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江苏睢宁行政改革拒说官话 有63句“禁忌语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1 00:20:07
2009年10月26日07:56 来源：《中国青年报》
“官话”、“套话”是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一堵无形的墙。自成一体的官方话语体系很难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更难让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如此，这套话语体系也让一些参加会议的干部感到“很痛苦”。
工作名称大白话，压缩会议时间，江苏睢宁发起的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是对“官话、套话、大话、废话”的一次大胆挑战。改革以连续下发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制度化推动，在国内极为罕见。
目前，这项改革仍在探索当中，但所取得的效果，已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想。
从2008年开始，江苏睢宁发起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拿会议和干部讲话“开刀”。长期以来，睢宁县的会议大多冗长沉闷，效率低下，干部讲话中充斥着“套话、废话”。
“讲套话、废话没有风险”，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说。“但这种做法反映了干部在回避责任，使职能部门工作效率低下，可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睢宁对此的态度就两个字——‘打住’！”
前不久，睢宁发布《关于会议讲话强制终止制度的意见》，这是该县发起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开始后，第五次出台相关红头文件。
63句禁忌语言
与“话怎么说”、“会怎么开”相比，“事怎么办”则反映了行政行为的改变。对此，睢宁县县长王军用12个字进行概括：按规矩、凭良心、讲诚信、高效率。
王军说，要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变成具体的行动、实际的效果、人民的利益。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多干暖民心的事，多办利民生的事，多办惠及长远的事。
在睢城镇城东村，有一座架设在小延河上的桥。2003年下半年，这座桥倒塌了。由于村里经济状况不好，一直没有修，经常有车栽到桥下。村里一连打了几次报告，也没有解决。
2008年年底的一次会上，城东村村民魏为正现场向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几天后，就有相关部门派人到现场考察。今年3月，正式开始动工；8月，这座桥就修好了。
“这个桥比以前的还大，还好。”魏为正说，最近一两年来，明显感觉县里的官跟群众说大道理、大政策的少了，都说具体的事情，而且说到做到，不说大话。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睢宁群众下访之风很盛，县政府大门被堵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次睢宁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使信访工作“直接受益”。“事怎么办”在信访工作中收到了超出预料的效果。
睢宁县信访局副局长王耀先说，以前，下访群众一般情绪容易激动，一些矛盾被激化，跟干部的说话和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结果，睢宁信访量居高不下，群众甚至围堵政府大门。
王耀先说，近两年，县委、县政府对信访工作提出要求，对信访工作中的干部语言和办理方式制定了标准，接访干部与群众交流时，很少再出现“野蛮”、“冷淡”的情况。
睢宁县信访局内部有一个小册子，是县委、县政府要求制定执行的。在这本小册子上，除了“处理信访事项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文明用语”外，还有一项“禁忌语言”，一共有63句话，是严禁接访干部对群众说的：“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你快点，我还有事”、“我的态度就这样，你能怎样”、“你愿意上哪告，就上哪告”、“我解决不了，愿意找谁找谁去”、“谁说的你找谁”、“等你把文件看懂了再来办理”、“就这么处理，告哪也没用”……
“为什么一部分干部不敢担当？比如接待来访，有的干部说的话让来访者半天听不懂，模棱两可，含含糊糊。这就是这些干部说的话不符合人性特点，不符合生活规律，不符合工作需要。”王耀先说。
事实上，王天琦每次接访的情景，也对其他干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21岁的王秀婷是睢宁县姚集镇马营村村民，母亲早年离家出走，父亲带着她们姊妹三个和大伯的一个遗孤一起生活。2008年4月，王秀婷的父亲被查出患了白血病，这个家庭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无奈之下，去年7月，王秀婷到县政府下访，遇到了正在接访的王天琦。
