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南京军区副司令：高层隔阂使皖南事变新四军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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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 2011年08月09日 08:08
来源：人民网 作者：王洪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9/8257301_0.shtml核心提示：叶、项在作战指挥上的不协调，表现在与国民党军激战的关键时刻，两位最高指挥员不在一起，互相寻找，直接导致了高坦激战时难以实施及时统一的指挥，并致项英等上山出走之错，给部队造成了更大损失。由此可见，叶、项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间的恩怨，而是由于组织原因、个人经历、性格素养和地位境遇不同产生的。
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副军长项英（左）（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文史频道，作者：王洪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原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高层微妙关系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失利》
新四军领导层项叶关系微妙，但这并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造成的
（一）从个人情况看，项英和叶挺是新四军两位最主要的创建人和负责人，他们有许多相同之点，也有重要的差别。
相同之点是，他们都是革命的先行者，著名革命家。项英很早就追随中共的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等人，25岁即成为中央委员，以后一直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工人运动、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建树与业绩，特别是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和南方革命根据地，可谓历尽艰险，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朽贡献。那种批评项英害怕进入敌后、难以发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难道此时新四军的生存态势比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还险恶？早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项英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艰苦朴素的军旅作风，他积极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反对铺张浪费，惩治贪污腐败的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为人正直，心胸坦荡，但有时过于固执，优柔寡断。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锻造了他较高的游击战素养。
而叶挺很早就追随孙中山，担任他的警卫团营长，在平定陈炯明和其他反动军阀的叛乱中立下功勋，成为北伐名将，曾前往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加入中国共产党。叶挺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擅长正规战，提倡部队正规化的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注重提高新四军正规作战能力。叶挺家境较好，曾自己出钱从广东买枪，让夫人押运至皖南。他注重个人仪表，平时穿戴整齐，为人大方豪爽，经常请客聚餐，但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当他于1928年第二次抵莫斯科受到错误批评时，竟一气之下不辞而别，脱离了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在海外赋闲10年之久。
应该说，这两种不同经历和素养的领导人，在共事中有不同看法和处事原则也属正常。李一氓回忆，当时叶、项相处时，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挺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叶挺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挺的经历与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一起吃。项英不吃小灶既是他的一贯勤俭朴实的生活作风，也是当时与广大指战员共克时艰的实际需要，这是他的优点。李一氓说，从未听到项英背后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办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这些可以从项英给中央的电报中看出来。
可以看出，叶、项二人都是从革命大局出发，正派公道，坦诚相见，无论是个人素养、领导水平以及工作方式都各有特色、各有所长，此前两人并没有一起工作过，也不存在个人恩怨，相处过程中也不可能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二）从新四军最初领导人的配备来看，叶挺担任军长是国共协商妥协的结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将红军改编后开往敌后抗战的要求。
1937年8月，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国民党又被迫同意把南方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但是，国民党为了把这支部队控制在自己手里，提出要派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担任军长。而陈诚、张发奎都不愿到新四军任职，于是陈诚和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向蒋介石推荐叶挺担任军长。叶挺这时已不是中共党员，这样国共双方都能接受。因而国民党抢先任命叶挺为军长，并且根据叶挺的建议，将这支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
叶挺脱党10年的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一致吗？”“他还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疑问，不仅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叶挺，也使项、叶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道鸿沟，最初都是对叶挺抱有“走着瞧”的态度。这一点从任命叶挺为军长的来往电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在延安时，虽然叶挺表态在今后一定遵照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后来也是这样做的。但中共中央在关于新四军成立的文件中，对新四军的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都列名作了明确安排，唯独没有叶挺任军长的文字。当时项英正在延安，中央对叶挺的一时疑虑，不可能不影响到他。
从组织上说，由于叶挺不是党员，中共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召开会议决定大事，按规定不是中共党员的叶挺是不能参加的，有时被邀请，也只能是列席。当时中央的电报，凡属东南局的都先送给项英，凡属军队的一般都先送给副参谋长周子昆，由他们决定送给谁。这样，很多电报叶挺是看不到的。叶挺本人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项英既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国军”不设政委），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东南局书记，在当时党内军内的地位也是叶挺无法相比的，在新四军具有最后决定权。
在新四军军部，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参谋长张云逸两人职务较高，资格较老，可远在江北；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从党性、感情方面出发，自当站在项英一边，这样皖南新四军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项英一个人身上。由于叶挺特殊的身份，实际上无法有效实施军长指挥权，施展抱负，因而曾于1938年、1939年两次从新四军辞职出走，这使得叶、项关系比较微妙，指挥作战自然不能密切协同。中央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先后派李一氓、周恩来到皖南做两人的工作，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但缺乏指挥正规兵团作战的经验。叶挺则相反，他受过正规军校的系统训练，具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参加过北伐战争，擅长正规攻防作战，但没有经历过游击战，对其缺乏认识。
本来，项英、叶挺两人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取长补短，将叶挺的正规战指挥艺术和项英的游击战丰富经验融为一体，是很适合新四军以正规部队为作战单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可在江南大展宏图。但可惜叶、项间思想不统一，协调配合不够，各自的优长没有得到发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在皖南事变前期，新四军皖南部队还有正规作战能力时，如果在叶挺指挥下强力突破国民党军星潭防线，新四军将起死回生，但当时由项英指挥，“七小时会议”的犹豫不决错过了战机。后期在石井坑突围时，叶挺在明知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打正规战，毫无突围希望，最后还是靠游击战分散突围，保留了部分骨干。
叶、项在作战指挥上的不协调，表现在与国民党军激战的关键时刻，两位最高指挥员不在一起，互相寻找，直接导致了高坦激战时难以实施及时统一的指挥，并致项英等上山出走之错，给部队造成了更大损失。由此可见，叶、项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间的恩怨，而是由于组织原因、个人经历、性格素养和地位境遇不同产生的。叶挺1938年秋离开军部时，曾给李一氓留过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不是共产党员，不好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后来，当叶挺得知项英牺牲后，虽身陷囹圄，仍评价“项英也是一有志向才干的英雄”，并且认为“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
战场指挥不当和地形气候原因，也是新四军行动失利的重要因素
一是战场指挥不当。
从皖南事变中的失利情况来看，项英“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虽然中央授权项英全权指挥新四军，但由于叶挺当时的军长身份，也不可能全由项英全权指挥。
项英在指挥中犹豫不决，使皖南部队多次失去突围的有利时机。擅长游击战的项英，不主张硬打硬拼，而力图避开强师，这在主观指导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不强力撕开缺口，部队在狭小战场空间内难以机动，将造成更大被动。事实是部队被调来调去，到处碰壁，踌躇不前，最终造成兵困茂林，四面受敌的严重局面。到后来，不得不让叶挺全权指挥部队时，部队已经精疲力尽，被困数日，濒临绝境，而国民党军扎紧袋口，以逸待劳。叶挺企图用正规战中突击方法撕破包围圈，结果新四军在兵力、武器装备的绝对劣势下伤亡惨重。
