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抗战时毛泽东谈重用高岗原因：陕北人讲了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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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2011年07月18日 08:4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戴茂林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8/7755454_0.shtml
核心提示：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
本文摘自：《首部公开出版的高岗传记：高岗传》，作者：戴茂林，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1938年4月决定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1937年高岗在延安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
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后来，高岗又担任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什么高岗能升任如此高位？
存在的就是有缘由的。
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
通过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清楚，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3年7月率领骑兵团近2000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曾于1934年1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1934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1936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
高岗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条件，但能否升迁还要取决于中共中央政策调整这个大的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性，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然后，毛泽东极富哲理地说：“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革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是高岗能够逐步升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生长于黄土高坡的高岗虽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受教育的经历也可谓不少。高岗确实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的举动，但他也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人的旨意。与高岗共事多年的贾拓夫就曾经评价过高岗粗中有细，或者说是先粗后细的性格特点，他说：“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高岗搞兵运工作。当初对高的印象，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从外表上也能看得出来，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我当时感到：'不错啊，高岗还是粗中有细的。'”
不过，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岗虽然没有当选为书记，但他在选举中却得票最高。
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但说话粗俗、办事鲁莽的印象，所以经常被称为“二杆子”。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高岗的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加之土生土长的高岗非常熟悉陕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
仅举两例。
1944年3月5日，高岗在延安纪念三八节集会上发表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是做妇女工作的专家，也不是妇女，要我讲话我就讲不出来。白主任（指陕甘宁边区妇联会主任白茵）讲得很好，因为她是妇女专家，是妇救会主任。我今天乱讲一气，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把它改掉。在去年开过这样一个会，我也讲过话，说的是怎样喂猪，怎样纺织，还不是那一套。……不过经过去年一年努力之后，今年是新的气象。就在这个礼堂里边，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个同志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毛衣，拿着一个针，挑来挑去。那一个同志手中拿着鞋帮子，锥来锥去。去年开会时，这种现象就很少。那个同志用毛团子在那里捻毛线，在去年这个现象就是很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过去思想没有搞通，现在因为脑子搞通了，手也搞通了，手中拿着一个毛衣、一个鞋帮子、一个毛团子。这因为大家对生产有了认识。白主任讲得很好，思想改变了，手也改变了。从前说我这个手是写政治报告的，写大纲的，是政治家、演讲家。现在说我的手是捻毛线、织毛衣的，纳鞋帮子的。在思想上搞通了，行动就会一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把什么东西不要了？把什么东西否定了？把什么办法否定了？就是说有一种一般号召--我们男女要平等呀！我们女子要解放呀！我们反对封建压迫呀！我们反对贫困呀！我们养娃娃，都要养活，把男女搞得肥肥胖胖。这个话对不对？很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能不能说天天在这个礼堂里喊，肥肥胖胖呀！男女平等呀！反对贫困呀！反对封建压迫呀！天天这样喊，天天这样讲，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天天这样开会，天天这样号召，天天这样讲，我也讲，大家也讲，这样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达不到。如果你天天那样讲，没有做，那还是贫困。在纬华毛纺厂有一个女人，是从米脂逃下来的，是米脂一个什么富人的媳妇，过去是做官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媳妇和李景波结婚了，一个跑到延安和一个老百姓结婚了。你说反对贫困，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怎样解决呢？她去纺毛，她一年纺了十八石小米，这样就把贫困解决了，可以吃得肥肥的胖胖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从前妇女工作中有那样一套作风，那样一套理论，那样一个派头，下去的时候拿一个包包，到了农村去老百姓怎样讲？老百姓说二流子又来了（笑声）。大家不大赞成，因为她们去了讲的是，看你老公是那样，婆婆是那样，要离婚。这样一鼓动，我们想一想，如果他是一个工人，是一个雇工，没有二百洋、一百石粮食、几个牛、几间房子，家庭生活差不多，她就不来。那些贫农雇农，一年不洗脸，手上的死肉很厚，肮里肮脏，胡子也不剃，也不是用烟锅子抽烟，也不刷牙，看见他土里土气的，看见就不爱。好几年搞了一个老婆，现在又被搞走了，怎么办？这个方向就搞得不对。女人要解放呀！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呀！你这样一下，把一部分贫农雇农的老婆搞得没有了，做一辈子光棍，一辈子没有老婆，那就不叫压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使得贫农雇农的经济生活向上发展，使他们也会刷牙，也会穿好衣服，那就把问题解决了。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4年），1993年编（内部出版），第37-38、60、62页。
