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舞会:毛泽东将陕北秧歌融入交际舞(图)

中南海最早的舞场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丰泽园附近已经读书的孩子们，陆续从育英、育才、师大女附中或师大二附中回来。晚饭后，夜幕降临，呆在家中的他们，就会听到一阵阵富于节奏感的旋律，从不远处飘来。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说：“在我们家不用出门，就能听到春耦斋的音乐。”

曾经随父母进过舞场的孩子，听到这乐曲，就知道是舞会开始了。

多数男孩子对舞会并无兴趣，在舞场出现，纯粹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去处，找个热闹而轻松的地方起起哄、捣捣乱。这时，他们就会带着追随他们的小一点的孩子，循声摸索，绕过曲径回廊，找到春耦斋。

女孩子们和男孩子不同，音乐和舞蹈对她们总是有诱惑的，家长们也常领着她们到舞场。一来她们比男孩子更依恋家长，二来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娱乐项目，就让孩子在音乐和舞蹈中感受快乐吧。

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当时是战争环境，中共领袖们工作也紧张，根据地文化生活也单调，就靠跳舞来调剂一下生活。这种方式，在西柏坡时依然保持着。

新中国初创时，紧张工作的情况并没有立即出现多少改变，或者说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领袖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在紧张的新政协会议筹备，新政府的构建之余，仍旧以插空安排场舞会的方式，使领袖们松弛一下，运动一下，恢复疲劳。

开始是每周一次，也许是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太少，一次舞会的运动量明显不够，一段时期以后，就改成了每周安排两场，周三和周末。

这是一项比较经常的活动，让领袖们到外面的场所参加舞会，从安全的角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应该安排在中共领袖们居住得比较集中，来去也比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后，中共的最高领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属机关，也在中南海内办公，把舞场选在中南海内是比较合适的。当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居住的寓所，都在丰泽园一带。丰泽园西北的春耦斋，东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桥北的空旷之地，成为中南海内最早的舞场。

最主要的舞场在春耦斋，宫苑书斋式建筑的春耦斋，显得素雅浑厚，单檐四角攒尖顶，灰墙灰筒瓦，地铺紫绿石。整个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室内虽然雕梁红柱，彩绘饰顶，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驳，已经褪去了当初的富丽。

民国肇始，春耦斋常常充当统治者擘划政务的场所。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袁世凯、1913年的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过财政会议。1918年10月，与段祺瑞抗衡的代总统冯国璋下台，被安福国会举为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将其总统办公处，设在了春耦斋。

每次舞会都准时到场，又准时离去的，是朱德朱老总夫妇。他们总是在8点15分左右，舞会开始了一会儿后，悄然走进春耦斋。

舞场上的朱老总，常穿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脚上则习惯穿黑色软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蓝色便服。他们两人一进舞场，就随着乐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着舞步的朱老总总是含着微笑，人们形容说和他标准像上的笑容一样。

一曲终了，朱老总才会找一张沙发坐下。在春耦斋内南墙中门右侧，排放着四五个宽大的单人沙发，是供来跳舞的领袖休息的。沙发中间有茶几相隔，上面摆着茶杯、烟灰缸，还有一盘小毛巾。

已经是60多岁的朱老总，跳几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间歇的时候，他会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发旁，轻松地聊一会儿。他的记忆力相当好，同他聊过的人，下次再碰见，他还能叫得出名字，记得起聊过的事情。有时，他会被闲谈的趣事逗乐，此刻的笑容，就比标准像上的生动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时，总是安详地坐在和朱老总隔几个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发。春耦斋舞场内的椅子，什么样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软有硬，像是从不同的单位搜罗来的，也没有统一的布罩。可见在那个时期，领袖的娱乐场所也没什么讲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昂首阔步”。

有时，朱老总的鞋带松开了，康克清马上会注意到。曲子一间歇，她就走到朱老总身旁蹲下，边为他系鞋带边说：“老总呀，你的鞋带儿跳散啦。”系好后，她依旧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跳舞。

