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有凌云志，奈何花落去。-----小记南明隆武帝朱聿键

楔子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以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这首诞生于明末清初连天烽火之中，由抗清豪杰张煌言亲笔手书的诗作，名曰《入武林》，它真实的反映了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气节和民族大义的汉族士大夫不畏强暴，继承先人遗志，坚持尊奉南迁明宗室为正统，以保卫恢复故明疆土为理念，与由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的军队进行殊死拼搏这一后人不得不正视且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虽然最终南明与清朝的军事较量以南明的失败和清廷的一统江山而告一段落，但这场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争战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在笔者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战争在相当一部分的汉族士大夫和民众心目中，牢固树立了明室为主，清廷为“狄夷”的正反是非观念。
本来，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到了最后的崇祯一朝，已经是腐朽不堪，以致于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人马攻入国都北京时，在京的明朝文武大臣除了少数人随崇祯皇帝殉节以外，大多数都以选择无条件投降的方式表达了承认过去曾被他们称为“流寇”的新贵李自成成为帝国新主人的人心所向。
不仅如此，人心的向背还表现在大批汉族士人官吏成批地望风投向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廷一方，并助其打败作为对手的明军和消灭与清廷相抗衡的南明政权反戈一击上，清豫亲王多铎在进入南京时，弘光朝以总督京营戍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赵之龙为首的官员170余人，马、步兵23.83万人集体不战归降，并且大开南京洪武门，行四拜礼，跪迎多铎进城。如此的卑躬屈膝，在中国古代史上的确是不多见的。
但随着入关的清军开始对明帝国旧有疆域的征服，以及伴随而来的残酷杀戮和具有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性质的国家政策的出台实行，使得原本期望通过改朝换代的获得实惠好处的汉族士人和百姓对新来统治者暴虐的一面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地举行激烈的反抗，在这个血腥而又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结出了民族之间积怨渐深的恶果。
有三个例子可以清楚说明这种宿怨的成因，其中一个是，以高举反清扶明大旗，举兵收复台湾而著称，曾被当代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称为民族英雄的郑成功的母亲翁氏，在顺治三年（1646年）遭到进入郑成功家乡福建安平的清兵无端残暴，悲愤之下自缢而死，除了留下了一个无处伸冤且让后人唏嘘不已的悲惨案例之外，(当时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已经降清，他自以为有功，自家“可免暴掠”，因此不设防备。)，更让年轻的郑成功自此与清廷结下了不共戴天的家仇，他至死都坚持反清复明，可说与此飞来横祸关系不小！
另一个例子是投降清廷的原明大同总兵姜壤，因为满洲贵族上层官吏“肆行凌虐”地方官和百姓而反水。
和许多先降李自成后降清廷的原明官吏一样，姜壤当然谈不上对明室的“忠君敬上”，个人利益前途的取舍当然是他投降的清廷的原始动机，可即便如此，作为总兵的他却仍然受到满洲贵族的打压欺凌。
在大同驻扎有满洲贵族直接控制和指挥的满洲兵，他们依仗上司的纵容，常有不法行为，而汉族士绅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作为良知并未完全泯灭的武官姜壤却不甘于逆来顺受，因而与满洲贵族发生了冲突。
一日，一位有身份女子出嫁，正巧为路过的满洲贵族英亲王阿济格的侍从撞见，竟然将新娘劫掠奸淫。为此，姜壤亲自拜见同驻大同的清英亲王阿济格，进行抗争，但骄横的阿济格不但不予理睬，还硬把姜壤赶出了军门，这就使得姜壤极为愤怒，私下里下定决心要复仇，（当然这不是他造反的唯一原因）最后于顺治五年（1648年）十二月举兵反清。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到，降清的故明官吏虽名义上
同样已经是享受清廷俸禄供养的正式官员，“谢主隆恩”，但在现实中却不得不同样忍受具有民族歧视式的欺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原本就谈不上有强烈封建伦理纲常观念的一部分降清汉族官吏的反水也就不是简单的“心怀故国”，而是具有了类似于老百姓一样的官逼民反的激变性质的求生本能的自然流露。
第三个例子是清朝册封的汉人四藩中的靖南王耿仲明，因为所部被查出藏匿“逃人”，而畏罪自尽。
耿仲明作为最早投降清朝的汉人四藩中的两人之一（另一个是孔有德），加入了汉军正黄旗（正黄旗是清帝直辖的上三旗之一），先后追随皇太极和多尔衮，在对明及南明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并凭借此于在顺治六年五月被清廷册封为靖南王（先前称怀顺王），并赐给金册金印信！此时距离其降清之日已有十六年之久。
谁料想，耿仲明的靖南王做了还不到半年，就出人意料的在顺治六年十一月因为犯下藏匿“逃人”的大罪，畏罪自杀！
所谓“逃人”，就是对作为满洲贵族的私有财产---包衣（奴隶）因不堪忍受主子虐待，私下里亡者的称呼。
明末清初的时代，满洲贵族处于封建农奴制的阶段，八旗王公贵族拥有大批的农奴和奴仆（当然都是汉人），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地位低下，不但要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和家内杂役，还常常遭受主子的任意虐待拷打。
虽然在包衣当中也分等级尊卑，部分被主子宠信的“高级”包衣也有自己的包衣，能够成为小主子，甚至上演“喜鹊变凤凰”的奇迹，比如清军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嘉庆皇帝的生母---乾隆的孝仪皇后，在入宫前其实就是汉人包衣魏清泰的女儿，正因为如此，她无法参加专为旗人女子提供入宫捷径的选秀活动，而只能以宫女的身份入宫服侍皇帝妃嫔，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却意外地让她为乾隆皇帝看中并临幸宠爱，册封为贵人，最终竟然晋升为妃嫔等级中的最高一级皇贵妃，实际统掌后宫，并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颐和园的“天地一家春”生下后来成为嘉庆皇帝的皇十五子永琰而在乾隆六十年被乾隆皇帝追封为孝仪皇后，从而书写了有清一代二十余位皇后中唯一的“灰姑娘”式的传奇。（清代的皇后几乎都是旗人官家小姐出身，孝仪算是仅有的一个例外，所以直到儿子嘉庆皇帝即位之后已经入土为安的她才被抬入满洲正黄旗）
但这样的例子仅仅具有个别的意义，绝大多数包衣在主子眼里仍被当成只是会说话的财产，难以逃脱被主子任意处置甚至杀戮命运。
在这种非人的处境之下，逃亡就成了看不到希望的包衣们脱离苦海的唯一选择，据不完全统计，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全国逃亡的包衣已达三万之众，“逃人”已经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
面对此等严峻的形势，清廷并没有因势利导的放弃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奴隶制，而是制定了严厉的针对“逃人”的刑法，其中规定，旗下有奴仆逃亡，由兵部申文各州县缉捕，督捕衙门督办；逃人捕回任由主人拷打，逃亡三次捕回即行处死；收留逃人的所谓“窝主”，官府可以不问情由一律处死，籍没（窝主）的家口财产给本主.