以上这段是高岗讲如何做妇女工作。下面这段话是高岗1944年4月3日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主要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高岗说：
“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到底怎样学呢？毛主席经常向我们说的就是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但是，人做事情是相当顽固的，很不容易就了解了这句话，也很不容易就接受了这句话，所以我们大家就得要下决心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
“比如吧，我们今天组织变工队，毛主席在那里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说，对！要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呢？好，于是开个会我们也来个号召动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实际问题却在这里：比如十八个全劳动力，十八个牛，组织在一块，我只有两垧包谷，组织起来就发生大家土地太分散不集中的困难了；或者，我的牛没力气，你的牛力壮，组织在一块套着耕地，没两天我的牛累坏了；遇着天下雨，大家都要犁地，可是前十天给你犁，后十八天才给我犁，但是，轮到犁我的地时，天旱把地全晒干了；或者有人说：'我过去同他打过官司的，我们两人关系不好。'因此不愿组织在一块。像这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办呢？组织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呀！所以说，在组织起来这个号召下，它的本身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和新的现象。倘若我们不在这些新的事物发生中间去摸索，让事情听其自然而然地去做，靠组织起来这个口号、这句话去解决组织起来的问题，结果是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组织。一切客观事物，光靠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靠人，靠人去了解，去行动，然后问题才有办法。”②
高岗是1938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书记的。1939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作为边区书记，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
在这个分三部分、近两万字的报告中，高岗论述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共产党保卫边区的任务，总结了陕甘宁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
这篇报告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以高岗的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载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128期。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高岗继续当选为党委书记。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2011年07月18日 08:4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戴茂林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8/7755454_0.shtml
核心提示：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
本文摘自：《首部公开出版的高岗传记：高岗传》，作者：戴茂林，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1938年4月决定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1937年高岗在延安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
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后来，高岗又担任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什么高岗能升任如此高位？
存在的就是有缘由的。
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
通过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清楚，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3年7月率领骑兵团近2000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曾于1934年1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1934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1936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
高岗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条件，但能否升迁还要取决于中共中央政策调整这个大的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性，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然后，毛泽东极富哲理地说：“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革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是高岗能够逐步升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生长于黄土高坡的高岗虽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受教育的经历也可谓不少。高岗确实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的举动，但他也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人的旨意。与高岗共事多年的贾拓夫就曾经评价过高岗粗中有细，或者说是先粗后细的性格特点，他说：“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高岗搞兵运工作。当初对高的印象，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从外表上也能看得出来，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我当时感到：'不错啊，高岗还是粗中有细的。'”
