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师长的起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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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吴祝三,1921年3月出生在天津蓟县一个富裕的农家,我爷爷是早年的地下老党员,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时期,一直为部队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经常将伤病员藏匿家里养伤治病(我奶奶和母亲也加入到护理的工作中),还为党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也正是有爷爷对党的一片忠心,才有在1940年晋察冀地区抗日最艰苦、最残酷的时候,将自己才新婚不久的大儿子——我的父亲送去参加了革命。

1940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支队书记、政治指导员;蓟宝三抗日联合会县游击大队指导员;1944年部队整编后任主力团的连长及连指导员;在八路军物资供应最艰难的时期任团供给处主任;1946年在东北作战期间晋升为团长;独立13旅司令部科长;45师133师任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中任黄永胜纵队团长,《平津战役》中任作战处科长。全国解放后,军委成立防空军(现空军)时,父亲当时已转业在广西民航局任局长职位上任几个月,当地的土匪多,很猖獗,为了父亲的生命安全,从剿匪最艰难的前线武装护送到北京,在军委下辖的防空军军部任科长;空军后勤部科长(空军最高司令部现址的征地工作就是由父亲亲自主持完成的,当时住在那里的人的迁移工作是很难做的),并在建设时期亲自参加了指挥工作。建国初期,北京十大建筑工程之一的军事博物馆的建设,父亲也参加了筹建指挥工作。在白手起家组建防空军的工作中,因工作成绩突出(累得吐血住进空军总医院,瘦的一把骨头了),多次受到军委表彰,曾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非常赏识的一员虎将。一九五五年军委授予上校军衔;一九五九年任空军司令部直属工程修建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直至一九六六年,响应周总理的“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转业到陕西咸阳。(当时有七位师级干部被批准转业到大西北,但只有父亲一人听从党的召唤,其他六位都没有离开空军,一直享受着优越的政治,经济待遇,住在北京的空军干休所。)

父亲参加革命前读过六年私塾,后又去东北日语学校就读。一九四四年在部队被组织派往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军政学校学习,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七日毕业;校长是李运昌(李大钊的侄子)。学习期间李运昌校长很欣赏父亲的才华,毕业后,在与鬼子的一次交战中,他与战友掩护部队撤退,在校长陷于危急时刻,我父亲奋不顾身将校长解救出来,并把心爱的战马送给了校长。当时李运昌校长写了张批条,让父亲去军马场选一匹战马,父亲回答说:“不用了,我会到战场上去选。”在二零零三年,我姐姐一家人带着父亲的委托去北京看望了老校长并与李运昌夫妇合影留念。李校长托姐姐把自己的画册带给父亲,又与父亲通了电话(当时李校长家的电话:010—6525***87)。老校长非常关心父亲到地方后的情况,问及了生活情况,家庭情况和身体状况。问到父亲有什么要求时,父亲说:“知道您身体健康,我就满足了!”

1948年荣授解放东北纪念勋章;

1950年荣授华北解放纪念勋章;

1954年荣授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纪念勋章;

1957年荣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0485#);

1957年荣授三级解放勋章(29967#);

1960年荣授解放中南纪念勋章;

授奖多次。

1960年作为全军团以上优秀干部代表,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父亲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和他的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一身虱子两脚泡,提着脑袋干革命”。从最北端打到最南端。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的十三团是最受当地老百姓欢迎的一支部队。当时被老百姓称为英雄十三团,是总打胜仗的十三团!队伍每到一个村庄,乡亲们都会杀猪宰羊用最好的方式慰问队伍。把儿子交给十三团参军打鬼子,是老百姓感到最荣耀的事。

在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下,部队的给养补充非常困难的时期,父亲的部队经常是到村子后已是残垣断壁,废墟一片。在饥饿中最好的食物就是能捞到的喂猪的泔水了。父亲多年后每每想起还有趣的说:“我是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吃,打仗时候练出一副好肚子!”这也是我们做晚辈的从不铺张浪费、珍惜粮食的原因。

曾有一次,队伍行军经过一个山村,当时村里十几户人家,老百姓已经是饿的无力说话,面色浮肿发青。见此惨状,父亲决然动员战士们将干粮和盐送给了乡亲们,救了一村人的命啊!战士们忍着饥饿、怀着对鬼子的仇恨投入了战斗。解放后,父亲又专程去了那个小山村。乡亲们得知后奔走相告,欢迎“八路大恩人!”

