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江苏睢宁“一毛钱维稳”：四万条求助短信九成办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17:39:11
凤凰网资讯 > 大陆 > 正文2011年02月27日 08:12
来源：中国网 作者：鞠靖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2/27/4873946_0.shtml
江苏睢宁“一毛钱维稳”
发给书记县长的四万条求助短信九成办结
一位老人发短信给书记王天琦说：“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为民办事的王青天，否则就不是。”原来老人和一位老太太互相看中，准备办喜事，却遭双方子女反对，于是要王天琦帮忙解决。王天琦不得不把妇联主任找来，让她撮合撮合。
2010年12月底，江苏睢宁县伙房村的陈计生给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发了条短信，说是干旱无水，小麦快旱死了。当晚7点，他就接到了农业局的电话，告诉他已经通知了水库管理处，马上就放水。
这是陈计生第二次给王天琦发短信。上一次是2008年8月，他买到了假农药，主管部门却不帮他处理，只好发短信投诉。三小时后，县纪委和他联系，并派人陪他们找生产厂家索赔。
有事发短信，似乎已经成为睢宁人的一句口头语。自从2008年8月向社会公布手机号码，书记王天琦和县长王军已经收到各种短信39595条，办结了其中的90%。
真假短信引发“短信问政”
睢宁县的“短信问政”，起源于一条假短信和一条真短信。
2008年7月底，有人给县委书记王天琦发短信，说有外地客商在睢宁遭到殴打。王天琦立即落实人调查，发现不过是一场买煎饼引发的普通争执。
其后半个月，这条虚假短信成了睢宁最大事件。8月7日，当地报纸《今日睢宁》用两个整版剖析这条短信，发信人也受到了治安处罚。一条虚假短信，被上升到了“转化民风”和“软环境治理”的高度。
与此同时，一条真短信则成为这组报道的注脚。有短信向王天琦反映，该县威尼斯商城一家快运公司深夜卸货扰民，有关部门不理不睬，居民只好堵住商城入口。这一事件后来直接导致县环保局长被免职。
一周后，《今日睢宁》刊登了对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袁邦庆的采访，袁称受王书记和王县长的委托，向社会公布书记、县长的手机号码：欢迎群众反映问题。他同时提醒，县主要领导有时开会、接待陪同省市领导工作很忙，大家反映问题打电话有时可能领导不便接听，因此如果确需直接向县主要领导反映问题，尽量以短信或书面形式反映。
前述受过治安处罚的发信人也在报纸上现身说法。在这篇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向县领导发短信》的访谈里，他说：“这次事件中我虽然受到的待遇有些不公，内心有点郁闷，但只要王书记肯定发信息反映情况这种办法，我还是会发信息给王书记的。”
四天后，《今日睢宁》报刊登了全县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号码，该报一时洛阳纸贵，本来发行近三万份，加印近三万份后仍不够发。
又过了一周，该报又发表题为《领导干部公开的号码是真的还是假的，通还是不通？》，睢宁县经济110办公室拨打公布的号码，发现有一批干部的手机关机或者没人接。结果这些干部的名字被该报公布。
“看看是不是真书记”
县委书记和县长手机号码一公布，电话、短信铺天盖地而来。
此前，江苏盐城、云南昆明等地也都公布了领导干部手机号。和这些地方一样，很多人打王天琦的电话，只为了“看看是不是真的书记”。那段时间王天琦每天接电话、看短信忙到手软。他说，这样可不行，什么工作都不要做了。他有两个手机，对外公布的手机在秘书手上，由秘书负责处理。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不再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书记在开会，也可能听不清楚，还不如发个短信，能让他记得清楚。”
9月11日，《今日睢宁》第一次公布了县委书记王天琦的“短信信息一览表”。10天后，县长王军收到的短信也公布了，同时公布的还有每条短信的处理结果。人们开始意识到，与打电话相比，短信有它独特的优势。