不过，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岗虽然没有当选为书记，但他在选举中却得票最高。
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但说话粗俗、办事鲁莽的印象，所以经常被称为“二杆子”。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高岗的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加之土生土长的高岗非常熟悉陕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
仅举两例。
1944年3月5日，高岗在延安纪念三八节集会上发表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是做妇女工作的专家，也不是妇女，要我讲话我就讲不出来。白主任（指陕甘宁边区妇联会主任白茵）讲得很好，因为她是妇女专家，是妇救会主任。我今天乱讲一气，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把它改掉。在去年开过这样一个会，我也讲过话，说的是怎样喂猪，怎样纺织，还不是那一套。……不过经过去年一年努力之后，今年是新的气象。就在这个礼堂里边，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个同志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毛衣，拿着一个针，挑来挑去。那一个同志手中拿着鞋帮子，锥来锥去。去年开会时，这种现象就很少。那个同志用毛团子在那里捻毛线，在去年这个现象就是很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过去思想没有搞通，现在因为脑子搞通了，手也搞通了，手中拿着一个毛衣、一个鞋帮子、一个毛团子。这因为大家对生产有了认识。白主任讲得很好，思想改变了，手也改变了。从前说我这个手是写政治报告的，写大纲的，是政治家、演讲家。现在说我的手是捻毛线、织毛衣的，纳鞋帮子的。在思想上搞通了，行动就会一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把什么东西不要了？把什么东西否定了？把什么办法否定了？就是说有一种一般号召--我们男女要平等呀！我们女子要解放呀！我们反对封建压迫呀！我们反对贫困呀！我们养娃娃，都要养活，把男女搞得肥肥胖胖。这个话对不对？很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能不能说天天在这个礼堂里喊，肥肥胖胖呀！男女平等呀！反对贫困呀！反对封建压迫呀！天天这样喊，天天这样讲，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天天这样开会，天天这样号召，天天这样讲，我也讲，大家也讲，这样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达不到。如果你天天那样讲，没有做，那还是贫困。在纬华毛纺厂有一个女人，是从米脂逃下来的，是米脂一个什么富人的媳妇，过去是做官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媳妇和李景波结婚了，一个跑到延安和一个老百姓结婚了。你说反对贫困，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怎样解决呢？她去纺毛，她一年纺了十八石小米，这样就把贫困解决了，可以吃得肥肥的胖胖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从前妇女工作中有那样一套作风，那样一套理论，那样一个派头，下去的时候拿一个包包，到了农村去老百姓怎样讲？老百姓说二流子又来了（笑声）。大家不大赞成，因为她们去了讲的是，看你老公是那样，婆婆是那样，要离婚。这样一鼓动，我们想一想，如果他是一个工人，是一个雇工，没有二百洋、一百石粮食、几个牛、几间房子，家庭生活差不多，她就不来。那些贫农雇农，一年不洗脸，手上的死肉很厚，肮里肮脏，胡子也不剃，也不是用烟锅子抽烟，也不刷牙，看见他土里土气的，看见就不爱。好几年搞了一个老婆，现在又被搞走了，怎么办？这个方向就搞得不对。女人要解放呀！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呀！你这样一下，把一部分贫农雇农的老婆搞得没有了，做一辈子光棍，一辈子没有老婆，那就不叫压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使得贫农雇农的经济生活向上发展，使他们也会刷牙，也会穿好衣服，那就把问题解决了。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4年），1993年编（内部出版），第37-38、60、62页。
以上这段是高岗讲如何做妇女工作。下面这段话是高岗1944年4月3日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主要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高岗说：
“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到底怎样学呢？毛主席经常向我们说的就是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但是，人做事情是相当顽固的，很不容易就了解了这句话，也很不容易就接受了这句话，所以我们大家就得要下决心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
“比如吧，我们今天组织变工队，毛主席在那里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说，对！要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呢？好，于是开个会我们也来个号召动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实际问题却在这里：比如十八个全劳动力，十八个牛，组织在一块，我只有两垧包谷，组织起来就发生大家土地太分散不集中的困难了；或者，我的牛没力气，你的牛力壮，组织在一块套着耕地，没两天我的牛累坏了；遇着天下雨，大家都要犁地，可是前十天给你犁，后十八天才给我犁，但是，轮到犁我的地时，天旱把地全晒干了；或者有人说：'我过去同他打过官司的，我们两人关系不好。'因此不愿组织在一块。像这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办呢？组织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呀！所以说，在组织起来这个号召下，它的本身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和新的现象。倘若我们不在这些新的事物发生中间去摸索，让事情听其自然而然地去做，靠组织起来这个口号、这句话去解决组织起来的问题，结果是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组织。一切客观事物，光靠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靠人，靠人去了解，去行动，然后问题才有办法。”②
高岗是1938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书记的。1939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作为边区书记，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
在这个分三部分、近两万字的报告中，高岗论述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共产党保卫边区的任务，总结了陕甘宁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
