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崛起的再考察（天朝落后日本50年？）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4/forum_jp110615.shtml

近年笔者阅读了一些关于日本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关于明治思想界的书（《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读过之后，笔者惊觉在启蒙阶段，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已是相当之大。这个差距可以这样进行简单概括：日本的明治维新，已领先中国大概50年左右。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发生于1868年。此后日本思想界突飞猛进，开始了一段狂飙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前的时期。而中国虽然在明治维新前后发生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却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直到1919年才发生了五四运动，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历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五四运动而不是清廷的改革才能够在思想层面同明治维新相匹配。

　　明治思想界

　　从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和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看，虽然已有50年的时差，但中国和日本的差距仍然相当大。纵观该书中列举的当年日本学者的大名及其作品，如西周，加藤弘之，福泽渝吉，西村茂树，井上原了，井上哲次郎，德富芦花，大西祝，内村鉴三，冈仓天心等人，都是些相当有想法的学者，不仅思想精彩，而且文脉深厚，修养水平也都很高。

　　反观五四前后中国的一群启蒙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胡适、鲁迅，包括保守派的辜鸿铭、张君励等人，甚至更早的康有为、梁启超，笔者以为：从总体来看，他们的学识相形见拙，思想不够开明，而修养水平也比较一般。即使是像严复这样的学养较为深厚的中国学者，拿到当时的日本去，水平和境界恐怕也是排不上号的。当然，孰优属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以笔者的学识来进行判断，确有这样的感觉。像福泽渝吉，谈论学问和政治的关系，表达的相当精妙，几乎可和马克斯.韦伯媲美，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学者很少有哪个人可以把问题谈论的如此透彻清明，可见思考问题的清晰度有很大差距。再如冈仓天心，表述了“亚洲一体”的思想，相当大气磅礴，有博采众家之长且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中国的学者却鲜有这样了解亚洲不同文化，即具有雄心壮志，同时又能兼收并蓄的博大心胸。虽然中国也有像鲁迅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但相比之下，鲁迅的修养和心胸似乎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入肉三分的幽暗笔锋，也许可解释为当时中国转型之中客观生存环境的产物，但其文字中密布的尖刻、绝望和睚眦必报，确实让人感受不到风度，看不到希望。

　　相比之下，很多日本学者的表达可堪称典范。如德富芦花在幸德秋水等人被政府处死后所发表的公开讲演，言辞有礼有据，娓娓道来，让人读后仿佛有身临其境且意犹未尽的感觉。再如内村鉴三，作为一名非西方基督徒，阐述自己如何转变为基督徒的个人自传《我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甚至已被翻译为多国文字，成为全世界“非西方传道者最优秀的说教”。而他身后留下的墓志铭，也非常耐人寻味，言简意赅却意象无边，充满精神的魅力：

　　"I for Japan

　　Japan for the World

　　The World for Christ

　　And all for God"

　　总之，像这一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确实非常罕见。

　　认知日本的偏差

　　此外，中国学界在研究日本时，由于受政治正确和民粹主义的干扰，往往不能依据历史事实客观地看待日本，感情色彩干扰了学术研究，对日本的理解囿于一隅，问题视野也相当局促。

　　比如，通常中国媒体和学界总是认为，近代日本的兴起是“脱亚入欧”思想的产物，而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更是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观点的鼓吹手。但笔者对此考察了一番，却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福泽渝吉的几部主要著作中，也根本看不到多少所谓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观点。只是在福泽渝吉晚年所撰写的几篇报刊时评中，可以找到这个“脱亚论”的影子。但这几篇时评的篇幅、力度和观点，并不足以代表福泽渝吉的思想整体。

　　若从其《文明论概略》一书来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大核心：1、追求不断变革的自由主义观点；2、追求日本自立的独立文明观。也就是说，所谓“脱亚”或者“西化”，根本不算是福泽渝吉的核心观点。在福泽渝吉看来，“脱亚”也好，“西化”也好，只是在特定阶段由于日本文明落后于他人而需要采取的特殊策略，“西化”和“脱亚”本身并不是目的。福泽渝吉也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前工业社会阶段，像孔孟之道这样的儒家文明体系，一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进步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后，儒学体系无法与之相匹配，所起到的非常反面的阻碍作用。