打电话的人锐减，而短信激增，连秘书也处理不过来。处理工作，最终交给了县委县政府督查室。
2009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王磊调到督查室，负责书记县长短信的处理工作。王磊是2009年7月睢宁县引进的95名人才之一，也是其中惟一的博士。
王磊说，那段时间，他每天8小时都在处理短信。典型的处理程序是：书记、县长收到短信后，秘书转发给督查室，督查室的软件会自动向发信人回复“收到”。王磊要写出每一条短信的摘要，制表编号，交给督查室负责人签批承办单位，再转发给各部门的一把手。这些单位5天内必须有反馈。
睢宁县督查室主任朱友强说，起初并没有督办程序，后来发现有个别领导不重视，造成发信人重复发短信，于是有了督办和回访程序，办理不力的还要问责。
一个典型案例是县规划局。2009年11月初，王天琦接到一条反映违章搭建的短信，督查室转给县规划局长，要求调查处理。两天后，规划局回复：“已派员调查落实，责令开发商按规划实施，清理违章搭建。”但事实是，规划局并未实地调查，违建也未清理。
此后一个多月里，举报这处违建的短信仍不停地发给书记、县长，屡次交办的结果是，规划局回复说“短信内容失实”、“没有违建”。而实际上，一名当事人已抢建一栋三层330平方米的楼房；另一名当事人则私建了10间楼房和院墙。
最终，2010年1月，包括原县规划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原县国土局直属所所长在内的7名官员被免职或撤职，另有6名责任人受到处理，两处违章建筑也被拆除。
睢宁县每年要评选“十佳短信”、“十差短信”，每年还有一次手机短信办理工作会议，对短信办理情况好的部门表彰，对办理情况不好的部门给予批评。
朱友强说，对于短信办理情况，有一套专门的评估标准：“首先是这个单位的短信量应该处于递减状态；第二，短信量多也不怕，只要所有的短信都解决好，我们回访的满意率要高；第三，不能总是有重复短信。”
统计显示，从2008年8月开始，书记、县长收到的短信总计近4万条，回复率100%，办结率90%。短信并不能包治百病。每个月都有大量短信反映大病救助、因病致贫等问题，但受政策所限，书记、县长也无法解决。朱友强说，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向发信人解释办不了的原因，尽量解决一点困难。凤凰网资讯 > 大陆 > 正文2011年02月27日 08:12
来源：中国网 作者：鞠靖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2/27/4873946_0.shtml
江苏睢宁“一毛钱维稳”
发给书记县长的四万条求助短信九成办结
一位老人发短信给书记王天琦说：“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为民办事的王青天，否则就不是。”原来老人和一位老太太互相看中，准备办喜事，却遭双方子女反对，于是要王天琦帮忙解决。王天琦不得不把妇联主任找来，让她撮合撮合。
2010年12月底，江苏睢宁县伙房村的陈计生给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发了条短信，说是干旱无水，小麦快旱死了。当晚7点，他就接到了农业局的电话，告诉他已经通知了水库管理处，马上就放水。
这是陈计生第二次给王天琦发短信。上一次是2008年8月，他买到了假农药，主管部门却不帮他处理，只好发短信投诉。三小时后，县纪委和他联系，并派人陪他们找生产厂家索赔。
有事发短信，似乎已经成为睢宁人的一句口头语。自从2008年8月向社会公布手机号码，书记王天琦和县长王军已经收到各种短信39595条，办结了其中的90%。
真假短信引发“短信问政”
睢宁县的“短信问政”，起源于一条假短信和一条真短信。
2008年7月底，有人给县委书记王天琦发短信，说有外地客商在睢宁遭到殴打。王天琦立即落实人调查，发现不过是一场买煎饼引发的普通争执。
其后半个月，这条虚假短信成了睢宁最大事件。8月7日，当地报纸《今日睢宁》用两个整版剖析这条短信，发信人也受到了治安处罚。一条虚假短信，被上升到了“转化民风”和“软环境治理”的高度。
与此同时，一条真短信则成为这组报道的注脚。有短信向王天琦反映，该县威尼斯商城一家快运公司深夜卸货扰民，有关部门不理不睬，居民只好堵住商城入口。这一事件后来直接导致县环保局长被免职。