在东北作战时,曾与一个叫温井的鬼子大佐屡次交手,敌我双方非常熟悉。虽是实力悬殊,但父亲指挥作战机动灵活,战士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一次次粉碎了鬼子的扫荡围剿。温井大佐对我父亲是又气又怕。在一次围攻战斗中,父亲用日语喊话:“我们八路军后面有四亿五千万同胞的支持,你们是侵略者,是打不赢的……!”没过多久,这位温井大佐因损失惨重无能再战,自杀在战场上了。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黑龙江的冬季,天寒地冻。八路军的冬装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鬼子的尸体上扒下来的。在一次夜行军时,父亲发现前面有一支着日军服装的队伍,误以为是自己的队伍,走近才猛然发现是留着小胡子的鬼子!立即拔出手枪射击,结果是一发打不响的哑弹!紧要关头,紧跟后面的战士用手直接抓住了鬼子们刺向父亲的刺刀。父亲的命保住了,那位战士的一个手指却被割掉了。这次突发的遭遇战大获全胜!又一次丰富了部队御寒的衣服和枪支弹药。抗战时期父亲的皮帽子,皮大衣,皮靴子,风衣都是从鬼子的尸体上扒下来的。像这样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父亲不知讲了多少。

有几次为了大部队的战略转移,父亲带着队伍,带着大功率电台,把敌人引开。为了大部队的安全和大战役的胜利,他和他的战友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但一次次都是虎口脱险,被传为军中佳话。

打下天津后,父亲把自己的小弟弟和外甥也送到部队上。大军南下,势如破竹。一路走一路打,一路征兵。有马不骑,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凭着两条腿从东北三省打到广西的越南边境。这一路父亲的战友先后牺牲了三万多人,其中有他的四个警卫员。其中一个警卫员是在一次恶战中,父亲看到一位排长牺牲在自己的身边时就杀红了眼,不顾一切的站起来高喊:“冲呀!”这一喊,敌人的一颗流弹将父亲的手打穿了。为了父亲的生命安全,紧要关头警卫员扑倒了父亲,自己却壮烈牺牲,脑浆溅了父亲一身。父亲每次讲起这段故事,都会泪流满面,失声痛哭:“那还是一个不满十九岁的孩子啊!”父亲说那是自己最喜欢的警卫员,帅气、聪明、能干,是在这次战斗打响前不久参军的。送子参军的老乡对我父亲说:“让他参军到你们团我全家都感到光荣!但他要结婚了,这一仗打完,让他回来完婚,然后再和你们走。”可是,仗没打完,他年轻的生命就献给了解放新中国的战场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是用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和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在广西剿匪中,父亲说山地作战地形复杂又不熟悉,土匪非常狡猾,仗打的非常艰难,牺牲了他的很多战友,其中有跟随父亲转战南北的父亲的表叔,他从黑龙江打到广西一直是机枪手。

父亲离休后,我们希望他写回忆录,可老人家每次提笔写到战友的牺牲时就泪流满面、涕不成声,再也写不下去,并随之病倒,所以一直不能如愿。

父亲戎马奋斗了二十六年。战争年代,从黑龙江打到广西,途经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在林彪的家乡打了让他记忆犹新的漂亮仗,父亲告诉过叫什么战役,也是很有名的战役,遗憾的是我没记住)湖南,大小战役二百多次,南征北战、浴血奋战、冲锋陷阵、枪林弹雨、流血负伤、失去亲人。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

父亲在50年代就是师级干部,行政13级,但到去世没升过一级,每次调级他都让给级别低的干部。在咸阳,他这个级别的人没几个,可他不离开部队那就绝对不会是这样的级别了。

刚转业到地方时,当时的张景文专员问父亲想到什么单位工作时,父亲毫不犹豫的说:“到党最需要的地方。”不坐机关,首先去组建咸阳地区棉花公司,后到农村参加社教工作,文革中一九六七年十月社教工作被解体。因为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将父亲打成反革命、走资派,无端揪斗、游街、殴打、带病强制劳动、后关进“牛棚” ,林彪事件后不了了之的被放回家。

