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地震能否唤醒日本

作者：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生 彭裔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核泄漏发生以来，50位留守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勇士争分夺秒，用身体筑起保护福岛核电站的最后屏障。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武士道精神。一名成员的妻子几天前收到丈夫的电话短讯，里面只有一句简短道别：“我不回来了”。

“福岛50人”大多年龄在50岁以上，相比之下，一些日本年轻人却只有躲在屋檐下瑟瑟发抖，实属悲哀。这个被冠以“菊与刀”之名的民族，未来可能只剩与菊花为伴;P 。日本的80后、90后少男少女在做发型、修眉毛、护肤上技艺超群，但在国力竞技的大舞台上，看来他们真的是没落了。

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是笔者在庆应大学做交流生的半年多时间里试图解答的疑问，而这次地震似乎终于给出了较为满意的答案。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贫乏，天灾频发，正是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塑造了大和民族坚韧的性格、超乎寻常的纪律性和百依百顺的国民性，并从明治维新起，一跃站上了世界强国的舞台。

二战后，在被燃烧弹和原子弹炸成一片废墟的土地上，短短数十年光景，又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生产的汽车、家电等产品几乎横扫全球市场。那时几大财团四处出击，索尼买下了美国文化标志哥伦比亚公司，三菱买下了美国地标性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当年日本买下世界的万丈豪情，即使是今天财大气粗的中国央企，似都还难望其项背。巅峰时，这个国土面积仅占世界陆地面积0.25%的弹丸小国，以占世界2.2%的人口，每年创造全球GDP总和的18%。

但一切奇迹似乎在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达到历史巅峰的38915点时，戛然而止，地产泡沫破裂，从此日本陷入了长达20年、延续至今的经济停滞。

日本近100多年经历的沉浮，极好地验证了一句中国俗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853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四艘铁船来到国门紧锁的日本，提出通商、美国船只可在日本补给等条件，在日本朝野掀起一场9级地震，从此日本国门被美国人的大皮靴踹开。当时以福泽谕吉为首的一批日本精英，没有被民族主义冲昏头脑，而是睁大眼睛，兴奋地观察一个崭新的世界，虚心向世界所有先进文明学习，大刀阔斧实施改革，迅速缩小了与其它世界强国的差距。

可是，当日本羽翼逐渐丰满之时，盲目膨胀的自信心导致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当在二战中扩张之路被美国阻挡后，日本人又驯服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小岛上，收起傲慢，开始了勤勤恳恳的经济发展之路。

不过当其伤口愈合、财大气粗后，日本人又犯了骄傲自满的老毛病，全民陷入泡沫经济的狂欢中，直至音乐停止。而新一代的年轻人则失去了父辈那种乘风破浪、奋发图强的开拓精神，他们不学英语，惧外、不在乎、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对到海外读书工作不感兴趣，甚至充满恐惧，过分满足于本国便利的交通、干净的环境、低犯罪率和舒适的生活，彻底成为被动漫、游戏、娱乐腐蚀的日本“宅”一代。

也许，要怪就只能怪他们那些在“蓝天教室”中长大的父辈，把国家建设地太美好了、制度太健全了，使得子孙再无处超越，便自甘堕落。就此而言，他们的中国同龄人还真是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

新经济时代的不作为

日本盛极而衰的原因至今尚存多种观点，汇率阴谋已被无数次讨论。另一个普遍接受的现象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人，特别是精英阶层发生了令人吃惊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认为日本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激情的；而到了90年代，很多观察家却觉得，日本人是无能之辈，既不尝试改变，也无力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调整和改革正是当时日本经济迫切需要的。

过去20年，日本经济就像从人类的视野中消失了一样，纵然他们还掌控着从汽车、高铁到航天、核电的无数世界尖端技术专利，但似乎在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计算机、互联网和金融领域，这个世界第二经济体表现地就像一个局外人。

笔者认为，日本在计算机、互联网领域的溃败似乎就是先天注定的。今天看来，基于信息技术取得成功的公司，无不崇尚一个关键词：开放。从甲骨文到微软再到谷歌，从维基百科、Youtube到Facebook、Twitter、苹果、阿里巴巴，商业模式越开放、灵活，越可以使更多人自愿参与进来共同获利，就越是成功。反观日本企业，虽然有非常领先的技术，但是从商业模式的开放和灵活程度上讲，基本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

