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 印巴20年来的国运分殊

印度和巴基斯坦现在给人的感觉，一个蒸蒸日上，一个千疮百孔；一个是金砖成员国，一个离失败国家不远。然而，在两国自1947年建国以来的前50年里，绝大多数时候巴基斯坦（1971年前还包括现孟加拉国领土）的人均经济表现要好过印度。虽然两国改革前都奉行内向型经济战略，但巴基斯坦的反出口倾向较低，与国际市场的整合更快，其出口产品较早从初级产品过渡到以棉纺织品为主的制成品。直到199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的人均GDP还比印度高1/3以上，这还是在它的人口增长率比印度高出2/3的不利条件下实现的。
　　如今，印度的经济总量是巴基斯坦的8倍多，人口只有6倍多，人均GDP比对方高出近1/4。如果从1991年新德里启动经济改革算起，可以说印度用20年的时间实现了人均GDP稳定的反超。而且，由于在科技人力和研发机构上的优势和更好的教育投资，印度的领先优势还会继续扩大。在这样的悬殊国力对比下，巴基斯坦维持相当于印度一半数量的军队，每个军人身上平摊的军费不到印度的1/3，却要应付东西两线边防和境内反恐的多重压力，早已捉襟见肘；军人势力在巴基斯坦尾大不掉，挤占了原本可用于建设性投资的资金，使得该国渐渐滑入依仗外国（美国、中国、沙特、阿联酋等国）援助的深渊；而印度却成为施恩者，在阿富汗、缅甸、非洲等地大举投资。两相对比，更可印证新德里经改20年的成就。
　　
　　印度经改结出硕果
　　关于新德里经济改革，一个简单的事实被1991年的自由化拥护者忽视了，那就是印度GDP增长率大幅提高其实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而当时外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仅增加1.3亿美元（对比1996年开始平均每年增长29亿美元）。印度的“内生式增长”，得益于其逐步摒弃指令经济模式，悄悄对国企放权让利，启动地方分权。而其转向急遽的对外开放，要归结为苏联濒临解体前停止了对印度的大规模援助，导致其1991年的外汇危机。同年6月，在经历短短15个月便有3位总理下台的动荡之后，国大党（英迪拉•甘地派）赢得第10届大选，纳拉辛哈•拉奥政府宣誓就职，拉开了印度市场资本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序幕。
　　印度过去20年的经改实践，可概括为曼莫汉•辛格的“经改三部曲”：财长任内，他在拉奥总理支持下铺开大规模经济改革，基本取消实行40多年的许可证制度，扩充私企的经营领域（如银行），放松对垄断财团的控制，扩大外资的投资领域和持股上限，普遍降低关税率，把卢比贬值20%，逐步放松外汇管制。这一阶段的改革由于后坐力大，在1995年步伐明显放缓。再过一年，国大党下台，人民党为首的联合阵线政府和瓦杰帕伊联合政府相继执政。这8年间改革仍在继续，并延伸到农业、司法、经济特区等领域，但步子小。
　　2004年大选后，政权又回到国大党手中，由曼莫汉•辛格担任总理。在其首个总理任期内，因联合政府脆弱，加上2005年9月铁路、能源及金融等行业将近4000万人工罢抗议经济改革的影响，政府推出的“第二代经改方案”旨在调和左右之争，未能大踏步前进。2009年5月开始的新总理任期内，辛格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内容包括放松劳工市场管制，放开石油定价，开放民用铁路业务，在零售、金融和铁路工程建造等领域全面吸引外资（中企由此大举进入），堪称继1991年以来印度最大规模的一次经济改革。但辛格毕竟年事已高，不管党务，其连任刚刚两年，已因内阁成员腐败、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等问题而备受指责。
