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古埃及色彩

中国腹地对于当初中东地区的人来讲便是远离文明的乡下，所以夏甲就带着她的子孙们来到这里。这基本上就是中原汉人与中国西域人的关系：同为亚伯拉罕的后人，只是出于不同的母系，同父异母也。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心兰、约珊、米但、米甸、伊施巴和书亚。约珊生了示巴和底但。底但的子孙是亚书利族、利都是族和利鸟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这里的“东方”是哪里呢?不像是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因为他们根本回不去，当初亚伯拉罕就是从那里被赶出来的。那么他们是到印度半岛去了吗?或者是到更远的东方——中国去了吗?一般认为亚伯拉罕时期距今4000年左右，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夏朝的开端。
　　一种猜想是，夏甲带着她的子孙到了最远的东方——中国，因为她的身份最低：妾，并且她的儿子少：只有一个，可谓势单力薄。基土拉名分上是妻，她生了心兰、约珊、米但、米甸、伊施巴和书亚等六个孩子，所以她可以到相对离中东近一些的地方去。
　　还有一种猜想是，两个女人一同带着她们的孩子到了中国，但是由于夏甲在前，所以她的身份为高，并且她的孩子最大，离开的时候可能她的十二个孙子都可以独撑一面天了。暂时基土拉这支的六个儿子就隐姓埋名地生活，但是他们以后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六祖”呢?这方面的资料太少，无法推测，存疑。
　　无论夏甲这个支系是否与印度有关，他们是否曾经途经印度而到中国定居，我们一样不能排除印度与中东有直接的文化联结。印度人与中东人一样重祭祀。并且实行火祭；印度最古老的以及影响力最久远的婆罗门教正是产生于亚伯拉罕生活的4000年前；吠陀时期(公元前12世纪前后)盛行的多神信仰中主要有“太阳神”，这正是中东最大的神；婆罗门教崇拜的神逐渐集中到一个力量强大的神(主神崇拜)：“梵天”(Brahma)，他是一切神的根源，一切的神皆被认为由其所创。这个“梵天”我认为不是别人，而是希伯来人的祖先：“Abraham”(亚伯拉罕)。
　　印度随着雅利安人的到来，吠陀文献开始出现。然后是种姓制度建立。请注意印度种姓制度的四阶梯，正是中东社会的四阶梯(大同小异)：①婆罗门：祭司，负责主持宗教祭祀之人(Brahmans，梵文原意是指“神学掌控者”)；②刹帝利：武士、王室贵族；③吠舍：一般平民、农民、商人、手工业者；④首陀罗：奴隶。
　　印度的种姓四阶梯与埃及法老制度有差异，但是却与后来摩西倡导的社会结构接近：祭司为最高阶层。这是不是摩西等人最终要从埃及撤离的原因之一?存疑。
　　印度与中东原始社会的接近还有他们在图腾方面的雷同：太阳神、龙、大蟒神、眼镜蛇、人身蛇头、人面鸟、金翅鸟(怀疑为凤凰)、莲花、鱼、狮子、猴子(中东为狒狒)，最重要的还有他们共同信奉的神牛!
　　亚伯拉罕活了175岁。至此，《圣经》中记载的人类历史11746年已经过去了。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圣经》承认或记载的亚当到今天的人类文明是15746年，因为还要加上亚伯拉罕以后的4000年。
　　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彩、米施玛、度玛、玛撒、哈大、提玛、伊突、拿非施、基底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作了十二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寿137岁。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书珥，正在亚述的道上。
　　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去了中国，甚至更远。
　　首先，从这里只能看出他们是朝亚述(Assyria)方向走去，但目的地看来并非那里。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是：4000年前的Assyria到底是准确地指两河流域还是所有亚洲地区?古代边界和地理概念有那么清晰吗?大家是否注意到“Assyria"和今天的亚洲(Assia)是多么接近!这个辞源上的联系怎么解释呢?“and he died in the presence of all hisbrethren”中的“die”确实不能理解为“死”，已出版的汉语《圣经》版也没有翻译为“死”是正确的。同时我怀疑《圣经》中许多所谓的“die”都并非为“死”，而是“一种境况的转差”或者“被驱逐消失”。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他离开的时候众兄弟前来送行”。这个“die”用得很漂亮、传神。
　　另外一个版本说以实玛利建立的新国家的位置“在埃及的东方”。这些信息表明，以实玛利家族所处的位置只能是印度半岛或者中国，甚至美洲!这是由《圣经》三种不同版本表达的信息比照出的结果。