特别是在突击失败后，叶挺再次固守石井坑待援，延误了突围时间。这时国民党军已采取了分进合击、前堵后截、重重包围的战法，无论是想把整个部队一起突出重围带走，或长期固守（无援）都是不可行的。如果采取游击战争中分进突击、多头突围，并辅以渗透、潜出，用游击方式小批多路转移，可能会突围出更多的力量，减少损失。但是叶挺对中央在紧急情势下要求部队“游击”、“保存骨干”的指示理解不够，还是继续收缩防线，加强工事，固守一拼。
直至12日中央回电，叶挺才下决心把还保持原有建制的部队加以分散，各自为战，以游击战的方式转移到江北去。这时已经兵困茂林4天了，国民党军在茂林周边已形成严密的围攻部署，加大了纵深配置，大大增加了新四军突围的难度。同时，部队基本上已弹尽粮绝，身疲力竭，不利于突围后长时间强行军，加大了损失。
二是地势天候条件不利。
笔者曾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察看过地形，并现地研究了新四军集结和转移路线。军部所在地是一片盆地，军部和各直属单位分驻在小平原的各村镇，青弋江（旧称舒溪）从中流过。小平原周边都是山高林密的山岭，相对高差都很大，青弋江平时平缓，一遇大雨则暴涨，难于徒涉。总之，这个地形是不可以打大仗的，敌军只要占据周边各山口，就会形成瓮中捉鳖的态势。而新四军撤离时，与当年中央红军撤离瑞金根据地时相似，制币机、印刷所、修械所、被服厂随队行动成为累赘。
新四军转移途经的茂林地区，位于青弋江上游两河之间，东、西、北三面环水，河深不能徒涉，南面靠山，方圆不过40公里，有国民党军3个师凭险筑垒固守，极难越过。作战区域高山重叠，交通不便，隘路多、坑谷多、山势陡、丛林密。山间道路狭窄，一般只能一路纵队通行，各纵队由于山岭阻隔，队形割裂，尽管相距都不远，却无法相互支援。战斗打响后，即陷入各自为战、被动挨打的局面。1941年1月8日晚，当时军部命令新3团由后卫变前卫，就是机关人员停下来靠在山坡上，让出一点空间，使新3团的队伍从身边过去，先到达高坦。新四军分3路纵队进入3个山冲，中间间隔相当大，因有高山阻隔，电台通讯受到影响，相互联络经常中断，军部很难顺畅地实施指挥。而且，那几天冬雨连绵不断，道路泥泞，战场行动大受限制，部队异常疲劳。新四军军部云岭距茂林地区仅40余华里，天气正常时部队急行军一夜就可通过，但由于天候原因，从1月4日至6日，部队仍滞留在茂林。
负责“剿办”的上官云相在皖南事变后的一次宴会上说：“这次‘剿灭’新四军，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战的当时，连下几天雨，是难得的，使新四军困在山谷，前是隘路，后是激流（指青弋江涨水），进退不得……在日寇‘扫荡’的间隙时间，仅半个月完成一个会战任务，也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
三是对谈判期望太高。
战场上的谈判和抗议，是在保有一定实力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果的，而在战局处于颓势，并无力给敌以重大杀伤时，敌不会真心谈判，谈判也不会有效果。
在北移之初，“以为可以用和平交涉的方法通过”。当从石井坑突围到大康王后，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的饶漱石对叶挺说：“你是否可以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驻地”。叶挺说：“我们现在是败兵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事实证明，叶挺一下山就被国民党扣留，部队也被打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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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作者：王洪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9/8257301_0.shtml核心提示：叶、项在作战指挥上的不协调，表现在与国民党军激战的关键时刻，两位最高指挥员不在一起，互相寻找，直接导致了高坦激战时难以实施及时统一的指挥，并致项英等上山出走之错，给部队造成了更大损失。由此可见，叶、项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间的恩怨，而是由于组织原因、个人经历、性格素养和地位境遇不同产生的。
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副军长项英（左）（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文史频道，作者：王洪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原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高层微妙关系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失利》
新四军领导层项叶关系微妙，但这并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造成的
（一）从个人情况看，项英和叶挺是新四军两位最主要的创建人和负责人，他们有许多相同之点，也有重要的差别。
相同之点是，他们都是革命的先行者，著名革命家。项英很早就追随中共的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等人，25岁即成为中央委员，以后一直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工人运动、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建树与业绩，特别是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和南方革命根据地，可谓历尽艰险，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朽贡献。那种批评项英害怕进入敌后、难以发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难道此时新四军的生存态势比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还险恶？早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项英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艰苦朴素的军旅作风，他积极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反对铺张浪费，惩治贪污腐败的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为人正直，心胸坦荡，但有时过于固执，优柔寡断。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锻造了他较高的游击战素养。
而叶挺很早就追随孙中山，担任他的警卫团营长，在平定陈炯明和其他反动军阀的叛乱中立下功勋，成为北伐名将，曾前往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加入中国共产党。叶挺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擅长正规战，提倡部队正规化的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注重提高新四军正规作战能力。叶挺家境较好，曾自己出钱从广东买枪，让夫人押运至皖南。他注重个人仪表，平时穿戴整齐，为人大方豪爽，经常请客聚餐，但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当他于1928年第二次抵莫斯科受到错误批评时，竟一气之下不辞而别，脱离了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在海外赋闲10年之久。
应该说，这两种不同经历和素养的领导人，在共事中有不同看法和处事原则也属正常。李一氓回忆，当时叶、项相处时，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挺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叶挺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挺的经历与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一起吃。项英不吃小灶既是他的一贯勤俭朴实的生活作风，也是当时与广大指战员共克时艰的实际需要，这是他的优点。李一氓说，从未听到项英背后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办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这些可以从项英给中央的电报中看出来。
可以看出，叶、项二人都是从革命大局出发，正派公道，坦诚相见，无论是个人素养、领导水平以及工作方式都各有特色、各有所长，此前两人并没有一起工作过，也不存在个人恩怨，相处过程中也不可能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二）从新四军最初领导人的配备来看，叶挺担任军长是国共协商妥协的结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将红军改编后开往敌后抗战的要求。
1937年8月，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国民党又被迫同意把南方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但是，国民党为了把这支部队控制在自己手里，提出要派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担任军长。而陈诚、张发奎都不愿到新四军任职，于是陈诚和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向蒋介石推荐叶挺担任军长。叶挺这时已不是中共党员，这样国共双方都能接受。因而国民党抢先任命叶挺为军长，并且根据叶挺的建议，将这支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
叶挺脱党10年的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一致吗？”“他还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疑问，不仅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叶挺，也使项、叶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道鸿沟，最初都是对叶挺抱有“走着瞧”的态度。这一点从任命叶挺为军长的来往电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在延安时，虽然叶挺表态在今后一定遵照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后来也是这样做的。但中共中央在关于新四军成立的文件中，对新四军的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都列名作了明确安排，唯独没有叶挺任军长的文字。当时项英正在延安，中央对叶挺的一时疑虑，不可能不影响到他。
从组织上说，由于叶挺不是党员，中共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召开会议决定大事，按规定不是中共党员的叶挺是不能参加的，有时被邀请，也只能是列席。当时中央的电报，凡属东南局的都先送给项英，凡属军队的一般都先送给副参谋长周子昆，由他们决定送给谁。这样，很多电报叶挺是看不到的。叶挺本人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项英既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国军”不设政委），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东南局书记，在当时党内军内的地位也是叶挺无法相比的，在新四军具有最后决定权。
在新四军军部，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参谋长张云逸两人职务较高，资格较老，可远在江北；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从党性、感情方面出发，自当站在项英一边，这样皖南新四军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项英一个人身上。由于叶挺特殊的身份，实际上无法有效实施军长指挥权，施展抱负，因而曾于1938年、1939年两次从新四军辞职出走，这使得叶、项关系比较微妙，指挥作战自然不能密切协同。中央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先后派李一氓、周恩来到皖南做两人的工作，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但缺乏指挥正规兵团作战的经验。叶挺则相反，他受过正规军校的系统训练，具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参加过北伐战争，擅长正规攻防作战，但没有经历过游击战，对其缺乏认识。