　　在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印度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都明显低于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也比中国晚了10多年，所以目前其经济规模只相当于中国的1/4，人均GDP只相当于中国的1/3。但是，相对于经历了穆沙拉夫长达9年威权统治的巴基斯坦，印度的民主氛围和法治环境又体现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势，避免了邻国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大起大落。
　　当下，印度试图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建立消费和服务主导的国民经济。这是一个比自由化改革更大的挑战。在IT外包和金融业“知识型”人口之外，印度还存在一个文盲率居高不下、受制于地方政治和行业利益，无法适应全国性改革进程的庞大群体。如何把他们（尤其是仰赖6~9月季风吃饭的占全国人口2/3的农民）纳入“包容性增长”，考验着曾以邓小平为榜样的辛格总理的智慧。而印度在这方面的探索经验，也会给巴基斯坦以教益。
　　
　　巴基斯坦落后溯源
　　独立之初，巴基斯坦经济只是略微落后于印度，此后便进入增长快车道。陆军总参谋长阿尤布•汗执政的1960年代，巴基斯坦经济被视为世界典范，韩国曾仿照卡拉奇设计首尔市的功能。后因经济管理不善尤其是轻率的财政政策，巴基斯坦的公共债务大幅增加，并导致1990年代经济增速放缓（20世纪末4个10年的年均增速分别为6.8%、4.8%、6.5%、4.6%）。
　　相对于印度，巴基斯坦的经济体量小，更容易受外部和内部震荡的冲击。1965年印巴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以及1970年代中期阿里•布托的国有化政策，都影响到该国经济成长。1980年代的放松管制，加上外国援助和侨汇，使得经济复苏。但在1990年代贝•布托和谢里夫交替执政下，巴基斯坦并未经历印度同期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直到穆沙拉夫上台第二年，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改革才启动，金融部门也得到优化。
　　巴基斯坦的经改比印度晚了9年，且范围窄得多，但在21世纪最初几年仍促成了巨大的经济增长。2003~2007年巴GDP平均增速为7%，以至于2005年高盛集团将巴基斯坦列入“Next-11”新兴经济体。但在2007年底贝•布托遇刺后，反恐战争蔓延到巴境内，导致外资撤往海湾地区，加上输入型通胀袭来，巴政府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被迫接受IMF贷款。这之后，一直存在的弊端——巴财政1/6被军方吃掉，造成国内投资率长期低下——恶果浮现，2009年巴GDP增长率仅为2%（印度为7.2%），通胀率却高达20.8%（印度为11.9%）。
　　鉴于去年特大洪灾给巴基斯坦造成近100亿美元损失，2011财年巴GDP增长目标下调至2.4%，财政赤字超过IMF限定的5.3%几成定局——这意味着该国的国债信用评级将进一步下调。在疲软的经济形势下，伊斯兰堡还要对付欲为本•拉丹复仇的“巴塔”和“基地”，还要参与同印度的军备竞赛，显然力有未逮。因此，它无法割舍美国每年接近13亿美元（今后每年约2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也希望与友好国家展开更多合作包括开放本国的战略空间。在吉拉尼总理5月访华期间，巴方就主动邀请中方接手运营瓜达尔港。
　　从原属一体的印巴两国的经济表现看，正如民主制度并未给建国初期的印度带来经济高增长，军人独裁也没有阻碍巴基斯坦维持一段时期内领先于印度的经济增速。但是，正如苏联压迫性的制度提前透支了未来经济成长的信任资源一样，巴基斯坦被军人渗透的经济系统也正为一笔笔错误的“国家投资”（如支持塔利班建立阿富汗政权，支持虔诚军骚扰印控克什米尔，不顾财力限制大购先进战机以获得对印作战的“时间换空间”优势）而埋单。印巴如今的悬殊国运，表面上是由于印度自由化改革先行一步，背后则涉及巴方的宗教立国情结（不能放弃克什米尔，因此无法与印度真正和解；同时，按宗教和殖民地界组成的国家难以获得内在统一性）、政治制度沉疴（总统制、议会制翻来覆去，军方膨胀为最大的利益集团）以及文化教育短板（高出生率、低入学率）。个中教训，颇值得类似国家汲取。