　　若综而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并不是崇洋媚外的西化派，而是追求变革的自由派，而且非常强调多元主义视角和不同观点的重要。此外，福泽渝吉还非常强调保持日本文明自身独立性的重要性，而绝非随波逐流，沦为其他文明的附庸。从福泽渝吉对学问的独立和个人思想独立的强调来看，这一点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作为公民，一个人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由此才可以不断追求思想和精神的独立，那么以此为基础的一个国家和文明，也应当在这样的个人的不断发展中，追求其文明自身的独立性。从福泽渝吉的逻辑来看，这二者丝毫不会冲突，而非常美妙地结合为一体。

　　有别于福泽渝吉，日本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冈苍天心，则是位出了名的保守派。冈苍天心自幼接受西洋教育，精通英文，甚至于他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是用英文写作出版，首先在国外发行，然后才有的日本版本。冈苍天心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1、思想层面，开创了近代日本自我认知的坐标系。2、美学方面，是日本重要的美学家。3、对茶道的理论化，以及向西方的传播。

　　在思想层面，冈仓天心基本上持有二个主要观点：“亚洲至上论”；以及“日本特殊论”。

　　观点之一：亚洲至上论，亚洲一体。亚洲至上，冈仓天心认为，亚洲拥有两个伟大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前者拥有孔子式的“共产主义”传统，而后者则拥有“吠陀”式的个人主义。虽然两大文明之间被喜马拉雅的皑皑白雪割断，但亚洲的精神却是一体——追求究极与普遍的爱之扩大，而这种爱是所有亚洲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亚洲的这一思想，也产生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亚洲文明的形态是复杂而多样的。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还有东亚的佛教，仿佛东亚所有思想之流汇聚起来的观念论的海洋。但实现这一复杂性的统一的则是日本。

　　观点之二，日本特殊论。冈仓认为，日本实现了亚洲文明复杂性的统一。它同时从印度和鞑靼两个源泉中汲取了养分，使反映整个亚洲的特性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天赋的能力。天朝和天皇，历史上从未被征服，以及岛国的孤立于世，都使日本成为亚洲思想和文化的天然储藏库。而在中国和印度，前者历经了王朝的变动，鞑靼骑兵的铁蹄，和愤怒暴民的杀戮，这一切在中国一再发生，除去典籍、史料和废墟，什么都不复存在。后者则经历了匈奴族的粗暴对待，回教徒狂热的偶像破坏，还有欧洲殖民者无意识的文物破坏，使阿育王的时代，佛教的经典，以及诗歌的艺术，再也无法唤回。冈仓由此得出结论：亚洲的文化遗产，只有在日本才得以原样保存。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甚至“比博物馆还要高级”。因此，作为“上天”之民的祖国的日本，其天定命运就是保持并恢复亚洲的样式。使日本再生，使日本成为日本，使东洋的世界平安地穿过众多的暴风雨，带领亚洲走向昔日的坚强巩固。

　　冈苍天心的上述观点，视野相当博大。冈苍天心也开创了日本后来的“亚洲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也为中国的政治领袖孙中山所接受。但很遗憾的是，进入192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最终把“大亚洲主义”变成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这恐怕是冈苍天心和孙中山等人都始料未及的。

　　在日本兴起的过程中，无论是自由派的观点，还是保守派的观点，实际上思想都较开明，并不像传统观点描绘的那样崇洋媚外或抱守残缺。也许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清廷的立宪改革会失败，而日本的立宪改革却能够成功。

　　现状和差距

　　回头再看，明治维新已经过去140多年，五四运动也已过去90余年。此后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大相径庭，日本经历了二战的失败，在美国的训导下从废墟中再次崛起。中国在内部不和反复争斗的情况下，踉踉跄跄赢得了二战，随后却在内战更大规模的血与火后选择了极权和激进的道路，最终也以另外一种特殊的方式崛起。但事到如今，无论从物质文明的丰富程度来看，还是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来看，日本却仍然远领先于中国。

　　如果从精神的进步来看，就是同五四时期相比，中国迄今甚至都还没有取得什么非常值得自豪的进展，像当年的陈康、冯友兰、洪谦等一批学者，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几乎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们。反观日本，虽然在二战之前由于激进势力的兴起导致国内温和派失势，最终招致二战的灾难，但在战后日本还是做了相当深刻的反省，日本的文化、学术和思想界的恢复和进步也相当之快。战后的日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乏明治思想界的超越者。