如此一来，一般的汉人百姓人家就很少有人敢于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收留“逃人”，而“逃人”在疯狂的追捕和严苛的惩罚面前，只有寻求有强大背景的人物充当靠山以求偷生，而耿仲明等手握兵权的汉人藩镇自然就成了理想的目标对象。
当然，由于清廷严厉的追捕，逃人即使躲入藩镇军中也难保迟早被暴露，顺治六年九月清廷刑部发出谕旨，明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三藩藏有逃人，要求彻查，结果耿仲明部查出逃人300余人，尚可喜部查出数百人，只有孔有德部未见藏匿者。
面对实际已经触犯清王朝刑律的事实，深知罪名难脱的耿仲明似乎感到了前途的渺茫，因此这个已经在沙场出生入死二十余载，曾经先投明军后降清军，曾做过故明东江镇将毛文龙义子，见过太多死亡的老将竟然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令人匪夷所思的于顺治六年十一月在江西吉安府自杀身亡，终年四十五岁。
客观而言，地位崇隆、战功卓著的靖南王耿仲明的一命归西，其表面原因是因为他违法收留逃人，知情不报；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清廷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的恶果，耿仲明作为汉人，其部属也均为汉人，自然会对同属一族的逃人有所同情，亦不会在军中推行类似于满洲贵族苛待包衣的政策，那样必将导致军心大乱，无法作战。但作为臣子的他又必须遵守清皇室所颁布的法令，也就无法避免因消极抵制这种错误政策而被迫陷入“知法犯法”恶性循环而带来的厄运，从这个意义上讲，靖南王耿仲明同样是清廷错误民族政策的牺牲品！
或许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使得当时不少自发起兵反清民间 “义师” 复又打出了反清扶明的旗号，尊奉明朝宗室为主；李自成和张献忠造反武装的残部也主动接受南明的招安，联合抗清；明清战争结束之后，其后发生的农民造反运动依然时不时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以争取人心和支持；民间秘密会党“天地会”一度也把“反清复明”作为自身的宗旨；甚至到了公元1902年，留日学生章太炎等人还倡议在崇祯皇帝的忌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会，提出“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
可以说，二十年战争所造成的民族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和宿怨，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完全的消弭，而是深深根植于不少汉人的心中，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明王朝在不少汉族士民心中本已不佳的形象----直到二百多年之后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目的辛亥革命中，还被革命党作为发动民众参加革命的宣传工具。
二十年战争所造成的第二个影响是，由于满洲贵族过于倚重汉人军阀用于征讨南明和农民造反武装，因而客观上造就了汉人三藩的坐大，为二十年战争仅仅结束九年之后的“三藩之乱”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历史上在清朝之前，由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所建立的金王朝和自蒙古高原异军突起的蒙元政权都曾经席卷中原，其中完颜阿骨打只以二千五百人起兵，仅用十年时间就消灭了立国长达二百一十年曾经强大的辽王朝，然后用两年时间就打垮了已经立国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迫使宋室南迁。
蒙元自1209年进攻西夏开始，到1279年在涯山最后灭亡南宋，前后消灭西夏、金、南宋三个王朝，共花去了整整70年时间。
与清廷对明帝国旧有疆域的征服有所不同的是，金和蒙元并没有过多的使用投降的汉将和汉军去讨伐对手，因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也就没有出现汉人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
清廷则因为人口的原因，单凭一已之力无法征服汉人占多数的关内广大地区，不得不以投降的汉人四藩（孔有德死后改为三藩）及其部属征讨南明，镇压起事的汉人，而在汉人四藩立下大功之后，为激励其努力征战（定南王孔有德和平南王尚可喜都曾在顺治时申请北归终老，而清廷为镇压南方反清势力，未予同意），又不得不以封王、掌兵、给予地方行政权等优厚条件给予安抚，最终造成了三藩裂土封疆，武力割据一方的事实，可见“三藩之乱”的爆发既有现实中的矛盾利益冲突，也有历史所造成原因。
作为首先造反的汉人吴三桂等人（平安王尚可喜并未造反，投降的是他的儿子尚之信）虽然其行为因为背叛民族大义、道德准则等原因被人不齿，但康熙撤藩的诏旨无疑是剥夺了他们通过苦战才换来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对于满洲贵族继续拥有的种种特权（满洲贵族中有世袭的铁帽子王，而且关外封禁，禁止汉人染指。），无疑难以让他们心理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去，三藩之乱也有着满人主导的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控与部分汉人主导的局部地方势力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发生矛盾冲突以武力进行权益再分配的民族博弈色彩。（其实一部分降清前明官员反正的原因也与此差不多）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自1644年清军入关到1683年清廷收台湾为止，长达四十年的历史毫无疑问的始终贯穿着尖锐的民族冲突和矛盾，因此无论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的历史爱好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如果有意的回避这种大背景，那他或许就很难真正理解这一时期导致很多历史事件发生的因因果果。
闲言少叙，下面转入正题，讲述本文的主人公―――南明隆武帝朱聿键。
隆武帝朱聿键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柽的九世孙，端王朱硕磺之孙，小字长寿，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其父为欲王朱器墭，朱器墭是端王朱硕磺长子。
朱聿键的先祖朱柽自永乐时代开始，就一直就藩居住于南阳，传到欲王朱器墭这一代已是第八代。
在一般人看来，作为出生于朱明皇朝宗室之家龙子龙孙，朱聿键自然应从小就享受可以伴随终生的荣华富贵，接受良好的教育，并纳妻娶妾，抚育子孙后代----这些都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自打立国之日起就赐给给宗族子弟的浩荡皇恩，只要朱元璋的子孙还在统治天下，就没有那位继任皇帝敢于改革这些老祖宗定下的祖制。
但在历史枯燥而又明确的记载中，朱聿键被拥立为帝之前的人生却是充满了坎坷。
朱聿键的生父朱器墭是端王的长子，本已在万历二十四年立为唐王世子，但祖父端王朱硕磺因宠信爱妾，欲立其所生的儿子为世子（与明神宗欲立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为太子如出一辙），因而不顾父子之情，借故将朱器墭囚禁起来，时年只有12岁的朱聿键便随着父母过起了囚禁生活，这一过就是15年。
崇祯二年（1629年），朱器墭为异母弟（也就是端王爱妾所生，为端王朱硕磺所宠爱的并打算立为世子的爱子）所毒杀，但端王却毫无半点亲情，不仅隐瞒朱器墭的死亡真相，而且还打算以弟代兄为世子。
可谁料想前来吊唁的河南分守道陈奇瑜、南阳知府王之桂却发现了事情的蹊跷之处，明确向端王暗示如不立朱聿键为世子，则事情容易败露，最后将难以逃脱法律的追责。
由于明代的藩王因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棣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已经事实上变成了由朝廷所供养的食客，不仅无法干预地方行政事务，还必须接受地方官府监督，因此端王面对陈、王二人的暗示，惊惧之下不得不册立朱聿键为世孙，接着崇祯皇帝又专门派人册封时年28岁朱聿键嗣唐王之位，崇祯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端王朱硕磺去世，朱聿键于崇祯五年六月初二日，受皇封为唐王。
朱聿键虽然凭借运气承袭了藩王之位，但自小就受尽磨难的他却并没有因此远离厄运，四年之后的崇祯九年八月，因清军入侵中原，担忧社稷的朱聿键在没有崇祯帝圣旨召唤的情况下带领王府护军进京勤王，结果被崇祯皇帝以“寇梗”的罪名给予废为庶人的严厉处罚，并囚禁于安徽凤阳祖陵反省思过。
一夜之间由藩王变为庶人，巨大的变故使得朱聿键的精神大受打击，而凤阳的守陵小吏又欺负这位昔日的王爷虎落平阳，在索贿不成的情况下，竟然用祖制的墩锁法羞辱他，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朱聿键不堪其辱，很快重病缠身，几至病殁的边缘。
危难之中，王妃曾氏给了自己的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神上莫大安慰，虽然囚牢条件恶劣（在囚牢中的朱聿键竟然连一张休息的床都没有，不得不以埝土为枕，草席为褥子。）可曾氏却毫无怨言的尽心尽力的照顾着自己的丈夫，她不仅悉心照料病中的朱聿键，早晚劝朱聿键不要担忧，冤屈必有昭雪的一天；甚至还在朱聿键病危之际以“割股疗亲”这种非常之举来挽救丈夫的性命。
或许是曾氏的苦心感动了上苍，或许是朱聿键命不当绝，反正朱聿键的病终于有点不可思议的痊愈了。
如果我们套用古代对于妇女“三从四德”的标准来评判曾氏的所作所为，的确可以说是可以说是毫无挑剔的，从今人的视角来看，也不失为一位贤妻良母式的贤内助和患难中不弃不离的忠贞拙荆。
这说到朱聿键的王妃曾氏，笔者顺便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位她，曾氏是诸生曾文颜之女，在崇祯五年，朱聿键受皇封为唐王之时，嫁与朱聿键，并同时接受崇祯皇帝诏旨敕封王妃的封号。
据史载，这位后来成为隆武帝皇后的王妃“性警敏，读书通文，有才能；凡兵马、钱粮悉能记忆，人才贤否辨若列眉。”她曾经在凤阳的陵墙内，上疏为夫君击鼓鸣冤；朱聿键当了皇帝之后，她亦参与政事，每当群臣奏事之时，她就躲在屏风聆听，并私下里常常与朱聿键共同商议，朱聿键十分敬重这位共患难的妻子，无论是做唐王还是当皇帝时都没有纳过姬妾。
虽然朱聿键自感冤屈，但在北京的崇祯皇帝却根本不愿谅解他，即便大臣朱大典等人数次为他上疏崇祯请求宽大处理，但崇祯皇帝始终不肯松口。
因此，朱聿键的第二次囚徒生活一直持续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崇祯皇帝在临终前曾经下诏各地勤王，但响应的官吏和宗藩几乎没有，真是一大讽刺。）弘光即位于南京之后，在广昌伯刘良佐奏请，弘光皇帝下诏特许下，才宣告结束了这段长达八年的囚徒生涯。（算起来，朱聿键的囚徒生活前后长达二十四年，在明朝历代的宗室藩王中实属少见）