“他坐在那里很和气，一点都没觉得他是那么大的官。”王秀婷说，王天琦管她叫“秀婷”，感觉很亲切，先是询问她家的情况，然后说“你还这么小，让你承受这么多压力，不公平”，并鼓励她“坚持下去”。
后来，县民政局、慈善会分别对王秀婷给予了经济上的帮助。王秀婷父亲的治疗费用也可以在医保框架内报销，大伯的遗孤被定为“五保”，由政府供养。
这次改革的推行，让睢宁在两年多时间里摘掉了“睢人好讼”的历史帽子。
会场里的革命
长期以来，对于睢宁县的干部而言，开会是件很考验“功夫”的事。“一个人就能说一个半小时，讲得大家都到外边去抽烟、聊天。”
“很多人都练出来了，屁股坐得住，但就算这样，也有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一位干部回忆，在2002年的一次干部动员大会上，当时的县委书记从上午8点一直讲到下午两点多，“他实在太能讲了，光开场白就讲了40分钟。我们实在扛不住，饿极了，中午大家就轮流从后门悄悄跑出去吃拉面。”
睢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赵李引用两个来自互联网的资料对此进行批评：一是中国官员讲话频率最高的12个词，分别为“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重要讲话、严肃处理、有效措施、不尽如人意、一定的、基本上、阶段性成果、力度、负增长、工作需要”；二是一位网民所列的官话套话：“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
“这些官话、套话疏远了我们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以至让人民群众感到厌烦，成为网民的笑柄。”赵李说。
“大家很厌烦听那样的讲话，但自己讲的时候，有时也是那样，又让别人烦。”一位干部说，这种现象也不是只有睢宁有，各地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
从一年多以前开始，随着一项改革的提出和实施，在睢宁的各个会场上，传统的“套路”开始发生改变。
在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中，会议和干部讲话被强制要求“减肥”，干部讲话超出规定的时间将被强制终止；各级各类文件的字数，也有了明确规定。
强制性措施起到了明显效果。冗长沉闷的会议越来越少，“不说废话，不浪费时间”的会议越来越多。
在县里，年度和半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是比较重要的例行会议，“以前一开就是一天半，领导最起码每人说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用一天时间讨论，最后全是废话；现在比较重要的会，开会时间也不到半天。”参加过多次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位县发改委干部对这种变化感受明显。
2009年9月25日，睢宁组织了一次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动员会，会议本身就体现了改革的要求。包括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在内的全县所有职能部门和各乡镇负责人几乎都到齐了，前后十多位领导和干部发言，会议一共才进行了70多分钟。
在这次会议上，每位干部发言不得超过6分钟，每个上台的人开始发言后，会场大屏幕就开始倒计时。其中，王集镇党委书记陈良的发言因超时被强行终止。
“原来开会，手机乱响，有时都得拍桌子。现在的会，干部都很认真，不是纪律要求高了，而是会上‘干货’多了，怕漏掉。”王天琦说，现在开会只有两点要求：一是“捞干的”；二是对于“只推磨不出糊子”，就是没有实质内容的讲话，要求立刻停止，不再浪费大家的时间。
2009年7月18日，睢宁县举行“突破睢宁”战略和县委权力公开运行制度探索报告会，王天琦有一段开场白：今天上午这场报告会，只需要大家认真听、认真领会就可以了，不是安排任务，不需要大家像平时开工作会一样一、二、三、四记下来。如果大家坐累了，可以仰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听，只要不打呼噜就行。
“整场报告会没有一个睡觉的，也没有手机响，大家听得都很认真。”县委和县政府督察室主任彭燕说，“内容虽不是安排任务，但都是跟工作密切相关的。”
王天琦说，改革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简单说就是三个方面：话怎么说、会怎么开和事怎么办。“话怎么说”，就是指要讲有用的，说爱听的。讲有用的，就是让人在最短时间内知道你的意图重点、目标方法、路径措施；说爱听的，就是一些会议，比如庆祝活动，领导到会主要体现礼仪，这时要说对大家心情有好处的话，增加干部的魅力。
“会怎么开”，就是指除了要时间短、发言废话少外，还要“开放、互动”，根据会议的不同性质，有的对党内开放，有的对社会开放。
在9月25日的这次动员会上，县委领导现场拟了6个不同的问题，分别写在6张纸条上，然后请嘉宾任意抽取6位参会干部的名字，上台随机抽取问题进行回答。
此时，会场上气氛显得很活跃。一位参会干部说，有点担心自己被抽上，遇到棘手的问题，或许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尴尬，但也觉得“这样挺有意思，对提高水平有帮助”。
目前，在睢宁，县委常委会、全委会已实现全程电视和网络直播，并且每次会议都专门设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干部和群众现场互动，任何人可以现场提问。这在国内非常罕见。