　　日本的状况同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在明治思想界和五四运动的比较中，中国已经落后了50年。而在20世纪的今天，虽然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毫不夸张地，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却并没有比五四运动时的状况前进多少，那么，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这个至少50年以上的中日差距。中国目前最大的影响力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即使如此，现如今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也还没能达到1910-1949年期间的峰值。反观1910年代的日本，无论是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还是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其高度都不是今天的中国能够企及的。因此，中国虽然崛起，但仍和日本有50-100年的差距。这恐怕还是个中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失败的教训

　　日本的兴起过程中，明治维新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但这个良好的开头却未能持之以恒。日本在1920年代之后，在形势本来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却连续出现战略失误，最终招致了日本帝国的覆灭。这个失败的教训，既是非常惨痛的，也是非常值得汲取的。当然，日本为何会一步步走上失败的道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绝不是本文的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日本在改革的最初阶段顺利进行，国内思想文化也蓬勃发展，甚至政治制度也较同时代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更加先进的情况下（日本当时自由组党，媒体也相当自由），为什么没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这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无论如何，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来看，日本的民意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在19世纪20年代后连续发生了多次事变，如1921年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首相遭到暗杀，1932年的“五一五”事变，首相犬养毅（孙中山的好友）遇刺身亡，1936年发生“二二六”兵变，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温和派官员遭到激进势力的排挤甚至杀害。早在二战之前很久，日本国内已经存在着非常广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甚至于，犬养毅首相在遭暗杀后，几名青年军人凶手最终被政府无罪释放，而在关押期间还有日本民众集体切掉手指头寄送给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这些爱国青年军人。

　　从日俄战争到一战期间，日本同英国结成了英日同盟，在国际形势中，虽然当时美国力图在东亚制衡日本的扩张，但从整体来看日本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本来有无数机会，但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日本的正确走向。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在日本逐渐出现了一种持久的“逆淘汰”现象。也就是说，日本的政治精英，凡是更具远见和洞察力的，更支持自由民主的，更强调日本的自我克制，约束对外扩张势头的，这些政治家一个接一个的都被淘汰掉。淘汰的方式是多样的，暗杀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失势，无所作为。作为二战期间最有远见的战略家之一，石原莞尔的命运是个典范，由于反对东条英机和对华作战，石原莞尔最终从关东军参谋长的职位被赶回了东京大本营，变成了由日本宪兵时刻监护的提前退伍军人。

　　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笔者以为，说一千道一万，这只能归结为当时的日本人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一个国家总是由一个又一个很具体的人所组成的，最终的表达和决策也是由这些人的言行综合而成。日本尽管在改革之初获得了成功，但随着日本所掌握的力量及其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日本人的思想发展却没有能够跟上它的武力的增长。尽管同当时的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人的思想水准是领先的，但它没有能够同它的更快速增长的力量相匹配。

　　用个最简单的比喻，如果一个人在思想上很不成熟，还不会很好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那么在他不懂得克制不会控制力量的情况下，让他掌握更强大的力量甚至武力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很有可能要变成坏事？尽管日本的问题是复杂的，但笔者仍然觉得这个很简单比喻是一目了然的，也是有说服力的。

　　谨慎看待中国道路

　　现在，中国正在快速崛起。那么回头再看，现如今的中国人，他们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比1910年代的日本又怎么样呢？笔者认为，到目前似乎还不太可能有一个乐观的答案——尽管这个说法很不“政治正确”。但无论如何，中国很快就将获得远超过当时日本在世界范围内所掌握的军事力量。那么，如果同样很不成熟的一群人，掌握了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会不会犯下一连串同当年的日本人类似的战略错误呢？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要是不犯错误，恐怕反倒会是件很稀罕的事情。同样地，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战略错误重现？

　　显然，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大多数民众素质也不是很高，有不少可能自以为是，甚至有一些还非常愚蠢，不懂得包容和宽容，听不了不同意见，无法用既和平但同时又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观点的分歧——那接下来它就难免会犯下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这听起来似乎很刺耳，然而这也正是日本在192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现象，而这恐怕也是一种规律——它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同样的，在一个国家，那些努力弘扬正义舍身追求真理的人，如果必定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连续遭到淘汰——如果这些人总是肯定会玩不转，会一个接一个的完蛋。如果谁敢提不同意见，谁敢反对掌权的，肯定都没有好下场——那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命运，难免是一条道要走到黑。而这也是一种不见棺材不掉泪般的命运——正如日本曾踏上的“好局痛失”的错误道路。