本来，项英、叶挺两人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取长补短，将叶挺的正规战指挥艺术和项英的游击战丰富经验融为一体，是很适合新四军以正规部队为作战单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可在江南大展宏图。但可惜叶、项间思想不统一，协调配合不够，各自的优长没有得到发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在皖南事变前期，新四军皖南部队还有正规作战能力时，如果在叶挺指挥下强力突破国民党军星潭防线，新四军将起死回生，但当时由项英指挥，“七小时会议”的犹豫不决错过了战机。后期在石井坑突围时，叶挺在明知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打正规战，毫无突围希望，最后还是靠游击战分散突围，保留了部分骨干。
叶、项在作战指挥上的不协调，表现在与国民党军激战的关键时刻，两位最高指挥员不在一起，互相寻找，直接导致了高坦激战时难以实施及时统一的指挥，并致项英等上山出走之错，给部队造成了更大损失。由此可见，叶、项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间的恩怨，而是由于组织原因、个人经历、性格素养和地位境遇不同产生的。叶挺1938年秋离开军部时，曾给李一氓留过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不是共产党员，不好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后来，当叶挺得知项英牺牲后，虽身陷囹圄，仍评价“项英也是一有志向才干的英雄”，并且认为“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
战场指挥不当和地形气候原因，也是新四军行动失利的重要因素
一是战场指挥不当。
从皖南事变中的失利情况来看，项英“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虽然中央授权项英全权指挥新四军，但由于叶挺当时的军长身份，也不可能全由项英全权指挥。
项英在指挥中犹豫不决，使皖南部队多次失去突围的有利时机。擅长游击战的项英，不主张硬打硬拼，而力图避开强师，这在主观指导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不强力撕开缺口，部队在狭小战场空间内难以机动，将造成更大被动。事实是部队被调来调去，到处碰壁，踌躇不前，最终造成兵困茂林，四面受敌的严重局面。到后来，不得不让叶挺全权指挥部队时，部队已经精疲力尽，被困数日，濒临绝境，而国民党军扎紧袋口，以逸待劳。叶挺企图用正规战中突击方法撕破包围圈，结果新四军在兵力、武器装备的绝对劣势下伤亡惨重。
特别是在突击失败后，叶挺再次固守石井坑待援，延误了突围时间。这时国民党军已采取了分进合击、前堵后截、重重包围的战法，无论是想把整个部队一起突出重围带走，或长期固守（无援）都是不可行的。如果采取游击战争中分进突击、多头突围，并辅以渗透、潜出，用游击方式小批多路转移，可能会突围出更多的力量，减少损失。但是叶挺对中央在紧急情势下要求部队“游击”、“保存骨干”的指示理解不够，还是继续收缩防线，加强工事，固守一拼。
直至12日中央回电，叶挺才下决心把还保持原有建制的部队加以分散，各自为战，以游击战的方式转移到江北去。这时已经兵困茂林4天了，国民党军在茂林周边已形成严密的围攻部署，加大了纵深配置，大大增加了新四军突围的难度。同时，部队基本上已弹尽粮绝，身疲力竭，不利于突围后长时间强行军，加大了损失。
二是地势天候条件不利。
笔者曾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察看过地形，并现地研究了新四军集结和转移路线。军部所在地是一片盆地，军部和各直属单位分驻在小平原的各村镇，青弋江（旧称舒溪）从中流过。小平原周边都是山高林密的山岭，相对高差都很大，青弋江平时平缓，一遇大雨则暴涨，难于徒涉。总之，这个地形是不可以打大仗的，敌军只要占据周边各山口，就会形成瓮中捉鳖的态势。而新四军撤离时，与当年中央红军撤离瑞金根据地时相似，制币机、印刷所、修械所、被服厂随队行动成为累赘。
新四军转移途经的茂林地区，位于青弋江上游两河之间，东、西、北三面环水，河深不能徒涉，南面靠山，方圆不过40公里，有国民党军3个师凭险筑垒固守，极难越过。作战区域高山重叠，交通不便，隘路多、坑谷多、山势陡、丛林密。山间道路狭窄，一般只能一路纵队通行，各纵队由于山岭阻隔，队形割裂，尽管相距都不远，却无法相互支援。战斗打响后，即陷入各自为战、被动挨打的局面。1941年1月8日晚，当时军部命令新3团由后卫变前卫，就是机关人员停下来靠在山坡上，让出一点空间，使新3团的队伍从身边过去，先到达高坦。新四军分3路纵队进入3个山冲，中间间隔相当大，因有高山阻隔，电台通讯受到影响，相互联络经常中断，军部很难顺畅地实施指挥。而且，那几天冬雨连绵不断，道路泥泞，战场行动大受限制，部队异常疲劳。新四军军部云岭距茂林地区仅40余华里，天气正常时部队急行军一夜就可通过，但由于天候原因，从1月4日至6日，部队仍滞留在茂林。
负责“剿办”的上官云相在皖南事变后的一次宴会上说：“这次‘剿灭’新四军，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战的当时，连下几天雨，是难得的，使新四军困在山谷，前是隘路，后是激流（指青弋江涨水），进退不得……在日寇‘扫荡’的间隙时间，仅半个月完成一个会战任务，也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
三是对谈判期望太高。
战场上的谈判和抗议，是在保有一定实力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果的，而在战局处于颓势，并无力给敌以重大杀伤时，敌不会真心谈判，谈判也不会有效果。
在北移之初，“以为可以用和平交涉的方法通过”。当从石井坑突围到大康王后，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的饶漱石对叶挺说：“你是否可以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驻地”。叶挺说：“我们现在是败兵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事实证明，叶挺一下山就被国民党扣留，部队也被打散了。
来源：人民网 作者：王洪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9/8257301_0.shtml核心提示：叶、项在作战指挥上的不协调，表现在与国民党军激战的关键时刻，两位最高指挥员不在一起，互相寻找，直接导致了高坦激战时难以实施及时统一的指挥，并致项英等上山出走之错，给部队造成了更大损失。由此可见，叶、项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间的恩怨，而是由于组织原因、个人经历、性格素养和地位境遇不同产生的。
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副军长项英（左）（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文史频道，作者：王洪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原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高层微妙关系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失利》
新四军领导层项叶关系微妙，但这并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造成的
（一）从个人情况看，项英和叶挺是新四军两位最主要的创建人和负责人，他们有许多相同之点，也有重要的差别。
相同之点是，他们都是革命的先行者，著名革命家。项英很早就追随中共的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等人，25岁即成为中央委员，以后一直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工人运动、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建树与业绩，特别是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和南方革命根据地，可谓历尽艰险，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朽贡献。那种批评项英害怕进入敌后、难以发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难道此时新四军的生存态势比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还险恶？早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项英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艰苦朴素的军旅作风，他积极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反对铺张浪费，惩治贪污腐败的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为人正直，心胸坦荡，但有时过于固执，优柔寡断。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锻造了他较高的游击战素养。
而叶挺很早就追随孙中山，担任他的警卫团营长，在平定陈炯明和其他反动军阀的叛乱中立下功勋，成为北伐名将，曾前往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加入中国共产党。叶挺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擅长正规战，提倡部队正规化的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注重提高新四军正规作战能力。叶挺家境较好，曾自己出钱从广东买枪，让夫人押运至皖南。他注重个人仪表，平时穿戴整齐，为人大方豪爽，经常请客聚餐，但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当他于1928年第二次抵莫斯科受到错误批评时，竟一气之下不辞而别，脱离了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在海外赋闲10年之久。
应该说，这两种不同经历和素养的领导人，在共事中有不同看法和处事原则也属正常。李一氓回忆，当时叶、项相处时，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挺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叶挺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挺的经历与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一起吃。项英不吃小灶既是他的一贯勤俭朴实的生活作风，也是当时与广大指战员共克时艰的实际需要，这是他的优点。李一氓说，从未听到项英背后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办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这些可以从项英给中央的电报中看出来。
可以看出，叶、项二人都是从革命大局出发，正派公道，坦诚相见，无论是个人素养、领导水平以及工作方式都各有特色、各有所长，此前两人并没有一起工作过，也不存在个人恩怨，相处过程中也不可能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二）从新四军最初领导人的配备来看，叶挺担任军长是国共协商妥协的结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将红军改编后开往敌后抗战的要求。
1937年8月，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国民党又被迫同意把南方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但是，国民党为了把这支部队控制在自己手里，提出要派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担任军长。而陈诚、张发奎都不愿到新四军任职，于是陈诚和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向蒋介石推荐叶挺担任军长。叶挺这时已不是中共党员，这样国共双方都能接受。因而国民党抢先任命叶挺为军长，并且根据叶挺的建议，将这支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
