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商务周刊：中国改革走到三岔路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2:56:02
这是一个难以判断的市场。一方面，国务院7月22日就投资体制改革发出号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干预，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此次暴风骤雨般的宏观调控中，却饱受市场各界和多位经济学家“行政干预”的指责。
10年前的那次宏观经济过热后，中央政府痛定思痛，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10年后的2004年，当经济过热又一次卷土重来时，市场调控手段并没有发挥理想的作用。情急之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重举看得见的大手，用行政干预的武器强力矫正市场。
这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社会。25年前，中央政府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社会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25年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全世界最快，但同时公平成了大问题──人群收入差距最大，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专家普遍估计在0.5以上）。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最新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进一步印证了这个社会的复杂。课题组组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由此产生的激烈争论“燃烧”在经济研究者之间。在宏观调控最惨烈的2004年上半年，交锋达到了顶峰。被称为“新左派”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掉进了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市场的过度开放和隐蔽的“私有化”的蔓延，使中国的发展道路面临着“拉美化”的威胁。
而另一些自称奉行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者，则一如既往地指责中国市场化道路的不彻底，责难过多的政府干预直接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把目前诸多问题的症结归于改革魄力的不够。
站在其间的中间派，得到的结论是，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多少少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执行效率优先的政策方向，政府的政策也是更加偏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社会因此而潜伏着诸多不稳定因素……
这种阵痛带来的焦虑更影响了新一届的领导者。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5月11日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他精心研究的成果──《北京共识》。这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兼前《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兼外事版主编写到：“‘资本主义’过去20年在中国造成的问题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和领导人寻求一种新的‘协调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公开发表的惟一的文件有一条不同寻常的点名主旨的标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的重点是‘完善’，而不是‘市场’”。
如果雷默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2004年中国改革最大的秘密就是决策思路的重大转向。这种转向在雷默看来，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公平和创新的原则，其“哲学含义应当更深刻地视之为拒绝垄断控制”，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垄断控制经济、知识、创新、甚至思想的危害性已经大大加深了中国改革的矛盾。雷默因此认为，“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垄断控制权力在中国的前途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改革25年来挥之不去的阵痛，是中国发展道路中持续纠缠不清的难题。对之反思所包含的意义，已经紧紧地与改革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7月28日，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学庆告诉《商务周刊》，外电报道盛传已久的电信业“四合二”的重组方案纯属谣言，遭国务院否决更是无从谈起。
今年5月25日，《香港商报》曝出消息称，关于国内将电信运营企业合四为二的报告已递交给国务院。这一报告建议实施“一固网商合并一移动商”的策略，将四大国有电信公司重组为两家公司。届时，中国网通将与移动服务领军企业中国移动合并，主导市场的固定电话运营商中国电信将与中国联通合并。
消息还称，有关方面的理由是，“四合二”的方案一旦实施，将最大限度地避免国内未来3G的重复性建设难题，以集中内地电信力量，达到做大做强与海外电信企业竞争的目标，并间接解决3G牌照难以平衡发放的难题。此后一个月内，国内外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后续报道，除了“四合二”方案，后来更出现了“六合三”的版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所长张军扩则告诉《商务周刊》，他不敢肯定这些消息的真假，但自上次电信分拆后，内部就不断传来再次重组的意见和报告。他甚至还听说一种方案，“四合二”后将联通的GSM移动牌照分出去再组建一个合资运营商。
无论消息真假，由之引起的喧嚣，已经使这一事件成了继上一轮的电信改革后电信业最轰动的新闻──其从打破垄断开放竞争回到重新合并塑造“寡头”的思路，背后所隐藏的丰富信息已经远远超过了新闻本身。比如，再次重组是不是意味着上次分拆的错误或失策？导致电信再走回头路是因为市场开放竞争过度还是由于垄断不够？这些已不是电信产业本身能够回答的问题了。
中国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理事长杨培芳给《商务周刊》的解释是，“四合二的传言，是大环境和小环境造成的。国际上也有竞争过度的问题，竞争过度，成本增加了，互联互通出现问题。国内也有这样的问题，六大营运商的利润增长都有下降的趋势，而且还是国有资产。”他认为，这种回潮是事出有因，也反映了电信改革的波动性。
杨培芳甚至把这种波动性追溯到了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大学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提出，由于政府的错误干预，使得市场失灵。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把弗里德曼给捧起来了，都是率先把公共部门私有化，然后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他说，“而我们80年代派出国的留学人员，正好学70年代的这个东西，就是全部交给市场来管。”
在他看来，这批信奉自由经济的海归回国后进入政府或学界，都将他们所领会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或多或少地学以致用了，当然，也包括电信改革。杨培芳原来是原电子部科技司搞光纤的技术专家，1982年转攻经济。这位“半路出家”的电信专家自称为了学习经济，找到一个理论工具，头发都熬白了。他坚持电信业有其自身的特点。
“不能说打破垄断提高竞争就不需要管制了。”杨培芳的理由是，197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学界认为市场有能力促使电信行业平衡竞争发展，取消管制成为主流；1990年代发现分得太散也有问题，就从取消管制到了放松管制；但随后发现放松管制也不对，在2000年代左右，西方大部分国家又变成了重建管制。
其中重建管制的重要理由就是互联互通。杨培芳举例说，“中国联通1994年成立后，在天津搞了市内固定电话，当时电信部门就不给它连。为了不死掉，它就靠国家，请《焦点访谈》，最后国家就命令电信必须得给它连通。市场经济在这个领域就变成了命令经济。”国外的例子就是巴西──巴西电信分了十几家公司以后，相互之间开始打架，最后也只好由巴西总统下命令解决问题。
杨培芳认为第二个需要管制的理由是这个行业本身有天然垄断性，如果政府不管的话，在基础电信领域，就会变成一家，“如果没有政府支持联通，那么移动一降价，联通早就被移动给并购了”。
所以，杨培芳的观点是，一定要引入竞争，但引入的不能是完全竞争，而是适度竞争、有效竞争，而为了维持适当的竞争，也需要政府的管制。他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3年前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电信竞争》，“吴基传部长为这本书写的序中，也认为电信要引入完全的市场竞争。但在吴基传去职前一两年，他也承认，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研究电信产业的经济规律问题。”
“垄断的时候，我提出要引入市场竞争，现在大家说要竞争的时候，我说要管制。”杨培芳说自己被人称为和事佬、是折衷主义，但他坚持自己找的是第三个极端，“这个手既不是看不见的手，也不是看得见的手，它是挽在一起的手。”他把这叫做第三只手。
经济学家讽刺他“弄出个第三只手来，可以去申请诺贝尔经济学奖了”，但杨培芳不为所动，他认为，“适度竞争、有效监管”，已经逐渐成为了电信市场的一个主流认识，“前两年这个不是主流，那时的主流是自由市场，就是全部放开不管。当然有的经济学家还是这样主张，就是电信完全竞争，就要放开市场准入。”
现在，吴基传和杨培芳发起成立了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过去我们都是搞技术的，但在1998年电信大讨论中，经济专家把我们技术专家都打败了，这让我们觉得经济比技术更重要。”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因此应运而生。“我们就想先把经济规律研究透，然后再用来指导我们的电信行业发展，使得我们的政策能够更加理智一点。”杨培芳说。
杨培芳所谓的“被打败”，指的就是1998年电信大讨论之后，电信业内──包括信产部的领导，基本都认同了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为代表的充分竞争理论。杨培芳认为败因在于，“北大接近芝加哥学派，而周其仁的讲话煽动性很强，虽然他的说法站不住脚，但是很有号召力。”
7月28日，记者在上海采访了正在此地讲学的周其仁。这位中国“三农”问题泰斗杜润生的学生和杨培芳类似，也是阴差阳错当上了电信专家。按他的说法，1998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美国AT&T分拆的文章，“正赶上中国电信改革，一下子就成了电信专家了，不想当都不行”。
研究农业问题出身的周其仁，1989-1991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对于电信业“四合二”的传闻，他轻轻一哂：“要让一个产业对国民经济做贡献，有两把刀，一把刀是市场，一把刀是股东，现在电信行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是政府一个人拿两把刀，既是游戏者又是规则制定者。当它杀不动的时候，它就说可不可以把门关小一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张宇燕是目前中国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沿人物之一。这位在今年2月23日为中央政治局领导讲解世界格局和中国安全环境的学者，一直是一派“大隐隐于市”的低调姿态。经济学家出身的他，对外称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但就是他，在中国最早注意到了利益集团与中国改革走向的复杂关系。
在习惯远距离观察中国改革进程的张宇燕眼中，无论是杨培芳重建管制所要求的看得见的手──政府，还是周其仁强调竞争所信奉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更无论当前喧嚣在“新左派”、“新自由主义”这些“大帽子”后面的学术“阴谋论”，都掩盖了改革之所以改革到今天这个样子，其背后利益这只手起着的巨大作用。（来源：商务周刊 记者宁南、王晓玲、王强、袭祥德） 事实上，10年的市场经济、25年的改革开放所繁衍出的利益集团，其形态和利益关系已经远远复杂于催生联通的那个时代。对此，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东方集团总裁张宏伟应该是最有体会的。
2004年6月1日，几经周折出台的《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此时距中国加入WTO承诺中流通业对外资全面开放只有半年时间。7月27日，同时任东方家园连锁建材超市董事长的张宏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相当平淡地只对流通行业开放问题说了一句话：“说的已经够多，不想再多说什么，再多说也没有意义。”
平淡之言背后的含义难以猜测，这位市场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颇为了得的民企巨头，从2001年入世前开始游说保护国内流通业生存空间，三年多时间终于换来的这纸公文，只为他赢来了形同虚设的半年保护时间。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初涉流通业的张宏伟表示，当时自己才知道“对流通业的保护期是如此之短”，而与他对垒的世界500强百安居和欧倍德正在利用各种正规或非正规渠道全力向中国铺展势力。