例如，iphone有很多关键零件是日本公司供应的，但是苹果真正的盈利核心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发挥创意和才能的开放式平台。苹果的工程师并不用像索尼的同行一样，全靠自己钻研，开发画面最精致的游戏，全球亿万苹果迷会自发去研究设计，然后开发者和苹果共享收益，“愤怒的小鸟”和“水果忍者”就是最好的代表。这种开放的理念似乎是日本商社永远学不会的。他们真该去看看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写的《免费经济学》（Free: The Future of a Radical Price），相信会有启发。

再例如，日本的手机短信系统虽然很先进，但和世界上其它所有国家的都不兼容，不同电讯公司间不能通过手机号码直接发短信，而必须使用单独注册的手机邮箱互相联系。这样的结果是，日本电讯公司占据了本国99%以上的市场，却失去了所有海外市场。为了1亿人的市场放弃了其他60亿人，这个系统的发明人真可以去切腹自杀了，因为他基本断送了日本过去20年在全球最赚钱领域的拓展机会。

另一个鲜明的例子存在于日本娱乐界。如果你想现场观看日本歌星的演唱会，通常你需要加入他们的粉丝团，门票不是先来者得或价高者得，而是得先通过抽签获得购买权，暗含的意思就是，我只为我们这个封闭的小圈子服务。同时，虽然日本漫画、动画、成人影视通过互联网风靡全球，但这些作品的作者和演员却无法从广大的国际市场中获取任何版税收入。目前日本的文化产品主要靠在国内销售正版的光碟、书籍和授权的衍生产品获利，日本企业也不认为有其它替代方法可以获利。但苍井空近期在中国取得的巨大商业成功就表明，日本娱乐公司完全可以以变通的手段，利用互联网上未经授权而意外获得的高人气，在海外市场获取极佳的商业回报。看来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数千年，却依旧无法体会中国人“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智慧。

金融领域的日本在过去20年更是毫无建树。美国网络泡沫破裂后，在美联储的低息政策支持下，从纽约到伦敦，从香港到新加坡，全球金融业蓬勃发展，各种新型金融衍生品、交易工具前所未有地丰富；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共同基金、指数基金等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随之而来的是，美元地位在金融危机前得到空前巩固。与此同时，经历了汇率战争和期指核爆后的日本，却在金融领域大创新的时代裹足不前。超低利率的日元只能沦为全球套利货币，完全失去了货币掌控权和独立性。

人为的超低利率还给经济带来了一系列其它恶果。低利率的本质即剥削储蓄者，以补助政府的低效投资、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负债者，隐性地逼迫储蓄者为泡沫经济的苦果埋单。导致的结果是严重扭曲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整个经济的内部调整始终不充分，本该灭亡的企业由于低借贷成本，如僵尸般残存，大量社会资源无法合理配置到最有效的部门去。以房地产为例，东京的地价不是在短期内调整到位，而是经历了近20年、每年7-8%下滑的漫长痛苦调整，即使到今天，东京的地价依然是排名世界前三的昂贵，严重制约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并极大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长痛不如短痛，日本却用几代人的痛苦为一代人的错误买单。

后全球化时代的固步自封——国家定位的迷茫

日本过去100多年取得的非常成就，总结来说，就是得益于全球化，日本堪称早期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受益者。先是像福泽谕吉、朝河贯一这样的一批又一批启蒙者从欧美带回了先进的文化，帮助日本了解世界、奋起直追；接着是二战后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这样的商业巨人，带领日本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所向披靡。但随着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急剧上升，成本优势逐渐消耗殆尽，又无法在新经济领域有所作为，特别是另一个巨人中国加入竞争，日本开始明显感到力不从心。

换言之，日本面对新形势，对自己未来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角色定位彻底迷茫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感觉是复杂的，一方面，中华文明深深影响了日本文化，日本甚至将自己看作汉唐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另一方面，近代史上，日本拥有无数傲视身边那个病庸巨人的理由，在沉迷于自己取得的成功的同时，轻视了中国重新崛起对日本、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巨大影响，从而对自身的定位判断也就出现了极大的误判。日本就是陷入了这样一个陷阱：每一个国民都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划分，但作为一个国家，却似乎找不到自身在后国际化大浪潮中的正确定位。