叶挺脱党10年的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一致吗？”“他还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疑问，不仅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叶挺，也使项、叶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道鸿沟，最初都是对叶挺抱有“走着瞧”的态度。这一点从任命叶挺为军长的来往电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在延安时，虽然叶挺表态在今后一定遵照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后来也是这样做的。但中共中央在关于新四军成立的文件中，对新四军的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都列名作了明确安排，唯独没有叶挺任军长的文字。当时项英正在延安，中央对叶挺的一时疑虑，不可能不影响到他。
从组织上说，由于叶挺不是党员，中共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召开会议决定大事，按规定不是中共党员的叶挺是不能参加的，有时被邀请，也只能是列席。当时中央的电报，凡属东南局的都先送给项英，凡属军队的一般都先送给副参谋长周子昆，由他们决定送给谁。这样，很多电报叶挺是看不到的。叶挺本人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项英既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国军”不设政委），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东南局书记，在当时党内军内的地位也是叶挺无法相比的，在新四军具有最后决定权。
在新四军军部，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参谋长张云逸两人职务较高，资格较老，可远在江北；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从党性、感情方面出发，自当站在项英一边，这样皖南新四军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项英一个人身上。由于叶挺特殊的身份，实际上无法有效实施军长指挥权，施展抱负，因而曾于1938年、1939年两次从新四军辞职出走，这使得叶、项关系比较微妙，指挥作战自然不能密切协同。中央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先后派李一氓、周恩来到皖南做两人的工作，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但缺乏指挥正规兵团作战的经验。叶挺则相反，他受过正规军校的系统训练，具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参加过北伐战争，擅长正规攻防作战，但没有经历过游击战，对其缺乏认识。
本来，项英、叶挺两人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取长补短，将叶挺的正规战指挥艺术和项英的游击战丰富经验融为一体，是很适合新四军以正规部队为作战单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可在江南大展宏图。但可惜叶、项间思想不统一，协调配合不够，各自的优长没有得到发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在皖南事变前期，新四军皖南部队还有正规作战能力时，如果在叶挺指挥下强力突破国民党军星潭防线，新四军将起死回生，但当时由项英指挥，“七小时会议”的犹豫不决错过了战机。后期在石井坑突围时，叶挺在明知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打正规战，毫无突围希望，最后还是靠游击战分散突围，保留了部分骨干。
叶、项在作战指挥上的不协调，表现在与国民党军激战的关键时刻，两位最高指挥员不在一起，互相寻找，直接导致了高坦激战时难以实施及时统一的指挥，并致项英等上山出走之错，给部队造成了更大损失。由此可见，叶、项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间的恩怨，而是由于组织原因、个人经历、性格素养和地位境遇不同产生的。叶挺1938年秋离开军部时，曾给李一氓留过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不是共产党员，不好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后来，当叶挺得知项英牺牲后，虽身陷囹圄，仍评价“项英也是一有志向才干的英雄”，并且认为“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
战场指挥不当和地形气候原因，也是新四军行动失利的重要因素
一是战场指挥不当。
从皖南事变中的失利情况来看，项英“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虽然中央授权项英全权指挥新四军，但由于叶挺当时的军长身份，也不可能全由项英全权指挥。
项英在指挥中犹豫不决，使皖南部队多次失去突围的有利时机。擅长游击战的项英，不主张硬打硬拼，而力图避开强师，这在主观指导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不强力撕开缺口，部队在狭小战场空间内难以机动，将造成更大被动。事实是部队被调来调去，到处碰壁，踌躇不前，最终造成兵困茂林，四面受敌的严重局面。到后来，不得不让叶挺全权指挥部队时，部队已经精疲力尽，被困数日，濒临绝境，而国民党军扎紧袋口，以逸待劳。叶挺企图用正规战中突击方法撕破包围圈，结果新四军在兵力、武器装备的绝对劣势下伤亡惨重。
特别是在突击失败后，叶挺再次固守石井坑待援，延误了突围时间。这时国民党军已采取了分进合击、前堵后截、重重包围的战法，无论是想把整个部队一起突出重围带走，或长期固守（无援）都是不可行的。如果采取游击战争中分进突击、多头突围，并辅以渗透、潜出，用游击方式小批多路转移，可能会突围出更多的力量，减少损失。但是叶挺对中央在紧急情势下要求部队“游击”、“保存骨干”的指示理解不够，还是继续收缩防线，加强工事，固守一拼。
直至12日中央回电，叶挺才下决心把还保持原有建制的部队加以分散，各自为战，以游击战的方式转移到江北去。这时已经兵困茂林4天了，国民党军在茂林周边已形成严密的围攻部署，加大了纵深配置，大大增加了新四军突围的难度。同时，部队基本上已弹尽粮绝，身疲力竭，不利于突围后长时间强行军，加大了损失。
二是地势天候条件不利。
笔者曾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察看过地形，并现地研究了新四军集结和转移路线。军部所在地是一片盆地，军部和各直属单位分驻在小平原的各村镇，青弋江（旧称舒溪）从中流过。小平原周边都是山高林密的山岭，相对高差都很大，青弋江平时平缓，一遇大雨则暴涨，难于徒涉。总之，这个地形是不可以打大仗的，敌军只要占据周边各山口，就会形成瓮中捉鳖的态势。而新四军撤离时，与当年中央红军撤离瑞金根据地时相似，制币机、印刷所、修械所、被服厂随队行动成为累赘。
新四军转移途经的茂林地区，位于青弋江上游两河之间，东、西、北三面环水，河深不能徒涉，南面靠山，方圆不过40公里，有国民党军3个师凭险筑垒固守，极难越过。作战区域高山重叠，交通不便，隘路多、坑谷多、山势陡、丛林密。山间道路狭窄，一般只能一路纵队通行，各纵队由于山岭阻隔，队形割裂，尽管相距都不远，却无法相互支援。战斗打响后，即陷入各自为战、被动挨打的局面。1941年1月8日晚，当时军部命令新3团由后卫变前卫，就是机关人员停下来靠在山坡上，让出一点空间，使新3团的队伍从身边过去，先到达高坦。新四军分3路纵队进入3个山冲，中间间隔相当大，因有高山阻隔，电台通讯受到影响，相互联络经常中断，军部很难顺畅地实施指挥。而且，那几天冬雨连绵不断，道路泥泞，战场行动大受限制，部队异常疲劳。新四军军部云岭距茂林地区仅40余华里，天气正常时部队急行军一夜就可通过，但由于天候原因，从1月4日至6日，部队仍滞留在茂林。
负责“剿办”的上官云相在皖南事变后的一次宴会上说：“这次‘剿灭’新四军，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战的当时，连下几天雨，是难得的，使新四军困在山谷，前是隘路，后是激流（指青弋江涨水），进退不得……在日寇‘扫荡’的间隙时间，仅半个月完成一个会战任务，也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
三是对谈判期望太高。
战场上的谈判和抗议，是在保有一定实力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果的，而在战局处于颓势，并无力给敌以重大杀伤时，敌不会真心谈判，谈判也不会有效果。
在北移之初，“以为可以用和平交涉的方法通过”。当从石井坑突围到大康王后，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的饶漱石对叶挺说：“你是否可以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驻地”。叶挺说：“我们现在是败兵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事实证明，叶挺一下山就被国民党扣留，部队也被打散了。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 2011年08月09日 08:08
来源：人民网 作者：王洪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9/8257301_0.shtml核心提示：叶、项在作战指挥上的不协调，表现在与国民党军激战的关键时刻，两位最高指挥员不在一起，互相寻找，直接导致了高坦激战时难以实施及时统一的指挥，并致项英等上山出走之错，给部队造成了更大损失。由此可见，叶、项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间的恩怨，而是由于组织原因、个人经历、性格素养和地位境遇不同产生的。
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副军长项英（左）（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文史频道，作者：王洪光（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原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高层微妙关系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失利》
新四军领导层项叶关系微妙，但这并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造成的
（一）从个人情况看，项英和叶挺是新四军两位最主要的创建人和负责人，他们有许多相同之点，也有重要的差别。
相同之点是，他们都是革命的先行者，著名革命家。项英很早就追随中共的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等人，25岁即成为中央委员，以后一直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工人运动、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建树与业绩，特别是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和南方革命根据地，可谓历尽艰险，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朽贡献。那种批评项英害怕进入敌后、难以发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难道此时新四军的生存态势比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还险恶？早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项英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艰苦朴素的军旅作风，他积极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反对铺张浪费，惩治贪污腐败的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为人正直，心胸坦荡，但有时过于固执，优柔寡断。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锻造了他较高的游击战素养。