摆在张宏伟面前是三支强势力量，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跨国资本。关于主管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WTO研究专家私下告诉《商务周刊》，“实际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流通虽然与电信、金融并称为三大热点，但从对国家战略意义、安全等多个角度衡量，却始终被某些部门认为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因此，1999年为了在电信和金融等其他领域的利益，同时向世贸组织表现中国加入世贸的诚意，我们就主动提前放松了对外资进入零售业的部分限制。”
在他看来，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否得当现在还难以判断，但也否认不了一个事实，最近十几年来，某些官员或多或少存在着过度追求部门利益的现象──“为了扩大出口和对外贸易规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片面追求出口并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甚至向外资企业提供种种‘超国民待遇’的特殊优惠，直接损害了国内许多行业和企业的利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以身上先师“顾准式”的耿直从另一个角度为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目前迫切需要直面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将会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权力干预、腐败扭曲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规范公正、有利大众的市场经济。”
最近几乎在所有场合都会反复谈及“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概念的吴敬琏认为，尽管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就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距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走上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吴敬链警告说，出现这种结果的概率很高，其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利益会把仇神召到战场上来”，一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很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在他看来，“权力干预、腐败扭曲的市场经济”更有可能被官僚利益集团催生。这位三年前就公开惊呼“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一种现实危险”的学者，对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眼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相互对峙又相互渗透的状态，一部分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体制的间隙和漏洞发财致富。他们作为寻租者利用市场缺乏规范和行政权力仍然起着作用的情况，在转型时期的混乱经济体制中浑水摸鱼。”
吴敬琏认为，这些既得利益者并不愿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里，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甚至开始设租。他把这些人定义为第三种社会力量。
随着改革的深化，当这些人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被改革的对象时，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阻碍改革的深入，甚至在改革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创造新的寻租可能。例如，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金融魔术，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等，都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
这种隐蔽的力量甚至渗透进影响经济运行的不同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取向中。例如近期的许多纷争，行政审批要不要尽量减少，利率要不要放开，汇率要不要实现并轨，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应不应该在条件具备时迅速果断放开，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以放权让利为核心还是以制度创新为基础等等，在吴敬琏看来，这些争议中，“有些人参与是出于认识不同，但也有些人完全是从利益动机出发”。
吴敬琏尤其担心第三种社会力量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可能使改革陷进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泥坑；另一方面又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在当前的原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违反社会正义的丑恶现象都是改革的产物，对改革产生抵触思想。”
被誉为“吴市场”的吴敬琏，现在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的不好就会掉进被权力资本支配的坏市场经济陷阱中，出现这种结果概率很高的原因是，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也许会强一些，但在转型国家通常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吴敬琏说。现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转轨中国面对的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直接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
刘纪鹏，这位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中的骁将，现在“蜗居”首都经贸大学里满怀感叹地说，他想念体改委。他想念的原因有三：一是原体改委主任陈锦华要写回忆录，他想起15年前国家体改委在中国推动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中，“体改委凭借独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集中了15个部门的70多位同志，围绕着《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制定了13个配套文件。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出乎预料”。
二是近来股市持续下跌，他想到了《国九条》。以证监会为主，组织12个相关部委成立6个小组，落实了7件大事，“但每个部门在推进这一过程中，往往是从本部门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加上证监会在其中也涉及一些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的调整，不像当年体改委那样超脱，协调起来显得力不从心”。
三是去年以来国民经济在宏观规划和调控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让他记起了去年马凯履新国家发改委主任时，他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时的话，“记者问我，马凯及其领导的发改委成功的标志是什么？马凯最难的工作是什么？我回答，马凯工作成功的标志就是在其任内能把发改委越改越小、越改越虚。如果发改委越改越大，越改越实，审批权力越来越大，则意味着失败。马凯同志工作最难的环节是说服和带领他的同事进行自我革命”。
现在，刘纪鹏一想体改委，二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因简单，中国经济改革中很多的重大决策和“过桥”思路，都是由这两个机构组织提出和落实的。尽管它们调整一些部门的行政权力会遇到障碍，由于其特殊地位和没有自身部门利益，超脱的地位使其不会陷到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中，这就为总能成功地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面对当前激烈的宏观调控，另一个想念体改委的人是魏加宁。这位吴敬琏的弟子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原先以为，撤销体改委的负面影响可能要过10年到20年才能够显现出来。但是现在看来，可以说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由于高层领导在决策时，很难听到客观中立的观点，致使这场围绕宏观调控的争论旷日持久，久议不决。”
与魏加宁担忧利益集团挑战中央权威不同的是，在这场惨烈的宏观调控中，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关心的是此轮经济过热对社会弱势群体所造成的损害。王振中告诉《商务周刊》：“与1993年那次过热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过热相当程度上是以损害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的。尤其在2001年以来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土地的开发是建立在直接占有农民耕地和城市居民拆迁基础上的。我看到的数据，过去几年里面，地方政府低价从老百姓那儿拿来土地，再高价卖掉，以此获利9300亿人民币之多。”他强调，这种非常直接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去年因拆迁导致的连续两起自焚事件，为建国以来罕见。
王振中近年来一直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他发现，改革开放、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分化也日益扩大。比如城乡收入差距，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之比是1.5:1，而中国却为3.3:1或3.5:1。收入分配上更加严峻，目前中国的基尼基数已经接近0.5，远超过0.4的警戒线，不但比美国和英国高，甚至比印度和斯里兰卡高。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扩大。
这些数据显示，虽然中国的GDP增速较高，但在收入分配上却逊色的多。“经济增长高速下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可以概括为不公正的增长或非繁荣增长，而正是这种不公正的增长，加速了中国社会诸多利益集团间的强弱分化。”王振中说。
比如，在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吴敬琏就认为，“强势集团声音大，而弱势集团没有声音。”特别是在立法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强烈指出，“弱势集团没有利益代表者，大部分属于首长立法、外行立法。”其结果就是弱势集团的利益不断被侵削，社会资源迅速向强势集团聚集。
在吴敬链看来，要扼制中国的市场经济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迫切需要做好的两件事是：努力保持起点的公正，努力建立法治。为此，政府应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废除行政审批制度，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完善处理产权的规章制度和加强监督，制止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犯罪行为；实现交易过程的透明化和保证公民的知情权等宪法权利的行使以及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同时，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权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施行宪政，实现权力制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让公众广泛参与立法过程，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并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可预见性。
王振中在采访中告诉记者，“从决策层着力实现亲民的执政思路来看，新一届领导已经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尤其是在此次宏观调控的整个过程中，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只要是牵涉群众利益的事，都是大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新一届领导已经开始全面转变思路，从偏重效率到重新认识公平的社会意义，将利益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倾斜。”
