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英建交谈判始末 台湾问题纠缠近一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26:10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中英建交，中英关系经历了一段十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台湾问题。当年中英建立大使级关系谈判的中方谈判代表裴坚章大使，讲述了35年前两国建交的前后经过。
一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面与国民党保持联系
早在1950年1月6日，英国就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的政府，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大国。英国也提出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准备与中国政府互派使节；在未任命大使前，指派其当时在南京的胡阶森秘书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
同一天，英国外交部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但又声称不改变同美国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并要继续同台湾国民党集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
1950年3月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英国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胡阶森谈判，就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给予澄清：其一，英国政府既然宣称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不应同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保持任何外交方面的往来；其二，中国希望明确知道英国政府对国民党现在在香港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财产持何种态度。
3月17日，胡阶森约见章汉夫，称英国政府已在1950年1月6日撤销对前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并于同日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法律上之承认。由该日起，对前国民党之政府已无外交关系存在。在伦敦前中国大使馆已行封闭而前大使已不享受外交官之身份。
胡阶森还说，英国政府在联合国内对开除国民党在安理会之代表问题上投弃权票，并非袒护前国民党之表示，而是由于当时不可能达成多数通过。此理由同样适用于联合国其他机构。他表示，英国政府欢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出席联合国及其所属各机构，而且一旦确知能形成多数时，英国政府自将对该项议案投赞成票。
为此，中国外交部对这种解释于5月7日作了书面驳斥：
一、关于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重视的不是同意票的多少，而是要从投票中看出已经正式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和愿意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否心口合一，他们对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否真正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对英国政府关于在联合国组织中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的解释不能满意，尤其对英国政府在联合国所属各机构中继续投弃权票的行为更不满意。
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应该以行动表示其确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断绝外交关系。
二、关于英国政府对于在香港的国民党反动派集团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国有财产所持态度问题，根据胡阶森代办的口头声明，知英国政府已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现在香港的中国财产具有执行管理之全权。
1950年5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英双方谈判的全部过程及搁置的原因及责任。不过此时中国政府仍给留在北京的英国谈判代表以外交人员的待遇，中英双方联系的渠道并没有断绝。
周恩来与艾登会谈 确认互换代办
1954年，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即4月30日，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面，就中英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5月3日，中国欧非司司长宦乡与英国在华代办杜维廉交谈。30日，周恩来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国会议员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和罗布逊?布朗，就改进中英关系、发展中英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威尔逊、布朗和艾登共同向中国代表团首席顾问雷任民表示，欢迎中国在伦敦建立常设商务机构。为推进中英关系，建议中国可向英国正式提出设立常设商务机构问题。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
同日，艾登宴请周恩来，表示双方应努力进一步改进中英关系。周恩来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互设谈判代表办事处。4日，宦乡会见杜维廉时告诉他，中方愿派驻伦敦的官员为代办身份，进行谈判代表的工作及解决中英间一些未决问题。杜维廉表示“好”并将转报艾登。
16日，英方答复表示欢迎并愿发表一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的中英文于17日同时发表。
中英互换代办，两国关系向前走了一步，但还是处在谈判建交的阶段，主要原因是英国不肯改变其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的立场。英国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惟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国民党集团，致使两国关系停滞不前。
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随后的20世纪60年代，由于英国的对华政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英关系经历了停滞和动荡的一段时期，直到70年代初期，才迎来了转机，这其中既有国际背景，也有国内因素。
1970年希思出任英国首相后，在外交政策上有新的动向。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中英都调整了对美政策，使两国关系长期受美国因素制约的局面有所改变，也为双方相互间发展关系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1970年11月底，裴坚章来到英国，成为第三任中国驻英临时代办。1971年1月15日，他拜会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罗伊尔时，对方表示英国希望将两国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建议双方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经请示国内，谈判随后在伦敦进行，由裴坚章担任中方谈判代表。
“一开始，我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求英国明确支持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二是要撤掉他们在台湾淡水的总领馆。这是最关键的两个问题。好在谈判还比较顺利，谈了几个回合，英国方面就同意了。” 裴坚章说。
但是，英国政府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却成为接下来谈判的一大障碍，英方认为，台湾、澎湖仍是“法律上的主权未定领土”。
“我们要求英方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但他们非常不痛快，关于这个问题双方一直纠缠了近一年时间。”裴坚章说。
据裴坚章回忆，中国为促成问题的解决做了很多工作。周恩来在北京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谭森，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也同英方谈了好几个回合。最后，双方达成了谅解，用内部换文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1972年3月4日，中英两国终于就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的内容和措辞达成一致。3月13日，乔冠华和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艾惕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英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即日起撤消其在台官方代表机构。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中英建交，中英关系经历了一段十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台湾问题。当年中英建立大使级关系谈判的中方谈判代表裴坚章大使，讲述了35年前两国建交的前后经过。
