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文章：70年代前期印象

老蛰
　　几年前，偶然在互联网上看到安东尼奥尼拍于1972年的电影《中国》，觉得又陌生又熟悉。在他的镜头中，北京荒凉破败，像个大村落；北京人土得掉渣，加上那些大标语、政治宣传和政治学习，真是又穷又土又左。

　　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首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究其原因，安导作为一名西方游客兼左派，怀着乡愁，用摄影机在中国寻找一个失落的世界。而中国人民瞩目的，正是他的镜头所省略的与他的世界趋同的地方。


运动还在继续，还在杀人，还在整人和挨整，但似乎全民的精神都溜了号，大伙都成了逍遥派。
李晓斌/CFP


不卑不亢的外交与民众的精神溜号

　　话说1973年秋，北京王府井的西北角，一座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100米的方案被腰斩，只起了50米高），那是北京饭店新东楼。

　　之所以惊艳，是因为与大跃进时期的北京“十大建筑”不同。它免除了50年代的象征主义和60年代的因陋就简，不夸饰也不寒酸，坦然地展示出功能主义的现代风格，充分体现了那一时期不卑不亢的外交路线。所谓“不卑不亢”，就是与别国周旋时的态度。当时需要周旋的是美欧。在多年不断地痛骂它们后，要亲热得矜持些，就像阿庆嫂对刁德一，不能一变脸像没事人似的。

　　这种不卑不亢的板框结构风格很快沿长安街蔓延开来，先是国际俱乐部、外交公寓、复兴饭店（后改为燕京饭店）这类涉外建筑，然后是各机关新建的礼堂、办公大楼，一直到家里新打的各类家具，就像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新的事物还有，长安街上开始出现一些塑料玩具一样鲜艳精致的小汽车，混杂在老式汽车的行列里，格外抢眼。

　　在那段日子里，生活的迹象开始复苏。女孩们仍旧穿着蓝灰绿色的衣服，但下摆却故意露出花棉袄，俗称“双眼皮”。一种叫“粪箕子”的半高跟皮鞋取代了带袢的圆口布鞋。如果进入那一时期的典型家庭，会看到全套自制家具，有木制扶手的沙发、酒柜、五斗橱、大衣柜……都向客人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情。它们的前身大多是公家发的旧家具。还有，在向阳的窗台上，必定摆着一盆叫做“玻璃翠”或蟹爪莲的植物……

　　运动还在继续，还在杀人，还在整人和挨整，但似乎全民的精神都溜了号，大伙都成了逍遥派。

　　50年代初婴儿高峰期的一代进入恋爱期，每逢华灯初上，恋人们沿十里长街款款而行（上海叫“轧马路”）。这一浪漫景观大多是因住房紧张造成的。在街上溜达的还有回城探亲的插队知青，他们可没那么气定神闲，天天提心吊胆，既要忍受家人白眼，还要随时应对“小脚侦缉队”带着片儿警上门来查户口。

文艺界西风东渐

　　一阵看片风刮遍了机关大院。从中央首长到普通工作人员连同家属小孩都在看，上边似乎有意推波助澜，大有与民同乐的意思。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关于这种场面逼真的再现。

　　看片的历史是从批判开始的。《武训传》《清宫秘史》《刘少奇访问印尼》《早春二月》《兵临城下》等，每当观众看到入迷，总有画外音大呼革命口号，以提醒你这部电影是供批判用的，就像一些出版物，在封底用小字写着“仅供批判”。不知什么时候，批判片成了参考片，参考片成了内部片，最后成了生活片。

　　内部片和生活片的范围很宽，从日片到40年代的好莱坞，再到欧洲国家的现代片。最先开始的是一批日本电影，《日本海大海战》《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虎虎虎》……说是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但从林立果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来看，什么“小舰队”“联合舰队”“江田岛精神”，就知道人们一般是从什么角度观看这些电影的。

　　美国电影，有《春闺泪痕》《鸳梦重温》，一水儿的四字片名，都是港台翻译版。还有什么《女人比男人更凶残》《沉默的人》等，其中镜头的尺度，就是用现在的标准看也很过分。不要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革命群众”，就连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也被弄得血压升高手冰凉。

　　记得一部恶搞革命的意大利影片《前进，前进》，讲的是处于低潮期的革命党无所事事，陷入无聊内斗和桃色纠纷，小团伙濒于解体。正当此时，发生了严重的官民对立，革命形势一触即发。党人大喜过望，重新收拾家伙踏上了输出革命之途。在齐唱《马赛曲》之后，党首问：“我为什么40岁了还在革命？”接着自问自答：“那是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再改行干别的已经来不及了。”同声翻译的效果很差，黑暗中仍能听到稀稀落落会意的笑声。革命的逻辑在挖苦声中被消解掉了。其实当时中国的问题跟那位意大利党首的问题差不多：是继续革命，还是改行过日子？