也就是说，必须建立一个相互制衡、平衡发展的社会利益体系，而不是一个“哑铃”社会，就像2004年国务院一号令所展示出的精神那样，进行一场“罗斯福”式的中国“新政”。（商务周刊记者宁南、王晓玲、王强、袭祥德）这是一个难以判断的市场。一方面，国务院7月22日就投资体制改革发出号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干预，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此次暴风骤雨般的宏观调控中，却饱受市场各界和多位经济学家“行政干预”的指责。
10年前的那次宏观经济过热后，中央政府痛定思痛，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10年后的2004年，当经济过热又一次卷土重来时，市场调控手段并没有发挥理想的作用。情急之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重举看得见的大手，用行政干预的武器强力矫正市场。
这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社会。25年前，中央政府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社会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25年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全世界最快，但同时公平成了大问题──人群收入差距最大，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专家普遍估计在0.5以上）。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最新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进一步印证了这个社会的复杂。课题组组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由此产生的激烈争论“燃烧”在经济研究者之间。在宏观调控最惨烈的2004年上半年，交锋达到了顶峰。被称为“新左派”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掉进了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市场的过度开放和隐蔽的“私有化”的蔓延，使中国的发展道路面临着“拉美化”的威胁。
而另一些自称奉行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者，则一如既往地指责中国市场化道路的不彻底，责难过多的政府干预直接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把目前诸多问题的症结归于改革魄力的不够。
站在其间的中间派，得到的结论是，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多少少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执行效率优先的政策方向，政府的政策也是更加偏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社会因此而潜伏着诸多不稳定因素……
这种阵痛带来的焦虑更影响了新一届的领导者。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5月11日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他精心研究的成果──《北京共识》。这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兼前《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兼外事版主编写到：“‘资本主义’过去20年在中国造成的问题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和领导人寻求一种新的‘协调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公开发表的惟一的文件有一条不同寻常的点名主旨的标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的重点是‘完善’，而不是‘市场’”。
如果雷默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2004年中国改革最大的秘密就是决策思路的重大转向。这种转向在雷默看来，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公平和创新的原则，其“哲学含义应当更深刻地视之为拒绝垄断控制”，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垄断控制经济、知识、创新、甚至思想的危害性已经大大加深了中国改革的矛盾。雷默因此认为，“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垄断控制权力在中国的前途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改革25年来挥之不去的阵痛，是中国发展道路中持续纠缠不清的难题。对之反思所包含的意义，已经紧紧地与改革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7月28日，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学庆告诉《商务周刊》，外电报道盛传已久的电信业“四合二”的重组方案纯属谣言，遭国务院否决更是无从谈起。
今年5月25日，《香港商报》曝出消息称，关于国内将电信运营企业合四为二的报告已递交给国务院。这一报告建议实施“一固网商合并一移动商”的策略，将四大国有电信公司重组为两家公司。届时，中国网通将与移动服务领军企业中国移动合并，主导市场的固定电话运营商中国电信将与中国联通合并。
消息还称，有关方面的理由是，“四合二”的方案一旦实施，将最大限度地避免国内未来3G的重复性建设难题，以集中内地电信力量，达到做大做强与海外电信企业竞争的目标，并间接解决3G牌照难以平衡发放的难题。此后一个月内，国内外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后续报道，除了“四合二”方案，后来更出现了“六合三”的版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所长张军扩则告诉《商务周刊》，他不敢肯定这些消息的真假，但自上次电信分拆后，内部就不断传来再次重组的意见和报告。他甚至还听说一种方案，“四合二”后将联通的GSM移动牌照分出去再组建一个合资运营商。
无论消息真假，由之引起的喧嚣，已经使这一事件成了继上一轮的电信改革后电信业最轰动的新闻──其从打破垄断开放竞争回到重新合并塑造“寡头”的思路，背后所隐藏的丰富信息已经远远超过了新闻本身。比如，再次重组是不是意味着上次分拆的错误或失策？导致电信再走回头路是因为市场开放竞争过度还是由于垄断不够？这些已不是电信产业本身能够回答的问题了。
中国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理事长杨培芳给《商务周刊》的解释是，“四合二的传言，是大环境和小环境造成的。国际上也有竞争过度的问题，竞争过度，成本增加了，互联互通出现问题。国内也有这样的问题，六大营运商的利润增长都有下降的趋势，而且还是国有资产。”他认为，这种回潮是事出有因，也反映了电信改革的波动性。
杨培芳甚至把这种波动性追溯到了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大学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提出，由于政府的错误干预，使得市场失灵。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把弗里德曼给捧起来了，都是率先把公共部门私有化，然后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他说，“而我们80年代派出国的留学人员，正好学70年代的这个东西，就是全部交给市场来管。”
在他看来，这批信奉自由经济的海归回国后进入政府或学界，都将他们所领会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或多或少地学以致用了，当然，也包括电信改革。杨培芳原来是原电子部科技司搞光纤的技术专家，1982年转攻经济。这位“半路出家”的电信专家自称为了学习经济，找到一个理论工具，头发都熬白了。他坚持电信业有其自身的特点。
“不能说打破垄断提高竞争就不需要管制了。”杨培芳的理由是，197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学界认为市场有能力促使电信行业平衡竞争发展，取消管制成为主流；1990年代发现分得太散也有问题，就从取消管制到了放松管制；但随后发现放松管制也不对，在2000年代左右，西方大部分国家又变成了重建管制。
其中重建管制的重要理由就是互联互通。杨培芳举例说，“中国联通1994年成立后，在天津搞了市内固定电话，当时电信部门就不给它连。为了不死掉，它就靠国家，请《焦点访谈》，最后国家就命令电信必须得给它连通。市场经济在这个领域就变成了命令经济。”国外的例子就是巴西──巴西电信分了十几家公司以后，相互之间开始打架，最后也只好由巴西总统下命令解决问题。
杨培芳认为第二个需要管制的理由是这个行业本身有天然垄断性，如果政府不管的话，在基础电信领域，就会变成一家，“如果没有政府支持联通，那么移动一降价，联通早就被移动给并购了”。
所以，杨培芳的观点是，一定要引入竞争，但引入的不能是完全竞争，而是适度竞争、有效竞争，而为了维持适当的竞争，也需要政府的管制。他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3年前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电信竞争》，“吴基传部长为这本书写的序中，也认为电信要引入完全的市场竞争。但在吴基传去职前一两年，他也承认，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研究电信产业的经济规律问题。”
“垄断的时候，我提出要引入市场竞争，现在大家说要竞争的时候，我说要管制。”杨培芳说自己被人称为和事佬、是折衷主义，但他坚持自己找的是第三个极端，“这个手既不是看不见的手，也不是看得见的手，它是挽在一起的手。”他把这叫做第三只手。
经济学家讽刺他“弄出个第三只手来，可以去申请诺贝尔经济学奖了”，但杨培芳不为所动，他认为，“适度竞争、有效监管”，已经逐渐成为了电信市场的一个主流认识，“前两年这个不是主流，那时的主流是自由市场，就是全部放开不管。当然有的经济学家还是这样主张，就是电信完全竞争，就要放开市场准入。”
现在，吴基传和杨培芳发起成立了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过去我们都是搞技术的，但在1998年电信大讨论中，经济专家把我们技术专家都打败了，这让我们觉得经济比技术更重要。”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因此应运而生。“我们就想先把经济规律研究透，然后再用来指导我们的电信行业发展，使得我们的政策能够更加理智一点。”杨培芳说。
杨培芳所谓的“被打败”，指的就是1998年电信大讨论之后，电信业内──包括信产部的领导，基本都认同了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为代表的充分竞争理论。杨培芳认为败因在于，“北大接近芝加哥学派，而周其仁的讲话煽动性很强，虽然他的说法站不住脚，但是很有号召力。”
7月28日，记者在上海采访了正在此地讲学的周其仁。这位中国“三农”问题泰斗杜润生的学生和杨培芳类似，也是阴差阳错当上了电信专家。按他的说法，1998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美国AT&T分拆的文章，“正赶上中国电信改革，一下子就成了电信专家了，不想当都不行”。
研究农业问题出身的周其仁，1989-1991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对于电信业“四合二”的传闻，他轻轻一哂：“要让一个产业对国民经济做贡献，有两把刀，一把刀是市场，一把刀是股东，现在电信行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是政府一个人拿两把刀，既是游戏者又是规则制定者。当它杀不动的时候，它就说可不可以把门关小一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张宇燕是目前中国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沿人物之一。这位在今年2月23日为中央政治局领导讲解世界格局和中国安全环境的学者，一直是一派“大隐隐于市”的低调姿态。经济学家出身的他，对外称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但就是他，在中国最早注意到了利益集团与中国改革走向的复杂关系。
在习惯远距离观察中国改革进程的张宇燕眼中，无论是杨培芳重建管制所要求的看得见的手──政府，还是周其仁强调竞争所信奉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更无论当前喧嚣在“新左派”、“新自由主义”这些“大帽子”后面的学术“阴谋论”，都掩盖了改革之所以改革到今天这个样子，其背后利益这只手起着的巨大作用。（来源：商务周刊 记者宁南、王晓玲、王强、袭祥德） 事实上，10年的市场经济、25年的改革开放所繁衍出的利益集团，其形态和利益关系已经远远复杂于催生联通的那个时代。对此，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东方集团总裁张宏伟应该是最有体会的。
2004年6月1日，几经周折出台的《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此时距中国加入WTO承诺中流通业对外资全面开放只有半年时间。7月27日，同时任东方家园连锁建材超市董事长的张宏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相当平淡地只对流通行业开放问题说了一句话：“说的已经够多，不想再多说什么，再多说也没有意义。”
平淡之言背后的含义难以猜测，这位市场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颇为了得的民企巨头，从2001年入世前开始游说保护国内流通业生存空间，三年多时间终于换来的这纸公文，只为他赢来了形同虚设的半年保护时间。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初涉流通业的张宏伟表示，当时自己才知道“对流通业的保护期是如此之短”，而与他对垒的世界500强百安居和欧倍德正在利用各种正规或非正规渠道全力向中国铺展势力。