“党内质询，党外提问，这对干部能力是一种考验。搞好了，干部魅力就上去了；搞不好，这个干部的威信会一落千丈，就下去了。干部敢这样做，是需要底气的，不但语言表达要好，还需要廉洁自律，操守比较好。”王天琦说。2009年10月26日07:56 来源：《中国青年报》
“官话”、“套话”是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一堵无形的墙。自成一体的官方话语体系很难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更难让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如此，这套话语体系也让一些参加会议的干部感到“很痛苦”。
工作名称大白话，压缩会议时间，江苏睢宁发起的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是对“官话、套话、大话、废话”的一次大胆挑战。改革以连续下发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制度化推动，在国内极为罕见。
目前，这项改革仍在探索当中，但所取得的效果，已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想。
从2008年开始，江苏睢宁发起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拿会议和干部讲话“开刀”。长期以来，睢宁县的会议大多冗长沉闷，效率低下，干部讲话中充斥着“套话、废话”。
“讲套话、废话没有风险”，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说。“但这种做法反映了干部在回避责任，使职能部门工作效率低下，可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睢宁对此的态度就两个字——‘打住’！”
前不久，睢宁发布《关于会议讲话强制终止制度的意见》，这是该县发起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开始后，第五次出台相关红头文件。
63句禁忌语言
与“话怎么说”、“会怎么开”相比，“事怎么办”则反映了行政行为的改变。对此，睢宁县县长王军用12个字进行概括：按规矩、凭良心、讲诚信、高效率。
王军说，要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变成具体的行动、实际的效果、人民的利益。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多干暖民心的事，多办利民生的事，多办惠及长远的事。
在睢城镇城东村，有一座架设在小延河上的桥。2003年下半年，这座桥倒塌了。由于村里经济状况不好，一直没有修，经常有车栽到桥下。村里一连打了几次报告，也没有解决。
2008年年底的一次会上，城东村村民魏为正现场向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几天后，就有相关部门派人到现场考察。今年3月，正式开始动工；8月，这座桥就修好了。
“这个桥比以前的还大，还好。”魏为正说，最近一两年来，明显感觉县里的官跟群众说大道理、大政策的少了，都说具体的事情，而且说到做到，不说大话。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睢宁群众下访之风很盛，县政府大门被堵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次睢宁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使信访工作“直接受益”。“事怎么办”在信访工作中收到了超出预料的效果。
睢宁县信访局副局长王耀先说，以前，下访群众一般情绪容易激动，一些矛盾被激化，跟干部的说话和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结果，睢宁信访量居高不下，群众甚至围堵政府大门。
王耀先说，近两年，县委、县政府对信访工作提出要求，对信访工作中的干部语言和办理方式制定了标准，接访干部与群众交流时，很少再出现“野蛮”、“冷淡”的情况。
睢宁县信访局内部有一个小册子，是县委、县政府要求制定执行的。在这本小册子上，除了“处理信访事项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文明用语”外，还有一项“禁忌语言”，一共有63句话，是严禁接访干部对群众说的：“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你快点，我还有事”、“我的态度就这样，你能怎样”、“你愿意上哪告，就上哪告”、“我解决不了，愿意找谁找谁去”、“谁说的你找谁”、“等你把文件看懂了再来办理”、“就这么处理，告哪也没用”……
“为什么一部分干部不敢担当？比如接待来访，有的干部说的话让来访者半天听不懂，模棱两可，含含糊糊。这就是这些干部说的话不符合人性特点，不符合生活规律，不符合工作需要。”王耀先说。
事实上，王天琦每次接访的情景，也对其他干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21岁的王秀婷是睢宁县姚集镇马营村村民，母亲早年离家出走，父亲带着她们姊妹三个和大伯的一个遗孤一起生活。2008年4月，王秀婷的父亲被查出患了白血病，这个家庭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无奈之下，去年7月，王秀婷到县政府下访，遇到了正在接访的王天琦。