9点15分左右，康克清会提醒朱老总，回去休息的时间到了。“好，再跳最后一个。”碰上朱德兴致特别高的时候，他会提一点小小的请求。有时，朱老总的最后一个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终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来时一样悄然退场。

刘少奇三步跳得好

刘少奇到春耦斋跳舞的时间好像没个准儿，有时舞会还没开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则到朱德夫妇走了，他们两口子才来。后来他们的孩子稍大些以后，有时他们一家同时到场，有时王光美和孩子们来得早些。

到场早时，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向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当乐队奏起了舞曲，刘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这一曲舞过之后，王光美就招呼舞场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刘少奇跳舞。她自己则到旁观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谈。多数人对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亲切随和，所以许多人都和她谈得来，也愿意主动和她打招呼。

跳几支曲子后，刘少奇也会找个沙发一靠，吸颗烟，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几个女同志就会围过来为他点烟、倒茶，等着过一会儿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见有那么多女同志等着和刘少奇跳，自己就另觅舞伴跳舞。

有一次，刘少奇夫妇来跳舞时，杨尚昆夫妇也在场。当一曲悦耳的探戈舞曲奏响，杨尚昆夫人李伯钊，邀刘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艺工作者，早在瑞金时期，她就和钱壮飞、胡底编写了话剧《为谁牺牲，为谁打仗》，还担任过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校长。抗战期间，她主办过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

他们两人的舞步与乐曲的节奏非常协调，舞姿也很优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来观看。当他们跳完这一曲时，在场的人都为他们的优美舞姿鼓起掌来。一向较严肃的刘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钊则以她戏剧艺术家的风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给舞会平添了几分欢快。

在舞场的刘少奇也常常是一脸严肃，对此连孩子们也发现了。跟着叔叔阿姨们学会跳舞，听到春耦斋的音乐，就忍不住要去凑热闹的周秉德，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跳过舞。她说刘少奇，“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场，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约10点半钟……这时，王光美又请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诉我说：少奇同志快要退场了，因为王光美同志总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然后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打招呼，他们都微笑着点头示意。一曲终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门口，穿好衣服走开了。”

毛泽东将陕北秧歌融入交际舞中

毛泽东一般也是在开场以后才到，但有时他到得很晚，要10点钟左右才来。

如果乐队得到毛泽东就要进舞场的通知，音乐就会戛然而止，场内的灯光也会全部亮起来。到舞会次数多的人，遇到音乐突然停，灯突然全部亮起来，就知道是毛泽东要进来了。

此刻，人们通常是闪在舞池周边，等待毛泽东到来后重新起舞。但毛泽东有时并不是来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领导人打个招呼，在沙发上坐一会儿。服务人员会立即为他点烟、泡茶，一些女同志会簇拥在沙发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泽东的到来，往往能使舞场的气氛为之一变。这种变化并不表现为外在的场面的热烈，而是人们内心的、精神的变化。正如一位舞会参加者描述的那样：“舞场的气氛也更活跃、更庄重，满场的人都兴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却听不到任何嘈杂、喧哗。”

心情最为激动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的人，让我们听听另一位亲历者的追忆：“我也一眼就认出，这是我一直盼望见到的领袖毛主席……这时我的心在乱跳，嘴在嚅动，嗓子也要喊出声来，幸亏全场格外的寂静，我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喊出‘毛主席万岁’来。”

乐队为毛泽东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浏阳河》。乐曲响起来，毛主席就带着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纷纷随之下场，舞会渐渐进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泽东跳过舞的人回忆说：“毛泽东喜欢民族音乐。每当听到他喜欢的《浏阳河》，他的目光立刻变得柔和了，情思悠悠，仿佛走进了一个梦里。舞曲换成了《步步高》，他越来越神采飞扬，双眸熠熠生辉，舞姿更加潇洒。”