在此期间,父亲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可父亲始终坚信党和国家定会处理好自己的冤案的,遂忘掉委屈带着信念又投身到肉食品联合加工厂的建设中去了。

基建条件十分艰苦,基建厂址是城市污水排放区。施工环境是臭水横流、杂草丛生、蚊蝇肆虐;办公室是“脚踩烂泥潭,头顶油毛毡,四处透风的墙”。父亲每天和工人们一起同吃同劳动。夏天他光着膀子,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到了冬天,碱滩是荒野一片非常寒冷,可父亲和工人们仍然是汗流浃背的工作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为了提前完工,经常加班加点,在动员大会上,他说:“同志们,好好干,成绩是你们的,出了问题我负责。” 在父亲以身作则,吃苦在先的带领下,工程高质量高速度提前六个月完工并投入生产。为此被评为省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但他却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致使老病复发加重,成了肺气肿。早在抗战时期,父亲就因行军打仗劳累,生活条件艰苦,缺乏营养,患了肺结核病。在那个年代,此病称为“痨病”,得了必死无疑。但因为父亲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革命精神,使病转危为安。当时郎中以为父亲最多只能活7天,看到父亲病情好转,高兴的抱着他哭了。养病就在庄稼地挖的小地窑里,外面用玉米杆做伪装,郎中夜里才能来给他治病。

肉联厂是科级单位,为了革命工作,父亲任劳任怨,从不挑肥拣瘦,不讲任何价钱,一直保持着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作风。肉联厂投产后父亲常乐观的说:“战争年代提刀杀(鬼子)人,今天提刀杀猪,都是为了老百姓!哈哈......!” 父亲离休前任市食品公司副经理,肉联厂主任兼书记。

    我的母亲在父亲当游击队大队长时,由于汉奸的告密,鬼子把奶奶和母亲捆绑到麦场,当着全村的乡亲,用皮鞭蘸凉水抽打,说三天不交出共匪吴大队长,杀你们全家,直到母亲去世时,身上还留着伤疤。部队整编后,母亲随军挺进东北抗日前线,编入后勤部家属队。在黑龙江气温零下三十多度,医疗物资极大匮乏的情况下,家属队帮着部队从事伤病员的护理,洗衣,做饭,喂马,洗绷带等工作。在此期间,跟随母亲的大姐因生活条件恶劣,病死在东北,当时年仅3岁。家属队员属编外人员,但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他们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从未提出过任何待遇问题。是什么力量支撑母亲有这样的革命热情?那就是她有着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对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的仇恨和怀着革命一定能胜利的信念。

在东北,有一次行军,母亲怀着我的大哥,随家属队晚上骑马翻越了三座大山。母亲说那就不是人走的路,就像是在墙上挂着的路。有的马和伤员以及物资滚落到山下,听着渐渐消去的声音就知道深不可测。走了一夜,等到了目的地,谁知道是土匪窝,赶紧又往回走。这一路母亲的双腿磨得血淋淋的,不知道从马上摔掉下来多少次。母亲说:你大哥命太大了,就这样也没把他摔流产了,要是那样也就不会在南下的一路上受罪了。她当时瘦的皮包骨头,手向着太阳都能透光了。在打锦州时生下了大哥。大哥身体孱弱,严重发育不良。母亲随家属队,转战南北,在万水千山的路途中,受尽的苦难,无法用语言形容,但她从没忘记积极的工作。父亲在前方打仗,家属队跟随着一直到广西。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一直身体不好,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和待遇。如果不离开军队,她老人家也将享受连级待遇。

大哥出生在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所以身体一直不好,二零零四年就因病去世了。可父亲到走时也不知道他的大儿子五十六岁就早他先走了(因怕父亲伤心没有告诉他,大嫂他们一家是在老家农村)。三哥在市土产公司工作,也因身体不好一九八九年就因病转劳保在家,单位经营状况不好,自一九九一年起就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了。他的儿子在小学六年级第二学期因交不起500元借读费,1992年辍学了。当时父母常年有病,工资又不高,月收入仅250元左右,无力资助他们。后因买不起房子,三哥一家就搬到农村,租低廉的农居为家了。

