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崖山之殇】如果宋室能够在后期东渡台湾或者南下占城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1:46:55
1276年 临安城破 陆秀夫 陈宜中 张世杰带着宋端宗南下一路逃亡到福州。
虽然当时台湾还未开发 不过即使是这样 也比逃亡岭南要好很多 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 还有转机的希望。
当时的南宋 澎湖已在管辖范围之内 如果不是福州异族商人叛元 陆秀夫等也不会急于逃亡广东 更不会有后来的崖山之战。
试想 如果当时陆秀夫 陈宜中带着宋端宗 杨太后等几万人渡海东去台湾 在南宋末年大陆抗元浪潮中也许能够能在台湾稳定下来
而宋室东渡对原南宋百姓绝对有号召力 人口会大量迁徙台湾。
宋室也许能够在台湾稳定并支撑一百年 元朝入主中原只有不到90年 待中原爆发黄巾军起义 元被赶出中原 宋室也可能重新回到大陆继续享大宋的国祚。
终宋一朝（960-1279） 一共319年 是仅次于两汉生存最久的朝代。
也许有人说 明末郑成功不也在台湾后来也失败了。
但南宋和南明不一样。南宋没有失民心 君臣共同抗金 元数十年 君亡百姓同在崖山自尽。
如果宋室东渡台湾 也许赵宋可以在台湾稳定生存下来并度过元朝的88年 再重回中原。
南宋灭亡 实为可叹。
哀南宋之崖山远甚明郑之台湾。
南宋末年地图
1276年 临安城破 陆秀夫 陈宜中 张世杰带着宋端宗南下一路逃亡到福州。
虽然当时台湾还未开发 不过即使是这样 也比逃亡岭南要好很多 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 还有转机的希望。
当时的南宋 澎湖已在管辖范围之内 如果不是福州异族商人叛元 陆秀夫等也不会急于逃亡广东 更不会有后来的崖山之战。
试想 如果当时陆秀夫 陈宜中带着宋端宗 杨太后等几万人渡海东去台湾 在南宋末年大陆抗元浪潮中也许能够能在台湾稳定下来
而宋室东渡对原南宋百姓绝对有号召力 人口会大量迁徙台湾。
宋室也许能够在台湾稳定并支撑一百年 元朝入主中原只有不到90年 待中原爆发黄巾军起义 元被赶出中原 宋室也可能重新回到大陆继续享大宋的国祚。
终宋一朝（960-1279） 一共319年 是仅次于两汉生存最久的朝代。
也许有人说 明末郑成功不也在台湾后来也失败了。
但南宋和南明不一样。南宋没有失民心 君臣共同抗金 元数十年 君亡百姓同在崖山自尽。
如果宋室东渡台湾 也许赵宋可以在台湾稳定生存下来并度过元朝的88年 再重回中原。
南宋灭亡 实为可叹。
哀南宋之崖山远甚明郑之台湾。
南宋末年地图
台湾弹丸之地,靠它反攻大陆是没希望的.
tomcat650093 发表于 2011-5-6 16:16 
至少能有机会挺到元朝灭亡
元立朝只有不到90年 如果宋室东渡台湾并在台湾稳定 只要隔海相持 南宋还是有机会能坚持下来的。
至少能有机会挺到元朝灭亡
元立朝只有不到90年 如果宋室东渡台湾并在台湾稳定 只要隔海相持 南宋还是有机会能坚持下来的。
元军水师还是很强的。。。
milanwang 发表于 2011-5-6 16:20
那为什么元攻日本久攻不下
元师的水军主体很多是宋水兵 宋室东渡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为什么元攻日本久攻不下
元师的水军主体很多是宋水兵 宋室东渡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chrion 发表于 2011-5-6 16:19
挺到元灭亡也没用，朱元璋可不会放过这帮人
挺到元灭亡也没用，朱元璋可不会放过这帮人
朱元璋可是精通厚黑学的
黄柏居士 发表于 2011-5-6 16:30
能够挺到元灭亡 宋室就是正统 只要宋室在台湾稳定下来 在元统治中国的90年开垦台湾 宋完全可以做到自持。
元灭亡 扛宋旗帜的起义军不少 说不定会有宋室回迁的可能
即使朱元璋后来称帝 宋室在台湾自持百余年 国力又不一样 做到隔海相持应该可以 况且 想必那时刚立国的朱明 赵宋更是正统。
能够挺到元灭亡 宋室就是正统 只要宋室在台湾稳定下来 在元统治中国的90年开垦台湾 宋完全可以做到自持。
元灭亡 扛宋旗帜的起义军不少 说不定会有宋室回迁的可能
即使朱元璋后来称帝 宋室在台湾自持百余年 国力又不一样 做到隔海相持应该可以 况且 想必那时刚立国的朱明 赵宋更是正统。
回复 3# chrion
元朝可以渡海打日本就不会打台湾?