这篇报告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以高岗的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载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128期。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高岗继续当选为党委书记。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戴茂林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8/7755454_0.shtml
核心提示：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
本文摘自：《首部公开出版的高岗传记：高岗传》，作者：戴茂林，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1938年4月决定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1937年高岗在延安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
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后来，高岗又担任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什么高岗能升任如此高位？
存在的就是有缘由的。
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
通过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清楚，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3年7月率领骑兵团近2000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曾于1934年1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1934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1936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
高岗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条件，但能否升迁还要取决于中共中央政策调整这个大的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性，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然后，毛泽东极富哲理地说：“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革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是高岗能够逐步升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生长于黄土高坡的高岗虽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受教育的经历也可谓不少。高岗确实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的举动，但他也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人的旨意。与高岗共事多年的贾拓夫就曾经评价过高岗粗中有细，或者说是先粗后细的性格特点，他说：“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高岗搞兵运工作。当初对高的印象，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从外表上也能看得出来，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我当时感到：'不错啊，高岗还是粗中有细的。'”
不过，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岗虽然没有当选为书记，但他在选举中却得票最高。
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但说话粗俗、办事鲁莽的印象，所以经常被称为“二杆子”。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高岗的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加之土生土长的高岗非常熟悉陕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
仅举两例。
1944年3月5日，高岗在延安纪念三八节集会上发表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是做妇女工作的专家，也不是妇女，要我讲话我就讲不出来。白主任（指陕甘宁边区妇联会主任白茵）讲得很好，因为她是妇女专家，是妇救会主任。我今天乱讲一气，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把它改掉。在去年开过这样一个会，我也讲过话，说的是怎样喂猪，怎样纺织，还不是那一套。……不过经过去年一年努力之后，今年是新的气象。就在这个礼堂里边，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个同志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毛衣，拿着一个针，挑来挑去。那一个同志手中拿着鞋帮子，锥来锥去。去年开会时，这种现象就很少。那个同志用毛团子在那里捻毛线，在去年这个现象就是很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过去思想没有搞通，现在因为脑子搞通了，手也搞通了，手中拿着一个毛衣、一个鞋帮子、一个毛团子。这因为大家对生产有了认识。白主任讲得很好，思想改变了，手也改变了。从前说我这个手是写政治报告的，写大纲的，是政治家、演讲家。现在说我的手是捻毛线、织毛衣的，纳鞋帮子的。在思想上搞通了，行动就会一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把什么东西不要了？把什么东西否定了？把什么办法否定了？就是说有一种一般号召--我们男女要平等呀！我们女子要解放呀！我们反对封建压迫呀！我们反对贫困呀！我们养娃娃，都要养活，把男女搞得肥肥胖胖。这个话对不对？很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能不能说天天在这个礼堂里喊，肥肥胖胖呀！男女平等呀！反对贫困呀！反对封建压迫呀！天天这样喊，天天这样讲，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天天这样开会，天天这样号召，天天这样讲，我也讲，大家也讲，这样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达不到。如果你天天那样讲，没有做，那还是贫困。在纬华毛纺厂有一个女人，是从米脂逃下来的，是米脂一个什么富人的媳妇，过去是做官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媳妇和李景波结婚了，一个跑到延安和一个老百姓结婚了。你说反对贫困，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怎样解决呢？她去纺毛，她一年纺了十八石小米，这样就把贫困解决了，可以吃得肥肥的胖胖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从前妇女工作中有那样一套作风，那样一套理论，那样一个派头，下去的时候拿一个包包，到了农村去老百姓怎样讲？老百姓说二流子又来了（笑声）。大家不大赞成，因为她们去了讲的是，看你老公是那样，婆婆是那样，要离婚。这样一鼓动，我们想一想，如果他是一个工人，是一个雇工，没有二百洋、一百石粮食、几个牛、几间房子，家庭生活差不多，她就不来。那些贫农雇农，一年不洗脸，手上的死肉很厚，肮里肮脏，胡子也不剃，也不是用烟锅子抽烟，也不刷牙，看见他土里土气的，看见就不爱。好几年搞了一个老婆，现在又被搞走了，怎么办？这个方向就搞得不对。女人要解放呀！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呀！你这样一下，把一部分贫农雇农的老婆搞得没有了，做一辈子光棍，一辈子没有老婆，那就不叫压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使得贫农雇农的经济生活向上发展，使他们也会刷牙，也会穿好衣服，那就把问题解决了。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4年），1993年编（内部出版），第37-38、60、62页。
