应迅速的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时，新四军早已撤离战场。
战后，这位日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大奖粟裕，给新四军总部的报告中专门列出一节，论述今后伏击敌汽车应注意的事项，从地形选择、活力配备、截后的处置等10个方面，分别加以详细阐述，连一些细节都介绍得很周到，如投掷手榴弹的提前量应为多少米，解放军伏击战术之精致可见一斑。
其次，解放军的战役伏击打得非常大气。战役伏击不同于战术伏击，参战部队都是几万人以上，决不能像战术伏击那样静待敌人，所以战役伏击的部队大都是依靠远距离的集结或是不断地机动来隐蔽企图，一旦战机成熟迅速占领预定伏击地域，这中间涉及到对对预付对象的牵制、对战机的火候把握、各部队之间的任务区分的协同动作，其难度要远远大于普通的战术伏击，没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魄力，是无法达到数万大军“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高超境界。
在解放军首开战役伏击记录的，是林彪指挥的“黄陂伏击战”。1933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2月26日，国民党军由乐安向黄陂开进。由于所经的登仙桥以东地区，山高林密，便于大兵团伏击。年仅25岁的林彪，决定集中主力，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队，红5军团和红22军为右翼队，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力地形，伏击歼灭国民党军第52、第59师。2月27日，第52师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向黄陂前进；第59师沿顾岗、西源、霍源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协同困难。在待机地域隐蔽集结的红军部队，迅速向预定的伏击地域开进，于当日13时，红军左翼队向敌52师发起进攻，至28日11时将其全歼，俘虏师长李明。红军右翼队对国民党军第59师发起进攻，至3月1日上午，第59师除在西源地区1个多团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于登仙桥附近，师长陈时骥被俘。是役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此后，解放军不断上演这类大手笔的伏击战役，刘邓大军在高山铺伏击国民党整编40师和82旅，彭德怀在瓦子街伏击刘戡整编第29军等等，每一役都打得气势如虹，足见解放军伏击战之功力深厚。
解放军对伏击战术的熟练程度，还体现在能针对不同敌人迅速转变战法。仔细回顾解放军各个历史时期的伏击战例不难发现：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无论规模大小，伏击战大都是全歼被付之敌；而在对日军作战时，伏击战大多是伏击其辎重部队，快打快收，很少全歼；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除了出国伊始在温井地区伏击土耳其营外，以后罕闻志愿军伏击战例。之所以形成这种现象，是因为解放军在运用任何一种战术时都因敌、因地而变。
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国民党军战斗力普遍较弱，对解放军作战存在相当的心理压力，一旦形成被伏击之势大多放弃抵抗。但到了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这是一场成功的伏击战，但日军士兵此战竟无一个被俘虏。鉴于对敌我实力的客观分析，八路军迅速转变战法，避免在伏击战中与日军主力硬拼，所以此后在太行山区进行的一系列伏击战，日军小股部队、辎重车队、战地观光团等非战斗部队，成为八路军打击的重点，而且针对日军友邻部队反应快的特点，一般都是快打快收，绝不恋战。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由于战争双方始终以大兵团的正规战为主，保持着较为规整的战线，很少出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态势，加之，朝鲜地域狭长，部队机动空间受限，美军侦察能力极强，使得伏击战逐渐失去突然性，所以此战法很少被志愿军所采纳。
伏击战，是指预先将兵力、兵器隐蔽配置在敌必经之路附近，待敌或诱敌进入伏击地域，突然予以攻击的战斗。今天，当车臣叛匪伏击俄联邦车队，反美武装伏击驻伊美军的消息频现报端时，唯一敢对此置喙的恐怕只有中国军人。因为伏击战作为游击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军队以弱胜强的重要手段。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靠游击战白手起家的军队，自然对此颇有心得。
依山布阵，恃险设伏
既然是伏击，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自己隐蔽起来。从历史经验看，除了沙漠里的伊拉克反美武装不得不利用城市街区隐蔽设伏外，其他军队都无一例外地选择山地进行伏击战。解放军的战史上，有三个伏击战的“高产地区”，分别是：江西井冈山山区、陕北黄土高原和山西的太行、吕梁山区。熟悉中国地理的人都知道，这些地方不是山高林密就是沟壑纵横，为展开伏击战提供了绝好的战场。但面对崇山峻岭，如何选择利于隐蔽、便于展开、制敌反击进退自如的伏击阵地，则要依靠指挥员独到的分析眼光和具体的战术设计，解放军的经验就是依山布阵、因地制宜。
1947年3月，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选定青化砭作为伏击胡宗南的战场。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30余公里，南北是15公里长的蟠龙川，大川两侧高山连绵，咸榆公路蜿蜒穿过，一个标准的“两山夹一川”地形，更为难得的是“两山”以北及东西两侧的战场容量，足以容纳我军6个旅形成口袋布势，而这“一川”的长度，刚好兜住敌31旅的行军纵队，如此苦心孤诣的谋形布势，使得这场解放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打得如行云流水，以260人的伤亡全歼敌31旅。
作风硬朗的彭德怀元帅对伏击阵地的选择尚如此用心，被称为“军神”的刘伯承元帅就更是用兵细腻了。1937年10月，八路军129师经过缜密侦察，获得日军劲旅第20师团的迂回部队，在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师长刘伯承判断：日军为了切实控制正太路南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鉴于以上判断，129师决心在此进行伏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七亘村伏击战”。熟读兵书的刘帅，深知地形之利对伏击之胜的影响，此战前亲自组织了几次沿路勘察，权衡利弊、几易其址，最终将伏击阵地选择在七亘村、南谷之间的有利地形。七亘村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到石门，正好是10里峡谷，谷深数十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用理想的伏击阵地来形容毫不为过。10月26日，当日军的辎重车队通过时，八路军129师突然发力，前后夹击，将鬼子压缩在七亘村预设战场的狭小地带。据说，当时八路军步枪手的歼敌数只与其装弹速度有关，而手榴弹只消打开保险盖垂直往下扔就行了，可见此处真可谓恃险设伏。战果可想而知，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
出其不意，敢为人先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伏击战赖以取胜的优势所在。事实证明，为了达成这种突然性，解放军在组织山地伏击战时，不仅在战场选择上最求“藏于就地之下”的形胜一筹，更在心里对抗上强调“反道用兵敢为人先”的胜于无形。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为策应115师在晋西地区的作战行动，钳制日军向黄河南岸和西岸的进攻，准备于邯（郸）长（治）公路沿线组织伏击作战，由于敌情和时间原因，386旅旅长陈赓根据地图选定神头岭地区作为伏击战场，该地区从地图上判断：邯（郸）长（治）公路在神头岭村以西的沟底通过，又是一个标准的伏击阵地。
但部队进入设伏的地区时，发现公路是在岭上，而神头岭山梁长约几公里，宽不过一二百米，山梁北侧以一条山沟相隔同申家山遥望，其西部是不足20户人家的神头村，两边的地势略高于公路，除了紧贴路边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修筑的旧工事，再无任何隐蔽物。这样的地形，部队不易隐蔽，有难于展开，背临北面的深沟，预备队行动不便，还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按常理，这些废旧工事距离公路仅百米，早被来往的日军反复检查，任何有军事常识的指挥员都不敢伏兵于此。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陈赓处变不惊，抓住日军对废旧工事司空见惯，对山梁狭窄地形放松警惕的心理，大胆作出调整，命令侧击部队利用这些旧工事，实施近距离潜伏，决心在狭窄的山梁顶部打日军一个“独木桥式的伏击”。用陈大将的话说：这是“独木桥上打架，先下手为强”。为了切实隐蔽企图，各级指挥员要求各部队不要挖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的草一定要顺着风向扶起来，由于我军巧妙的伪装隐蔽，敌侦察搜索队在距我伏击部队十余米的情况下，仍毫无察觉。
3月16日9时30分，我阻击、侧击和断后部队同时开火，实施收网，这个狭长口袋中的日军不知所措。如此诡异的地形实施伏击，不仅在心理上达成了突然性，更在兵力火力运用上极大限制了日军的骑兵和炮兵的发挥。以致我军以一个旅的兵力，仅用2小时就歼敌1500余人，击（烧）毁敌汽车百余辆，这是抗战初期对日军作战少有的费效比。“神头岭伏击战”不仅是一场山地伏击战，更是一场心理伏击战，“以形伏之”尚有可防，“以心伏之”防不胜防。
在解放军伏击作战历史上，最具创造性和突然性的战例，还属刘伯承元帅指挥的“七亘村重叠伏击战”。前面谈到日寇在七亘村被刘伯承指挥的129师打了个伏击战，死伤300多人，落荒而逃。第一次伏击胜利以后，刘伯承再得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要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据此，他判断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会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七亘村仍然是日军进军的必经之路。但兵法上有著名的“战胜不复”的原则：即不在相同的地方用相同的战法对付同样的敌人。中日双方指挥员都深谙此法，按推理是：我军不敢在七亘村再打，日军不信我军敢在七亘村还打。面对这样的惯性思维，刘伯承元帅断然决定“冒兵法之大不韪”，反道用兵，重叠设伏。于是，八路军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随后第772团第3营绕了一圈又反了回来，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10月28日，日军又进入七亘村地段，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一次挨打100米远的地方，再遭伏击。这场被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赞为“用兵的典范”的“七亘村重叠伏击”，给日军扎扎实实上了一堂军事原则运用方法的补习课，日军不可想象，在他的这个对手的战术字典中，任何“原则”都是靠“灵活”来注解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是因为还没有人创造。
利而诱之，攻其必经
中国有句老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在作战中，不能指望任何对手自觉地钻进你部下的“口袋”。对“两山夹一川”这类险要地形，双方指挥员的判断是一致的，打伏击绝对是一个需要极高智商的脑力劳动，依靠“守株待兔”的方式进行伏击只是初级阶段，能让敌人心甘情愿的进入伏击阵地，才是这一战术的最高境界。正所谓“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孙子兵法）。解放军不过是这一原则的忠实践行着。
抗战中，日军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每遭打击必急于报复，正是日军这种睚眦必报的习气，成就了八路军无数的经典伏击战。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杨成武将军指挥的“黄土岭伏击战”。
1939年10月底，日军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军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3日，由涞源城出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主力500余人，被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歼灭于涞源雁宿崖。战场的失利，激怒了一向刚愎自用的阿部规秀。这位日军“驻蒙疆屯军”最高长官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亲率1500多人，再次向雁宿崖方向急进，企图寻歼我军主力。八路军因势利导设计了一个“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的圈套：以小部队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日军，把他们引向银坊，使其扑空，然后因比起来，迷惑敌人。而后以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3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口有力地形后，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5日，日军进犯银坊扑空后，阿部规秀率队向白石口进发，3支队诱敌成功，日军紧追至银坊，未发现我军主力，便放火烧了银坊一带的民房。6日晚间，阿部规秀率部进入黄土岭口一线，此时八路军加大了向银坊推进日军的侧击力度，抓住日军急于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心理，诱其东进。面对这样的战场态势，聂荣臻命令杨成武，如果日军7日还继续沿黄土岭东进，我军即利用这一带有力地形全线出击。6日夜，我军参战部队完成了伏击部署。阿部规秀也不愧是所谓的“山地战专家”，行军队形组织严谨，不断进行掩护侦察，但急于寻歼八路军主力的浮躁心态，使得这位“名将之花”终于在11月7日下午进入我军伏击圈。八路军炮兵一炮了结了这位不可一世的日军中将，当时日本的《朝日新闻》，连续3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如果说“黄土岭伏击战”只不过多了一招“诱敌深入”，还不能说明解放军伏击战的技术含量，那么彭德怀指挥的“羊马河伏击战”中“多计并用，丝丝相扣”就足以完整诠释伏击谋略了。
这场战役，彭德怀用3个阶段来实现最终实现战役目的。第一阶段，隐蔽主力，疲惫对手。1947年3月青化砭战役后，胡宗南得知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到延川、清涧一带，遂于3月25日令整编第1、第29军主力共11个旅迅速东进，寻求解放军主力决战。这次胡宗南吸取了分散行动易遭解放军伏击的教训，着实吓了一番功夫改变了战术，部队开进时，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15—20公里的方阵，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进缩小间隔，按说这样的部署确实让解放军比较为难，因为当时彭德怀手中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6个旅零3个团2万多人，面对胡宗南如此布势，很难下手。为此彭德怀决定首先隐蔽我军主力，伺机再战。在这个关键时刻，国民党军开始了非常戏剧性的行军，由于饱受解放军伏击之苦，胡宗南命令部队行军时只走山顶，不走大路，白天行军，夜晚露营，要知道陕北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原峁林立，脱离公路行军就只能重复爬山和下山的动作了，结果国民党军每日前进速度只有1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恐怕也是广大国民党军将士拼了老命争取来的，这样就给了解放军充分时间将主力进至蟠龙西北地区隐蔽待机，只留下少量部队与胡宗南周旋。不到12天，胡宗南的部队不但丢掉了解放军主力动向，自己也疲惫不堪，给养困难，无奈之下胡宗南令整编第76师守备延川、第135旅守备瓦窑堡外，主力于4月5日南撤休整补充，这样76师和135旅逐渐脱离主力。
第二阶段，冒充主力、调虎离山。国民党军南撤后，解放军不断采取军事行动，让胡宗南侦悉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至蟠龙以北地区集结，于是迅速命令主力再次向北开进，由蟠龙镇附近地区逐次扫荡牡丹川以北各山沟，同时命令瓦窑堡的135旅迅速南下至李家岔一带，阻止我军向东北方向机动。我军在获悉如上调动后，认为敌135旅脱离主力孤军南下，便集中兵力予以伏击。为了进一步达成战役目的，彭德怀令358旅采取机动防御，节节抗击敌整编第一军，引诱敌主力继续向西，进一步拉大于135旅之间间隙。胡宗南果然就范，误认为我军主力位于蟠龙、瓦窑堡大道以西地区，遂令本已孤立的135旅迅速南撤向主力靠拢，同时其他部队迅速西进。这样135旅也顾不得什么只走山顶、不走大路的规矩，开始南下。
第三阶段，集中主力、伏击孤军。鉴于前期行动已成功实现“诱敌主力西、孤立135旅”的目的，西北野战兵团迅速集中第2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共4个旅的兵力，在子长县城西南羊马河地区设伏。4月14日晨，敌135旅沿子长、蟠龙公路两侧高低南下，10时进至羊马河西北高地时，解放军突然对其发起攻击，迅速分割包围，135旅旅长麦宗禹早年就是彭德怀当班长时手下的一个兵，和彭德怀打仗他从心里发怵，孤军南下时就心有余悸，发现被伏击后更是斗志全无，战至16时，第135旅4700人被全歼。
是役后，中共中央在《致彭德怀、习仲勋并告其他战略区领导的电报》中，有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话：“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2万余人），不需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此时胡军多少人？34个旅25万余人。《百战奇发》中有一句论述伏击的名言，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凡与敌战，其将愚而不知变，可诱之以利。彼贪利不知害，可设伏兵以击之。”难怪这位长期拥兵几十万的湖长官，却被其黄埔同学评价为“胡宗南也就是一团长”。
运用自如，炉火纯青
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解放军对伏击战术的大量运用，也造就了一大批精于此道的指挥员，他们对伏击战术的理解和运用，仍为今人季节赞叹。
首先，解放军的战术伏击打得十分精致。战术伏击，都是师团以下规模的伏击战斗，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韦岗伏击战”。1938年，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来到了苏南地区，当时该地区恐日情绪严重，初来乍到的新四军决心打一打日寇的嚣张气焰，而具体战术就选择了最拿手的伏击战。粟裕的指挥风格向来注重谋略、精于计算，他在地图上量出韦岗到南京、镇江的距离，计算日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最快时间，并选择了公路拐弯处作为具体伏击地点，这样使得日军前后不能相顾。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100余人按时进入伏击阵地，上午8时，日军车队从镇江方向如期而至，新四军迅速采取截头、断尾、打中央的战术手段实施伏击，仅半个小时即毙伤日军土井少佐、梅村大尉以下30多人，烧毁日军汽车5辆，新四军无一伤亡。当反应迅速的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时，新四军早已撤离战场。
战后，这位日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大奖粟裕，给新四军总部的报告中专门列出一节，论述今后伏击敌汽车应注意的事项，从地形选择、活力配备、截后的处置等10个方面，分别加以详细阐述，连一些细节都介绍得很周到，如投掷手榴弹的提前量应为多少米，解放军伏击战术之精致可见一斑。