元朝可以渡海打日本就不会打台湾?
tomcat650093 发表于 2011-5-6 16:36
当时元军水师多是原来的南宋水师 宋室如果在临安临近城破之时东渡台湾 南宋的水军就都跟赵宋去了台湾
元军就没了水师的优势 即使招募新兵 想想南宋末年元军南下宋人抵抗有多激烈就知道了 会有大规模的宋人泅渡台湾 否则不会有后来崖山的十万军民投海自尽。
南宋抗元对比南明抗清激烈多了。
当时元军水师多是原来的南宋水师 宋室如果在临安临近城破之时东渡台湾 南宋的水军就都跟赵宋去了台湾
元军就没了水师的优势 即使招募新兵 想想南宋末年元军南下宋人抵抗有多激烈就知道了 会有大规模的宋人泅渡台湾 否则不会有后来崖山的十万军民投海自尽。
南宋抗元对比南明抗清激烈多了。
元朝水军不仅有南宋降军，而且还有高丽军队，自己也训练了部分。
征日本时，舰队规模是很大的。不过，急功近利，天公不作美，军队内部不和，战场环境改变，国内矛盾加剧，等等，导致了两次征日本的失败。
而且，即使到了台湾岛，也很难固守，面临的问题很多的。以元世祖时期的水军力量，恐怕南宋残军很难抵抗很久。当然，没有发生的事情，权当推测了。
征日本时，舰队规模是很大的。不过，急功近利，天公不作美，军队内部不和，战场环境改变，国内矛盾加剧，等等，导致了两次征日本的失败。
而且，即使到了台湾岛，也很难固守，面临的问题很多的。以元世祖时期的水军力量，恐怕南宋残军很难抵抗很久。当然，没有发生的事情，权当推测了。
chrion 发表于 2011-5-6 16:19
不过给亦黑迷失增加功勋值而已
不过给亦黑迷失增加功勋值而已
chrion 发表于 2011-5-6 16:36
那就是两岸提前几百年分裂了，成为两个华人国家。当然如果是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台湾宋国，对中华民族来说也不见得是不如大一统的结果。
不过好像直到19世纪末，台湾的生产力和土地开发程度依然极其低下，且疫病流行。13世纪的台湾要支撑包括帝王将相在内的几万宋兵和更多流民生活，怕是不大现实。
那就是两岸提前几百年分裂了，成为两个华人国家。当然如果是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台湾宋国，对中华民族来说也不见得是不如大一统的结果。
不过好像直到19世纪末，台湾的生产力和土地开发程度依然极其低下，且疫病流行。13世纪的台湾要支撑包括帝王将相在内的几万宋兵和更多流民生活，怕是不大现实。
那就是两岸提前几百年分裂了，成为两个华人国家。当然如果是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台湾宋国，对中华民族来说 ...
血花刀剪 发表于 2011-5-6 16:50
不赞同 明郑时期的台湾 对抗满清坚持了21年（1662~1683）
若不是郑家后人投降 结果不可知道。
13世纪 宋室东渡台湾 元军在原南宋的失地反抗就够它受的了
况且南宋政权尚在台湾 宋人在北宋灭亡后抗金的激烈 会再在台湾上演 那时的抗元不同南明的抗清 岳飞北伐 旧地宋人鼎力支持。
坚持到元灭亡 宋已在台湾开垦治理了90年 国力又会不一样 也许就不会有朱元璋。
那就是两岸提前几百年分裂了，成为两个华人国家。当然如果是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台湾宋国，对中华民族来说 ...
血花刀剪 发表于 2011-5-6 16:50
不赞同 明郑时期的台湾 对抗满清坚持了21年（1662~1683）
若不是郑家后人投降 结果不可知道。
13世纪 宋室东渡台湾 元军在原南宋的失地反抗就够它受的了
况且南宋政权尚在台湾 宋人在北宋灭亡后抗金的激烈 会再在台湾上演 那时的抗元不同南明的抗清 岳飞北伐 旧地宋人鼎力支持。
坚持到元灭亡 宋已在台湾开垦治理了90年 国力又会不一样 也许就不会有朱元璋。
chrion 发表于 2011-5-6 16:55
蒙元不像满清一样禁海，视航海为奇技淫巧。这个世界性的帝国虽然汉化程度不高，但是对征服各地的科学技术却是拼命吸收学习，亦黑迷失这样的航海家竟然是内陆来的豆奶。满清拿郑成功没办法只好迁界禁海，蒙元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打造出一只舰队拿下台湾
蒙元不像满清一样禁海，视航海为奇技淫巧。这个世界性的帝国虽然汉化程度不高，但是对征服各地的科学技术却是拼命吸收学习，亦黑迷失这样的航海家竟然是内陆来的豆奶。满清拿郑成功没办法只好迁界禁海，蒙元完全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打造出一只舰队拿下台湾
可以想象下 宋室东渡台湾 南宋水军主体东渡
元军南下 首先南宋东渡台湾 没有灭亡 南宋旧地的宋人抗元只会更激烈不会削弱
待元军稳定南宋旧地 再去打隔海相望的台湾 结果完全会不同于崖山之战 胜负难说。
元军打海战 日本都久攻不下 南宋的水军就更难说了。
可以想象下 宋室东渡台湾 南宋水军主体东渡
元军南下 首先南宋东渡台湾 没有灭亡 南宋旧地的宋人抗元只会更激烈不会削弱
待元军稳定南宋旧地 再去打隔海相望的台湾 结果完全会不同于崖山之战 胜负难说。
元军打海战 日本都久攻不下 南宋的水军就更难说了。
日本不是海战打输了的好不
，南宋的水军主力已投降了
，南宋的水军主力已投降了文章摘自《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 作者：李大龙 原题为《浅议元朝的“四等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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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实现“大一统”，对于我国疆域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维护对辽阔疆域的统治，元朝实施了“四等人”政策。关于元朝的“四等人”政策，以往学界已有很多论著涉及，其中《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中“论元朝的民族政策”部分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因为该书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出版的以我国历代民族政策为研究对象的专论，所以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不知道是否是受到了该书的影响，其后出版的有关蒙元民族史的著作多有论及元朝的“四等人”政策，并基本上沿用了《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的观点，将元朝的“四等人”政策定义为“具有浓厚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色彩”。这一观点本身没有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历史上所有王朝或政权的民族政策都有这一相同的特点，即使是被今人广泛赞誉的唐朝皇帝李世民，曾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但实际上其民族政策也有很多民族压迫和歧视的色彩。《册府元龟·帝王部·来远》载：“(贞观)二十年十二月戊寅，铁勒、回纥俟利发等诸姓并诣阙朝见，帝谓之日：‘汝来归我，领得安存，犹如鼠之得窟，鱼之得水。不知夫我窟及水能容汝否！纵令不能容受，我必为汝大作窟，深作水，以容受汝等。’又云：‘苍蝇之飞不过一二尺，及附骥尾日行千里，何以致然？为所托处远。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还如骥之受蝇，随其远近，不劳蝇身自然远去。’”唐太宗这些言论所体现的观念也难说没有对边疆民族歧视的意思在内，和“爱之如一”的观念形成了一定反差。