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瓦新椽终圆梦：中国航母的跌宕起伏

转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1-08/13/c_121855461.htm

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海军前装备技术部部长、少将郑明注意到，对于“瓦良格”的描述，新闻发言人耿雁生用了“废旧”二字。“中国正利用一艘废旧的航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这个"废"字用得挺妙。”郑明说，这既是“瓦良格”号航母的真实写照，也透露出外国企业无奈将其出售的历史悲情，又反映了中国引进航母技术跌宕起伏的过程……

昙花一现的论证

    作为中国航母论证、考察有关过程的主要参与者，郑明对个中曲折记忆犹新。

    而对于这个戏剧性的过程，中国船舶信息中心研究员、中船重工集团军工咨询委员于瀛将其总结为“三次浪潮”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当时在隶属海军建制的第七研究院十四所负责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工作的于瀛，随领导去院里开会。会议组织方在电话里特地提醒说，不能带笔和笔记本。

    在这次会议上，该院一位副院长宣布了一条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从即日起，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

    这是建国后第一道开展航母研究的命令。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海军司令陈绍宽曾经力推航母项目，并提出“30年建造10艘”的计划。但在1946年中国内战开打后，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对于瀛来说，这道命令下得有点突然。此前，于瀛所在的714所正面临被撤销的命运。

    院里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研究航母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什么优缺点，关键技术是什么，怎么用，以供领导决策参考。

    这一年，中国正处于与苏联全面交恶、与美国关系尚未缓和的时期，安全形势很严峻。美国的侦察机经常光临中国的领海，在海空领域技不如人的中国军队除了表示抗议外，办法并不多。中国的第一次航母论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在武器研制上的突飞猛进，是这次航母论证的另外一个背景。时任中央造船领导小组组长的李作鹏在其回忆录中称，1968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69年5月，常规动力舰开始批量制造；1970年4月份，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李作鹏说，中央军委的主管领导见此形势很高兴，提出要建航母，要成立海军陆战师。

    这场由中央军委发起的论证，具体的组织者是海军司令部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刘华清，当时刚从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位子上离开，担任“船办”主任。

    1970年5月中旬，于瀛等人赶往海军大院，向“船办”汇报。“那时没有现在的电脑手段，为了说得形象点，我们把航母的照片放大到最大尺寸，再把三合板一拆为二，上面涂上蓝漆，把航母的照片打上去。当时这叫"拉洋片"。”

    刘华清听得很认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刘华清说：“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

    但这一过程到了1971年9月份戛然而止。于瀛说，这一次论证终于使一批人开始思考航母使用和战术技术要求等，虽然留下来的成果不是很多，但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后果：国人的航母意识开始增强，航母的各种书籍也开始出现了。

航母“费效比”打动高层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航母论证开始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克亦生。

    改革开放被定为国策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就要“走出去”，但谁来保护这些走出去的中国利益？陆军、空军都过不去，依靠其他国家也不现实。“这时，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提出，改革开放必须有以航母为中心的强大海军的支持。”于瀛说，这种观点出来以后，国防的、军工的也都跟着提。

    1982年，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那次论证无果而终后，这位有着多年主管海军部队及装备发展经历的将军，又在1975年向邓小平汇报整个海军建设与发展的建议信中，提到了航母问题。

    郑明告诉记者，第二轮论证开始的时间大约是1986年。在此之前，以海军装备技术部为主的相关部门为论证做了诸多准备，刘华清对航母的态度也日益明朗。

    1984年1月，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刘华清对航母的表态是“现在国力还不行，要等一段时间”。

    1985年12月，海军第二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尽快缩短海军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会后，海军装备技术部提出了以后15年海军装备的发展设想。其中提到了要启动航母论证。刘华清对此给出的指示是：航母总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

    1987年1月，海军第三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刘华清在会上指出，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

    1987年3月31日，刘华清带领张序三、李景两位副司令，以及相关专业人员，向总部机关的领导汇报。刘华清选择了一个能最大限度降低领导顾虑的切入点：着重说航母的作战费效比。就是说相对于其他保护海权的形式，对航母的单位投入能带来更大的安全效益。

一位受访海军中校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上世纪80年代，要发展航母，经费始终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问题。1985年中国军费的总投入为192亿元，还不够买一艘美国大型核动力航母。基于此，在刘华清汇报的规划里，将航母上型号(即决定造什么规格的航母)的时间拟定为2000年。

    在这次汇报中，刘华清澄清了几个让航母变得遥不可及的观念：一是航母编队并不需要全部新造，编队中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就可以与机动编队共用。因为即便没有航母，海军还是需要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些舰艇既可以作为航母编队的舰只，也可以作为机动编队的舰只。

