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建交谈判：韩国迎接中方代表有如特工接头

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2010年11月02日 09:25 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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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到了汉城金浦机场，还有一段小插曲。我们下了飞机，发现韩方代表没人来接。正疑惑间，过来一个年轻人，问过我们是北京来的，悄声说跟他走。他替我们办了手续，带我们走过一条不宽的通道，从机场一个旁门出来。这时才看见，权丙铉及其他韩方代表突然从停在门外的几辆汽车里一个个冒了出来，其中还包括我们驻汉城贸易代表处的副代表裴家义同志，他将加入我们的队伍，参加第三轮谈判。主人简单表示欢迎之后，立即拉我们上车走人。在车上，权丙铉告诉我，这样安排，主要是为了避开记者。汉城记者厉害，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们发现，保密就成问题了。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0年第8期，作者：张瑞杰，原题：《中韩建交往事回顾》

到今年8月24日，中国和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已经18个年头了。这18年来，中韩两国关系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速度、广度，都超乎人们意料。中韩建交，使两国关系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空间，对促进本地区安全与稳定，改善我周边地区的外部环境十分有利。在朝鲜半岛，在东北亚，以至在整个亚洲事务中，我国所处地位更加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年中央高瞻远瞩、不失时机地决定中韩建交，实为高明举措。作为中韩建交谈判的当事人之一，我也同样有这种深切感受。回想起当年中韩建交谈判的一些情景，至今仍然觉得很有意味。

出任建交谈判副代表

1992年5月初的一天，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我说，中韩两国高层已经有所接触，韩国方面希望很快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目前看来时机尚欠成熟。根据钱其琛外长同韩国外长李相玉一个月前达成的协议，双方要建立秘密接触渠道，先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进行探讨。部里决定让我去办这件事。双方商定，设副部级首席代表，大使级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由徐敦信副外长担任；副代表由我担任。具体商谈在双方副代表之间进行。就这样，我当上了这个谈判副代表。

当时，我从国外离任回来半年多，正被借调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班。自1982年离开亚洲司后，我一直在驻外使馆工作，已有十来年没有接触朝鲜半岛事务，对中韩关系这些年的情况更不了解。我没有思想准备，觉得心中无底，而且一个星期之后，韩方代表就到，时间也很紧张，因此有点诚惶诚恐。接下任务后，就赶紧看材料，了解情况，研究方案，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个星期过去，心里觉得有点底了，韩方代表也到了。

这里要略作说明的是，调整中韩关系其实酝酿已久。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伊始，面对的已经是分属两大阵营的南北两个朝鲜。当时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对此自然泾渭分明：朝鲜为友，韩国为敌。及至建交前夕，中韩关系不正常已经持续43年。但是实际上，随着东北亚和朝鲜半岛本身局势的发展和变化，两国政界和民间早已感到中韩隔绝的状况需要改变了。因此，中国早在1982年即开始逐步调整对韩政策。先是打破全面对立状态，在国际多边活动和民间交往中，改变过去僵化做法。1983年中国申办1990年亚运会时，即明确承诺邀请韩国参加；次年，中国又派团参加了在汉城(今首尔，下同)举行的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1988年，两国贸易从过去的间接关系改为民间直接贸易，并于1991年在两国首都互设贸易办事处。也是在1991年，在各方推动下，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

韩国方面热衷于发展对华关系也已经多年。1988年，卢泰愚就任韩国总统时曾明确提出在其任期内要实现与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统称“北方政策”。

1991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的钱其琛去汉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中国如此高级别的官员首次访韩，被看作是中国政府的重要姿态。韩方抓住机会积极推动改善两国关系。韩国总统卢泰愚在会见钱外长时，明确表示希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其时，在卢泰愚总统“北方政策”的推动下，韩国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均已先后建交，唯独与近邻的中国，关系依然处于不正常状态。形势催人，中国对此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实际上也在朝着关系正常化的方向积极努力。现在两国要进行实际接触，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两轮北京会谈

5月13日上午，韩方副代表权丙铉大使带着他的一班人马来到北京。他们代表团共有七个人，除了外务部的人员之外，还包括总统府青瓦台的官员；我们这边是六个人，除了亚洲司之外，外交部台办、条法司都有人参加。