摆在张宏伟面前是三支强势力量，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跨国资本。关于主管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WTO研究专家私下告诉《商务周刊》，“实际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流通虽然与电信、金融并称为三大热点，但从对国家战略意义、安全等多个角度衡量，却始终被某些部门认为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因此，1999年为了在电信和金融等其他领域的利益，同时向世贸组织表现中国加入世贸的诚意，我们就主动提前放松了对外资进入零售业的部分限制。”
在他看来，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否得当现在还难以判断，但也否认不了一个事实，最近十几年来，某些官员或多或少存在着过度追求部门利益的现象──“为了扩大出口和对外贸易规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片面追求出口并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甚至向外资企业提供种种‘超国民待遇’的特殊优惠，直接损害了国内许多行业和企业的利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以身上先师“顾准式”的耿直从另一个角度为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目前迫切需要直面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将会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权力干预、腐败扭曲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规范公正、有利大众的市场经济。”
最近几乎在所有场合都会反复谈及“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概念的吴敬琏认为，尽管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就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距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走上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吴敬链警告说，出现这种结果的概率很高，其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利益会把仇神召到战场上来”，一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很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在他看来，“权力干预、腐败扭曲的市场经济”更有可能被官僚利益集团催生。这位三年前就公开惊呼“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一种现实危险”的学者，对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眼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相互对峙又相互渗透的状态，一部分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体制的间隙和漏洞发财致富。他们作为寻租者利用市场缺乏规范和行政权力仍然起着作用的情况，在转型时期的混乱经济体制中浑水摸鱼。”
吴敬琏认为，这些既得利益者并不愿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里，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甚至开始设租。他把这些人定义为第三种社会力量。
随着改革的深化，当这些人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被改革的对象时，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阻碍改革的深入，甚至在改革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创造新的寻租可能。例如，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金融魔术，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等，都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
这种隐蔽的力量甚至渗透进影响经济运行的不同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取向中。例如近期的许多纷争，行政审批要不要尽量减少，利率要不要放开，汇率要不要实现并轨，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应不应该在条件具备时迅速果断放开，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以放权让利为核心还是以制度创新为基础等等，在吴敬琏看来，这些争议中，“有些人参与是出于认识不同，但也有些人完全是从利益动机出发”。
吴敬琏尤其担心第三种社会力量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可能使改革陷进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泥坑；另一方面又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在当前的原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违反社会正义的丑恶现象都是改革的产物，对改革产生抵触思想。”
被誉为“吴市场”的吴敬琏，现在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的不好就会掉进被权力资本支配的坏市场经济陷阱中，出现这种结果概率很高的原因是，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也许会强一些，但在转型国家通常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吴敬琏说。现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转轨中国面对的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直接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
刘纪鹏，这位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中的骁将，现在“蜗居”首都经贸大学里满怀感叹地说，他想念体改委。他想念的原因有三：一是原体改委主任陈锦华要写回忆录，他想起15年前国家体改委在中国推动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中，“体改委凭借独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集中了15个部门的70多位同志，围绕着《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制定了13个配套文件。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出乎预料”。
二是近来股市持续下跌，他想到了《国九条》。以证监会为主，组织12个相关部委成立6个小组，落实了7件大事，“但每个部门在推进这一过程中，往往是从本部门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加上证监会在其中也涉及一些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的调整，不像当年体改委那样超脱，协调起来显得力不从心”。
三是去年以来国民经济在宏观规划和调控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让他记起了去年马凯履新国家发改委主任时，他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时的话，“记者问我，马凯及其领导的发改委成功的标志是什么？马凯最难的工作是什么？我回答，马凯工作成功的标志就是在其任内能把发改委越改越小、越改越虚。如果发改委越改越大，越改越实，审批权力越来越大，则意味着失败。马凯同志工作最难的环节是说服和带领他的同事进行自我革命”。
现在，刘纪鹏一想体改委，二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因简单，中国经济改革中很多的重大决策和“过桥”思路，都是由这两个机构组织提出和落实的。尽管它们调整一些部门的行政权力会遇到障碍，由于其特殊地位和没有自身部门利益，超脱的地位使其不会陷到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中，这就为总能成功地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面对当前激烈的宏观调控，另一个想念体改委的人是魏加宁。这位吴敬琏的弟子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原先以为，撤销体改委的负面影响可能要过10年到20年才能够显现出来。但是现在看来，可以说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由于高层领导在决策时，很难听到客观中立的观点，致使这场围绕宏观调控的争论旷日持久，久议不决。”
与魏加宁担忧利益集团挑战中央权威不同的是，在这场惨烈的宏观调控中，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关心的是此轮经济过热对社会弱势群体所造成的损害。王振中告诉《商务周刊》：“与1993年那次过热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过热相当程度上是以损害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的。尤其在2001年以来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土地的开发是建立在直接占有农民耕地和城市居民拆迁基础上的。我看到的数据，过去几年里面，地方政府低价从老百姓那儿拿来土地，再高价卖掉，以此获利9300亿人民币之多。”他强调，这种非常直接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去年因拆迁导致的连续两起自焚事件，为建国以来罕见。
王振中近年来一直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他发现，改革开放、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分化也日益扩大。比如城乡收入差距，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之比是1.5:1，而中国却为3.3:1或3.5:1。收入分配上更加严峻，目前中国的基尼基数已经接近0.5，远超过0.4的警戒线，不但比美国和英国高，甚至比印度和斯里兰卡高。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扩大。
这些数据显示，虽然中国的GDP增速较高，但在收入分配上却逊色的多。“经济增长高速下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可以概括为不公正的增长或非繁荣增长，而正是这种不公正的增长，加速了中国社会诸多利益集团间的强弱分化。”王振中说。
比如，在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吴敬琏就认为，“强势集团声音大，而弱势集团没有声音。”特别是在立法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强烈指出，“弱势集团没有利益代表者，大部分属于首长立法、外行立法。”其结果就是弱势集团的利益不断被侵削，社会资源迅速向强势集团聚集。
在吴敬链看来，要扼制中国的市场经济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迫切需要做好的两件事是：努力保持起点的公正，努力建立法治。为此，政府应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废除行政审批制度，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完善处理产权的规章制度和加强监督，制止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犯罪行为；实现交易过程的透明化和保证公民的知情权等宪法权利的行使以及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同时，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权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施行宪政，实现权力制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让公众广泛参与立法过程，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并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可预见性。
王振中在采访中告诉记者，“从决策层着力实现亲民的执政思路来看，新一届领导已经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尤其是在此次宏观调控的整个过程中，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只要是牵涉群众利益的事，都是大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新一届领导已经开始全面转变思路，从偏重效率到重新认识公平的社会意义，将利益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倾斜。”
也就是说，必须建立一个相互制衡、平衡发展的社会利益体系，而不是一个“哑铃”社会，就像2004年国务院一号令所展示出的精神那样，进行一场“罗斯福”式的中国“新政”。（商务周刊记者宁南、王晓玲、王强、袭祥德）