    父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生活俭朴、待人热情耿直,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总教育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凭自己的能力去干。父亲离休后,有病从来都是用最便宜的药,说自己已经不能为国家工作了,就不能再花国家的钱了。住院时也告诉大夫,不要用价格贵的药,并告诫我们要自律,不要借爸爸的名开药。

二零零四年,父亲生活已经无法自理,大小便都在床上了,只能由我们来照顾。为了不花国家的钱,他一直坚持在家治疗,都是在药店买药,三年多没有报销过一分钱医药费。冬天,父亲执意不去对肺气肿病利于治疗的医院去过冬,让我们在家里安装了土暖气,还笑着说:“多买点煤,冬天很快就过去了,给国家能省一点是一点。”

二零零五年八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副市长李三原前来慰问父亲,拉着父亲的手说:“吴老,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保重身体,……”李副市长的一番话给了父亲极大的安慰,父亲高兴的对我说:“党没忘了我这个老兵”。市常任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郭中秋也来慰问父亲,看到父亲的窘境,对随同记者景东旭说:“没想到咸阳还有这样一位老革命的,住的环境这么不好”。(父亲去世时,当郭中秋知道消息后,因为工作忙,立刻派专人送来花圈,并派人参加了追悼会。给了我们家属莫大的安慰。)

二零零六年,距我家的对面十几米处要盖一座十三层的商品房。巨大的基建噪音使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以为是打仗的炮火声,告诉我说:“快扶我出去,我要指挥打仗。”为了父亲,我爱人也辞去了工作,全力以赴帮我一起照顾父亲。当时经济条件十分拮据,但为了保证父亲的晚年生活质量,我们做儿女的也只有竭尽全力扛着(我当时也没有工资)。

因为昼夜基建工地的噪音吵得人无法休息,父亲病情开始恶化。呼吸困难,进食困难,双腿肿的要裂开。我们只好给医院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大夫们帮我们一起将父亲强迫送进了医院,但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出院。大夫告诉我,老人的身体随时有生命危险,不能出院的。

二零零七年五月三日,父亲因肺心病安详地离开了我们。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就这样静悄悄的走了。父亲临终前告诉我说:“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向遗体告别,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父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作风谱写了他光荣的一生,父亲崇高的品德和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他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虽然父亲走了,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但每当想起父亲待遇的不公平,我非常伤心,痛心流泪。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处处听党的话、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为自己和家人着想、忠心耿耿的人,一个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人,最终却是这样不公平的待遇!我相信党和国家不会忘记他们,当实际问题反应到组织面前时,肯定会有个让英灵告慰、让我们做儿女满意的答复!

父亲离休后,因单位不景气,没有电话费、降温费,一直到去世只有60元的取暖费。他住的房子是80年代初盖的,没有暖气、没有天然气,又在马路边。这条路原来是土路,又脏又吵,面向东,夏季早上晒东面,下午晒西面;到冬季太阳一点进不来。西边的窗子距离对面城中村的私人房屋不到两米远,屋子的光线非常暗。到了夜里,对面人睡觉打呼噜的声音都听得清楚。东面房子由于临街,过往车辆噪音非常影响休息。

父亲一九八二离休后因是企业单位,不能住进干休所。去世时的安葬费只有1500元。我同事的儿子只工作了几年就停薪留职了,后因吸食大烟而死,单位还给了8个月的抚恤金。而我的父亲,一位受人尊敬的抗日老英雄却......

为了让父亲的英灵入土为安,倾我们儿女之所能,为父亲举办了稍显体面的葬礼,也借此机会对那些曾关心和帮助过我父亲并给他带来愉快和安慰的人们深深表示了敬意和感谢。自病伊始,入土为终。沉重的经济负担,也让我们至今负债在身。