而叶挺很早就追随孙中山，担任他的警卫团营长，在平定陈炯明和其他反动军阀的叛乱中立下功勋，成为北伐名将，曾前往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加入中国共产党。叶挺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擅长正规战，提倡部队正规化的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注重提高新四军正规作战能力。叶挺家境较好，曾自己出钱从广东买枪，让夫人押运至皖南。他注重个人仪表，平时穿戴整齐，为人大方豪爽，经常请客聚餐，但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当他于1928年第二次抵莫斯科受到错误批评时，竟一气之下不辞而别，脱离了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在海外赋闲10年之久。
应该说，这两种不同经历和素养的领导人，在共事中有不同看法和处事原则也属正常。李一氓回忆，当时叶、项相处时，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挺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叶挺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挺的经历与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一起吃。项英不吃小灶既是他的一贯勤俭朴实的生活作风，也是当时与广大指战员共克时艰的实际需要，这是他的优点。李一氓说，从未听到项英背后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办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这些可以从项英给中央的电报中看出来。
可以看出，叶、项二人都是从革命大局出发，正派公道，坦诚相见，无论是个人素养、领导水平以及工作方式都各有特色、各有所长，此前两人并没有一起工作过，也不存在个人恩怨，相处过程中也不可能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二）从新四军最初领导人的配备来看，叶挺担任军长是国共协商妥协的结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将红军改编后开往敌后抗战的要求。
1937年8月，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国民党又被迫同意把南方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但是，国民党为了把这支部队控制在自己手里，提出要派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对这支军队的绝对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担任军长。而陈诚、张发奎都不愿到新四军任职，于是陈诚和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向蒋介石推荐叶挺担任军长。叶挺这时已不是中共党员，这样国共双方都能接受。因而国民党抢先任命叶挺为军长，并且根据叶挺的建议，将这支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
叶挺脱党10年的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一致吗？”“他还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疑问，不仅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叶挺，也使项、叶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道鸿沟，最初都是对叶挺抱有“走着瞧”的态度。这一点从任命叶挺为军长的来往电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在延安时，虽然叶挺表态在今后一定遵照中国共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后来也是这样做的。但中共中央在关于新四军成立的文件中，对新四军的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都列名作了明确安排，唯独没有叶挺任军长的文字。当时项英正在延安，中央对叶挺的一时疑虑，不可能不影响到他。
从组织上说，由于叶挺不是党员，中共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召开会议决定大事，按规定不是中共党员的叶挺是不能参加的，有时被邀请，也只能是列席。当时中央的电报，凡属东南局的都先送给项英，凡属军队的一般都先送给副参谋长周子昆，由他们决定送给谁。这样，很多电报叶挺是看不到的。叶挺本人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项英既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国军”不设政委），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东南局书记，在当时党内军内的地位也是叶挺无法相比的，在新四军具有最后决定权。
在新四军军部，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参谋长张云逸两人职务较高，资格较老，可远在江北；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从党性、感情方面出发，自当站在项英一边，这样皖南新四军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项英一个人身上。由于叶挺特殊的身份，实际上无法有效实施军长指挥权，施展抱负，因而曾于1938年、1939年两次从新四军辞职出走，这使得叶、项关系比较微妙，指挥作战自然不能密切协同。中央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先后派李一氓、周恩来到皖南做两人的工作，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但缺乏指挥正规兵团作战的经验。叶挺则相反，他受过正规军校的系统训练，具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参加过北伐战争，擅长正规攻防作战，但没有经历过游击战，对其缺乏认识。
本来，项英、叶挺两人团结协作、密切配合、取长补短，将叶挺的正规战指挥艺术和项英的游击战丰富经验融为一体，是很适合新四军以正规部队为作战单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可在江南大展宏图。但可惜叶、项间思想不统一，协调配合不够，各自的优长没有得到发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在皖南事变前期，新四军皖南部队还有正规作战能力时，如果在叶挺指挥下强力突破国民党军星潭防线，新四军将起死回生，但当时由项英指挥，“七小时会议”的犹豫不决错过了战机。后期在石井坑突围时，叶挺在明知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打正规战，毫无突围希望，最后还是靠游击战分散突围，保留了部分骨干。
叶、项在作战指挥上的不协调，表现在与国民党军激战的关键时刻，两位最高指挥员不在一起，互相寻找，直接导致了高坦激战时难以实施及时统一的指挥，并致项英等上山出走之错，给部队造成了更大损失。由此可见，叶、项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间的恩怨，而是由于组织原因、个人经历、性格素养和地位境遇不同产生的。叶挺1938年秋离开军部时，曾给李一氓留过一封亲笔信，说是“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不是共产党员，不好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后来，当叶挺得知项英牺牲后，虽身陷囹圄，仍评价“项英也是一有志向才干的英雄”，并且认为“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
战场指挥不当和地形气候原因，也是新四军行动失利的重要因素
一是战场指挥不当。
从皖南事变中的失利情况来看，项英“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虽然中央授权项英全权指挥新四军，但由于叶挺当时的军长身份，也不可能全由项英全权指挥。
项英在指挥中犹豫不决，使皖南部队多次失去突围的有利时机。擅长游击战的项英，不主张硬打硬拼，而力图避开强师，这在主观指导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不强力撕开缺口，部队在狭小战场空间内难以机动，将造成更大被动。事实是部队被调来调去，到处碰壁，踌躇不前，最终造成兵困茂林，四面受敌的严重局面。到后来，不得不让叶挺全权指挥部队时，部队已经精疲力尽，被困数日，濒临绝境，而国民党军扎紧袋口，以逸待劳。叶挺企图用正规战中突击方法撕破包围圈，结果新四军在兵力、武器装备的绝对劣势下伤亡惨重。
特别是在突击失败后，叶挺再次固守石井坑待援，延误了突围时间。这时国民党军已采取了分进合击、前堵后截、重重包围的战法，无论是想把整个部队一起突出重围带走，或长期固守（无援）都是不可行的。如果采取游击战争中分进突击、多头突围，并辅以渗透、潜出，用游击方式小批多路转移，可能会突围出更多的力量，减少损失。但是叶挺对中央在紧急情势下要求部队“游击”、“保存骨干”的指示理解不够，还是继续收缩防线，加强工事，固守一拼。
直至12日中央回电，叶挺才下决心把还保持原有建制的部队加以分散，各自为战，以游击战的方式转移到江北去。这时已经兵困茂林4天了，国民党军在茂林周边已形成严密的围攻部署，加大了纵深配置，大大增加了新四军突围的难度。同时，部队基本上已弹尽粮绝，身疲力竭，不利于突围后长时间强行军，加大了损失。
二是地势天候条件不利。
笔者曾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察看过地形，并现地研究了新四军集结和转移路线。军部所在地是一片盆地，军部和各直属单位分驻在小平原的各村镇，青弋江（旧称舒溪）从中流过。小平原周边都是山高林密的山岭，相对高差都很大，青弋江平时平缓，一遇大雨则暴涨，难于徒涉。总之，这个地形是不可以打大仗的，敌军只要占据周边各山口，就会形成瓮中捉鳖的态势。而新四军撤离时，与当年中央红军撤离瑞金根据地时相似，制币机、印刷所、修械所、被服厂随队行动成为累赘。
新四军转移途经的茂林地区，位于青弋江上游两河之间，东、西、北三面环水，河深不能徒涉，南面靠山，方圆不过40公里，有国民党军3个师凭险筑垒固守，极难越过。作战区域高山重叠，交通不便，隘路多、坑谷多、山势陡、丛林密。山间道路狭窄，一般只能一路纵队通行，各纵队由于山岭阻隔，队形割裂，尽管相距都不远，却无法相互支援。战斗打响后，即陷入各自为战、被动挨打的局面。1941年1月8日晚，当时军部命令新3团由后卫变前卫，就是机关人员停下来靠在山坡上，让出一点空间，使新3团的队伍从身边过去，先到达高坦。新四军分3路纵队进入3个山冲，中间间隔相当大，因有高山阻隔，电台通讯受到影响，相互联络经常中断，军部很难顺畅地实施指挥。而且，那几天冬雨连绵不断，道路泥泞，战场行动大受限制，部队异常疲劳。新四军军部云岭距茂林地区仅40余华里，天气正常时部队急行军一夜就可通过，但由于天候原因，从1月4日至6日，部队仍滞留在茂林。
负责“剿办”的上官云相在皖南事变后的一次宴会上说：“这次‘剿灭’新四军，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战的当时，连下几天雨，是难得的，使新四军困在山谷，前是隘路，后是激流（指青弋江涨水），进退不得……在日寇‘扫荡’的间隙时间，仅半个月完成一个会战任务，也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
三是对谈判期望太高。
战场上的谈判和抗议，是在保有一定实力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果的，而在战局处于颓势，并无力给敌以重大杀伤时，敌不会真心谈判，谈判也不会有效果。
在北移之初，“以为可以用和平交涉的方法通过”。当从石井坑突围到大康王后，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的饶漱石对叶挺说：“你是否可以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驻地”。叶挺说：“我们现在是败兵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事实证明，叶挺一下山就被国民党扣留，部队也被打散了。
叶项搭配是毛周等用人的一大失误。
叶陈均有海外经历，兴致亦相投；陈在南方坚持数年之久，在井冈山初期即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资历也完全胜任，积累了不少游击战经验，亦可补充叶之不足。
项回延安，叶陈搭配，则皖南悲剧也许可以减痛很多。
叶陈均有海外经历，兴致亦相投；陈在南方坚持数年之久，在井冈山初期即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资历也完全胜任，积累了不少游击战经验，亦可补充叶之不足。
项回延安，叶陈搭配，则皖南悲剧也许可以减痛很多。
重剑无锋1977 发表于 2011-8-11 17:54 ![]()
叶项搭配是毛周等用人的一大失误。
叶陈均有海外经历，兴致亦相投；陈在南方坚持数年之久，在井冈山初期即 ...