关于毛泽东的舞姿，我们还是听听专业人士和做过毛泽东舞伴的人们的评价吧：

“毛泽东的舞跳得极其有‘份儿’的，他把陕北大秧歌和类似迪斯科中的动作融进了交际舞中。这在50年代的交际舞中，是很少见的，纯粹是毛泽东特色。文工队的舞蹈演员们也曾模仿过毛泽东的动作，却没有他来的那么从容、帅气。”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娴熟轻盈，步调活泼多样。他带着舞伴时左时右，时进时退，轻松灵活，从不走错步踩对方脚。有时他走大步，步伐矫健有力，右手还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时跳快四步，他挽着舞伴转了一圈又一圈，舞姿潇洒合韵，全不像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有时他摆动双肩或身躯，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动量，以达锻炼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乐曲的旋律。”

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让人感到含着几许崇敬色彩的修饰；相形之下，孩子们的回忆，则在平铺直叙中透着率真。

领袖，在孩子们幼稚的心灵还是个太抽象的词汇。一个称职的、杰出的领袖，对一个党、一个国家以及民众自身的利益意味着什么，其间复杂的逻辑和残酷的现实，还有待尔后的教育和灌输。当真的经历了如是铺垫，他们再和领袖见面时的心态，果然就有了变化。

此刻，他们对舞场上的毛泽东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几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个头甚至一个头；另一个就是毛泽东的长腿大步。

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说：“我几次去春耦斋，都是和小学的同班同学涛涛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观看几位领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还是快四、慢四。一次，涛涛问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几步舞？’我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一步！’我觉得，不论乐曲怎样变换，也不论是向前、向后或旋转，毛泽东都是均匀地一大步，一大步地迈，所以我认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别大，女舞伴得两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觉是：“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中随波荡漾。”

舞场上能较和谐地与毛泽东搭档的，是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她舞姿熟练轻盈，能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好。他们一面跳，一面有说有笑，李伯钊文艺宣传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泽东之命，到宁都起义的赵博生、董振堂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她参与创作的第一部话剧，也是受毛泽东一再叮咛的启示。因此他们见面，总像老朋友一样亲切。

程雅青 本文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NN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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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最早的舞场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丰泽园附近已经读书的孩子们，陆续从育英、育才、师大女附中或师大二附中回来。晚饭后，夜幕降临，呆在家中的他们，就会听到一阵阵富于节奏感的旋律，从不远处飘来。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说：“在我们家不用出门，就能听到春耦斋的音乐。”

曾经随父母进过舞场的孩子，听到这乐曲，就知道是舞会开始了。

多数男孩子对舞会并无兴趣，在舞场出现，纯粹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去处，找个热闹而轻松的地方起起哄、捣捣乱。这时，他们就会带着追随他们的小一点的孩子，循声摸索，绕过曲径回廊，找到春耦斋。

女孩子们和男孩子不同，音乐和舞蹈对她们总是有诱惑的，家长们也常领着她们到舞场。一来她们比男孩子更依恋家长，二来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娱乐项目，就让孩子在音乐和舞蹈中感受快乐吧。

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当时是战争环境，中共领袖们工作也紧张，根据地文化生活也单调，就靠跳舞来调剂一下生活。这种方式，在西柏坡时依然保持着。

新中国初创时，紧张工作的情况并没有立即出现多少改变，或者说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领袖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在紧张的新政协会议筹备，新政府的构建之余，仍旧以插空安排场舞会的方式，使领袖们松弛一下，运动一下，恢复疲劳。

开始是每周一次，也许是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太少，一次舞会的运动量明显不够，一段时期以后，就改成了每周安排两场，周三和周末。

这是一项比较经常的活动，让领袖们到外面的场所参加舞会，从安全的角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应该安排在中共领袖们居住得比较集中，来去也比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后，中共的最高领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属机关，也在中南海内办公，把舞场选在中南海内是比较合适的。当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居住的寓所，都在丰泽园一带。丰泽园西北的春耦斋，东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桥北的空旷之地，成为中南海内最早的舞场。