　　首先，地理上“在埃及的水边”只有三个地方：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还有一个是东亚和北美洲。但是，“And they dwelt from Havilah unto Shur，that is bdore Egypt，as thou goest toward Assyria”却限定了他们是从迦南朝东北方向走的!既不可能是阿拉伯半岛，也不可能是非洲，更不可能是亚述，因为那里是他们祖先日思夜想的地方，他们就是从那里被分出来的。现在连迦南这个次要选择也没有了，只能是个“下下选”，到更远更荒芜的地方去，那里只能是东亚!并且他们在新的地方“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新的国家(their country)”。
　　这支迁徙大军的突然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面貌。中国的原始社会就在大约4000年前这个时期戛然--而止，一般意义的国家雏形出现，尧舜禅让制突然变为家族血缘继承制，青铜器突然出现并代替了红陶文化——从文明核心地区迁来的人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至今在中国境内没有找到青铜这一发明的研制过渡期产品，直接就是成熟的青铜文明。青铜是一种多样合金，不是一种自然产品，是一种科学发明，与红铜不一样。那么中国人在4000年前是如何突然间得到了青铜技术?假如是埃及人夏甲带来了青铜技术，问题将迎刃而解。
　　夏甲如果就是夏后，则到达中国之后的以实玛利就是禹。禹既没有按照以往中国的制度进行禅让，同时也没有按照当时的传统把王位传给兄弟，而是传给了儿子启。传说这个安排曾经遭到一些元老的质疑，但马上被平息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世袭制由此开始。传说禹建都于阳城。
　　从发音上我怀疑启是以实玛利的这四子之一：基达、提玛、伊突、基底玛。但我最怀疑的是伊突，因为他的发音最有可能：Jetur。并且，我们不要忘记日后商朝有一位尊贵的俘虏就叫伊。当然尧的后代也有叫伊的可能。商朝的伊尹生活在我的老家河南嵩县。在古代那里是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从仰韶时期就开始了，夏朝时期为附属国。
　　当我知道伊尹名叫挚时，我迷惑于他为什么又叫伊。不仅古代埃及国王自称为“太阳之子”，夏朝帝王也称呼自己为“太阳神”。难道伊也是一个自称为“太阳神”的人吗?因为在古埃及伊就是“太阳神”。另外，伊尹又称阿衡，难道这是Amon的翻译吗?这是埃及人称呼“太阳神”的另一种叫法。嵩县之伊很可能是某个自称“太阳神”的部落首领，后来被俘，沦为商汤妻子的奴隶。伊尹一个人拥有如此多的名字其实是不奇怪的，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古代中东人有改名字的习惯，一个人一生中有三四个名字是很常见的。这个多名的习惯甚至在20世纪也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当中，一个人不仅有普通名字，另外还有字、号，再加上一个小名，一个普通人起码会有四个名字。比如商末的姜子牙，名尚，别号飞熊，字子牙。皇帝、大臣等还会多一个名字：谥号。但这个多名多号的传统想必自商周时期就有，并且只能王公贵族如此，至汉魏时期平民百姓才享受到多名的乐趣。这些史实令人玩昧，背后颇有深意。
　　夏朝姓姒。“姒”在《辞海》中解释为“诸妾年长者”，夏甲符合这个身份。《辞海》还说：妯娌之间也称呼姒。
　　对以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其他妾也来到了中国，但总体以夏甲为大。事实上，《圣经》确实说只留下了以撤在迦南，其他的都离开了。
　　自大禹开始，中国有许多治水专家出现，这应该是从埃及来的一种文化传统。埃及有著名的尼罗河，经常泛滥成灾，尽管一直没有彻底治服，但是埃及人肯定在几千年里积累了丰富的治水和测水经验，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大型水利工程。恰好中国的夏朝是中国人大力治水的开始，而且夏甲本人即为埃及人，以实玛利的妻子同样也是埃及人，这些都奠定了夏朝的埃及色彩，治水必然成为这个朝代的主要特色和功绩。
　　我认为，中国的母系氏族并非如传统历史观中介绍的是父系氏族之前的一个必然阶段，而是一种巧合与偶然。
　　母系氏族只是东亚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既不明显表现在中东(看《圣经》中的家谱就可以明白全是以男性为主)，也不表现在古代欧洲，只多出现在东亚或中国。其奥妙正在这里：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并且她的丈夫根本没有过来。这奠定了女人统治社会的传统基础，并且形成了长期以女性统治家族的隐性传统——约略可称“女主内、男主外”。商朝基本上采取了同样的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母系氏族的特征。这一政治制度进入文化领域，最后形成了中国整体文化的阴柔特性，几千年来一直到清朝都可以看到“贾母威风”，究其根源这些都是由特殊历史影响构成的。
　　可以说，历史上母系氏族的存在是不断迁徙分家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传统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