　　目前，尽管在中国学界存在着众多对日本的批评，但总体上看来，中国方面的观点总是倾向于预设“中国比日本更正确”。但现实的情况看来，却未必如此。这就像当年的日本民意，总是预设“日本比中国更正确”一样，实际上是靠不住的。中国对日本的批评，尤其是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者群体，往往倾向于用一种外在的视角，将日本看作与中国相对立甚至是敌对的“他者”。但实际上，从日本近代的思想脉络发展来看，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源于中国，比如它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对中国文明的很多继承和发扬。

　　而且，2010年代中国主流舆论的思想和认识水平似乎也并没有能够逾越1910年代时日本的认识水平。日本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中，温和派的主张开始遭到淘汰，日本逐渐放弃互利互惠的对华共赢方针，而采取军事扩张的方式，最终给中国和日本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日本当时虽然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但它始终未能接受这一现实：中国是亚洲的核心地带，日本若想融入并领导亚洲，必须通过影响和改造中国，最终依靠赢得中国的支持来加以实现。而同时，这种影响和改造应当是不依赖于武力的，是非暴力的。

　　而进入21世纪，中国在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却始终未能对类似问题形成清晰的认识：尽管中国已经崛起，但它仍然远不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中国若想以自身为核心来领导和塑造亚洲，就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和说服近邻日本——并且这种领导权的实现，必须要依赖于日本这一亚洲最先进国家的支持。而同样的，赢得这种支持也不应当依赖于武力，而应是非暴力的。相反，如果中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在内部民族主义的不断刺激下走向中日之间的对抗，那么在长期的相互消耗中，中国将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总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持有的“外在论”视角是很成问题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日本所犯下的错误，并没有超出中国历史上国内所曾发生的众多错误，而日本的错误同样也可以成为中国的错误。从一种“内在论”的视角进行考察，中国和日本都镶嵌在亚洲之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正如冈仓天心所言。既然如此，中国学界和舆论应当更多地进行自我反省，并从整个亚洲的范围之内来理解日本和中日关系，这也是一种更加成熟和平常的心态。


作者：王键 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4/forum_jp110615.shtml

近年笔者阅读了一些关于日本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关于明治思想界的书（《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读过之后，笔者惊觉在启蒙阶段，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已是相当之大。这个差距可以这样进行简单概括：日本的明治维新，已领先中国大概50年左右。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发生于1868年。此后日本思想界突飞猛进，开始了一段狂飙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前的时期。而中国虽然在明治维新前后发生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却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直到1919年才发生了五四运动，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历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五四运动而不是清廷的改革才能够在思想层面同明治维新相匹配。

　　明治思想界

　　从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和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看，虽然已有50年的时差，但中国和日本的差距仍然相当大。纵观该书中列举的当年日本学者的大名及其作品，如西周，加藤弘之，福泽渝吉，西村茂树，井上原了，井上哲次郎，德富芦花，大西祝，内村鉴三，冈仓天心等人，都是些相当有想法的学者，不仅思想精彩，而且文脉深厚，修养水平也都很高。

　　反观五四前后中国的一群启蒙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胡适、鲁迅，包括保守派的辜鸿铭、张君励等人，甚至更早的康有为、梁启超，笔者以为：从总体来看，他们的学识相形见拙，思想不够开明，而修养水平也比较一般。即使是像严复这样的学养较为深厚的中国学者，拿到当时的日本去，水平和境界恐怕也是排不上号的。当然，孰优属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以笔者的学识来进行判断，确有这样的感觉。像福泽渝吉，谈论学问和政治的关系，表达的相当精妙，几乎可和马克斯.韦伯媲美，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学者很少有哪个人可以把问题谈论的如此透彻清明，可见思考问题的清晰度有很大差距。再如冈仓天心，表述了“亚洲一体”的思想，相当大气磅礴，有博采众家之长且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中国的学者却鲜有这样了解亚洲不同文化，即具有雄心壮志，同时又能兼收并蓄的博大心胸。虽然中国也有像鲁迅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但相比之下，鲁迅的修养和心胸似乎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入肉三分的幽暗笔锋，也许可解释为当时中国转型之中客观生存环境的产物，但其文字中密布的尖刻、绝望和睚眦必报，确实让人感受不到风度，看不到希望。