朱聿键虽然恢复了人身自由和亲王的冠带，但被后人称为“极品败家”的弘光也没有在国难当头用他的心思，因此只是命他前往广西平乐府闲住而已。
当时年已经四十三岁的朱聿键准备前往广西时，却因为路费匮乏，不得已滞留镇江，正在此时，1645年五月，清兵南下，南京陷落，朱聿键随南逃之人避难于湖州、嘉兴，随后又到了杭州。
随着弘光小朝廷的彻底覆亡，对于那些不愿归降，在思想上仍然忠于明朝的官吏而言，重新拥立一位新帝，以其名义号令天下举旗反清复国，乃是当务之急，在此种背景下，一些官吏开始游说朱聿键出面监国，但朱聿键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做皇帝的机会，最初却做出拒绝的表示，因为他清楚，他的血统和崇祯皇帝离得太远。
血统这个东西在封建时代帝位继承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是皇家世系的亲疏决定的，按惯例，皇帝去世之后，如无子嗣，便要在血缘最近的平辈血亲中挑选皇位的继承人，比如明武宗朱厚照去世后，因无子嗣，内阁首辅杨廷和等大臣与太后张氏商议，立兴献王朱祐杬（明宪宗第二子）之子，与朱厚照同辈的堂弟朱厚璁为帝，就是后来的明世宗，这样世系就不会搞乱。
自小便经历过祖父“废长立幼”风波，在崇祯皇帝的干预下才成为唐王的朱聿键当然知道自己乃先祖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柽的九世孙，血统上早就和崇祯皇帝差的很远，根本没有资格角逐帝位。
另外，由于当时弘光的叔叔，明神宗的侄子的潞王朱常淓还在杭州，朱聿键也没有本钱和他一争高下。
但随着清军的迫近，曾经被东林党人认定为“贤王”的朱常淓在1645年六月初八日监国于杭州仅仅两天之后，便决定“甘心降清”，使得朱聿键“愤泣不胜”，在总兵郑鸿逵（郑成功的叔叔，郑芝龙的亲弟）的人马护卫下转移到福建福州，在这里聚集的弘光朝的旧臣黄道周、苏观生等人再次提议由他监国。
黄道周等人不顾血统，力推朱聿键监国当然也有不得已的原因，除了朱聿键本人是宗室中少有的鹤立鸡群者之外（纵观南明监国、称帝的几位宗室，朱聿键的人品和才能相对而言的确是最突出的，这也反映明宗室缺少干才这一尴尬的局面），更因为潞王朱常淓降清之后，和崇祯皇帝关系最近的血亲就只剩下远在广西的桂王，而东南忠于故明的士绅大臣急于解决继统问题，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这样，朱聿键在半推半就之下，于1645年闰6月15日监国于福州，二十七日即皇帝位，改元隆武，改福州为福京。
虽说有黄道周等人的力挺，但朱聿键很清楚自己明朝疏藩的身份无法更改，而且他一年以前还是高墙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没有足够的名分，在忠于故明的士绅大臣中也没有崇高的威信，完全是一个被他们临时拉出来的“消防队员”；远在广西的桂王凭借身份的高贵（明神宗第五子），迟早会取而代之，因此他也不得不搞一些收买人心的举动，以此来换取众人对他这个“舶来皇帝”的支持。
比如为了拉拢在福建的士绅大臣支持自己，朱聿键一即位，就对拥戴自己的福建的实力派人物郑芝龙兄弟等人大加封赏，郑芝龙封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将拥戴自己的文官黄道周等二十余人封为大学士，入阁人数之多，在明代历史上从未有过。
对于在浙江由浙系士绅大臣所拥立的监国鲁王朱以海和远在广西的明神宗之子桂王等人，朱聿键在监国诏书中就明确对桂王表示，“天下，王之天下。”在桂王去世之后，朱聿键又说：“永明王神宗嫡孙，朕无子，后当属诸”。这永明王即为后来称帝的永历皇帝朱由瑯。
对于在浙东宣布监国的鲁王朱以海，朱聿键则在九月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同时也向鲁王朱以海表示：“朕无子，王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终致于王。”
朱聿键的这番表态固然有他有意拉拢朱以海的意图在内，但当时南明客观上也的确需要上下齐心，共同对敌，从这一层面上讲，我们也就不能掩盖朱聿键诚心的另一面。
但正如前面所言，朱聿键的疏藩身份和低迷的人望，使他难以服众，虽然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之外的各地的南明政权机构的承认，但浙江方面争论的结果却是拒绝承认朱聿键的正统地位（朱以海见朝臣中不少人主张尊奉隆武帝愤愤不平，宣布退归藩位，但在大学士张国维等人的坚持下，终于拒绝接受隆武政权的诏书，宣布迎回朱以海），这样唐、鲁正统地位之争愈演愈烈，两家渐成水火之势。
虽然血统的疏离让朱聿键饱受困扰，但平庸无能的败家子弘光做亡国奴的严酷现实让虽为疏藩但却胸有大志的朱聿键清醒得认识到“光复帝室，驱逐清兵”是比血统争论更重要的头等大事，他自幼饱读诗书，熟悉历史，对于起于草莽，历尽波折，最终重建汉室的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非常钦佩，现在“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给了他一个效法光武帝刘秀的难得机遇和挑战（刘秀起兵时同样也是与西汉皇室的血缘已经离得很远。），他自然不愿轻易放弃（当然也有保持皇位的私心）
客观讲，朱聿键的确不同于无能昏聩的弘光，他有着让后世史家称道的个人能力和积极作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                 意志坚强。朱聿键在患难之中，“意气不挫”，坚意实
现“中兴”大业，认真读书，谨识大义，“枕戈泣血”，秉夜不休，具有卧薪尝胆的精神。
（2）                 注重读书，博通典故，文笔极佳。朱聿键称帝后颁刻
皇明祖训，自制登基、亲征诏书，号称“监国三诏”以及给鲁王的诏书，为朝野上下公认的名文，“群臣皆莫能及”。（根据历史记载鲁王的才能的确不及唐王远矣，包括连清兵都“敬之若神”的“海内名公”隆武朝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大学士黄道周都力劝其监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朱聿键的才能不凡。）
（3）                 生活节俭，毫不奢侈。史赞其“恭己俭约”身在宫中
“不御酒肉”，不备金玉，只用磁瓦、铜锡之类。宫中除了皇后之外，没有妃嫔。执事者只有30人，并提倡“躬行节俭，以裕兵食”。
（4）                 勤政爱民。朱聿键称帝之后，“批阅奏章,秉夜不休，
有多至数十百言者，”能“朝至夕发”，绝无积案。
在具体的施政方面，朱聿键为人称道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        朱聿键改变弘光朝以“平寇”为主的方针，转而已“御
虏”为主的方针。
朱聿键称帝之后，通过汲取弘光朝覆亡和朱常淓降清的的教训，已经认识到，南明的小朝廷的真正敌人乃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因此果断的竖起了抗清大旗，不仅诛杀了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马得厂，还下诏宣示天下指出：“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污我宗庙，害我子民，淫掠剃头，如在水火。朕今诛清使、旌忠臣外，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统御御营中军平彝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征……”
朱聿键明确把清廷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指斥清军的暴行，把自己塑造成吊民伐罪、维护社稷的正确代表，不失为一手得人心的好棋。
第二、朱聿键清醒的认识到朋党给社稷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消除党争，“用公舍明”的方针，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二十七日，朱聿键亲出考选推官策题云：“历代之受患，莫过于群臣朋党之最大。于今两京之覆，二帝之伤，皆此故也。……大明开天，党肇于神庙之季。东林、魏党；门户、马党，交激递变，而有如此之痛效矣。朕今志在荡平，尽去诸党之名，惟在廷严说谎之条，在外正贪婪之罚。……迩日在廷，似犹有不醒之迷，欲启水火之战，朕甚惧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令文武真和衷而共济乎？……朕今亦曰：‘去寇易，去党难。’然党不去，寇不驱也，审矣。”（《思文大纪》）
因此，朱聿键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明确调整用人方针，取舍上力戒门户之见，不咎既往，只要参与抗清就量才录用。
当时，弘光朝首辅马士英因弘光朝的昏庸无为，不为鲁王政权所欢迎，转而向隆武政权靠拢，朱聿键内心是欢迎他的，但朝廷上很多大臣同样表示反对，朱聿键只好下诏定士英为“罪辅”、“逆辅”，让他在江浙“图功自赎”，但私下里又托人向马士英表达了某种歉意，称：“阁部臣马士英，朕必不负其捧主之心……”
应该承认，在南明大批文官武将，甚至宗室都争相投清的非常情况下，朱聿键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努力挽回人心，挽留人才，是正确的保护隆武小朝廷的自救的明智之举。
第三、        朱聿键称帝之后，比较注重爱民和吏治，规定“小贪必
杖，大贪必杀”；他还针对南明官军随意杀戮被迫剃头的汉族士民时，特别下诏“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严禁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屠戮。
    当时，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罔顾中原汉人流传几千年的本民族传统文化，强制推行满族风俗文化，结果引起了汉族士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各地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掀起了一轮反清扶明的高潮。
朱聿键正是看准了这种民心民气可用，不失时机的实行了与满洲贵族针锋相对的举措，有利于争取老百姓对隆武政权的支持，凝聚摇摇欲坠的南明小朝廷的人心。
从今人的角度来审视朱聿键，很容易产生假如其身处故明时代，也许将成为一位有为的守成之君的暇思，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朱聿键在明宗室中虽然个人素养突出，也很想效法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光复故明的山河社稷，但自身素养的欠缺和客观现实的无奈，已经不可能在给他做光武帝刘秀第二的机会了。
回头看来，学者们在评介南明的历史时，往往都将失败归咎于南明政治制度的腐败无能，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南明方面宗室官吏素养方面的欠缺。
朱聿键作为南明君主中的出色代表，被后世史家寄予了无限同情，就如同崇祯皇帝被给予非亡国之君而亡国同情评分一样，但却忽略了朱聿键个人素养欠缺的一面。