中国GDP在2010年历史性地超过了日本，跃升世界第二。对此，日本出现了两种声音：（1）中国时代到来，日本将日益感到威胁；（2）虽然中国整体GDP很庞大，但是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0%，不足为惧。更有人拿甲午海战前大清的GDP是日本四倍，仍被日军打败的历史说事。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比较片面，因为看待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既不应该完全套用整体主义，更不能完全套用平均主义。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还很落后，经济结构粗糙，但是仅从经济规模上看，确实已经大到没有任何人敢轻视的程度。

事实上，换个角度分析，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掌握着超过90%的财富和资源，也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个日本的人口拥有和日本接近的财力；而剩下90%的劳动力的成本，又仅为日本的10到20分之一。与今天的日本竞争的是“两个中国”，一个是人口和财富与日本接近，实力依然处于高速增长中的“权贵中国”，一个是成本无比低廉、任劳任怨的“廉价中国”。中国对日本的竞争就像一个巨大的“C”型，上端拥有强大的财力和政治影响力，可与日本进行任何资本层面的争夺，下端又数量庞大并极具竞争力，能与日本竞争所有低端产业。

在与这样一个日趋强大的中国竞争时，日本只能放低身段，不要企图再争做东亚的领导者，而是尝试把本国经济充分融合到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中，配合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和享受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和急剧扩张的市场空间，找到自己合适的分工和定位，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东亚经济的再次融合，帮助自己摆脱20年的经济困境。

如果不想被这个巨大的“C”吞噬，最好的办法不是与之强行对抗，而是努力用自己把“C”补全成“O”，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水乳交融、和谐共处。日本要有信心，更要有责任感，以辅助中国发展成和日本一样的和谐、高效、可持续的社会为己任，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和转型的大浪潮中，主动出击、以攻为守，这样未来在对华事务中才能获得更多主动权。

日本不要总怕自己的宝贝被人偷走了，要意识到，今天的宝贝不发挥作用，就有可能成为明天的废铁。无论如何，高铁就是一个不错开始，这次大地震可能让这种融合加速。我真心希望未来北京的交通能像东京一样通畅便利，北京的天空能像东京一样蔚蓝，北京的自来水能像东京一样甘甜，而这些都是日本今天的机会。我想这也是加藤嘉一先生所说的跟中国改善关系符合日本根本利益的理由。克服对中国的恐惧，重新学会与这个脚步还略显笨拙的巨人为伍，一同奏出和谐的东亚新乐章。

当然中国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如韩寒说的：“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日本在过去向中国学习了上千年，中国向日本学习几十年又有何不可呢？”

社会结构的死结

日本社会结构存在两个死结：（1）人口减少，社会老龄化、少子化；（2）社会结构固化，财富过度集中在年长者手里。

伴随经济萎缩，日本人口也在萎缩；社会老龄化、少子化相辅相成。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最大。日本女性平均只生育1.34个孩子，大大低于保持人口平衡的2.08个。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年龄超过65岁。

老龄化衍生出的问题就是社会显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排外，并且整个社会的结构开始固化。由于过去的积累，财富和权力相对越来越向年长者集中，新的社会开支又多从年轻工作者收入中抽取，用于老人的医疗和儿童的教育。年轻人越来越难以向社会上层攀爬，又面对高房价、高物价，从而失去斗志。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很多40、50岁的日本中年人，包括我的姑父，都还是斗志满满，拼劲十足，但看看年轻人，即使东大、庆应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学生，也基本毫无理想，包括男孩子也热衷于化妆、美食，满足于在小小的房间里“宅”着看漫画，用中国人的话就是“蜗居”着，当“蚁族”当得理直气壮、乐此不疲。社会也逐渐固化，总裁的儿子是总裁，政治家的儿子是政治家，银行家的儿子是银行家。并且，如动画《网球王子》一类影视作品宣扬的，儿子不管怎样努力总是很难超越父辈，同理，新公司永远无法超越大财团，如果有新公司想冒头，那些大佬们很乐意一起合作把这些“不守规矩”的年轻人碾死，试问这样的商业模式还能如何进步？