一周后，《今日睢宁》刊登了对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袁邦庆的采访，袁称受王书记和王县长的委托，向社会公布书记、县长的手机号码：欢迎群众反映问题。他同时提醒，县主要领导有时开会、接待陪同省市领导工作很忙，大家反映问题打电话有时可能领导不便接听，因此如果确需直接向县主要领导反映问题，尽量以短信或书面形式反映。
前述受过治安处罚的发信人也在报纸上现身说法。在这篇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向县领导发短信》的访谈里，他说：“这次事件中我虽然受到的待遇有些不公，内心有点郁闷，但只要王书记肯定发信息反映情况这种办法，我还是会发信息给王书记的。”
四天后，《今日睢宁》报刊登了全县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号码，该报一时洛阳纸贵，本来发行近三万份，加印近三万份后仍不够发。
又过了一周，该报又发表题为《领导干部公开的号码是真的还是假的，通还是不通？》，睢宁县经济110办公室拨打公布的号码，发现有一批干部的手机关机或者没人接。结果这些干部的名字被该报公布。
“看看是不是真书记”
县委书记和县长手机号码一公布，电话、短信铺天盖地而来。
此前，江苏盐城、云南昆明等地也都公布了领导干部手机号。和这些地方一样，很多人打王天琦的电话，只为了“看看是不是真的书记”。那段时间王天琦每天接电话、看短信忙到手软。他说，这样可不行，什么工作都不要做了。他有两个手机，对外公布的手机在秘书手上，由秘书负责处理。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不再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书记在开会，也可能听不清楚，还不如发个短信，能让他记得清楚。”
9月11日，《今日睢宁》第一次公布了县委书记王天琦的“短信信息一览表”。10天后，县长王军收到的短信也公布了，同时公布的还有每条短信的处理结果。人们开始意识到，与打电话相比，短信有它独特的优势。
打电话的人锐减，而短信激增，连秘书也处理不过来。处理工作，最终交给了县委县政府督查室。
2009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王磊调到督查室，负责书记县长短信的处理工作。王磊是2009年7月睢宁县引进的95名人才之一，也是其中惟一的博士。
王磊说，那段时间，他每天8小时都在处理短信。典型的处理程序是：书记、县长收到短信后，秘书转发给督查室，督查室的软件会自动向发信人回复“收到”。王磊要写出每一条短信的摘要，制表编号，交给督查室负责人签批承办单位，再转发给各部门的一把手。这些单位5天内必须有反馈。
睢宁县督查室主任朱友强说，起初并没有督办程序，后来发现有个别领导不重视，造成发信人重复发短信，于是有了督办和回访程序，办理不力的还要问责。
一个典型案例是县规划局。2009年11月初，王天琦接到一条反映违章搭建的短信，督查室转给县规划局长，要求调查处理。两天后，规划局回复：“已派员调查落实，责令开发商按规划实施，清理违章搭建。”但事实是，规划局并未实地调查，违建也未清理。
此后一个多月里，举报这处违建的短信仍不停地发给书记、县长，屡次交办的结果是，规划局回复说“短信内容失实”、“没有违建”。而实际上，一名当事人已抢建一栋三层330平方米的楼房；另一名当事人则私建了10间楼房和院墙。
最终，2010年1月，包括原县规划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原县国土局直属所所长在内的7名官员被免职或撤职，另有6名责任人受到处理，两处违章建筑也被拆除。
睢宁县每年要评选“十佳短信”、“十差短信”，每年还有一次手机短信办理工作会议，对短信办理情况好的部门表彰，对办理情况不好的部门给予批评。
朱友强说，对于短信办理情况，有一套专门的评估标准：“首先是这个单位的短信量应该处于递减状态；第二，短信量多也不怕，只要所有的短信都解决好，我们回访的满意率要高；第三，不能总是有重复短信。”
统计显示，从2008年8月开始，书记、县长收到的短信总计近4万条，回复率100%，办结率90%。短信并不能包治百病。每个月都有大量短信反映大病救助、因病致贫等问题，但受政策所限，书记、县长也无法解决。朱友强说，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向发信人解释办不了的原因，尽量解决一点困难。
来源：中国网 作者：鞠靖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2/27/4873946_0.shtml