因此，学界对元朝“四等人”政策的认识尽管没有问题，但似乎也不是对元朝“四等人”政策科学客观的评价，更多体现的是以现代人的观念对元朝民族政策做出的评判，而不是将这一政策放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论述，因而得出元朝的“四等人”政策是消极的、具有民族压迫色彩的结论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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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蒙元历史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在长期进行中国边疆民族历史，尤其是中国疆域形成历史、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中，对元朝的“四等人”政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下面提出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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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朝“四等人”的划分，笔者没有查到明确的记载，但《南村辍耕录·氏族》对“四等人”中的蒙古、色目、汉人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蒙古为72种：“阿刺刺、札刺儿歹、忽神忙兀歹、瓮吉刺歹、晃忽摊、永吉列思、兀鲁兀、郭儿刺思、别刺歹、怯烈歹、秃别歹、八鲁刺忽、曲吕律、也里吉斤、扎刺只刺、脱里别歹、塔塔儿、哈答吉、散儿歹、乞要歹、列术歹、颜不花歹、歹列里养赛、散术兀歹、灭里吉歹、阿大里吉歹、兀罗歹、别帖里歹、蛮歹、也可抹合剌、那颜吉歹、阿塔里吉歹、亦乞列歹、合忒乞歹、木里乞、外兀歹、外抹歹、阿儿剌歹、伯要歹、捏古歹、外刺歹、末里乞歹、许大歹、晃兀摊、别速歹、颜不草歹、木温塔歹、忙兀歹、塔塔歹、那颜乞台、阿塔力吉歹、忽神、塔一儿、兀鲁歹、撒术歹、灭里吉、阿火里力歹、扎马儿歹、兀罗罗歹、答答儿歹、别帖乞乃蛮歹、也可林合刺、瓮吉歹、术里歹、忙古歹、外抹歹乃、朵里别歹、八怜、察里吉歹、八鲁忽歹、哈答歹、外刺”。色目31种：“哈刺鲁、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苦里鲁、刺乞歹、赤乞歹、畏吾兀、回回、乃蛮歹、阿儿浑、合鲁歹、火里刺、撒里哥、秃伯歹、雍古歹、蜜赤思、夯力、苦鲁丁、贵赤、匣剌鲁、秃鲁花、哈刺吉答歹、拙见察歹、秃鲁八歹、火里刺、甘木鲁、彻儿哥、乞失迷儿”。汉人有8种：“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后注“女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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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何以将辖境内的众多民族划分为四等进行统治？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且这种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评价元朝的政策。实际上，如果换一个角度，依据元朝的民族分布和融合的情况，从维护统一、中华民族形成的角度去看待元朝“四等人”的划分及“四等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能会得出和以往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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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维护“大一统”的角度看，“四等人”划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元朝对全国的统治，这是元朝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政策，一如清朝实现全国统一之后采取的“八旗满洲为国家之根本”。
元朝是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对蒙古人制定了各种优厚政策人们一般容易理解，实际上将其他民族划分为色目、汉人、南人也是出于统治需要的考虑。一方面，活动在西部地区乃至中亚地区的色目人对蒙古的臣服要早于其他地区。1209年高昌回鹘归顺蒙古，不久哈刺鲁也归顺了成吉思汗；1218年，蒙古灭亡西辽；1219年蒙古进攻花刺子模，由此开始了对中亚地区乃至欧洲的征服。在征服了上述地区之后，1226年，成吉思汗开始了灭亡西夏的战争，翌年西夏灭亡；1232年，蒙古灭亡金朝；1278年南宋最终也被蒙古统一。在逐步实现对全国的统一过程中，如何保持对辽阔地区的统治是摆在元朝统治者面前的大问题。忽必烈曾经试图利用汉人、南人来巩固统治，1287年由于任用南人程钜夫为御史中丞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忽必烈即说过：“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但是汉人、南人的反抗不断冲击着忽必烈的用人政策。有学者将发生在中统三年(1262)汉人“李璃之变”与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出台“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的政策相联系，即是认识到了这种情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汉人的不断反抗和叛服不定催生了“四等人”政策的出台，而从实施效果看，以蒙古为根本，以色目牵制汉人，对于维护大一统局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另一方面说，虽然有了“四等人”政策，但也并非是汉人、南人完全得不到重用，契丹人耶律楚材、汉人刘秉忠等等即是例证，也就是说虽然元朝有汉人不得为相的规定，但也并非没有特例。将元末以汉族为主体对元朝统治的反抗原因完全归于“四等人”政策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为了号召汉族起来反对元朝统治，以朱元璋为首的起义军首领对元朝的所谓“暴政”也做过夸大的宣传，因而经过明代遗留至今的史书记载的可靠性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总之，“四等人”政策是元朝必然采取的政策，考虑到还有大量的汉人、南人被重用，其原则主要还是体现在是否对元朝忠诚方面，将其与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完全划等号似有以今非古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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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四等人”的划分在客观上是对前代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认同，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五代至辽金时期是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再次发生巨大变化和出现第二次民族融合的时期。伴随着以契丹为主体建立的辽朝、以女真为主体建立的金朝对中国北部的有效统治，我国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不断持续着。