　　从上至下，说与做成为两张皮。“文艺女皇”江青也一边指挥大批无标题音乐，一边指示中央乐团排练贝多芬。于是人们有幸在民族宫礼堂聆听乐坛名宿李德伦指挥的《英雄》。在此之前，人们只能聚在某个朋友家里拉上窗帘偷偷听：一张胶木唱片，通过一台手摇唱机播放，声若游丝，载沉载浮，怨而不怒。

　　西洋文艺团体纷纷登上朝拜之旅。北京爱乐人士终于有机会欣赏费城、伦敦爱乐、维也纳爱乐这些世界级乐团的演出。据说自任内行的江青，还为演出曲目同尤金·奥曼迪发生过争执。劫后余生的文艺牛鬼暗暗额手相庆。

“革命”与“生产”的纠结

　　“抓革命，促生产”，这口号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关联词组，意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但也有另外一些矛盾词组，比如“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或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还有一种并列提法，叫做“革命生产两不误”。

　　那时的情形是，一边批判“唯生产力论”，一边恢复生产秩序；一边批判“电子中心论”，一边悄然兴起一股电子热。所谓“电子中心论”，起于陈伯达1964年的一项建议。经他调查，世界上新兴的经济强国，诸如日本、西德、南朝鲜等都是靠电子工业起家的。毛主席听了很感兴趣，为此还开过一次会。但没人响应，认为这破坏了毛主席自己提出的“以钢为纲”的工业路线。

　　陈伯达的建议无疾而终，九大后重提，仍旧没有下文。陈伯达在《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说，如果毛“当时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不会去搞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在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整风”运动中，《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这个电子中心论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吊诡的是，一边批一边不事声张地搞。除了老厂，许多国营厂被改造成电子设备厂。许多街道小厂纷纷转产，还是大炼钢铁的路数，土法上马，没条件也上。不过这回炼的不是钢铁，而是多晶硅和单晶硅。简陋的厂房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窗玻璃被强酸咬成了毛玻璃，成品则是狗屎撅一般粗细的硅棒。

初露开放端倪

　　毛主席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张耀祠回忆录》）但是，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浪接着一浪，欲罢不能。人们得知，文化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还要进行到底”。陈伯达说：运动该结束了，如果还不结束，就成了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了。

　　对于林彪们来说，运动到此收获巨丰。当时的国务院各部委，通过“支左”和军管，第一把手几乎都是穿军装的。中央委员会里也是枪杆子林立，占了压倒性多数。江山打了，该坐了。夜长梦多，再不“到底”，怕还要横生枝节。但江青一伙折腾半天，除“六厂二校”“两报一刊”，还是两手攥空拳，且树敌甚多。所以，革命尚未成功，还要“进行到底”。

　　毛主席号召读原著，于是有人从《共产党宣言》里摘出一段：“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读原著”固然重要，但这无疑是在最高指示之外添加了一个新权威，不知有多少人就是从这里走上了怀疑和思考之路。“四五”事件之时，广场上就有“秦皇”“吕后”“武则天”之类的比附。

　　“文革”进行至此，正如《宣言》里所说，人们“一哄而散”。人民不信了，喊“万岁”也开始讨嫌了。除了林彪的“九一三”，最雷人的事情莫过于两件事：一是起用中国的二号走资派，一是跟世界上最大的走资派握手。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文革”反的不就是这个吗？苏联和中国的赫鲁晓夫“走资”，为什么到伟大领袖这里就不是了呢？看来问题不在于“走资”或“走社”，而在于是谁在走。

　　多年以后，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问父亲：“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能走得通吗？”老夫子先声明不赞成走资，然后说，“既然其他国家能走通，中国当然也能走通。”（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运动既无法继续，也无法停止；“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对于毛主席而言，“文革”的目的达到了，结局却不是他想要的。当人们在报上看到他说“七八年又来一次”的时候，心都凉了。这个历史循环论，也太折腾了。

　　美国第一任驻京联络处主任回国，在机场看到一份中国的报纸，头版是打倒美帝，二版是中美友好，一点过渡都没有，不禁又羞又恼。他哪里明白，中国正在梦里边翻身呢。

　　改革开放从何时开始？标准答案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改革开放的端倪更早些，它就隐藏在70年代初的那段时候。