最主要的舞场在春耦斋，宫苑书斋式建筑的春耦斋，显得素雅浑厚，单檐四角攒尖顶，灰墙灰筒瓦，地铺紫绿石。整个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室内虽然雕梁红柱，彩绘饰顶，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驳，已经褪去了当初的富丽。

民国肇始，春耦斋常常充当统治者擘划政务的场所。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袁世凯、1913年的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过财政会议。1918年10月，与段祺瑞抗衡的代总统冯国璋下台，被安福国会举为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将其总统办公处，设在了春耦斋。

每次舞会都准时到场，又准时离去的，是朱德朱老总夫妇。他们总是在8点15分左右，舞会开始了一会儿后，悄然走进春耦斋。

舞场上的朱老总，常穿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脚上则习惯穿黑色软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蓝色便服。他们两人一进舞场，就随着乐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着舞步的朱老总总是含着微笑，人们形容说和他标准像上的笑容一样。

一曲终了，朱老总才会找一张沙发坐下。在春耦斋内南墙中门右侧，排放着四五个宽大的单人沙发，是供来跳舞的领袖休息的。沙发中间有茶几相隔，上面摆着茶杯、烟灰缸，还有一盘小毛巾。

已经是60多岁的朱老总，跳几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间歇的时候，他会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发旁，轻松地聊一会儿。他的记忆力相当好，同他聊过的人，下次再碰见，他还能叫得出名字，记得起聊过的事情。有时，他会被闲谈的趣事逗乐，此刻的笑容，就比标准像上的生动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时，总是安详地坐在和朱老总隔几个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发。春耦斋舞场内的椅子，什么样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软有硬，像是从不同的单位搜罗来的，也没有统一的布罩。可见在那个时期，领袖的娱乐场所也没什么讲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昂首阔步”。

有时，朱老总的鞋带松开了，康克清马上会注意到。曲子一间歇，她就走到朱老总身旁蹲下，边为他系鞋带边说：“老总呀，你的鞋带儿跳散啦。”系好后，她依旧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跳舞。

9点15分左右，康克清会提醒朱老总，回去休息的时间到了。“好，再跳最后一个。”碰上朱德兴致特别高的时候，他会提一点小小的请求。有时，朱老总的最后一个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终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来时一样悄然退场。

刘少奇三步跳得好

刘少奇到春耦斋跳舞的时间好像没个准儿，有时舞会还没开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则到朱德夫妇走了，他们两口子才来。后来他们的孩子稍大些以后，有时他们一家同时到场，有时王光美和孩子们来得早些。

到场早时，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向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当乐队奏起了舞曲，刘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这一曲舞过之后，王光美就招呼舞场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刘少奇跳舞。她自己则到旁观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谈。多数人对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亲切随和，所以许多人都和她谈得来，也愿意主动和她打招呼。

跳几支曲子后，刘少奇也会找个沙发一靠，吸颗烟，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几个女同志就会围过来为他点烟、倒茶，等着过一会儿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见有那么多女同志等着和刘少奇跳，自己就另觅舞伴跳舞。

有一次，刘少奇夫妇来跳舞时，杨尚昆夫妇也在场。当一曲悦耳的探戈舞曲奏响，杨尚昆夫人李伯钊，邀刘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艺工作者，早在瑞金时期，她就和钱壮飞、胡底编写了话剧《为谁牺牲，为谁打仗》，还担任过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校长。抗战期间，她主办过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

他们两人的舞步与乐曲的节奏非常协调，舞姿也很优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来观看。当他们跳完这一曲时，在场的人都为他们的优美舞姿鼓起掌来。一向较严肃的刘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钊则以她戏剧艺术家的风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给舞会平添了几分欢快。

在舞场的刘少奇也常常是一脸严肃，对此连孩子们也发现了。跟着叔叔阿姨们学会跳舞，听到春耦斋的音乐，就忍不住要去凑热闹的周秉德，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跳过舞。她说刘少奇，“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场，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约10点半钟……这时，王光美又请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诉我说：少奇同志快要退场了，因为王光美同志总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然后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打招呼，他们都微笑着点头示意。一曲终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门口，穿好衣服走开了。”