一方面将契丹、高丽、女真、渤海等划为汉人，不仅是对这些民族融合结果的一种承认，另一方面也为这些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不仅如此，元王朝的出现，打破了五代宋辽金时期长期分裂的局面，民族的大迁徙、大杂居在蒙元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为各民族间的融合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明人修《元史》对元朝的版图有如下记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蒙元时期各民族的迁徙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无论是迁徙的范围还是规模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民族大迁徙是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俘掠、戍守、出仕、流放、有计划迁徙、经商成为六种最主要的途径。诸如成吉思汗在南下进攻金朝的过程中，一次性就将河北10余万户汉等民族迁徙到土拉河流域。这些被迁徙到草原地区的民族成为工匠或牧奴。全真道士丘处机在游历漠北的时候曾经见到“有汉匠千百人居之”，这些记载反映着俘掠给民族迁徙、杂居状况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元史·兵志二》记载：“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镇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观之，则太祖、太宗相继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际，屯兵盖无定向，其制殆不可考也。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也就是说，北方地区主要是由蒙古军、探马赤军镇戍为主，淮河以南地区则主要是汉军和新附军戍守，但也有少量的蒙古军、探马赤军，目的是监视。为保证戍守军队的粮食供应，元朝采取了屯田政策，《元史·兵志三》对此有概要的记载：“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立屯田以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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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为虑盖甚详密矣。大抵勺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也就是说，伴随着戍守和屯田，更多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被迁徙到了全国各地，无论是规模还是涉及的范围都是远超前代的。如元朝在云南戍守就导致了大量蒙古人进入云南，有学者估计人数在10万以上。民族大杂居状况的加剧，以及元王朝将全国的民族分为四等，这些都为民族大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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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王朝将天下之民分为四等，固然是其民族政策具有民族歧视成分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仔细分析“四等人”划分的依据，实际上就是五代宋辽金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结果。诸如汉人、南人等级的划分，《元史·选举志》所载“汉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一十人，上都四人，真定等十一人，东平等九人，山东七人，河东七人，河南九人，四川五人，云南二人，甘肃二人，岭北一人，陕西五人，辽阳二人，征东一人。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湖广一十八人，江浙二十八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南七人”。可见，基本上分布在南宋统治区域除四川之外的汉人都属于南人的范围，其他地区包括四川的汉人都纳入到汉人等级中。但所谓汉人的等级，也包括了已经汉化的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等。也就是说，“四等人”的划分尽管有民族歧视的成分，但对民族融合也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不同等级内的民族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另一方面这一划分又迫使同一等级内的民族由于政治待遇等相同而日益凝聚在一起，加速了它们之间的融合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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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大一统”的形成，不仅促成了蒙古民族的发展壮大，也推进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曾经建立实现中国北部统一王朝的契丹、女真民族，除居住在故地的女真人外，基本和汉等其他民族融合了，实现局部统一的党项人在经过元朝之后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伴随着这些民族的消失，一些民族，诸如汉族得到了壮大，同时在民族融合中也诞生了一些新的民族，畏吾儿、回回即是在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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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一词，据学者的考证最早出现于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该书卷五载有诗一首：“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尽管关于此处的“回回”是指“回鹘”还是指回回民族，学者们还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回回民族开始形成于宋元时期是较普遍的认识。元代的“回回”是指成吉思汗及其后代西征之后，葱岭以西地区居民迁居中国的侨民，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民族成员。由于这些被称为“回回人”、“西域人”、“西北人”、“色目人”的回回民族的先民是较早接受蒙古统治的，成为蒙元实施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因而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开始大量东迁，其身份或为军士、官吏，或为商人、学者、工匠、医生等等，但以军士和经商者居多。这些回回人东迁之后，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诸如泉州、大都等，有些则进入到了边疆地区，诸如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任职云南行省时有不少回回人随从前往。