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整理]秦汉以前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演变

秦汉以前的人把当时的格局解释为：中国和四土。


“中国”的称谓，最早见于周初武王、成王时，不仅见于《尚书》，又有出土《何尊》铭文的实证。其义初与商朝称都城为“中商”同，以与四土相对，是指京师；扩而大之指诸夏分布之区。《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是指认同为夏人和继承夏文化的人，以与边疆各族相对而言，称为“夏夷”、“中国与夷狄”。


在“中国”的，并接受华夏文明的，称为华夏民族，以夏人、商人、周人三族为主，该三族是华夏族的三支主要来源。而秦、楚原先分别属于戎狄和蛮夷，但在战国中晚期，逐渐为诸夏所接受。


其中秦人，“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史记·秦本纪》卷五，第1364页]，祭黄帝、炎帝是秦人华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而楚人，居统治地位的楚公族，起源于祝融集团，与夏、周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西周初封于楚蛮，一方面屡次争取周天子提高其地位，并以周封使“蛮夷率服”，同时又以蛮夷的力量与习俗，与周及中原诸夏抗衡，被中原视为蛮夷。楚公族这种在民族结构上的双重性，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直到春秋末才正式被华夏认同。到战国晚叶，楚人已融合为当时中国南方的华夏。虽其文化、经济都与北方化华夏有明显的地区特点，称为“南楚北夏”，而实际上只是同一民族的地区差异。


“四土”当时是指东西南北四处，他们当时分别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夷五方配合，只是战国秦汉受华夷大一统思想支配而对五方各族的一种划分，无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只是对一方民族的统称，并非已形成五大民族集团。同一方位各族未必都属同一族系，而且具体包括哪些地区的民族，随着时间推移，也有所不同。


“东夷”，号称“九夷”，包含吐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东北有东胡、、貊、肃慎。


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还留存着两昊苗裔仍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但不能反过来简单地称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东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两昊集团就是“东昊部落集团”，因为当时尚未出现夷、夏的区别，而且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两昊部落集团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


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东北夷，则在中国的东北继续发展，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指先秦东北夷的苗裔，其中肃慎发展成在古代有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族称，当今有**、赫哲、鄂伦春、鄂温克、锡伯等民族的大族系。夫余的苗裔则有高勾骊继续在中国东北境发展，并且在公元5世纪中心移至朝鲜半岛，曾在邻国朝鲜建立高丽王朝。


“南蛮”，有三苗、庸、蜀、鬃、微、卢、彭、濮、荆蛮、吴、越、巴、夜郎、滇、邛都、隽、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等。


南蛮的总称，大概出现于战国。《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是说南蛮讲话如鴃鸟（八哥）那样舌头不好使；《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礼记·王制》说：“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南蛮是对今伏牛山脉以南汉水流域、淮河中上游、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至云贵高原各个民族的统称，其中族系复杂：长江中游有三苗、楚、群蛮；长江下游及珠江流域有百越、长江中上游有濮与巴蜀；云贵高原西南夷的先民大概也不止一个族系。


长江中游：南蛮的南蛮逐渐形成了楚，并吞并了其他群蛮。也有一些散布到中南、西南各民族中，而融化于当地各民族。其余群蛮，或随楚华化，或仍在长沙武陵一带继续发展，即秦汉时的武陵蛮。


长江中上游濮、巴、蜀：濮为楚所灭，但百濮虽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但部落众多，楚未能完全将他们**。后世被称为濮僚的族群，当是百越与百濮交融而形成的。当前民族史界有的认为百越即百濮，实则他们起源不同，而在长江中上游及云贵地区两大族团汇聚交融而形成的族团濮僚，具有两者的特征。巴国在清江流域的故地被楚国吞食，在鄂西北及陕南的势力也被楚、秦所逐。蜀为秦所灭。