“他坐在那里很和气，一点都没觉得他是那么大的官。”王秀婷说，王天琦管她叫“秀婷”，感觉很亲切，先是询问她家的情况，然后说“你还这么小，让你承受这么多压力，不公平”，并鼓励她“坚持下去”。
后来，县民政局、慈善会分别对王秀婷给予了经济上的帮助。王秀婷父亲的治疗费用也可以在医保框架内报销，大伯的遗孤被定为“五保”，由政府供养。
这次改革的推行，让睢宁在两年多时间里摘掉了“睢人好讼”的历史帽子。
会场里的革命
长期以来，对于睢宁县的干部而言，开会是件很考验“功夫”的事。“一个人就能说一个半小时，讲得大家都到外边去抽烟、聊天。”
“很多人都练出来了，屁股坐得住，但就算这样，也有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一位干部回忆，在2002年的一次干部动员大会上，当时的县委书记从上午8点一直讲到下午两点多，“他实在太能讲了，光开场白就讲了40分钟。我们实在扛不住，饿极了，中午大家就轮流从后门悄悄跑出去吃拉面。”
睢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赵李引用两个来自互联网的资料对此进行批评：一是中国官员讲话频率最高的12个词，分别为“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重要讲话、严肃处理、有效措施、不尽如人意、一定的、基本上、阶段性成果、力度、负增长、工作需要”；二是一位网民所列的官话套话：“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
“这些官话、套话疏远了我们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以至让人民群众感到厌烦，成为网民的笑柄。”赵李说。
“大家很厌烦听那样的讲话，但自己讲的时候，有时也是那样，又让别人烦。”一位干部说，这种现象也不是只有睢宁有，各地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
从一年多以前开始，随着一项改革的提出和实施，在睢宁的各个会场上，传统的“套路”开始发生改变。
在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中，会议和干部讲话被强制要求“减肥”，干部讲话超出规定的时间将被强制终止；各级各类文件的字数，也有了明确规定。
强制性措施起到了明显效果。冗长沉闷的会议越来越少，“不说废话，不浪费时间”的会议越来越多。
在县里，年度和半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是比较重要的例行会议，“以前一开就是一天半，领导最起码每人说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用一天时间讨论，最后全是废话；现在比较重要的会，开会时间也不到半天。”参加过多次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位县发改委干部对这种变化感受明显。
2009年9月25日，睢宁组织了一次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动员会，会议本身就体现了改革的要求。包括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在内的全县所有职能部门和各乡镇负责人几乎都到齐了，前后十多位领导和干部发言，会议一共才进行了70多分钟。
在这次会议上，每位干部发言不得超过6分钟，每个上台的人开始发言后，会场大屏幕就开始倒计时。其中，王集镇党委书记陈良的发言因超时被强行终止。
“原来开会，手机乱响，有时都得拍桌子。现在的会，干部都很认真，不是纪律要求高了，而是会上‘干货’多了，怕漏掉。”王天琦说，现在开会只有两点要求：一是“捞干的”；二是对于“只推磨不出糊子”，就是没有实质内容的讲话，要求立刻停止，不再浪费大家的时间。
2009年7月18日，睢宁县举行“突破睢宁”战略和县委权力公开运行制度探索报告会，王天琦有一段开场白：今天上午这场报告会，只需要大家认真听、认真领会就可以了，不是安排任务，不需要大家像平时开工作会一样一、二、三、四记下来。如果大家坐累了，可以仰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听，只要不打呼噜就行。
“整场报告会没有一个睡觉的，也没有手机响，大家听得都很认真。”县委和县政府督察室主任彭燕说，“内容虽不是安排任务，但都是跟工作密切相关的。”
王天琦说，改革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简单说就是三个方面：话怎么说、会怎么开和事怎么办。“话怎么说”，就是指要讲有用的，说爱听的。讲有用的，就是让人在最短时间内知道你的意图重点、目标方法、路径措施；说爱听的，就是一些会议，比如庆祝活动，领导到会主要体现礼仪，这时要说对大家心情有好处的话，增加干部的魅力。
“会怎么开”，就是指除了要时间短、发言废话少外，还要“开放、互动”，根据会议的不同性质，有的对党内开放，有的对社会开放。
在9月25日的这次动员会上，县委领导现场拟了6个不同的问题，分别写在6张纸条上，然后请嘉宾任意抽取6位参会干部的名字，上台随机抽取问题进行回答。
此时，会场上气氛显得很活跃。一位参会干部说，有点担心自己被抽上，遇到棘手的问题，或许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尴尬，但也觉得“这样挺有意思，对提高水平有帮助”。
目前，在睢宁，县委常委会、全委会已实现全程电视和网络直播，并且每次会议都专门设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干部和群众现场互动，任何人可以现场提问。这在国内非常罕见。