日本人坚信，政府可以随时换，大企业、大财团却将像天皇一般永远存在。日本以大企业立国。这些大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相互协作，很少能有小企业跳出来挑战它们。这些大企业之间也很少有重大竞争，因为它们可能实际是一家人。这种社会结构的固化和思维定势，本质上比大企业消亡对国家更有害。

要想打破这种思维定势，最好或者是唯一的办法是，拿一、两家标志性的大商社祭旗，就像金融危机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那样，当然日本企业家更可能选择切腹，这才有可能为这滩死水注入新的活力。日本真的需要像电视剧《Change》里木村拓哉扮演的年轻总理一样，给国家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但我实在看不出，现在日本这些睡觉抱泰迪熊的“萌男”领导人，谁有这样的魄力。

大地震后的新航道

中国人常说，把坏事变好事，化悲痛为力量；我觉得这也完全适用于日本这次大地震。当然，有人说这次地震能唤醒日本人的民族凝聚力，我觉得基本不可能。依我观察，这个已经彻底被“宅”、“萌”、“卡哇伊”文化浸淫的国度，当武士道精神逝去，确实只能与菊花为伴。当核危机烟云消散，大家会迅速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其实即使今天，东京人除了下班早点，跟平时又有什么变化呢。

20年来日本的经济收缩，经历的是“温水煮青蛙”式的下跌，简单地说就是没有疼到位，大和民族也就这样逐渐被耗尽了斗志，一切都平静如水。前方有“福岛50勇士”在拼搏，但日本年轻的志愿者去哪了？当然大企业和黑社会贡献还是不小，但真没看到几位陈光标式的人物。确实，日本人国民纪律性世界第一，但他们的高素质现在只体现在宁愿自己死也不给人添麻烦上，而没体现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层面上。日本人已经没有了能在关键时刻像福泽谕吉、松下幸之助那样能引领民族勇敢向前冲的巨人。作为半个庆应人，我要感慨，这是一种庆应精神的消亡。

但是生活还将继续，日本有过重建两座被原子弹夷为平地的城市的经验。去年笔者游览广岛时，除了核爆遗址及和平公园能让人联想起曾经的恐怖瞬间外，那里已完全是一座鸟语花香的现代化城市。我对日本人处理核辐射的能力充满信心。

但是，从其它方面来讲，日本将面临沉重的重建工作，对于劳动力匮乏的日本，这项艰巨的工作，也许将超出日本目前劳动力供应的承受极限，引入外籍劳动力将是一种必然选择，放宽移民和永久居留政策，对于减缓社会整体老龄化肯定有帮助。日本年轻人舒服太久了，他们就像缺乏狼群捕猎的羊群，他们太需要外国的年轻人的竞争，重新为了生存奔跑起来。

老龄化将日本社会的财富分配塑造成以年龄为数轴的倒三角形。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年长者手中，而老人不需要iphone、跑车、新房子，财富就睡在存折上，直到生命结束。社会财富不流动，年轻人就赚不到钱，也攒不了钱，无力养育下一代、导致老龄化继续加重。这次地震倒是可以逼迫社会的财富加速流动，使经济循环更加健康。

此外，核能开发在未来肯定会受到限制，核能目前占日本能源供应的30%，意味着日本整个能源供应结构必须做出重大调整，作为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除了大力开发海上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外，还必须更加依赖国际合作，特别是和中国的合作。

再者，政府赤字严重、财力日渐衰落，又经历如此大灾，当爱国资本退却，日元长期贬值趋势将成为必然，日本必须更多依靠海外资本发展，但大地震、核泄漏后的日本要怎样吸引外资呢？起码态度要更友好吧，不要拿着别人的钱还觉得自己是大爷。当然，中投在地震前投资东京电力，并入股了多家日本顶级大公司，亦说明日本对中国资本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变化。

说到底，日本，这个早期全球化时代的最大收益者，面对新的后全球化浪潮，经济力量重新回归与人口、资源占有量越发紧密相关的时代，需要更多加藤嘉一这样的桥梁性人物，帮助日本实现从“日本能”（Japan can）到“日本不能”（Japan can't）的思维方式转型，知道自身能力的极限，依据日本国家现有客观现实，寻找符合自身条件的新国际坐标，死而后生，再次走向繁荣。否则日本就只能承受人口减少、老龄化，经济规模继续萎缩，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大三学生，专业为经济和东亚研究。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779?page=1