权丙铉是头一次到北京。我陪他离开机场后，一路上看他十分注意观察。那时候，机场高速公路正在修建，我们还是走原来的老机场路，没有什么可看的。他很注意过往行人，似乎是想从他们的衣着服饰上估量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看到一些骑自行车的年轻女孩子衣着鲜亮，他还不时赞美几句。进入市区后，对沿途景物，我给他作些介绍，他也很感兴趣地听着。到了钓鱼台，住进14号楼，我告诉他这里是国宾馆，住在这里，会谈也在这里，既方便，也保密。他很惊讶，说没想到北京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这次是秘密接触，我们当然重视保密，安排他们住钓鱼台，也是为了便于保密。但是他们似乎比我们更加谨慎。在机场接他们时，我就发现权丙铉警惕性很高，一到周围有人的地方就左顾右盼，四处张望。在钓鱼台，也基本上是足不出户，空闲时连在院子里走走都不愿意，更不要说到街上看看了。原来他们在韩国都是容易引起记者注意的人物，怕在北京碰见韩国记者，惹来麻烦。第二次会谈结束后，还有一点空余时间，我们想安排他们去颐和园游览一下，时间选在下午关门之前人少的时候，他们倒是很想去看看，但是犹豫再三，为了保密，还是放弃了。

第二天是5月14日，双方开始会谈，会谈用了两天时间。5月16日他们离京返回汉城。这次是第一次见面，双方都是在原则上阐述各自的立场和主张。不同的是，他们表现得比较急切，说话也直截了当，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希望尽快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表示没有任何先决条件。

我也是第一次同韩国官员正面接触，开始时又不清楚韩方意图究竟如何。我心想既然是秘密接触，并不指望立刻就能建交，那就得谈上一段时间，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也不奇怪。因为两国隔绝四十多年，朝鲜战争期间还成了敌人，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似乎是积重难返，敏感问题不少，更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而且在我们眼里，韩国一向是唯美国意志是从，同台湾的关系又很密切。至少在我思想上觉得，两国建交似乎还不是马上能办到的事。另外，从我们方面来说，要同韩国建交，不能不考虑朝鲜的态度，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就准备采取不急不躁的态度，慢慢周旋。因此，在第一轮谈判桌上，我的首次发言主要是务虚，谈形势，谈原则；在谈两国关系时，只谈愿进一步发展关系，避免使用建立外交关系或关系正常化等字眼。台湾问题自然是要着重强调的，而且不容商量。

没有想到的是，韩方代表权丙铉听我发言后竟说，中方谈的内容同韩国政府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完全赞成。韩方所希望的是尽快消除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他还说，这次来是充当清道夫的角色，让我们一起把路上的垃圾打扫干净，以使两国建交的道路畅通无阻。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了韩方态度的积极，问题可能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望不可及。我们参加谈判的同志都觉得比较明确地摸到了韩方的脉搏，他们很积极，希望尽快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很明确。韩方似乎也感到中方虽然比较谨慎，但也并不仅是消极应对。因此，在头一轮会谈中，虽然双方都在摸对方的意图和态度，但是有关建交的实质问题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

在台湾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事先进行了充分研究。对中国政府同其他国家建交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他们也一清二楚。所以，他们在原则上并未提出异议，甚至表示赞成。但是，在具体谈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他们以“韩台关系特殊”为由，要求我方给予照顾。他们找了种种理由，要求中方对韩国放宽尺度，以使其在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上，灵活性更大些。这说明，韩方虽然知道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没有什么通融余地，但仍想尽力争取打开某些缺口。

第二轮会谈还在北京进行，是半个月后的6月2日、3日两天。这之前，我们将谈判情况及时上报，同时根据新的情况拟出的第二轮谈判方案，也得到中央批准。第二轮谈判中，涉及的都是有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实质问题，台湾问题不仅是重点，而且也最具体。韩方为争取我方立场松动，反复强调理由，一再讨价还价，可以说是尽了最大努力。经过几次交锋，他们确实感到想在台湾问题上打开缺口，是十分困难了。此外，会谈中他们还提到其他一些敏感问题，诸如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等等，有的我们做必要的表态，有的坚持不能接受。经过会上会下反复争辩和磋商，韩方看来是理解了中方立场，不再坚持。至此，可以说涉及两国建交的大的原则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

前两轮会谈中，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双方都是竭尽所能，极力争取。争论、僵持甚至反复，自然在所难免。但是两国建交是大势所趋，在这个大目标下，谈判中遇到的困难，没有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第二轮会谈结束后，韩方代表团情绪高涨，似乎是卸下了重担，一身轻松了。在参加了我方的宴请后，仍觉得酒意未尽，回到房间后，又向服务员要了茅台接着喝，又唱又跳，直到深夜才休息。