依笔者愚见，朱聿键的个人素养欠缺是先天就造成的，这是他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克服的。
对比汉光武帝刘秀，朱聿键的不足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文采出众，儒学修养深厚，文韬武略不佳。
大家都知道，汉光武帝刘秀是个文武全才的统帅，从起兵伊始便冲锋陷阵，无论是前期以弱克强消灭新莽之战，还是后来消灭赤眉军和割据势力的诸多战役，他或亲自上阵冲锋，或幕后策划指挥，均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素养和谋略水准，更加手下有著名“云台二十八将”等一批出众的战将和谋士，有一支完全效忠于他个人，并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精锐之师，使得他在经受某些挫折和失利的情况下，很快走出阴影，反败为胜，扭转乾坤。
而朱聿键则长期生活在囚牢和王府之中，虽也受尽磨难，但与世隔绝，甚至难以了解外界的情况，在缺乏实力的情况下仓促的被推举为皇帝，虽饱读诗书，文化素养较高，称帝后表现出了的治管国家的才能，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个书生，对于排兵布阵、行军打仗完全是门外汉，（当然也和明末以带兵镇压造反武装的洪承畴、卢象昇、孙传廷等文官也没法比），而在当时清军大军压境、南明文武官员和军队大批投降的危急情况下，南明政权所需要的皇帝人选恰恰是像明成组朱棣这样富有胆识和统军作战能力的枭雄式人物。（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时的本钱只是燕王府的几百亲兵而已，而他的对手建文帝朱允炆手握几十万大军）
显然，朱聿键并不是这号英雄人物，也就有心却无力挑起在军事上扭转颓势的这副重担。
其二，不善凝聚人心，招贤纳士，组织听命于自己的军事政治集团
汉光武帝刘秀在哥哥刘縯遇害之后，只身北上河北，通过自己的一番努力，采用种种的手段，终于建立了一个完全在政治上忠于自己的牢固军事政治集团（虽然其中刘秀的处境也一度颇为艰难，甚至有南返逃离河北之心），手中积累了敢于和更始帝刘玄叫板的资本，开始走上了兼并其他割据势力的征讨之路。
而朱聿键在称帝之后，面对大量文武官吏的不断投降，人心涣散难挽的事实和与鲁王集团的对立，虽然采取了某些措施，但面对清强明弱的不争事实，难以在根本上挽回动摇的人心士气，就在隆武政权灭亡前夕，隆武帝发现朝中大臣暗中投寄给清廷的请降书达二百余封，面对此等大势已去，他也只能无可奈何的一律在午门前一烧了之，并告诫诸臣“有之者当从此改心易虑；其本无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贰初衷。”
当然朱聿键个人素养上的不足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他的无奈更多的是由客观的局势所决定的，非他个人所能改变。
不可否认，朱聿键进取之心很强，刚一即位就要御驾亲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自己想有所作为已越来越不可能。
在隆武帝的计划中，他提出了五路兴兵的总体方针，即郑鸿逵、郑彩各带二路大军，从陆上远征浙江与江西；其中，郑鸿逵部主要在赣北与浙江作战，而郑彩部分为两支出击江西，主要在江西中部作战。另有二支水师分路出兵，一支北上，一支南下；再次，隆武帝在郑芝龙军，作为殿后。
正如前所述，隆武政权是在以郑芝龙为首的武将和黄宗周为首的文官等一批福建籍官吏的支持下建立的，同鲁王政权一样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郑芝龙，又名郑一官，号飞黄，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是明末清初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早年随舅父黄程在澳门从事海上贸易，后投奔侨居日本的华侨李旦门下，为李旦收为义子，因为人精明能干，为李旦所赏识，委派其专门负责越南的生意，不过数年，便成为巨贾。
郑芝龙在与日本人开展贸易的过程中，与日本平户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缔婚，田川松在天启四年（1624年）生下郑芝龙长子郑森，即后来抗击清军收复台湾的郑成功。
在开展海上贸易的过程中，郑芝龙开始了亦商亦盗的海上生涯，曾经与荷兰人合作，进行海上掠夺。
天启五年（1625年），与郑芝龙合作开拓台湾的漳州人颜思齐去世，众人推郑芝龙为盟主，继续开拓台湾，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
同时郑芝龙开始劫掠金门和厦门，经过一番交战，击败明军，将金门和厦门据为己有。
1628年郑芝龙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
戴上红顶子的郑芝龙自此成为了福建、台湾一带富可敌国的豪强势力，他的军队打明军的旗子，但军饷却由他自己发放，这支三万之众的水师曾击败荷兰人和其他海寇，让他独霸了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
郑芝龙作为掌握兵权的实力派，实际一直把握朝政，隆武帝为拉住他继续支持自己，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朱聿键要用兵光复失地，就需要掌握兵权的郑芝龙的通力合作，因为他提出的这个计划基本是依托郑芝龙的人马出闽作战来实施。
但朱聿键却忽视了一个重要情况-----此时的隆武朝军力已经是捉襟见肘，难以支撑他的宏伟蓝图了。
这是因为，到崇祯皇帝自缢时，明军的精锐部队在长期的与满清和农民军的作战中基本消耗殆尽，最后由吴三桂统帅的关宁军也在山海关投降了清廷，而不是南下投奔南明或归降李自成。
同时，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部队在北方的流动作战和清军的入关掠夺式侵袭摧毁了明朝在北方的行政体系，北方的广大地域基本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清廷南下没有遇到在江南那样的顽强抵抗，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而弘光政权瓦解之后，随着江北四镇总兵的或死或降以及左良玉部的投降，南明在江南的军事力量实际只剩下了在福建的郑芝龙和湖南的何腾蛟两支正规军，其余的大多是起义的义师和收拢的散兵游勇，以及地方官所掌握的地方团练武装，普遍缺乏训练和军饷，已无力向清军发起战略反攻。
郑芝龙作为崇祯朝被福建巡抚熊文灿所招安的海寇，手中握有一支由他自己私人出资发饷的水师计三千人，其弟郑鸿逵在弘光朝曾经临时招募一支水师北上，驻扎镇江，清军南下时他因作战失利，率残部护卫朱聿键到福建，收拢了部分残部，总计还剩大约两千人。
隆武政权成立后，为推行朱聿键的亲征计划，郑芝龙兄弟的部队有所扩大，但因军饷匮乏，郑氏的部队也一直保持在六千人上下。
除此之外，还有大约一万五千左右听命于隆武朝的粤军和赣军，合计下来，这两万人马就是隆武朝武装力量的全部家当。
虽然当时在浙江还有鲁王朱以海号称十万之众的人马，但由于唐、鲁政权事实上已陷于严重对立，因此朱聿键不可能指望鲁王的军马支援自己的计划。
就拿朱聿键自己的警卫队来说，实际是由原福州本地的卫所军改编而成，而明代的卫所军到明朝后期都已经变军为民，隆武帝即位后他们被改编为仪仗队使用，基本没有战斗力，根本无法用于作战。
而隆武朝的对手是投降清廷的汉人四藩和新近归附清朝的南明正规军，虽然攻打满洲军不怎麽样，但对付南明的残军却是绰绰有余，再加上南明内耗严重，不断有人归降，使得朱聿键的五路兴兵计划的确可用脱离实际来形容。
但在疆域不断沦陷，文臣武将不断投降，清军步步紧逼的背景下，为了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隆武朝，面对唐鲁对立、军饷匮乏、权臣擅政，人心涣散的困局，根基本来就不牢的隆武帝必须要做出些成绩来树立个人的威信和维系自己的皇位，而不可能像自己的先祖朱元璋那样推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稳健策略，（当然朱聿键不可能像先祖朱元璋那样抛开郑芝龙自主创业，招兵买马，他并没有那个能力）正是这种在形势逼迫下的急功近利，让他不顾一切的催促开战。
从隆武元年八月到隆武二年二月，半年之内，郑鸿逵、郑彩甚至大学士黄道周都积极向江西进军并与清军交战，但处于弱势的南明军不仅无力与清军抗衡，反而一再损兵折将，最后连“投笔从戎”的黄道周都被清军俘获遇害。
黄道周，字幼玄（或幼平），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明代福建漳浦铜山（现东山县）人，明末著名的学者、书画家、民族英雄。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黄道周为人刚正不阿，在崇祯朝因为与崇祯信任的杨嗣昌辩论时，当面指斥崇祯皇帝“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触怒崇祯，因而被连贬六级。
崇祯十三年（1640），江西巡抚解学龙举荐黄道周，惹怒崇祯皇帝，被治罪，黄道周被解学龙牵连，被判永远充军广西。
崇祯十四年，杨嗣昌治政有失，自杀而亡。崇祯回想起黄道周当初的预言，便下旨将黄道周复官，入京召见。黄道周见朝廷昏庸无道，国运已尽，遂告病辞官，回到老家福建漳浦，结庐先人墓侧，专心著述。
弘光朝建立之后，他再次出山担任弘光朝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弘光朝败亡之后，转而拥戴朱聿键为帝，以图东山再起。
黄道周作为朱聿键所信任的重臣，本来打算与自己推崇的这位明君同舟共济，但郑芝龙自持兵权在握，骄横跋扈，不把隆武帝和黄道周等文官放在眼里，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愤慨之下，黄道周自告奋勇督兵出福建，联络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部义军，设法为隆武朝廷打开局面。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黄道周勉强拼凑了三千多名士卒踏上了征途，掌权的郑芝龙不但不予接济，而且粮饷也只给了一个月。师出不久，兵饷就接济不上。黄道周只好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书法亲笔书写委任状，沿途召募一些忠贞之士。
后世的史家评论黄道周出兵，基本上众口一词对这位学问高深的隆武朝大学士的统兵御敌行动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确实，黄道周虽读过一些兵书，为《广百将传》作了注断，却只是纸上谈兵，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部下兵将大抵是应募而来，缺乏作战经验，不过凭着一腔热血奋勇向前而已。
后来投降清廷，最后收复台湾的施琅当时正在黄道周军中充当偏裨，深知前途凶多吉少，于是建议黄道周遣散队伍，只带少数经过挑选的人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广西等地总督、巡抚、总兵，会师进取。
但当时正在兴奋中的黄道周却看好自己的声望，认为会有很多人响应自己，对施琅的这一正确建议不予采纳。
随着战事的展开，黄道周连吃败仗，头脑开始变得较为清醒，他意识到自己非统兵御敌之才，于是向隆武帝恳求，放他回乡养老，所余部队可交给其他将领。但隆武帝并没有同意。 [s R F+D!  