　　中国的周朝明显没有母系色彩，原因可能是整个家族的出走。所以我们可以在少数民族中查看，母系氏族特征明显的肯定为夏朝或商朝后人，否则可疑为周朝后人，因为周朝的领袖不再是个女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普遍明显尊重母亲而忽略父亲存在，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周朝后人，而是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夏人或商人(甚至更早来到中国的人)，他们的历史与中原文化同样久远。
　　印度也是一样模式，但是结果却不同。因为印度是向东迁徙的第一中转站，所以不仅印度的民族形成比中国复杂得多，也比中国经受了更多战乱。男性因战争而容易在社会中重新树立形象，所以印度尽管也有著名的女神，但是其位置在历史的演变中越来越低，母系氏族在那里会远逊中国。印度是世界著名的人种库，民族人种多到几乎无法统计，中国的56个民族在印度面前小巫见大巫。这些都与他们和中东之间的不同地理位置有关。
　　向东的人种库确实是印度，但是向西的人种库却是意大利。意大利和印度就像是中东这个羊头上的两只犄角，它们的形成是因为它们是中东向外迁徙的两个必然通道。中东向中国和美洲去几乎必经印度；而在他们向英、法等欧洲地区迁徙中，意大利也同样是主要的通道。伊朗和土耳其反而因为距离中东地区不远而保持了相对的中东特色。这个理论从另外一方面可以得到验证，距离中东越远，人种就越纯，比如北欧，比如南美(但是要刨除近500年来明显的人种流动影响，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到美洲去)。
　　这里还可以顺便解答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未曾断流过，其他古老文明古国都断流了呢?这是因为古代中国远离了世界的核心：中东。中东地区以及周边的印度和伊朗，都处于或紧邻旋涡中心，所以受到冲击的频率和幅度要远远大于古代中国和美洲。但美洲由于过分远离中东核心，后备虚弱，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帝国，以至于后来被欧洲列强近于灭绝。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无论在人种还是在文明体系中最独特的远古“完卵”。作为一个未遭破坏的“化石王国”，中国必将在世界文化史中起到独特的研究作用。今天生活在中国的学者应该为这一资源感到幸运，在这一相关历史研究课题中，中国人势必将“左右逢源”。中国腹地对于当初中东地区的人来讲便是远离文明的乡下，所以夏甲就带着她的子孙们来到这里。这基本上就是中原汉人与中国西域人的关系：同为亚伯拉罕的后人，只是出于不同的母系，同父异母也。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心兰、约珊、米但、米甸、伊施巴和书亚。约珊生了示巴和底但。底但的子孙是亚书利族、利都是族和利鸟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这里的“东方”是哪里呢?不像是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因为他们根本回不去，当初亚伯拉罕就是从那里被赶出来的。那么他们是到印度半岛去了吗?或者是到更远的东方——中国去了吗?一般认为亚伯拉罕时期距今4000年左右，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夏朝的开端。
　　一种猜想是，夏甲带着她的子孙到了最远的东方——中国，因为她的身份最低：妾，并且她的儿子少：只有一个，可谓势单力薄。基土拉名分上是妻，她生了心兰、约珊、米但、米甸、伊施巴和书亚等六个孩子，所以她可以到相对离中东近一些的地方去。
　　还有一种猜想是，两个女人一同带着她们的孩子到了中国，但是由于夏甲在前，所以她的身份为高，并且她的孩子最大，离开的时候可能她的十二个孙子都可以独撑一面天了。暂时基土拉这支的六个儿子就隐姓埋名地生活，但是他们以后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六祖”呢?这方面的资料太少，无法推测，存疑。
　　无论夏甲这个支系是否与印度有关，他们是否曾经途经印度而到中国定居，我们一样不能排除印度与中东有直接的文化联结。印度人与中东人一样重祭祀。并且实行火祭；印度最古老的以及影响力最久远的婆罗门教正是产生于亚伯拉罕生活的4000年前；吠陀时期(公元前12世纪前后)盛行的多神信仰中主要有“太阳神”，这正是中东最大的神；婆罗门教崇拜的神逐渐集中到一个力量强大的神(主神崇拜)：“梵天”(Brahma)，他是一切神的根源，一切的神皆被认为由其所创。这个“梵天”我认为不是别人，而是希伯来人的祖先：“Abraham”(亚伯拉罕)。
　　印度随着雅利安人的到来，吠陀文献开始出现。然后是种姓制度建立。请注意印度种姓制度的四阶梯，正是中东社会的四阶梯(大同小异)：①婆罗门：祭司，负责主持宗教祭祀之人(Brahmans，梵文原意是指“神学掌控者”)；②刹帝利：武士、王室贵族；③吠舍：一般平民、农民、商人、手工业者；④首陀罗：奴隶。
　　印度的种姓四阶梯与埃及法老制度有差异，但是却与后来摩西倡导的社会结构接近：祭司为最高阶层。这是不是摩西等人最终要从埃及撤离的原因之一?存疑。
　　印度与中东原始社会的接近还有他们在图腾方面的雷同：太阳神、龙、大蟒神、眼镜蛇、人身蛇头、人面鸟、金翅鸟(怀疑为凤凰)、莲花、鱼、狮子、猴子(中东为狒狒)，最重要的还有他们共同信奉的神牛!