中国的解放事业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活下来的人,解放后,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根据国家的工作需要走向了不同的工作岗位。特别是那些走向基层的老红军、老八路,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就像一颗颗革命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以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为党的事业任劳任怨的工作。结果到老了却在政治和经济上分成企业和事业两种待遇。这样,会伤了他们以及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心,也对教育下一代有很不利的影响。

http://bbs.wenxuecity.com/military/696306.html我的父亲吴祝三,1921年3月出生在天津蓟县一个富裕的农家,我爷爷是早年的地下老党员,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时期,一直为部队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经常将伤病员藏匿家里养伤治病(我奶奶和母亲也加入到护理的工作中),还为党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也正是有爷爷对党的一片忠心,才有在1940年晋察冀地区抗日最艰苦、最残酷的时候,将自己才新婚不久的大儿子——我的父亲送去参加了革命。

1940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支队书记、政治指导员;蓟宝三抗日联合会县游击大队指导员;1944年部队整编后任主力团的连长及连指导员;在八路军物资供应最艰难的时期任团供给处主任;1946年在东北作战期间晋升为团长;独立13旅司令部科长;45师133师任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中任黄永胜纵队团长,《平津战役》中任作战处科长。全国解放后,军委成立防空军(现空军)时,父亲当时已转业在广西民航局任局长职位上任几个月,当地的土匪多,很猖獗,为了父亲的生命安全,从剿匪最艰难的前线武装护送到北京,在军委下辖的防空军军部任科长;空军后勤部科长(空军最高司令部现址的征地工作就是由父亲亲自主持完成的,当时住在那里的人的迁移工作是很难做的),并在建设时期亲自参加了指挥工作。建国初期,北京十大建筑工程之一的军事博物馆的建设,父亲也参加了筹建指挥工作。在白手起家组建防空军的工作中,因工作成绩突出(累得吐血住进空军总医院,瘦的一把骨头了),多次受到军委表彰,曾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非常赏识的一员虎将。一九五五年军委授予上校军衔;一九五九年任空军司令部直属工程修建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直至一九六六年,响应周总理的“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转业到陕西咸阳。(当时有七位师级干部被批准转业到大西北,但只有父亲一人听从党的召唤,其他六位都没有离开空军,一直享受着优越的政治,经济待遇,住在北京的空军干休所。)

父亲参加革命前读过六年私塾,后又去东北日语学校就读。一九四四年在部队被组织派往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军政学校学习,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七日毕业;校长是李运昌(李大钊的侄子)。学习期间李运昌校长很欣赏父亲的才华,毕业后,在与鬼子的一次交战中,他与战友掩护部队撤退,在校长陷于危急时刻,我父亲奋不顾身将校长解救出来,并把心爱的战马送给了校长。当时李运昌校长写了张批条,让父亲去军马场选一匹战马,父亲回答说:“不用了,我会到战场上去选。”在二零零三年,我姐姐一家人带着父亲的委托去北京看望了老校长并与李运昌夫妇合影留念。李校长托姐姐把自己的画册带给父亲,又与父亲通了电话(当时李校长家的电话:010—6525***87)。老校长非常关心父亲到地方后的情况,问及了生活情况,家庭情况和身体状况。问到父亲有什么要求时,父亲说:“知道您身体健康,我就满足了!”

1948年荣授解放东北纪念勋章;

1950年荣授华北解放纪念勋章;

1954年荣授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纪念勋章;

1957年荣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0485#);

1957年荣授三级解放勋章(29967#);

1960年荣授解放中南纪念勋章;

授奖多次。

1960年作为全军团以上优秀干部代表,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父亲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南征北战,和他的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一身虱子两脚泡,提着脑袋干革命”。从最北端打到最南端。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的十三团是最受当地老百姓欢迎的一支部队。当时被老百姓称为英雄十三团,是总打胜仗的十三团!队伍每到一个村庄,乡亲们都会杀猪宰羊用最好的方式慰问队伍。把儿子交给十三团参军打鬼子,是老百姓感到最荣耀的事。

在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下,部队的给养补充非常困难的时期,父亲的部队经常是到村子后已是残垣断壁,废墟一片。在饥饿中最好的食物就是能捞到的喂猪的泔水了。父亲多年后每每想起还有趣的说:“我是什么都不怕,什么都能吃,打仗时候练出一副好肚子!”这也是我们做晚辈的从不铺张浪费、珍惜粮食的原因。

曾有一次,队伍行军经过一个山村,当时村里十几户人家,老百姓已经是饿的无力说话,面色浮肿发青。见此惨状,父亲决然动员战士们将干粮和盐送给了乡亲们,救了一村人的命啊!战士们忍着饥饿、怀着对鬼子的仇恨投入了战斗。解放后,父亲又专程去了那个小山村。乡亲们得知后奔走相告,欢迎“八路大恩人!”