10年前的那次宏观经济过热后，中央政府痛定思痛，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10年后的2004年，当经济过热又一次卷土重来时，市场调控手段并没有发挥理想的作用。情急之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重举看得见的大手，用行政干预的武器强力矫正市场。
这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社会。25年前，中央政府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社会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25年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全世界最快，但同时公平成了大问题──人群收入差距最大，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专家普遍估计在0.5以上）。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最新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进一步印证了这个社会的复杂。课题组组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由此产生的激烈争论“燃烧”在经济研究者之间。在宏观调控最惨烈的2004年上半年，交锋达到了顶峰。被称为“新左派”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掉进了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市场的过度开放和隐蔽的“私有化”的蔓延，使中国的发展道路面临着“拉美化”的威胁。
而另一些自称奉行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者，则一如既往地指责中国市场化道路的不彻底，责难过多的政府干预直接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把目前诸多问题的症结归于改革魄力的不够。
站在其间的中间派，得到的结论是，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多少少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执行效率优先的政策方向，政府的政策也是更加偏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社会因此而潜伏着诸多不稳定因素……
这种阵痛带来的焦虑更影响了新一届的领导者。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5月11日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他精心研究的成果──《北京共识》。这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兼前《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兼外事版主编写到：“‘资本主义’过去20年在中国造成的问题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和领导人寻求一种新的‘协调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公开发表的惟一的文件有一条不同寻常的点名主旨的标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的重点是‘完善’，而不是‘市场’”。
如果雷默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2004年中国改革最大的秘密就是决策思路的重大转向。这种转向在雷默看来，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公平和创新的原则，其“哲学含义应当更深刻地视之为拒绝垄断控制”，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垄断控制经济、知识、创新、甚至思想的危害性已经大大加深了中国改革的矛盾。雷默因此认为，“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垄断控制权力在中国的前途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改革25年来挥之不去的阵痛，是中国发展道路中持续纠缠不清的难题。对之反思所包含的意义，已经紧紧地与改革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7月28日，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学庆告诉《商务周刊》，外电报道盛传已久的电信业“四合二”的重组方案纯属谣言，遭国务院否决更是无从谈起。
今年5月25日，《香港商报》曝出消息称，关于国内将电信运营企业合四为二的报告已递交给国务院。这一报告建议实施“一固网商合并一移动商”的策略，将四大国有电信公司重组为两家公司。届时，中国网通将与移动服务领军企业中国移动合并，主导市场的固定电话运营商中国电信将与中国联通合并。
消息还称，有关方面的理由是，“四合二”的方案一旦实施，将最大限度地避免国内未来3G的重复性建设难题，以集中内地电信力量，达到做大做强与海外电信企业竞争的目标，并间接解决3G牌照难以平衡发放的难题。此后一个月内，国内外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后续报道，除了“四合二”方案，后来更出现了“六合三”的版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所长张军扩则告诉《商务周刊》，他不敢肯定这些消息的真假，但自上次电信分拆后，内部就不断传来再次重组的意见和报告。他甚至还听说一种方案，“四合二”后将联通的GSM移动牌照分出去再组建一个合资运营商。
无论消息真假，由之引起的喧嚣，已经使这一事件成了继上一轮的电信改革后电信业最轰动的新闻──其从打破垄断开放竞争回到重新合并塑造“寡头”的思路，背后所隐藏的丰富信息已经远远超过了新闻本身。比如，再次重组是不是意味着上次分拆的错误或失策？导致电信再走回头路是因为市场开放竞争过度还是由于垄断不够？这些已不是电信产业本身能够回答的问题了。
中国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理事长杨培芳给《商务周刊》的解释是，“四合二的传言，是大环境和小环境造成的。国际上也有竞争过度的问题，竞争过度，成本增加了，互联互通出现问题。国内也有这样的问题，六大营运商的利润增长都有下降的趋势，而且还是国有资产。”他认为，这种回潮是事出有因，也反映了电信改革的波动性。
杨培芳甚至把这种波动性追溯到了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大学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提出，由于政府的错误干预，使得市场失灵。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把弗里德曼给捧起来了，都是率先把公共部门私有化，然后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他说，“而我们80年代派出国的留学人员，正好学70年代的这个东西，就是全部交给市场来管。”
在他看来，这批信奉自由经济的海归回国后进入政府或学界，都将他们所领会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或多或少地学以致用了，当然，也包括电信改革。杨培芳原来是原电子部科技司搞光纤的技术专家，1982年转攻经济。这位“半路出家”的电信专家自称为了学习经济，找到一个理论工具，头发都熬白了。他坚持电信业有其自身的特点。
“不能说打破垄断提高竞争就不需要管制了。”杨培芳的理由是，197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学界认为市场有能力促使电信行业平衡竞争发展，取消管制成为主流；1990年代发现分得太散也有问题，就从取消管制到了放松管制；但随后发现放松管制也不对，在2000年代左右，西方大部分国家又变成了重建管制。
其中重建管制的重要理由就是互联互通。杨培芳举例说，“中国联通1994年成立后，在天津搞了市内固定电话，当时电信部门就不给它连。为了不死掉，它就靠国家，请《焦点访谈》，最后国家就命令电信必须得给它连通。市场经济在这个领域就变成了命令经济。”国外的例子就是巴西──巴西电信分了十几家公司以后，相互之间开始打架，最后也只好由巴西总统下命令解决问题。
杨培芳认为第二个需要管制的理由是这个行业本身有天然垄断性，如果政府不管的话，在基础电信领域，就会变成一家，“如果没有政府支持联通，那么移动一降价，联通早就被移动给并购了”。
所以，杨培芳的观点是，一定要引入竞争，但引入的不能是完全竞争，而是适度竞争、有效竞争，而为了维持适当的竞争，也需要政府的管制。他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3年前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电信竞争》，“吴基传部长为这本书写的序中，也认为电信要引入完全的市场竞争。但在吴基传去职前一两年，他也承认，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研究电信产业的经济规律问题。”
“垄断的时候，我提出要引入市场竞争，现在大家说要竞争的时候，我说要管制。”杨培芳说自己被人称为和事佬、是折衷主义，但他坚持自己找的是第三个极端，“这个手既不是看不见的手，也不是看得见的手，它是挽在一起的手。”他把这叫做第三只手。
经济学家讽刺他“弄出个第三只手来，可以去申请诺贝尔经济学奖了”，但杨培芳不为所动，他认为，“适度竞争、有效监管”，已经逐渐成为了电信市场的一个主流认识，“前两年这个不是主流，那时的主流是自由市场，就是全部放开不管。当然有的经济学家还是这样主张，就是电信完全竞争，就要放开市场准入。”
现在，吴基传和杨培芳发起成立了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过去我们都是搞技术的，但在1998年电信大讨论中，经济专家把我们技术专家都打败了，这让我们觉得经济比技术更重要。”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因此应运而生。“我们就想先把经济规律研究透，然后再用来指导我们的电信行业发展，使得我们的政策能够更加理智一点。”杨培芳说。
杨培芳所谓的“被打败”，指的就是1998年电信大讨论之后，电信业内──包括信产部的领导，基本都认同了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为代表的充分竞争理论。杨培芳认为败因在于，“北大接近芝加哥学派，而周其仁的讲话煽动性很强，虽然他的说法站不住脚，但是很有号召力。”
7月28日，记者在上海采访了正在此地讲学的周其仁。这位中国“三农”问题泰斗杜润生的学生和杨培芳类似，也是阴差阳错当上了电信专家。按他的说法，1998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美国AT&T分拆的文章，“正赶上中国电信改革，一下子就成了电信专家了，不想当都不行”。
研究农业问题出身的周其仁，1989-1991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对于电信业“四合二”的传闻，他轻轻一哂：“要让一个产业对国民经济做贡献，有两把刀，一把刀是市场，一把刀是股东，现在电信行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是政府一个人拿两把刀，既是游戏者又是规则制定者。当它杀不动的时候，它就说可不可以把门关小一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张宇燕是目前中国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沿人物之一。这位在今年2月23日为中央政治局领导讲解世界格局和中国安全环境的学者，一直是一派“大隐隐于市”的低调姿态。经济学家出身的他，对外称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但就是他，在中国最早注意到了利益集团与中国改革走向的复杂关系。
在习惯远距离观察中国改革进程的张宇燕眼中，无论是杨培芳重建管制所要求的看得见的手──政府，还是周其仁强调竞争所信奉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更无论当前喧嚣在“新左派”、“新自由主义”这些“大帽子”后面的学术“阴谋论”，都掩盖了改革之所以改革到今天这个样子，其背后利益这只手起着的巨大作用。（来源：商务周刊 记者宁南、王晓玲、王强、袭祥德） 事实上，10年的市场经济、25年的改革开放所繁衍出的利益集团，其形态和利益关系已经远远复杂于催生联通的那个时代。对此，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东方集团总裁张宏伟应该是最有体会的。
2004年6月1日，几经周折出台的《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此时距中国加入WTO承诺中流通业对外资全面开放只有半年时间。7月27日，同时任东方家园连锁建材超市董事长的张宏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相当平淡地只对流通行业开放问题说了一句话：“说的已经够多，不想再多说什么，再多说也没有意义。”
平淡之言背后的含义难以猜测，这位市场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颇为了得的民企巨头，从2001年入世前开始游说保护国内流通业生存空间，三年多时间终于换来的这纸公文，只为他赢来了形同虚设的半年保护时间。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初涉流通业的张宏伟表示，当时自己才知道“对流通业的保护期是如此之短”，而与他对垒的世界500强百安居和欧倍德正在利用各种正规或非正规渠道全力向中国铺展势力。
摆在张宏伟面前是三支强势力量，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跨国资本。关于主管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WTO研究专家私下告诉《商务周刊》，“实际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流通虽然与电信、金融并称为三大热点，但从对国家战略意义、安全等多个角度衡量，却始终被某些部门认为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因此，1999年为了在电信和金融等其他领域的利益，同时向世贸组织表现中国加入世贸的诚意，我们就主动提前放松了对外资进入零售业的部分限制。”