　　亚伯拉罕活了175岁。至此，《圣经》中记载的人类历史11746年已经过去了。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圣经》承认或记载的亚当到今天的人类文明是15746年，因为还要加上亚伯拉罕以后的4000年。
　　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彩、米施玛、度玛、玛撒、哈大、提玛、伊突、拿非施、基底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作了十二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寿137岁。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书珥，正在亚述的道上。
　　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去了中国，甚至更远。
　　首先，从这里只能看出他们是朝亚述(Assyria)方向走去，但目的地看来并非那里。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是：4000年前的Assyria到底是准确地指两河流域还是所有亚洲地区?古代边界和地理概念有那么清晰吗?大家是否注意到“Assyria"和今天的亚洲(Assia)是多么接近!这个辞源上的联系怎么解释呢?“and he died in the presence of all hisbrethren”中的“die”确实不能理解为“死”，已出版的汉语《圣经》版也没有翻译为“死”是正确的。同时我怀疑《圣经》中许多所谓的“die”都并非为“死”，而是“一种境况的转差”或者“被驱逐消失”。所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他离开的时候众兄弟前来送行”。这个“die”用得很漂亮、传神。
　　另外一个版本说以实玛利建立的新国家的位置“在埃及的东方”。这些信息表明，以实玛利家族所处的位置只能是印度半岛或者中国，甚至美洲!这是由《圣经》三种不同版本表达的信息比照出的结果。
　　首先，地理上“在埃及的水边”只有三个地方：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还有一个是东亚和北美洲。但是，“And they dwelt from Havilah unto Shur，that is bdore Egypt，as thou goest toward Assyria”却限定了他们是从迦南朝东北方向走的!既不可能是阿拉伯半岛，也不可能是非洲，更不可能是亚述，因为那里是他们祖先日思夜想的地方，他们就是从那里被分出来的。现在连迦南这个次要选择也没有了，只能是个“下下选”，到更远更荒芜的地方去，那里只能是东亚!并且他们在新的地方“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新的国家(their country)”。
　　这支迁徙大军的突然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面貌。中国的原始社会就在大约4000年前这个时期戛然--而止，一般意义的国家雏形出现，尧舜禅让制突然变为家族血缘继承制，青铜器突然出现并代替了红陶文化——从文明核心地区迁来的人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至今在中国境内没有找到青铜这一发明的研制过渡期产品，直接就是成熟的青铜文明。青铜是一种多样合金，不是一种自然产品，是一种科学发明，与红铜不一样。那么中国人在4000年前是如何突然间得到了青铜技术?假如是埃及人夏甲带来了青铜技术，问题将迎刃而解。
　　夏甲如果就是夏后，则到达中国之后的以实玛利就是禹。禹既没有按照以往中国的制度进行禅让，同时也没有按照当时的传统把王位传给兄弟，而是传给了儿子启。传说这个安排曾经遭到一些元老的质疑，但马上被平息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世袭制由此开始。传说禹建都于阳城。
　　从发音上我怀疑启是以实玛利的这四子之一：基达、提玛、伊突、基底玛。但我最怀疑的是伊突，因为他的发音最有可能：Jetur。并且，我们不要忘记日后商朝有一位尊贵的俘虏就叫伊。当然尧的后代也有叫伊的可能。商朝的伊尹生活在我的老家河南嵩县。在古代那里是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从仰韶时期就开始了，夏朝时期为附属国。
　　当我知道伊尹名叫挚时，我迷惑于他为什么又叫伊。不仅古代埃及国王自称为“太阳之子”，夏朝帝王也称呼自己为“太阳神”。难道伊也是一个自称为“太阳神”的人吗?因为在古埃及伊就是“太阳神”。另外，伊尹又称阿衡，难道这是Amon的翻译吗?这是埃及人称呼“太阳神”的另一种叫法。嵩县之伊很可能是某个自称“太阳神”的部落首领，后来被俘，沦为商汤妻子的奴隶。伊尹一个人拥有如此多的名字其实是不奇怪的，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古代中东人有改名字的习惯，一个人一生中有三四个名字是很常见的。这个多名的习惯甚至在20世纪也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当中，一个人不仅有普通名字，另外还有字、号，再加上一个小名，一个普通人起码会有四个名字。比如商末的姜子牙，名尚，别号飞熊，字子牙。皇帝、大臣等还会多一个名字：谥号。但这个多名多号的传统想必自商周时期就有，并且只能王公贵族如此，至汉魏时期平民百姓才享受到多名的乐趣。这些史实令人玩昧，背后颇有深意。