以上这段是高岗讲如何做妇女工作。下面这段话是高岗1944年4月3日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主要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高岗说：
“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到底怎样学呢？毛主席经常向我们说的就是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但是，人做事情是相当顽固的，很不容易就了解了这句话，也很不容易就接受了这句话，所以我们大家就得要下决心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
“比如吧，我们今天组织变工队，毛主席在那里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说，对！要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呢？好，于是开个会我们也来个号召动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实际问题却在这里：比如十八个全劳动力，十八个牛，组织在一块，我只有两垧包谷，组织起来就发生大家土地太分散不集中的困难了；或者，我的牛没力气，你的牛力壮，组织在一块套着耕地，没两天我的牛累坏了；遇着天下雨，大家都要犁地，可是前十天给你犁，后十八天才给我犁，但是，轮到犁我的地时，天旱把地全晒干了；或者有人说：'我过去同他打过官司的，我们两人关系不好。'因此不愿组织在一块。像这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办呢？组织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呀！所以说，在组织起来这个号召下，它的本身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和新的现象。倘若我们不在这些新的事物发生中间去摸索，让事情听其自然而然地去做，靠组织起来这个口号、这句话去解决组织起来的问题，结果是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组织。一切客观事物，光靠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靠人，靠人去了解，去行动，然后问题才有办法。”②
高岗是1938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书记的。1939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作为边区书记，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
在这个分三部分、近两万字的报告中，高岗论述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共产党保卫边区的任务，总结了陕甘宁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
这篇报告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以高岗的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载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128期。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高岗继续当选为党委书记。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2011年07月18日 08:4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戴茂林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8/7755454_0.shtml
核心提示：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
本文摘自：《首部公开出版的高岗传记：高岗传》，作者：戴茂林，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1938年4月决定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1937年高岗在延安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
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后来，高岗又担任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什么高岗能升任如此高位？
存在的就是有缘由的。
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
通过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清楚，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3年7月率领骑兵团近2000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曾于1934年1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1934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1936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
高岗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条件，但能否升迁还要取决于中共中央政策调整这个大的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性，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然后，毛泽东极富哲理地说：“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革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是高岗能够逐步升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生长于黄土高坡的高岗虽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受教育的经历也可谓不少。高岗确实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的举动，但他也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人的旨意。与高岗共事多年的贾拓夫就曾经评价过高岗粗中有细，或者说是先粗后细的性格特点，他说：“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高岗搞兵运工作。当初对高的印象，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从外表上也能看得出来，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我当时感到：'不错啊，高岗还是粗中有细的。'”
不过，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岗虽然没有当选为书记，但他在选举中却得票最高。