一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面与国民党保持联系
早在1950年1月6日，英国就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的政府，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大国。英国也提出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准备与中国政府互派使节；在未任命大使前，指派其当时在南京的胡阶森秘书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
同一天，英国外交部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但又声称不改变同美国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并要继续同台湾国民党集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
1950年3月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英国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胡阶森谈判，就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给予澄清：其一，英国政府既然宣称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不应同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保持任何外交方面的往来；其二，中国希望明确知道英国政府对国民党现在在香港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财产持何种态度。
3月17日，胡阶森约见章汉夫，称英国政府已在1950年1月6日撤销对前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并于同日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法律上之承认。由该日起，对前国民党之政府已无外交关系存在。在伦敦前中国大使馆已行封闭而前大使已不享受外交官之身份。
胡阶森还说，英国政府在联合国内对开除国民党在安理会之代表问题上投弃权票，并非袒护前国民党之表示，而是由于当时不可能达成多数通过。此理由同样适用于联合国其他机构。他表示，英国政府欢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出席联合国及其所属各机构，而且一旦确知能形成多数时，英国政府自将对该项议案投赞成票。
为此，中国外交部对这种解释于5月7日作了书面驳斥：
一、关于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重视的不是同意票的多少，而是要从投票中看出已经正式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和愿意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否心口合一，他们对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否真正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对英国政府关于在联合国组织中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的解释不能满意，尤其对英国政府在联合国所属各机构中继续投弃权票的行为更不满意。
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应该以行动表示其确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断绝外交关系。
二、关于英国政府对于在香港的国民党反动派集团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国有财产所持态度问题，根据胡阶森代办的口头声明，知英国政府已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现在香港的中国财产具有执行管理之全权。
1950年5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英双方谈判的全部过程及搁置的原因及责任。不过此时中国政府仍给留在北京的英国谈判代表以外交人员的待遇，中英双方联系的渠道并没有断绝。
周恩来与艾登会谈 确认互换代办
1954年，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即4月30日，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面，就中英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5月3日，中国欧非司司长宦乡与英国在华代办杜维廉交谈。30日，周恩来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国会议员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和罗布逊?布朗，就改进中英关系、发展中英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威尔逊、布朗和艾登共同向中国代表团首席顾问雷任民表示，欢迎中国在伦敦建立常设商务机构。为推进中英关系，建议中国可向英国正式提出设立常设商务机构问题。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
同日，艾登宴请周恩来，表示双方应努力进一步改进中英关系。周恩来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互设谈判代表办事处。4日，宦乡会见杜维廉时告诉他，中方愿派驻伦敦的官员为代办身份，进行谈判代表的工作及解决中英间一些未决问题。杜维廉表示“好”并将转报艾登。
16日，英方答复表示欢迎并愿发表一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的中英文于17日同时发表。
中英互换代办，两国关系向前走了一步，但还是处在谈判建交的阶段，主要原因是英国不肯改变其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的立场。英国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惟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国民党集团，致使两国关系停滞不前。
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随后的20世纪60年代，由于英国的对华政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英关系经历了停滞和动荡的一段时期，直到70年代初期，才迎来了转机，这其中既有国际背景，也有国内因素。
1970年希思出任英国首相后，在外交政策上有新的动向。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中英都调整了对美政策，使两国关系长期受美国因素制约的局面有所改变，也为双方相互间发展关系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1970年11月底，裴坚章来到英国，成为第三任中国驻英临时代办。1971年1月15日，他拜会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罗伊尔时，对方表示英国希望将两国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建议双方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经请示国内，谈判随后在伦敦进行，由裴坚章担任中方谈判代表。
“一开始，我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求英国明确支持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二是要撤掉他们在台湾淡水的总领馆。这是最关键的两个问题。好在谈判还比较顺利，谈了几个回合，英国方面就同意了。” 裴坚章说。
但是，英国政府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却成为接下来谈判的一大障碍，英方认为，台湾、澎湖仍是“法律上的主权未定领土”。
“我们要求英方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但他们非常不痛快，关于这个问题双方一直纠缠了近一年时间。”裴坚章说。
据裴坚章回忆，中国为促成问题的解决做了很多工作。周恩来在北京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谭森，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也同英方谈了好几个回合。最后，双方达成了谅解，用内部换文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1972年3月4日，中英两国终于就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的内容和措辞达成一致。3月13日，乔冠华和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艾惕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英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即日起撤消其在台官方代表机构。