作者：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生 彭裔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核泄漏发生以来，50位留守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勇士争分夺秒，用身体筑起保护福岛核电站的最后屏障。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武士道精神。一名成员的妻子几天前收到丈夫的电话短讯，里面只有一句简短道别：“我不回来了”。

“福岛50人”大多年龄在50岁以上，相比之下，一些日本年轻人却只有躲在屋檐下瑟瑟发抖，实属悲哀。这个被冠以“菊与刀”之名的民族，未来可能只剩与菊花为伴;P 。日本的80后、90后少男少女在做发型、修眉毛、护肤上技艺超群，但在国力竞技的大舞台上，看来他们真的是没落了。

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是笔者在庆应大学做交流生的半年多时间里试图解答的疑问，而这次地震似乎终于给出了较为满意的答案。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贫乏，天灾频发，正是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塑造了大和民族坚韧的性格、超乎寻常的纪律性和百依百顺的国民性，并从明治维新起，一跃站上了世界强国的舞台。

二战后，在被燃烧弹和原子弹炸成一片废墟的土地上，短短数十年光景，又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生产的汽车、家电等产品几乎横扫全球市场。那时几大财团四处出击，索尼买下了美国文化标志哥伦比亚公司，三菱买下了美国地标性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当年日本买下世界的万丈豪情，即使是今天财大气粗的中国央企，似都还难望其项背。巅峰时，这个国土面积仅占世界陆地面积0.25%的弹丸小国，以占世界2.2%的人口，每年创造全球GDP总和的18%。

但一切奇迹似乎在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达到历史巅峰的38915点时，戛然而止，地产泡沫破裂，从此日本陷入了长达20年、延续至今的经济停滞。

日本近100多年经历的沉浮，极好地验证了一句中国俗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853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四艘铁船来到国门紧锁的日本，提出通商、美国船只可在日本补给等条件，在日本朝野掀起一场9级地震，从此日本国门被美国人的大皮靴踹开。当时以福泽谕吉为首的一批日本精英，没有被民族主义冲昏头脑，而是睁大眼睛，兴奋地观察一个崭新的世界，虚心向世界所有先进文明学习，大刀阔斧实施改革，迅速缩小了与其它世界强国的差距。

可是，当日本羽翼逐渐丰满之时，盲目膨胀的自信心导致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当在二战中扩张之路被美国阻挡后，日本人又驯服地退回到了自己的小岛上，收起傲慢，开始了勤勤恳恳的经济发展之路。

不过当其伤口愈合、财大气粗后，日本人又犯了骄傲自满的老毛病，全民陷入泡沫经济的狂欢中，直至音乐停止。而新一代的年轻人则失去了父辈那种乘风破浪、奋发图强的开拓精神，他们不学英语，惧外、不在乎、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对到海外读书工作不感兴趣，甚至充满恐惧，过分满足于本国便利的交通、干净的环境、低犯罪率和舒适的生活，彻底成为被动漫、游戏、娱乐腐蚀的日本“宅”一代。

也许，要怪就只能怪他们那些在“蓝天教室”中长大的父辈，把国家建设地太美好了、制度太健全了，使得子孙再无处超越，便自甘堕落。就此而言，他们的中国同龄人还真是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

新经济时代的不作为

日本盛极而衰的原因至今尚存多种观点，汇率阴谋已被无数次讨论。另一个普遍接受的现象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人，特别是精英阶层发生了令人吃惊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认为日本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激情的；而到了90年代，很多观察家却觉得，日本人是无能之辈，既不尝试改变，也无力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调整和改革正是当时日本经济迫切需要的。

过去20年，日本经济就像从人类的视野中消失了一样，纵然他们还掌控着从汽车、高铁到航天、核电的无数世界尖端技术专利，但似乎在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计算机、互联网和金融领域，这个世界第二经济体表现地就像一个局外人。

笔者认为，日本在计算机、互联网领域的溃败似乎就是先天注定的。今天看来，基于信息技术取得成功的公司，无不崇尚一个关键词：开放。从甲骨文到微软再到谷歌，从维基百科、Youtube到Facebook、Twitter、苹果、阿里巴巴，商业模式越开放、灵活，越可以使更多人自愿参与进来共同获利，就越是成功。反观日本企业，虽然有非常领先的技术，但是从商业模式的开放和灵活程度上讲，基本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