其次，解放军的战役伏击打得非常大气。战役伏击不同于战术伏击，参战部队都是几万人以上，决不能像战术伏击那样静待敌人，所以战役伏击的部队大都是依靠远距离的集结或是不断地机动来隐蔽企图，一旦战机成熟迅速占领预定伏击地域，这中间涉及到对对预付对象的牵制、对战机的火候把握、各部队之间的任务区分的协同动作，其难度要远远大于普通的战术伏击，没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魄力，是无法达到数万大军“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高超境界。
在解放军首开战役伏击记录的，是林彪指挥的“黄陂伏击战”。1933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2月26日，国民党军由乐安向黄陂开进。由于所经的登仙桥以东地区，山高林密，便于大兵团伏击。年仅25岁的林彪，决定集中主力，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队，红5军团和红22军为右翼队，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力地形，伏击歼灭国民党军第52、第59师。2月27日，第52师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向黄陂前进；第59师沿顾岗、西源、霍源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协同困难。在待机地域隐蔽集结的红军部队，迅速向预定的伏击地域开进，于当日13时，红军左翼队向敌52师发起进攻，至28日11时将其全歼，俘虏师长李明。红军右翼队对国民党军第59师发起进攻，至3月1日上午，第59师除在西源地区1个多团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于登仙桥附近，师长陈时骥被俘。是役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此后，解放军不断上演这类大手笔的伏击战役，刘邓大军在高山铺伏击国民党整编40师和82旅，彭德怀在瓦子街伏击刘戡整编第29军等等，每一役都打得气势如虹，足见解放军伏击战之功力深厚。
解放军对伏击战术的熟练程度，还体现在能针对不同敌人迅速转变战法。仔细回顾解放军各个历史时期的伏击战例不难发现：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无论规模大小，伏击战大都是全歼被付之敌；而在对日军作战时，伏击战大多是伏击其辎重部队，快打快收，很少全歼；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除了出国伊始在温井地区伏击土耳其营外，以后罕闻志愿军伏击战例。之所以形成这种现象，是因为解放军在运用任何一种战术时都因敌、因地而变。
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国民党军战斗力普遍较弱，对解放军作战存在相当的心理压力，一旦形成被伏击之势大多放弃抵抗。但到了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这是一场成功的伏击战，但日军士兵此战竟无一个被俘虏。鉴于对敌我实力的客观分析，八路军迅速转变战法，避免在伏击战中与日军主力硬拼，所以此后在太行山区进行的一系列伏击战，日军小股部队、辎重车队、战地观光团等非战斗部队，成为八路军打击的重点，而且针对日军友邻部队反应快的特点，一般都是快打快收，绝不恋战。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由于战争双方始终以大兵团的正规战为主，保持着较为规整的战线，很少出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态势，加之，朝鲜地域狭长，部队机动空间受限，美军侦察能力极强，使得伏击战逐渐失去突然性，所以此战法很少被志愿军所采纳。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铁血阻击
阻击是以兵力、火力阻止或迟滞敌人前进的作战行动。这类行动通常是为主力或主要方向争取时间、消耗敌人，因为伤亡巨大、战斗惨烈，而且往往是完成整个作战行动的关键，很难像畅快淋漓的歼灭战那样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只没有大局观，缺乏牺牲精神的军队，很难将阻击作为一种优势战术相传承。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却在80年的战斗历程中，反复演绎着阻击战的辉煌，造就了无数铁血阻击的神话战例。
辉煌历史
研究解放军战史会发现，从南昌起义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这短短的26年里，阻击战例之多令人惊叹，同一时期其他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望其项背。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解放军在战役层面已经达到了“无战不阻击”的境界。红军时期，著名的阻击战有松毛领阻击战、渭水桥阻击战、石板河阻击战、华家领阻击战以及血战湘江中的新圩、觉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等。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我军的作战方式基本是游击战和运动战，因此很少有机会组织大规模阻击战，但在保障主要作战方向和掩护主力转移等行动中也不乏力作，如保障平型关作战的驿马领阻击战，以及青虚山、和顺阻击战。但这一时期的阻击战大都在战术范围内实施，无法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例相提并论。
解放战争时期，是解放军大兵团作战运用最为频繁，也是经典阻击战例的高产期。伴随着另一个经典战术“围城打援”的产生，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上蔡阻击战、桃林岗阻击战、新保安阻击战、徐东阻击战以及闻名遐迩的塔山阻击战等一系列阻击奇迹。中原野战军甚至在1948年6月13日至7月8日，连续组织东、西洪桥阻击战、西平阻击战、周家口阻击战，运用之妙堪称炉火纯青。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的阻击战水平也已登峰造极，今天脱口而出的松骨峰、飞虎山、铁原阻击战，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透过这些战例人们会发现，随着战场情况的不同，解放军阻击作战总是反映着不同的战役意图：在力不如敌时解放军的阻击作战往往是一种“舍车保帅”的牺牲，取舍之间映射出战役指挥员“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无奈，红军时期和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多是这样；在与敌旗鼓相当时，解放军的阻击作战多是一种“田忌赛马”的博弈，运筹之中展现着“将军抽车”的自信，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初期的战例大抵如此。
阻击部队历来是啃骨头，伤亡大、缴获少、俘虏少、不出战果，全给他人做嫁衣了。今天当人们将孟良崮战役称之为“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力作时，很少有人会提及发生在阻击方向四个纵队的战斗。所以，除了塔山阻击战东野四纵将配角打成主角外，其他的阻击战例非得查资料才知其大概。但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阻击，却无一例外的成为每次战役的关键。这种不是重点却是关键的特点，绝对是阻击战的“独家专利”。对此，塔山阻击战堪称典范。辽沈战役重点是锦州，能不能拿下锦州是能否实现毛主席“关门打狗”战略意图的关键，然而能不能守住塔山又成为能不能拿下锦州的关键。其实，塔山阻击战的重要性远不止这些，这场战斗之所以成为解放军战史上唯一一次“喧宾夺主”战例，是有其原因的。别的不说，单是分析一下假设当年塔山阻击战失利所产生的后果，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塔山失守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攻锦部队。国民党东进兵团11个师一旦成功的与锦州守军回合，不仅加强了锦州的城防，对仍然徘徊在辽西黑山、新立屯一带的廖耀湘西进兵团也是一个巨大的鼓励。解放军必然陷入锦州不克、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资料显示：东野南下时，只带了单程汽油，后方运输线如果被切断，全部汽车和重武器都会因为没有汽油而撤不下来。如果这样，锦州城会变成第二个四平。三支国民党主力部队如果在锦州成功会合，在给予解放军重大杀伤之后成功撤出东北，国民党统帅部就会突然间拥有一支强大的总预备队，就会一举打破1948年年中国共双方形成的战略均势，随后的淮海、平津战役也可能“胎死腹中”。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产生了。国共双方当年都进行了这样的分析，所以林彪和刘亚楼说：“我不要伤亡数字，只要塔山。”而国民党的学者就只能在战后一声长叹：“党国之败，败于塔山。”
其他战例也不例外，红一军团守不住湘江渡口，中央红军就全军覆没；华野10纵打不赢徐东阻击，华野主力就无法歼灭黄百韬。
巧用地形
孙子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这一点为历代兵家所推崇，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机械化时代，地形对作战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以少抗多的阻击战来说更是如此，解放军在实施阻击作战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地形的利用，在选定阻击战场时更将先敌到达，夺取有利地形作为第一要务。1948年12月，华北野战军4纵12旅袭占新保安，看中的就是新保安古城墙坚固无损，是北平通往塞外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才能以一个旅的兵力阻住傅作义的王牌35军。
其实只要留心解放军阻击战例的名称就会发现，但凡在历史上留下点名气的战例都和山有关，这些山无论大小都能从一定程度上弥补阻击作战兵力、火力不足的缺陷。在这一点上，最有说服力的应是葛岘岭阻击战。1950年11月29日凌晨，志愿军38军113师337团1营1连2排，在排长郭忠田的带领下，奉命插到联合国军的心脏——龙源里。这时美军还没有退下来，战场一片素静。郭忠田登上葛岘岭主峰，审查着战场地形。主峰虽是制高点，但是面对有炮火和空中优势的美军，这里太突兀了，一旦战机临空，部队只能白挨炸。顺公路望去，岭北侧有一个山包。巧的是公路在此正好有一个拐弯，任何车辆行驶到这里都必须减速。更妙的是，山包靠公路一侧宛如刀削一般，坦克、装甲车肯定爬不上来。山包上有一块巨石，巨石下，一个天然的石洞仿佛是天然的掩体，可以防炮，放一个班进去没问题山包距公路才50余米，非常便于步兵发挥火力。再看山包两侧，几个山头上都有志愿军的阻击阵地。
郭忠田决定，不按照上级部署，转而将主阵地设置在小山包上。排里的重机枪安置在巨石附近，郭忠田亲自掌管，打起来后可以左右开弓，4、6班部署在巨石两侧，5班作为机动力量。这场战斗的结果有力证明了这位排长的英明，这个排在美军100余架次战机和50余量坦克的轮番攻击下，巧妙利用地形，仅靠手中的轻武器歼敌215人，缴获和击毁美军火炮6门，汽车58辆，而自己无一伤亡。不仅为主力合围争取到时间，更创造了“零伤亡”的阻击奇迹，这种令世界军人为之叹服的荣誉，美军直到50年后的科索沃战争，才凭借强大的空军感受了一把。
但是，战场形势的变化总是扑塑迷离，谁都想守着一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风水宝地实施阻击，可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解放军有相当一部分阻击战是在无险可守之地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土工作业的优势开始彰显。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被称为解放军的步兵的五大技能，在无险可守的地形实施阻击作战，解放军通常都会集中时间和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改造地形。以塔山阻击战为例，塔山地势易攻难守，东靠大海易受海上军舰侧射火力威胁。中间的塔山村左右有8000米的开阔地带，但最高点白台山海拔不过261米。从电影《大决战》中可以看到，4纵部队为了解决无险可守的问题，战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这在这次阻击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精湛战术
毛泽东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这里所说的“人”，使人与武器相结合后所形成的战术素养，那么只要对解放军历次的阻击战认真回顾一番，就不难发现：解放军是如何利用自身的战术素养来弥补劣势、以劣胜优。
研究解放军的战术素养，应该从其单兵战斗技能和部队的战术水平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解放军在历次阻击作战中所表现出的单兵战斗技能，可以用“精湛绝伦”来形容。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单兵阻击技术发挥的更是淋漓尽致。1950年11月6日--10日，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在飞虎山担任阻击韩国第7师和美军第5团大部的任务。战斗中，战士刘德兴独自守卫一个班的阵地，眨眼间拼掉十几个大兵；战士杨国强施展神威，撂倒40多人。1951年5月24日，志愿军27军某部班长谭秉云，一人、一枪、3颗手雷，巧用地形，凭借自身过硬的反坦克技术，竟将美骑2师堵截了整整8个小时！这个纪录怕是至今无人能破。更令人惊叹的，是15军老英雄柴云振，1951年5月在朴达峰阻击战中的表现：柴云振所在的营歼敌2000多人，他带领的7班就歼敌400多人，柴云振一人就歼敌200多人。解放军单兵阻击技能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解放军整体阻击战术水平的运用堪称“出神入化”。孙子曰：“夫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单纯的防御，只能以牺牲战场主动权为代价。解放军一向反对消极防御，这种指导思想反映出在阻击作战中，就形成了积极主动、攻防结合的阻击战术风格。在解放军战斗序列中提起阻击战，就不能不提赫赫有名的阻击专家——“华野10纵”。这支由宋时轮将军指挥的纵队，是解放军第一个将阻击战打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先看看战史关于10纵在徐东阻击战中的阵地编成和兵力部署：主要阵地应伸出村外100--200米出构筑，构成品字或梅花形据点，各村落四周构成独立支撑点，各支撑点可以独立防守或相互支援；兵力部署要少摆多屯，指挥员要掌握三分之一的兵力作为机动力量；火力配置要实行固定火力与机动火力、正面火力与侧翼火力互补，防御前沿和纵深要成梯次，构成曲直相辅、远近交错、正侧结合的浓密火力网；反敌坦克手段多样，构成反坦克壕、设置反坦克雷场、组织反坦克小组等。尽管古往今来没有攻不破的防线，但至少在解放战争中，还没有哪支国军精锐踏过10纵这道坎。
再看看10纵的阻击战斗力。10纵成军后，连续完成莱芜、孟良崮、鲁西南阻击，到豫东的开封战役时还是阻击，然后就是10纵阻击史上最出名的桃林岗阻击战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一仗用的还不是10纵头号的82团，而是83团，国民党绝对王牌第5军愣是咬得门牙掉光也没吃动。气得邱疯子叫嚣“豁上200旅（前身就是著名的同古保卫战中出名的戴安澜师长的200师），消灭83团“。5昼夜激战后，结果呢，前半个目的达到了，200旅基本打光，后半个目的看来豁上整个5军也未必达到。此战后，邱清泉说出了那句家喻户晓的免费广告词”排炮不动，必是10纵“，这一仗也从此奠定了10纵在解放军内阻击第一的地位。
1948年5月，华东野战军令陈唐兵力主力进攻开封，为保障作战顺利进行，急令10纵于上蔡地区阻击胡琏兵团。但是当10纵行至半路时，胡兵团主力整编11师已经攻取上蔡，并顺利渡过洪河驰援开封。面对突如其来的敌情，宋时轮将军空前绝后地上演了一出逆向阻击，不再继续追堵已经过河的整编11师，而是集中力量直扑胡琏兵团指挥部上蔡，好一招”攻其所必救“，硬是让已经过河的整编11师返回头来救援，10纵原来的任务是阻击敌向开封方向增援，现却打成阻敌向上蔡方向回援。尽管同向开封的路一马平川，但到开封解放也没让胡琏兵团一兵一卒增援得逞。胡琏何许人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毛泽东为他特发通告给华野、中野，告诫他们”18军胡琏，狡如虎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以保实力，待机取胜“。但到了10纵面前，任你狐是虎，也得“画地为牢”。古代兵法上有句名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者，谓之神。”
顽强意志
美国电影《兄弟连》中有一句关于空降兵的经典台词“我们生来被包围”，套用这一思路来分析阻击作战的话，结论就是“阻击战注定会惨烈”。解放军的阻击战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惨烈的战斗队顽强战斗精神的需要胜过物质，战斗精神似乎是解放军与生俱来的优势。如果说解放军阻击战术经过几十年的反复磨练，到解放战争后期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得以完善成熟的话，那么这种“人在阵地在”的阻击精神，却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区别。
1942年11月，八路军某特务营300多名指战员，为掩护山东军区机关和友军突围，与8000多名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血战，在弹尽粮绝后，14名勇士宁死不屈，在日军面前集体跳崖。以武士道精神著称的日军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顽强的军队。一群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却将装备精良的数千日军驼在笛崮山上整整一天，使其付出阵亡600多人的代价，最后却连一个俘虏和一件完整的武器都没有得到。据史料记载，面对英勇的作战对手，日军官兵也不能不表现出对对手的尊敬。在日军指挥官的指挥下，山顶的日军士兵一起朝天鸣枪以示敬意。这场悲壮的笛崮山突围阻击战，终于以八路军胜利突围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中，继李奇微之后担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的范佛里特，是个典型的唯火力制胜论者，甚至创造了天文数字般的“范佛里特弹药量”。在铁原阻击战中，志愿军第63军伤亡触目惊心。第5次战役第2阶段，以美军第1军为首的数万敌军直逼铁原、涟川，志愿军主力有被合围的危险。1951年5月28日，志愿军第63军4.7万人奉命阻击美军进攻，凭借顽强的意志与敌血战13昼夜。至6月12日，全军奉命撤下阵地后只剩2500人，不够一个团的建制！正如毛泽东所说，抗美援朝战争敌人“钢多气少”，而我们“钢少气多”。解放军的许多阻击战斗，就是这样一场以“气”胜“钢”的特殊战例。
正是这股“气”，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20世纪最悍勇的军队之一，顽强的意志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不管时代怎么变迁，这都是我们一直要坚守与传承的核心精神。
阻击是以兵力、火力阻止或迟滞敌人前进的作战行动。这类行动通常是为主力或主要方向争取时间、消耗敌人，因为伤亡巨大、战斗惨烈，而且往往是完成整个作战行动的关键，很难像畅快淋漓的歼灭战那样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只没有大局观，缺乏牺牲精神的军队，很难将阻击作为一种优势战术相传承。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却在80年的战斗历程中，反复演绎着阻击战的辉煌，造就了无数铁血阻击的神话战例。
辉煌历史
研究解放军战史会发现，从南昌起义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这短短的26年里，阻击战例之多令人惊叹，同一时期其他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望其项背。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解放军在战役层面已经达到了“无战不阻击”的境界。红军时期，著名的阻击战有松毛领阻击战、渭水桥阻击战、石板河阻击战、华家领阻击战以及血战湘江中的新圩、觉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等。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我军的作战方式基本是游击战和运动战，因此很少有机会组织大规模阻击战，但在保障主要作战方向和掩护主力转移等行动中也不乏力作，如保障平型关作战的驿马领阻击战，以及青虚山、和顺阻击战。但这一时期的阻击战大都在战术范围内实施，无法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例相提并论。