　　相比之下，很多日本学者的表达可堪称典范。如德富芦花在幸德秋水等人被政府处死后所发表的公开讲演，言辞有礼有据，娓娓道来，让人读后仿佛有身临其境且意犹未尽的感觉。再如内村鉴三，作为一名非西方基督徒，阐述自己如何转变为基督徒的个人自传《我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甚至已被翻译为多国文字，成为全世界“非西方传道者最优秀的说教”。而他身后留下的墓志铭，也非常耐人寻味，言简意赅却意象无边，充满精神的魅力：

　　"I for Japan

　　Japan for the World

　　The World for Christ

　　And all for God"

　　总之，像这一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确实非常罕见。

　　认知日本的偏差

　　此外，中国学界在研究日本时，由于受政治正确和民粹主义的干扰，往往不能依据历史事实客观地看待日本，感情色彩干扰了学术研究，对日本的理解囿于一隅，问题视野也相当局促。

　　比如，通常中国媒体和学界总是认为，近代日本的兴起是“脱亚入欧”思想的产物，而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更是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观点的鼓吹手。但笔者对此考察了一番，却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福泽渝吉的几部主要著作中，也根本看不到多少所谓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观点。只是在福泽渝吉晚年所撰写的几篇报刊时评中，可以找到这个“脱亚论”的影子。但这几篇时评的篇幅、力度和观点，并不足以代表福泽渝吉的思想整体。

　　若从其《文明论概略》一书来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大核心：1、追求不断变革的自由主义观点；2、追求日本自立的独立文明观。也就是说，所谓“脱亚”或者“西化”，根本不算是福泽渝吉的核心观点。在福泽渝吉看来，“脱亚”也好，“西化”也好，只是在特定阶段由于日本文明落后于他人而需要采取的特殊策略，“西化”和“脱亚”本身并不是目的。福泽渝吉也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前工业社会阶段，像孔孟之道这样的儒家文明体系，一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进步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后，儒学体系无法与之相匹配，所起到的非常反面的阻碍作用。

　　若综而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并不是崇洋媚外的西化派，而是追求变革的自由派，而且非常强调多元主义视角和不同观点的重要。此外，福泽渝吉还非常强调保持日本文明自身独立性的重要性，而绝非随波逐流，沦为其他文明的附庸。从福泽渝吉对学问的独立和个人思想独立的强调来看，这一点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作为公民，一个人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由此才可以不断追求思想和精神的独立，那么以此为基础的一个国家和文明，也应当在这样的个人的不断发展中，追求其文明自身的独立性。从福泽渝吉的逻辑来看，这二者丝毫不会冲突，而非常美妙地结合为一体。

　　有别于福泽渝吉，日本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冈苍天心，则是位出了名的保守派。冈苍天心自幼接受西洋教育，精通英文，甚至于他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是用英文写作出版，首先在国外发行，然后才有的日本版本。冈苍天心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1、思想层面，开创了近代日本自我认知的坐标系。2、美学方面，是日本重要的美学家。3、对茶道的理论化，以及向西方的传播。

　　在思想层面，冈仓天心基本上持有二个主要观点：“亚洲至上论”；以及“日本特殊论”。

　　观点之一：亚洲至上论，亚洲一体。亚洲至上，冈仓天心认为，亚洲拥有两个伟大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前者拥有孔子式的“共产主义”传统，而后者则拥有“吠陀”式的个人主义。虽然两大文明之间被喜马拉雅的皑皑白雪割断，但亚洲的精神却是一体——追求究极与普遍的爱之扩大，而这种爱是所有亚洲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亚洲的这一思想，也产生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亚洲文明的形态是复杂而多样的。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还有东亚的佛教，仿佛东亚所有思想之流汇聚起来的观念论的海洋。但实现这一复杂性的统一的则是日本。

　　观点之二，日本特殊论。冈仓认为，日本实现了亚洲文明复杂性的统一。它同时从印度和鞑靼两个源泉中汲取了养分，使反映整个亚洲的特性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天赋的能力。天朝和天皇，历史上从未被征服，以及岛国的孤立于世，都使日本成为亚洲思想和文化的天然储藏库。而在中国和印度，前者历经了王朝的变动，鞑靼骑兵的铁蹄，和愤怒暴民的杀戮，这一切在中国一再发生，除去典籍、史料和废墟，什么都不复存在。后者则经历了匈奴族的粗暴对待，回教徒狂热的偶像破坏，还有欧洲殖民者无意识的文物破坏，使阿育王的时代，佛教的经典，以及诗歌的艺术，再也无法唤回。冈仓由此得出结论：亚洲的文化遗产，只有在日本才得以原样保存。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甚至“比博物馆还要高级”。因此，作为“上天”之民的祖国的日本，其天定命运就是保持并恢复亚洲的样式。使日本再生，使日本成为日本，使东洋的世界平安地穿过众多的暴风雨，带领亚洲走向昔日的坚强巩固。