在东北作战时,曾与一个叫温井的鬼子大佐屡次交手,敌我双方非常熟悉。虽是实力悬殊,但父亲指挥作战机动灵活,战士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一次次粉碎了鬼子的扫荡围剿。温井大佐对我父亲是又气又怕。在一次围攻战斗中,父亲用日语喊话:“我们八路军后面有四亿五千万同胞的支持,你们是侵略者,是打不赢的……!”没过多久,这位温井大佐因损失惨重无能再战,自杀在战场上了。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黑龙江的冬季,天寒地冻。八路军的冬装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鬼子的尸体上扒下来的。在一次夜行军时,父亲发现前面有一支着日军服装的队伍,误以为是自己的队伍,走近才猛然发现是留着小胡子的鬼子!立即拔出手枪射击,结果是一发打不响的哑弹!紧要关头,紧跟后面的战士用手直接抓住了鬼子们刺向父亲的刺刀。父亲的命保住了,那位战士的一个手指却被割掉了。这次突发的遭遇战大获全胜!又一次丰富了部队御寒的衣服和枪支弹药。抗战时期父亲的皮帽子,皮大衣,皮靴子,风衣都是从鬼子的尸体上扒下来的。像这样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父亲不知讲了多少。

有几次为了大部队的战略转移,父亲带着队伍,带着大功率电台,把敌人引开。为了大部队的安全和大战役的胜利,他和他的战友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但一次次都是虎口脱险,被传为军中佳话。

打下天津后,父亲把自己的小弟弟和外甥也送到部队上。大军南下,势如破竹。一路走一路打,一路征兵。有马不骑,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凭着两条腿从东北三省打到广西的越南边境。这一路父亲的战友先后牺牲了三万多人,其中有他的四个警卫员。其中一个警卫员是在一次恶战中,父亲看到一位排长牺牲在自己的身边时就杀红了眼,不顾一切的站起来高喊:“冲呀!”这一喊,敌人的一颗流弹将父亲的手打穿了。为了父亲的生命安全,紧要关头警卫员扑倒了父亲,自己却壮烈牺牲,脑浆溅了父亲一身。父亲每次讲起这段故事,都会泪流满面,失声痛哭:“那还是一个不满十九岁的孩子啊!”父亲说那是自己最喜欢的警卫员,帅气、聪明、能干,是在这次战斗打响前不久参军的。送子参军的老乡对我父亲说:“让他参军到你们团我全家都感到光荣!但他要结婚了,这一仗打完,让他回来完婚,然后再和你们走。”可是,仗没打完,他年轻的生命就献给了解放新中国的战场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是用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和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在广西剿匪中,父亲说山地作战地形复杂又不熟悉,土匪非常狡猾,仗打的非常艰难,牺牲了他的很多战友,其中有跟随父亲转战南北的父亲的表叔,他从黑龙江打到广西一直是机枪手。

父亲离休后,我们希望他写回忆录,可老人家每次提笔写到战友的牺牲时就泪流满面、涕不成声,再也写不下去,并随之病倒,所以一直不能如愿。

父亲戎马奋斗了二十六年。战争年代,从黑龙江打到广西,途经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在林彪的家乡打了让他记忆犹新的漂亮仗,父亲告诉过叫什么战役,也是很有名的战役,遗憾的是我没记住)湖南,大小战役二百多次,南征北战、浴血奋战、冲锋陷阵、枪林弹雨、流血负伤、失去亲人。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

父亲在50年代就是师级干部,行政13级,但到去世没升过一级,每次调级他都让给级别低的干部。在咸阳,他这个级别的人没几个,可他不离开部队那就绝对不会是这样的级别了。

刚转业到地方时,当时的张景文专员问父亲想到什么单位工作时,父亲毫不犹豫的说:“到党最需要的地方。”不坐机关,首先去组建咸阳地区棉花公司,后到农村参加社教工作,文革中一九六七年十月社教工作被解体。因为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将父亲打成反革命、走资派,无端揪斗、游街、殴打、带病强制劳动、后关进“牛棚” ,林彪事件后不了了之的被放回家。