解放战争时期，是解放军大兵团作战运用最为频繁，也是经典阻击战例的高产期。伴随着另一个经典战术“围城打援”的产生，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上蔡阻击战、桃林岗阻击战、新保安阻击战、徐东阻击战以及闻名遐迩的塔山阻击战等一系列阻击奇迹。中原野战军甚至在1948年6月13日至7月8日，连续组织东、西洪桥阻击战、西平阻击战、周家口阻击战，运用之妙堪称炉火纯青。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的阻击战水平也已登峰造极，今天脱口而出的松骨峰、飞虎山、铁原阻击战，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透过这些战例人们会发现，随着战场情况的不同，解放军阻击作战总是反映着不同的战役意图：在力不如敌时解放军的阻击作战往往是一种“舍车保帅”的牺牲，取舍之间映射出战役指挥员“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无奈，红军时期和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多是这样；在与敌旗鼓相当时，解放军的阻击作战多是一种“田忌赛马”的博弈，运筹之中展现着“将军抽车”的自信，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初期的战例大抵如此。
阻击部队历来是啃骨头，伤亡大、缴获少、俘虏少、不出战果，全给他人做嫁衣了。今天当人们将孟良崮战役称之为“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力作时，很少有人会提及发生在阻击方向四个纵队的战斗。所以，除了塔山阻击战东野四纵将配角打成主角外，其他的阻击战例非得查资料才知其大概。但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阻击，却无一例外的成为每次战役的关键。这种不是重点却是关键的特点，绝对是阻击战的“独家专利”。对此，塔山阻击战堪称典范。辽沈战役重点是锦州，能不能拿下锦州是能否实现毛主席“关门打狗”战略意图的关键，然而能不能守住塔山又成为能不能拿下锦州的关键。其实，塔山阻击战的重要性远不止这些，这场战斗之所以成为解放军战史上唯一一次“喧宾夺主”战例，是有其原因的。别的不说，单是分析一下假设当年塔山阻击战失利所产生的后果，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塔山失守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攻锦部队。国民党东进兵团11个师一旦成功的与锦州守军回合，不仅加强了锦州的城防，对仍然徘徊在辽西黑山、新立屯一带的廖耀湘西进兵团也是一个巨大的鼓励。解放军必然陷入锦州不克、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资料显示：东野南下时，只带了单程汽油，后方运输线如果被切断，全部汽车和重武器都会因为没有汽油而撤不下来。如果这样，锦州城会变成第二个四平。三支国民党主力部队如果在锦州成功会合，在给予解放军重大杀伤之后成功撤出东北，国民党统帅部就会突然间拥有一支强大的总预备队，就会一举打破1948年年中国共双方形成的战略均势，随后的淮海、平津战役也可能“胎死腹中”。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产生了。国共双方当年都进行了这样的分析，所以林彪和刘亚楼说：“我不要伤亡数字，只要塔山。”而国民党的学者就只能在战后一声长叹：“党国之败，败于塔山。”
其他战例也不例外，红一军团守不住湘江渡口，中央红军就全军覆没；华野10纵打不赢徐东阻击，华野主力就无法歼灭黄百韬。
巧用地形
孙子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这一点为历代兵家所推崇，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机械化时代，地形对作战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以少抗多的阻击战来说更是如此，解放军在实施阻击作战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地形的利用，在选定阻击战场时更将先敌到达，夺取有利地形作为第一要务。1948年12月，华北野战军4纵12旅袭占新保安，看中的就是新保安古城墙坚固无损，是北平通往塞外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才能以一个旅的兵力阻住傅作义的王牌35军。
其实只要留心解放军阻击战例的名称就会发现，但凡在历史上留下点名气的战例都和山有关，这些山无论大小都能从一定程度上弥补阻击作战兵力、火力不足的缺陷。在这一点上，最有说服力的应是葛岘岭阻击战。1950年11月29日凌晨，志愿军38军113师337团1营1连2排，在排长郭忠田的带领下，奉命插到联合国军的心脏——龙源里。这时美军还没有退下来，战场一片素静。郭忠田登上葛岘岭主峰，审查着战场地形。主峰虽是制高点，但是面对有炮火和空中优势的美军，这里太突兀了，一旦战机临空，部队只能白挨炸。顺公路望去，岭北侧有一个山包。巧的是公路在此正好有一个拐弯，任何车辆行驶到这里都必须减速。更妙的是，山包靠公路一侧宛如刀削一般，坦克、装甲车肯定爬不上来。山包上有一块巨石，巨石下，一个天然的石洞仿佛是天然的掩体，可以防炮，放一个班进去没问题山包距公路才50余米，非常便于步兵发挥火力。再看山包两侧，几个山头上都有志愿军的阻击阵地。
郭忠田决定，不按照上级部署，转而将主阵地设置在小山包上。排里的重机枪安置在巨石附近，郭忠田亲自掌管，打起来后可以左右开弓，4、6班部署在巨石两侧，5班作为机动力量。这场战斗的结果有力证明了这位排长的英明，这个排在美军100余架次战机和50余量坦克的轮番攻击下，巧妙利用地形，仅靠手中的轻武器歼敌215人，缴获和击毁美军火炮6门，汽车58辆，而自己无一伤亡。不仅为主力合围争取到时间，更创造了“零伤亡”的阻击奇迹，这种令世界军人为之叹服的荣誉，美军直到50年后的科索沃战争，才凭借强大的空军感受了一把。
但是，战场形势的变化总是扑塑迷离，谁都想守着一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风水宝地实施阻击，可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解放军有相当一部分阻击战是在无险可守之地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土工作业的优势开始彰显。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被称为解放军的步兵的五大技能，在无险可守的地形实施阻击作战，解放军通常都会集中时间和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改造地形。以塔山阻击战为例，塔山地势易攻难守，东靠大海易受海上军舰侧射火力威胁。中间的塔山村左右有8000米的开阔地带，但最高点白台山海拔不过261米。从电影《大决战》中可以看到，4纵部队为了解决无险可守的问题，战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这在这次阻击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精湛战术
毛泽东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这里所说的“人”，使人与武器相结合后所形成的战术素养，那么只要对解放军历次的阻击战认真回顾一番，就不难发现：解放军是如何利用自身的战术素养来弥补劣势、以劣胜优。
研究解放军的战术素养，应该从其单兵战斗技能和部队的战术水平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解放军在历次阻击作战中所表现出的单兵战斗技能，可以用“精湛绝伦”来形容。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单兵阻击技术发挥的更是淋漓尽致。1950年11月6日--10日，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在飞虎山担任阻击韩国第7师和美军第5团大部的任务。战斗中，战士刘德兴独自守卫一个班的阵地，眨眼间拼掉十几个大兵；战士杨国强施展神威，撂倒40多人。1951年5月24日，志愿军27军某部班长谭秉云，一人、一枪、3颗手雷，巧用地形，凭借自身过硬的反坦克技术，竟将美骑2师堵截了整整8个小时！这个纪录怕是至今无人能破。更令人惊叹的，是15军老英雄柴云振，1951年5月在朴达峰阻击战中的表现：柴云振所在的营歼敌2000多人，他带领的7班就歼敌400多人，柴云振一人就歼敌200多人。解放军单兵阻击技能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解放军整体阻击战术水平的运用堪称“出神入化”。孙子曰：“夫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单纯的防御，只能以牺牲战场主动权为代价。解放军一向反对消极防御，这种指导思想反映出在阻击作战中，就形成了积极主动、攻防结合的阻击战术风格。在解放军战斗序列中提起阻击战，就不能不提赫赫有名的阻击专家——“华野10纵”。这支由宋时轮将军指挥的纵队，是解放军第一个将阻击战打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先看看战史关于10纵在徐东阻击战中的阵地编成和兵力部署：主要阵地应伸出村外100--200米出构筑，构成品字或梅花形据点，各村落四周构成独立支撑点，各支撑点可以独立防守或相互支援；兵力部署要少摆多屯，指挥员要掌握三分之一的兵力作为机动力量；火力配置要实行固定火力与机动火力、正面火力与侧翼火力互补，防御前沿和纵深要成梯次，构成曲直相辅、远近交错、正侧结合的浓密火力网；反敌坦克手段多样，构成反坦克壕、设置反坦克雷场、组织反坦克小组等。尽管古往今来没有攻不破的防线，但至少在解放战争中，还没有哪支国军精锐踏过10纵这道坎。
再看看10纵的阻击战斗力。10纵成军后，连续完成莱芜、孟良崮、鲁西南阻击，到豫东的开封战役时还是阻击，然后就是10纵阻击史上最出名的桃林岗阻击战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一仗用的还不是10纵头号的82团，而是83团，国民党绝对王牌第5军愣是咬得门牙掉光也没吃动。气得邱疯子叫嚣“豁上200旅（前身就是著名的同古保卫战中出名的戴安澜师长的200师），消灭83团“。5昼夜激战后，结果呢，前半个目的达到了，200旅基本打光，后半个目的看来豁上整个5军也未必达到。此战后，邱清泉说出了那句家喻户晓的免费广告词”排炮不动，必是10纵“，这一仗也从此奠定了10纵在解放军内阻击第一的地位。
1948年5月，华东野战军令陈唐兵力主力进攻开封，为保障作战顺利进行，急令10纵于上蔡地区阻击胡琏兵团。但是当10纵行至半路时，胡兵团主力整编11师已经攻取上蔡，并顺利渡过洪河驰援开封。面对突如其来的敌情，宋时轮将军空前绝后地上演了一出逆向阻击，不再继续追堵已经过河的整编11师，而是集中力量直扑胡琏兵团指挥部上蔡，好一招”攻其所必救“，硬是让已经过河的整编11师返回头来救援，10纵原来的任务是阻击敌向开封方向增援，现却打成阻敌向上蔡方向回援。尽管同向开封的路一马平川，但到开封解放也没让胡琏兵团一兵一卒增援得逞。胡琏何许人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毛泽东为他特发通告给华野、中野，告诫他们”18军胡琏，狡如虎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以保实力，待机取胜“。但到了10纵面前，任你狐是虎，也得“画地为牢”。古代兵法上有句名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者，谓之神。”
顽强意志
美国电影《兄弟连》中有一句关于空降兵的经典台词“我们生来被包围”，套用这一思路来分析阻击作战的话，结论就是“阻击战注定会惨烈”。解放军的阻击战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惨烈的战斗队顽强战斗精神的需要胜过物质，战斗精神似乎是解放军与生俱来的优势。如果说解放军阻击战术经过几十年的反复磨练，到解放战争后期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得以完善成熟的话，那么这种“人在阵地在”的阻击精神，却看不出明显的时代区别。
1942年11月，八路军某特务营300多名指战员，为掩护山东军区机关和友军突围，与8000多名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血战，在弹尽粮绝后，14名勇士宁死不屈，在日军面前集体跳崖。以武士道精神著称的日军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顽强的军队。一群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却将装备精良的数千日军驼在笛崮山上整整一天，使其付出阵亡600多人的代价，最后却连一个俘虏和一件完整的武器都没有得到。据史料记载，面对英勇的作战对手，日军官兵也不能不表现出对对手的尊敬。在日军指挥官的指挥下，山顶的日军士兵一起朝天鸣枪以示敬意。这场悲壮的笛崮山突围阻击战，终于以八路军胜利突围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中，继李奇微之后担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的范佛里特，是个典型的唯火力制胜论者，甚至创造了天文数字般的“范佛里特弹药量”。在铁原阻击战中，志愿军第63军伤亡触目惊心。第5次战役第2阶段，以美军第1军为首的数万敌军直逼铁原、涟川，志愿军主力有被合围的危险。1951年5月28日，志愿军第63军4.7万人奉命阻击美军进攻，凭借顽强的意志与敌血战13昼夜。至6月12日，全军奉命撤下阵地后只剩2500人，不够一个团的建制！正如毛泽东所说，抗美援朝战争敌人“钢多气少”，而我们“钢少气多”。解放军的许多阻击战斗，就是这样一场以“气”胜“钢”的特殊战例。
正是这股“气”，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20世纪最悍勇的军队之一，顽强的意志造就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不管时代怎么变迁，这都是我们一直要坚守与传承的核心精神。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围城打援
围城打援”在解放军军语中叫做“围点打援”，是指以部分兵力包围城市或要点，诱敌增援，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中。目的不在于打被围之敌，而在于打援敌。世界上恐怕没有哪支军队能像我人民解放军一样将这种战术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特别是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各大战场都留下了“围城打援”的经典之作，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有两个被歼于此。
技术决定战术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技术决定战术”，不同的武器装备造就了一支军队不同的战术风格。
我人民解放军从初创时的红军、八路军开始直至现在，武器装备始终不如对手。除了1979年对越反击作战，感受了一把强大武器装备带来的优势外，几乎没有一场战争不是同优势敌人作战。在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军的装备基本上是以轻武器为主。技术的劣势迫使解放军在“剑不如人剑法高于人”上想办法，凭借红军时期扎实的游击战功底，解放军将运动战发挥得淋漓尽致，创造了战争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当然，我们在承认人的能动性可以弥补武器装备差距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这种弥补是有限度的，也是有条件的。攻坚作战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对坚固城市或既设阵地实施攻击是非常困难的。兰切斯特战斗方程可以从数学角度解释“人海战术”的合理性，但是却无法将这一结果运用到攻坚作战中。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可以横扫欧洲，但在襄阳城前却只能仰天长叹。八旗铁骑可以在辽东大破数十万有火器装备的明军，但对山海关却无可奈何。解放军在这方面也深有体会。1947年8月以作风强悍著称的“彭大将军”指挥西北野战军以三倍优势的兵力强攻榆林，结果面对邓宝珊铜墙铁壁般的城防，解放军攻城乏术，伤亡千余人无功而返。所以从1927年红军诞生到1948年中原野战军占领开封这二十余年间，很少有解放军攻城拔寨的战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会清楚的看到，解放军的野战能力远远优于其攻坚能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是每支军队必须遵循的法则，野战强于攻坚的现实使解放军清醒地认识到，能否将对手调出坚固阵地和城市是作战胜负的关键，“围城打援”正是实现调动敌军的一种战术。
“奇正之变”
“围城打援”的奥妙还在于古人所谓的“奇正之变”。战争史上很多绝妙的战术往往是昙花一现，因为一旦为敌所知就失去了运用之妙。《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就是最好的例子。可为什么“围城打援”这一战术在解放战争中却能反复使用呢？这是因为在“围城打援”的战术中，围城和打援是一对相互转化的矛盾。正如古代兵书上所说的“奇正之变”一样。国民党军之所以屡屡在此翻船，根本原因就是无法搞清楚解放军究竟是要攻城还是要打援。孙子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解放军的“围城打援”正是抓住了这对奇正之变，戏对手于股掌之中。
清风店战役是解放军一场较为经典的“围城打援”。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向保定以北地区发起攻击，并迅速形成对徐水的围攻态势，进而威胁保定。在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的催促下，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第3军迅速离开坚固设防的城市向北驰援，在清风店地区被解放军打援部队6个旅包围，全军覆没，军长罗历戎被俘。在此次战役中，解放军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晋察冀野战军以3个纵队又2个旅的兵力造出攻城之势，迫敌第3军出援。用奇正之术来解释的话：围城是正、打援是奇，实现了“以正合，以奇胜”的兵家之妙。
同样是这个套路，1948年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仗又是一个“围城打援”。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以2个纵队一部兵力攻击宜川，以5个纵队主力在瓦子街附近山区设伏打援。为了干扰胡宗南判断，彭德怀电令攻城部队“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在作战中这个火候真不好把握，以至于前线部队一度攻入城内，为了实现整体战役意图，又佯装败出。戏被解放军演到如此逼真的地步，刘勘的第29军冒地形不利之险火速增援就不足为奇了。结果成就了西北野战军全歼敌一个整军的赫赫战功，“宜瓦战役”从此名垂战史。
面对解放军频繁运用的“围城打援”，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很快就发现了解放军围城是假，打援是真的特点，就连日本战犯冈村宁茨都撰写了《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主要战术》的文章，那么解放军是如何应对的呢？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在粟裕大将的指挥下发起豫东战役。战役初期是计划在鲁西南寻机歼灭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鉴于战场实际，粟裕突然改变方案，渡过黄河，以2个纵队包围防守空虚的中原重镇开封，以3个纵队在外围打援，1个纵队佯动，从兵力部署上看似乎又是一个典型的围城打援，而且开封是当时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解放军从无此先例。奉命增援的邱清泉兵团和孙元良部对此心有余悸。这次华东野战军反其道而行之，围城的三纵、八纵在炮兵部队的配合下，全力实施攻击，大大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从6月17日发起攻击，至22日解放开封，完成了解放军第一次对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的作战。当时邱清泉也有所察觉，曾令部队全力增援，无奈外围3个纵队的解放军牢牢将其阻于红庙寨、野鸡岗以东地区。开封失守后，各路援军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个传统的“攻城阻援”。兵法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正是“围城打援”战术的生命力所在。