印度和巴基斯坦现在给人的感觉，一个蒸蒸日上，一个千疮百孔；一个是金砖成员国，一个离失败国家不远。然而，在两国自1947年建国以来的前50年里，绝大多数时候巴基斯坦（1971年前还包括现孟加拉国领土）的人均经济表现要好过印度。虽然两国改革前都奉行内向型经济战略，但巴基斯坦的反出口倾向较低，与国际市场的整合更快，其出口产品较早从初级产品过渡到以棉纺织品为主的制成品。直到199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的人均GDP还比印度高1/3以上，这还是在它的人口增长率比印度高出2/3的不利条件下实现的。
　　如今，印度的经济总量是巴基斯坦的8倍多，人口只有6倍多，人均GDP比对方高出近1/4。如果从1991年新德里启动经济改革算起，可以说印度用20年的时间实现了人均GDP稳定的反超。而且，由于在科技人力和研发机构上的优势和更好的教育投资，印度的领先优势还会继续扩大。在这样的悬殊国力对比下，巴基斯坦维持相当于印度一半数量的军队，每个军人身上平摊的军费不到印度的1/3，却要应付东西两线边防和境内反恐的多重压力，早已捉襟见肘；军人势力在巴基斯坦尾大不掉，挤占了原本可用于建设性投资的资金，使得该国渐渐滑入依仗外国（美国、中国、沙特、阿联酋等国）援助的深渊；而印度却成为施恩者，在阿富汗、缅甸、非洲等地大举投资。两相对比，更可印证新德里经改20年的成就。
　　
　　印度经改结出硕果
　　关于新德里经济改革，一个简单的事实被1991年的自由化拥护者忽视了，那就是印度GDP增长率大幅提高其实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而当时外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仅增加1.3亿美元（对比1996年开始平均每年增长29亿美元）。印度的“内生式增长”，得益于其逐步摒弃指令经济模式，悄悄对国企放权让利，启动地方分权。而其转向急遽的对外开放，要归结为苏联濒临解体前停止了对印度的大规模援助，导致其1991年的外汇危机。同年6月，在经历短短15个月便有3位总理下台的动荡之后，国大党（英迪拉•甘地派）赢得第10届大选，纳拉辛哈•拉奥政府宣誓就职，拉开了印度市场资本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序幕。
　　印度过去20年的经改实践，可概括为曼莫汉•辛格的“经改三部曲”：财长任内，他在拉奥总理支持下铺开大规模经济改革，基本取消实行40多年的许可证制度，扩充私企的经营领域（如银行），放松对垄断财团的控制，扩大外资的投资领域和持股上限，普遍降低关税率，把卢比贬值20%，逐步放松外汇管制。这一阶段的改革由于后坐力大，在1995年步伐明显放缓。再过一年，国大党下台，人民党为首的联合阵线政府和瓦杰帕伊联合政府相继执政。这8年间改革仍在继续，并延伸到农业、司法、经济特区等领域，但步子小。
　　2004年大选后，政权又回到国大党手中，由曼莫汉•辛格担任总理。在其首个总理任期内，因联合政府脆弱，加上2005年9月铁路、能源及金融等行业将近4000万人工罢抗议经济改革的影响，政府推出的“第二代经改方案”旨在调和左右之争，未能大踏步前进。2009年5月开始的新总理任期内，辛格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内容包括放松劳工市场管制，放开石油定价，开放民用铁路业务，在零售、金融和铁路工程建造等领域全面吸引外资（中企由此大举进入），堪称继1991年以来印度最大规模的一次经济改革。但辛格毕竟年事已高，不管党务，其连任刚刚两年，已因内阁成员腐败、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等问题而备受指责。
　　在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印度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都明显低于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也比中国晚了10多年，所以目前其经济规模只相当于中国的1/4，人均GDP只相当于中国的1/3。但是，相对于经历了穆沙拉夫长达9年威权统治的巴基斯坦，印度的民主氛围和法治环境又体现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优势，避免了邻国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大起大落。