    另外，基于保护海权的需要，就算没有航母，飞行半径较小的航空兵还是要发展。发展航母并不会增加飞机的总数量，只是把这些飞机改成舰载机。这可能会多出一些成本，但也不会高很多。

    刘华清说，通过对海上战争研究发现，使用岸基飞机来保护海权非常浪费。“因为它的留空时间短，所需飞机和机场的数量很多。”

    “因此，发展航母编队，是一个如何调整装备经费使用方向的问题，不需要大量增加装备费。更重要的是，有了航母，海上机动作战编队的作战效能会大大提高。”刘华清说。

    这次汇报，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8年12月，国防科工委科技委评议申报的软科学课题，“我国航母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研究”被列入12个入选项目之一。

中乌教师交流获信息

    苏联解体后，大量军工企业许多业务下马，航母项目亦在其中。

    1991年年底或1992年初，一位中国院校的老师与乌克兰造船学院的同行交流联系时，对方提及自己国家的航母造不下去了，就放在学校附近，邀请其有空过来看看。

    从乌克兰回来之后，这位老师马上向上级汇报了此事。1992年3月，一支来自中国的航母考察团莅临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这座城市当时在地图上找不到)。考察团成员由造船技术专家和军方代表组成。

    这个考察团的任务有两个：一、了解这艘船的性能怎么样，二、了解乌克兰方面的意向如何。

    当时，解体后的苏联正在被15个共和国重新分割，1985年开始建造的“瓦良格”号继续留给乌克兰。因为没钱，1992年1月，该航母停建。

    此时，该船的工程量已经完成60%多。全舰已从船台下水，停泊在船坞码头，舰上有的大型设备已装上，电缆也有不少铺设到位。

    当时乌克兰计算，解体该舰需2.5亿美元，但出售解体后的废钢却只能得到500万美元。于是，乌克兰积极为“瓦良格”寻找下家。

    当时考察团成员看到，“瓦良格”上还有好多设备没有安装，动力装置只是放在底座，没有上螺丝。“这些设备之所以没有安装，或是因为设备还没有交付，或是因为设备到了，但没钱安装。”

    对“瓦良格”的考察在考察团里很快就有了答案：一、这艘航母性能很好，值得要；二、乌克兰厂方是愿意卖的。

    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说，这样的考察团总共派遣了多次。海军当时的思路，一是买个半成品，另一个是自行研制，“前一种更适合起步”。

    回国后，考察团给上级写了一份报告。报告递上去以后，一直没有回复。向有关部门询问，答复是“正在研究”。张序三说，当时对改造的投入大体有个估算，差不多要花几百个亿，才能把“瓦良格”完全建成，后来有关部门再一计算，费用又加了200亿。于是，这件事一直搁置起来。

回国之路多波折

    1998年，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通过竞标，以2000万美元买下“瓦良格”，据说拟改造成娱乐用船。交船前，乌克兰迫于第三国的压力，将“瓦良格”上的舰载武器设备和动力系统等设备拆卸一空。

    郑明为此非常惋惜。他说，如果中乌两国协商购买，派人严加把守，就不会发生很多设备被拆被盗的情况。

    尽管废旧，这艘船在被拉回中国途中，还是在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被卡。土耳其给出的理由是，这条船没有动力，如果过海峡搁在那儿了，谁都过不了了。另外，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根据《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瓦良格”飞行甲板的长度超过300米，可以供战斗机起降，仍具有军事价值，所以不能通过。

    为了解决此事，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多次接触。据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外交部和交通部都派人前往斡旋。大连造船厂前副厂长唐士源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也曾被派往土耳其协助拖船。

    2001年7月，原本站在反对放行一方的土耳其军方，态度开始转变。总参谋长凯维芮柯鲁应邀访问北京后，于8月初照会总理府“建议放行”。作为条件，土政府要求中国开放对土耳其的旅游，争取每年有200万人次中国游客到土耳其，这将为其创造每年20亿美元的外汇。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发现创律公司的资金来源存疑。经调查发现，创律购买“瓦良格”的款项，是从国内某银行贷的，但这笔贷款并没有合法的手续。于是，创律公司被要求还款，在其无力还款的情况下，“瓦良格”被收归国有。

    对于此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说，“瓦良格”抵达大连后，徐增平曾经找到已退休在家的自己，表示只要军方想要，愿意原价卖给海军。张序三不敢做主，建议他去问问船舶第七研究院。