汉城会谈

第三轮会谈定在汉城举行。再过半个月，该我们去汉城了。可是问题来了。我们原先估计不足，没想到谈判进展会如此之快。但是现在要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还有一个障碍未消除，即不知朝鲜会持何态度。朝鲜方面对中国同韩国发展关系一向十分关注。就在此前不久，杨尚昆主席访问朝鲜时，曾向金日成主席特别谈到中方正在考虑同韩国建交。金主席听后表示，朝鲜半岛正处于微妙时期，请中方多作考虑。但是，中韩建交谈判已经进入实质阶段，现在是时不我待，势在必行，不能再拖了。这个弯子怎么转，怎样做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确实很费思量。

现在谈判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机不可失啊！我们到达汉城后，该采取何种方针？如果双方没有分歧了，该不该达成协议？这些都成了问题。谈判顺利，竟也成了我们的难题，两国谈建交，还要受第三方制约，这也是朝鲜半岛事务的特点吧。好在我们启程之前，还是拿到了“尚方宝剑”。领导上最后交代我们说：如果一切顺利，先同对方达成协议。别的问题回来再说。

我们准备好了有关建交的文本草案，包括建交公报和备忘录，启程去汉城。那时，北京和汉城没有直达航线，需要绕道香港或东京。6月19日一早，我们赶往机场，乘上飞往香港的班机，在启德机场等了五个多小时，然后换乘其他航班，晚上七点半才抵达汉城。现在只需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那时却要用近十二个小时。

到了汉城金浦机场，还有一段小插曲。我们下了飞机，发现韩方代表没人来接。正疑惑间，过来一个年轻人，问过我们是北京来的，悄声说跟他走。他替我们办了手续，带我们走过一条不宽的通道，从机场一个旁门出来。这时才看见，权丙铉及其他韩方代表突然从停在门外的几辆汽车里一个个冒了出来，其中还包括我们驻汉城贸易代表处的副代表裴家义同志，他将加入我们的队伍，参加第三轮谈判。主人简单表示欢迎之后，立即拉我们上车走人。在车上，权丙铉告诉我，这样安排，主要是为了避开记者。汉城记者厉害，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们发现，保密就成问题了。

我是第一次到汉城。金浦国际机场位于汉城西部的汉江南岸，我们沿江东行，经主人介绍，可以看到汝矣岛上的国会大厦、临江而建的汉城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中心。走了一段路程后上桥过江，到了汉城东部的华克山庄饭店，我们被安排在院落深处尽头的一座别墅里。和在我们的钓鱼台一样，吃住、会谈，都在这里。别墅坐落在山坡的高处，一条小马路通向山庄大门，平时少有人光顾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而且有利于保密。脚下不远处，就是波光如练的汉江。江水蜿蜒向西流入黄海，沿江上下，山峦起伏，一片葱绿，动静景物，尽收眼底。隔江眺望，就是汉城的江东区，街道民居，隐约可见。比起我们的钓鱼台来，别有一番韵味。

第三轮会谈于6月20日、21日进行，这次主要是谈建交文本的稿子，要把双方前两次谈定的东西，逐项落实到文字上。但在谈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反复，韩方仍想在台湾问题上极力争取中方作出让步。为此，韩方在先前已经同意不提的一些敏感问题上再次提出要求，中方无法接受，会谈一度谈得很僵。但到最后还是服从大局，双方就建立外交关系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韩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馆、移交馆舍以及与台湾停止官方往来等问题，都取得了一致。建交公报和备忘录的草案文本，也达成了协议。主人还安排韩方的首席代表同我们见了面。我们的汉城之行，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通过几次谈判，双方人员比较熟悉了。权丙铉过去担任过韩国外务部亚洲局局长，也当过驻外大使。在任亚洲局局长期间，处理过几起例如我军舰艇误入韩国水域等与中国有关的突发事件，对中国情况比较关注。他熟悉业务，了解情况，为人谦和、友善，汉语底子较好，也能说几句汉语，是个容易打交道的人。韩方代表团也许是由于来自不同部门，谈判桌上，有时出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在权丙铉发言时，尽管是手里拿着稿子或是提纲讲的，还是不时有人插话、递条子，有的干脆到他耳边提醒，告诉他不能这样讲，或是应当那样讲。弄得权丙铉觉得尴尬，自我解嘲地开玩笑说，你看你多好，你说话时，旁边没有人指手画脚。我们这边，你都看到了，我还得听他们的。通过这次建交谈判，我和他还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他于1998年5月来华担任大使两年多，遂了他的心愿。回去后，仍在外务部任职。这是后话。