在他看来，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否得当现在还难以判断，但也否认不了一个事实，最近十几年来，某些官员或多或少存在着过度追求部门利益的现象──“为了扩大出口和对外贸易规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片面追求出口并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甚至向外资企业提供种种‘超国民待遇’的特殊优惠，直接损害了国内许多行业和企业的利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以身上先师“顾准式”的耿直从另一个角度为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目前迫切需要直面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将会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权力干预、腐败扭曲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规范公正、有利大众的市场经济。”
最近几乎在所有场合都会反复谈及“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概念的吴敬琏认为，尽管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就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距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走上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吴敬链警告说，出现这种结果的概率很高，其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利益会把仇神召到战场上来”，一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很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在他看来，“权力干预、腐败扭曲的市场经济”更有可能被官僚利益集团催生。这位三年前就公开惊呼“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一种现实危险”的学者，对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眼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相互对峙又相互渗透的状态，一部分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体制的间隙和漏洞发财致富。他们作为寻租者利用市场缺乏规范和行政权力仍然起着作用的情况，在转型时期的混乱经济体制中浑水摸鱼。”
吴敬琏认为，这些既得利益者并不愿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里，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甚至开始设租。他把这些人定义为第三种社会力量。
随着改革的深化，当这些人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被改革的对象时，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阻碍改革的深入，甚至在改革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创造新的寻租可能。例如，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金融魔术，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等，都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
这种隐蔽的力量甚至渗透进影响经济运行的不同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取向中。例如近期的许多纷争，行政审批要不要尽量减少，利率要不要放开，汇率要不要实现并轨，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应不应该在条件具备时迅速果断放开，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以放权让利为核心还是以制度创新为基础等等，在吴敬琏看来，这些争议中，“有些人参与是出于认识不同，但也有些人完全是从利益动机出发”。
吴敬琏尤其担心第三种社会力量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可能使改革陷进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泥坑；另一方面又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在当前的原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违反社会正义的丑恶现象都是改革的产物，对改革产生抵触思想。”
被誉为“吴市场”的吴敬琏，现在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的不好就会掉进被权力资本支配的坏市场经济陷阱中，出现这种结果概率很高的原因是，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也许会强一些，但在转型国家通常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吴敬琏说。现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转轨中国面对的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直接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
刘纪鹏，这位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中的骁将，现在“蜗居”首都经贸大学里满怀感叹地说，他想念体改委。他想念的原因有三：一是原体改委主任陈锦华要写回忆录，他想起15年前国家体改委在中国推动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中，“体改委凭借独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集中了15个部门的70多位同志，围绕着《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制定了13个配套文件。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出乎预料”。
二是近来股市持续下跌，他想到了《国九条》。以证监会为主，组织12个相关部委成立6个小组，落实了7件大事，“但每个部门在推进这一过程中，往往是从本部门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加上证监会在其中也涉及一些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的调整，不像当年体改委那样超脱，协调起来显得力不从心”。
三是去年以来国民经济在宏观规划和调控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让他记起了去年马凯履新国家发改委主任时，他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时的话，“记者问我，马凯及其领导的发改委成功的标志是什么？马凯最难的工作是什么？我回答，马凯工作成功的标志就是在其任内能把发改委越改越小、越改越虚。如果发改委越改越大，越改越实，审批权力越来越大，则意味着失败。马凯同志工作最难的环节是说服和带领他的同事进行自我革命”。
现在，刘纪鹏一想体改委，二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因简单，中国经济改革中很多的重大决策和“过桥”思路，都是由这两个机构组织提出和落实的。尽管它们调整一些部门的行政权力会遇到障碍，由于其特殊地位和没有自身部门利益，超脱的地位使其不会陷到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中，这就为总能成功地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面对当前激烈的宏观调控，另一个想念体改委的人是魏加宁。这位吴敬琏的弟子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原先以为，撤销体改委的负面影响可能要过10年到20年才能够显现出来。但是现在看来，可以说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由于高层领导在决策时，很难听到客观中立的观点，致使这场围绕宏观调控的争论旷日持久，久议不决。”
与魏加宁担忧利益集团挑战中央权威不同的是，在这场惨烈的宏观调控中，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关心的是此轮经济过热对社会弱势群体所造成的损害。王振中告诉《商务周刊》：“与1993年那次过热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过热相当程度上是以损害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的。尤其在2001年以来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土地的开发是建立在直接占有农民耕地和城市居民拆迁基础上的。我看到的数据，过去几年里面，地方政府低价从老百姓那儿拿来土地，再高价卖掉，以此获利9300亿人民币之多。”他强调，这种非常直接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去年因拆迁导致的连续两起自焚事件，为建国以来罕见。
王振中近年来一直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他发现，改革开放、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分化也日益扩大。比如城乡收入差距，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之比是1.5:1，而中国却为3.3:1或3.5:1。收入分配上更加严峻，目前中国的基尼基数已经接近0.5，远超过0.4的警戒线，不但比美国和英国高，甚至比印度和斯里兰卡高。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扩大。
这些数据显示，虽然中国的GDP增速较高，但在收入分配上却逊色的多。“经济增长高速下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可以概括为不公正的增长或非繁荣增长，而正是这种不公正的增长，加速了中国社会诸多利益集团间的强弱分化。”王振中说。
比如，在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吴敬琏就认为，“强势集团声音大，而弱势集团没有声音。”特别是在立法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强烈指出，“弱势集团没有利益代表者，大部分属于首长立法、外行立法。”其结果就是弱势集团的利益不断被侵削，社会资源迅速向强势集团聚集。
在吴敬链看来，要扼制中国的市场经济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迫切需要做好的两件事是：努力保持起点的公正，努力建立法治。为此，政府应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废除行政审批制度，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完善处理产权的规章制度和加强监督，制止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犯罪行为；实现交易过程的透明化和保证公民的知情权等宪法权利的行使以及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同时，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权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施行宪政，实现权力制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让公众广泛参与立法过程，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并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可预见性。
王振中在采访中告诉记者，“从决策层着力实现亲民的执政思路来看，新一届领导已经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尤其是在此次宏观调控的整个过程中，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只要是牵涉群众利益的事，都是大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新一届领导已经开始全面转变思路，从偏重效率到重新认识公平的社会意义，将利益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倾斜。”
也就是说，必须建立一个相互制衡、平衡发展的社会利益体系，而不是一个“哑铃”社会，就像2004年国务院一号令所展示出的精神那样，进行一场“罗斯福”式的中国“新政”。（商务周刊记者宁南、王晓玲、王强、袭祥德）这是一个难以判断的市场。一方面，国务院7月22日就投资体制改革发出号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干预，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此次暴风骤雨般的宏观调控中，却饱受市场各界和多位经济学家“行政干预”的指责。