　　当下，印度试图跳过工业化阶段，直接建立消费和服务主导的国民经济。这是一个比自由化改革更大的挑战。在IT外包和金融业“知识型”人口之外，印度还存在一个文盲率居高不下、受制于地方政治和行业利益，无法适应全国性改革进程的庞大群体。如何把他们（尤其是仰赖6~9月季风吃饭的占全国人口2/3的农民）纳入“包容性增长”，考验着曾以邓小平为榜样的辛格总理的智慧。而印度在这方面的探索经验，也会给巴基斯坦以教益。
　　
　　巴基斯坦落后溯源
　　独立之初，巴基斯坦经济只是略微落后于印度，此后便进入增长快车道。陆军总参谋长阿尤布•汗执政的1960年代，巴基斯坦经济被视为世界典范，韩国曾仿照卡拉奇设计首尔市的功能。后因经济管理不善尤其是轻率的财政政策，巴基斯坦的公共债务大幅增加，并导致1990年代经济增速放缓（20世纪末4个10年的年均增速分别为6.8%、4.8%、6.5%、4.6%）。
　　相对于印度，巴基斯坦的经济体量小，更容易受外部和内部震荡的冲击。1965年印巴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以及1970年代中期阿里•布托的国有化政策，都影响到该国经济成长。1980年代的放松管制，加上外国援助和侨汇，使得经济复苏。但在1990年代贝•布托和谢里夫交替执政下，巴基斯坦并未经历印度同期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直到穆沙拉夫上台第二年，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改革才启动，金融部门也得到优化。
　　巴基斯坦的经改比印度晚了9年，且范围窄得多，但在21世纪最初几年仍促成了巨大的经济增长。2003~2007年巴GDP平均增速为7%，以至于2005年高盛集团将巴基斯坦列入“Next-11”新兴经济体。但在2007年底贝•布托遇刺后，反恐战争蔓延到巴境内，导致外资撤往海湾地区，加上输入型通胀袭来，巴政府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被迫接受IMF贷款。这之后，一直存在的弊端——巴财政1/6被军方吃掉，造成国内投资率长期低下——恶果浮现，2009年巴GDP增长率仅为2%（印度为7.2%），通胀率却高达20.8%（印度为11.9%）。
　　鉴于去年特大洪灾给巴基斯坦造成近100亿美元损失，2011财年巴GDP增长目标下调至2.4%，财政赤字超过IMF限定的5.3%几成定局——这意味着该国的国债信用评级将进一步下调。在疲软的经济形势下，伊斯兰堡还要对付欲为本•拉丹复仇的“巴塔”和“基地”，还要参与同印度的军备竞赛，显然力有未逮。因此，它无法割舍美国每年接近13亿美元（今后每年约2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也希望与友好国家展开更多合作包括开放本国的战略空间。在吉拉尼总理5月访华期间，巴方就主动邀请中方接手运营瓜达尔港。
　　从原属一体的印巴两国的经济表现看，正如民主制度并未给建国初期的印度带来经济高增长，军人独裁也没有阻碍巴基斯坦维持一段时期内领先于印度的经济增速。但是，正如苏联压迫性的制度提前透支了未来经济成长的信任资源一样，巴基斯坦被军人渗透的经济系统也正为一笔笔错误的“国家投资”（如支持塔利班建立阿富汗政权，支持虔诚军骚扰印控克什米尔，不顾财力限制大购先进战机以获得对印作战的“时间换空间”优势）而埋单。印巴如今的悬殊国运，表面上是由于印度自由化改革先行一步，背后则涉及巴方的宗教立国情结（不能放弃克什米尔，因此无法与印度真正和解；同时，按宗教和殖民地界组成的国家难以获得内在统一性）、政治制度沉疴（总统制、议会制翻来覆去，军方膨胀为最大的利益集团）以及文化教育短板（高出生率、低入学率）。个中教训，颇值得类似国家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