　　老蛰：作家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2-12/100224908.html老蛰
　　几年前，偶然在互联网上看到安东尼奥尼拍于1972年的电影《中国》，觉得又陌生又熟悉。在他的镜头中，北京荒凉破败，像个大村落；北京人土得掉渣，加上那些大标语、政治宣传和政治学习，真是又穷又土又左。

　　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首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究其原因，安导作为一名西方游客兼左派，怀着乡愁，用摄影机在中国寻找一个失落的世界。而中国人民瞩目的，正是他的镜头所省略的与他的世界趋同的地方。


运动还在继续，还在杀人，还在整人和挨整，但似乎全民的精神都溜了号，大伙都成了逍遥派。
李晓斌/CFP


不卑不亢的外交与民众的精神溜号

　　话说1973年秋，北京王府井的西北角，一座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100米的方案被腰斩，只起了50米高），那是北京饭店新东楼。

　　之所以惊艳，是因为与大跃进时期的北京“十大建筑”不同。它免除了50年代的象征主义和60年代的因陋就简，不夸饰也不寒酸，坦然地展示出功能主义的现代风格，充分体现了那一时期不卑不亢的外交路线。所谓“不卑不亢”，就是与别国周旋时的态度。当时需要周旋的是美欧。在多年不断地痛骂它们后，要亲热得矜持些，就像阿庆嫂对刁德一，不能一变脸像没事人似的。

　　这种不卑不亢的板框结构风格很快沿长安街蔓延开来，先是国际俱乐部、外交公寓、复兴饭店（后改为燕京饭店）这类涉外建筑，然后是各机关新建的礼堂、办公大楼，一直到家里新打的各类家具，就像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新的事物还有，长安街上开始出现一些塑料玩具一样鲜艳精致的小汽车，混杂在老式汽车的行列里，格外抢眼。

　　在那段日子里，生活的迹象开始复苏。女孩们仍旧穿着蓝灰绿色的衣服，但下摆却故意露出花棉袄，俗称“双眼皮”。一种叫“粪箕子”的半高跟皮鞋取代了带袢的圆口布鞋。如果进入那一时期的典型家庭，会看到全套自制家具，有木制扶手的沙发、酒柜、五斗橱、大衣柜……都向客人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情。它们的前身大多是公家发的旧家具。还有，在向阳的窗台上，必定摆着一盆叫做“玻璃翠”或蟹爪莲的植物……

　　运动还在继续，还在杀人，还在整人和挨整，但似乎全民的精神都溜了号，大伙都成了逍遥派。

　　50年代初婴儿高峰期的一代进入恋爱期，每逢华灯初上，恋人们沿十里长街款款而行（上海叫“轧马路”）。这一浪漫景观大多是因住房紧张造成的。在街上溜达的还有回城探亲的插队知青，他们可没那么气定神闲，天天提心吊胆，既要忍受家人白眼，还要随时应对“小脚侦缉队”带着片儿警上门来查户口。

文艺界西风东渐

　　一阵看片风刮遍了机关大院。从中央首长到普通工作人员连同家属小孩都在看，上边似乎有意推波助澜，大有与民同乐的意思。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关于这种场面逼真的再现。

　　看片的历史是从批判开始的。《武训传》《清宫秘史》《刘少奇访问印尼》《早春二月》《兵临城下》等，每当观众看到入迷，总有画外音大呼革命口号，以提醒你这部电影是供批判用的，就像一些出版物，在封底用小字写着“仅供批判”。不知什么时候，批判片成了参考片，参考片成了内部片，最后成了生活片。

　　内部片和生活片的范围很宽，从日片到40年代的好莱坞，再到欧洲国家的现代片。最先开始的是一批日本电影，《日本海大海战》《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虎虎虎》……说是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但从林立果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来看，什么“小舰队”“联合舰队”“江田岛精神”，就知道人们一般是从什么角度观看这些电影的。

　　美国电影，有《春闺泪痕》《鸳梦重温》，一水儿的四字片名，都是港台翻译版。还有什么《女人比男人更凶残》《沉默的人》等，其中镜头的尺度，就是用现在的标准看也很过分。不要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革命群众”，就连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也被弄得血压升高手冰凉。

　　记得一部恶搞革命的意大利影片《前进，前进》，讲的是处于低潮期的革命党无所事事，陷入无聊内斗和桃色纠纷，小团伙濒于解体。正当此时，发生了严重的官民对立，革命形势一触即发。党人大喜过望，重新收拾家伙踏上了输出革命之途。在齐唱《马赛曲》之后，党首问：“我为什么40岁了还在革命？”接着自问自答：“那是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再改行干别的已经来不及了。”同声翻译的效果很差，黑暗中仍能听到稀稀落落会意的笑声。革命的逻辑在挖苦声中被消解掉了。其实当时中国的问题跟那位意大利党首的问题差不多：是继续革命，还是改行过日子？