这些分布于各地的回回人，由于多是只身东来，很少携带家眷，因此很多人与留居之地的民族互通婚姻，加之伊斯兰教信仰的存在，在元代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同时由于他们政治待遇相同、宗教信仰相同，最终在吸收其他民族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多种民族成分的新的人们共同体，入明后开始以“回回”为名活动于政治舞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新成员。所以有学者认为“元朝末年，回回已经具备了一个民族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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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四等人”的划分进一步巩固了草原地区民族的蒙古化，蒙古汗国的出现对草原众多民族的蒙古化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而元朝的持续统治和“四等人”的划分对草原民族的蒙古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更有助于蒙古各部的融合。明代之后，草原地区众多民族的蒙古化过程基本完成，历史上活动在草原地区的众多民族或部族基本上都成为蒙古民族的组成部分。辽阔草原地区民族分布和融合的变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似乎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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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四等人”的划分既有维持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而以蒙古人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所以仅仅以民族歧视和压迫来评价元朝“四等人”政策的历史作用似乎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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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实现“大一统”，对于我国疆域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维护对辽阔疆域的统治，元朝实施了“四等人”政策。关于元朝的“四等人”政策，以往学界已有很多论著涉及，其中《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中“论元朝的民族政策”部分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因为该书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出版的以我国历代民族政策为研究对象的专论，所以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不知道是否是受到了该书的影响，其后出版的有关蒙元民族史的著作多有论及元朝的“四等人”政策，并基本上沿用了《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的观点，将元朝的“四等人”政策定义为“具有浓厚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色彩”。这一观点本身没有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历史上所有王朝或政权的民族政策都有这一相同的特点，即使是被今人广泛赞誉的唐朝皇帝李世民，曾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但实际上其民族政策也有很多民族压迫和歧视的色彩。《册府元龟·帝王部·来远》载：“(贞观)二十年十二月戊寅，铁勒、回纥俟利发等诸姓并诣阙朝见，帝谓之日：‘汝来归我，领得安存，犹如鼠之得窟，鱼之得水。不知夫我窟及水能容汝否！纵令不能容受，我必为汝大作窟，深作水，以容受汝等。’又云：‘苍蝇之飞不过一二尺，及附骥尾日行千里，何以致然？为所托处远。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还如骥之受蝇，随其远近，不劳蝇身自然远去。’”唐太宗这些言论所体现的观念也难说没有对边疆民族歧视的意思在内，和“爱之如一”的观念形成了一定反差。因此，学界对元朝“四等人”政策的认识尽管没有问题，但似乎也不是对元朝“四等人”政策科学客观的评价，更多体现的是以现代人的观念对元朝民族政策做出的评判，而不是将这一政策放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论述，因而得出元朝的“四等人”政策是消极的、具有民族压迫色彩的结论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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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蒙元历史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在长期进行中国边疆民族历史，尤其是中国疆域形成历史、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中，对元朝的“四等人”政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下面提出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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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朝“四等人”的划分，笔者没有查到明确的记载，但《南村辍耕录·氏族》对“四等人”中的蒙古、色目、汉人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蒙古为72种：“阿刺刺、札刺儿歹、忽神忙兀歹、瓮吉刺歹、晃忽摊、永吉列思、兀鲁兀、郭儿刺思、别刺歹、怯烈歹、秃别歹、八鲁刺忽、曲吕律、也里吉斤、扎刺只刺、脱里别歹、塔塔儿、哈答吉、散儿歹、乞要歹、列术歹、颜不花歹、歹列里养赛、散术兀歹、灭里吉歹、阿大里吉歹、兀罗歹、别帖里歹、蛮歹、也可抹合剌、那颜吉歹、阿塔里吉歹、亦乞列歹、合忒乞歹、木里乞、外兀歹、外抹歹、阿儿剌歹、伯要歹、捏古歹、外刺歹、末里乞歹、许大歹、晃兀摊、别速歹、颜不草歹、木温塔歹、忙兀歹、塔塔歹、那颜乞台、阿塔力吉歹、忽神、塔一儿、兀鲁歹、撒术歹、灭里吉、阿火里力歹、扎马儿歹、兀罗罗歹、答答儿歹、别帖乞乃蛮歹、也可林合刺、瓮吉歹、术里歹、忙古歹、外抹歹乃、朵里别歹、八怜、察里吉歹、八鲁忽歹、哈答歹、外刺”。色目31种：“哈刺鲁、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苦里鲁、刺乞歹、赤乞歹、畏吾兀、回回、乃蛮歹、阿儿浑、合鲁歹、火里刺、撒里哥、秃伯歹、雍古歹、蜜赤思、夯力、苦鲁丁、贵赤、匣剌鲁、秃鲁花、哈刺吉答歹、拙见察歹、秃鲁八歹、火里刺、甘木鲁、彻儿哥、乞失迷儿”。汉人有8种：“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后注“女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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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何以将辖境内的众多民族划分为四等进行统治？