在此期间,父亲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可父亲始终坚信党和国家定会处理好自己的冤案的,遂忘掉委屈带着信念又投身到肉食品联合加工厂的建设中去了。

基建条件十分艰苦,基建厂址是城市污水排放区。施工环境是臭水横流、杂草丛生、蚊蝇肆虐;办公室是“脚踩烂泥潭,头顶油毛毡,四处透风的墙”。父亲每天和工人们一起同吃同劳动。夏天他光着膀子,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到了冬天,碱滩是荒野一片非常寒冷,可父亲和工人们仍然是汗流浃背的工作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为了提前完工,经常加班加点,在动员大会上,他说:“同志们,好好干,成绩是你们的,出了问题我负责。” 在父亲以身作则,吃苦在先的带领下,工程高质量高速度提前六个月完工并投入生产。为此被评为省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但他却因为劳累过度病倒了,致使老病复发加重,成了肺气肿。早在抗战时期,父亲就因行军打仗劳累,生活条件艰苦,缺乏营养,患了肺结核病。在那个年代,此病称为“痨病”,得了必死无疑。但因为父亲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革命精神,使病转危为安。当时郎中以为父亲最多只能活7天,看到父亲病情好转,高兴的抱着他哭了。养病就在庄稼地挖的小地窑里,外面用玉米杆做伪装,郎中夜里才能来给他治病。

肉联厂是科级单位,为了革命工作,父亲任劳任怨,从不挑肥拣瘦,不讲任何价钱,一直保持着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作风。肉联厂投产后父亲常乐观的说:“战争年代提刀杀(鬼子)人,今天提刀杀猪,都是为了老百姓!哈哈......!” 父亲离休前任市食品公司副经理,肉联厂主任兼书记。

    我的母亲在父亲当游击队大队长时,由于汉奸的告密,鬼子把奶奶和母亲捆绑到麦场,当着全村的乡亲,用皮鞭蘸凉水抽打,说三天不交出共匪吴大队长,杀你们全家,直到母亲去世时,身上还留着伤疤。部队整编后,母亲随军挺进东北抗日前线,编入后勤部家属队。在黑龙江气温零下三十多度,医疗物资极大匮乏的情况下,家属队帮着部队从事伤病员的护理,洗衣,做饭,喂马,洗绷带等工作。在此期间,跟随母亲的大姐因生活条件恶劣,病死在东北,当时年仅3岁。家属队员属编外人员,但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他们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从未提出过任何待遇问题。是什么力量支撑母亲有这样的革命热情?那就是她有着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对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的仇恨和怀着革命一定能胜利的信念。

在东北,有一次行军,母亲怀着我的大哥,随家属队晚上骑马翻越了三座大山。母亲说那就不是人走的路,就像是在墙上挂着的路。有的马和伤员以及物资滚落到山下,听着渐渐消去的声音就知道深不可测。走了一夜,等到了目的地,谁知道是土匪窝,赶紧又往回走。这一路母亲的双腿磨得血淋淋的,不知道从马上摔掉下来多少次。母亲说:你大哥命太大了,就这样也没把他摔流产了,要是那样也就不会在南下的一路上受罪了。她当时瘦的皮包骨头,手向着太阳都能透光了。在打锦州时生下了大哥。大哥身体孱弱,严重发育不良。母亲随家属队,转战南北,在万水千山的路途中,受尽的苦难,无法用语言形容,但她从没忘记积极的工作。父亲在前方打仗,家属队跟随着一直到广西。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一直身体不好,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和待遇。如果不离开军队,她老人家也将享受连级待遇。

大哥出生在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所以身体一直不好,二零零四年就因病去世了。可父亲到走时也不知道他的大儿子五十六岁就早他先走了(因怕父亲伤心没有告诉他,大嫂他们一家是在老家农村)。三哥在市土产公司工作,也因身体不好一九八九年就因病转劳保在家,单位经营状况不好,自一九九一年起就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了。他的儿子在小学六年级第二学期因交不起500元借读费,1992年辍学了。当时父母常年有病,工资又不高,月收入仅250元左右,无力资助他们。后因买不起房子,三哥一家就搬到农村,租低廉的农居为家了。