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最后有半天空余时间，主人提出安排我们出去走走。我们的黄皮肤面孔，衣着普通，在汉城人流中与平常人无异，没有人会认出我们是谁。于是，我们几个人乘上一辆面包车，向市区驶去。汉城是一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给我们的印象是市容整洁，交通发达，生机盎然。街上车流如潮，秩序井然，仔细看去，几乎全是韩国品牌的国产车，进口车凤毛麟角。大道上看不到自行车，行人不多，但个个衣着得体，步履匆匆，显得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先去了汉城的游客观光街“梨泰院”，街道不宽，店铺林立，游人如鲫，市面繁荣。各家货物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问了一下价钱，觉得与北京无法相比，一个西瓜的价钱，估算一下，在北京至少可买六七个。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汉城人的收入水平，比我们要高出许多。然后，我们驱车来到靠近市中心的南山公园，登上矗立在南山上的汉城塔，在塔顶的大厅里俯瞰全城，汉城风光一览无余。最有意思的是，从塔上朝北瞭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的“大使馆”。

这个主楼六层的“大使馆”，地处市中心繁华地带明洞，占地近万平米，是清代中国商人购置民房兴建的“清商会馆”，后来成了“清国公馆”、“领事馆”等。日本统治时期，先是国民党政府、后是汪精卫汉奸政权的“领事馆”，据说也曾设在这里。二战后，韩国建立政权，并同台湾“建交”，这里又成了台湾的驻韩“大使馆”。

目睹眼前这个建筑物，再抬头北望，我不禁心绪飞扬，浮想联翩。往北极目远眺，蒙蒙深处当是1953年朝鲜停战时定下的那条军事分界线了。军事分界线与北纬38度线交错并存。38度线原是美、苏两家于1945年把朝鲜拦腰斩断的分水岭，经过一场战争，又换成了这条军事分界线。这条线横贯半岛东西，长年大军对峙，壁垒森严。因为这条线的存在，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朝鲜半岛仍然南北隔绝，人民群众依旧骨肉分离，仿佛没有尽头。历史何其严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莫此为甚啊。试想，如果二战结束时不是美、苏分别占领南北，本来是一个整体的朝鲜怎么会分裂成两半？现如今，朝鲜和韩国，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主权国家，都是联合国成员国。南北两方都主张要实现和平统一，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上广泛支持。经过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经济腾飞，拥有四千多万人口的韩国已成为经济发达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改革开放的中国，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都不能继续无视这个现实，与这个就在我们身旁的邻居老死不相往来了。历史如昨日，人们无法改变它，但未来可以筹划。现在好了，中韩两国隔绝、甚至对立了四十多年之后，终于走到一起，很快要建交了。这个被当地华侨称之为“祖产”的建筑物，国民党曾经想把它卖掉，在当地华侨的强烈反对下未能得逞。韩国政府要履行承诺，也将采取必要措施，保证会交给我们。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韩国大使馆，上面飘扬的将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想到这些，一种胜利的喜悦充满心头，心情十分愉快。

正式建交

我们完成了在汉城的任务，于6月22日绕道日本东京返回北京。下一步需要双方首席代表会晤并草签建交文本，留待两国外长正式签署。剩下的唯一问题是争取朝鲜方面的理解与支持。这件事由中央决策，委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于7月15日带着江泽民总书记的口信前往朝鲜，同金日成主席当面谈过之后，终于得到了解决。钱其琛外长是这次建交谈判的直接指挥，关键时刻，他又亲自出马，破解难题，为中韩建交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7月29日，双方首席代表——我方副外长徐敦信、对方外务次官卢昌熹——在北京会晤，草签了建交公报和谅解备忘录。8月23日，韩国外长李相玉到达北京，钱其琛外长与之举行会谈，并取得圆满结果。韩方允诺让台湾在中韩建交宣布后72小时内降旗、摘牌，一个月之内撤走“使馆”，并按协议将台湾在韩财产移交给中国。会谈后，双方外长先签署了建交谅解备忘录。

第二天，即1992年8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签字仪式，中韩两国外长在建交联合公报上郑重签字。落笔的一刹那，两国关系跨入了全新阶段。有道是，积怨四十载，化解在瞬间。中央电视台通过现场直播立即将消息传播到了全世界。中韩建交，在世界上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根据建交协议，两国很快互换大使，我国首任驻韩大使张庭延不久即到达汉城履任。