战争中，作战双方都在不断研究对方战术，改进己方战术。1948年夏季作战后，国民党军为防止陷入我军“围城打援”的迷局中，改变了作战方式，即解放军若不真攻城，国民党军即不真增援；只有在解放军真攻城，并且受到相当损失后，国民党军才会组织重兵增援。如果说解放军的“围城打援”战术不是攻城就是打援的话，那就陷入了和国民党军一样的思维定式中了。
在豫东战役结束后不久，华东野战军又发起济南战役。战役指挥员粟裕向中央上报方案来研究攻城与打援这一对矛盾，最后创造性地提出“攻济打援”的第三案，决定以14万兵力攻济，以18万兵力打援，几乎是将兵力平分。这一作法看似违反“集中优势力量”的战术原则和解放军的作战传统，其实这一部署带有极强的欺骗性，它令坚守济南的王耀武和准备增援的3个兵团捉摸不定，而真正的实质是摆开“攻济打援”的态势，如果援军来的快，就机动主力打援，如攻城顺利，就调动主力攻城，对于国民党军来说横竖都是死。
每逢“围城打援”的态势出现，解放军总能多算一步，因而能招招领先。“多算胜、少算负，而况于无算乎”，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其实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也曾有一次险些破了解放军的“围城打援”。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围攻锦州，同时在黑山、大虎山一线准备先阻再打来增援的廖耀湘第9兵团，但是蒋介石增兵葫芦岛，以强大兵力向塔山方向攻击，与9兵团东西合进。这一新情况打乱了东野的部署，用林彪的话说是：“我准备了一桌饭，可是来了两拨客人”。要不是英雄的4纵顽强作战，创造了国民党所谓的“不可思议的败局”，就不可能有后来先克锦州再歼9兵团的战果。
东方谋略
纵观世界战争史，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围城打援”战术很少在西方战争中出现。在我国解放战争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敌对双方投入数千万部队，却几乎没有“围城打援”的影子。原因何在呢？或许应该归结为东西方战术思维和谋略方式的差异吧。可以说“围城打援”是典型的东方谋略在具体战役、战术行动的体现。
“围城打援”的思路应该来自我国兵书《三十六计》中的“围魏救赵”，但是在运用中有区别，关键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一种博弈思维，即：围城是假，打援是真，但究竟是攻城还是打援又取决于对手的下一步行动。在研究“围城打援”战术中深刻的东方背景时必须认识到，民族文化、传统观念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军事理论和战术思维方式的发展。中国军事思想受到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提出了许多充满哲理、充满军事辩证法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谋略思想和军事原则，以及“能而示之不能”的权诈之术，“围城打援”的战术思想正好符合这些特性，巧妙地将东方军事思维和解放军实际结合起来。
相对来说，崇尚科学技术的西方社会环境，在军人的头脑中逐步注入了从改进技术手段着眼的求胜之道，而且受中世纪骑士决斗传统的影响，非常崇尚靠实力硬拼。在两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成了推动军事理论前进的主导因素。像美国马汉的海权论，意大利杜黑的空权论，二三十年代苏联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理论，以及随后西方出现的闪击战理论等，都是以技术为支撑，强调力量致胜。苏德战场的例子最为明显，双方数百万部队犹如两个彪形大汉在角斗，战线基本上成线式东推或西移，任何一方都不会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
这就是所谓的东方战术重谋略，追求“四两拨千斤”的巧妙；西方战术重技术，崇尚“雷霆万钧”的力量。这种区别甚至到现在还深刻影响着东西方军人。１９８２年的英阿马岛海战后，阿根廷“飞鱼”导弹击沉“谢菲尔德”号巡洋舰后，让各国军人都为之震惊，并纷纷进行研究。我国研究的是今后海上作战军舰如何规避，如何进行战术欺骗，如何发挥小快艇的特长以小制大等；而美军却是通过装备一种叫“密集阵”的武器，射出密集的弹丸，组成扇形阵势，使对方的导弹一进入这个“阵”，便会触撞到拦阻的弹丸而提前爆炸。西方军人遇到难题，首先想到去寻求技术手段来增强实力，而东方军人则是在不改变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如何以战术、谋略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也是这种区别导致“围城打援”战术较多地出现在东方战场。
大胆设想一下，二战中如果是粟裕大将来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面对被重重包围的德军保卢斯第六集团军和赶来增援的曼斯坦因的“救火队”，第一个被俘的可能是曼斯坦因元帅；同样，如果外军将领来指挥解放军，那么孟良崮那样阻援硬拼的战例会远远多于“围城打援”。这就是东西方的区别，无论优劣，各有利弊。
特殊性
对于“围城打援”这个战术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便是最深谙此道的解放军也只有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才开始大量运用，而在其它战争中却很少看到相似战例。由此可见，这一战术在解放战争中的大量运用有着相当的特殊性。
首先，双方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且解放军基本掌握战场主动权。解放军实施“围城打援”战术最为频繁的时期正好是1947~1948年之间，而这一时间正是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后的战略相持阶段，尽管整体力量还不如国民党军，但由于国民党军主力被分散在各个大中城市和交通线附近，机动作战力量有限，而此时各野战军纷纷跳出外线作战，基本掌握战场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被动地位的国民党军，在各绥靖区只能部署部分兵力坚守各个要点，以机动兵团适时支援，从而为解放军放手实施“围城打援”提供了机会。而到了三大战役后，国共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就很难再见到“围城打援”的战例。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在横扫千军宛如卷席的攻势面前，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围”住谁谁倒霉，哪有人会来“拉兄弟一把”，自然就没有“援”可打了。
其次，解放军野战能力绝对优于对方。“围城打援”本来就是一种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战术，如果没有强大的野战能力也就没有调动敌人的必要了。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除了个别主力兵团外，大部分部队虽然装备优于解放军，但是训练水平和部队作风远不如解放军，在遭遇战、伏击战中劣势明显。正是抓住这一点，解放军才想尽办法迫敌出援。然而到了几年后的朝鲜战场上，我人民志愿军却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应当说，当时美军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强的，无论是防守还是野战，他们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和密切的协同动作，让志愿军的野战优势荡然无存。1951年的砥平里战斗就是最好的例子。志愿军集中39、40、42三个精锐军的兵力向防守在砥平里的美军实施攻击，结果担任攻击任务的部队无法吃掉被围的5个营，担任打援任务的2个师无法阻挡美骑1师第5团的增援，陷入攻城未果、阻援失利的被动局面。所以在朝鲜战场从未见过一次真正意义上 “围城打援”的胜利。
再次，双方在对占领城市和歼灭有生力量的指导思想上各不相同。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是“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而处于明处，身为“政府军”的国民党军就没有这么洒脱了，蒋委员长决然受不了“国土”沦丧的压力。因此，解放军可以放弃延安保存实力，而国民党军为力保各大城市，只有拱手交出战场主动权。
开封失守后，在南京的河南藉国民党政界要人纷纷上书、请愿，甚至跪地痛哭。面对国际、国内的压力，蒋介石急令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向开封急进，而解放军却为了寻机歼灭区寿年兵团主动放弃了付出极大代价攻占的开封。开封城的这一攻一弃，将两军的指导思想彰显无余，也从中影射出国民党军屡制于人的原因。
同样，到了朝鲜战场，美军也同样以保存有生力量为指导思想，甚至可以不顾国际影响放弃汉城，让志愿军无法牵制，“围城打援”失去了“利而诱之”的基础。这种情况同样用于1979年对越反击作战，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越军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所以各作战师迅速南逃，别说解放军围攻谅山，就是打进河内恐怕也不会调动其主力回援。
最后，国民党军受“内线固守吸引敌主力，外线机动合围歼敌”的战术传统影响太深。国民党军主要将领自北伐以来，受正规军事理论和自身成功战例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反复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术传统。在进行具体战役设想时，攻击作战往往以“分进合击”为主要方式，而在防御作战中采取“内线固守吸引敌主力，外线机动合围歼敌”战术原则的运用更是极为普遍，几乎成了国民党军战术的经典。所谓“内线固守吸引敌主力，外线机动合围歼敌”本身是一种具有很强积极防御意义的战术。即以一部有力的内线部队，防守战役的重点地域，形成坚固的防御核心，吸引住敌方攻击主力，而己方强大的外线机动力量则相机对敌方的攻击部队进行包围或突击，配合内线核心防御部队击破敌方攻击主力，在攻防转换中完成内线与外线的里外夹击。这种战术是传统的正规作战方式，而且李宗仁的台儿庄会战，薛岳的三次长沙保卫战都是这种积极防御战术的成功典范。解放军正是抓住国民党军这一战术特点，频频调动其外线兵团，在运动中歼敌。随着解放军“围城打援”战例的增多，还给国民党军各路机动作战兵团制造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反包围行动往往在犹豫、观察中进行，极大地破坏了这种防御战术的协同。孟良崮战役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华东野战军十四万围三万，国民党军主力四十万围十四万。就是这四十万大军在各自小算盘的影响和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下，始终无法逾越那五公里的生死距离。曾经对日军发挥巨大作用的这种战术，从来没有在解放军身上灵验，反而将多少国民党军拉进了包围圈。
围城打援”在解放军军语中叫做“围点打援”，是指以部分兵力包围城市或要点，诱敌增援，集中主力歼灭援敌于运动中。目的不在于打被围之敌，而在于打援敌。世界上恐怕没有哪支军队能像我人民解放军一样将这种战术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特别是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各大战场都留下了“围城打援”的经典之作，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有两个被歼于此。
技术决定战术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技术决定战术”，不同的武器装备造就了一支军队不同的战术风格。
我人民解放军从初创时的红军、八路军开始直至现在，武器装备始终不如对手。除了1979年对越反击作战，感受了一把强大武器装备带来的优势外，几乎没有一场战争不是同优势敌人作战。在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军的装备基本上是以轻武器为主。技术的劣势迫使解放军在“剑不如人剑法高于人”上想办法，凭借红军时期扎实的游击战功底，解放军将运动战发挥得淋漓尽致，创造了战争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当然，我们在承认人的能动性可以弥补武器装备差距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这种弥补是有限度的，也是有条件的。攻坚作战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对坚固城市或既设阵地实施攻击是非常困难的。兰切斯特战斗方程可以从数学角度解释“人海战术”的合理性，但是却无法将这一结果运用到攻坚作战中。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可以横扫欧洲，但在襄阳城前却只能仰天长叹。八旗铁骑可以在辽东大破数十万有火器装备的明军，但对山海关却无可奈何。解放军在这方面也深有体会。1947年8月以作风强悍著称的“彭大将军”指挥西北野战军以三倍优势的兵力强攻榆林，结果面对邓宝珊铜墙铁壁般的城防，解放军攻城乏术，伤亡千余人无功而返。所以从1927年红军诞生到1948年中原野战军占领开封这二十余年间，很少有解放军攻城拔寨的战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会清楚的看到，解放军的野战能力远远优于其攻坚能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是每支军队必须遵循的法则，野战强于攻坚的现实使解放军清醒地认识到，能否将对手调出坚固阵地和城市是作战胜负的关键，“围城打援”正是实现调动敌军的一种战术。
“奇正之变”
“围城打援”的奥妙还在于古人所谓的“奇正之变”。战争史上很多绝妙的战术往往是昙花一现，因为一旦为敌所知就失去了运用之妙。《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就是最好的例子。可为什么“围城打援”这一战术在解放战争中却能反复使用呢？这是因为在“围城打援”的战术中，围城和打援是一对相互转化的矛盾。正如古代兵书上所说的“奇正之变”一样。国民党军之所以屡屡在此翻船，根本原因就是无法搞清楚解放军究竟是要攻城还是要打援。孙子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解放军的“围城打援”正是抓住了这对奇正之变，戏对手于股掌之中。
清风店战役是解放军一场较为经典的“围城打援”。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向保定以北地区发起攻击，并迅速形成对徐水的围攻态势，进而威胁保定。在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的催促下，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第3军迅速离开坚固设防的城市向北驰援，在清风店地区被解放军打援部队6个旅包围，全军覆没，军长罗历戎被俘。在此次战役中，解放军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晋察冀野战军以3个纵队又2个旅的兵力造出攻城之势，迫敌第3军出援。用奇正之术来解释的话：围城是正、打援是奇，实现了“以正合，以奇胜”的兵家之妙。
同样是这个套路，1948年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仗又是一个“围城打援”。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以2个纵队一部兵力攻击宜川，以5个纵队主力在瓦子街附近山区设伏打援。为了干扰胡宗南判断，彭德怀电令攻城部队“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在作战中这个火候真不好把握，以至于前线部队一度攻入城内，为了实现整体战役意图，又佯装败出。戏被解放军演到如此逼真的地步，刘勘的第29军冒地形不利之险火速增援就不足为奇了。结果成就了西北野战军全歼敌一个整军的赫赫战功，“宜瓦战役”从此名垂战史。
面对解放军频繁运用的“围城打援”，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很快就发现了解放军围城是假，打援是真的特点，就连日本战犯冈村宁茨都撰写了《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主要战术》的文章，那么解放军是如何应对的呢？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在粟裕大将的指挥下发起豫东战役。战役初期是计划在鲁西南寻机歼灭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鉴于战场实际，粟裕突然改变方案，渡过黄河，以2个纵队包围防守空虚的中原重镇开封，以3个纵队在外围打援，1个纵队佯动，从兵力部署上看似乎又是一个典型的围城打援，而且开封是当时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解放军从无此先例。奉命增援的邱清泉兵团和孙元良部对此心有余悸。这次华东野战军反其道而行之，围城的三纵、八纵在炮兵部队的配合下，全力实施攻击，大大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从6月17日发起攻击，至22日解放开封，完成了解放军第一次对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的作战。当时邱清泉也有所察觉，曾令部队全力增援，无奈外围3个纵队的解放军牢牢将其阻于红庙寨、野鸡岗以东地区。开封失守后，各路援军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个传统的“攻城阻援”。兵法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正是“围城打援”战术的生命力所在。
战争中，作战双方都在不断研究对方战术，改进己方战术。1948年夏季作战后，国民党军为防止陷入我军“围城打援”的迷局中，改变了作战方式，即解放军若不真攻城，国民党军即不真增援；只有在解放军真攻城，并且受到相当损失后，国民党军才会组织重兵增援。如果说解放军的“围城打援”战术不是攻城就是打援的话，那就陷入了和国民党军一样的思维定式中了。
在豫东战役结束后不久，华东野战军又发起济南战役。战役指挥员粟裕向中央上报方案来研究攻城与打援这一对矛盾，最后创造性地提出“攻济打援”的第三案，决定以14万兵力攻济，以18万兵力打援，几乎是将兵力平分。这一作法看似违反“集中优势力量”的战术原则和解放军的作战传统，其实这一部署带有极强的欺骗性，它令坚守济南的王耀武和准备增援的3个兵团捉摸不定，而真正的实质是摆开“攻济打援”的态势，如果援军来的快，就机动主力打援，如攻城顺利，就调动主力攻城，对于国民党军来说横竖都是死。
每逢“围城打援”的态势出现，解放军总能多算一步，因而能招招领先。“多算胜、少算负，而况于无算乎”，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其实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也曾有一次险些破了解放军的“围城打援”。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围攻锦州，同时在黑山、大虎山一线准备先阻再打来增援的廖耀湘第9兵团，但是蒋介石增兵葫芦岛，以强大兵力向塔山方向攻击，与9兵团东西合进。这一新情况打乱了东野的部署，用林彪的话说是：“我准备了一桌饭，可是来了两拨客人”。要不是英雄的4纵顽强作战，创造了国民党所谓的“不可思议的败局”，就不可能有后来先克锦州再歼9兵团的战果。
东方谋略
纵观世界战争史，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围城打援”战术很少在西方战争中出现。在我国解放战争前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敌对双方投入数千万部队，却几乎没有“围城打援”的影子。原因何在呢？或许应该归结为东西方战术思维和谋略方式的差异吧。可以说“围城打援”是典型的东方谋略在具体战役、战术行动的体现。