一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面与国民党保持联系
早在1950年1月6日，英国就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的政府，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大国。英国也提出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准备与中国政府互派使节；在未任命大使前，指派其当时在南京的胡阶森秘书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
同一天，英国外交部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但又声称不改变同美国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并要继续同台湾国民党集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
1950年3月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英国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胡阶森谈判，就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给予澄清：其一，英国政府既然宣称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不应同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保持任何外交方面的往来；其二，中国希望明确知道英国政府对国民党现在在香港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财产持何种态度。
3月17日，胡阶森约见章汉夫，称英国政府已在1950年1月6日撤销对前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并于同日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法律上之承认。由该日起，对前国民党之政府已无外交关系存在。在伦敦前中国大使馆已行封闭而前大使已不享受外交官之身份。
胡阶森还说，英国政府在联合国内对开除国民党在安理会之代表问题上投弃权票，并非袒护前国民党之表示，而是由于当时不可能达成多数通过。此理由同样适用于联合国其他机构。他表示，英国政府欢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出席联合国及其所属各机构，而且一旦确知能形成多数时，英国政府自将对该项议案投赞成票。
为此，中国外交部对这种解释于5月7日作了书面驳斥：
一、关于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重视的不是同意票的多少，而是要从投票中看出已经正式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和愿意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否心口合一，他们对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否真正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对英国政府关于在联合国组织中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的解释不能满意，尤其对英国政府在联合国所属各机构中继续投弃权票的行为更不满意。
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应该以行动表示其确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断绝外交关系。
二、关于英国政府对于在香港的国民党反动派集团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国有财产所持态度问题，根据胡阶森代办的口头声明，知英国政府已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现在香港的中国财产具有执行管理之全权。
1950年5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英双方谈判的全部过程及搁置的原因及责任。不过此时中国政府仍给留在北京的英国谈判代表以外交人员的待遇，中英双方联系的渠道并没有断绝。
周恩来与艾登会谈 确认互换代办
1954年，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即4月30日，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面，就中英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5月3日，中国欧非司司长宦乡与英国在华代办杜维廉交谈。30日，周恩来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国会议员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和罗布逊?布朗，就改进中英关系、发展中英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威尔逊、布朗和艾登共同向中国代表团首席顾问雷任民表示，欢迎中国在伦敦建立常设商务机构。为推进中英关系，建议中国可向英国正式提出设立常设商务机构问题。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
同日，艾登宴请周恩来，表示双方应努力进一步改进中英关系。周恩来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互设谈判代表办事处。4日，宦乡会见杜维廉时告诉他，中方愿派驻伦敦的官员为代办身份，进行谈判代表的工作及解决中英间一些未决问题。杜维廉表示“好”并将转报艾登。
16日，英方答复表示欢迎并愿发表一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的中英文于17日同时发表。
中英互换代办，两国关系向前走了一步，但还是处在谈判建交的阶段，主要原因是英国不肯改变其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的立场。英国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惟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国民党集团，致使两国关系停滞不前。
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随后的20世纪60年代，由于英国的对华政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英关系经历了停滞和动荡的一段时期，直到70年代初期，才迎来了转机，这其中既有国际背景，也有国内因素。
1970年希思出任英国首相后，在外交政策上有新的动向。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中英都调整了对美政策，使两国关系长期受美国因素制约的局面有所改变，也为双方相互间发展关系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1970年11月底，裴坚章来到英国，成为第三任中国驻英临时代办。1971年1月15日，他拜会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罗伊尔时，对方表示英国希望将两国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建议双方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经请示国内，谈判随后在伦敦进行，由裴坚章担任中方谈判代表。
“一开始，我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求英国明确支持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二是要撤掉他们在台湾淡水的总领馆。这是最关键的两个问题。好在谈判还比较顺利，谈了几个回合，英国方面就同意了。” 裴坚章说。
但是，英国政府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却成为接下来谈判的一大障碍，英方认为，台湾、澎湖仍是“法律上的主权未定领土”。
“我们要求英方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但他们非常不痛快，关于这个问题双方一直纠缠了近一年时间。”裴坚章说。
据裴坚章回忆，中国为促成问题的解决做了很多工作。周恩来在北京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谭森，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也同英方谈了好几个回合。最后，双方达成了谅解，用内部换文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1972年3月4日，中英两国终于就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的内容和措辞达成一致。3月13日，乔冠华和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艾惕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英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即日起撤消其在台官方代表机构。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中英建交，中英关系经历了一段十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台湾问题。当年中英建立大使级关系谈判的中方谈判代表裴坚章大使，讲述了35年前两国建交的前后经过。