“党内质询，党外提问，这对干部能力是一种考验。搞好了，干部魅力就上去了；搞不好，这个干部的威信会一落千丈，就下去了。干部敢这样做，是需要底气的，不但语言表达要好，还需要廉洁自律，操守比较好。”王天琦说。
“官话”、“套话”是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一堵无形的墙。自成一体的官方话语体系很难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更难让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如此，这套话语体系也让一些参加会议的干部感到“很痛苦”。
工作名称大白话，压缩会议时间，江苏睢宁发起的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是对“官话、套话、大话、废话”的一次大胆挑战。改革以连续下发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制度化推动，在国内极为罕见。
目前，这项改革仍在探索当中，但所取得的效果，已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想。
从2008年开始，江苏睢宁发起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拿会议和干部讲话“开刀”。长期以来，睢宁县的会议大多冗长沉闷，效率低下，干部讲话中充斥着“套话、废话”。
“讲套话、废话没有风险”，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说。“但这种做法反映了干部在回避责任，使职能部门工作效率低下，可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睢宁对此的态度就两个字——‘打住’！”
前不久，睢宁发布《关于会议讲话强制终止制度的意见》，这是该县发起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开始后，第五次出台相关红头文件。
63句禁忌语言
与“话怎么说”、“会怎么开”相比，“事怎么办”则反映了行政行为的改变。对此，睢宁县县长王军用12个字进行概括：按规矩、凭良心、讲诚信、高效率。
王军说，要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变成具体的行动、实际的效果、人民的利益。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多干暖民心的事，多办利民生的事，多办惠及长远的事。
在睢城镇城东村，有一座架设在小延河上的桥。2003年下半年，这座桥倒塌了。由于村里经济状况不好，一直没有修，经常有车栽到桥下。村里一连打了几次报告，也没有解决。
2008年年底的一次会上，城东村村民魏为正现场向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几天后，就有相关部门派人到现场考察。今年3月，正式开始动工；8月，这座桥就修好了。
“这个桥比以前的还大，还好。”魏为正说，最近一两年来，明显感觉县里的官跟群众说大道理、大政策的少了，都说具体的事情，而且说到做到，不说大话。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睢宁群众下访之风很盛，县政府大门被堵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次睢宁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使信访工作“直接受益”。“事怎么办”在信访工作中收到了超出预料的效果。
睢宁县信访局副局长王耀先说，以前，下访群众一般情绪容易激动，一些矛盾被激化，跟干部的说话和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结果，睢宁信访量居高不下，群众甚至围堵政府大门。
王耀先说，近两年，县委、县政府对信访工作提出要求，对信访工作中的干部语言和办理方式制定了标准，接访干部与群众交流时，很少再出现“野蛮”、“冷淡”的情况。
睢宁县信访局内部有一个小册子，是县委、县政府要求制定执行的。在这本小册子上，除了“处理信访事项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文明用语”外，还有一项“禁忌语言”，一共有63句话，是严禁接访干部对群众说的：“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你快点，我还有事”、“我的态度就这样，你能怎样”、“你愿意上哪告，就上哪告”、“我解决不了，愿意找谁找谁去”、“谁说的你找谁”、“等你把文件看懂了再来办理”、“就这么处理，告哪也没用”……
“为什么一部分干部不敢担当？比如接待来访，有的干部说的话让来访者半天听不懂，模棱两可，含含糊糊。这就是这些干部说的话不符合人性特点，不符合生活规律，不符合工作需要。”王耀先说。
事实上，王天琦每次接访的情景，也对其他干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21岁的王秀婷是睢宁县姚集镇马营村村民，母亲早年离家出走，父亲带着她们姊妹三个和大伯的一个遗孤一起生活。2008年4月，王秀婷的父亲被查出患了白血病，这个家庭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无奈之下，去年7月，王秀婷到县政府下访，遇到了正在接访的王天琦。
“他坐在那里很和气，一点都没觉得他是那么大的官。”王秀婷说，王天琦管她叫“秀婷”，感觉很亲切，先是询问她家的情况，然后说“你还这么小，让你承受这么多压力，不公平”，并鼓励她“坚持下去”。