担任中韩建交谈判代表，是我外交生涯中担负的最后一项任务。我觉得我很幸运，能有这个难得机会，让我在最后一班岗上再为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出一把力，作一点贡献。我自己也留下了这么一段值得回味的经历。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现代史 > 正文2010年11月02日 09:25 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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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到了汉城金浦机场，还有一段小插曲。我们下了飞机，发现韩方代表没人来接。正疑惑间，过来一个年轻人，问过我们是北京来的，悄声说跟他走。他替我们办了手续，带我们走过一条不宽的通道，从机场一个旁门出来。这时才看见，权丙铉及其他韩方代表突然从停在门外的几辆汽车里一个个冒了出来，其中还包括我们驻汉城贸易代表处的副代表裴家义同志，他将加入我们的队伍，参加第三轮谈判。主人简单表示欢迎之后，立即拉我们上车走人。在车上，权丙铉告诉我，这样安排，主要是为了避开记者。汉城记者厉害，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们发现，保密就成问题了。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0年第8期，作者：张瑞杰，原题：《中韩建交往事回顾》

到今年8月24日，中国和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已经18个年头了。这18年来，中韩两国关系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速度、广度，都超乎人们意料。中韩建交，使两国关系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空间，对促进本地区安全与稳定，改善我周边地区的外部环境十分有利。在朝鲜半岛，在东北亚，以至在整个亚洲事务中，我国所处地位更加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当年中央高瞻远瞩、不失时机地决定中韩建交，实为高明举措。作为中韩建交谈判的当事人之一，我也同样有这种深切感受。回想起当年中韩建交谈判的一些情景，至今仍然觉得很有意味。

出任建交谈判副代表

1992年5月初的一天，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我说，中韩两国高层已经有所接触，韩国方面希望很快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目前看来时机尚欠成熟。根据钱其琛外长同韩国外长李相玉一个月前达成的协议，双方要建立秘密接触渠道，先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进行探讨。部里决定让我去办这件事。双方商定，设副部级首席代表，大使级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由徐敦信副外长担任；副代表由我担任。具体商谈在双方副代表之间进行。就这样，我当上了这个谈判副代表。

当时，我从国外离任回来半年多，正被借调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班。自1982年离开亚洲司后，我一直在驻外使馆工作，已有十来年没有接触朝鲜半岛事务，对中韩关系这些年的情况更不了解。我没有思想准备，觉得心中无底，而且一个星期之后，韩方代表就到，时间也很紧张，因此有点诚惶诚恐。接下任务后，就赶紧看材料，了解情况，研究方案，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个星期过去，心里觉得有点底了，韩方代表也到了。

这里要略作说明的是，调整中韩关系其实酝酿已久。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伊始，面对的已经是分属两大阵营的南北两个朝鲜。当时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对此自然泾渭分明：朝鲜为友，韩国为敌。及至建交前夕，中韩关系不正常已经持续43年。但是实际上，随着东北亚和朝鲜半岛本身局势的发展和变化，两国政界和民间早已感到中韩隔绝的状况需要改变了。因此，中国早在1982年即开始逐步调整对韩政策。先是打破全面对立状态，在国际多边活动和民间交往中，改变过去僵化做法。1983年中国申办1990年亚运会时，即明确承诺邀请韩国参加；次年，中国又派团参加了在汉城(今首尔，下同)举行的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1988年，两国贸易从过去的间接关系改为民间直接贸易，并于1991年在两国首都互设贸易办事处。也是在1991年，在各方推动下，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

韩国方面热衷于发展对华关系也已经多年。1988年，卢泰愚就任韩国总统时曾明确提出在其任期内要实现与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统称“北方政策”。

1991年，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的钱其琛去汉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中国如此高级别的官员首次访韩，被看作是中国政府的重要姿态。韩方抓住机会积极推动改善两国关系。韩国总统卢泰愚在会见钱外长时，明确表示希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其时，在卢泰愚总统“北方政策”的推动下，韩国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均已先后建交，唯独与近邻的中国，关系依然处于不正常状态。形势催人，中国对此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实际上也在朝着关系正常化的方向积极努力。现在两国要进行实际接触，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两轮北京会谈

5月13日上午，韩方副代表权丙铉大使带着他的一班人马来到北京。他们代表团共有七个人，除了外务部的人员之外，还包括总统府青瓦台的官员；我们这边是六个人，除了亚洲司之外，外交部台办、条法司都有人参加。