    “瓦良格”抵达大连后，相关方曾为如何处理它发生争执。担心此举会带来外交风险的有关部门对购买“瓦良格”颇有意见，一些其他的机构还曾建议将“瓦良格”拆成废钢铁。

    一直在航母问题上孜孜以求的军方有关部门认为这样做有点可惜，建议“将其改建成一艘训练舰也好”。于是，一个关于改建“瓦良格”号的报告报上去，并最终获批。

转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1-08/13/c_121855461.htm

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海军前装备技术部部长、少将郑明注意到，对于“瓦良格”的描述，新闻发言人耿雁生用了“废旧”二字。“中国正利用一艘废旧的航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这个"废"字用得挺妙。”郑明说，这既是“瓦良格”号航母的真实写照，也透露出外国企业无奈将其出售的历史悲情，又反映了中国引进航母技术跌宕起伏的过程……

昙花一现的论证

    作为中国航母论证、考察有关过程的主要参与者，郑明对个中曲折记忆犹新。

    而对于这个戏剧性的过程，中国船舶信息中心研究员、中船重工集团军工咨询委员于瀛将其总结为“三次浪潮”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当时在隶属海军建制的第七研究院十四所负责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工作的于瀛，随领导去院里开会。会议组织方在电话里特地提醒说，不能带笔和笔记本。

    在这次会议上，该院一位副院长宣布了一条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从即日起，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

    这是建国后第一道开展航母研究的命令。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海军司令陈绍宽曾经力推航母项目，并提出“30年建造10艘”的计划。但在1946年中国内战开打后，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对于瀛来说，这道命令下得有点突然。此前，于瀛所在的714所正面临被撤销的命运。

    院里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研究航母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什么优缺点，关键技术是什么，怎么用，以供领导决策参考。

    这一年，中国正处于与苏联全面交恶、与美国关系尚未缓和的时期，安全形势很严峻。美国的侦察机经常光临中国的领海，在海空领域技不如人的中国军队除了表示抗议外，办法并不多。中国的第一次航母论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在武器研制上的突飞猛进，是这次航母论证的另外一个背景。时任中央造船领导小组组长的李作鹏在其回忆录中称，1968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69年5月，常规动力舰开始批量制造；1970年4月份，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李作鹏说，中央军委的主管领导见此形势很高兴，提出要建航母，要成立海军陆战师。

    这场由中央军委发起的论证，具体的组织者是海军司令部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刘华清，当时刚从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位子上离开，担任“船办”主任。

    1970年5月中旬，于瀛等人赶往海军大院，向“船办”汇报。“那时没有现在的电脑手段，为了说得形象点，我们把航母的照片放大到最大尺寸，再把三合板一拆为二，上面涂上蓝漆，把航母的照片打上去。当时这叫"拉洋片"。”

    刘华清听得很认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刘华清说：“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

    但这一过程到了1971年9月份戛然而止。于瀛说，这一次论证终于使一批人开始思考航母使用和战术技术要求等，虽然留下来的成果不是很多，但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后果：国人的航母意识开始增强，航母的各种书籍也开始出现了。

航母“费效比”打动高层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航母论证开始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克亦生。

    改革开放被定为国策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就要“走出去”，但谁来保护这些走出去的中国利益？陆军、空军都过不去，依靠其他国家也不现实。“这时，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提出，改革开放必须有以航母为中心的强大海军的支持。”于瀛说，这种观点出来以后，国防的、军工的也都跟着提。

    1982年，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那次论证无果而终后，这位有着多年主管海军部队及装备发展经历的将军，又在1975年向邓小平汇报整个海军建设与发展的建议信中，提到了航母问题。

    郑明告诉记者，第二轮论证开始的时间大约是1986年。在此之前，以海军装备技术部为主的相关部门为论证做了诸多准备，刘华清对航母的态度也日益明朗。

    1984年1月，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刘华清对航母的表态是“现在国力还不行，要等一段时间”。

    1985年12月，海军第二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尽快缩短海军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会后，海军装备技术部提出了以后15年海军装备的发展设想。其中提到了要启动航母论证。刘华清对此给出的指示是：航母总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

    1987年1月，海军第三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刘华清在会上指出，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

    1987年3月31日，刘华清带领张序三、李景两位副司令，以及相关专业人员，向总部机关的领导汇报。刘华清选择了一个能最大限度降低领导顾虑的切入点：着重说航母的作战费效比。就是说相对于其他保护海权的形式，对航母的单位投入能带来更大的安全效益。

一位受访海军中校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上世纪80年代，要发展航母，经费始终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问题。1985年中国军费的总投入为192亿元，还不够买一艘美国大型核动力航母。基于此，在刘华清汇报的规划里，将航母上型号(即决定造什么规格的航母)的时间拟定为2000年。

    在这次汇报中，刘华清澄清了几个让航母变得遥不可及的观念：一是航母编队并不需要全部新造，编队中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就可以与机动编队共用。因为即便没有航母，海军还是需要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些舰艇既可以作为航母编队的舰只，也可以作为机动编队的舰只。