长江中下游及岭南，百越：最典型的是勾吴、于越两国。


勾吴，于越，虽然在春秋晚叶争霸于中原，但无论中原还是吴、越都仍然认为吴越是蛮夷，前576年（鲁成公十五年、吴寿梦十年），寿梦朝周，路过鲁国，与鲁成公会于钟离。寿梦非常羡慕中原文明，“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在中原华夏的观念里，不仅吴、越是蛮夷，甚至连中原诸侯之不能维护华夏尊严的都是“新夷狄”。而吴越地域相连，语言相通，衣食习俗相同，虽为敌国，却是同一族类。


吴越保持着与百越其它各支共同的文化特征，经济生活属水田农耕民族，目前所知最早的经过种植的水稻是在河姆渡文化中发现的，越所住干栏式住房也已在河姆渡文化中出现，而越人发达的葛麻纺织及丝织业，在吴越地区也起源甚早。青铜文化发现与中原同步而发达晚于中原，可是到春秋时期，吴、越的铸剑技术闻名天下，至今传世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举世叹为观止，文献记载的欧冶子铸剑的技术，得到了考古文物发现的证明。前已述及青铜时代的几何纹印陶，是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吴、越文化也不例外，在精神文明方面，吴越的语言特点、断发文身，拔牙凿齿等，也都具有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地理和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等因素，吴、越都表现积极向中原和楚学习、吸收的特点，吴越兴起时所任用的巫臣、孙武、伍子胥、伯丕、范蠡、文种等都是从齐、楚等国来到吴越的，而季札出访中原，在鲁国论证各国礼乐的博识精论，使中原诸侯与士大夫都大为叹服，经过春秋晚叶到战国时期，虽然《荀子·荣辱篇》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仍强调越与楚、与华夏还存在民族差别，实际上勾吴已基本上华化，而于越分散、有的华化，有的在秦汉之际仍为越人。百越其它各支，如秦汉之际的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瓯等，各有区域，种姓不一，其中多有于越苗裔。


“西戎”、“北狄”，西北和北方有氏、羌、发羌、唐旄，■方、土方、鬼方、戎、狄。戎、狄种类很多，有赤狄、东山皋落氏、潞氏、留吁、驿辰、白狄、骊戎、甲氏、肥、鼓、鲜虞、杨拒、泉皋、伊洛之戎、绵诸、绲戎、狄之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林胡、楼烦、匈奴，等等。


确定地以戎作为族称始于周人，在灭商以前，主要用来称呼周原附近与周为敌的各部落，其劲敌集中于周原以西陇山地区，故称为西戎。灭商以后，为表示对商的敌忾，称之为“戎殷”或“戎衣”。至西周中叶，徐为西周东方劲敌，虽明属东夷，仍往往称之为“徐戎”，此称延续到春秋战国。自春秋时起，“戎”还偶而与“华”并称为“华戎”。这些都是以戎作为对所有非华夏各族的泛称。至于“西戎”，在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指氏羌系各部落，秦汉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狭义即指氐羌诸部，广义则包括中国西部各民族。


氐羌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语·晋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父）与有氏（母）所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原》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陇山东西，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有陕甘接壤地带陇山两侧的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有河南及河北南部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大致上，今河南境内及河北南部的仰韶文化是从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晋南、陕西乃至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陇山以西，甘青及今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继仰韶文化发展的为马家窑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3300—前2050年，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及古黄河下游的河南、晋南、陕西、冀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平行发展。这时中原地区已进入炎黄与两吴两大系统各部落集团的斗争与融合时期，形成以黄帝、尧、舜、禹为代表的王朝前古国共主“禅让”的时代。


在黄河中上游，继马家窑文化发展的是齐家文化，这是早期青铜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上重合。齐家文化的来源，可能不单纯来源于马家窑文化，也受了陇山以东乃至关中文化的影响，年代上限相当公元前2000年，已进入夏代编年范围。