权丙铉是头一次到北京。我陪他离开机场后，一路上看他十分注意观察。那时候，机场高速公路正在修建，我们还是走原来的老机场路，没有什么可看的。他很注意过往行人，似乎是想从他们的衣着服饰上估量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看到一些骑自行车的年轻女孩子衣着鲜亮，他还不时赞美几句。进入市区后，对沿途景物，我给他作些介绍，他也很感兴趣地听着。到了钓鱼台，住进14号楼，我告诉他这里是国宾馆，住在这里，会谈也在这里，既方便，也保密。他很惊讶，说没想到北京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这次是秘密接触，我们当然重视保密，安排他们住钓鱼台，也是为了便于保密。但是他们似乎比我们更加谨慎。在机场接他们时，我就发现权丙铉警惕性很高，一到周围有人的地方就左顾右盼，四处张望。在钓鱼台，也基本上是足不出户，空闲时连在院子里走走都不愿意，更不要说到街上看看了。原来他们在韩国都是容易引起记者注意的人物，怕在北京碰见韩国记者，惹来麻烦。第二次会谈结束后，还有一点空余时间，我们想安排他们去颐和园游览一下，时间选在下午关门之前人少的时候，他们倒是很想去看看，但是犹豫再三，为了保密，还是放弃了。

第二天是5月14日，双方开始会谈，会谈用了两天时间。5月16日他们离京返回汉城。这次是第一次见面，双方都是在原则上阐述各自的立场和主张。不同的是，他们表现得比较急切，说话也直截了当，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希望尽快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表示没有任何先决条件。

我也是第一次同韩国官员正面接触，开始时又不清楚韩方意图究竟如何。我心想既然是秘密接触，并不指望立刻就能建交，那就得谈上一段时间，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也不奇怪。因为两国隔绝四十多年，朝鲜战争期间还成了敌人，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似乎是积重难返，敏感问题不少，更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而且在我们眼里，韩国一向是唯美国意志是从，同台湾的关系又很密切。至少在我思想上觉得，两国建交似乎还不是马上能办到的事。另外，从我们方面来说，要同韩国建交，不能不考虑朝鲜的态度，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就准备采取不急不躁的态度，慢慢周旋。因此，在第一轮谈判桌上，我的首次发言主要是务虚，谈形势，谈原则；在谈两国关系时，只谈愿进一步发展关系，避免使用建立外交关系或关系正常化等字眼。台湾问题自然是要着重强调的，而且不容商量。

没有想到的是，韩方代表权丙铉听我发言后竟说，中方谈的内容同韩国政府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完全赞成。韩方所希望的是尽快消除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他还说，这次来是充当清道夫的角色，让我们一起把路上的垃圾打扫干净，以使两国建交的道路畅通无阻。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了韩方态度的积极，问题可能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望不可及。我们参加谈判的同志都觉得比较明确地摸到了韩方的脉搏，他们很积极，希望尽快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很明确。韩方似乎也感到中方虽然比较谨慎，但也并不仅是消极应对。因此，在头一轮会谈中，虽然双方都在摸对方的意图和态度，但是有关建交的实质问题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

在台湾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事先进行了充分研究。对中国政府同其他国家建交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他们也一清二楚。所以，他们在原则上并未提出异议，甚至表示赞成。但是，在具体谈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他们以“韩台关系特殊”为由，要求我方给予照顾。他们找了种种理由，要求中方对韩国放宽尺度，以使其在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上，灵活性更大些。这说明，韩方虽然知道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没有什么通融余地，但仍想尽力争取打开某些缺口。

第二轮会谈还在北京进行，是半个月后的6月2日、3日两天。这之前，我们将谈判情况及时上报，同时根据新的情况拟出的第二轮谈判方案，也得到中央批准。第二轮谈判中，涉及的都是有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实质问题，台湾问题不仅是重点，而且也最具体。韩方为争取我方立场松动，反复强调理由，一再讨价还价，可以说是尽了最大努力。经过几次交锋，他们确实感到想在台湾问题上打开缺口，是十分困难了。此外，会谈中他们还提到其他一些敏感问题，诸如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等等，有的我们做必要的表态，有的坚持不能接受。经过会上会下反复争辩和磋商，韩方看来是理解了中方立场，不再坚持。至此，可以说涉及两国建交的大的原则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

前两轮会谈中，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双方都是竭尽所能，极力争取。争论、僵持甚至反复，自然在所难免。但是两国建交是大势所趋，在这个大目标下，谈判中遇到的困难，没有成为不可克服的障碍。第二轮会谈结束后，韩方代表团情绪高涨，似乎是卸下了重担，一身轻松了。在参加了我方的宴请后，仍觉得酒意未尽，回到房间后，又向服务员要了茅台接着喝，又唱又跳，直到深夜才休息。