“围城打援”的思路应该来自我国兵书《三十六计》中的“围魏救赵”，但是在运用中有区别，关键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一种博弈思维，即：围城是假，打援是真，但究竟是攻城还是打援又取决于对手的下一步行动。在研究“围城打援”战术中深刻的东方背景时必须认识到，民族文化、传统观念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军事理论和战术思维方式的发展。中国军事思想受到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提出了许多充满哲理、充满军事辩证法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谋略思想和军事原则，以及“能而示之不能”的权诈之术，“围城打援”的战术思想正好符合这些特性，巧妙地将东方军事思维和解放军实际结合起来。
相对来说，崇尚科学技术的西方社会环境，在军人的头脑中逐步注入了从改进技术手段着眼的求胜之道，而且受中世纪骑士决斗传统的影响，非常崇尚靠实力硬拼。在两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成了推动军事理论前进的主导因素。像美国马汉的海权论，意大利杜黑的空权论，二三十年代苏联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理论，以及随后西方出现的闪击战理论等，都是以技术为支撑，强调力量致胜。苏德战场的例子最为明显，双方数百万部队犹如两个彪形大汉在角斗，战线基本上成线式东推或西移，任何一方都不会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
这就是所谓的东方战术重谋略，追求“四两拨千斤”的巧妙；西方战术重技术，崇尚“雷霆万钧”的力量。这种区别甚至到现在还深刻影响着东西方军人。１９８２年的英阿马岛海战后，阿根廷“飞鱼”导弹击沉“谢菲尔德”号巡洋舰后，让各国军人都为之震惊，并纷纷进行研究。我国研究的是今后海上作战军舰如何规避，如何进行战术欺骗，如何发挥小快艇的特长以小制大等；而美军却是通过装备一种叫“密集阵”的武器，射出密集的弹丸，组成扇形阵势，使对方的导弹一进入这个“阵”，便会触撞到拦阻的弹丸而提前爆炸。西方军人遇到难题，首先想到去寻求技术手段来增强实力，而东方军人则是在不改变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如何以战术、谋略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也是这种区别导致“围城打援”战术较多地出现在东方战场。
大胆设想一下，二战中如果是粟裕大将来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面对被重重包围的德军保卢斯第六集团军和赶来增援的曼斯坦因的“救火队”，第一个被俘的可能是曼斯坦因元帅；同样，如果外军将领来指挥解放军，那么孟良崮那样阻援硬拼的战例会远远多于“围城打援”。这就是东西方的区别，无论优劣，各有利弊。
特殊性
对于“围城打援”这个战术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即便是最深谙此道的解放军也只有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才开始大量运用，而在其它战争中却很少看到相似战例。由此可见，这一战术在解放战争中的大量运用有着相当的特殊性。
首先，双方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且解放军基本掌握战场主动权。解放军实施“围城打援”战术最为频繁的时期正好是1947~1948年之间，而这一时间正是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后的战略相持阶段，尽管整体力量还不如国民党军，但由于国民党军主力被分散在各个大中城市和交通线附近，机动作战力量有限，而此时各野战军纷纷跳出外线作战，基本掌握战场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被动地位的国民党军，在各绥靖区只能部署部分兵力坚守各个要点，以机动兵团适时支援，从而为解放军放手实施“围城打援”提供了机会。而到了三大战役后，国共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就很难再见到“围城打援”的战例。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在横扫千军宛如卷席的攻势面前，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围”住谁谁倒霉，哪有人会来“拉兄弟一把”，自然就没有“援”可打了。
其次，解放军野战能力绝对优于对方。“围城打援”本来就是一种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战术，如果没有强大的野战能力也就没有调动敌人的必要了。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除了个别主力兵团外，大部分部队虽然装备优于解放军，但是训练水平和部队作风远不如解放军，在遭遇战、伏击战中劣势明显。正是抓住这一点，解放军才想尽办法迫敌出援。然而到了几年后的朝鲜战场上，我人民志愿军却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应当说，当时美军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强的，无论是防守还是野战，他们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和密切的协同动作，让志愿军的野战优势荡然无存。1951年的砥平里战斗就是最好的例子。志愿军集中39、40、42三个精锐军的兵力向防守在砥平里的美军实施攻击，结果担任攻击任务的部队无法吃掉被围的5个营，担任打援任务的2个师无法阻挡美骑1师第5团的增援，陷入攻城未果、阻援失利的被动局面。所以在朝鲜战场从未见过一次真正意义上 “围城打援”的胜利。
再次，双方在对占领城市和歼灭有生力量的指导思想上各不相同。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是“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而处于明处，身为“政府军”的国民党军就没有这么洒脱了，蒋委员长决然受不了“国土”沦丧的压力。因此，解放军可以放弃延安保存实力，而国民党军为力保各大城市，只有拱手交出战场主动权。
开封失守后，在南京的河南藉国民党政界要人纷纷上书、请愿，甚至跪地痛哭。面对国际、国内的压力，蒋介石急令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向开封急进，而解放军却为了寻机歼灭区寿年兵团主动放弃了付出极大代价攻占的开封。开封城的这一攻一弃，将两军的指导思想彰显无余，也从中影射出国民党军屡制于人的原因。
同样，到了朝鲜战场，美军也同样以保存有生力量为指导思想，甚至可以不顾国际影响放弃汉城，让志愿军无法牵制，“围城打援”失去了“利而诱之”的基础。这种情况同样用于1979年对越反击作战，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越军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所以各作战师迅速南逃，别说解放军围攻谅山，就是打进河内恐怕也不会调动其主力回援。
最后，国民党军受“内线固守吸引敌主力，外线机动合围歼敌”的战术传统影响太深。国民党军主要将领自北伐以来，受正规军事理论和自身成功战例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反复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术传统。在进行具体战役设想时，攻击作战往往以“分进合击”为主要方式，而在防御作战中采取“内线固守吸引敌主力，外线机动合围歼敌”战术原则的运用更是极为普遍，几乎成了国民党军战术的经典。所谓“内线固守吸引敌主力，外线机动合围歼敌”本身是一种具有很强积极防御意义的战术。即以一部有力的内线部队，防守战役的重点地域，形成坚固的防御核心，吸引住敌方攻击主力，而己方强大的外线机动力量则相机对敌方的攻击部队进行包围或突击，配合内线核心防御部队击破敌方攻击主力，在攻防转换中完成内线与外线的里外夹击。这种战术是传统的正规作战方式，而且李宗仁的台儿庄会战，薛岳的三次长沙保卫战都是这种积极防御战术的成功典范。解放军正是抓住国民党军这一战术特点，频频调动其外线兵团，在运动中歼敌。随着解放军“围城打援”战例的增多，还给国民党军各路机动作战兵团制造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反包围行动往往在犹豫、观察中进行，极大地破坏了这种防御战术的协同。孟良崮战役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华东野战军十四万围三万，国民党军主力四十万围十四万。就是这四十万大军在各自小算盘的影响和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下，始终无法逾越那五公里的生死距离。曾经对日军发挥巨大作用的这种战术，从来没有在解放军身上灵验，反而将多少国民党军拉进了包围圈。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夜战歼敌
革命战争年代,夜战是解放军最为擅长的一种战术,几乎在解放军参与的任何作战中,都能找到夜战的痕迹。同样,也正是这种战术,为解放军赢得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胜绩。今天,在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仍有许多被称为“夜老虎”的光荣部队,由此不难看出夜战对解放军影响之深远……
夜战,达成作战突然性
追求作战行动的突然性,一直是古今中外所有军队的目标。《孙子兵法》在第一篇中,就提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短短18个字,让这个理解容易运用难的作战概念跃然纸上。而美国现代作战模拟的奠基人杜派,更是凭借扎实的数字功底,从几百个战例中,推导出了一个完整的数学模型,以量化形式肯定了突然性在作战中的巨大作用。当然,这些东西对于当年解放军中的绝大多数指战员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解放军,同样凭着对现实战争的感性认识和对战争经验的理性分析,准确地领悟到了这些作战原则的真谛。夜战的大量运用,便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在依靠探照灯、手电筒等,来完成夜间观察的时代,可能没有比暗夜更有效的伪装工具了,因为暗夜对人的肉眼影响很大。根据实验,肉眼只能在月光下发现240米处走动的人员,在星光下只能发现70米处的人员,在无月的阴天,观察距离更近,一般只有十几米甚至几米。在这种情况下,防御一方想要通过观察,来发现对方的作战行动几乎不可能,往往是在对方进攻发起后才恍然大悟。红军时期,无论是反“围剿”还是长征,利用夜间发起进攻,是最为常见的形式,通常都能打敌措手不及。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更是不折不扣地继承了利用夜战来增大作战突然性的传统,著名的夜袭阳明堡,更能说明夜战突然性给作战行动带来的巨大影响。1937年10月,八路军129师769团利用夜暗,秘密潜入日军设在晋北的阳明堡机场,实施突袭,由于夜暗的隐蔽效果,战斗发起后日军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八路军激战1小时,快打快收,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取得击毁敌机24架、毙伤敌100余人的胜利。重创了日军在晋北战场上的空中突击力量,创造了步兵击毁飞机的战斗范例。解放战争以后,这种利用夜暗实施突袭的战例就不胜枚举了。有些战斗即使在白天发起,也要利用夜间实施集结、接敌、潜伏,攻击发起后,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抗美援朝战争中,著名战斗英雄邱少云,就是趁着夜色进入潜伏阵地的。1952年10月11日夜,邱少云所在部队500余人,神不知鬼不觉前进至敌前沿60米的地域实施潜伏,天亮后,敌军发射警戒性燃烧弹,邱少云同志为隐蔽作战企图光荣牺牲,但他们利用夜暗前进至如此距离,而不为敌察觉的功夫确实了得。
夜战,限制敌人装备优势
解放军的战术,向来都是针对自身实际而制定的。在解放军驰骋于战争舞台的半机械化战争时代,兵力、火力、机动,构成了作战运动的3大要素,而在这3大要素中,解放军在火力方面欠缺尤为突出,但解放军始终坚信,在军事上任何优势的形成都是有条件的,如果限制这些外部条件那些所谓的优势自然会消失,夜战就是他们不断摸索的结果。因为夜视装备和制导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中,直瞄火器需要射手直接观察目标,炮兵火力需要观察所提供诸元,空中火力需要飞行员或地面引导员指示目标,一旦失去可见光所有的火力都失去了目标,再强大的优势也荡然无存。解放军频频使用夜战歼敌的战术,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这在抗美援朝作战中,表现最为明显。入朝作战时,美军的每个步兵师,拥有各种火炮959门,包括榴弹炮72门、各种直射炮（山炮、野炮、无坐力炮）120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志愿军每个军共编有各种火炮520余门,这其中仍以迫击炮为主,没有榴弹炮和高射炮,而且几乎都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装备,火炮威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如此悬殊的火力对比,使得美军在战前不无自豪地说：“如果中国人参战的话,那将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屠杀。”可惜的是,美军当年派给蒋介石那么多的军事顾问,他们眼睁睁看过多少美械国军精锐消失在夜幕中。这时,竟没有一个人给麦克阿瑟提个醒,英勇的志愿军第一仗就让美军尝到了夜战的厉害。云山,这个在朝鲜本不知名的小镇,最初是志愿军为南朝鲜第1师准备的墓地,但美军骑1师这个愣头青硬生生做了替死鬼。1950年11月1日,志愿军第39军完成了对当面之敌南朝鲜第1师的进攻准备。当时,美骑1师8团正在组织与其换防,志愿军对这一情报一无所知,看着军车进进出出的云山,志愿军以为敌军发现我军企图准备逃走,遂于当夜提前发起攻击,志愿军充分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特长,利用夜暗大胆穿插、迅速分割,勇猛突击,很快就与美军形成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胶着态势,一向奉行“唯武器论”的美军,可能第一次有了“瓷器店里捉猫”的感觉,强大的火力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只能依靠轻武器与志愿军作战,聪明的志愿军终于将美军拉到了同一起跑线。中美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次较量,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告终。不仅如此,云山之战,是一次出色的对运动之敌的夜间进攻战。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作战理论入门》一书,就将云山战斗,作为模范战例编入。此役之后,志愿军对此也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在肯定美军强大火力、准确空中支援的同时,认定这个强大的对手,根本没有什么对付夜战的办法。美第8军军长泰勒,在战后评论中国军队说：“敌人非常狡猾,他们很会运用战术,以减低我们的火力优势,其方法是在黑暗中接近我们的阵地,然后和我们紧缠在一起,使我们无法要求炮兵射击和空中攻击,否则就有同归于尽的危险。”从云山开始,志愿军在夜幕下渡过临津江、跨过三八线,几乎是在黑暗中完成了5次战役。以至于英国《简氏防务》说了一句让美军至今汗颜的话：“如果当时中国拥有先进的装备和强大的物资后勤,那才是一场真正的屠杀。”
敢于夜战,绝对自信的表现
解放军不是神,夜暗对于解放军的影响丝毫不比他们的对手差,看不清目标,辨不清方向,恐惧心理增加、协同难度增大,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其方法也无外乎是在胳膊上缠白毛巾以相互确认,地上标白箭头以明确路线等。从单纯的战术角度而言,夜战对于解放军并无优势可言。如果说解放军依旧选择这种战术,是一种“两害相衡取其轻”的辩证思维,那么坚信这种战术能最终成功,靠的却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豪迈气概。今天所有的战史资料,无一例外地将夜战视为解放军的优势,其实对于解放军来说,不过是敢于夜战,但是这简单一个“敢”字,却反映了解放军对自己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的绝对自信。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8月24日夜,部队抵达汝河北岸,此时敌整编85师驻守南岸并收缴、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在刘邓大军身后不足15公里的地方,就是国民党十余个旅的追击部队。天色渐晚,何去何从,所有的人都在焦虑。严重的敌情,没有改变刘伯承对于自己这支连续作战一个月,已成疲惫之师的绝对自信,面对滔滔河水,说了一句荡气回肠的豪言：“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一条血路！”他命令部队连夜渡河,一声令下,12万大军所有的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儿,由于夜间渡河许多情况不明,渡河部队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特别是先头部队敢于牺牲,不给后续部队留下一个敌据点和一个敌人,这是何等的战术素养和协同精神。就这样,刘邓大军以一种“肉搏战车,刺刀见红”的英雄气概和扎实过硬的军事素质,成功渡过汝河,粉碎了蒋介石阻刘邓于汝河北岸的设想。而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一战,让人们真正认识到一支军队需要怎样的战斗精神才敢将夜战进行到底。1950年11月27日,在朝鲜最寒冷的盖马高原上,志愿军第9兵团,经过6天的潜伏,终于堵住了美陆战第1师。是夜,9兵团突然在70公里的战线上,向这支美军精锐发起攻击。当冲锋号吹响时,在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情况下,被冻得快神志不清的志愿军士兵,立即从雪地里爬起来,有的人脚上连鞋都没有,猛攻公路上的美军纵队,中国士兵的勇气,令参加过太平洋战争中最艰苦战斗的美陆战第1师的士兵们,看上去简直有一种幻觉。接下来的十多天里,两支王牌部队天天恶仗不断,白天美军疯狂进攻,夜晚志愿军还以颜色。这时,志愿军战士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起到了决定作用,有些步兵团在只剩下几十人的情况下,仍然利用夜间不停的进攻,曾自认意志顽强著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终承认：比长津湖呼啸风雪更可怕的是,志愿军那撕心裂肺的冲锋号。战后,据美军披露的资料记载：在港口接应陆战第1师的美军海军,第一眼看到的是陆战队士兵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他们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走路摇晃,眼中充满恐惧与绝望,而狂追来的中国人,却保持着东方人特有的含蓄和耐性。不难看出,这场精神之战的胜利属于志愿军。精神原子弹无法伤人,但却足以震慑敌人,没有如此强大的战斗精神,就根本没有资格谈什么夜战歼敌。
夜战战术,渐进发展
和其他战术形式一样,解放军的夜战战术,也是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细心的人会发现,从红军时期开始,夜战走过了一条由简单到复杂,由战术到战役的发展之路,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夜战战术达到全盛。是什么让解放军的夜战战术,得到了如此迅猛的发展,无他,唯手熟耳！红军时期,夜间行动多,但夜间作战却并不多,而且规模有限,红军的夜战,主要用于偷袭和骚扰,作战规模一般在团以下,整体战术水平并不高。而且当时有的战士受封建思想影响,夜间怕鬼,不敢外出。史料记载：当时粟裕还曾对这些战士进行科学知识教育和现场训练,逐渐解决了怕鬼的问题。1934年10月18日,红军在渡过于都河前后,还专门下发命令,要求夜战中“接敌时要保持绝对的肃静和迅速前进”,说明此时的红军,对夜战的掌握还远远没有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八路军时期,随着夜战次数的不断增多,夜战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八路军开始在夜间向日伪盘踞的据点和重要目标实施攻击。但由于受敌后战场的限制,八路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因此,夜战规模依旧不大,甚至还停留在分队战斗一级,作战目标也以破坏为主。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军实力的增强和作战规模的扩大,夜战开始从分队级向团、师甚至向军一级拓展。随着大规模运动战和大兵团作战经验的增多,解放军实施夜战的类型更为灵活：穿插迂回、远程奔袭、围歼重兵集团、攻克坚固城防,终于将这种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到了解放战争后半期,国民党军队真正成了“入夜即蛰伏据点,任人来去。”拱手交出对夜晚的控制。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将夜战发展为战役规模,并在实战中摸索出一整套实施夜间运动进攻的作战原则。其主要内容是———战役一般在黄昏或夜间发起,取胜的关键在于：集中兵力于第一个夜间突破敌人的防御,深入到敌人的纵深断其退路。动摇其布势,以利于从战术上分割包围,各个歼敌。所以,只要深入研究战史便不难发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各个战役,都是在夜间发起,有时甚至是夜打昼停,以至于美军不得不承认：“月亮是中国人的”。此后,尚未发现哪支军队在纯战役、战术角度,将夜战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革命战争年代,夜战是解放军最为擅长的一种战术,几乎在解放军参与的任何作战中,都能找到夜战的痕迹。同样,也正是这种战术,为解放军赢得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胜绩。今天,在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仍有许多被称为“夜老虎”的光荣部队,由此不难看出夜战对解放军影响之深远……