毛泽东将陕北秧歌融入交际舞中

毛泽东一般也是在开场以后才到，但有时他到得很晚，要10点钟左右才来。

如果乐队得到毛泽东就要进舞场的通知，音乐就会戛然而止，场内的灯光也会全部亮起来。到舞会次数多的人，遇到音乐突然停，灯突然全部亮起来，就知道是毛泽东要进来了。

此刻，人们通常是闪在舞池周边，等待毛泽东到来后重新起舞。但毛泽东有时并不是来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领导人打个招呼，在沙发上坐一会儿。服务人员会立即为他点烟、泡茶，一些女同志会簇拥在沙发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泽东的到来，往往能使舞场的气氛为之一变。这种变化并不表现为外在的场面的热烈，而是人们内心的、精神的变化。正如一位舞会参加者描述的那样：“舞场的气氛也更活跃、更庄重，满场的人都兴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却听不到任何嘈杂、喧哗。”

心情最为激动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的人，让我们听听另一位亲历者的追忆：“我也一眼就认出，这是我一直盼望见到的领袖毛主席……这时我的心在乱跳，嘴在嚅动，嗓子也要喊出声来，幸亏全场格外的寂静，我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喊出‘毛主席万岁’来。”

乐队为毛泽东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浏阳河》。乐曲响起来，毛主席就带着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纷纷随之下场，舞会渐渐进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泽东跳过舞的人回忆说：“毛泽东喜欢民族音乐。每当听到他喜欢的《浏阳河》，他的目光立刻变得柔和了，情思悠悠，仿佛走进了一个梦里。舞曲换成了《步步高》，他越来越神采飞扬，双眸熠熠生辉，舞姿更加潇洒。”

关于毛泽东的舞姿，我们还是听听专业人士和做过毛泽东舞伴的人们的评价吧：

“毛泽东的舞跳得极其有‘份儿’的，他把陕北大秧歌和类似迪斯科中的动作融进了交际舞中。这在50年代的交际舞中，是很少见的，纯粹是毛泽东特色。文工队的舞蹈演员们也曾模仿过毛泽东的动作，却没有他来的那么从容、帅气。”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娴熟轻盈，步调活泼多样。他带着舞伴时左时右，时进时退，轻松灵活，从不走错步踩对方脚。有时他走大步，步伐矫健有力，右手还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时跳快四步，他挽着舞伴转了一圈又一圈，舞姿潇洒合韵，全不像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有时他摆动双肩或身躯，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动量，以达锻炼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乐曲的旋律。”

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让人感到含着几许崇敬色彩的修饰；相形之下，孩子们的回忆，则在平铺直叙中透着率真。

领袖，在孩子们幼稚的心灵还是个太抽象的词汇。一个称职的、杰出的领袖，对一个党、一个国家以及民众自身的利益意味着什么，其间复杂的逻辑和残酷的现实，还有待尔后的教育和灌输。当真的经历了如是铺垫，他们再和领袖见面时的心态，果然就有了变化。

此刻，他们对舞场上的毛泽东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几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个头甚至一个头；另一个就是毛泽东的长腿大步。

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说：“我几次去春耦斋，都是和小学的同班同学涛涛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观看几位领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还是快四、慢四。一次，涛涛问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几步舞？’我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一步！’我觉得，不论乐曲怎样变换，也不论是向前、向后或旋转，毛泽东都是均匀地一大步，一大步地迈，所以我认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别大，女舞伴得两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觉是：“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中随波荡漾。”

舞场上能较和谐地与毛泽东搭档的，是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她舞姿熟练轻盈，能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好。他们一面跳，一面有说有笑，李伯钊文艺宣传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泽东之命，到宁都起义的赵博生、董振堂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她参与创作的第一部话剧，也是受毛泽东一再叮咛的启示。因此他们见面，总像老朋友一样亲切。

程雅青 本文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NN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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