例如，iphone有很多关键零件是日本公司供应的，但是苹果真正的盈利核心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发挥创意和才能的开放式平台。苹果的工程师并不用像索尼的同行一样，全靠自己钻研，开发画面最精致的游戏，全球亿万苹果迷会自发去研究设计，然后开发者和苹果共享收益，“愤怒的小鸟”和“水果忍者”就是最好的代表。这种开放的理念似乎是日本商社永远学不会的。他们真该去看看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写的《免费经济学》（Free: The Future of a Radical Price），相信会有启发。

再例如，日本的手机短信系统虽然很先进，但和世界上其它所有国家的都不兼容，不同电讯公司间不能通过手机号码直接发短信，而必须使用单独注册的手机邮箱互相联系。这样的结果是，日本电讯公司占据了本国99%以上的市场，却失去了所有海外市场。为了1亿人的市场放弃了其他60亿人，这个系统的发明人真可以去切腹自杀了，因为他基本断送了日本过去20年在全球最赚钱领域的拓展机会。

另一个鲜明的例子存在于日本娱乐界。如果你想现场观看日本歌星的演唱会，通常你需要加入他们的粉丝团，门票不是先来者得或价高者得，而是得先通过抽签获得购买权，暗含的意思就是，我只为我们这个封闭的小圈子服务。同时，虽然日本漫画、动画、成人影视通过互联网风靡全球，但这些作品的作者和演员却无法从广大的国际市场中获取任何版税收入。目前日本的文化产品主要靠在国内销售正版的光碟、书籍和授权的衍生产品获利，日本企业也不认为有其它替代方法可以获利。但苍井空近期在中国取得的巨大商业成功就表明，日本娱乐公司完全可以以变通的手段，利用互联网上未经授权而意外获得的高人气，在海外市场获取极佳的商业回报。看来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数千年，却依旧无法体会中国人“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智慧。

金融领域的日本在过去20年更是毫无建树。美国网络泡沫破裂后，在美联储的低息政策支持下，从纽约到伦敦，从香港到新加坡，全球金融业蓬勃发展，各种新型金融衍生品、交易工具前所未有地丰富；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共同基金、指数基金等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随之而来的是，美元地位在金融危机前得到空前巩固。与此同时，经历了汇率战争和期指核爆后的日本，却在金融领域大创新的时代裹足不前。超低利率的日元只能沦为全球套利货币，完全失去了货币掌控权和独立性。

人为的超低利率还给经济带来了一系列其它恶果。低利率的本质即剥削储蓄者，以补助政府的低效投资、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和负债者，隐性地逼迫储蓄者为泡沫经济的苦果埋单。导致的结果是严重扭曲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整个经济的内部调整始终不充分，本该灭亡的企业由于低借贷成本，如僵尸般残存，大量社会资源无法合理配置到最有效的部门去。以房地产为例，东京的地价不是在短期内调整到位，而是经历了近20年、每年7-8%下滑的漫长痛苦调整，即使到今天，东京的地价依然是排名世界前三的昂贵，严重制约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并极大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长痛不如短痛，日本却用几代人的痛苦为一代人的错误买单。

后全球化时代的固步自封——国家定位的迷茫

日本过去100多年取得的非常成就，总结来说，就是得益于全球化，日本堪称早期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受益者。先是像福泽谕吉、朝河贯一这样的一批又一批启蒙者从欧美带回了先进的文化，帮助日本了解世界、奋起直追；接着是二战后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这样的商业巨人，带领日本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所向披靡。但随着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急剧上升，成本优势逐渐消耗殆尽，又无法在新经济领域有所作为，特别是另一个巨人中国加入竞争，日本开始明显感到力不从心。

换言之，日本面对新形势，对自己未来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角色定位彻底迷茫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感觉是复杂的，一方面，中华文明深深影响了日本文化，日本甚至将自己看作汉唐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另一方面，近代史上，日本拥有无数傲视身边那个病庸巨人的理由，在沉迷于自己取得的成功的同时，轻视了中国重新崛起对日本、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巨大影响，从而对自身的定位判断也就出现了极大的误判。日本就是陷入了这样一个陷阱：每一个国民都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划分，但作为一个国家，却似乎找不到自身在后国际化大浪潮中的正确定位。