夜战,达成作战突然性
追求作战行动的突然性,一直是古今中外所有军队的目标。《孙子兵法》在第一篇中,就提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短短18个字,让这个理解容易运用难的作战概念跃然纸上。而美国现代作战模拟的奠基人杜派,更是凭借扎实的数字功底,从几百个战例中,推导出了一个完整的数学模型,以量化形式肯定了突然性在作战中的巨大作用。当然,这些东西对于当年解放军中的绝大多数指战员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解放军,同样凭着对现实战争的感性认识和对战争经验的理性分析,准确地领悟到了这些作战原则的真谛。夜战的大量运用,便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在依靠探照灯、手电筒等,来完成夜间观察的时代,可能没有比暗夜更有效的伪装工具了,因为暗夜对人的肉眼影响很大。根据实验,肉眼只能在月光下发现240米处走动的人员,在星光下只能发现70米处的人员,在无月的阴天,观察距离更近,一般只有十几米甚至几米。在这种情况下,防御一方想要通过观察,来发现对方的作战行动几乎不可能,往往是在对方进攻发起后才恍然大悟。红军时期,无论是反“围剿”还是长征,利用夜间发起进攻,是最为常见的形式,通常都能打敌措手不及。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更是不折不扣地继承了利用夜战来增大作战突然性的传统,著名的夜袭阳明堡,更能说明夜战突然性给作战行动带来的巨大影响。1937年10月,八路军129师769团利用夜暗,秘密潜入日军设在晋北的阳明堡机场,实施突袭,由于夜暗的隐蔽效果,战斗发起后日军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八路军激战1小时,快打快收,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取得击毁敌机24架、毙伤敌100余人的胜利。重创了日军在晋北战场上的空中突击力量,创造了步兵击毁飞机的战斗范例。解放战争以后,这种利用夜暗实施突袭的战例就不胜枚举了。有些战斗即使在白天发起,也要利用夜间实施集结、接敌、潜伏,攻击发起后,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抗美援朝战争中,著名战斗英雄邱少云,就是趁着夜色进入潜伏阵地的。1952年10月11日夜,邱少云所在部队500余人,神不知鬼不觉前进至敌前沿60米的地域实施潜伏,天亮后,敌军发射警戒性燃烧弹,邱少云同志为隐蔽作战企图光荣牺牲,但他们利用夜暗前进至如此距离,而不为敌察觉的功夫确实了得。
夜战,限制敌人装备优势
解放军的战术,向来都是针对自身实际而制定的。在解放军驰骋于战争舞台的半机械化战争时代,兵力、火力、机动,构成了作战运动的3大要素,而在这3大要素中,解放军在火力方面欠缺尤为突出,但解放军始终坚信,在军事上任何优势的形成都是有条件的,如果限制这些外部条件那些所谓的优势自然会消失,夜战就是他们不断摸索的结果。因为夜视装备和制导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中,直瞄火器需要射手直接观察目标,炮兵火力需要观察所提供诸元,空中火力需要飞行员或地面引导员指示目标,一旦失去可见光所有的火力都失去了目标,再强大的优势也荡然无存。解放军频频使用夜战歼敌的战术,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这在抗美援朝作战中,表现最为明显。入朝作战时,美军的每个步兵师,拥有各种火炮959门,包括榴弹炮72门、各种直射炮（山炮、野炮、无坐力炮）120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志愿军每个军共编有各种火炮520余门,这其中仍以迫击炮为主,没有榴弹炮和高射炮,而且几乎都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装备,火炮威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如此悬殊的火力对比,使得美军在战前不无自豪地说：“如果中国人参战的话,那将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屠杀。”可惜的是,美军当年派给蒋介石那么多的军事顾问,他们眼睁睁看过多少美械国军精锐消失在夜幕中。这时,竟没有一个人给麦克阿瑟提个醒,英勇的志愿军第一仗就让美军尝到了夜战的厉害。云山,这个在朝鲜本不知名的小镇,最初是志愿军为南朝鲜第1师准备的墓地,但美军骑1师这个愣头青硬生生做了替死鬼。1950年11月1日,志愿军第39军完成了对当面之敌南朝鲜第1师的进攻准备。当时,美骑1师8团正在组织与其换防,志愿军对这一情报一无所知,看着军车进进出出的云山,志愿军以为敌军发现我军企图准备逃走,遂于当夜提前发起攻击,志愿军充分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特长,利用夜暗大胆穿插、迅速分割,勇猛突击,很快就与美军形成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胶着态势,一向奉行“唯武器论”的美军,可能第一次有了“瓷器店里捉猫”的感觉,强大的火力根本不能发挥作用,只能依靠轻武器与志愿军作战,聪明的志愿军终于将美军拉到了同一起跑线。中美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次较量,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告终。不仅如此,云山之战,是一次出色的对运动之敌的夜间进攻战。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作战理论入门》一书,就将云山战斗,作为模范战例编入。此役之后,志愿军对此也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在肯定美军强大火力、准确空中支援的同时,认定这个强大的对手,根本没有什么对付夜战的办法。美第8军军长泰勒,在战后评论中国军队说：“敌人非常狡猾,他们很会运用战术,以减低我们的火力优势,其方法是在黑暗中接近我们的阵地,然后和我们紧缠在一起,使我们无法要求炮兵射击和空中攻击,否则就有同归于尽的危险。”从云山开始,志愿军在夜幕下渡过临津江、跨过三八线,几乎是在黑暗中完成了5次战役。以至于英国《简氏防务》说了一句让美军至今汗颜的话：“如果当时中国拥有先进的装备和强大的物资后勤,那才是一场真正的屠杀。”
敢于夜战,绝对自信的表现
解放军不是神,夜暗对于解放军的影响丝毫不比他们的对手差,看不清目标,辨不清方向,恐惧心理增加、协同难度增大,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其方法也无外乎是在胳膊上缠白毛巾以相互确认,地上标白箭头以明确路线等。从单纯的战术角度而言,夜战对于解放军并无优势可言。如果说解放军依旧选择这种战术,是一种“两害相衡取其轻”的辩证思维,那么坚信这种战术能最终成功,靠的却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豪迈气概。今天所有的战史资料,无一例外地将夜战视为解放军的优势,其实对于解放军来说,不过是敢于夜战,但是这简单一个“敢”字,却反映了解放军对自己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的绝对自信。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8月24日夜,部队抵达汝河北岸,此时敌整编85师驻守南岸并收缴、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在刘邓大军身后不足15公里的地方,就是国民党十余个旅的追击部队。天色渐晚,何去何从,所有的人都在焦虑。严重的敌情,没有改变刘伯承对于自己这支连续作战一个月,已成疲惫之师的绝对自信,面对滔滔河水,说了一句荡气回肠的豪言：“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一条血路！”他命令部队连夜渡河,一声令下,12万大军所有的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儿,由于夜间渡河许多情况不明,渡河部队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特别是先头部队敢于牺牲,不给后续部队留下一个敌据点和一个敌人,这是何等的战术素养和协同精神。就这样,刘邓大军以一种“肉搏战车,刺刀见红”的英雄气概和扎实过硬的军事素质,成功渡过汝河,粉碎了蒋介石阻刘邓于汝河北岸的设想。而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一战,让人们真正认识到一支军队需要怎样的战斗精神才敢将夜战进行到底。1950年11月27日,在朝鲜最寒冷的盖马高原上,志愿军第9兵团,经过6天的潜伏,终于堵住了美陆战第1师。是夜,9兵团突然在70公里的战线上,向这支美军精锐发起攻击。当冲锋号吹响时,在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情况下,被冻得快神志不清的志愿军士兵,立即从雪地里爬起来,有的人脚上连鞋都没有,猛攻公路上的美军纵队,中国士兵的勇气,令参加过太平洋战争中最艰苦战斗的美陆战第1师的士兵们,看上去简直有一种幻觉。接下来的十多天里,两支王牌部队天天恶仗不断,白天美军疯狂进攻,夜晚志愿军还以颜色。这时,志愿军战士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起到了决定作用,有些步兵团在只剩下几十人的情况下,仍然利用夜间不停的进攻,曾自认意志顽强著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最终承认：比长津湖呼啸风雪更可怕的是,志愿军那撕心裂肺的冲锋号。战后,据美军披露的资料记载：在港口接应陆战第1师的美军海军,第一眼看到的是陆战队士兵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他们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走路摇晃,眼中充满恐惧与绝望,而狂追来的中国人,却保持着东方人特有的含蓄和耐性。不难看出,这场精神之战的胜利属于志愿军。精神原子弹无法伤人,但却足以震慑敌人,没有如此强大的战斗精神,就根本没有资格谈什么夜战歼敌。
夜战战术,渐进发展
和其他战术形式一样,解放军的夜战战术,也是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细心的人会发现,从红军时期开始,夜战走过了一条由简单到复杂,由战术到战役的发展之路,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夜战战术达到全盛。是什么让解放军的夜战战术,得到了如此迅猛的发展,无他,唯手熟耳！红军时期,夜间行动多,但夜间作战却并不多,而且规模有限,红军的夜战,主要用于偷袭和骚扰,作战规模一般在团以下,整体战术水平并不高。而且当时有的战士受封建思想影响,夜间怕鬼,不敢外出。史料记载：当时粟裕还曾对这些战士进行科学知识教育和现场训练,逐渐解决了怕鬼的问题。1934年10月18日,红军在渡过于都河前后,还专门下发命令,要求夜战中“接敌时要保持绝对的肃静和迅速前进”,说明此时的红军,对夜战的掌握还远远没有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八路军时期,随着夜战次数的不断增多,夜战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八路军开始在夜间向日伪盘踞的据点和重要目标实施攻击。但由于受敌后战场的限制,八路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因此,夜战规模依旧不大,甚至还停留在分队战斗一级,作战目标也以破坏为主。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军实力的增强和作战规模的扩大,夜战开始从分队级向团、师甚至向军一级拓展。随着大规模运动战和大兵团作战经验的增多,解放军实施夜战的类型更为灵活：穿插迂回、远程奔袭、围歼重兵集团、攻克坚固城防,终于将这种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到了解放战争后半期,国民党军队真正成了“入夜即蛰伏据点,任人来去。”拱手交出对夜晚的控制。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将夜战发展为战役规模,并在实战中摸索出一整套实施夜间运动进攻的作战原则。其主要内容是———战役一般在黄昏或夜间发起,取胜的关键在于：集中兵力于第一个夜间突破敌人的防御,深入到敌人的纵深断其退路。动摇其布势,以利于从战术上分割包围,各个歼敌。所以,只要深入研究战史便不难发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各个战役,都是在夜间发起,有时甚至是夜打昼停,以至于美军不得不承认：“月亮是中国人的”。此后,尚未发现哪支军队在纯战役、战术角度,将夜战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解放军经典战术之——重兵合围
包围，是指在正面部队的配合下，向敌翼侧或后方突击，形成围攻态势的作战行动。包围是达成歼灭战的基本手段。由于解放军长期以来的指导原则是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为主，因此高度重视打歼灭战。综观我军战史，每次包围敌3万人以上的大中型战例达20余次，在如此频繁的实践中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包围战术，不但锻炼出一大批像林彪、粟裕这样精于此道的战术大师，更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许多精彩绝伦的包围战例。
集中兵力，牛刀杀鸡
“集中优势兵力”这条军事领域的第一法则，为古今中外兵家所推崇。《孙子兵法》的虚实篇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首次以东方思维，对这条战场制胜不二法门进行诠释。而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在对拿破仑战争进行反思后说：“数量优势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具有决定性，所以尽可能集中最大数量的原则，也就被认为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则将这一原则具体化，列为其十大军事原则之一的“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2倍、3倍、4倍、有时甚至是5倍或6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如此看来，解放军的包围战术，正是这一原则忠诚的践行。任何一次包围作战，解放军都秉承着“杀鸡偏用宰牛刀”的传统，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所以能快打快收、干净利落。1930年12月30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红军便集中4万人打张辉瓒的9000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还曾提出以9∶1的兵力对比来围歼美军部队的设想，可见集中兵力对解放军的影响之深。
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包围，决不像今天在这里纸上谈兵般容易，而且在解放战争中的1948年11月之前，解放军的总兵力始终处于劣势，武器装备也逊于对手，这就为包围歼敌带来了一个先天不足。对于这个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次的战争问题，克劳塞维茨的回答是：“每当不能获取绝对优势时，唯一的办法即为利用我们手中已有的兵力来做巧妙的运用，以求在决定点上产生一种相对优势。”毛泽东对此的总结只有简单的4个字：“各个击破。”遵循着变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的思想，解放军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叫绝的包围战例。其中，淮海战役就以60万包围80万的奇迹享誉中外。这个被毛泽东称为“一锅夹生饭”的包围，至今被世界各国奉为“形成局部优势、各个包围歼敌”的经典。参战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按照“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原则，每次集中优势兵力围其一部，力求全歼，积小胜为大胜，对淮海战场之敌进行了逐次包围，让国民党军的整体兵力优势荡然无存。
第一仗，首先围歼黄百韬兵团，这是淮海战役中比较难打的包围战。原因是整体兵力上敌优我劣的态势，对解放军实施包围影响较大，解放军不得不集中华野第7、10、11纵队为正面阻援集团，第2、12、鲁中南纵队和中野11纵为迂回打援集团，阻击在黄百韬兵团附近可能实施增援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国民党军机动作战兵团。《孙子兵法》告诫过指挥员：“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按这个标准，解放军只能达到个“能战之”的规模，如果硬要打包围显然有些牵强，而事实上解放军的这次围歼战打得确实有些牵强，能征善战的华野部队，在包围战术大师粟裕的指挥下，多次改变战术，才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吃下了这第一口“夹生饭”。战后解放军的战史研究人员也认为：华野围歼徐州国民党军中战斗力较弱的黄百韬第7兵团，足足花了11天，且投入兵力之多，伤亡之惨重，都大大出乎预料，并一度使粟裕在兵力调度上捉襟见肘。这是淮海战场解放军第一次形成局部优势，尽管这个优势尚不明显，但是解放军下决心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目的，绝不仅仅在于该兵团12万人，啃下了这块骨头，剩下就该吃肉了。此役之后，敌我兵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得解放军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手头宽裕了许多。
随后，解放军的兵力雪球越滚越大，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的兵力已成劣势，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倾其全力，从容地围歼了杜聿明集团2个兵团部、8个军17余万人，这次整个围歼战役耗时仅4个昼夜。80万“国军”精锐就这样一个一个被拖进包围圈，难怪这些黄埔高材生们奇怪明明自己兵力占优，为什么每次都在和优势“共军”作战。在国民党军鼓吹的“徐蚌会战”中，所有参战兵团都在简单重复着“增援友军”和“向友军求援”的战术动作，“拉兄弟一把”的呼叫声，在各司令长官间此起彼伏、接力展开。这就是解放军化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实施包围作战的巨大力量。