于是黄道周在兵弱饷匮，损失很大的情况下，仍然不顾一切进攻，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官黄道周再次发动进攻，目标是安徽的徽州府，第二天，清徽宁池太提督张天禄立即率军分三路围攻在安徽婺源县境明堂里下营的黄道周，黄道周部众被打散，他本人被张天禄部下总兵胡茂祯部俘虏。
黄道周被俘后，送至南京囚禁，由于他名声在外，清廷派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洪承畴又羞又愧，上疏请求免道周死刑，清廷不准。后绝食十二日，期间其妻蔡氏来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
隆武二年三月五日，黄道周就义于南京，在东华门刑场上，他面向南方再拜，后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血书遗家人：“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临刑前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最后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黄道周终年六十一岁。
楔子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以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这首诞生于明末清初连天烽火之中，由抗清豪杰张煌言亲笔手书的诗作，名曰《入武林》，它真实的反映了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气节和民族大义的汉族士大夫不畏强暴，继承先人遗志，坚持尊奉南迁明宗室为正统，以保卫恢复故明疆土为理念，与由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的军队进行殊死拼搏这一后人不得不正视且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虽然最终南明与清朝的军事较量以南明的失败和清廷的一统江山而告一段落，但这场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争战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在笔者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战争在相当一部分的汉族士大夫和民众心目中，牢固树立了明室为主，清廷为“狄夷”的正反是非观念。
本来，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到了最后的崇祯一朝，已经是腐朽不堪，以致于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人马攻入国都北京时，在京的明朝文武大臣除了少数人随崇祯皇帝殉节以外，大多数都以选择无条件投降的方式表达了承认过去曾被他们称为“流寇”的新贵李自成成为帝国新主人的人心所向。
不仅如此，人心的向背还表现在大批汉族士人官吏成批地望风投向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廷一方，并助其打败作为对手的明军和消灭与清廷相抗衡的南明政权反戈一击上，清豫亲王多铎在进入南京时，弘光朝以总督京营戍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赵之龙为首的官员170余人，马、步兵23.83万人集体不战归降，并且大开南京洪武门，行四拜礼，跪迎多铎进城。如此的卑躬屈膝，在中国古代史上的确是不多见的。
但随着入关的清军开始对明帝国旧有疆域的征服，以及伴随而来的残酷杀戮和具有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性质的国家政策的出台实行，使得原本期望通过改朝换代的获得实惠好处的汉族士人和百姓对新来统治者暴虐的一面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地举行激烈的反抗，在这个血腥而又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结出了民族之间积怨渐深的恶果。
有三个例子可以清楚说明这种宿怨的成因，其中一个是，以高举反清扶明大旗，举兵收复台湾而著称，曾被当代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称为民族英雄的郑成功的母亲翁氏，在顺治三年（1646年）遭到进入郑成功家乡福建安平的清兵无端残暴，悲愤之下自缢而死，除了留下了一个无处伸冤且让后人唏嘘不已的悲惨案例之外，(当时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已经降清，他自以为有功，自家“可免暴掠”，因此不设防备。)，更让年轻的郑成功自此与清廷结下了不共戴天的家仇，他至死都坚持反清复明，可说与此飞来横祸关系不小！
另一个例子是投降清廷的原明大同总兵姜壤，因为满洲贵族上层官吏“肆行凌虐”地方官和百姓而反水。
和许多先降李自成后降清廷的原明官吏一样，姜壤当然谈不上对明室的“忠君敬上”，个人利益前途的取舍当然是他投降的清廷的原始动机，可即便如此，作为总兵的他却仍然受到满洲贵族的打压欺凌。
在大同驻扎有满洲贵族直接控制和指挥的满洲兵，他们依仗上司的纵容，常有不法行为，而汉族士绅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作为良知并未完全泯灭的武官姜壤却不甘于逆来顺受，因而与满洲贵族发生了冲突。
一日，一位有身份女子出嫁，正巧为路过的满洲贵族英亲王阿济格的侍从撞见，竟然将新娘劫掠奸淫。为此，姜壤亲自拜见同驻大同的清英亲王阿济格，进行抗争，但骄横的阿济格不但不予理睬，还硬把姜壤赶出了军门，这就使得姜壤极为愤怒，私下里下定决心要复仇，（当然这不是他造反的唯一原因）最后于顺治五年（1648年）十二月举兵反清。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到，降清的故明官吏虽名义上
同样已经是享受清廷俸禄供养的正式官员，“谢主隆恩”，但在现实中却不得不同样忍受具有民族歧视式的欺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原本就谈不上有强烈封建伦理纲常观念的一部分降清汉族官吏的反水也就不是简单的“心怀故国”，而是具有了类似于老百姓一样的官逼民反的激变性质的求生本能的自然流露。
第三个例子是清朝册封的汉人四藩中的靖南王耿仲明，因为所部被查出藏匿“逃人”，而畏罪自尽。
耿仲明作为最早投降清朝的汉人四藩中的两人之一（另一个是孔有德），加入了汉军正黄旗（正黄旗是清帝直辖的上三旗之一），先后追随皇太极和多尔衮，在对明及南明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并凭借此于在顺治六年五月被清廷册封为靖南王（先前称怀顺王），并赐给金册金印信！此时距离其降清之日已有十六年之久。
谁料想，耿仲明的靖南王做了还不到半年，就出人意料的在顺治六年十一月因为犯下藏匿“逃人”的大罪，畏罪自杀！
所谓“逃人”，就是对作为满洲贵族的私有财产---包衣（奴隶）因不堪忍受主子虐待，私下里亡者的称呼。
明末清初的时代，满洲贵族处于封建农奴制的阶段，八旗王公贵族拥有大批的农奴和奴仆（当然都是汉人），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地位低下，不但要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和家内杂役，还常常遭受主子的任意虐待拷打。
虽然在包衣当中也分等级尊卑，部分被主子宠信的“高级”包衣也有自己的包衣，能够成为小主子，甚至上演“喜鹊变凤凰”的奇迹，比如清军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嘉庆皇帝的生母---乾隆的孝仪皇后，在入宫前其实就是汉人包衣魏清泰的女儿，正因为如此，她无法参加专为旗人女子提供入宫捷径的选秀活动，而只能以宫女的身份入宫服侍皇帝妃嫔，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却意外地让她为乾隆皇帝看中并临幸宠爱，册封为贵人，最终竟然晋升为妃嫔等级中的最高一级皇贵妃，实际统掌后宫，并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颐和园的“天地一家春”生下后来成为嘉庆皇帝的皇十五子永琰而在乾隆六十年被乾隆皇帝追封为孝仪皇后，从而书写了有清一代二十余位皇后中唯一的“灰姑娘”式的传奇。（清代的皇后几乎都是旗人官家小姐出身，孝仪算是仅有的一个例外，所以直到儿子嘉庆皇帝即位之后已经入土为安的她才被抬入满洲正黄旗）
但这样的例子仅仅具有个别的意义，绝大多数包衣在主子眼里仍被当成只是会说话的财产，难以逃脱被主子任意处置甚至杀戮命运。
在这种非人的处境之下，逃亡就成了看不到希望的包衣们脱离苦海的唯一选择，据不完全统计，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全国逃亡的包衣已达三万之众，“逃人”已经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
面对此等严峻的形势，清廷并没有因势利导的放弃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奴隶制，而是制定了严厉的针对“逃人”的刑法，其中规定，旗下有奴仆逃亡，由兵部申文各州县缉捕，督捕衙门督办；逃人捕回任由主人拷打，逃亡三次捕回即行处死；收留逃人的所谓“窝主”，官府可以不问情由一律处死，籍没（窝主）的家口财产给本主.