后来，县民政局、慈善会分别对王秀婷给予了经济上的帮助。王秀婷父亲的治疗费用也可以在医保框架内报销，大伯的遗孤被定为“五保”，由政府供养。
这次改革的推行，让睢宁在两年多时间里摘掉了“睢人好讼”的历史帽子。
会场里的革命
长期以来，对于睢宁县的干部而言，开会是件很考验“功夫”的事。“一个人就能说一个半小时，讲得大家都到外边去抽烟、聊天。”
“很多人都练出来了，屁股坐得住，但就算这样，也有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一位干部回忆，在2002年的一次干部动员大会上，当时的县委书记从上午8点一直讲到下午两点多，“他实在太能讲了，光开场白就讲了40分钟。我们实在扛不住，饿极了，中午大家就轮流从后门悄悄跑出去吃拉面。”
睢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赵李引用两个来自互联网的资料对此进行批评：一是中国官员讲话频率最高的12个词，分别为“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重要讲话、严肃处理、有效措施、不尽如人意、一定的、基本上、阶段性成果、力度、负增长、工作需要”；二是一位网民所列的官话套话：“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
“这些官话、套话疏远了我们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以至让人民群众感到厌烦，成为网民的笑柄。”赵李说。
“大家很厌烦听那样的讲话，但自己讲的时候，有时也是那样，又让别人烦。”一位干部说，这种现象也不是只有睢宁有，各地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
从一年多以前开始，随着一项改革的提出和实施，在睢宁的各个会场上，传统的“套路”开始发生改变。
在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中，会议和干部讲话被强制要求“减肥”，干部讲话超出规定的时间将被强制终止；各级各类文件的字数，也有了明确规定。
强制性措施起到了明显效果。冗长沉闷的会议越来越少，“不说废话，不浪费时间”的会议越来越多。
在县里，年度和半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是比较重要的例行会议，“以前一开就是一天半，领导最起码每人说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用一天时间讨论，最后全是废话；现在比较重要的会，开会时间也不到半天。”参加过多次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位县发改委干部对这种变化感受明显。
2009年9月25日，睢宁组织了一次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动员会，会议本身就体现了改革的要求。包括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在内的全县所有职能部门和各乡镇负责人几乎都到齐了，前后十多位领导和干部发言，会议一共才进行了70多分钟。
在这次会议上，每位干部发言不得超过6分钟，每个上台的人开始发言后，会场大屏幕就开始倒计时。其中，王集镇党委书记陈良的发言因超时被强行终止。
“原来开会，手机乱响，有时都得拍桌子。现在的会，干部都很认真，不是纪律要求高了，而是会上‘干货’多了，怕漏掉。”王天琦说，现在开会只有两点要求：一是“捞干的”；二是对于“只推磨不出糊子”，就是没有实质内容的讲话，要求立刻停止，不再浪费大家的时间。
2009年7月18日，睢宁县举行“突破睢宁”战略和县委权力公开运行制度探索报告会，王天琦有一段开场白：今天上午这场报告会，只需要大家认真听、认真领会就可以了，不是安排任务，不需要大家像平时开工作会一样一、二、三、四记下来。如果大家坐累了，可以仰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听，只要不打呼噜就行。
“整场报告会没有一个睡觉的，也没有手机响，大家听得都很认真。”县委和县政府督察室主任彭燕说，“内容虽不是安排任务，但都是跟工作密切相关的。”
王天琦说，改革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简单说就是三个方面：话怎么说、会怎么开和事怎么办。“话怎么说”，就是指要讲有用的，说爱听的。讲有用的，就是让人在最短时间内知道你的意图重点、目标方法、路径措施；说爱听的，就是一些会议，比如庆祝活动，领导到会主要体现礼仪，这时要说对大家心情有好处的话，增加干部的魅力。
“会怎么开”，就是指除了要时间短、发言废话少外，还要“开放、互动”，根据会议的不同性质，有的对党内开放，有的对社会开放。
在9月25日的这次动员会上，县委领导现场拟了6个不同的问题，分别写在6张纸条上，然后请嘉宾任意抽取6位参会干部的名字，上台随机抽取问题进行回答。
此时，会场上气氛显得很活跃。一位参会干部说，有点担心自己被抽上，遇到棘手的问题，或许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尴尬，但也觉得“这样挺有意思，对提高水平有帮助”。
目前，在睢宁，县委常委会、全委会已实现全程电视和网络直播，并且每次会议都专门设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干部和群众现场互动，任何人可以现场提问。这在国内非常罕见。
“党内质询，党外提问，这对干部能力是一种考验。搞好了，干部魅力就上去了；搞不好，这个干部的威信会一落千丈，就下去了。干部敢这样做，是需要底气的，不但语言表达要好，还需要廉洁自律，操守比较好。”王天琦说。2009年10月26日07:56 来源：《中国青年报》