解放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大规模包围作战，成为解放军屡试不爽的必杀技。到了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无论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依旧对大规模包围战术深信不疑，根本没有考虑过作战对象的变化。第二次战役中，彭总在西线集中６个军18个师合围了美军第8集团军，在东线以1个兵团包围美陆战1师、美７师，一时间先后有近20万“联合国军”陷入包围，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大包围。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就单纯的包围战术而言，运用得无可挑剔，但是志愿军后来的歼灭作战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尽管第二次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但也让志愿军清醒地认识到：美军不是国民党军，包围目标过大，使得各部队都无法吃掉预定作战目标。解放战争中包围战的兵力比例，在朝鲜已经不能弥补装备差距。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2个整营，也就够了。毛泽东将这一战术称之为“零敲牛皮糖”。1952年秋，志愿军将这一新的围歼战思路运用实践，在统一计划下，全线发动战术性反击作战，同时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进攻77次，歼敌2.7万余人。事实证明：“零敲牛皮糖”和“杀鸡用牛刀”，在集中优势兵力打围歼战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使得朝鲜战场成为解放军继续演绎经典包围战术的舞台。
避实击虚，先弱后强
解放军包围战术的动作要领，可以概括为“准、狠、稳”。即：围歼目标选择要准、下手实施要狠、全歼把握要大。这其中对谁下手成为作战行动的逻辑起点。为了防止将围歼战打成击溃战，解放军的包围作战，在目标选择和时机把握上颇有一番心得。
在解放军眼里，那些战场上孤立、分散之敌更受青睐。1947年，国民党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其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直接指挥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余人进攻山东解放区，这一兵力远远高于在山东作战的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5万人，陈毅、粟裕且战且走。一开始，国民党军诸部队齐头并进，寻求与解放军主力决战，这个阵势让本来很想打一仗的华野部队无从下嘴。5月10日，在华野主力向东转移的过程中，野战军首长曾考虑围歼处于翼侧的国民党第7军及第48师一部，但很快就改变主意了，原因是国民党军阵营中另一个“愣头青”跳了出来，这就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该师师长张灵甫依仗自身全美械装备，孤军冒进，一头扎进了华野主力集结位置的当面。对于这种孤立、嚣张之敌，华野部队迅速调整部署，在15日拂晓即割裂整编74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完成合围，紧接着华东野战军上演了一出尽人皆知的“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好戏。
不过从国民党军后来的表现看，整编74师的教训好像不怎么深刻，4个月后的鲁西南战场，国民党军再次给华东野战军搭好了围歼战的舞台。1947年7月，华野主力跳出外线作战，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至8月底，鲁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认为：华东野战军“已溃不成军，不堪再战”。因此，一改稳步并进的原则，开始分路轻进。敌整编第5军军长邱清泉为了追击解放军，命令整编第5师、84师、57师全力追击，不知天高地厚的整编第57师颇为卖力，至9月7日晨竟与最近的友邻部队拉开20余公里的间隔。华东野战军抓住战机，迅速集结主力向整编57师运动，于9月7日黄昏就将其合围于沙土集地区，并于8日发起总攻，次日3时即全歼该师9000余人，整个战役丝丝相扣。是役后，国民党军在检讨失败原因时也承认：“本作战，国军在各战场抽调兵力，逐次投入鲁西南战场，但因协调联络不足，多次形成孤立，遭匪袭击，整57师更因友军救援不及，在沙土集覆没。”
解放军在选择包围目标时所表现出的敏锐和耐心，就如同非洲草原上游猎的狮群，对手丝毫的失误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这一点就连日后的“联合国军”也未能幸免。抗美援朝战争的第四次战役中，由于美军增兵反攻，志愿军本身供应不足而撤退。为了掩护主力北撤，西线志愿军第38军、第50军奋力阻击，有效扼制了当面之敌的进攻。相比之下，东线北进的“联合国军”以快于西线的速度一路推进。于是，在整个战线上出现了横城和砥平里这两个战役突出部。经过仔细分析后，志愿军决心对战斗力相对较弱的横城敌伪8师实施包围。 2月11日，志愿军第39、40、42、66军近10万人，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发起突击，参战各部队大胆实施分割、穿插，于12日将伪8师包围于下加云山、鹤谷地区，至13日即结束战斗，歼灭了伪8师3个团、美第2师1个营等1.2万余人。不仅为几十万志愿军安然撤回三八线赢得了时间，也掩护了第二批作战部队入朝参战。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为了实现包围，解放军在整体战役布局上谋形造势、隐真示假；在具体战术设计上，动静结合、攻防相长，可谓煞费苦心，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包围战术。今天回顾的这些战例，都是在解放战争中各大战略区的大手笔力作。
左右对进、两翼合围。这是解放军最常用的合围战术。通常是将主力分为左右两个攻击集团，分别向预定包围目标实施攻击，像一把铁钳牢牢夹住敌人，而后利用两集团相向对进的效果，迅速割裂被围之敌予以歼灭。这一包围战术，在解放战争中的冀鲁豫战场广为应用。1946年，国民党徐州绥署不甘心宿北战役的失利，继续集中主力准备在鲁南地区与解放军决战。山东、华中野战军首长，全面分析了敌军布势后，决心一反先打弱敌的常规，将敌整编第26师作为合围歼灭的对象。鉴于敌整编第26师驻扎在傅山口至卞县的峄临公路两侧，摆出了一个一字长蛇阵，解放军迅速在鲁南地区集中了27个团的兵力，以第8师、鲁中军区第9师、10师等12个团组成右集团；以第1纵队及第1师共15个团组成左集团，两集团南北对进，合围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及敌快速纵队一部。1947年1月2日，解放军按既定部署发起攻击，此时整编第26师师长尚在峄县欢度新年，部队毫无准备，解放军右集团各部分别攻占该师驻区的各警戒阵地，同时占领峄临公路上的傅山口、四马寨等要点，切断了该师西撤的道路；同时左集团当晚包围了卞庄，第1师由鲁坊向西穿插，至3日上午占领洪山镇、兰陵一线，构筑阻援阵地，切断了整编第26师与友邻第33军的联系。至此，解放军完成了对整编第26师的战役分割和部分战术包围。自1月3日起，解放军两集团南北对进全力压缩包围圈，将整编第26师分割为数段，仅用一天时间即全歼该师。这次战役让拥有装甲优势的国民党重兵集团，尝到解放军铁钳的威力。此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如法炮制，分别在莱芜战役、定陶战役中频频得手。
多点发力、分进合击。这是指解放军组织多路部队，从不同方向向预定目标实施向心合围。这种合围战术多应用于大兵团作战，因此在解放战争中后期被广泛运用，从其组织思路和作战效果看，当首推辽沈战役中的辽西围歼战。锦州攻坚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廖耀湘第9兵团，在是继续向锦州攻击还是回撤沈阳或是营口问题上举棋不定，十几万大军在辽西平原徘徊不前，东北野战军抓住这一战机，准备围歼9兵团。为此，林彪于1948年10月20日将百万大军做了极为精准的战役部署：第一，调整西北方向的部队：10纵于21日拂晓前到达黑山县以北之头道井子一带隐蔽；1纵第3师于21日拂晓前进至大虎山附近；5纵秘密进至二郎庙、五家子一带隐蔽；6纵在彰武东北隐蔽；第二，调整西南方向的部队：第8、第1、第3纵队及第6纵第17师第一梯队分3路秘密北进，第2、第7、第9纵队和炮兵纵队为第二梯队跟进，并要求这些自锦州北进部队必须迅速隐蔽，每日出发与宿营时均不能被敌发现；第三，调整正南方向的部队：独立第2师附属1个重炮营以4天行程赶到营口方向布防。第四，调整东北方向的部队：要求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率长春附近所有独立师，迅速向通江口、开原方向急进，准备接替第12纵包围铁岭之敌。10月23日，东北野战军10纵在黑山、大虎山附近顽强阻击廖耀湘兵团，动摇了廖耀湘向锦州方向攻击的决心，也为解放军其它部队到达预定战役位置赢得了宝贵时间。24日，廖耀湘下令向营口方向撤退，其实廖耀湘的这一动作很大程度上出乎林彪的意料，东北野战军在此方向力量相对薄弱。在这一关键时刻，东北野战军独2师和配属给它的那个重炮营，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当国民党军南撤先头与该师在台安地区遭遇时，独2师即调集重炮实施攻击，廖耀湘错误认为，拥有如此重炮的部队必是东野主力，再一次开始犹豫南撤营口的计划。正所谓“用兵之害、犹豫为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当廖耀湘再次调集十几万大军准备北撤沈阳之机，东北野战军各合围部队突然发力，于27日将这个拥有6个军的重兵集团合围在辽河以西，仅用2昼夜，10万大军悉数被歼。
诱敌深入、正抗侧击。将敌人骗进包围圈，是当年儿童团员王二小都轻车熟路的战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黄维兵团急于北进，企图与杜聿明集团“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针对这种战场态势，中原野战军决心以4纵、9纵与黄维兵团保持接触，将其诱至浍河以北，以1纵、2纵、3纵、6纵、11纵等部队，隐蔽集结在浍河以南地区，待黄维兵团处于半渡状态时，分别由东西两翼实施向心突击，配合正面各纵队，对敌实施包围。果然，11月23日，黄维兵团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南坪集地区发起猛攻，担任正面抗击的解放军部队且战且走，这一行动引起了黄维的错觉，于是下令先头18军北渡浍河，其它部队逐次跟进。当黄维兵团前出至忠义集、东平集等地时，这位当过黄埔军校区队长的黄维，终于发觉两翼有解放军强大兵力集结，自知中计，迅速组织部队回撤。“半渡而击”，成就了古往今来多少英名，解放军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绝佳战机，两翼集结部队全线勇猛出击，至11月25日晨，将黄维兵团4个军合围压缩在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5公里的双堆集地区，胜利完成合围。
长途奔袭、追击阻截。打运动战出身的解放军，从来没有让那些试图挑战解放军机动速度的对手得逞过。还是在淮海战场，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指挥3个兵团从徐州西南方向撤退，尽管解放军对杜集团南逃有充分思想准备，但直至12月1日拂晓前，前沿侦察分队才有敌军南逃的报告，解放军山东兵团各部凭借多年的战术素养，不等上级命令即组织追击。由于杜集团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而此时的解放军主力在徐州南及东南方向，较敌晚一天的行程，粟裕电令华东野战军11个纵队又2个旅，向敌退却方向以尾追、平行追、迂回拦截等战术手段，插入敌行军队形，将其截成数段，并令迂回拦击部队尽最大努力实施强行军，截住敌军退路。这样，解放军开始了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的追击、堵截作战。关键时刻，杜聿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取得与孙元良兵团的联系，于12月2日命令部队整休一夜。解放军果然没有辜负杜聿明提供的这一夜时间，追击部队经过连续作战、长途奔袭，于12月5日在永城西南地区完全堵住了杜聿明集团的3个兵团，完成了战役合围。
穿插断后、迂回兜击。包围战术中，断敌退路是实现合围的关键，否则极易将围歼战打成击溃战。为此，解放军通常将穿插、迂回作为这“致命一击”的主要方法，经典之作当属解放战争中的衡宝战役。当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江南发起攻击时，主要作战样式成了追击战，能不能围住惊弓之鸟的敌军，成了衡量一支部队战术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江北重兵集团一个个消失在解放军的包围圈里，给江南的国民党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一旦解放军摆出包围态势，就毫不犹豫地向南撤退，其中以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最为明显。衡宝战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的。第四野战军认为：如果集中兵力，继续采取传统包围战术，白崇禧部必跑无疑，于是提出三路进军中南的设想，以第4兵团为主组成东路军，进军广东方向，以13兵团为主组成西路军向芷江、黔阳方向前进，以12兵团主力组成中路军正面推进，解放军开始实施战略大迂回作战。1949年9月中旬，白崇禧鉴于青树坪的胜利，误判当面解放军兵力分散，自己的翼侧暂时不会受到威胁，于是准备集结主力于衡阳以南地区对解放军实施反击。
为了对白崇禧实施有效打击，林彪命令中路军各部队停止追击，迅速收拢兵力，准备寻机决战，同时命令在两侧实施大迂回的西路军和东路军加速向敌后侧猛进。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中路军的解放军第45军135师由于电台问题，根本没有接到野司关于停止追击的命令，当该师与上级取得联系时，已经深深地揳入白崇禧部署的内部。机不可失，林彪迅速调整部署，令135师牢牢插在敌后，中路军主力向当面之敌实施包围。此时，白崇禧也发觉大事不妙，为了避免被围，决定南撤。林彪命令各路军收网：西路军迅速占领武冈一线，堵击退却的敌71、14军；东路军第46军主力渡过湘江向衡阳、耒阳前进，第18军向永州方向发展；中路军各部则以135师断敌退路，其余各部开始实施浅近纵深的迂回包围。在解放军战役迂回和战术穿插所构成的多层包围圈中，白崇禧使尽浑身解数，还是将4.7万部队丢在了包围圈中。衡宝战役，是解放军渡江之后华中最大一次战果，也是解放军包围战术的一次综合运用。第四野战军东路军和西路军,实施了相距近一个省的战略大迂回包围，中路军则利用135师插入敌后的战机，组织近距离的战役迂回包围，如此大手笔，将解放军包围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包围，是指在正面部队的配合下，向敌翼侧或后方突击，形成围攻态势的作战行动。包围是达成歼灭战的基本手段。由于解放军长期以来的指导原则是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为主，因此高度重视打歼灭战。综观我军战史，每次包围敌3万人以上的大中型战例达20余次，在如此频繁的实践中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包围战术，不但锻炼出一大批像林彪、粟裕这样精于此道的战术大师，更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许多精彩绝伦的包围战例。
集中兵力，牛刀杀鸡
“集中优势兵力”这条军事领域的第一法则，为古今中外兵家所推崇。《孙子兵法》的虚实篇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首次以东方思维，对这条战场制胜不二法门进行诠释。而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在对拿破仑战争进行反思后说：“数量优势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具有决定性，所以尽可能集中最大数量的原则，也就被认为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为重要。”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则将这一原则具体化，列为其十大军事原则之一的“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2倍、3倍、4倍、有时甚至是5倍或6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如此看来，解放军的包围战术，正是这一原则忠诚的践行。任何一次包围作战，解放军都秉承着“杀鸡偏用宰牛刀”的传统，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所以能快打快收、干净利落。1930年12月30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红军便集中4万人打张辉瓒的9000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还曾提出以9∶1的兵力对比来围歼美军部队的设想，可见集中兵力对解放军的影响之深。
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包围，决不像今天在这里纸上谈兵般容易，而且在解放战争中的1948年11月之前，解放军的总兵力始终处于劣势，武器装备也逊于对手，这就为包围歼敌带来了一个先天不足。对于这个历史上曾出现过无数次的战争问题，克劳塞维茨的回答是：“每当不能获取绝对优势时，唯一的办法即为利用我们手中已有的兵力来做巧妙的运用，以求在决定点上产生一种相对优势。”毛泽东对此的总结只有简单的4个字：“各个击破。”遵循着变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的思想，解放军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叫绝的包围战例。其中，淮海战役就以60万包围80万的奇迹享誉中外。这个被毛泽东称为“一锅夹生饭”的包围，至今被世界各国奉为“形成局部优势、各个包围歼敌”的经典。参战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按照“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的原则，每次集中优势兵力围其一部，力求全歼，积小胜为大胜，对淮海战场之敌进行了逐次包围，让国民党军的整体兵力优势荡然无存。
第一仗，首先围歼黄百韬兵团，这是淮海战役中比较难打的包围战。原因是整体兵力上敌优我劣的态势，对解放军实施包围影响较大，解放军不得不集中华野第7、10、11纵队为正面阻援集团，第2、12、鲁中南纵队和中野11纵为迂回打援集团，阻击在黄百韬兵团附近可能实施增援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国民党军机动作战兵团。《孙子兵法》告诫过指挥员：“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按这个标准，解放军只能达到个“能战之”的规模，如果硬要打包围显然有些牵强，而事实上解放军的这次围歼战打得确实有些牵强，能征善战的华野部队，在包围战术大师粟裕的指挥下，多次改变战术，才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吃下了这第一口“夹生饭”。战后解放军的战史研究人员也认为：华野围歼徐州国民党军中战斗力较弱的黄百韬第7兵团，足足花了11天，且投入兵力之多，伤亡之惨重，都大大出乎预料，并一度使粟裕在兵力调度上捉襟见肘。这是淮海战场解放军第一次形成局部优势，尽管这个优势尚不明显，但是解放军下决心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目的，绝不仅仅在于该兵团12万人，啃下了这块骨头，剩下就该吃肉了。此役之后，敌我兵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得解放军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手头宽裕了许多。
随后，解放军的兵力雪球越滚越大，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的兵力已成劣势，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倾其全力，从容地围歼了杜聿明集团2个兵团部、8个军17余万人，这次整个围歼战役耗时仅4个昼夜。80万“国军”精锐就这样一个一个被拖进包围圈，难怪这些黄埔高材生们奇怪明明自己兵力占优，为什么每次都在和优势“共军”作战。在国民党军鼓吹的“徐蚌会战”中，所有参战兵团都在简单重复着“增援友军”和“向友军求援”的战术动作，“拉兄弟一把”的呼叫声，在各司令长官间此起彼伏、接力展开。这就是解放军化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实施包围作战的巨大力量。