中国GDP在2010年历史性地超过了日本，跃升世界第二。对此，日本出现了两种声音：（1）中国时代到来，日本将日益感到威胁；（2）虽然中国整体GDP很庞大，但是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0%，不足为惧。更有人拿甲午海战前大清的GDP是日本四倍，仍被日军打败的历史说事。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比较片面，因为看待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既不应该完全套用整体主义，更不能完全套用平均主义。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还很落后，经济结构粗糙，但是仅从经济规模上看，确实已经大到没有任何人敢轻视的程度。

事实上，换个角度分析，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掌握着超过90%的财富和资源，也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个日本的人口拥有和日本接近的财力；而剩下90%的劳动力的成本，又仅为日本的10到20分之一。与今天的日本竞争的是“两个中国”，一个是人口和财富与日本接近，实力依然处于高速增长中的“权贵中国”，一个是成本无比低廉、任劳任怨的“廉价中国”。中国对日本的竞争就像一个巨大的“C”型，上端拥有强大的财力和政治影响力，可与日本进行任何资本层面的争夺，下端又数量庞大并极具竞争力，能与日本竞争所有低端产业。

在与这样一个日趋强大的中国竞争时，日本只能放低身段，不要企图再争做东亚的领导者，而是尝试把本国经济充分融合到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中，配合自己的优势，充分利用和享受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和急剧扩张的市场空间，找到自己合适的分工和定位，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东亚经济的再次融合，帮助自己摆脱20年的经济困境。

如果不想被这个巨大的“C”吞噬，最好的办法不是与之强行对抗，而是努力用自己把“C”补全成“O”，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水乳交融、和谐共处。日本要有信心，更要有责任感，以辅助中国发展成和日本一样的和谐、高效、可持续的社会为己任，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和转型的大浪潮中，主动出击、以攻为守，这样未来在对华事务中才能获得更多主动权。

日本不要总怕自己的宝贝被人偷走了，要意识到，今天的宝贝不发挥作用，就有可能成为明天的废铁。无论如何，高铁就是一个不错开始，这次大地震可能让这种融合加速。我真心希望未来北京的交通能像东京一样通畅便利，北京的天空能像东京一样蔚蓝，北京的自来水能像东京一样甘甜，而这些都是日本今天的机会。我想这也是加藤嘉一先生所说的跟中国改善关系符合日本根本利益的理由。克服对中国的恐惧，重新学会与这个脚步还略显笨拙的巨人为伍，一同奏出和谐的东亚新乐章。

当然中国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如韩寒说的：“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日本在过去向中国学习了上千年，中国向日本学习几十年又有何不可呢？”

社会结构的死结

日本社会结构存在两个死结：（1）人口减少，社会老龄化、少子化；（2）社会结构固化，财富过度集中在年长者手里。

伴随经济萎缩，日本人口也在萎缩；社会老龄化、少子化相辅相成。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最大。日本女性平均只生育1.34个孩子，大大低于保持人口平衡的2.08个。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年龄超过65岁。

老龄化衍生出的问题就是社会显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排外，并且整个社会的结构开始固化。由于过去的积累，财富和权力相对越来越向年长者集中，新的社会开支又多从年轻工作者收入中抽取，用于老人的医疗和儿童的教育。年轻人越来越难以向社会上层攀爬，又面对高房价、高物价，从而失去斗志。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很多40、50岁的日本中年人，包括我的姑父，都还是斗志满满，拼劲十足，但看看年轻人，即使东大、庆应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学生，也基本毫无理想，包括男孩子也热衷于化妆、美食，满足于在小小的房间里“宅”着看漫画，用中国人的话就是“蜗居”着，当“蚁族”当得理直气壮、乐此不疲。社会也逐渐固化，总裁的儿子是总裁，政治家的儿子是政治家，银行家的儿子是银行家。并且，如动画《网球王子》一类影视作品宣扬的，儿子不管怎样努力总是很难超越父辈，同理，新公司永远无法超越大财团，如果有新公司想冒头，那些大佬们很乐意一起合作把这些“不守规矩”的年轻人碾死，试问这样的商业模式还能如何进步？