江苏睢宁“一毛钱维稳”
发给书记县长的四万条求助短信九成办结
一位老人发短信给书记王天琦说：“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为民办事的王青天，否则就不是。”原来老人和一位老太太互相看中，准备办喜事，却遭双方子女反对，于是要王天琦帮忙解决。王天琦不得不把妇联主任找来，让她撮合撮合。
2010年12月底，江苏睢宁县伙房村的陈计生给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发了条短信，说是干旱无水，小麦快旱死了。当晚7点，他就接到了农业局的电话，告诉他已经通知了水库管理处，马上就放水。
这是陈计生第二次给王天琦发短信。上一次是2008年8月，他买到了假农药，主管部门却不帮他处理，只好发短信投诉。三小时后，县纪委和他联系，并派人陪他们找生产厂家索赔。
有事发短信，似乎已经成为睢宁人的一句口头语。自从2008年8月向社会公布手机号码，书记王天琦和县长王军已经收到各种短信39595条，办结了其中的90%。
真假短信引发“短信问政”
睢宁县的“短信问政”，起源于一条假短信和一条真短信。
2008年7月底，有人给县委书记王天琦发短信，说有外地客商在睢宁遭到殴打。王天琦立即落实人调查，发现不过是一场买煎饼引发的普通争执。
其后半个月，这条虚假短信成了睢宁最大事件。8月7日，当地报纸《今日睢宁》用两个整版剖析这条短信，发信人也受到了治安处罚。一条虚假短信，被上升到了“转化民风”和“软环境治理”的高度。
与此同时，一条真短信则成为这组报道的注脚。有短信向王天琦反映，该县威尼斯商城一家快运公司深夜卸货扰民，有关部门不理不睬，居民只好堵住商城入口。这一事件后来直接导致县环保局长被免职。
一周后，《今日睢宁》刊登了对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袁邦庆的采访，袁称受王书记和王县长的委托，向社会公布书记、县长的手机号码：欢迎群众反映问题。他同时提醒，县主要领导有时开会、接待陪同省市领导工作很忙，大家反映问题打电话有时可能领导不便接听，因此如果确需直接向县主要领导反映问题，尽量以短信或书面形式反映。
前述受过治安处罚的发信人也在报纸上现身说法。在这篇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向县领导发短信》的访谈里，他说：“这次事件中我虽然受到的待遇有些不公，内心有点郁闷，但只要王书记肯定发信息反映情况这种办法，我还是会发信息给王书记的。”
四天后，《今日睢宁》报刊登了全县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号码，该报一时洛阳纸贵，本来发行近三万份，加印近三万份后仍不够发。
又过了一周，该报又发表题为《领导干部公开的号码是真的还是假的，通还是不通？》，睢宁县经济110办公室拨打公布的号码，发现有一批干部的手机关机或者没人接。结果这些干部的名字被该报公布。
“看看是不是真书记”
县委书记和县长手机号码一公布，电话、短信铺天盖地而来。
此前，江苏盐城、云南昆明等地也都公布了领导干部手机号。和这些地方一样，很多人打王天琦的电话，只为了“看看是不是真的书记”。那段时间王天琦每天接电话、看短信忙到手软。他说，这样可不行，什么工作都不要做了。他有两个手机，对外公布的手机在秘书手上，由秘书负责处理。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不再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书记在开会，也可能听不清楚，还不如发个短信，能让他记得清楚。”
9月11日，《今日睢宁》第一次公布了县委书记王天琦的“短信信息一览表”。10天后，县长王军收到的短信也公布了，同时公布的还有每条短信的处理结果。人们开始意识到，与打电话相比，短信有它独特的优势。
打电话的人锐减，而短信激增，连秘书也处理不过来。处理工作，最终交给了县委县政府督查室。
2009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王磊调到督查室，负责书记县长短信的处理工作。王磊是2009年7月睢宁县引进的95名人才之一，也是其中惟一的博士。
王磊说，那段时间，他每天8小时都在处理短信。典型的处理程序是：书记、县长收到短信后，秘书转发给督查室，督查室的软件会自动向发信人回复“收到”。王磊要写出每一条短信的摘要，制表编号，交给督查室负责人签批承办单位，再转发给各部门的一把手。这些单位5天内必须有反馈。