这是唯一较好的搭配了
叶项搭配是毛周等用人的一大失误。
叶陈均有海外经历，兴致亦相投；陈在南方坚持数年之久，在井冈山初期即 ...
这是唯一较好的搭配了
1938年、1939年两次从新四军辞职出走就应该纠正叶项搭配的问题了。
如果说1938年叶挺第一次出走还可以和稀泥的话。
到了这个问题一而再的爆发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纠正，
皖南事变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指挥枪的原则和新四军叶挺任军长的实际情况矛盾的结果。既然这样先天的矛盾不可避免，那就只能缓和。
在劝说叶挺回新四军的同时，调项去延安（这个“同时”有半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技术性的操作的），叶陈搭配，是有可能长期维持的。
不过这都是马后炮。。。
1938年、1939年两次从新四军辞职出走就应该纠正叶项搭配的问题了。
如果说1938年叶挺第一次出走还可以和稀泥的话。
到了这个问题一而再的爆发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纠正，
皖南事变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指挥枪的原则和新四军叶挺任军长的实际情况矛盾的结果。既然这样先天的矛盾不可避免，那就只能缓和。
在劝说叶挺回新四军的同时，调项去延安（这个“同时”有半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技术性的操作的），叶陈搭配，是有可能长期维持的。
不过这都是马后炮。。。
这篇文章没有触及根本。为什么新四军军部会被围，才是根本。
根本原因首先是新四军高层麻痹轻敌，准备不足。其次是皖南新四军战斗力不强，实质是游击队，转移时却要按正规军的方式行军作战。第三，新四军军部是共党在江南的一面旗帜，自然会集聚大量虽然热血却无战斗力的人员，战时拖累极大（新三团千余人能突出去，很大原因是和军部失掉联系，自行突围，纯战斗部队无拖累就好办）。于是新四军军部变得既非正规军也非游击队，倒象个请愿团，一路喊“偶是抗日滴，不许打我！”。不完蛋才怪。3老3新6个团就这样被送掉了。假设一下，如果是129或115，120师部带3老3新6个团被围了，结果？
kkgodygah 发表于 2011-8-11 18:23 ![]()
1938年、1939年两次从新四军辞职出走就应该纠正叶项搭配的问题了。
如果说1938年叶挺第一次出走还可以和稀 ...
不那么好纠正呀，那是项英一手带出来的部队，哪那么容易就解除他的兵权呀。不过毛确实已经动手准备做了，新四军移江北的同时，调项英回中央的命令就已经下了，可惜晚了一步。
1938年、1939年两次从新四军辞职出走就应该纠正叶项搭配的问题了。
如果说1938年叶挺第一次出走还可以和稀 ...
不那么好纠正呀，那是项英一手带出来的部队，哪那么容易就解除他的兵权呀。不过毛确实已经动手准备做了，新四军移江北的同时，调项英回中央的命令就已经下了，可惜晚了一步。
重剑无锋1977 发表于 2011-8-11 17:54 ![]()
叶项搭配是毛周等用人的一大失误。
叶陈均有海外经历，兴致亦相投；陈在南方坚持数年之久，在井冈山初期即 ...
陈毅的资格不可能跟项英比啊
叶项搭配是毛周等用人的一大失误。
叶陈均有海外经历，兴致亦相投；陈在南方坚持数年之久，在井冈山初期即 ...
陈毅的资格不可能跟项英比啊
eastsuper 发表于 2011-8-12 10:37 ![]()
陈毅的资格不可能跟项英比啊
党内不如项，军内在项之上。
而且还是井冈山山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陈毅的资格不可能跟项英比啊
党内不如项，军内在项之上。
而且还是井冈山山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重剑无锋1977 发表于 2011-8-12 14:28 ![]()
党内不如项，军内在项之上。
而且还是井冈山山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而且陈项个人关系非常好,对调他俩至少在两个人的关系上接受的
党内不如项，军内在项之上。
而且还是井冈山山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而且陈项个人关系非常好,对调他俩至少在两个人的关系上接受的
还是有个决心问题，没有想到KMT真的会下这么大决心硬干，从延安到项都没有。否则，黄桥战役后就应该分批转移军部的非战斗人员。
长征初期“大搬家”的悲剧再一次上演。
长征初期“大搬家”的悲剧再一次上演。
重剑无锋1977 发表于 2011-8-12 14:28 ![]()
党内不如项，军内在项之上。
而且还是井冈山山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可惜最高原则就是党指挥枪啊。
党内不如项，军内在项之上。
而且还是井冈山山头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可惜最高原则就是党指挥枪啊。
eastsuper 发表于 2011-8-13 16:20 ![]()
可惜最高原则就是党指挥枪啊。
陈任军长，项仍任本职；
项分会书记，陈副之
有何不可？和党指挥枪亦勿相违。
可惜最高原则就是党指挥枪啊。
陈任军长，项仍任本职；
项分会书记，陈副之
有何不可？和党指挥枪亦勿相违。
陈任军长？你查查关于新四军军长人选，国共两党的斗争就知道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叶挺可不是中共中央任命的
rottenweed 发表于 2011-8-12 15:59 ![]()
还是有个决心问题，没有想到KMT真的会下这么大决心硬干，从延安到项都没有。否则，黄桥战役后就应该分批转移 ...
延安想到了，几次电催新四军北上，项英拖着不愿走。
还是有个决心问题，没有想到KMT真的会下这么大决心硬干，从延安到项都没有。否则，黄桥战役后就应该分批转移 ...
延安想到了，几次电催新四军北上，项英拖着不愿走。
重剑无锋1977 发表于 2011-8-14 14:16 ![]()
陈任军长，项仍任本职；
项分会书记，陈副之
有何不可？和党指挥枪亦勿相违。
能这么干早就干了。
就是因为改编时候KMT插那么一杠子才搞成这个折衷样子。
新四军和八路军情况不同。
陈任军长，项仍任本职；
项分会书记，陈副之
有何不可？和党指挥枪亦勿相违。
能这么干早就干了。
就是因为改编时候KMT插那么一杠子才搞成这个折衷样子。
新四军和八路军情况不同。
幽冥界 发表于 2011-8-15 10:23 ![]()
延安想到了，几次电催新四军北上，项英拖着不愿走。
延安想到过，但直到最后才发觉严重到那个地步。
此前也只是想到“严重磨擦”“不能立足”，多次要求交涉谈判什么的，而没有想到会是马上全面动武围剿。
一直到最后开打之前，延安都没有达到“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认识地步。
延安想到了，几次电催新四军北上，项英拖着不愿走。
延安想到过，但直到最后才发觉严重到那个地步。
此前也只是想到“严重磨擦”“不能立足”，多次要求交涉谈判什么的，而没有想到会是马上全面动武围剿。
一直到最后开打之前，延安都没有达到“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认识地步。
rottenweed 发表于 2011-8-15 10:51 ![]()
能这么干早就干了。
就是因为改编时候KMT插那么一杠子才搞成这个折衷样子。
新四军和八路军情况不同。
陈任政委，叶任军长，党就不能指挥枪了？
能这么干早就干了。
就是因为改编时候KMT插那么一杠子才搞成这个折衷样子。
新四军和八路军情况不同。
陈任政委，叶任军长，党就不能指挥枪了？
重剑无锋1977 发表于 2011-8-15 20:18 ![]()
陈任政委，叶任军长，党就不能指挥枪了？
你的帖子说的是陈任军长，项当政委
哪有叶的事情啊？
陈任政委，叶任军长，党就不能指挥枪了？
你的帖子说的是陈任军长，项当政委
哪有叶的事情啊？
傻人傻福 发表于 2011-8-11 21:37 ![]()
这篇文章没有触及根本。为什么新四军军部会被围，才是根本。
是黄桥么?