日本人坚信，政府可以随时换，大企业、大财团却将像天皇一般永远存在。日本以大企业立国。这些大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相互协作，很少能有小企业跳出来挑战它们。这些大企业之间也很少有重大竞争，因为它们可能实际是一家人。这种社会结构的固化和思维定势，本质上比大企业消亡对国家更有害。

要想打破这种思维定势，最好或者是唯一的办法是，拿一、两家标志性的大商社祭旗，就像金融危机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那样，当然日本企业家更可能选择切腹，这才有可能为这滩死水注入新的活力。日本真的需要像电视剧《Change》里木村拓哉扮演的年轻总理一样，给国家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但我实在看不出，现在日本这些睡觉抱泰迪熊的“萌男”领导人，谁有这样的魄力。

大地震后的新航道

中国人常说，把坏事变好事，化悲痛为力量；我觉得这也完全适用于日本这次大地震。当然，有人说这次地震能唤醒日本人的民族凝聚力，我觉得基本不可能。依我观察，这个已经彻底被“宅”、“萌”、“卡哇伊”文化浸淫的国度，当武士道精神逝去，确实只能与菊花为伴。当核危机烟云消散，大家会迅速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其实即使今天，东京人除了下班早点，跟平时又有什么变化呢。

20年来日本的经济收缩，经历的是“温水煮青蛙”式的下跌，简单地说就是没有疼到位，大和民族也就这样逐渐被耗尽了斗志，一切都平静如水。前方有“福岛50勇士”在拼搏，但日本年轻的志愿者去哪了？当然大企业和黑社会贡献还是不小，但真没看到几位陈光标式的人物。确实，日本人国民纪律性世界第一，但他们的高素质现在只体现在宁愿自己死也不给人添麻烦上，而没体现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层面上。日本人已经没有了能在关键时刻像福泽谕吉、松下幸之助那样能引领民族勇敢向前冲的巨人。作为半个庆应人，我要感慨，这是一种庆应精神的消亡。

但是生活还将继续，日本有过重建两座被原子弹夷为平地的城市的经验。去年笔者游览广岛时，除了核爆遗址及和平公园能让人联想起曾经的恐怖瞬间外，那里已完全是一座鸟语花香的现代化城市。我对日本人处理核辐射的能力充满信心。

但是，从其它方面来讲，日本将面临沉重的重建工作，对于劳动力匮乏的日本，这项艰巨的工作，也许将超出日本目前劳动力供应的承受极限，引入外籍劳动力将是一种必然选择，放宽移民和永久居留政策，对于减缓社会整体老龄化肯定有帮助。日本年轻人舒服太久了，他们就像缺乏狼群捕猎的羊群，他们太需要外国的年轻人的竞争，重新为了生存奔跑起来。

老龄化将日本社会的财富分配塑造成以年龄为数轴的倒三角形。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在年长者手中，而老人不需要iphone、跑车、新房子，财富就睡在存折上，直到生命结束。社会财富不流动，年轻人就赚不到钱，也攒不了钱，无力养育下一代、导致老龄化继续加重。这次地震倒是可以逼迫社会的财富加速流动，使经济循环更加健康。

此外，核能开发在未来肯定会受到限制，核能目前占日本能源供应的30%，意味着日本整个能源供应结构必须做出重大调整，作为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除了大力开发海上风能、太阳能、潮汐能外，还必须更加依赖国际合作，特别是和中国的合作。

再者，政府赤字严重、财力日渐衰落，又经历如此大灾，当爱国资本退却，日元长期贬值趋势将成为必然，日本必须更多依靠海外资本发展，但大地震、核泄漏后的日本要怎样吸引外资呢？起码态度要更友好吧，不要拿着别人的钱还觉得自己是大爷。当然，中投在地震前投资东京电力，并入股了多家日本顶级大公司，亦说明日本对中国资本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变化。

说到底，日本，这个早期全球化时代的最大收益者，面对新的后全球化浪潮，经济力量重新回归与人口、资源占有量越发紧密相关的时代，需要更多加藤嘉一这样的桥梁性人物，帮助日本实现从“日本能”（Japan can）到“日本不能”（Japan can't）的思维方式转型，知道自身能力的极限，依据日本国家现有客观现实，寻找符合自身条件的新国际坐标，死而后生，再次走向繁荣。否则日本就只能承受人口减少、老龄化，经济规模继续萎缩，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大三学生，专业为经济和东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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