    另外，基于保护海权的需要，就算没有航母，飞行半径较小的航空兵还是要发展。发展航母并不会增加飞机的总数量，只是把这些飞机改成舰载机。这可能会多出一些成本，但也不会高很多。

    刘华清说，通过对海上战争研究发现，使用岸基飞机来保护海权非常浪费。“因为它的留空时间短，所需飞机和机场的数量很多。”

    “因此，发展航母编队，是一个如何调整装备经费使用方向的问题，不需要大量增加装备费。更重要的是，有了航母，海上机动作战编队的作战效能会大大提高。”刘华清说。

    这次汇报，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8年12月，国防科工委科技委评议申报的软科学课题，“我国航母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研究”被列入12个入选项目之一。

中乌教师交流获信息

    苏联解体后，大量军工企业许多业务下马，航母项目亦在其中。

    1991年年底或1992年初，一位中国院校的老师与乌克兰造船学院的同行交流联系时，对方提及自己国家的航母造不下去了，就放在学校附近，邀请其有空过来看看。

    从乌克兰回来之后，这位老师马上向上级汇报了此事。1992年3月，一支来自中国的航母考察团莅临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这座城市当时在地图上找不到)。考察团成员由造船技术专家和军方代表组成。

    这个考察团的任务有两个：一、了解这艘船的性能怎么样，二、了解乌克兰方面的意向如何。

    当时，解体后的苏联正在被15个共和国重新分割，1985年开始建造的“瓦良格”号继续留给乌克兰。因为没钱，1992年1月，该航母停建。

    此时，该船的工程量已经完成60%多。全舰已从船台下水，停泊在船坞码头，舰上有的大型设备已装上，电缆也有不少铺设到位。

    当时乌克兰计算，解体该舰需2.5亿美元，但出售解体后的废钢却只能得到500万美元。于是，乌克兰积极为“瓦良格”寻找下家。

    当时考察团成员看到，“瓦良格”上还有好多设备没有安装，动力装置只是放在底座，没有上螺丝。“这些设备之所以没有安装，或是因为设备还没有交付，或是因为设备到了，但没钱安装。”

    对“瓦良格”的考察在考察团里很快就有了答案：一、这艘航母性能很好，值得要；二、乌克兰厂方是愿意卖的。

    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说，这样的考察团总共派遣了多次。海军当时的思路，一是买个半成品，另一个是自行研制，“前一种更适合起步”。

    回国后，考察团给上级写了一份报告。报告递上去以后，一直没有回复。向有关部门询问，答复是“正在研究”。张序三说，当时对改造的投入大体有个估算，差不多要花几百个亿，才能把“瓦良格”完全建成，后来有关部门再一计算，费用又加了200亿。于是，这件事一直搁置起来。

回国之路多波折

    1998年，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通过竞标，以2000万美元买下“瓦良格”，据说拟改造成娱乐用船。交船前，乌克兰迫于第三国的压力，将“瓦良格”上的舰载武器设备和动力系统等设备拆卸一空。

    郑明为此非常惋惜。他说，如果中乌两国协商购买，派人严加把守，就不会发生很多设备被拆被盗的情况。

    尽管废旧，这艘船在被拉回中国途中，还是在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被卡。土耳其给出的理由是，这条船没有动力，如果过海峡搁在那儿了，谁都过不了了。另外，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根据《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瓦良格”飞行甲板的长度超过300米，可以供战斗机起降，仍具有军事价值，所以不能通过。

    为了解决此事，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多次接触。据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外交部和交通部都派人前往斡旋。大连造船厂前副厂长唐士源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也曾被派往土耳其协助拖船。

    2001年7月，原本站在反对放行一方的土耳其军方，态度开始转变。总参谋长凯维芮柯鲁应邀访问北京后，于8月初照会总理府“建议放行”。作为条件，土政府要求中国开放对土耳其的旅游，争取每年有200万人次中国游客到土耳其，这将为其创造每年20亿美元的外汇。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发现创律公司的资金来源存疑。经调查发现，创律购买“瓦良格”的款项，是从国内某银行贷的，但这笔贷款并没有合法的手续。于是，创律公司被要求还款，在其无力还款的情况下，“瓦良格”被收归国有。

    对于此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说，“瓦良格”抵达大连后，徐增平曾经找到已退休在家的自己，表示只要军方想要，愿意原价卖给海军。张序三不敢做主，建议他去问问船舶第七研究院。

    “瓦良格”抵达大连后，相关方曾为如何处理它发生争执。担心此举会带来外交风险的有关部门对购买“瓦良格”颇有意见，一些其他的机构还曾建议将“瓦良格”拆成废钢铁。

    一直在航母问题上孜孜以求的军方有关部门认为这样做有点可惜，建议“将其改建成一艘训练舰也好”。于是，一个关于改建“瓦良格”号的报告报上去，并最终获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