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人的生活遗留看，都是比较原始的农耕文化，同时养畜业和渔猎经济也占较大的比重，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黄河上游青铜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洼文化，仍以农业为主；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则已发展为以游牧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羌人似乎从起源时代起就是游牧族群。同时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的看法是不科学的。我国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可能是以狩猎或渔猎为主，其余各种新石器文化，包括陇山以西，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只是在青铜文化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当地各部落才突破自然的限制，来到广大草原上发展了畜牧业，成为游牧民族。西戎氐羌在起源时代，是由原始的农业各部落，到青铜时代才发展为游牧的各部落的，他们成为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已建立夏、商王朝的时期。


西戎大部分部落在春秋战国时期为诸侯各国所吞并，只有陇山地区及陇以西，或与秦长期交往被华化，或在陇以西逐渐形成氐羌族群，成为秦汉以后氐羌族群的前驱。


布在河西走廊和今西域维吾尔自治区有乌孙、月氏、塞种等，其中月氏在战国末已建国称王。


陇山以西，今甘肃省武都、略阳一带的氏人，也出自先秦诸戎，其史绩大显于两汉魏晋时期。


“北狄”，狄作族称，《春秋》所记始于春秋中叶，但《国语·郑国》于西周末已有狄的记载。这是中原诸夏对北方一些部落与国家的称呼，不是他们的自称。


狄的本义，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断定，是由“远”与“剔除”的含义，“后乃引申之为驱除之于远方之义”。此外，狄还有强悍有力，行动疾快等含义。《尔雅·释兽》说：“麋、绝有力，狄”，邢昺《疏》：“绝异壮大有力者，狄。”《礼记·乐记》说：“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郑玄《注》：“狄、涤，往来疾貌也。”春秋初，在秦、晋、郑、卫、邢等国以北，即今陕北及山西、河北两省的中部与北部，有许多强悍有力的部落，是对中原诸夏的威胁，但当时仍与西戎及伊洛地区之戎统一称为戎，只在方位上称为北戎。至春秋中叶，出现了称上述地区各部落为狄的记载，因其在北，称为北狄。在狄的族称出现以后差不多100年间，又出现了赤狄、白狄、长狄等许多称号。


春秋中叶以后，狄与戎在地域上有明显的不同，但整个春秋时期，乃至战国中叶以前，戎狄仍往往混称，有些部落仍兼有戎与狄两种称号。这种情况以及春秋北狄诸部的姓族，陕北、山西、河北诸地的戎狄文化遗存，都说明春秋时期的戎与狄只是地域分布有明显区分，族类却比较接近。进入战国，他们主要部分已经华化，也有一部分当胡人南下后已融入胡人之中，成为匈奴的重要来源之一。


战国晚叶，胡人兴起，匈奴最为强大。胡人以东有东胡，胡人以北有丁灵。战国末年及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所称北狄，都是指胡人、东胡族系各民族。其中丁灵及以后铁勒、敕勒等译名，都在语音上可以与狄相通。但丁灵、铁勒、敕勒是对这些民族的汉语译名，狄是中原诸夏对北方民族的称呼，两者语源不同，含义也不一样。


春秋时期北狄与羌戎族类相近，而战国末年及以后北狄指胡人、东胡族系，与羌戎属完全不同的族系。汉武帝采取“隔绝胡羌”的政策以及赵充国在湟中屯田以制诸羌的举措，说明西汉时对羌与胡已经明确加以区分，但《史记》、《汉书》却没有为诸羌立传，羌人的祖源与史迹仅附在《匈奴传》中叙述，《后汉书》有《西羌传》。直到现在，在一些民族史的论著中，仍往往未能真正把春秋时期的北狄，与战国末及秦汉以后以胡人、东胡族系称为北狄这两者之间在族系与历史渊源方面划分清楚。然而把两者加以区分，对研究羌戎和北狄的历史与考古都是重要的。


春秋以来的赤狄、白狄、长狄到战国末已大多华化，有些则加入了东胡及胡人行列。在万里长城以北，东有东胡，北有匈奴，西北有月氏，成了中国北部三个游牧民族的军事政权。秦汉以前的人把当时的格局解释为：中国和四土。