如此一来，一般的汉人百姓人家就很少有人敢于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收留“逃人”，而“逃人”在疯狂的追捕和严苛的惩罚面前，只有寻求有强大背景的人物充当靠山以求偷生，而耿仲明等手握兵权的汉人藩镇自然就成了理想的目标对象。
当然，由于清廷严厉的追捕，逃人即使躲入藩镇军中也难保迟早被暴露，顺治六年九月清廷刑部发出谕旨，明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三藩藏有逃人，要求彻查，结果耿仲明部查出逃人300余人，尚可喜部查出数百人，只有孔有德部未见藏匿者。
面对实际已经触犯清王朝刑律的事实，深知罪名难脱的耿仲明似乎感到了前途的渺茫，因此这个已经在沙场出生入死二十余载，曾经先投明军后降清军，曾做过故明东江镇将毛文龙义子，见过太多死亡的老将竟然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令人匪夷所思的于顺治六年十一月在江西吉安府自杀身亡，终年四十五岁。
客观而言，地位崇隆、战功卓著的靖南王耿仲明的一命归西，其表面原因是因为他违法收留逃人，知情不报；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清廷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的恶果，耿仲明作为汉人，其部属也均为汉人，自然会对同属一族的逃人有所同情，亦不会在军中推行类似于满洲贵族苛待包衣的政策，那样必将导致军心大乱，无法作战。但作为臣子的他又必须遵守清皇室所颁布的法令，也就无法避免因消极抵制这种错误政策而被迫陷入“知法犯法”恶性循环而带来的厄运，从这个意义上讲，靖南王耿仲明同样是清廷错误民族政策的牺牲品！
或许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使得当时不少自发起兵反清民间 “义师” 复又打出了反清扶明的旗号，尊奉明朝宗室为主；李自成和张献忠造反武装的残部也主动接受南明的招安，联合抗清；明清战争结束之后，其后发生的农民造反运动依然时不时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以争取人心和支持；民间秘密会党“天地会”一度也把“反清复明”作为自身的宗旨；甚至到了公元1902年，留日学生章太炎等人还倡议在崇祯皇帝的忌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会，提出“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
可以说，二十年战争所造成的民族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和宿怨，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完全的消弭，而是深深根植于不少汉人的心中，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明王朝在不少汉族士民心中本已不佳的形象----直到二百多年之后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目的辛亥革命中，还被革命党作为发动民众参加革命的宣传工具。
二十年战争所造成的第二个影响是，由于满洲贵族过于倚重汉人军阀用于征讨南明和农民造反武装，因而客观上造就了汉人三藩的坐大，为二十年战争仅仅结束九年之后的“三藩之乱”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历史上在清朝之前，由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所建立的金王朝和自蒙古高原异军突起的蒙元政权都曾经席卷中原，其中完颜阿骨打只以二千五百人起兵，仅用十年时间就消灭了立国长达二百一十年曾经强大的辽王朝，然后用两年时间就打垮了已经立国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迫使宋室南迁。
蒙元自1209年进攻西夏开始，到1279年在涯山最后灭亡南宋，前后消灭西夏、金、南宋三个王朝，共花去了整整70年时间。
与清廷对明帝国旧有疆域的征服有所不同的是，金和蒙元并没有过多的使用投降的汉将和汉军去讨伐对手，因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也就没有出现汉人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
清廷则因为人口的原因，单凭一已之力无法征服汉人占多数的关内广大地区，不得不以投降的汉人四藩（孔有德死后改为三藩）及其部属征讨南明，镇压起事的汉人，而在汉人四藩立下大功之后，为激励其努力征战（定南王孔有德和平南王尚可喜都曾在顺治时申请北归终老，而清廷为镇压南方反清势力，未予同意），又不得不以封王、掌兵、给予地方行政权等优厚条件给予安抚，最终造成了三藩裂土封疆，武力割据一方的事实，可见“三藩之乱”的爆发既有现实中的矛盾利益冲突，也有历史所造成原因。
作为首先造反的汉人吴三桂等人（平安王尚可喜并未造反，投降的是他的儿子尚之信）虽然其行为因为背叛民族大义、道德准则等原因被人不齿，但康熙撤藩的诏旨无疑是剥夺了他们通过苦战才换来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对于满洲贵族继续拥有的种种特权（满洲贵族中有世袭的铁帽子王，而且关外封禁，禁止汉人染指。），无疑难以让他们心理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去，三藩之乱也有着满人主导的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控与部分汉人主导的局部地方势力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发生矛盾冲突以武力进行权益再分配的民族博弈色彩。（其实一部分降清前明官员反正的原因也与此差不多）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自1644年清军入关到1683年清廷收台湾为止，长达四十年的历史毫无疑问的始终贯穿着尖锐的民族冲突和矛盾，因此无论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的历史爱好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如果有意的回避这种大背景，那他或许就很难真正理解这一时期导致很多历史事件发生的因因果果。
闲言少叙，下面转入正题，讲述本文的主人公―――南明隆武帝朱聿键。
隆武帝朱聿键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柽的九世孙，端王朱硕磺之孙，小字长寿，生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其父为欲王朱器墭，朱器墭是端王朱硕磺长子。
朱聿键的先祖朱柽自永乐时代开始，就一直就藩居住于南阳，传到欲王朱器墭这一代已是第八代。
在一般人看来，作为出生于朱明皇朝宗室之家龙子龙孙，朱聿键自然应从小就享受可以伴随终生的荣华富贵，接受良好的教育，并纳妻娶妾，抚育子孙后代----这些都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自打立国之日起就赐给给宗族子弟的浩荡皇恩，只要朱元璋的子孙还在统治天下，就没有那位继任皇帝敢于改革这些老祖宗定下的祖制。
但在历史枯燥而又明确的记载中，朱聿键被拥立为帝之前的人生却是充满了坎坷。
朱聿键的生父朱器墭是端王的长子，本已在万历二十四年立为唐王世子，但祖父端王朱硕磺因宠信爱妾，欲立其所生的儿子为世子（与明神宗欲立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为太子如出一辙），因而不顾父子之情，借故将朱器墭囚禁起来，时年只有12岁的朱聿键便随着父母过起了囚禁生活，这一过就是15年。
崇祯二年（1629年），朱器墭为异母弟（也就是端王爱妾所生，为端王朱硕磺所宠爱的并打算立为世子的爱子）所毒杀，但端王却毫无半点亲情，不仅隐瞒朱器墭的死亡真相，而且还打算以弟代兄为世子。
可谁料想前来吊唁的河南分守道陈奇瑜、南阳知府王之桂却发现了事情的蹊跷之处，明确向端王暗示如不立朱聿键为世子，则事情容易败露，最后将难以逃脱法律的追责。
由于明代的藩王因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棣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已经事实上变成了由朝廷所供养的食客，不仅无法干预地方行政事务，还必须接受地方官府监督，因此端王面对陈、王二人的暗示，惊惧之下不得不册立朱聿键为世孙，接着崇祯皇帝又专门派人册封时年28岁朱聿键嗣唐王之位，崇祯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端王朱硕磺去世，朱聿键于崇祯五年六月初二日，受皇封为唐王。
朱聿键虽然凭借运气承袭了藩王之位，但自小就受尽磨难的他却并没有因此远离厄运，四年之后的崇祯九年八月，因清军入侵中原，担忧社稷的朱聿键在没有崇祯帝圣旨召唤的情况下带领王府护军进京勤王，结果被崇祯皇帝以“寇梗”的罪名给予废为庶人的严厉处罚，并囚禁于安徽凤阳祖陵反省思过。
一夜之间由藩王变为庶人，巨大的变故使得朱聿键的精神大受打击，而凤阳的守陵小吏又欺负这位昔日的王爷虎落平阳，在索贿不成的情况下，竟然用祖制的墩锁法羞辱他，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朱聿键不堪其辱，很快重病缠身，几至病殁的边缘。
危难之中，王妃曾氏给了自己的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神上莫大安慰，虽然囚牢条件恶劣（在囚牢中的朱聿键竟然连一张休息的床都没有，不得不以埝土为枕，草席为褥子。）可曾氏却毫无怨言的尽心尽力的照顾着自己的丈夫，她不仅悉心照料病中的朱聿键，早晚劝朱聿键不要担忧，冤屈必有昭雪的一天；甚至还在朱聿键病危之际以“割股疗亲”这种非常之举来挽救丈夫的性命。
或许是曾氏的苦心感动了上苍，或许是朱聿键命不当绝，反正朱聿键的病终于有点不可思议的痊愈了。
如果我们套用古代对于妇女“三从四德”的标准来评判曾氏的所作所为，的确可以说是可以说是毫无挑剔的，从今人的视角来看，也不失为一位贤妻良母式的贤内助和患难中不弃不离的忠贞拙荆。
这说到朱聿键的王妃曾氏，笔者顺便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位她，曾氏是诸生曾文颜之女，在崇祯五年，朱聿键受皇封为唐王之时，嫁与朱聿键，并同时接受崇祯皇帝诏旨敕封王妃的封号。
据史载，这位后来成为隆武帝皇后的王妃“性警敏，读书通文，有才能；凡兵马、钱粮悉能记忆，人才贤否辨若列眉。”她曾经在凤阳的陵墙内，上疏为夫君击鼓鸣冤；朱聿键当了皇帝之后，她亦参与政事，每当群臣奏事之时，她就躲在屏风聆听，并私下里常常与朱聿键共同商议，朱聿键十分敬重这位共患难的妻子，无论是做唐王还是当皇帝时都没有纳过姬妾。
虽然朱聿键自感冤屈，但在北京的崇祯皇帝却根本不愿谅解他，即便大臣朱大典等人数次为他上疏崇祯请求宽大处理，但崇祯皇帝始终不肯松口。
因此，朱聿键的第二次囚徒生活一直持续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崇祯皇帝在临终前曾经下诏各地勤王，但响应的官吏和宗藩几乎没有，真是一大讽刺。）弘光即位于南京之后，在广昌伯刘良佐奏请，弘光皇帝下诏特许下，才宣告结束了这段长达八年的囚徒生涯。（算起来，朱聿键的囚徒生活前后长达二十四年，在明朝历代的宗室藩王中实属少见）
朱聿键虽然恢复了人身自由和亲王的冠带，但被后人称为“极品败家”的弘光也没有在国难当头用他的心思，因此只是命他前往广西平乐府闲住而已。
当时年已经四十三岁的朱聿键准备前往广西时，却因为路费匮乏，不得已滞留镇江，正在此时，1645年五月，清兵南下，南京陷落，朱聿键随南逃之人避难于湖州、嘉兴，随后又到了杭州。