解放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大规模包围作战，成为解放军屡试不爽的必杀技。到了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无论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依旧对大规模包围战术深信不疑，根本没有考虑过作战对象的变化。第二次战役中，彭总在西线集中６个军18个师合围了美军第8集团军，在东线以1个兵团包围美陆战1师、美７师，一时间先后有近20万“联合国军”陷入包围，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大包围。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就单纯的包围战术而言，运用得无可挑剔，但是志愿军后来的歼灭作战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尽管第二次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但也让志愿军清醒地认识到：美军不是国民党军，包围目标过大，使得各部队都无法吃掉预定作战目标。解放战争中包围战的兵力比例，在朝鲜已经不能弥补装备差距。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2个整营，也就够了。毛泽东将这一战术称之为“零敲牛皮糖”。1952年秋，志愿军将这一新的围歼战思路运用实践，在统一计划下，全线发动战术性反击作战，同时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进攻77次，歼敌2.7万余人。事实证明：“零敲牛皮糖”和“杀鸡用牛刀”，在集中优势兵力打围歼战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使得朝鲜战场成为解放军继续演绎经典包围战术的舞台。
避实击虚，先弱后强
解放军包围战术的动作要领，可以概括为“准、狠、稳”。即：围歼目标选择要准、下手实施要狠、全歼把握要大。这其中对谁下手成为作战行动的逻辑起点。为了防止将围歼战打成击溃战，解放军的包围作战，在目标选择和时机把握上颇有一番心得。
在解放军眼里，那些战场上孤立、分散之敌更受青睐。1947年，国民党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其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直接指挥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余人进攻山东解放区，这一兵力远远高于在山东作战的解放军华东野战军15万人，陈毅、粟裕且战且走。一开始，国民党军诸部队齐头并进，寻求与解放军主力决战，这个阵势让本来很想打一仗的华野部队无从下嘴。5月10日，在华野主力向东转移的过程中，野战军首长曾考虑围歼处于翼侧的国民党第7军及第48师一部，但很快就改变主意了，原因是国民党军阵营中另一个“愣头青”跳了出来，这就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该师师长张灵甫依仗自身全美械装备，孤军冒进，一头扎进了华野主力集结位置的当面。对于这种孤立、嚣张之敌，华野部队迅速调整部署，在15日拂晓即割裂整编74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完成合围，紧接着华东野战军上演了一出尽人皆知的“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的好戏。
不过从国民党军后来的表现看，整编74师的教训好像不怎么深刻，4个月后的鲁西南战场，国民党军再次给华东野战军搭好了围歼战的舞台。1947年7月，华野主力跳出外线作战，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至8月底，鲁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认为：华东野战军“已溃不成军，不堪再战”。因此，一改稳步并进的原则，开始分路轻进。敌整编第5军军长邱清泉为了追击解放军，命令整编第5师、84师、57师全力追击，不知天高地厚的整编第57师颇为卖力，至9月7日晨竟与最近的友邻部队拉开20余公里的间隔。华东野战军抓住战机，迅速集结主力向整编57师运动，于9月7日黄昏就将其合围于沙土集地区，并于8日发起总攻，次日3时即全歼该师9000余人，整个战役丝丝相扣。是役后，国民党军在检讨失败原因时也承认：“本作战，国军在各战场抽调兵力，逐次投入鲁西南战场，但因协调联络不足，多次形成孤立，遭匪袭击，整57师更因友军救援不及，在沙土集覆没。”
解放军在选择包围目标时所表现出的敏锐和耐心，就如同非洲草原上游猎的狮群，对手丝毫的失误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这一点就连日后的“联合国军”也未能幸免。抗美援朝战争的第四次战役中，由于美军增兵反攻，志愿军本身供应不足而撤退。为了掩护主力北撤，西线志愿军第38军、第50军奋力阻击，有效扼制了当面之敌的进攻。相比之下，东线北进的“联合国军”以快于西线的速度一路推进。于是，在整个战线上出现了横城和砥平里这两个战役突出部。经过仔细分析后，志愿军决心对战斗力相对较弱的横城敌伪8师实施包围。 2月11日，志愿军第39、40、42、66军近10万人，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发起突击，参战各部队大胆实施分割、穿插，于12日将伪8师包围于下加云山、鹤谷地区，至13日即结束战斗，歼灭了伪8师3个团、美第2师1个营等1.2万余人。不仅为几十万志愿军安然撤回三八线赢得了时间，也掩护了第二批作战部队入朝参战。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为了实现包围，解放军在整体战役布局上谋形造势、隐真示假；在具体战术设计上，动静结合、攻防相长，可谓煞费苦心，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包围战术。今天回顾的这些战例，都是在解放战争中各大战略区的大手笔力作。
左右对进、两翼合围。这是解放军最常用的合围战术。通常是将主力分为左右两个攻击集团，分别向预定包围目标实施攻击，像一把铁钳牢牢夹住敌人，而后利用两集团相向对进的效果，迅速割裂被围之敌予以歼灭。这一包围战术，在解放战争中的冀鲁豫战场广为应用。1946年，国民党徐州绥署不甘心宿北战役的失利，继续集中主力准备在鲁南地区与解放军决战。山东、华中野战军首长，全面分析了敌军布势后，决心一反先打弱敌的常规，将敌整编第26师作为合围歼灭的对象。鉴于敌整编第26师驻扎在傅山口至卞县的峄临公路两侧，摆出了一个一字长蛇阵，解放军迅速在鲁南地区集中了27个团的兵力，以第8师、鲁中军区第9师、10师等12个团组成右集团；以第1纵队及第1师共15个团组成左集团，两集团南北对进，合围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及敌快速纵队一部。1947年1月2日，解放军按既定部署发起攻击，此时整编第26师师长尚在峄县欢度新年，部队毫无准备，解放军右集团各部分别攻占该师驻区的各警戒阵地，同时占领峄临公路上的傅山口、四马寨等要点，切断了该师西撤的道路；同时左集团当晚包围了卞庄，第1师由鲁坊向西穿插，至3日上午占领洪山镇、兰陵一线，构筑阻援阵地，切断了整编第26师与友邻第33军的联系。至此，解放军完成了对整编第26师的战役分割和部分战术包围。自1月3日起，解放军两集团南北对进全力压缩包围圈，将整编第26师分割为数段，仅用一天时间即全歼该师。这次战役让拥有装甲优势的国民党重兵集团，尝到解放军铁钳的威力。此后，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如法炮制，分别在莱芜战役、定陶战役中频频得手。
多点发力、分进合击。这是指解放军组织多路部队，从不同方向向预定目标实施向心合围。这种合围战术多应用于大兵团作战，因此在解放战争中后期被广泛运用，从其组织思路和作战效果看，当首推辽沈战役中的辽西围歼战。锦州攻坚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廖耀湘第9兵团，在是继续向锦州攻击还是回撤沈阳或是营口问题上举棋不定，十几万大军在辽西平原徘徊不前，东北野战军抓住这一战机，准备围歼9兵团。为此，林彪于1948年10月20日将百万大军做了极为精准的战役部署：第一，调整西北方向的部队：10纵于21日拂晓前到达黑山县以北之头道井子一带隐蔽；1纵第3师于21日拂晓前进至大虎山附近；5纵秘密进至二郎庙、五家子一带隐蔽；6纵在彰武东北隐蔽；第二，调整西南方向的部队：第8、第1、第3纵队及第6纵第17师第一梯队分3路秘密北进，第2、第7、第9纵队和炮兵纵队为第二梯队跟进，并要求这些自锦州北进部队必须迅速隐蔽，每日出发与宿营时均不能被敌发现；第三，调整正南方向的部队：独立第2师附属1个重炮营以4天行程赶到营口方向布防。第四，调整东北方向的部队：要求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率长春附近所有独立师，迅速向通江口、开原方向急进，准备接替第12纵包围铁岭之敌。10月23日，东北野战军10纵在黑山、大虎山附近顽强阻击廖耀湘兵团，动摇了廖耀湘向锦州方向攻击的决心，也为解放军其它部队到达预定战役位置赢得了宝贵时间。24日，廖耀湘下令向营口方向撤退，其实廖耀湘的这一动作很大程度上出乎林彪的意料，东北野战军在此方向力量相对薄弱。在这一关键时刻，东北野战军独2师和配属给它的那个重炮营，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当国民党军南撤先头与该师在台安地区遭遇时，独2师即调集重炮实施攻击，廖耀湘错误认为，拥有如此重炮的部队必是东野主力，再一次开始犹豫南撤营口的计划。正所谓“用兵之害、犹豫为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当廖耀湘再次调集十几万大军准备北撤沈阳之机，东北野战军各合围部队突然发力，于27日将这个拥有6个军的重兵集团合围在辽河以西，仅用2昼夜，10万大军悉数被歼。
诱敌深入、正抗侧击。将敌人骗进包围圈，是当年儿童团员王二小都轻车熟路的战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黄维兵团急于北进，企图与杜聿明集团“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针对这种战场态势，中原野战军决心以4纵、9纵与黄维兵团保持接触，将其诱至浍河以北，以1纵、2纵、3纵、6纵、11纵等部队，隐蔽集结在浍河以南地区，待黄维兵团处于半渡状态时，分别由东西两翼实施向心突击，配合正面各纵队，对敌实施包围。果然，11月23日，黄维兵团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南坪集地区发起猛攻，担任正面抗击的解放军部队且战且走，这一行动引起了黄维的错觉，于是下令先头18军北渡浍河，其它部队逐次跟进。当黄维兵团前出至忠义集、东平集等地时，这位当过黄埔军校区队长的黄维，终于发觉两翼有解放军强大兵力集结，自知中计，迅速组织部队回撤。“半渡而击”，成就了古往今来多少英名，解放军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绝佳战机，两翼集结部队全线勇猛出击，至11月25日晨，将黄维兵团4个军合围压缩在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5公里的双堆集地区，胜利完成合围。
长途奔袭、追击阻截。打运动战出身的解放军，从来没有让那些试图挑战解放军机动速度的对手得逞过。还是在淮海战场，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指挥3个兵团从徐州西南方向撤退，尽管解放军对杜集团南逃有充分思想准备，但直至12月1日拂晓前，前沿侦察分队才有敌军南逃的报告，解放军山东兵团各部凭借多年的战术素养，不等上级命令即组织追击。由于杜集团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而此时的解放军主力在徐州南及东南方向，较敌晚一天的行程，粟裕电令华东野战军11个纵队又2个旅，向敌退却方向以尾追、平行追、迂回拦截等战术手段，插入敌行军队形，将其截成数段，并令迂回拦击部队尽最大努力实施强行军，截住敌军退路。这样，解放军开始了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的追击、堵截作战。关键时刻，杜聿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取得与孙元良兵团的联系，于12月2日命令部队整休一夜。解放军果然没有辜负杜聿明提供的这一夜时间，追击部队经过连续作战、长途奔袭，于12月5日在永城西南地区完全堵住了杜聿明集团的3个兵团，完成了战役合围。
穿插断后、迂回兜击。包围战术中，断敌退路是实现合围的关键，否则极易将围歼战打成击溃战。为此，解放军通常将穿插、迂回作为这“致命一击”的主要方法，经典之作当属解放战争中的衡宝战役。当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江南发起攻击时，主要作战样式成了追击战，能不能围住惊弓之鸟的敌军，成了衡量一支部队战术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江北重兵集团一个个消失在解放军的包围圈里，给江南的国民党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一旦解放军摆出包围态势，就毫不犹豫地向南撤退，其中以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最为明显。衡宝战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的。第四野战军认为：如果集中兵力，继续采取传统包围战术，白崇禧部必跑无疑，于是提出三路进军中南的设想，以第4兵团为主组成东路军，进军广东方向，以13兵团为主组成西路军向芷江、黔阳方向前进，以12兵团主力组成中路军正面推进，解放军开始实施战略大迂回作战。1949年9月中旬，白崇禧鉴于青树坪的胜利，误判当面解放军兵力分散，自己的翼侧暂时不会受到威胁，于是准备集结主力于衡阳以南地区对解放军实施反击。
为了对白崇禧实施有效打击，林彪命令中路军各部队停止追击，迅速收拢兵力，准备寻机决战，同时命令在两侧实施大迂回的西路军和东路军加速向敌后侧猛进。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中路军的解放军第45军135师由于电台问题，根本没有接到野司关于停止追击的命令，当该师与上级取得联系时，已经深深地揳入白崇禧部署的内部。机不可失，林彪迅速调整部署，令135师牢牢插在敌后，中路军主力向当面之敌实施包围。此时，白崇禧也发觉大事不妙，为了避免被围，决定南撤。林彪命令各路军收网：西路军迅速占领武冈一线，堵击退却的敌71、14军；东路军第46军主力渡过湘江向衡阳、耒阳前进，第18军向永州方向发展；中路军各部则以135师断敌退路，其余各部开始实施浅近纵深的迂回包围。在解放军战役迂回和战术穿插所构成的多层包围圈中，白崇禧使尽浑身解数，还是将4.7万部队丢在了包围圈中。衡宝战役，是解放军渡江之后华中最大一次战果，也是解放军包围战术的一次综合运用。第四野战军东路军和西路军,实施了相距近一个省的战略大迂回包围，中路军则利用135师插入敌后的战机，组织近距离的战役迂回包围，如此大手笔，将解放军包围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08 09年左右吧。
pazzainter98 发表于 2011-9-9 15:19 ![]()
08 09年左右吧。
差不多吧，我那时不是高二就是高三
08 09年左右吧。
差不多吧，我那时不是高二就是高三
很多都是因简就陋不得已的搞法，话说当年炮楼和城墙都要付出代价也不能不说中国工业的悲哀啊。。。
审核好麻烦啊
话说这期我买过。。。。。这叫没脑子战斗力只有5以下的他国军队们情何以堪啊
终于都审核出来了
LZ码这么多字,真是辛苦了.
以前看过，不过没看全。很不错，谢谢楼主
会不会有国军站出来说你们这都是人海。
这就是毛主席军队的战争艺术啊
楼主太厉害了，竟然全码出来了，看都看半天
很长，很牛B
如何把这样的战术思想应用到现代战争，是一个重大课题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我军的传统。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己被彼知了，嗯...
很不错啊
这个可以长期放硬盘
这个可以长期放硬盘
沉默卫星 发表于 2011-9-9 17:08 ![]()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己被彼知了，嗯...
老师教的都一样，还得看学生自己的本事。
纸上谈兵容易，真正的将才都是尸体堆出来的。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己被彼知了，嗯...
老师教的都一样，还得看学生自己的本事。
纸上谈兵容易，真正的将才都是尸体堆出来的。
最适合的战术才是最好的战术
思想钢印 发表于 2011-9-9 16:19 ![]()
会不会有国军站出来说你们这都是人海。
前期有个屁人海啊，都是以少打多，
会不会有国军站出来说你们这都是人海。
前期有个屁人海啊，都是以少打多，
2008年的世界军事吧，我全有，以前的世界军事比现在的好看多了
john117 发表于 2011-9-9 17:59 ![]()
2008年的世界军事吧，我全有，以前的世界军事比现在的好看多了
是的，现在的世界军事，特别是2010年那一整年的简直就一堆SI
今年略微好点了，但是比起以前的还是差距极大
我2010年买了3期到这个月才再买的，实在5块钱，比起以前的3块绝对不值
2008年的世界军事吧，我全有，以前的世界军事比现在的好看多了
是的，现在的世界军事，特别是2010年那一整年的简直就一堆SI
今年略微好点了，但是比起以前的还是差距极大
我2010年买了3期到这个月才再买的，实在5块钱，比起以前的3块绝对不值
思想钢印 发表于 2011-9-9 16:19 ![]()
会不会有国军站出来说你们这都是人海。
这叫遵循战争规律。国军总兵力在解放战争初期可是占优啊！
会不会有国军站出来说你们这都是人海。
这叫遵循战争规律。国军总兵力在解放战争初期可是占优啊！
john117 发表于 2011-9-9 17:59 ![]()
2008年的世界军事吧，我全有，以前的世界军事比现在的好看多了
同感，以前看伊拉克战争前对两军情况的详细分析什么的做的都很不错
2008年的世界军事吧，我全有，以前的世界军事比现在的好看多了
同感，以前看伊拉克战争前对两军情况的详细分析什么的做的都很不错
这个绝对的经典。这个也是人民战争的经典战术。别个还很难学会呢
好东西啊，看了好久才看完。
不过有几个问题，这里面的很多战术都是基于精锐步兵的作战理论，比如大范围的迂回穿插，全纵深作战，这是让野战兵干特种兵的事情。这对单兵的战术素养要求极高。不知道现在缺乏战争锻炼的PLA能否达到。
还有在现代战争体系下，侦察，精确火力，后勤要求等能力大幅提高，科技劣势方的不利面越来越大，如何打赢比自己更强或与自己相若的对手，如何运用奇正相生的理论值得好好研究。
不过有几个问题，这里面的很多战术都是基于精锐步兵的作战理论，比如大范围的迂回穿插，全纵深作战，这是让野战兵干特种兵的事情。这对单兵的战术素养要求极高。不知道现在缺乏战争锻炼的PLA能否达到。
还有在现代战争体系下，侦察，精确火力，后勤要求等能力大幅提高，科技劣势方的不利面越来越大，如何打赢比自己更强或与自己相若的对手，如何运用奇正相生的理论值得好好研究。
snsoy 发表于 2011-9-9 23:53 ![]()
好东西啊，看了好久才看完。
不过有几个问题，这里面的很多战术都是基于精锐步兵的作战理论，比如大范围的 ...
现在搞迂回穿插除了丛林地带已经不用徒步步兵了，同时伴随保障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关键问题还是在侦察与反侦察
现在想打赢比自己强的对手，要么得像当年抗美援朝那样，在一个不太适合对手的战场上作战；要么像越南战争那样，在对手武力使用上受到很多束缚的情况下作战。。。。我们面对美国，估计这两条都做不到，只能想办法在战区集中尽量多的力量来拼一下
好东西啊，看了好久才看完。
不过有几个问题，这里面的很多战术都是基于精锐步兵的作战理论，比如大范围的 ...
现在搞迂回穿插除了丛林地带已经不用徒步步兵了，同时伴随保障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关键问题还是在侦察与反侦察
现在想打赢比自己强的对手，要么得像当年抗美援朝那样，在一个不太适合对手的战场上作战；要么像越南战争那样，在对手武力使用上受到很多束缚的情况下作战。。。。我们面对美国，估计这两条都做不到，只能想办法在战区集中尽量多的力量来拼一下
其实土鳖最N的是围而不打---饿死战术，长春，长春
有内涵得好帖子
当年还专门搜集过这个系列
chzwk1989 发表于 2011-9-10 00:04 ![]()
现在搞迂回穿插除了丛林地带已经不用徒步步兵了，同时伴随保障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关键问题还是在侦察与 ...
我觉得迂回穿插的事还得步兵来干，但像朝鲜战争时这么大的规模在TB和较强对手决战中会难以看到，毕竟有李奇微的磁性战术摆着，而且夜视设备的出现和大规模装备也使夜战的天平不再一边倒。以后的穿插作战还得要专门的特种部队来干，规模小，高机动，更专业，难以发现。
如果用装甲部队来做穿插的事一是难以隐蔽，二是装甲部队需要的油料弹药零部件等难以保障。这已经不属于穿插的范畴，应该属于大纵深作战里的突击与反突击战术了。
现在搞迂回穿插除了丛林地带已经不用徒步步兵了，同时伴随保障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关键问题还是在侦察与 ...
我觉得迂回穿插的事还得步兵来干，但像朝鲜战争时这么大的规模在TB和较强对手决战中会难以看到，毕竟有李奇微的磁性战术摆着，而且夜视设备的出现和大规模装备也使夜战的天平不再一边倒。以后的穿插作战还得要专门的特种部队来干，规模小，高机动，更专业，难以发现。
如果用装甲部队来做穿插的事一是难以隐蔽，二是装甲部队需要的油料弹药零部件等难以保障。这已经不属于穿插的范畴，应该属于大纵深作战里的突击与反突击战术了。
思想钢印 发表于 2011-9-9 16:19 ![]()
会不会有国军站出来说你们这都是人海。
果军表示予敌重大杀伤后胜利转进~~~
会不会有国军站出来说你们这都是人海。
果军表示予敌重大杀伤后胜利转进~~~
有无多研究下朝鲜战争中得常用战术？ 好给一些说志愿军靠人海战术拼的人一个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