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且这种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评价元朝的政策。实际上，如果换一个角度，依据元朝的民族分布和融合的情况，从维护统一、中华民族形成的角度去看待元朝“四等人”的划分及“四等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能会得出和以往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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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维护“大一统”的角度看，“四等人”划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元朝对全国的统治，这是元朝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政策，一如清朝实现全国统一之后采取的“八旗满洲为国家之根本”。
元朝是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对蒙古人制定了各种优厚政策人们一般容易理解，实际上将其他民族划分为色目、汉人、南人也是出于统治需要的考虑。一方面，活动在西部地区乃至中亚地区的色目人对蒙古的臣服要早于其他地区。1209年高昌回鹘归顺蒙古，不久哈刺鲁也归顺了成吉思汗；1218年，蒙古灭亡西辽；1219年蒙古进攻花刺子模，由此开始了对中亚地区乃至欧洲的征服。在征服了上述地区之后，1226年，成吉思汗开始了灭亡西夏的战争，翌年西夏灭亡；1232年，蒙古灭亡金朝；1278年南宋最终也被蒙古统一。在逐步实现对全国的统一过程中，如何保持对辽阔地区的统治是摆在元朝统治者面前的大问题。忽必烈曾经试图利用汉人、南人来巩固统治，1287年由于任用南人程钜夫为御史中丞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忽必烈即说过：“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但是汉人、南人的反抗不断冲击着忽必烈的用人政策。有学者将发生在中统三年(1262)汉人“李璃之变”与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出台“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的政策相联系，即是认识到了这种情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汉人的不断反抗和叛服不定催生了“四等人”政策的出台，而从实施效果看，以蒙古为根本，以色目牵制汉人，对于维护大一统局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另一方面说，虽然有了“四等人”政策，但也并非是汉人、南人完全得不到重用，契丹人耶律楚材、汉人刘秉忠等等即是例证，也就是说虽然元朝有汉人不得为相的规定，但也并非没有特例。将元末以汉族为主体对元朝统治的反抗原因完全归于“四等人”政策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为了号召汉族起来反对元朝统治，以朱元璋为首的起义军首领对元朝的所谓“暴政”也做过夸大的宣传，因而经过明代遗留至今的史书记载的可靠性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总之，“四等人”政策是元朝必然采取的政策，考虑到还有大量的汉人、南人被重用，其原则主要还是体现在是否对元朝忠诚方面，将其与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完全划等号似有以今非古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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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四等人”的划分在客观上是对前代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认同，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五代至辽金时期是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再次发生巨大变化和出现第二次民族融合的时期。伴随着以契丹为主体建立的辽朝、以女真为主体建立的金朝对中国北部的有效统治，我国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不断持续着。一方面将契丹、高丽、女真、渤海等划为汉人，不仅是对这些民族融合结果的一种承认，另一方面也为这些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不仅如此，元王朝的出现，打破了五代宋辽金时期长期分裂的局面，民族的大迁徙、大杂居在蒙元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为各民族间的融合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明人修《元史》对元朝的版图有如下记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蒙元时期各民族的迁徙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无论是迁徙的范围还是规模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民族大迁徙是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俘掠、戍守、出仕、流放、有计划迁徙、经商成为六种最主要的途径。诸如成吉思汗在南下进攻金朝的过程中，一次性就将河北10余万户汉等民族迁徙到土拉河流域。这些被迁徙到草原地区的民族成为工匠或牧奴。全真道士丘处机在游历漠北的时候曾经见到“有汉匠千百人居之”，这些记载反映着俘掠给民族迁徙、杂居状况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元史·兵志二》记载：“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镇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观之，则太祖、太宗相继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际，屯兵盖无定向，其制殆不可考也。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也就是说，北方地区主要是由蒙古军、探马赤军镇戍为主，淮河以南地区则主要是汉军和新附军戍守，但也有少量的蒙古军、探马赤军，目的是监视。为保证戍守军队的粮食供应，元朝采取了屯田政策，《元史·兵志三》对此有概要的记载：“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立屯田以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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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为虑盖甚详密矣。大抵勺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也就是说，伴随着戍守和屯田，更多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被迁徙到了全国各地，无论是规模还是涉及的范围都是远超前代的。