睢宁县督查室主任朱友强说，起初并没有督办程序，后来发现有个别领导不重视，造成发信人重复发短信，于是有了督办和回访程序，办理不力的还要问责。
一个典型案例是县规划局。2009年11月初，王天琦接到一条反映违章搭建的短信，督查室转给县规划局长，要求调查处理。两天后，规划局回复：“已派员调查落实，责令开发商按规划实施，清理违章搭建。”但事实是，规划局并未实地调查，违建也未清理。
此后一个多月里，举报这处违建的短信仍不停地发给书记、县长，屡次交办的结果是，规划局回复说“短信内容失实”、“没有违建”。而实际上，一名当事人已抢建一栋三层330平方米的楼房；另一名当事人则私建了10间楼房和院墙。
最终，2010年1月，包括原县规划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原县国土局直属所所长在内的7名官员被免职或撤职，另有6名责任人受到处理，两处违章建筑也被拆除。
睢宁县每年要评选“十佳短信”、“十差短信”，每年还有一次手机短信办理工作会议，对短信办理情况好的部门表彰，对办理情况不好的部门给予批评。
朱友强说，对于短信办理情况，有一套专门的评估标准：“首先是这个单位的短信量应该处于递减状态；第二，短信量多也不怕，只要所有的短信都解决好，我们回访的满意率要高；第三，不能总是有重复短信。”
统计显示，从2008年8月开始，书记、县长收到的短信总计近4万条，回复率100%，办结率90%。短信并不能包治百病。每个月都有大量短信反映大病救助、因病致贫等问题，但受政策所限，书记、县长也无法解决。朱友强说，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向发信人解释办不了的原因，尽量解决一点困难。凤凰网资讯 > 大陆 > 正文2011年02月27日 08:12
来源：中国网 作者：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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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睢宁“一毛钱维稳”
发给书记县长的四万条求助短信九成办结
一位老人发短信给书记王天琦说：“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就是为民办事的王青天，否则就不是。”原来老人和一位老太太互相看中，准备办喜事，却遭双方子女反对，于是要王天琦帮忙解决。王天琦不得不把妇联主任找来，让她撮合撮合。
2010年12月底，江苏睢宁县伙房村的陈计生给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发了条短信，说是干旱无水，小麦快旱死了。当晚7点，他就接到了农业局的电话，告诉他已经通知了水库管理处，马上就放水。
这是陈计生第二次给王天琦发短信。上一次是2008年8月，他买到了假农药，主管部门却不帮他处理，只好发短信投诉。三小时后，县纪委和他联系，并派人陪他们找生产厂家索赔。
有事发短信，似乎已经成为睢宁人的一句口头语。自从2008年8月向社会公布手机号码，书记王天琦和县长王军已经收到各种短信39595条，办结了其中的90%。
真假短信引发“短信问政”
睢宁县的“短信问政”，起源于一条假短信和一条真短信。
2008年7月底，有人给县委书记王天琦发短信，说有外地客商在睢宁遭到殴打。王天琦立即落实人调查，发现不过是一场买煎饼引发的普通争执。
其后半个月，这条虚假短信成了睢宁最大事件。8月7日，当地报纸《今日睢宁》用两个整版剖析这条短信，发信人也受到了治安处罚。一条虚假短信，被上升到了“转化民风”和“软环境治理”的高度。
与此同时，一条真短信则成为这组报道的注脚。有短信向王天琦反映，该县威尼斯商城一家快运公司深夜卸货扰民，有关部门不理不睬，居民只好堵住商城入口。这一事件后来直接导致县环保局长被免职。
一周后，《今日睢宁》刊登了对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袁邦庆的采访，袁称受王书记和王县长的委托，向社会公布书记、县长的手机号码：欢迎群众反映问题。他同时提醒，县主要领导有时开会、接待陪同省市领导工作很忙，大家反映问题打电话有时可能领导不便接听，因此如果确需直接向县主要领导反映问题，尽量以短信或书面形式反映。