　　冈苍天心的上述观点，视野相当博大。冈苍天心也开创了日本后来的“亚洲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也为中国的政治领袖孙中山所接受。但很遗憾的是，进入192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最终把“大亚洲主义”变成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这恐怕是冈苍天心和孙中山等人都始料未及的。

　　在日本兴起的过程中，无论是自由派的观点，还是保守派的观点，实际上思想都较开明，并不像传统观点描绘的那样崇洋媚外或抱守残缺。也许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清廷的立宪改革会失败，而日本的立宪改革却能够成功。

　　现状和差距

　　回头再看，明治维新已经过去140多年，五四运动也已过去90余年。此后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大相径庭，日本经历了二战的失败，在美国的训导下从废墟中再次崛起。中国在内部不和反复争斗的情况下，踉踉跄跄赢得了二战，随后却在内战更大规模的血与火后选择了极权和激进的道路，最终也以另外一种特殊的方式崛起。但事到如今，无论从物质文明的丰富程度来看，还是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来看，日本却仍然远领先于中国。

　　如果从精神的进步来看，就是同五四时期相比，中国迄今甚至都还没有取得什么非常值得自豪的进展，像当年的陈康、冯友兰、洪谦等一批学者，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几乎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们。反观日本，虽然在二战之前由于激进势力的兴起导致国内温和派失势，最终招致二战的灾难，但在战后日本还是做了相当深刻的反省，日本的文化、学术和思想界的恢复和进步也相当之快。战后的日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乏明治思想界的超越者。

　　日本的状况同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对比，在明治思想界和五四运动的比较中，中国已经落后了50年。而在20世纪的今天，虽然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毫不夸张地，若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却并没有比五四运动时的状况前进多少，那么，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这个至少50年以上的中日差距。中国目前最大的影响力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即使如此，现如今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也还没能达到1910-1949年期间的峰值。反观1910年代的日本，无论是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还是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其高度都不是今天的中国能够企及的。因此，中国虽然崛起，但仍和日本有50-100年的差距。这恐怕还是个中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失败的教训

　　日本的兴起过程中，明治维新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但这个良好的开头却未能持之以恒。日本在1920年代之后，在形势本来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却连续出现战略失误，最终招致了日本帝国的覆灭。这个失败的教训，既是非常惨痛的，也是非常值得汲取的。当然，日本为何会一步步走上失败的道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绝不是本文的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日本在改革的最初阶段顺利进行，国内思想文化也蓬勃发展，甚至政治制度也较同时代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更加先进的情况下（日本当时自由组党，媒体也相当自由），为什么没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这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无论如何，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来看，日本的民意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在19世纪20年代后连续发生了多次事变，如1921年的第一位平民首相原敬首相遭到暗杀，1932年的“五一五”事变，首相犬养毅（孙中山的好友）遇刺身亡，1936年发生“二二六”兵变，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温和派官员遭到激进势力的排挤甚至杀害。早在二战之前很久，日本国内已经存在着非常广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甚至于，犬养毅首相在遭暗杀后，几名青年军人凶手最终被政府无罪释放，而在关押期间还有日本民众集体切掉手指头寄送给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这些爱国青年军人。

　　从日俄战争到一战期间，日本同英国结成了英日同盟，在国际形势中，虽然当时美国力图在东亚制衡日本的扩张，但从整体来看日本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本来有无数机会，但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日本的正确走向。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在日本逐渐出现了一种持久的“逆淘汰”现象。也就是说，日本的政治精英，凡是更具远见和洞察力的，更支持自由民主的，更强调日本的自我克制，约束对外扩张势头的，这些政治家一个接一个的都被淘汰掉。淘汰的方式是多样的，暗杀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失势，无所作为。作为二战期间最有远见的战略家之一，石原莞尔的命运是个典范，由于反对东条英机和对华作战，石原莞尔最终从关东军参谋长的职位被赶回了东京大本营，变成了由日本宪兵时刻监护的提前退伍军人。