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但说话粗俗、办事鲁莽的印象，所以经常被称为“二杆子”。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高岗的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加之土生土长的高岗非常熟悉陕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
仅举两例。
1944年3月5日，高岗在延安纪念三八节集会上发表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是做妇女工作的专家，也不是妇女，要我讲话我就讲不出来。白主任（指陕甘宁边区妇联会主任白茵）讲得很好，因为她是妇女专家，是妇救会主任。我今天乱讲一气，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把它改掉。在去年开过这样一个会，我也讲过话，说的是怎样喂猪，怎样纺织，还不是那一套。……不过经过去年一年努力之后，今年是新的气象。就在这个礼堂里边，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个同志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毛衣，拿着一个针，挑来挑去。那一个同志手中拿着鞋帮子，锥来锥去。去年开会时，这种现象就很少。那个同志用毛团子在那里捻毛线，在去年这个现象就是很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过去思想没有搞通，现在因为脑子搞通了，手也搞通了，手中拿着一个毛衣、一个鞋帮子、一个毛团子。这因为大家对生产有了认识。白主任讲得很好，思想改变了，手也改变了。从前说我这个手是写政治报告的，写大纲的，是政治家、演讲家。现在说我的手是捻毛线、织毛衣的，纳鞋帮子的。在思想上搞通了，行动就会一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把什么东西不要了？把什么东西否定了？把什么办法否定了？就是说有一种一般号召--我们男女要平等呀！我们女子要解放呀！我们反对封建压迫呀！我们反对贫困呀！我们养娃娃，都要养活，把男女搞得肥肥胖胖。这个话对不对？很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能不能说天天在这个礼堂里喊，肥肥胖胖呀！男女平等呀！反对贫困呀！反对封建压迫呀！天天这样喊，天天这样讲，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天天这样开会，天天这样号召，天天这样讲，我也讲，大家也讲，这样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达不到。如果你天天那样讲，没有做，那还是贫困。在纬华毛纺厂有一个女人，是从米脂逃下来的，是米脂一个什么富人的媳妇，过去是做官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媳妇和李景波结婚了，一个跑到延安和一个老百姓结婚了。你说反对贫困，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怎样解决呢？她去纺毛，她一年纺了十八石小米，这样就把贫困解决了，可以吃得肥肥的胖胖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从前妇女工作中有那样一套作风，那样一套理论，那样一个派头，下去的时候拿一个包包，到了农村去老百姓怎样讲？老百姓说二流子又来了（笑声）。大家不大赞成，因为她们去了讲的是，看你老公是那样，婆婆是那样，要离婚。这样一鼓动，我们想一想，如果他是一个工人，是一个雇工，没有二百洋、一百石粮食、几个牛、几间房子，家庭生活差不多，她就不来。那些贫农雇农，一年不洗脸，手上的死肉很厚，肮里肮脏，胡子也不剃，也不是用烟锅子抽烟，也不刷牙，看见他土里土气的，看见就不爱。好几年搞了一个老婆，现在又被搞走了，怎么办？这个方向就搞得不对。女人要解放呀！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呀！你这样一下，把一部分贫农雇农的老婆搞得没有了，做一辈子光棍，一辈子没有老婆，那就不叫压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使得贫农雇农的经济生活向上发展，使他们也会刷牙，也会穿好衣服，那就把问题解决了。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4年），1993年编（内部出版），第37-38、60、62页。
以上这段是高岗讲如何做妇女工作。下面这段话是高岗1944年4月3日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主要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高岗说：
“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到底怎样学呢？毛主席经常向我们说的就是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但是，人做事情是相当顽固的，很不容易就了解了这句话，也很不容易就接受了这句话，所以我们大家就得要下决心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
“比如吧，我们今天组织变工队，毛主席在那里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说，对！要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呢？好，于是开个会我们也来个号召动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实际问题却在这里：比如十八个全劳动力，十八个牛，组织在一块，我只有两垧包谷，组织起来就发生大家土地太分散不集中的困难了；或者，我的牛没力气，你的牛力壮，组织在一块套着耕地，没两天我的牛累坏了；遇着天下雨，大家都要犁地，可是前十天给你犁，后十八天才给我犁，但是，轮到犁我的地时，天旱把地全晒干了；或者有人说：'我过去同他打过官司的，我们两人关系不好。'因此不愿组织在一块。像这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办呢？组织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呀！所以说，在组织起来这个号召下，它的本身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和新的现象。倘若我们不在这些新的事物发生中间去摸索，让事情听其自然而然地去做，靠组织起来这个口号、这句话去解决组织起来的问题，结果是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组织。一切客观事物，光靠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靠人，靠人去了解，去行动，然后问题才有办法。”②
高岗是1938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书记的。1939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作为边区书记，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
在这个分三部分、近两万字的报告中，高岗论述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共产党保卫边区的任务，总结了陕甘宁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
这篇报告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以高岗的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载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128期。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高岗继续当选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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