这篇文章没有触及根本。为什么新四军军部会被围，才是根本。
是黄桥么?
rottenweed 发表于 2011-8-15 10:54 ![]()
延安想到过，但直到最后才发觉严重到那个地步。
此前也只是想到“严重磨擦”“不能立足”，多次要求交涉 ...
不理解，不是有很多潜伏人员在KMT内部工作吗？为什么这个重要情报得不到及时转达呢？或者说延安方面已经掌握情报，但是发生误判？
延安想到过，但直到最后才发觉严重到那个地步。
此前也只是想到“严重磨擦”“不能立足”，多次要求交涉 ...
不理解，不是有很多潜伏人员在KMT内部工作吗？为什么这个重要情报得不到及时转达呢？或者说延安方面已经掌握情报，但是发生误判？
rottenweed 发表于 2011-8-15 20:25 ![]()
你的帖子说的是陈任军长，项当政委
哪有叶的事情啊？
建议将此帖从头到尾详细看一遍
你的帖子说的是陈任军长，项当政委
哪有叶的事情啊？
建议将此帖从头到尾详细看一遍
f22 发表于 2011-8-11 18:01 ![]()
这是唯一较好的搭配了
故意找项英掣肘叶挺的。他们不是不知道项英“土包子”和叶挺“假洋鬼子”不会和睦，他们要得就是两人不和。高层领导始终对叶挺不信任，不放权。
这是唯一较好的搭配了
故意找项英掣肘叶挺的。他们不是不知道项英“土包子”和叶挺“假洋鬼子”不会和睦，他们要得就是两人不和。高层领导始终对叶挺不信任，不放权。
重剑无锋1977 发表于 2011-8-15 20:18 ![]()
陈任政委，叶任军长，党就不能指挥枪了？
陈毅脾气火爆但是心胸傥荡，如果和叶挺搭档，则容易走到一块儿。一般高层领导忌讳军政主官太和睦。
陈任政委，叶任军长，党就不能指挥枪了？
陈毅脾气火爆但是心胸傥荡，如果和叶挺搭档，则容易走到一块儿。一般高层领导忌讳军政主官太和睦。
狗肉包子 发表于 2011-8-17 09:30 ![]()
陈毅脾气火爆但是心胸傥荡，如果和叶挺搭档，则容易走到一块儿。一般高层领导忌讳军政主官太和睦。
战时和平时不一样；
执政前和执政后不一样；
弱小时和强大时不一样；
所以，您所说“..一般高层...和睦”也要看什么时候
37年的我党在考虑搭档时重点看是否落实党指挥枪、是否能尽快发展壮大，抢地盘；
叶陈都有留洋与正规军戎马经历，彼此视角相近，易于沟通。
陈毅脾气火爆但是心胸傥荡，如果和叶挺搭档，则容易走到一块儿。一般高层领导忌讳军政主官太和睦。
战时和平时不一样；
执政前和执政后不一样；
弱小时和强大时不一样；
所以，您所说“..一般高层...和睦”也要看什么时候
37年的我党在考虑搭档时重点看是否落实党指挥枪、是否能尽快发展壮大，抢地盘；
叶陈都有留洋与正规军戎马经历，彼此视角相近，易于沟通。
把陈调去任副军长，关键时刻顶掉军长
重剑无锋1977 发表于 2011-8-11 17:54 ![]()
叶项搭配是毛周等用人的一大失误。
叶陈均有海外经历，兴致亦相投；陈在南方坚持数年之久，在井冈山初期即 ...
项回延安？给安个什么位置？
就看太祖气量够不够了 不过从太祖的一贯表现来看 似乎不是很够。。。
叶项搭配是毛周等用人的一大失误。
叶陈均有海外经历，兴致亦相投；陈在南方坚持数年之久，在井冈山初期即 ...
项回延安？给安个什么位置？
就看太祖气量够不够了 不过从太祖的一贯表现来看 似乎不是很够。。。
qqweee 发表于 2011-8-17 16:40 ![]()
项回延安？给安个什么位置？
就看太祖气量够不够了 不过从太祖的一贯表现来看 似乎不是很够。。。
37年老毛还不能为所欲为。
项回延安？给安个什么位置？
就看太祖气量够不够了 不过从太祖的一贯表现来看 似乎不是很够。。。
37年老毛还不能为所欲为。
幽冥界 发表于 2011-8-15 10:23 ![]()
延安想到了，几次电催新四军北上，项英拖着不愿走。
我听到一种阴谋论是项英跟太祖不大对盘，他是倾向于王明那一派。而太祖就派陈毅架空项英（事变之时，新四军主力是在陈毅控制之下，项英那儿已经不是主力了。）调其北上，也是为了架空项英。（到了俺的地盘，就由不得你了。）而项英也识破了这个策略，就赖着不走，结果就把KMT抓住了机会。
我既不肯定这个阴谋论，也不否定这个阴谋论。
延安想到了，几次电催新四军北上，项英拖着不愿走。
我听到一种阴谋论是项英跟太祖不大对盘，他是倾向于王明那一派。而太祖就派陈毅架空项英（事变之时，新四军主力是在陈毅控制之下，项英那儿已经不是主力了。）调其北上，也是为了架空项英。（到了俺的地盘，就由不得你了。）而项英也识破了这个策略，就赖着不走，结果就把KMT抓住了机会。
我既不肯定这个阴谋论，也不否定这个阴谋论。
qqweee 发表于 2011-8-17 16:40
项回延安？给安个什么位置？
就看太祖气量够不够了 不过从太祖的一贯表现来看 似乎不是很够。。。
太祖说他任人唯亲，这顶帽子一点也不大。
qqweee 发表于 2011-8-17 16:40
项回延安？给安个什么位置？
就看太祖气量够不够了 不过从太祖的一贯表现来看 似乎不是很够。。。
太祖说他任人唯亲，这顶帽子一点也不大。
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
lionkind117 发表于 2011-8-17 22:46 ![]()
我听到一种阴谋论是项英跟太祖不大对盘，他是倾向于王明那一派。而太祖就派陈毅架空项英（事变之时，新四 ...
那时候太祖没工夫搞阴谋，八路军、新四军拢共归堆就那么几万人，都夹在日、伪、蒋三方的夹缝中求生存，无论哪一方的力量都比他们大，一不留神就是全军覆灭的结果，这时候玩阴谋搞内耗，实在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
要调走项英实在是因为他能力不足，项英是个不错的政工人才，也是个游击战专家，但作为独当一面的统帅，他缺乏战略眼光和开拓的胆量。新四军在江南两年多，陈毅、粟裕开辟苏南，张云逸经营皖东，彭雪枫、李先念转战华中，都拓土开疆、招兵买马取得了大发展，项英自己率领的新四军主力却只是龟缩皖南，眼看着手下的一个个支队都发展壮大超过了本部，项英最大的胆略却只是搞出个“三山计划”，打算到黄山、天目山、四明山里去继续打游击，可以说，这时候的项英已经成了新四军发展的严重阻碍，撤换他是必然的。
我听到一种阴谋论是项英跟太祖不大对盘，他是倾向于王明那一派。而太祖就派陈毅架空项英（事变之时，新四 ...
那时候太祖没工夫搞阴谋，八路军、新四军拢共归堆就那么几万人，都夹在日、伪、蒋三方的夹缝中求生存，无论哪一方的力量都比他们大，一不留神就是全军覆灭的结果，这时候玩阴谋搞内耗，实在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
要调走项英实在是因为他能力不足，项英是个不错的政工人才，也是个游击战专家，但作为独当一面的统帅，他缺乏战略眼光和开拓的胆量。新四军在江南两年多，陈毅、粟裕开辟苏南，张云逸经营皖东，彭雪枫、李先念转战华中，都拓土开疆、招兵买马取得了大发展，项英自己率领的新四军主力却只是龟缩皖南，眼看着手下的一个个支队都发展壮大超过了本部，项英最大的胆略却只是搞出个“三山计划”，打算到黄山、天目山、四明山里去继续打游击，可以说，这时候的项英已经成了新四军发展的严重阻碍，撤换他是必然的。
幽冥界 发表于 2011-8-18 09:40 ![]()
40年12月26日毛给项英的电报中已经说的很严重了：“......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 ...