　　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笔者以为，说一千道一万，这只能归结为当时的日本人在思想上还不够成熟。一个国家总是由一个又一个很具体的人所组成的，最终的表达和决策也是由这些人的言行综合而成。日本尽管在改革之初获得了成功，但随着日本所掌握的力量及其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日本人的思想发展却没有能够跟上它的武力的增长。尽管同当时的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人的思想水准是领先的，但它没有能够同它的更快速增长的力量相匹配。

　　用个最简单的比喻，如果一个人在思想上很不成熟，还不会很好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那么在他不懂得克制不会控制力量的情况下，让他掌握更强大的力量甚至武力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很有可能要变成坏事？尽管日本的问题是复杂的，但笔者仍然觉得这个很简单比喻是一目了然的，也是有说服力的。

　　谨慎看待中国道路

　　现在，中国正在快速崛起。那么回头再看，现如今的中国人，他们的思想、精神和文化比1910年代的日本又怎么样呢？笔者认为，到目前似乎还不太可能有一个乐观的答案——尽管这个说法很不“政治正确”。但无论如何，中国很快就将获得远超过当时日本在世界范围内所掌握的军事力量。那么，如果同样很不成熟的一群人，掌握了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会不会犯下一连串同当年的日本人类似的战略错误呢？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要是不犯错误，恐怕反倒会是件很稀罕的事情。同样地，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战略错误重现？

　　显然，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而且大多数民众素质也不是很高，有不少可能自以为是，甚至有一些还非常愚蠢，不懂得包容和宽容，听不了不同意见，无法用既和平但同时又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观点的分歧——那接下来它就难免会犯下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这听起来似乎很刺耳，然而这也正是日本在1920年代之后所发生的现象，而这恐怕也是一种规律——它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同样的，在一个国家，那些努力弘扬正义舍身追求真理的人，如果必定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连续遭到淘汰——如果这些人总是肯定会玩不转，会一个接一个的完蛋。如果谁敢提不同意见，谁敢反对掌权的，肯定都没有好下场——那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命运，难免是一条道要走到黑。而这也是一种不见棺材不掉泪般的命运——正如日本曾踏上的“好局痛失”的错误道路。

　　目前，尽管在中国学界存在着众多对日本的批评，但总体上看来，中国方面的观点总是倾向于预设“中国比日本更正确”。但现实的情况看来，却未必如此。这就像当年的日本民意，总是预设“日本比中国更正确”一样，实际上是靠不住的。中国对日本的批评，尤其是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者群体，往往倾向于用一种外在的视角，将日本看作与中国相对立甚至是敌对的“他者”。但实际上，从日本近代的思想脉络发展来看，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源于中国，比如它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对中国文明的很多继承和发扬。

　　而且，2010年代中国主流舆论的思想和认识水平似乎也并没有能够逾越1910年代时日本的认识水平。日本在当时的大好形势中，温和派的主张开始遭到淘汰，日本逐渐放弃互利互惠的对华共赢方针，而采取军事扩张的方式，最终给中国和日本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日本当时虽然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但它始终未能接受这一现实：中国是亚洲的核心地带，日本若想融入并领导亚洲，必须通过影响和改造中国，最终依靠赢得中国的支持来加以实现。而同时，这种影响和改造应当是不依赖于武力的，是非暴力的。

　　而进入21世纪，中国在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却始终未能对类似问题形成清晰的认识：尽管中国已经崛起，但它仍然远不是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中国若想以自身为核心来领导和塑造亚洲，就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和说服近邻日本——并且这种领导权的实现，必须要依赖于日本这一亚洲最先进国家的支持。而同样的，赢得这种支持也不应当依赖于武力，而应是非暴力的。相反，如果中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在内部民族主义的不断刺激下走向中日之间的对抗，那么在长期的相互消耗中，中国将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总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持有的“外在论”视角是很成问题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日本所犯下的错误，并没有超出中国历史上国内所曾发生的众多错误，而日本的错误同样也可以成为中国的错误。从一种“内在论”的视角进行考察，中国和日本都镶嵌在亚洲之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正如冈仓天心所言。既然如此，中国学界和舆论应当更多地进行自我反省，并从整个亚洲的范围之内来理解日本和中日关系，这也是一种更加成熟和平常的心态。


作者：王键 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