　　夏朝姓姒。“姒”在《辞海》中解释为“诸妾年长者”，夏甲符合这个身份。《辞海》还说：妯娌之间也称呼姒。
　　对以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其他妾也来到了中国，但总体以夏甲为大。事实上，《圣经》确实说只留下了以撤在迦南，其他的都离开了。
　　自大禹开始，中国有许多治水专家出现，这应该是从埃及来的一种文化传统。埃及有著名的尼罗河，经常泛滥成灾，尽管一直没有彻底治服，但是埃及人肯定在几千年里积累了丰富的治水和测水经验，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大型水利工程。恰好中国的夏朝是中国人大力治水的开始，而且夏甲本人即为埃及人，以实玛利的妻子同样也是埃及人，这些都奠定了夏朝的埃及色彩，治水必然成为这个朝代的主要特色和功绩。
　　我认为，中国的母系氏族并非如传统历史观中介绍的是父系氏族之前的一个必然阶段，而是一种巧合与偶然。
　　母系氏族只是东亚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既不明显表现在中东(看《圣经》中的家谱就可以明白全是以男性为主)，也不表现在古代欧洲，只多出现在东亚或中国。其奥妙正在这里：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从一个女人开始的，并且她的丈夫根本没有过来。这奠定了女人统治社会的传统基础，并且形成了长期以女性统治家族的隐性传统——约略可称“女主内、男主外”。商朝基本上采取了同样的模式，进一步强化了母系氏族的特征。这一政治制度进入文化领域，最后形成了中国整体文化的阴柔特性，几千年来一直到清朝都可以看到“贾母威风”，究其根源这些都是由特殊历史影响构成的。
　　可以说，历史上母系氏族的存在是不断迁徙分家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传统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
　　中国的周朝明显没有母系色彩，原因可能是整个家族的出走。所以我们可以在少数民族中查看，母系氏族特征明显的肯定为夏朝或商朝后人，否则可疑为周朝后人，因为周朝的领袖不再是个女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普遍明显尊重母亲而忽略父亲存在，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周朝后人，而是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的夏人或商人(甚至更早来到中国的人)，他们的历史与中原文化同样久远。
　　印度也是一样模式，但是结果却不同。因为印度是向东迁徙的第一中转站，所以不仅印度的民族形成比中国复杂得多，也比中国经受了更多战乱。男性因战争而容易在社会中重新树立形象，所以印度尽管也有著名的女神，但是其位置在历史的演变中越来越低，母系氏族在那里会远逊中国。印度是世界著名的人种库，民族人种多到几乎无法统计，中国的56个民族在印度面前小巫见大巫。这些都与他们和中东之间的不同地理位置有关。
　　向东的人种库确实是印度，但是向西的人种库却是意大利。意大利和印度就像是中东这个羊头上的两只犄角，它们的形成是因为它们是中东向外迁徙的两个必然通道。中东向中国和美洲去几乎必经印度；而在他们向英、法等欧洲地区迁徙中，意大利也同样是主要的通道。伊朗和土耳其反而因为距离中东地区不远而保持了相对的中东特色。这个理论从另外一方面可以得到验证，距离中东越远，人种就越纯，比如北欧，比如南美(但是要刨除近500年来明显的人种流动影响，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到美洲去)。
　　这里还可以顺便解答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未曾断流过，其他古老文明古国都断流了呢?这是因为古代中国远离了世界的核心：中东。中东地区以及周边的印度和伊朗，都处于或紧邻旋涡中心，所以受到冲击的频率和幅度要远远大于古代中国和美洲。但美洲由于过分远离中东核心，后备虚弱，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帝国，以至于后来被欧洲列强近于灭绝。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无论在人种还是在文明体系中最独特的远古“完卵”。作为一个未遭破坏的“化石王国”，中国必将在世界文化史中起到独特的研究作用。今天生活在中国的学者应该为这一资源感到幸运，在这一相关历史研究课题中，中国人势必将“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