随着弘光小朝廷的彻底覆亡，对于那些不愿归降，在思想上仍然忠于明朝的官吏而言，重新拥立一位新帝，以其名义号令天下举旗反清复国，乃是当务之急，在此种背景下，一些官吏开始游说朱聿键出面监国，但朱聿键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做皇帝的机会，最初却做出拒绝的表示，因为他清楚，他的血统和崇祯皇帝离得太远。
血统这个东西在封建时代帝位继承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是皇家世系的亲疏决定的，按惯例，皇帝去世之后，如无子嗣，便要在血缘最近的平辈血亲中挑选皇位的继承人，比如明武宗朱厚照去世后，因无子嗣，内阁首辅杨廷和等大臣与太后张氏商议，立兴献王朱祐杬（明宪宗第二子）之子，与朱厚照同辈的堂弟朱厚璁为帝，就是后来的明世宗，这样世系就不会搞乱。
自小便经历过祖父“废长立幼”风波，在崇祯皇帝的干预下才成为唐王的朱聿键当然知道自己乃先祖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柽的九世孙，血统上早就和崇祯皇帝差的很远，根本没有资格角逐帝位。
另外，由于当时弘光的叔叔，明神宗的侄子的潞王朱常淓还在杭州，朱聿键也没有本钱和他一争高下。
但随着清军的迫近，曾经被东林党人认定为“贤王”的朱常淓在1645年六月初八日监国于杭州仅仅两天之后，便决定“甘心降清”，使得朱聿键“愤泣不胜”，在总兵郑鸿逵（郑成功的叔叔，郑芝龙的亲弟）的人马护卫下转移到福建福州，在这里聚集的弘光朝的旧臣黄道周、苏观生等人再次提议由他监国。
黄道周等人不顾血统，力推朱聿键监国当然也有不得已的原因，除了朱聿键本人是宗室中少有的鹤立鸡群者之外（纵观南明监国、称帝的几位宗室，朱聿键的人品和才能相对而言的确是最突出的，这也反映明宗室缺少干才这一尴尬的局面），更因为潞王朱常淓降清之后，和崇祯皇帝关系最近的血亲就只剩下远在广西的桂王，而东南忠于故明的士绅大臣急于解决继统问题，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这样，朱聿键在半推半就之下，于1645年闰6月15日监国于福州，二十七日即皇帝位，改元隆武，改福州为福京。
虽说有黄道周等人的力挺，但朱聿键很清楚自己明朝疏藩的身份无法更改，而且他一年以前还是高墙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没有足够的名分，在忠于故明的士绅大臣中也没有崇高的威信，完全是一个被他们临时拉出来的“消防队员”；远在广西的桂王凭借身份的高贵（明神宗第五子），迟早会取而代之，因此他也不得不搞一些收买人心的举动，以此来换取众人对他这个“舶来皇帝”的支持。
比如为了拉拢在福建的士绅大臣支持自己，朱聿键一即位，就对拥戴自己的福建的实力派人物郑芝龙兄弟等人大加封赏，郑芝龙封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将拥戴自己的文官黄道周等二十余人封为大学士，入阁人数之多，在明代历史上从未有过。
对于在浙江由浙系士绅大臣所拥立的监国鲁王朱以海和远在广西的明神宗之子桂王等人，朱聿键在监国诏书中就明确对桂王表示，“天下，王之天下。”在桂王去世之后，朱聿键又说：“永明王神宗嫡孙，朕无子，后当属诸”。这永明王即为后来称帝的永历皇帝朱由瑯。
对于在浙东宣布监国的鲁王朱以海，朱聿键则在九月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同时也向鲁王朱以海表示：“朕无子，王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终致于王。”
朱聿键的这番表态固然有他有意拉拢朱以海的意图在内，但当时南明客观上也的确需要上下齐心，共同对敌，从这一层面上讲，我们也就不能掩盖朱聿键诚心的另一面。
但正如前面所言，朱聿键的疏藩身份和低迷的人望，使他难以服众，虽然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之外的各地的南明政权机构的承认，但浙江方面争论的结果却是拒绝承认朱聿键的正统地位（朱以海见朝臣中不少人主张尊奉隆武帝愤愤不平，宣布退归藩位，但在大学士张国维等人的坚持下，终于拒绝接受隆武政权的诏书，宣布迎回朱以海），这样唐、鲁正统地位之争愈演愈烈，两家渐成水火之势。
虽然血统的疏离让朱聿键饱受困扰，但平庸无能的败家子弘光做亡国奴的严酷现实让虽为疏藩但却胸有大志的朱聿键清醒得认识到“光复帝室，驱逐清兵”是比血统争论更重要的头等大事，他自幼饱读诗书，熟悉历史，对于起于草莽，历尽波折，最终重建汉室的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非常钦佩，现在“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给了他一个效法光武帝刘秀的难得机遇和挑战（刘秀起兵时同样也是与西汉皇室的血缘已经离得很远。），他自然不愿轻易放弃（当然也有保持皇位的私心）
客观讲，朱聿键的确不同于无能昏聩的弘光，他有着让后世史家称道的个人能力和积极作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                 意志坚强。朱聿键在患难之中，“意气不挫”，坚意实
现“中兴”大业，认真读书，谨识大义，“枕戈泣血”，秉夜不休，具有卧薪尝胆的精神。
（2）                 注重读书，博通典故，文笔极佳。朱聿键称帝后颁刻
皇明祖训，自制登基、亲征诏书，号称“监国三诏”以及给鲁王的诏书，为朝野上下公认的名文，“群臣皆莫能及”。（根据历史记载鲁王的才能的确不及唐王远矣，包括连清兵都“敬之若神”的“海内名公”隆武朝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大学士黄道周都力劝其监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朱聿键的才能不凡。）
（3）                 生活节俭，毫不奢侈。史赞其“恭己俭约”身在宫中
“不御酒肉”，不备金玉，只用磁瓦、铜锡之类。宫中除了皇后之外，没有妃嫔。执事者只有30人，并提倡“躬行节俭，以裕兵食”。
（4）                 勤政爱民。朱聿键称帝之后，“批阅奏章,秉夜不休，
有多至数十百言者，”能“朝至夕发”，绝无积案。
在具体的施政方面，朱聿键为人称道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        朱聿键改变弘光朝以“平寇”为主的方针，转而已“御
虏”为主的方针。
朱聿键称帝之后，通过汲取弘光朝覆亡和朱常淓降清的的教训，已经认识到，南明的小朝廷的真正敌人乃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因此果断的竖起了抗清大旗，不仅诛杀了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马得厂，还下诏宣示天下指出：“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污我宗庙，害我子民，淫掠剃头，如在水火。朕今诛清使、旌忠臣外，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统御御营中军平彝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征……”
朱聿键明确把清廷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指斥清军的暴行，把自己塑造成吊民伐罪、维护社稷的正确代表，不失为一手得人心的好棋。
第二、朱聿键清醒的认识到朋党给社稷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消除党争，“用公舍明”的方针，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二十七日，朱聿键亲出考选推官策题云：“历代之受患，莫过于群臣朋党之最大。于今两京之覆，二帝之伤，皆此故也。……大明开天，党肇于神庙之季。东林、魏党；门户、马党，交激递变，而有如此之痛效矣。朕今志在荡平，尽去诸党之名，惟在廷严说谎之条，在外正贪婪之罚。……迩日在廷，似犹有不醒之迷，欲启水火之战，朕甚惧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令文武真和衷而共济乎？……朕今亦曰：‘去寇易，去党难。’然党不去，寇不驱也，审矣。”（《思文大纪》）
因此，朱聿键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明确调整用人方针，取舍上力戒门户之见，不咎既往，只要参与抗清就量才录用。
当时，弘光朝首辅马士英因弘光朝的昏庸无为，不为鲁王政权所欢迎，转而向隆武政权靠拢，朱聿键内心是欢迎他的，但朝廷上很多大臣同样表示反对，朱聿键只好下诏定士英为“罪辅”、“逆辅”，让他在江浙“图功自赎”，但私下里又托人向马士英表达了某种歉意，称：“阁部臣马士英，朕必不负其捧主之心……”
应该承认，在南明大批文官武将，甚至宗室都争相投清的非常情况下，朱聿键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努力挽回人心，挽留人才，是正确的保护隆武小朝廷的自救的明智之举。
第三、        朱聿键称帝之后，比较注重爱民和吏治，规定“小贪必
杖，大贪必杀”；他还针对南明官军随意杀戮被迫剃头的汉族士民时，特别下诏“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严禁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屠戮。
    当时，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罔顾中原汉人流传几千年的本民族传统文化，强制推行满族风俗文化，结果引起了汉族士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各地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掀起了一轮反清扶明的高潮。
朱聿键正是看准了这种民心民气可用，不失时机的实行了与满洲贵族针锋相对的举措，有利于争取老百姓对隆武政权的支持，凝聚摇摇欲坠的南明小朝廷的人心。
从今人的角度来审视朱聿键，很容易产生假如其身处故明时代，也许将成为一位有为的守成之君的暇思，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朱聿键在明宗室中虽然个人素养突出，也很想效法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光复故明的山河社稷，但自身素养的欠缺和客观现实的无奈，已经不可能在给他做光武帝刘秀第二的机会了。
回头看来，学者们在评介南明的历史时，往往都将失败归咎于南明政治制度的腐败无能，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南明方面宗室官吏素养方面的欠缺。
朱聿键作为南明君主中的出色代表，被后世史家寄予了无限同情，就如同崇祯皇帝被给予非亡国之君而亡国同情评分一样，但却忽略了朱聿键个人素养欠缺的一面。
依笔者愚见，朱聿键的个人素养欠缺是先天就造成的，这是他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克服的。
对比汉光武帝刘秀，朱聿键的不足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文采出众，儒学修养深厚，文韬武略不佳。
大家都知道，汉光武帝刘秀是个文武全才的统帅，从起兵伊始便冲锋陷阵，无论是前期以弱克强消灭新莽之战，还是后来消灭赤眉军和割据势力的诸多战役，他或亲自上阵冲锋，或幕后策划指挥，均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素养和谋略水准，更加手下有著名“云台二十八将”等一批出众的战将和谋士，有一支完全效忠于他个人，并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精锐之师，使得他在经受某些挫折和失利的情况下，很快走出阴影，反败为胜，扭转乾坤。