汉城会谈

第三轮会谈定在汉城举行。再过半个月，该我们去汉城了。可是问题来了。我们原先估计不足，没想到谈判进展会如此之快。但是现在要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还有一个障碍未消除，即不知朝鲜会持何态度。朝鲜方面对中国同韩国发展关系一向十分关注。就在此前不久，杨尚昆主席访问朝鲜时，曾向金日成主席特别谈到中方正在考虑同韩国建交。金主席听后表示，朝鲜半岛正处于微妙时期，请中方多作考虑。但是，中韩建交谈判已经进入实质阶段，现在是时不我待，势在必行，不能再拖了。这个弯子怎么转，怎样做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确实很费思量。

现在谈判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机不可失啊！我们到达汉城后，该采取何种方针？如果双方没有分歧了，该不该达成协议？这些都成了问题。谈判顺利，竟也成了我们的难题，两国谈建交，还要受第三方制约，这也是朝鲜半岛事务的特点吧。好在我们启程之前，还是拿到了“尚方宝剑”。领导上最后交代我们说：如果一切顺利，先同对方达成协议。别的问题回来再说。

我们准备好了有关建交的文本草案，包括建交公报和备忘录，启程去汉城。那时，北京和汉城没有直达航线，需要绕道香港或东京。6月19日一早，我们赶往机场，乘上飞往香港的班机，在启德机场等了五个多小时，然后换乘其他航班，晚上七点半才抵达汉城。现在只需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那时却要用近十二个小时。

到了汉城金浦机场，还有一段小插曲。我们下了飞机，发现韩方代表没人来接。正疑惑间，过来一个年轻人，问过我们是北京来的，悄声说跟他走。他替我们办了手续，带我们走过一条不宽的通道，从机场一个旁门出来。这时才看见，权丙铉及其他韩方代表突然从停在门外的几辆汽车里一个个冒了出来，其中还包括我们驻汉城贸易代表处的副代表裴家义同志，他将加入我们的队伍，参加第三轮谈判。主人简单表示欢迎之后，立即拉我们上车走人。在车上，权丙铉告诉我，这样安排，主要是为了避开记者。汉城记者厉害，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们发现，保密就成问题了。

我是第一次到汉城。金浦国际机场位于汉城西部的汉江南岸，我们沿江东行，经主人介绍，可以看到汝矣岛上的国会大厦、临江而建的汉城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中心。走了一段路程后上桥过江，到了汉城东部的华克山庄饭店，我们被安排在院落深处尽头的一座别墅里。和在我们的钓鱼台一样，吃住、会谈，都在这里。别墅坐落在山坡的高处，一条小马路通向山庄大门，平时少有人光顾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而且有利于保密。脚下不远处，就是波光如练的汉江。江水蜿蜒向西流入黄海，沿江上下，山峦起伏，一片葱绿，动静景物，尽收眼底。隔江眺望，就是汉城的江东区，街道民居，隐约可见。比起我们的钓鱼台来，别有一番韵味。

第三轮会谈于6月20日、21日进行，这次主要是谈建交文本的稿子，要把双方前两次谈定的东西，逐项落实到文字上。但在谈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反复，韩方仍想在台湾问题上极力争取中方作出让步。为此，韩方在先前已经同意不提的一些敏感问题上再次提出要求，中方无法接受，会谈一度谈得很僵。但到最后还是服从大局，双方就建立外交关系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韩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馆、移交馆舍以及与台湾停止官方往来等问题，都取得了一致。建交公报和备忘录的草案文本，也达成了协议。主人还安排韩方的首席代表同我们见了面。我们的汉城之行，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通过几次谈判，双方人员比较熟悉了。权丙铉过去担任过韩国外务部亚洲局局长，也当过驻外大使。在任亚洲局局长期间，处理过几起例如我军舰艇误入韩国水域等与中国有关的突发事件，对中国情况比较关注。他熟悉业务，了解情况，为人谦和、友善，汉语底子较好，也能说几句汉语，是个容易打交道的人。韩方代表团也许是由于来自不同部门，谈判桌上，有时出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在权丙铉发言时，尽管是手里拿着稿子或是提纲讲的，还是不时有人插话、递条子，有的干脆到他耳边提醒，告诉他不能这样讲，或是应当那样讲。弄得权丙铉觉得尴尬，自我解嘲地开玩笑说，你看你多好，你说话时，旁边没有人指手画脚。我们这边，你都看到了，我还得听他们的。通过这次建交谈判，我和他还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他于1998年5月来华担任大使两年多，遂了他的心愿。回去后，仍在外务部任职。这是后话。