　　从上至下，说与做成为两张皮。“文艺女皇”江青也一边指挥大批无标题音乐，一边指示中央乐团排练贝多芬。于是人们有幸在民族宫礼堂聆听乐坛名宿李德伦指挥的《英雄》。在此之前，人们只能聚在某个朋友家里拉上窗帘偷偷听：一张胶木唱片，通过一台手摇唱机播放，声若游丝，载沉载浮，怨而不怒。

　　西洋文艺团体纷纷登上朝拜之旅。北京爱乐人士终于有机会欣赏费城、伦敦爱乐、维也纳爱乐这些世界级乐团的演出。据说自任内行的江青，还为演出曲目同尤金·奥曼迪发生过争执。劫后余生的文艺牛鬼暗暗额手相庆。

“革命”与“生产”的纠结

　　“抓革命，促生产”，这口号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关联词组，意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但也有另外一些矛盾词组，比如“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或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还有一种并列提法，叫做“革命生产两不误”。

　　那时的情形是，一边批判“唯生产力论”，一边恢复生产秩序；一边批判“电子中心论”，一边悄然兴起一股电子热。所谓“电子中心论”，起于陈伯达1964年的一项建议。经他调查，世界上新兴的经济强国，诸如日本、西德、南朝鲜等都是靠电子工业起家的。毛主席听了很感兴趣，为此还开过一次会。但没人响应，认为这破坏了毛主席自己提出的“以钢为纲”的工业路线。

　　陈伯达的建议无疾而终，九大后重提，仍旧没有下文。陈伯达在《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说，如果毛“当时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不会去搞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在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批陈整风”运动中，《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这个电子中心论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吊诡的是，一边批一边不事声张地搞。除了老厂，许多国营厂被改造成电子设备厂。许多街道小厂纷纷转产，还是大炼钢铁的路数，土法上马，没条件也上。不过这回炼的不是钢铁，而是多晶硅和单晶硅。简陋的厂房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窗玻璃被强酸咬成了毛玻璃，成品则是狗屎撅一般粗细的硅棒。

初露开放端倪

　　毛主席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张耀祠回忆录》）但是，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浪接着一浪，欲罢不能。人们得知，文化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还要进行到底”。陈伯达说：运动该结束了，如果还不结束，就成了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了。

　　对于林彪们来说，运动到此收获巨丰。当时的国务院各部委，通过“支左”和军管，第一把手几乎都是穿军装的。中央委员会里也是枪杆子林立，占了压倒性多数。江山打了，该坐了。夜长梦多，再不“到底”，怕还要横生枝节。但江青一伙折腾半天，除“六厂二校”“两报一刊”，还是两手攥空拳，且树敌甚多。所以，革命尚未成功，还要“进行到底”。

　　毛主席号召读原著，于是有人从《共产党宣言》里摘出一段：“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读原著”固然重要，但这无疑是在最高指示之外添加了一个新权威，不知有多少人就是从这里走上了怀疑和思考之路。“四五”事件之时，广场上就有“秦皇”“吕后”“武则天”之类的比附。

　　“文革”进行至此，正如《宣言》里所说，人们“一哄而散”。人民不信了，喊“万岁”也开始讨嫌了。除了林彪的“九一三”，最雷人的事情莫过于两件事：一是起用中国的二号走资派，一是跟世界上最大的走资派握手。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文革”反的不就是这个吗？苏联和中国的赫鲁晓夫“走资”，为什么到伟大领袖这里就不是了呢？看来问题不在于“走资”或“走社”，而在于是谁在走。

　　多年以后，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问父亲：“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能走得通吗？”老夫子先声明不赞成走资，然后说，“既然其他国家能走通，中国当然也能走通。”（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运动既无法继续，也无法停止；“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对于毛主席而言，“文革”的目的达到了，结局却不是他想要的。当人们在报上看到他说“七八年又来一次”的时候，心都凉了。这个历史循环论，也太折腾了。

　　美国第一任驻京联络处主任回国，在机场看到一份中国的报纸，头版是打倒美帝，二版是中美友好，一点过渡都没有，不禁又羞又恼。他哪里明白，中国正在梦里边翻身呢。

　　改革开放从何时开始？标准答案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改革开放的端倪更早些，它就隐藏在70年代初的那段时候。

　　老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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