“中国”的称谓，最早见于周初武王、成王时，不仅见于《尚书》，又有出土《何尊》铭文的实证。其义初与商朝称都城为“中商”同，以与四土相对，是指京师；扩而大之指诸夏分布之区。《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是指认同为夏人和继承夏文化的人，以与边疆各族相对而言，称为“夏夷”、“中国与夷狄”。


在“中国”的，并接受华夏文明的，称为华夏民族，以夏人、商人、周人三族为主，该三族是华夏族的三支主要来源。而秦、楚原先分别属于戎狄和蛮夷，但在战国中晚期，逐渐为诸夏所接受。


其中秦人，“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史记·秦本纪》卷五，第1364页]，祭黄帝、炎帝是秦人华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而楚人，居统治地位的楚公族，起源于祝融集团，与夏、周有较深的渊源关系，西周初封于楚蛮，一方面屡次争取周天子提高其地位，并以周封使“蛮夷率服”，同时又以蛮夷的力量与习俗，与周及中原诸夏抗衡，被中原视为蛮夷。楚公族这种在民族结构上的双重性，非夏非夷，亦夏亦夷，直到春秋末才正式被华夏认同。到战国晚叶，楚人已融合为当时中国南方的华夏。虽其文化、经济都与北方化华夏有明显的地区特点，称为“南楚北夏”，而实际上只是同一民族的地区差异。


“四土”当时是指东西南北四处，他们当时分别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夷五方配合，只是战国秦汉受华夷大一统思想支配而对五方各族的一种划分，无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只是对一方民族的统称，并非已形成五大民族集团。同一方位各族未必都属同一族系，而且具体包括哪些地区的民族，随着时间推移，也有所不同。


“东夷”，号称“九夷”，包含吐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东北有东胡、、貊、肃慎。


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还留存着两昊苗裔仍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但不能反过来简单地称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东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两昊集团就是“东昊部落集团”，因为当时尚未出现夷、夏的区别，而且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两昊部落集团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


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东北夷，则在中国的东北继续发展，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指先秦东北夷的苗裔，其中肃慎发展成在古代有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族称，当今有**、赫哲、鄂伦春、鄂温克、锡伯等民族的大族系。夫余的苗裔则有高勾骊继续在中国东北境发展，并且在公元5世纪中心移至朝鲜半岛，曾在邻国朝鲜建立高丽王朝。


“南蛮”，有三苗、庸、蜀、鬃、微、卢、彭、濮、荆蛮、吴、越、巴、夜郎、滇、邛都、隽、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等。


南蛮的总称，大概出现于战国。《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是说南蛮讲话如鴃鸟（八哥）那样舌头不好使；《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礼记·王制》说：“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南蛮是对今伏牛山脉以南汉水流域、淮河中上游、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至云贵高原各个民族的统称，其中族系复杂：长江中游有三苗、楚、群蛮；长江下游及珠江流域有百越、长江中上游有濮与巴蜀；云贵高原西南夷的先民大概也不止一个族系。


长江中游：南蛮的南蛮逐渐形成了楚，并吞并了其他群蛮。也有一些散布到中南、西南各民族中，而融化于当地各民族。其余群蛮，或随楚华化，或仍在长沙武陵一带继续发展，即秦汉时的武陵蛮。


长江中上游濮、巴、蜀：濮为楚所灭，但百濮虽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但部落众多，楚未能完全将他们**。后世被称为濮僚的族群，当是百越与百濮交融而形成的。当前民族史界有的认为百越即百濮，实则他们起源不同，而在长江中上游及云贵地区两大族团汇聚交融而形成的族团濮僚，具有两者的特征。巴国在清江流域的故地被楚国吞食，在鄂西北及陕南的势力也被楚、秦所逐。蜀为秦所灭。