一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面与国民党保持联系
早在1950年1月6日，英国就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上的政府，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大国。英国也提出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准备与中国政府互派使节；在未任命大使前，指派其当时在南京的胡阶森秘书作为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
同一天，英国外交部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但又声称不改变同美国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并要继续同台湾国民党集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
1950年3月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英国过渡时期的临时代办胡阶森谈判，就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给予澄清：其一，英国政府既然宣称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就不应同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保持任何外交方面的往来；其二，中国希望明确知道英国政府对国民党现在在香港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财产持何种态度。
3月17日，胡阶森约见章汉夫，称英国政府已在1950年1月6日撤销对前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并于同日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法律上之承认。由该日起，对前国民党之政府已无外交关系存在。在伦敦前中国大使馆已行封闭而前大使已不享受外交官之身份。
胡阶森还说，英国政府在联合国内对开除国民党在安理会之代表问题上投弃权票，并非袒护前国民党之表示，而是由于当时不可能达成多数通过。此理由同样适用于联合国其他机构。他表示，英国政府欢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出席联合国及其所属各机构，而且一旦确知能形成多数时，英国政府自将对该项议案投赞成票。
为此，中国外交部对这种解释于5月7日作了书面驳斥：
一、关于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重视的不是同意票的多少，而是要从投票中看出已经正式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和愿意与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否心口合一，他们对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否真正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对英国政府关于在联合国组织中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的解释不能满意，尤其对英国政府在联合国所属各机构中继续投弃权票的行为更不满意。
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应该以行动表示其确与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断绝外交关系。
二、关于英国政府对于在香港的国民党反动派集团的各种机构及中国的国有财产所持态度问题，根据胡阶森代办的口头声明，知英国政府已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现在香港的中国财产具有执行管理之全权。
1950年5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英双方谈判的全部过程及搁置的原因及责任。不过此时中国政府仍给留在北京的英国谈判代表以外交人员的待遇，中英双方联系的渠道并没有断绝。
周恩来与艾登会谈 确认互换代办
1954年，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即4月30日，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面，就中英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5月3日，中国欧非司司长宦乡与英国在华代办杜维廉交谈。30日，周恩来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国会议员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和罗布逊?布朗，就改进中英关系、发展中英贸易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威尔逊、布朗和艾登共同向中国代表团首席顾问雷任民表示，欢迎中国在伦敦建立常设商务机构。为推进中英关系，建议中国可向英国正式提出设立常设商务机构问题。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
同日，艾登宴请周恩来，表示双方应努力进一步改进中英关系。周恩来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互设谈判代表办事处。4日，宦乡会见杜维廉时告诉他，中方愿派驻伦敦的官员为代办身份，进行谈判代表的工作及解决中英间一些未决问题。杜维廉表示“好”并将转报艾登。
16日，英方答复表示欢迎并愿发表一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的中英文于17日同时发表。
中英互换代办，两国关系向前走了一步，但还是处在谈判建交的阶段，主要原因是英国不肯改变其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的立场。英国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惟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国民党集团，致使两国关系停滞不前。
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随后的20世纪60年代，由于英国的对华政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英关系经历了停滞和动荡的一段时期，直到70年代初期，才迎来了转机，这其中既有国际背景，也有国内因素。
1970年希思出任英国首相后，在外交政策上有新的动向。此外，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中英都调整了对美政策，使两国关系长期受美国因素制约的局面有所改变，也为双方相互间发展关系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1970年11月底，裴坚章来到英国，成为第三任中国驻英临时代办。1971年1月15日，他拜会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罗伊尔时，对方表示英国希望将两国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建议双方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经请示国内，谈判随后在伦敦进行，由裴坚章担任中方谈判代表。
“一开始，我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求英国明确支持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二是要撤掉他们在台湾淡水的总领馆。这是最关键的两个问题。好在谈判还比较顺利，谈了几个回合，英国方面就同意了。” 裴坚章说。
但是，英国政府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却成为接下来谈判的一大障碍，英方认为，台湾、澎湖仍是“法律上的主权未定领土”。
“我们要求英方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但他们非常不痛快，关于这个问题双方一直纠缠了近一年时间。”裴坚章说。
据裴坚章回忆，中国为促成问题的解决做了很多工作。周恩来在北京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谭森，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也同英方谈了好几个回合。最后，双方达成了谅解，用内部换文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1972年3月4日，中英两国终于就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的内容和措辞达成一致。3月13日，乔冠华和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艾惕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英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即日起撤消其在台官方代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