前述受过治安处罚的发信人也在报纸上现身说法。在这篇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向县领导发短信》的访谈里，他说：“这次事件中我虽然受到的待遇有些不公，内心有点郁闷，但只要王书记肯定发信息反映情况这种办法，我还是会发信息给王书记的。”
四天后，《今日睢宁》报刊登了全县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号码，该报一时洛阳纸贵，本来发行近三万份，加印近三万份后仍不够发。
又过了一周，该报又发表题为《领导干部公开的号码是真的还是假的，通还是不通？》，睢宁县经济110办公室拨打公布的号码，发现有一批干部的手机关机或者没人接。结果这些干部的名字被该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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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和县长手机号码一公布，电话、短信铺天盖地而来。
此前，江苏盐城、云南昆明等地也都公布了领导干部手机号。和这些地方一样，很多人打王天琦的电话，只为了“看看是不是真的书记”。那段时间王天琦每天接电话、看短信忙到手软。他说，这样可不行，什么工作都不要做了。他有两个手机，对外公布的手机在秘书手上，由秘书负责处理。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不再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书记在开会，也可能听不清楚，还不如发个短信，能让他记得清楚。”
9月11日，《今日睢宁》第一次公布了县委书记王天琦的“短信信息一览表”。10天后，县长王军收到的短信也公布了，同时公布的还有每条短信的处理结果。人们开始意识到，与打电话相比，短信有它独特的优势。
打电话的人锐减，而短信激增，连秘书也处理不过来。处理工作，最终交给了县委县政府督查室。
2009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王磊调到督查室，负责书记县长短信的处理工作。王磊是2009年7月睢宁县引进的95名人才之一，也是其中惟一的博士。
王磊说，那段时间，他每天8小时都在处理短信。典型的处理程序是：书记、县长收到短信后，秘书转发给督查室，督查室的软件会自动向发信人回复“收到”。王磊要写出每一条短信的摘要，制表编号，交给督查室负责人签批承办单位，再转发给各部门的一把手。这些单位5天内必须有反馈。
睢宁县督查室主任朱友强说，起初并没有督办程序，后来发现有个别领导不重视，造成发信人重复发短信，于是有了督办和回访程序，办理不力的还要问责。
一个典型案例是县规划局。2009年11月初，王天琦接到一条反映违章搭建的短信，督查室转给县规划局长，要求调查处理。两天后，规划局回复：“已派员调查落实，责令开发商按规划实施，清理违章搭建。”但事实是，规划局并未实地调查，违建也未清理。
此后一个多月里，举报这处违建的短信仍不停地发给书记、县长，屡次交办的结果是，规划局回复说“短信内容失实”、“没有违建”。而实际上，一名当事人已抢建一栋三层330平方米的楼房；另一名当事人则私建了10间楼房和院墙。
最终，2010年1月，包括原县规划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原县国土局直属所所长在内的7名官员被免职或撤职，另有6名责任人受到处理，两处违章建筑也被拆除。
睢宁县每年要评选“十佳短信”、“十差短信”，每年还有一次手机短信办理工作会议，对短信办理情况好的部门表彰，对办理情况不好的部门给予批评。
朱友强说，对于短信办理情况，有一套专门的评估标准：“首先是这个单位的短信量应该处于递减状态；第二，短信量多也不怕，只要所有的短信都解决好，我们回访的满意率要高；第三，不能总是有重复短信。”
统计显示，从2008年8月开始，书记、县长收到的短信总计近4万条，回复率100%，办结率90%。短信并不能包治百病。每个月都有大量短信反映大病救助、因病致贫等问题，但受政策所限，书记、县长也无法解决。朱友强说，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向发信人解释办不了的原因，尽量解决一点困难。
有一种办结叫：已提交相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