长江中下游及岭南，百越：最典型的是勾吴、于越两国。


勾吴，于越，虽然在春秋晚叶争霸于中原，但无论中原还是吴、越都仍然认为吴越是蛮夷，前576年（鲁成公十五年、吴寿梦十年），寿梦朝周，路过鲁国，与鲁成公会于钟离。寿梦非常羡慕中原文明，“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在中原华夏的观念里，不仅吴、越是蛮夷，甚至连中原诸侯之不能维护华夏尊严的都是“新夷狄”。而吴越地域相连，语言相通，衣食习俗相同，虽为敌国，却是同一族类。


吴越保持着与百越其它各支共同的文化特征，经济生活属水田农耕民族，目前所知最早的经过种植的水稻是在河姆渡文化中发现的，越所住干栏式住房也已在河姆渡文化中出现，而越人发达的葛麻纺织及丝织业，在吴越地区也起源甚早。青铜文化发现与中原同步而发达晚于中原，可是到春秋时期，吴、越的铸剑技术闻名天下，至今传世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举世叹为观止，文献记载的欧冶子铸剑的技术，得到了考古文物发现的证明。前已述及青铜时代的几何纹印陶，是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吴、越文化也不例外，在精神文明方面，吴越的语言特点、断发文身，拔牙凿齿等，也都具有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地理和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等因素，吴、越都表现积极向中原和楚学习、吸收的特点，吴越兴起时所任用的巫臣、孙武、伍子胥、伯丕、范蠡、文种等都是从齐、楚等国来到吴越的，而季札出访中原，在鲁国论证各国礼乐的博识精论，使中原诸侯与士大夫都大为叹服，经过春秋晚叶到战国时期，虽然《荀子·荣辱篇》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仍强调越与楚、与华夏还存在民族差别，实际上勾吴已基本上华化，而于越分散、有的华化，有的在秦汉之际仍为越人。百越其它各支，如秦汉之际的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瓯等，各有区域，种姓不一，其中多有于越苗裔。


“西戎”、“北狄”，西北和北方有氏、羌、发羌、唐旄，■方、土方、鬼方、戎、狄。戎、狄种类很多，有赤狄、东山皋落氏、潞氏、留吁、驿辰、白狄、骊戎、甲氏、肥、鼓、鲜虞、杨拒、泉皋、伊洛之戎、绵诸、绲戎、狄之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林胡、楼烦、匈奴，等等。


确定地以戎作为族称始于周人，在灭商以前，主要用来称呼周原附近与周为敌的各部落，其劲敌集中于周原以西陇山地区，故称为西戎。灭商以后，为表示对商的敌忾，称之为“戎殷”或“戎衣”。至西周中叶，徐为西周东方劲敌，虽明属东夷，仍往往称之为“徐戎”，此称延续到春秋战国。自春秋时起，“戎”还偶而与“华”并称为“华戎”。这些都是以戎作为对所有非华夏各族的泛称。至于“西戎”，在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指氏羌系各部落，秦汉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狭义即指氐羌诸部，广义则包括中国西部各民族。


氐羌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语·晋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父）与有氏（母）所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原》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陇山东西，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有陕甘接壤地带陇山两侧的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有河南及河北南部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大致上，今河南境内及河北南部的仰韶文化是从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晋南、陕西乃至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陇山以西，甘青及今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继仰韶文化发展的为马家窑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3300—前2050年，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及古黄河下游的河南、晋南、陕西、冀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平行发展。这时中原地区已进入炎黄与两吴两大系统各部落集团的斗争与融合时期，形成以黄帝、尧、舜、禹为代表的王朝前古国共主“禅让”的时代。


在黄河中上游，继马家窑文化发展的是齐家文化，这是早期青铜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上重合。齐家文化的来源，可能不单纯来源于马家窑文化，也受了陇山以东乃至关中文化的影响，年代上限相当公元前2000年，已进入夏代编年范围。