10年前的那次宏观经济过热后，中央政府痛定思痛，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10年后的2004年，当经济过热又一次卷土重来时，市场调控手段并没有发挥理想的作用。情急之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重举看得见的大手，用行政干预的武器强力矫正市场。
这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社会。25年前，中央政府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社会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25年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全世界最快，但同时公平成了大问题──人群收入差距最大，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专家普遍估计在0.5以上）。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最新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进一步印证了这个社会的复杂。课题组组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由此产生的激烈争论“燃烧”在经济研究者之间。在宏观调控最惨烈的2004年上半年，交锋达到了顶峰。被称为“新左派”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掉进了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市场的过度开放和隐蔽的“私有化”的蔓延，使中国的发展道路面临着“拉美化”的威胁。
而另一些自称奉行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者，则一如既往地指责中国市场化道路的不彻底，责难过多的政府干预直接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把目前诸多问题的症结归于改革魄力的不够。
站在其间的中间派，得到的结论是，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多少少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执行效率优先的政策方向，政府的政策也是更加偏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社会因此而潜伏着诸多不稳定因素……
这种阵痛带来的焦虑更影响了新一届的领导者。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5月11日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他精心研究的成果──《北京共识》。这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兼前《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兼外事版主编写到：“‘资本主义’过去20年在中国造成的问题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和领导人寻求一种新的‘协调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公开发表的惟一的文件有一条不同寻常的点名主旨的标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的重点是‘完善’，而不是‘市场’”。
如果雷默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2004年中国改革最大的秘密就是决策思路的重大转向。这种转向在雷默看来，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公平和创新的原则，其“哲学含义应当更深刻地视之为拒绝垄断控制”，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垄断控制经济、知识、创新、甚至思想的危害性已经大大加深了中国改革的矛盾。雷默因此认为，“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垄断控制权力在中国的前途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改革25年来挥之不去的阵痛，是中国发展道路中持续纠缠不清的难题。对之反思所包含的意义，已经紧紧地与改革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7月28日，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学庆告诉《商务周刊》，外电报道盛传已久的电信业“四合二”的重组方案纯属谣言，遭国务院否决更是无从谈起。
今年5月25日，《香港商报》曝出消息称，关于国内将电信运营企业合四为二的报告已递交给国务院。这一报告建议实施“一固网商合并一移动商”的策略，将四大国有电信公司重组为两家公司。届时，中国网通将与移动服务领军企业中国移动合并，主导市场的固定电话运营商中国电信将与中国联通合并。
消息还称，有关方面的理由是，“四合二”的方案一旦实施，将最大限度地避免国内未来3G的重复性建设难题，以集中内地电信力量，达到做大做强与海外电信企业竞争的目标，并间接解决3G牌照难以平衡发放的难题。此后一个月内，国内外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后续报道，除了“四合二”方案，后来更出现了“六合三”的版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所长张军扩则告诉《商务周刊》，他不敢肯定这些消息的真假，但自上次电信分拆后，内部就不断传来再次重组的意见和报告。他甚至还听说一种方案，“四合二”后将联通的GSM移动牌照分出去再组建一个合资运营商。
无论消息真假，由之引起的喧嚣，已经使这一事件成了继上一轮的电信改革后电信业最轰动的新闻──其从打破垄断开放竞争回到重新合并塑造“寡头”的思路，背后所隐藏的丰富信息已经远远超过了新闻本身。比如，再次重组是不是意味着上次分拆的错误或失策？导致电信再走回头路是因为市场开放竞争过度还是由于垄断不够？这些已不是电信产业本身能够回答的问题了。
中国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理事长杨培芳给《商务周刊》的解释是，“四合二的传言，是大环境和小环境造成的。国际上也有竞争过度的问题，竞争过度，成本增加了，互联互通出现问题。国内也有这样的问题，六大营运商的利润增长都有下降的趋势，而且还是国有资产。”他认为，这种回潮是事出有因，也反映了电信改革的波动性。
杨培芳甚至把这种波动性追溯到了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大学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提出，由于政府的错误干预，使得市场失灵。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把弗里德曼给捧起来了，都是率先把公共部门私有化，然后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他说，“而我们80年代派出国的留学人员，正好学70年代的这个东西，就是全部交给市场来管。”
在他看来，这批信奉自由经济的海归回国后进入政府或学界，都将他们所领会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或多或少地学以致用了，当然，也包括电信改革。杨培芳原来是原电子部科技司搞光纤的技术专家，1982年转攻经济。这位“半路出家”的电信专家自称为了学习经济，找到一个理论工具，头发都熬白了。他坚持电信业有其自身的特点。
“不能说打破垄断提高竞争就不需要管制了。”杨培芳的理由是，197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学界认为市场有能力促使电信行业平衡竞争发展，取消管制成为主流；1990年代发现分得太散也有问题，就从取消管制到了放松管制；但随后发现放松管制也不对，在2000年代左右，西方大部分国家又变成了重建管制。
其中重建管制的重要理由就是互联互通。杨培芳举例说，“中国联通1994年成立后，在天津搞了市内固定电话，当时电信部门就不给它连。为了不死掉，它就靠国家，请《焦点访谈》，最后国家就命令电信必须得给它连通。市场经济在这个领域就变成了命令经济。”国外的例子就是巴西──巴西电信分了十几家公司以后，相互之间开始打架，最后也只好由巴西总统下命令解决问题。
杨培芳认为第二个需要管制的理由是这个行业本身有天然垄断性，如果政府不管的话，在基础电信领域，就会变成一家，“如果没有政府支持联通，那么移动一降价，联通早就被移动给并购了”。
所以，杨培芳的观点是，一定要引入竞争，但引入的不能是完全竞争，而是适度竞争、有效竞争，而为了维持适当的竞争，也需要政府的管制。他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3年前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电信竞争》，“吴基传部长为这本书写的序中，也认为电信要引入完全的市场竞争。但在吴基传去职前一两年，他也承认，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研究电信产业的经济规律问题。”
“垄断的时候，我提出要引入市场竞争，现在大家说要竞争的时候，我说要管制。”杨培芳说自己被人称为和事佬、是折衷主义，但他坚持自己找的是第三个极端，“这个手既不是看不见的手，也不是看得见的手，它是挽在一起的手。”他把这叫做第三只手。
经济学家讽刺他“弄出个第三只手来，可以去申请诺贝尔经济学奖了”，但杨培芳不为所动，他认为，“适度竞争、有效监管”，已经逐渐成为了电信市场的一个主流认识，“前两年这个不是主流，那时的主流是自由市场，就是全部放开不管。当然有的经济学家还是这样主张，就是电信完全竞争，就要放开市场准入。”
现在，吴基传和杨培芳发起成立了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过去我们都是搞技术的，但在1998年电信大讨论中，经济专家把我们技术专家都打败了，这让我们觉得经济比技术更重要。”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因此应运而生。“我们就想先把经济规律研究透，然后再用来指导我们的电信行业发展，使得我们的政策能够更加理智一点。”杨培芳说。
杨培芳所谓的“被打败”，指的就是1998年电信大讨论之后，电信业内──包括信产部的领导，基本都认同了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为代表的充分竞争理论。杨培芳认为败因在于，“北大接近芝加哥学派，而周其仁的讲话煽动性很强，虽然他的说法站不住脚，但是很有号召力。”
7月28日，记者在上海采访了正在此地讲学的周其仁。这位中国“三农”问题泰斗杜润生的学生和杨培芳类似，也是阴差阳错当上了电信专家。按他的说法，1998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美国AT&T分拆的文章，“正赶上中国电信改革，一下子就成了电信专家了，不想当都不行”。
研究农业问题出身的周其仁，1989-1991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对于电信业“四合二”的传闻，他轻轻一哂：“要让一个产业对国民经济做贡献，有两把刀，一把刀是市场，一把刀是股东，现在电信行业也好，其他行业也好，是政府一个人拿两把刀，既是游戏者又是规则制定者。当它杀不动的时候，它就说可不可以把门关小一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张宇燕是目前中国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沿人物之一。这位在今年2月23日为中央政治局领导讲解世界格局和中国安全环境的学者，一直是一派“大隐隐于市”的低调姿态。经济学家出身的他，对外称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但就是他，在中国最早注意到了利益集团与中国改革走向的复杂关系。
在习惯远距离观察中国改革进程的张宇燕眼中，无论是杨培芳重建管制所要求的看得见的手──政府，还是周其仁强调竞争所信奉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更无论当前喧嚣在“新左派”、“新自由主义”这些“大帽子”后面的学术“阴谋论”，都掩盖了改革之所以改革到今天这个样子，其背后利益这只手起着的巨大作用。（来源：商务周刊 记者宁南、王晓玲、王强、袭祥德） 事实上，10年的市场经济、25年的改革开放所繁衍出的利益集团，其形态和利益关系已经远远复杂于催生联通的那个时代。对此，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东方集团总裁张宏伟应该是最有体会的。
2004年6月1日，几经周折出台的《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此时距中国加入WTO承诺中流通业对外资全面开放只有半年时间。7月27日，同时任东方家园连锁建材超市董事长的张宏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相当平淡地只对流通行业开放问题说了一句话：“说的已经够多，不想再多说什么，再多说也没有意义。”
平淡之言背后的含义难以猜测，这位市场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颇为了得的民企巨头，从2001年入世前开始游说保护国内流通业生存空间，三年多时间终于换来的这纸公文，只为他赢来了形同虚设的半年保护时间。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初涉流通业的张宏伟表示，当时自己才知道“对流通业的保护期是如此之短”，而与他对垒的世界500强百安居和欧倍德正在利用各种正规或非正规渠道全力向中国铺展势力。
摆在张宏伟面前是三支强势力量，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跨国资本。关于主管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WTO研究专家私下告诉《商务周刊》，“实际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流通虽然与电信、金融并称为三大热点，但从对国家战略意义、安全等多个角度衡量，却始终被某些部门认为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因此，1999年为了在电信和金融等其他领域的利益，同时向世贸组织表现中国加入世贸的诚意，我们就主动提前放松了对外资进入零售业的部分限制。”