    父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生活俭朴、待人热情耿直,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总教育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凭自己的能力去干。父亲离休后,有病从来都是用最便宜的药,说自己已经不能为国家工作了,就不能再花国家的钱了。住院时也告诉大夫,不要用价格贵的药,并告诫我们要自律,不要借爸爸的名开药。

二零零四年,父亲生活已经无法自理,大小便都在床上了,只能由我们来照顾。为了不花国家的钱,他一直坚持在家治疗,都是在药店买药,三年多没有报销过一分钱医药费。冬天,父亲执意不去对肺气肿病利于治疗的医院去过冬,让我们在家里安装了土暖气,还笑着说:“多买点煤,冬天很快就过去了,给国家能省一点是一点。”

二零零五年八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副市长李三原前来慰问父亲,拉着父亲的手说:“吴老,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保重身体,……”李副市长的一番话给了父亲极大的安慰,父亲高兴的对我说:“党没忘了我这个老兵”。市常任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郭中秋也来慰问父亲,看到父亲的窘境,对随同记者景东旭说:“没想到咸阳还有这样一位老革命的,住的环境这么不好”。(父亲去世时,当郭中秋知道消息后,因为工作忙,立刻派专人送来花圈,并派人参加了追悼会。给了我们家属莫大的安慰。)

二零零六年,距我家的对面十几米处要盖一座十三层的商品房。巨大的基建噪音使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以为是打仗的炮火声,告诉我说:“快扶我出去,我要指挥打仗。”为了父亲,我爱人也辞去了工作,全力以赴帮我一起照顾父亲。当时经济条件十分拮据,但为了保证父亲的晚年生活质量,我们做儿女的也只有竭尽全力扛着(我当时也没有工资)。

因为昼夜基建工地的噪音吵得人无法休息,父亲病情开始恶化。呼吸困难,进食困难,双腿肿的要裂开。我们只好给医院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大夫们帮我们一起将父亲强迫送进了医院,但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出院。大夫告诉我,老人的身体随时有生命危险,不能出院的。

二零零七年五月三日,父亲因肺心病安详地离开了我们。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就这样静悄悄的走了。父亲临终前告诉我说:“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向遗体告别,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父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作风谱写了他光荣的一生,父亲崇高的品德和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他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虽然父亲走了,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但每当想起父亲待遇的不公平,我非常伤心,痛心流泪。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处处听党的话、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为自己和家人着想、忠心耿耿的人,一个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人,最终却是这样不公平的待遇!我相信党和国家不会忘记他们,当实际问题反应到组织面前时,肯定会有个让英灵告慰、让我们做儿女满意的答复!

父亲离休后,因单位不景气,没有电话费、降温费,一直到去世只有60元的取暖费。他住的房子是80年代初盖的,没有暖气、没有天然气,又在马路边。这条路原来是土路,又脏又吵,面向东,夏季早上晒东面,下午晒西面;到冬季太阳一点进不来。西边的窗子距离对面城中村的私人房屋不到两米远,屋子的光线非常暗。到了夜里,对面人睡觉打呼噜的声音都听得清楚。东面房子由于临街,过往车辆噪音非常影响休息。

父亲一九八二离休后因是企业单位,不能住进干休所。去世时的安葬费只有1500元。我同事的儿子只工作了几年就停薪留职了,后因吸食大烟而死,单位还给了8个月的抚恤金。而我的父亲,一位受人尊敬的抗日老英雄却......

为了让父亲的英灵入土为安,倾我们儿女之所能,为父亲举办了稍显体面的葬礼,也借此机会对那些曾关心和帮助过我父亲并给他带来愉快和安慰的人们深深表示了敬意和感谢。自病伊始,入土为终。沉重的经济负担,也让我们至今负债在身。

中国的解放事业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活下来的人,解放后,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根据国家的工作需要走向了不同的工作岗位。特别是那些走向基层的老红军、老八路,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就像一颗颗革命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以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为党的事业任劳任怨的工作。结果到老了却在政治和经济上分成企业和事业两种待遇。这样,会伤了他们以及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心,也对教育下一代有很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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