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人的生活遗留看，都是比较原始的农耕文化，同时养畜业和渔猎经济也占较大的比重，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黄河上游青铜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洼文化，仍以农业为主；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则已发展为以游牧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羌人似乎从起源时代起就是游牧族群。同时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的看法是不科学的。我国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可能是以狩猎或渔猎为主，其余各种新石器文化，包括陇山以西，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只是在青铜文化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当地各部落才突破自然的限制，来到广大草原上发展了畜牧业，成为游牧民族。西戎氐羌在起源时代，是由原始的农业各部落，到青铜时代才发展为游牧的各部落的，他们成为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已建立夏、商王朝的时期。


西戎大部分部落在春秋战国时期为诸侯各国所吞并，只有陇山地区及陇以西，或与秦长期交往被华化，或在陇以西逐渐形成氐羌族群，成为秦汉以后氐羌族群的前驱。


布在河西走廊和今西域维吾尔自治区有乌孙、月氏、塞种等，其中月氏在战国末已建国称王。


陇山以西，今甘肃省武都、略阳一带的氏人，也出自先秦诸戎，其史绩大显于两汉魏晋时期。


“北狄”，狄作族称，《春秋》所记始于春秋中叶，但《国语·郑国》于西周末已有狄的记载。这是中原诸夏对北方一些部落与国家的称呼，不是他们的自称。


狄的本义，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断定，是由“远”与“剔除”的含义，“后乃引申之为驱除之于远方之义”。此外，狄还有强悍有力，行动疾快等含义。《尔雅·释兽》说：“麋、绝有力，狄”，邢昺《疏》：“绝异壮大有力者，狄。”《礼记·乐记》说：“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郑玄《注》：“狄、涤，往来疾貌也。”春秋初，在秦、晋、郑、卫、邢等国以北，即今陕北及山西、河北两省的中部与北部，有许多强悍有力的部落，是对中原诸夏的威胁，但当时仍与西戎及伊洛地区之戎统一称为戎，只在方位上称为北戎。至春秋中叶，出现了称上述地区各部落为狄的记载，因其在北，称为北狄。在狄的族称出现以后差不多100年间，又出现了赤狄、白狄、长狄等许多称号。


春秋中叶以后，狄与戎在地域上有明显的不同，但整个春秋时期，乃至战国中叶以前，戎狄仍往往混称，有些部落仍兼有戎与狄两种称号。这种情况以及春秋北狄诸部的姓族，陕北、山西、河北诸地的戎狄文化遗存，都说明春秋时期的戎与狄只是地域分布有明显区分，族类却比较接近。进入战国，他们主要部分已经华化，也有一部分当胡人南下后已融入胡人之中，成为匈奴的重要来源之一。


战国晚叶，胡人兴起，匈奴最为强大。胡人以东有东胡，胡人以北有丁灵。战国末年及秦汉以后中国古代所称北狄，都是指胡人、东胡族系各民族。其中丁灵及以后铁勒、敕勒等译名，都在语音上可以与狄相通。但丁灵、铁勒、敕勒是对这些民族的汉语译名，狄是中原诸夏对北方民族的称呼，两者语源不同，含义也不一样。


春秋时期北狄与羌戎族类相近，而战国末年及以后北狄指胡人、东胡族系，与羌戎属完全不同的族系。汉武帝采取“隔绝胡羌”的政策以及赵充国在湟中屯田以制诸羌的举措，说明西汉时对羌与胡已经明确加以区分，但《史记》、《汉书》却没有为诸羌立传，羌人的祖源与史迹仅附在《匈奴传》中叙述，《后汉书》有《西羌传》。直到现在，在一些民族史的论著中，仍往往未能真正把春秋时期的北狄，与战国末及秦汉以后以胡人、东胡族系称为北狄这两者之间在族系与历史渊源方面划分清楚。然而把两者加以区分，对研究羌戎和北狄的历史与考古都是重要的。


春秋以来的赤狄、白狄、长狄到战国末已大多华化，有些则加入了东胡及胡人行列。在万里长城以北，东有东胡，北有匈奴，西北有月氏，成了中国北部三个游牧民族的军事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