“官话”、“套话”是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一堵无形的墙。自成一体的官方话语体系很难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更难让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如此，这套话语体系也让一些参加会议的干部感到“很痛苦”。
工作名称大白话，压缩会议时间，江苏睢宁发起的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是对“官话、套话、大话、废话”的一次大胆挑战。改革以连续下发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制度化推动，在国内极为罕见。
目前，这项改革仍在探索当中，但所取得的效果，已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想。
从2008年开始，江苏睢宁发起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拿会议和干部讲话“开刀”。长期以来，睢宁县的会议大多冗长沉闷，效率低下，干部讲话中充斥着“套话、废话”。
“讲套话、废话没有风险”，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说。“但这种做法反映了干部在回避责任，使职能部门工作效率低下，可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睢宁对此的态度就两个字——‘打住’！”
前不久，睢宁发布《关于会议讲话强制终止制度的意见》，这是该县发起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开始后，第五次出台相关红头文件。
63句禁忌语言
与“话怎么说”、“会怎么开”相比，“事怎么办”则反映了行政行为的改变。对此，睢宁县县长王军用12个字进行概括：按规矩、凭良心、讲诚信、高效率。
王军说，要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变成具体的行动、实际的效果、人民的利益。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多干暖民心的事，多办利民生的事，多办惠及长远的事。
在睢城镇城东村，有一座架设在小延河上的桥。2003年下半年，这座桥倒塌了。由于村里经济状况不好，一直没有修，经常有车栽到桥下。村里一连打了几次报告，也没有解决。
2008年年底的一次会上，城东村村民魏为正现场向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几天后，就有相关部门派人到现场考察。今年3月，正式开始动工；8月，这座桥就修好了。
“这个桥比以前的还大，还好。”魏为正说，最近一两年来，明显感觉县里的官跟群众说大道理、大政策的少了，都说具体的事情，而且说到做到，不说大话。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睢宁群众下访之风很盛，县政府大门被堵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次睢宁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使信访工作“直接受益”。“事怎么办”在信访工作中收到了超出预料的效果。
睢宁县信访局副局长王耀先说，以前，下访群众一般情绪容易激动，一些矛盾被激化，跟干部的说话和处理方式有很大关系。结果，睢宁信访量居高不下，群众甚至围堵政府大门。
王耀先说，近两年，县委、县政府对信访工作提出要求，对信访工作中的干部语言和办理方式制定了标准，接访干部与群众交流时，很少再出现“野蛮”、“冷淡”的情况。
睢宁县信访局内部有一个小册子，是县委、县政府要求制定执行的。在这本小册子上，除了“处理信访事项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文明用语”外，还有一项“禁忌语言”，一共有63句话，是严禁接访干部对群众说的：“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你快点，我还有事”、“我的态度就这样，你能怎样”、“你愿意上哪告，就上哪告”、“我解决不了，愿意找谁找谁去”、“谁说的你找谁”、“等你把文件看懂了再来办理”、“就这么处理，告哪也没用”……
“为什么一部分干部不敢担当？比如接待来访，有的干部说的话让来访者半天听不懂，模棱两可，含含糊糊。这就是这些干部说的话不符合人性特点，不符合生活规律，不符合工作需要。”王耀先说。
事实上，王天琦每次接访的情景，也对其他干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21岁的王秀婷是睢宁县姚集镇马营村村民，母亲早年离家出走，父亲带着她们姊妹三个和大伯的一个遗孤一起生活。2008年4月，王秀婷的父亲被查出患了白血病，这个家庭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无奈之下，去年7月，王秀婷到县政府下访，遇到了正在接访的王天琦。
“他坐在那里很和气，一点都没觉得他是那么大的官。”王秀婷说，王天琦管她叫“秀婷”，感觉很亲切，先是询问她家的情况，然后说“你还这么小，让你承受这么多压力，不公平”，并鼓励她“坚持下去”。
后来，县民政局、慈善会分别对王秀婷给予了经济上的帮助。王秀婷父亲的治疗费用也可以在医保框架内报销，大伯的遗孤被定为“五保”，由政府供养。