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最后有半天空余时间，主人提出安排我们出去走走。我们的黄皮肤面孔，衣着普通，在汉城人流中与平常人无异，没有人会认出我们是谁。于是，我们几个人乘上一辆面包车，向市区驶去。汉城是一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给我们的印象是市容整洁，交通发达，生机盎然。街上车流如潮，秩序井然，仔细看去，几乎全是韩国品牌的国产车，进口车凤毛麟角。大道上看不到自行车，行人不多，但个个衣着得体，步履匆匆，显得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先去了汉城的游客观光街“梨泰院”，街道不宽，店铺林立，游人如鲫，市面繁荣。各家货物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问了一下价钱，觉得与北京无法相比，一个西瓜的价钱，估算一下，在北京至少可买六七个。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汉城人的收入水平，比我们要高出许多。然后，我们驱车来到靠近市中心的南山公园，登上矗立在南山上的汉城塔，在塔顶的大厅里俯瞰全城，汉城风光一览无余。最有意思的是，从塔上朝北瞭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的“大使馆”。

这个主楼六层的“大使馆”，地处市中心繁华地带明洞，占地近万平米，是清代中国商人购置民房兴建的“清商会馆”，后来成了“清国公馆”、“领事馆”等。日本统治时期，先是国民党政府、后是汪精卫汉奸政权的“领事馆”，据说也曾设在这里。二战后，韩国建立政权，并同台湾“建交”，这里又成了台湾的驻韩“大使馆”。

目睹眼前这个建筑物，再抬头北望，我不禁心绪飞扬，浮想联翩。往北极目远眺，蒙蒙深处当是1953年朝鲜停战时定下的那条军事分界线了。军事分界线与北纬38度线交错并存。38度线原是美、苏两家于1945年把朝鲜拦腰斩断的分水岭，经过一场战争，又换成了这条军事分界线。这条线横贯半岛东西，长年大军对峙，壁垒森严。因为这条线的存在，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朝鲜半岛仍然南北隔绝，人民群众依旧骨肉分离，仿佛没有尽头。历史何其严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莫此为甚啊。试想，如果二战结束时不是美、苏分别占领南北，本来是一个整体的朝鲜怎么会分裂成两半？现如今，朝鲜和韩国，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主权国家，都是联合国成员国。南北两方都主张要实现和平统一，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上广泛支持。经过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经济腾飞，拥有四千多万人口的韩国已成为经济发达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改革开放的中国，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都不能继续无视这个现实，与这个就在我们身旁的邻居老死不相往来了。历史如昨日，人们无法改变它，但未来可以筹划。现在好了，中韩两国隔绝、甚至对立了四十多年之后，终于走到一起，很快要建交了。这个被当地华侨称之为“祖产”的建筑物，国民党曾经想把它卖掉，在当地华侨的强烈反对下未能得逞。韩国政府要履行承诺，也将采取必要措施，保证会交给我们。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韩国大使馆，上面飘扬的将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想到这些，一种胜利的喜悦充满心头，心情十分愉快。

正式建交

我们完成了在汉城的任务，于6月22日绕道日本东京返回北京。下一步需要双方首席代表会晤并草签建交文本，留待两国外长正式签署。剩下的唯一问题是争取朝鲜方面的理解与支持。这件事由中央决策，委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于7月15日带着江泽民总书记的口信前往朝鲜，同金日成主席当面谈过之后，终于得到了解决。钱其琛外长是这次建交谈判的直接指挥，关键时刻，他又亲自出马，破解难题，为中韩建交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7月29日，双方首席代表——我方副外长徐敦信、对方外务次官卢昌熹——在北京会晤，草签了建交公报和谅解备忘录。8月23日，韩国外长李相玉到达北京，钱其琛外长与之举行会谈，并取得圆满结果。韩方允诺让台湾在中韩建交宣布后72小时内降旗、摘牌，一个月之内撤走“使馆”，并按协议将台湾在韩财产移交给中国。会谈后，双方外长先签署了建交谅解备忘录。

第二天，即1992年8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签字仪式，中韩两国外长在建交联合公报上郑重签字。落笔的一刹那，两国关系跨入了全新阶段。有道是，积怨四十载，化解在瞬间。中央电视台通过现场直播立即将消息传播到了全世界。中韩建交，在世界上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根据建交协议，两国很快互换大使，我国首任驻韩大使张庭延不久即到达汉城履任。

担任中韩建交谈判代表，是我外交生涯中担负的最后一项任务。我觉得我很幸运，能有这个难得机会，让我在最后一班岗上再为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出一把力，作一点贡献。我自己也留下了这么一段值得回味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