如元朝在云南戍守就导致了大量蒙古人进入云南，有学者估计人数在10万以上。民族大杂居状况的加剧，以及元王朝将全国的民族分为四等，这些都为民族大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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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王朝将天下之民分为四等，固然是其民族政策具有民族歧视成分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仔细分析“四等人”划分的依据，实际上就是五代宋辽金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结果。诸如汉人、南人等级的划分，《元史·选举志》所载“汉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一十人，上都四人，真定等十一人，东平等九人，山东七人，河东七人，河南九人，四川五人，云南二人，甘肃二人，岭北一人，陕西五人，辽阳二人，征东一人。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湖广一十八人，江浙二十八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南七人”。可见，基本上分布在南宋统治区域除四川之外的汉人都属于南人的范围，其他地区包括四川的汉人都纳入到汉人等级中。但所谓汉人的等级，也包括了已经汉化的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等。也就是说，“四等人”的划分尽管有民族歧视的成分，但对民族融合也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不同等级内的民族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另一方面这一划分又迫使同一等级内的民族由于政治待遇等相同而日益凝聚在一起，加速了它们之间的融合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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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大一统”的形成，不仅促成了蒙古民族的发展壮大，也推进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曾经建立实现中国北部统一王朝的契丹、女真民族，除居住在故地的女真人外，基本和汉等其他民族融合了，实现局部统一的党项人在经过元朝之后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伴随着这些民族的消失，一些民族，诸如汉族得到了壮大，同时在民族融合中也诞生了一些新的民族，畏吾儿、回回即是在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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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一词，据学者的考证最早出现于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该书卷五载有诗一首：“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尽管关于此处的“回回”是指“回鹘”还是指回回民族，学者们还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回回民族开始形成于宋元时期是较普遍的认识。元代的“回回”是指成吉思汗及其后代西征之后，葱岭以西地区居民迁居中国的侨民，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民族成员。由于这些被称为“回回人”、“西域人”、“西北人”、“色目人”的回回民族的先民是较早接受蒙古统治的，成为蒙元实施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因而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开始大量东迁，其身份或为军士、官吏，或为商人、学者、工匠、医生等等，但以军士和经商者居多。这些回回人东迁之后，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诸如泉州、大都等，有些则进入到了边疆地区，诸如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任职云南行省时有不少回回人随从前往。这些分布于各地的回回人，由于多是只身东来，很少携带家眷，因此很多人与留居之地的民族互通婚姻，加之伊斯兰教信仰的存在，在元代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同时由于他们政治待遇相同、宗教信仰相同，最终在吸收其他民族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多种民族成分的新的人们共同体，入明后开始以“回回”为名活动于政治舞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新成员。所以有学者认为“元朝末年，回回已经具备了一个民族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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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四等人”的划分进一步巩固了草原地区民族的蒙古化，蒙古汗国的出现对草原众多民族的蒙古化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而元朝的持续统治和“四等人”的划分对草原民族的蒙古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更有助于蒙古各部的融合。明代之后，草原地区众多民族的蒙古化过程基本完成，历史上活动在草原地区的众多民族或部族基本上都成为蒙古民族的组成部分。辽阔草原地区民族分布和融合的变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似乎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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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四等人”的划分既有维持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而以蒙古人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所以仅仅以民族歧视和压迫来评价元朝“四等人”政策的历史作用似乎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
蒙古有很强的征服欲。
所以就算宋室东迁他们也会征讨台湾的。
所以就算宋室东迁他们也会征讨台湾的。
即使元征讨台湾不一定取胜 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宋室在台湾坚守百年 待到元灭
等到朱元璋的朱明建立 赵宋对朱明 这样的结果会很有意思。
两宋国祚三百多年 是除了汉以外立朝最久的 生存力可见顽强。
即使元征讨台湾不一定取胜 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宋室在台湾坚守百年 待到元灭