40年下半年的时候中央还让项英继续和KMT扯皮，希望搞到更好的条件。
即使是你列出的这封电报，也还是没有到中原突围时候的那个认识：“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而实际上1940年底的新四军军部面临的局势之险恶，超过1946年中的五师。
40年12月26日毛给项英的电报中已经说的很严重了：“......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 ...
40年下半年的时候中央还让项英继续和KMT扯皮，希望搞到更好的条件。
即使是你列出的这封电报，也还是没有到中原突围时候的那个认识：“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而实际上1940年底的新四军军部面临的局势之险恶，超过1946年中的五师。
狗肉包子 发表于 2011-8-17 09:28 ![]()
故意找项英掣肘叶挺的。他们不是不知道项英“土包子”和叶挺“假洋鬼子”不会和睦，他们要得就是两人 ...
中央凭什么要信任叶挺？
就凭他处决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干部前要向第三战区请令，却不请示延安？杀高敬亭前不请示延安，却请示三战区。陈康等几个八路军干部觉得在新四军呆不下去私自想逃回八路军去，又是处决前不请示延安却要请示三战区。
新四军必须是TG的兵，叶的这种做法，就是KMT掺沙子的表现，中央当然不会信任他。
故意找项英掣肘叶挺的。他们不是不知道项英“土包子”和叶挺“假洋鬼子”不会和睦，他们要得就是两人 ...
中央凭什么要信任叶挺？
就凭他处决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干部前要向第三战区请令，却不请示延安？杀高敬亭前不请示延安，却请示三战区。陈康等几个八路军干部觉得在新四军呆不下去私自想逃回八路军去，又是处决前不请示延安却要请示三战区。
新四军必须是TG的兵，叶的这种做法，就是KMT掺沙子的表现，中央当然不会信任他。
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已经在明显的警告项英准备开打承受大的损失了。
历史的悲剧，从头到脚都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毛周用人一开始就失策，叶项两人性格与行事风格方面又各行其是，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各有不同，长期的武装割据形成了事实上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等等
加上蒋顽的极力剿割，最后形成了皖南惨变。
毛周用人一开始就失策，叶项两人性格与行事风格方面又各行其是，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各有不同，长期的武装割据形成了事实上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等等
加上蒋顽的极力剿割，最后形成了皖南惨变。
重剑无锋1977 发表于 2011-8-18 14:31 ![]()
历史的悲剧，从头到脚都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毛周用人一开始就失策，叶项两人性格与行事风格方面又各行其 ...
这不是毛周用人的失策，而是当时客观条件造成的——只能用叶项，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项英是红军长征时指定的留守总负责，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党政军权一把抓，他指挥红军留守部队和游击队在苏区血战三年，建立了无上的威信，南方各游击队完全唯他马首是瞻，根本不卖其他人的帐。例如国共合作之后，陈毅亲自去收编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的游击队，被谭扣押差点杀头，直到又找人带去了项英的亲笔信，谭才听命率部下山。像项英这样身居党内高位，在队伍中享有崇高威信，又为保存革命火种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不让他指挥新四军是不可能的。
而叶挺则是唯一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新四军不同于八路军，八路军经过长征锤炼，保存了完整的建制和强悍的战斗力，在陕北还保有地盘，各级将领完全自主任命，蒋介石根本不能拿他们怎么样。而新四军则不然，他们完全由零散的南方游击队组成，战斗力低下，又处在蒋军和其他势力的包围之下，对蒋不得不采取低姿态。在新四军军长人选上，中共提名过叶剑英，被蒋一口否决；蒋提名陈诚，也被中共以种种理由推辞，最后由于叶挺的经历使蒋认为他有被拉拢的可能，遂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唯一人选。在叶挺负气辞职之时，蒋态度强硬的通告中共：“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中共除了接受叶挺，别无他法。
历史的悲剧，从头到脚都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毛周用人一开始就失策，叶项两人性格与行事风格方面又各行其 ...
这不是毛周用人的失策，而是当时客观条件造成的——只能用叶项，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项英是红军长征时指定的留守总负责，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党政军权一把抓，他指挥红军留守部队和游击队在苏区血战三年，建立了无上的威信，南方各游击队完全唯他马首是瞻，根本不卖其他人的帐。例如国共合作之后，陈毅亲自去收编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的游击队，被谭扣押差点杀头，直到又找人带去了项英的亲笔信，谭才听命率部下山。像项英这样身居党内高位，在队伍中享有崇高威信，又为保存革命火种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不让他指挥新四军是不可能的。
而叶挺则是唯一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新四军不同于八路军，八路军经过长征锤炼，保存了完整的建制和强悍的战斗力，在陕北还保有地盘，各级将领完全自主任命，蒋介石根本不能拿他们怎么样。而新四军则不然，他们完全由零散的南方游击队组成，战斗力低下，又处在蒋军和其他势力的包围之下，对蒋不得不采取低姿态。在新四军军长人选上，中共提名过叶剑英，被蒋一口否决；蒋提名陈诚，也被中共以种种理由推辞，最后由于叶挺的经历使蒋认为他有被拉拢的可能，遂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唯一人选。在叶挺负气辞职之时，蒋态度强硬的通告中共：“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中共除了接受叶挺，别无他法。
狗肉包子 发表于 2011-8-17 09:28 ![]()
故意找项英掣肘叶挺的。他们不是不知道项英“土包子”和叶挺“假洋鬼子”不会和睦，他们要得就是两人 ...
要真放了权小心新四军变成了中央军。千万不要看书上的表面文章，叶挺是党史上被美化最严重的人物之一（另一个也许是修养）。
故意找项英掣肘叶挺的。他们不是不知道项英“土包子”和叶挺“假洋鬼子”不会和睦，他们要得就是两人 ...
要真放了权小心新四军变成了中央军。千万不要看书上的表面文章，叶挺是党史上被美化最严重的人物之一（另一个也许是修养）。
tslq 发表于 2011-8-18 15:51 ![]()
要真放了权小心新四军变成了中央军。千万不要看书上的表面文章，叶挺是党史上被美化最严重的人物之一（另 ...
叶挺虽然不像后来被宣传美化的那样完美，但从皖南事变后他的实际表现来看，至少在大节上还是没问题的，高敬亭等事件是叶的错误无疑，但却不足以因此质疑他对TG的忠诚。
要真放了权小心新四军变成了中央军。千万不要看书上的表面文章，叶挺是党史上被美化最严重的人物之一（另 ...
叶挺虽然不像后来被宣传美化的那样完美，但从皖南事变后他的实际表现来看，至少在大节上还是没问题的，高敬亭等事件是叶的错误无疑，但却不足以因此质疑他对TG的忠诚。
幽冥界 发表于 2011-8-19 14:20 ![]()
叶挺虽然不像后来被宣传美化的那样完美，但从皖南事变后他的实际表现来看，至少在大节上还是没问题的，高 ...
反了，之前的表现包括大革命低潮期的擅自脱队、搞第三党（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这就是最严重的组织错误）、到新四军后多次拒绝重新入党、两次出走以及杀高敬亭等人，这些无论如何不能证明他对TG的忠诚。倒不如说皖南事迹是对他的当头棒喝，使他彻底明白，中国的希望只有TG，第三条路线没有出路。在此之前的叶挺，是一个爱国者、民族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愿意为了这个国家牺牲自己，但说到对TG的忠诚恐怕了了。
叶挺虽然不像后来被宣传美化的那样完美，但从皖南事变后他的实际表现来看，至少在大节上还是没问题的，高 ...
反了，之前的表现包括大革命低潮期的擅自脱队、搞第三党（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这就是最严重的组织错误）、到新四军后多次拒绝重新入党、两次出走以及杀高敬亭等人，这些无论如何不能证明他对TG的忠诚。倒不如说皖南事迹是对他的当头棒喝，使他彻底明白，中国的希望只有TG，第三条路线没有出路。在此之前的叶挺，是一个爱国者、民族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愿意为了这个国家牺牲自己，但说到对TG的忠诚恐怕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