这次改革的推行，让睢宁在两年多时间里摘掉了“睢人好讼”的历史帽子。
会场里的革命
长期以来，对于睢宁县的干部而言，开会是件很考验“功夫”的事。“一个人就能说一个半小时，讲得大家都到外边去抽烟、聊天。”
“很多人都练出来了，屁股坐得住，但就算这样，也有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一位干部回忆，在2002年的一次干部动员大会上，当时的县委书记从上午8点一直讲到下午两点多，“他实在太能讲了，光开场白就讲了40分钟。我们实在扛不住，饿极了，中午大家就轮流从后门悄悄跑出去吃拉面。”
睢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赵李引用两个来自互联网的资料对此进行批评：一是中国官员讲话频率最高的12个词，分别为“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重要讲话、严肃处理、有效措施、不尽如人意、一定的、基本上、阶段性成果、力度、负增长、工作需要”；二是一位网民所列的官话套话：“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
“这些官话、套话疏远了我们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以至让人民群众感到厌烦，成为网民的笑柄。”赵李说。
“大家很厌烦听那样的讲话，但自己讲的时候，有时也是那样，又让别人烦。”一位干部说，这种现象也不是只有睢宁有，各地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
从一年多以前开始，随着一项改革的提出和实施，在睢宁的各个会场上，传统的“套路”开始发生改变。
在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中，会议和干部讲话被强制要求“减肥”，干部讲话超出规定的时间将被强制终止；各级各类文件的字数，也有了明确规定。
强制性措施起到了明显效果。冗长沉闷的会议越来越少，“不说废话，不浪费时间”的会议越来越多。
在县里，年度和半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是比较重要的例行会议，“以前一开就是一天半，领导最起码每人说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用一天时间讨论，最后全是废话；现在比较重要的会，开会时间也不到半天。”参加过多次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位县发改委干部对这种变化感受明显。
2009年9月25日，睢宁组织了一次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动员会，会议本身就体现了改革的要求。包括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在内的全县所有职能部门和各乡镇负责人几乎都到齐了，前后十多位领导和干部发言，会议一共才进行了70多分钟。
在这次会议上，每位干部发言不得超过6分钟，每个上台的人开始发言后，会场大屏幕就开始倒计时。其中，王集镇党委书记陈良的发言因超时被强行终止。
“原来开会，手机乱响，有时都得拍桌子。现在的会，干部都很认真，不是纪律要求高了，而是会上‘干货’多了，怕漏掉。”王天琦说，现在开会只有两点要求：一是“捞干的”；二是对于“只推磨不出糊子”，就是没有实质内容的讲话，要求立刻停止，不再浪费大家的时间。
2009年7月18日，睢宁县举行“突破睢宁”战略和县委权力公开运行制度探索报告会，王天琦有一段开场白：今天上午这场报告会，只需要大家认真听、认真领会就可以了，不是安排任务，不需要大家像平时开工作会一样一、二、三、四记下来。如果大家坐累了，可以仰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听，只要不打呼噜就行。
“整场报告会没有一个睡觉的，也没有手机响，大家听得都很认真。”县委和县政府督察室主任彭燕说，“内容虽不是安排任务，但都是跟工作密切相关的。”
王天琦说，改革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简单说就是三个方面：话怎么说、会怎么开和事怎么办。“话怎么说”，就是指要讲有用的，说爱听的。讲有用的，就是让人在最短时间内知道你的意图重点、目标方法、路径措施；说爱听的，就是一些会议，比如庆祝活动，领导到会主要体现礼仪，这时要说对大家心情有好处的话，增加干部的魅力。
“会怎么开”，就是指除了要时间短、发言废话少外，还要“开放、互动”，根据会议的不同性质，有的对党内开放，有的对社会开放。
在9月25日的这次动员会上，县委领导现场拟了6个不同的问题，分别写在6张纸条上，然后请嘉宾任意抽取6位参会干部的名字，上台随机抽取问题进行回答。
此时，会场上气氛显得很活跃。一位参会干部说，有点担心自己被抽上，遇到棘手的问题，或许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尴尬，但也觉得“这样挺有意思，对提高水平有帮助”。
目前，在睢宁，县委常委会、全委会已实现全程电视和网络直播，并且每次会议都专门设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干部和群众现场互动，任何人可以现场提问。这在国内非常罕见。
“党内质询，党外提问，这对干部能力是一种考验。搞好了，干部魅力就上去了；搞不好，这个干部的威信会一落千丈，就下去了。干部敢这样做，是需要底气的，不但语言表达要好，还需要廉洁自律，操守比较好。”王天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