等到朱元璋的朱明建立 赵宋对朱明 这样的结果会很有意思。
两宋国祚三百多年 是除了汉以外立朝最久的 生存力可见顽强。
大哥那时候台湾有多少人多少可耕地。人家等你慢慢在台湾开荒生产攒钱造武器啊。真是的
只怕朱88建国后 台湾的宋室要喊一边一国了
chrion 发表于 2011-5-6 18:25
两宋在战场上打不赢西夏、辽和金，但是拖赢了它们
两宋在战场上打不赢西夏、辽和金，但是拖赢了它们
不可能的，你忘了忽必烈三征日本了，到那个时候就是征伐台湾了
就算他拖到元朝灭亡也不会有什么进取心了，最后的结果是被新兴的中原王朝消灭
没有别的问题，就问LZ一点：在失去了淮东的盐之后，宋廷究竟能靠什么来解决财政问题？
LZ别告诉我不知道淮东的盐对南宋财政的重要性哦！
元末是红巾军起义
失去淮东的盐也不一定找不到别的财政支出 延安时期的红军不也能坚持下来么
反抗异族统治 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
暴元杀戮中国百姓 被杀戮者的后裔几百年后在分析大元帝国征服中国 屠戮汉人的必然性 历史意义 仰慕大元帝国的强大 敬佩大元帝国的侩子手 可悲
失去淮东的盐也不一定找不到别的财政支出 延安时期的红军不也能坚持下来么
反抗异族统治 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
暴元杀戮中国百姓 被杀戮者的后裔几百年后在分析大元帝国征服中国 屠戮汉人的必然性 历史意义 仰慕大元帝国的强大 敬佩大元帝国的侩子手 可悲
假设宋室转进台湾，不如设想一下宋室迁至日本自立正统
直接跑到东南亚其实更好！！
宋朝如果能以台湾为基地进攻东南亚就太好了，就很可能造出一个华人国家 可惜 宋朝被灭了 华夏文明被打断而了
真是把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视为无物，知道麦哲伦怎么咯屁的吗。
小雀儿yy 发表于 2011-5-7 10:44
呵呵，好一个“失去淮东的盐也不一定找不到别的财政支出”，一句话撇得干干净净。你倒告诉我能有什么“别的财政收入”？难道因为元是异族，宋是汉族，因此就会天上纷纷掉钱给宋廷？当初KMT逃到台湾，财政上有大陆掠去的大量金银外汇，后来有MD的经援，才能支撑下来。试问宋廷可以靠什么？靠日本的经援么？淮东之盐对于宋廷的财政可以说是支柱性的，南宋之所以能抗蒙几十年，淮东之地供给的盐税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蒙军一开始就拿下淮东，那南宋根本就撑不了那么久。
顺便说一下，延安时期的TG在41-43年困难时期解决财政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正是依靠边区盐的外销。可以说，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盐对于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个政府的财政都是极端重要的，从汉武帝起政府就垄断盐的专卖权，一直延续到现在两千多年没有改变过，个中的原因，不用我多说了吧！
呵呵，好一个“失去淮东的盐也不一定找不到别的财政支出”，一句话撇得干干净净。你倒告诉我能有什么“别的财政收入”？难道因为元是异族，宋是汉族，因此就会天上纷纷掉钱给宋廷？当初KMT逃到台湾，财政上有大陆掠去的大量金银外汇，后来有MD的经援，才能支撑下来。试问宋廷可以靠什么？靠日本的经援么？淮东之盐对于宋廷的财政可以说是支柱性的，南宋之所以能抗蒙几十年，淮东之地供给的盐税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蒙军一开始就拿下淮东，那南宋根本就撑不了那么久。
顺便说一下，延安时期的TG在41-43年困难时期解决财政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正是依靠边区盐的外销。可以说，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盐对于任何一个王朝、任何一个政府的财政都是极端重要的，从汉武帝起政府就垄断盐的专卖权，一直延续到现在两千多年没有改变过，个中的原因，不用我多说了吧！
wwww130 发表于 2011-5-7 10:47
你忘了南明的下场吧
你忘了南明的下场吧
水之秋 发表于 2011-5-7 13:06
恩 很有道理 这么说南宋当时确实不论怎么跑都要完蛋？
我个人不喜欢南宋政权 落这下场很有自作孽的意思 但是确实很佩服当时那些人的骨气
恩 很有道理 这么说南宋当时确实不论怎么跑都要完蛋？
我个人不喜欢南宋政权 落这下场很有自作孽的意思 但是确实很佩服当时那些人的骨气
骨气是一回事（其实南宋灭亡之时投降元军的官员也不在少数，伯颜兵临临安时，满朝文武高官跑得几乎一个不剩，把谢太后气得发帖子骂街），历史的事实又是另一回事。蒙元政权固然不是什么伟光正的政权，南宋政权则不过是半斤八两而已。南宋的奸相、权相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从秦桧到汤思退，从韩侂胄到史弥远，从丁大全再到贾似道，最后的宰相陈宜中干脆在国破之际以借兵为借口跑到占城国（今越南中部），一去不返。试想，奸相如此之多，朝政将昏暗到何种地步？而北方的蒙元，出了忽必烈这样的杰出政治家，整合汉蒙，恢复经济，运用汉法治理中原，尤其在伯颜灭宋时，忽必烈严令禁止屠城，着意维持各地秩序，这就使元军受到的反抗小了很多。南北力量对比本就有差距，加之南北政治局面的对比，很显然，即使有南宋军民奋勇抗蒙，终究也是挽救不了南宋小朝廷覆灭的命运了。
回复 36# 水之秋
其实史弥远权则权矣，但在他手上还是作出了一番贡献的。而韩侘胄也不算是奸相也不算是权相，只是得罪了理学的一帮腐儒，被攻击的体无完肤，最后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开禧北伐，终于悲剧了。纵观他的一生，起码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毕竟当时北伐，可以说一代人的梦，只是他的脾气太执拗，倒是不太看得起主和派，所以上台以后对于那些反对北伐的也是不分良莠，下手有点狠，以至于失败以后竟然被南宋君臣把脑袋送给了北人。
但是丁大全和贾似道两个，真的不知道是啥玩意了，用了这种人，真是其数已尽。
其实史弥远权则权矣，但在他手上还是作出了一番贡献的。而韩侘胄也不算是奸相也不算是权相，只是得罪了理学的一帮腐儒，被攻击的体无完肤，最后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开禧北伐，终于悲剧了。纵观他的一生，起码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毕竟当时北伐，可以说一代人的梦，只是他的脾气太执拗，倒是不太看得起主和派，所以上台以后对于那些反对北伐的也是不分良莠，下手有点狠，以至于失败以后竟然被南宋君臣把脑袋送给了北人。
但是丁大全和贾似道两个，真的不知道是啥玩意了，用了这种人，真是其数已尽。
权相，韩侂胄和史弥远是属于后者的，秦桧、丁大全、贾似道之流是属于前者的。权相有时候造成的危害不一定比奸相小，横行朝堂，一手遮天，南宋权相迭出的状况说明南宋君主普遍暗弱，有政治素质的不多，不止一个君主都被宰相玩弄于股掌之间，实在是一个叫人蛋疼的王朝。
回复 38# 水之秋
你应该用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从宏观历史发展的脉络，给楼主讲明白一个问题：蒙元也好满清也罢，少数民族政权不是阻止中国成为第一批工业化国家的原因，而是中国根本就不会成为第一批工业化国家。
你应该用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从宏观历史发展的脉络，给楼主讲明白一个问题：蒙元也好满清也罢，少数民族政权不是阻止中国成为第一批工业化国家的原因，而是中国根本就不会成为第一批工业化国家。
水之秋 发表于 2011-5-7 15:28
支持水筒子，“宋末三杰”都要对喷，最基本的一致抗元都做不到
，还有文璧，TG都要给他洗地
支持水筒子，“宋末三杰”都要对喷，最基本的一致抗元都做不到
，还有文璧，TG都要给他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