而朱聿键则长期生活在囚牢和王府之中，虽也受尽磨难，但与世隔绝，甚至难以了解外界的情况，在缺乏实力的情况下仓促的被推举为皇帝，虽饱读诗书，文化素养较高，称帝后表现出了的治管国家的才能，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个书生，对于排兵布阵、行军打仗完全是门外汉，（当然也和明末以带兵镇压造反武装的洪承畴、卢象昇、孙传廷等文官也没法比），而在当时清军大军压境、南明文武官员和军队大批投降的危急情况下，南明政权所需要的皇帝人选恰恰是像明成组朱棣这样富有胆识和统军作战能力的枭雄式人物。（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时的本钱只是燕王府的几百亲兵而已，而他的对手建文帝朱允炆手握几十万大军）
显然，朱聿键并不是这号英雄人物，也就有心却无力挑起在军事上扭转颓势的这副重担。
其二，不善凝聚人心，招贤纳士，组织听命于自己的军事政治集团
汉光武帝刘秀在哥哥刘縯遇害之后，只身北上河北，通过自己的一番努力，采用种种的手段，终于建立了一个完全在政治上忠于自己的牢固军事政治集团（虽然其中刘秀的处境也一度颇为艰难，甚至有南返逃离河北之心），手中积累了敢于和更始帝刘玄叫板的资本，开始走上了兼并其他割据势力的征讨之路。
而朱聿键在称帝之后，面对大量文武官吏的不断投降，人心涣散难挽的事实和与鲁王集团的对立，虽然采取了某些措施，但面对清强明弱的不争事实，难以在根本上挽回动摇的人心士气，就在隆武政权灭亡前夕，隆武帝发现朝中大臣暗中投寄给清廷的请降书达二百余封，面对此等大势已去，他也只能无可奈何的一律在午门前一烧了之，并告诫诸臣“有之者当从此改心易虑；其本无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贰初衷。”
当然朱聿键个人素养上的不足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他的无奈更多的是由客观的局势所决定的，非他个人所能改变。
不可否认，朱聿键进取之心很强，刚一即位就要御驾亲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自己想有所作为已越来越不可能。
在隆武帝的计划中，他提出了五路兴兵的总体方针，即郑鸿逵、郑彩各带二路大军，从陆上远征浙江与江西；其中，郑鸿逵部主要在赣北与浙江作战，而郑彩部分为两支出击江西，主要在江西中部作战。另有二支水师分路出兵，一支北上，一支南下；再次，隆武帝在郑芝龙军，作为殿后。
正如前所述，隆武政权是在以郑芝龙为首的武将和黄宗周为首的文官等一批福建籍官吏的支持下建立的，同鲁王政权一样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郑芝龙，又名郑一官，号飞黄，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是明末清初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早年随舅父黄程在澳门从事海上贸易，后投奔侨居日本的华侨李旦门下，为李旦收为义子，因为人精明能干，为李旦所赏识，委派其专门负责越南的生意，不过数年，便成为巨贾。
郑芝龙在与日本人开展贸易的过程中，与日本平户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缔婚，田川松在天启四年（1624年）生下郑芝龙长子郑森，即后来抗击清军收复台湾的郑成功。
在开展海上贸易的过程中，郑芝龙开始了亦商亦盗的海上生涯，曾经与荷兰人合作，进行海上掠夺。
天启五年（1625年），与郑芝龙合作开拓台湾的漳州人颜思齐去世，众人推郑芝龙为盟主，继续开拓台湾，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
同时郑芝龙开始劫掠金门和厦门，经过一番交战，击败明军，将金门和厦门据为己有。
1628年郑芝龙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招安，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
戴上红顶子的郑芝龙自此成为了福建、台湾一带富可敌国的豪强势力，他的军队打明军的旗子，但军饷却由他自己发放，这支三万之众的水师曾击败荷兰人和其他海寇，让他独霸了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
郑芝龙作为掌握兵权的实力派，实际一直把握朝政，隆武帝为拉住他继续支持自己，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朱聿键要用兵光复失地，就需要掌握兵权的郑芝龙的通力合作，因为他提出的这个计划基本是依托郑芝龙的人马出闽作战来实施。
但朱聿键却忽视了一个重要情况-----此时的隆武朝军力已经是捉襟见肘，难以支撑他的宏伟蓝图了。
这是因为，到崇祯皇帝自缢时，明军的精锐部队在长期的与满清和农民军的作战中基本消耗殆尽，最后由吴三桂统帅的关宁军也在山海关投降了清廷，而不是南下投奔南明或归降李自成。
同时，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部队在北方的流动作战和清军的入关掠夺式侵袭摧毁了明朝在北方的行政体系，北方的广大地域基本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清廷南下没有遇到在江南那样的顽强抵抗，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而弘光政权瓦解之后，随着江北四镇总兵的或死或降以及左良玉部的投降，南明在江南的军事力量实际只剩下了在福建的郑芝龙和湖南的何腾蛟两支正规军，其余的大多是起义的义师和收拢的散兵游勇，以及地方官所掌握的地方团练武装，普遍缺乏训练和军饷，已无力向清军发起战略反攻。
郑芝龙作为崇祯朝被福建巡抚熊文灿所招安的海寇，手中握有一支由他自己私人出资发饷的水师计三千人，其弟郑鸿逵在弘光朝曾经临时招募一支水师北上，驻扎镇江，清军南下时他因作战失利，率残部护卫朱聿键到福建，收拢了部分残部，总计还剩大约两千人。
隆武政权成立后，为推行朱聿键的亲征计划，郑芝龙兄弟的部队有所扩大，但因军饷匮乏，郑氏的部队也一直保持在六千人上下。
除此之外，还有大约一万五千左右听命于隆武朝的粤军和赣军，合计下来，这两万人马就是隆武朝武装力量的全部家当。
虽然当时在浙江还有鲁王朱以海号称十万之众的人马，但由于唐、鲁政权事实上已陷于严重对立，因此朱聿键不可能指望鲁王的军马支援自己的计划。
就拿朱聿键自己的警卫队来说，实际是由原福州本地的卫所军改编而成，而明代的卫所军到明朝后期都已经变军为民，隆武帝即位后他们被改编为仪仗队使用，基本没有战斗力，根本无法用于作战。
而隆武朝的对手是投降清廷的汉人四藩和新近归附清朝的南明正规军，虽然攻打满洲军不怎麽样，但对付南明的残军却是绰绰有余，再加上南明内耗严重，不断有人归降，使得朱聿键的五路兴兵计划的确可用脱离实际来形容。
但在疆域不断沦陷，文臣武将不断投降，清军步步紧逼的背景下，为了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隆武朝，面对唐鲁对立、军饷匮乏、权臣擅政，人心涣散的困局，根基本来就不牢的隆武帝必须要做出些成绩来树立个人的威信和维系自己的皇位，而不可能像自己的先祖朱元璋那样推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稳健策略，（当然朱聿键不可能像先祖朱元璋那样抛开郑芝龙自主创业，招兵买马，他并没有那个能力）正是这种在形势逼迫下的急功近利，让他不顾一切的催促开战。
从隆武元年八月到隆武二年二月，半年之内，郑鸿逵、郑彩甚至大学士黄道周都积极向江西进军并与清军交战，但处于弱势的南明军不仅无力与清军抗衡，反而一再损兵折将，最后连“投笔从戎”的黄道周都被清军俘获遇害。
黄道周，字幼玄（或幼平），又字螭若，螭平，号石斋，明代福建漳浦铜山（现东山县）人，明末著名的学者、书画家、民族英雄。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黄道周为人刚正不阿，在崇祯朝因为与崇祯信任的杨嗣昌辩论时，当面指斥崇祯皇帝“忠佞不分，则邪正混淆，何以治！”触怒崇祯，因而被连贬六级。
崇祯十三年（1640），江西巡抚解学龙举荐黄道周，惹怒崇祯皇帝，被治罪，黄道周被解学龙牵连，被判永远充军广西。
崇祯十四年，杨嗣昌治政有失，自杀而亡。崇祯回想起黄道周当初的预言，便下旨将黄道周复官，入京召见。黄道周见朝廷昏庸无道，国运已尽，遂告病辞官，回到老家福建漳浦，结庐先人墓侧，专心著述。
弘光朝建立之后，他再次出山担任弘光朝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弘光朝败亡之后，转而拥戴朱聿键为帝，以图东山再起。
黄道周作为朱聿键所信任的重臣，本来打算与自己推崇的这位明君同舟共济，但郑芝龙自持兵权在握，骄横跋扈，不把隆武帝和黄道周等文官放在眼里，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愤慨之下，黄道周自告奋勇督兵出福建，联络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部义军，设法为隆武朝廷打开局面。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黄道周勉强拼凑了三千多名士卒踏上了征途，掌权的郑芝龙不但不予接济，而且粮饷也只给了一个月。师出不久，兵饷就接济不上。黄道周只好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书法亲笔书写委任状，沿途召募一些忠贞之士。
后世的史家评论黄道周出兵，基本上众口一词对这位学问高深的隆武朝大学士的统兵御敌行动持批评和否定态度，确实，黄道周虽读过一些兵书，为《广百将传》作了注断，却只是纸上谈兵，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部下兵将大抵是应募而来，缺乏作战经验，不过凭着一腔热血奋勇向前而已。
后来投降清廷，最后收复台湾的施琅当时正在黄道周军中充当偏裨，深知前途凶多吉少，于是建议黄道周遣散队伍，只带少数经过挑选的人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广西等地总督、巡抚、总兵，会师进取。
但当时正在兴奋中的黄道周却看好自己的声望，认为会有很多人响应自己，对施琅的这一正确建议不予采纳。
随着战事的展开，黄道周连吃败仗，头脑开始变得较为清醒，他意识到自己非统兵御敌之才，于是向隆武帝恳求，放他回乡养老，所余部队可交给其他将领。但隆武帝并没有同意。 [s R F+D!  
于是黄道周在兵弱饷匮，损失很大的情况下，仍然不顾一切进攻，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官黄道周再次发动进攻，目标是安徽的徽州府，第二天，清徽宁池太提督张天禄立即率军分三路围攻在安徽婺源县境明堂里下营的黄道周，黄道周部众被打散，他本人被张天禄部下总兵胡茂祯部俘虏。
黄道周被俘后，送至南京囚禁，由于他名声在外，清廷派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洪承畴又羞又愧，上疏请求免道周死刑，清廷不准。后绝食十二日，期间其妻蔡氏来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
隆武二年三月五日，黄道周就义于南京，在东华门刑场上，他面向南方再拜，后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血书遗家人：“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临刑前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最后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黄道周终年六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