在他看来，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否得当现在还难以判断，但也否认不了一个事实，最近十几年来，某些官员或多或少存在着过度追求部门利益的现象──“为了扩大出口和对外贸易规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片面追求出口并开放国内市场的政策，甚至向外资企业提供种种‘超国民待遇’的特殊优惠，直接损害了国内许多行业和企业的利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以身上先师“顾准式”的耿直从另一个角度为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目前迫切需要直面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将会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权力干预、腐败扭曲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规范公正、有利大众的市场经济。”
最近几乎在所有场合都会反复谈及“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概念的吴敬琏认为，尽管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就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距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走上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吴敬链警告说，出现这种结果的概率很高，其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利益会把仇神召到战场上来”，一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很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在他看来，“权力干预、腐败扭曲的市场经济”更有可能被官僚利益集团催生。这位三年前就公开惊呼“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一种现实危险”的学者，对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眼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计划和市场两种体制相互对峙又相互渗透的状态，一部分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体制的间隙和漏洞发财致富。他们作为寻租者利用市场缺乏规范和行政权力仍然起着作用的情况，在转型时期的混乱经济体制中浑水摸鱼。”
吴敬琏认为，这些既得利益者并不愿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里，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而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市场混乱和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状态，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自由自在地弄权寻租，甚至开始设租。他把这些人定义为第三种社会力量。
随着改革的深化，当这些人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被改革的对象时，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阻碍改革的深入，甚至在改革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创造新的寻租可能。例如，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金融魔术，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等，都被这些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
这种隐蔽的力量甚至渗透进影响经济运行的不同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取向中。例如近期的许多纷争，行政审批要不要尽量减少，利率要不要放开，汇率要不要实现并轨，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应不应该在条件具备时迅速果断放开，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以放权让利为核心还是以制度创新为基础等等，在吴敬琏看来，这些争议中，“有些人参与是出于认识不同，但也有些人完全是从利益动机出发”。
吴敬琏尤其担心第三种社会力量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可能使改革陷进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泥坑；另一方面又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在当前的原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违反社会正义的丑恶现象都是改革的产物，对改革产生抵触思想。”
被誉为“吴市场”的吴敬琏，现在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的不好就会掉进被权力资本支配的坏市场经济陷阱中，出现这种结果概率很高的原因是，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也许会强一些，但在转型国家通常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吴敬琏说。现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转轨中国面对的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直接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
刘纪鹏，这位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中的骁将，现在“蜗居”首都经贸大学里满怀感叹地说，他想念体改委。他想念的原因有三：一是原体改委主任陈锦华要写回忆录，他想起15年前国家体改委在中国推动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中，“体改委凭借独特的地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集中了15个部门的70多位同志，围绕着《定向募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制定了13个配套文件。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出乎预料”。
二是近来股市持续下跌，他想到了《国九条》。以证监会为主，组织12个相关部委成立6个小组，落实了7件大事，“但每个部门在推进这一过程中，往往是从本部门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加上证监会在其中也涉及一些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的调整，不像当年体改委那样超脱，协调起来显得力不从心”。
三是去年以来国民经济在宏观规划和调控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让他记起了去年马凯履新国家发改委主任时，他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时的话，“记者问我，马凯及其领导的发改委成功的标志是什么？马凯最难的工作是什么？我回答，马凯工作成功的标志就是在其任内能把发改委越改越小、越改越虚。如果发改委越改越大，越改越实，审批权力越来越大，则意味着失败。马凯同志工作最难的环节是说服和带领他的同事进行自我革命”。
现在，刘纪鹏一想体改委，二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因简单，中国经济改革中很多的重大决策和“过桥”思路，都是由这两个机构组织提出和落实的。尽管它们调整一些部门的行政权力会遇到障碍，由于其特殊地位和没有自身部门利益，超脱的地位使其不会陷到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之争中，这就为总能成功地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面对当前激烈的宏观调控，另一个想念体改委的人是魏加宁。这位吴敬琏的弟子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原先以为，撤销体改委的负面影响可能要过10年到20年才能够显现出来。但是现在看来，可以说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由于高层领导在决策时，很难听到客观中立的观点，致使这场围绕宏观调控的争论旷日持久，久议不决。”
与魏加宁担忧利益集团挑战中央权威不同的是，在这场惨烈的宏观调控中，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关心的是此轮经济过热对社会弱势群体所造成的损害。王振中告诉《商务周刊》：“与1993年那次过热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过热相当程度上是以损害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的。尤其在2001年以来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土地的开发是建立在直接占有农民耕地和城市居民拆迁基础上的。我看到的数据，过去几年里面，地方政府低价从老百姓那儿拿来土地，再高价卖掉，以此获利9300亿人民币之多。”他强调，这种非常直接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去年因拆迁导致的连续两起自焚事件，为建国以来罕见。
王振中近年来一直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他发现，改革开放、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分化也日益扩大。比如城乡收入差距，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之比是1.5:1，而中国却为3.3:1或3.5:1。收入分配上更加严峻，目前中国的基尼基数已经接近0.5，远超过0.4的警戒线，不但比美国和英国高，甚至比印度和斯里兰卡高。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扩大。
这些数据显示，虽然中国的GDP增速较高，但在收入分配上却逊色的多。“经济增长高速下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可以概括为不公正的增长或非繁荣增长，而正是这种不公正的增长，加速了中国社会诸多利益集团间的强弱分化。”王振中说。
比如，在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吴敬琏就认为，“强势集团声音大，而弱势集团没有声音。”特别是在立法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强烈指出，“弱势集团没有利益代表者，大部分属于首长立法、外行立法。”其结果就是弱势集团的利益不断被侵削，社会资源迅速向强势集团聚集。
在吴敬链看来，要扼制中国的市场经济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迫切需要做好的两件事是：努力保持起点的公正，努力建立法治。为此，政府应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废除行政审批制度，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完善处理产权的规章制度和加强监督，制止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犯罪行为；实现交易过程的透明化和保证公民的知情权等宪法权利的行使以及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同时，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权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施行宪政，实现权力制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让公众广泛参与立法过程，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并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可预见性。
王振中在采访中告诉记者，“从决策层着力实现亲民的执政思路来看，新一届领导已经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尤其是在此次宏观调控的整个过程中，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只要是牵涉群众利益的事，都是大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新一届领导已经开始全面转变思路，从偏重效率到重新认识公平的社会意义，将利益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倾斜。”
也就是说，必须建立一个相互制衡、平衡发展的社会利益体系，而不是一个“哑铃”社会，就像2004年国务院一号令所展示出的精神那样，进行一场“罗斯福”式的中国“新政”。（商务周刊记者宁南、王晓玲、王强、袭祥德）
现在是可以讨论公平问题的时候了吧~！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P>应该进行政治改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