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永通宝——倭寇经济侵略的罪证！(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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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宽永，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年号。公元1624年——1644年。</P>
<P>日本是最早开始仿铸中国方孔圆钱的国家。据一些专家研究，日本在公元７０８年奈良朝元明天皇和同元年（公元７０８年，相当于我国唐中宗景龙二年）开始仿效中国唐朝铸币，铸行“和同开珍”方孔圆钱。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共铸行方孔圆钱３２种，其中的“宽永通宝”是铸行量最大的一种。
我国明代施行钞、银、铜钱并行制度，但铜钱的铸行严重不足，在明代的十七帝中，只有九代帝王铸过币（如明宣宗时自宣德年后的几十年间没铸过币），于是便允许唐、宋旧铜钱入流，这便为民间的私铸钱和流入中国的日本仿制钱的流通提供了条件。
日本于“宽永”二年（公元１６２５年，相当于明熹宗天启五年）开始铸造“宽永通宝”铜钱，历经天明天皇至孝明天皇等十个皇朝，到１８６７年（相当于我国的清同治六年）止，长达２４２年之久。所以，“宽永通宝”流通到莱芜的时间，最早也应在明末清初之时。
日本的“宽永通宝”钱在中国民间流通了多年，直到清乾隆初年，才被官府知道，怀疑是私铸钱，还另用“年号”，这无异于谋反。于是，乾隆皇帝谕令江、浙、闽各总督、巡抚穷治开炉造卖之人。幸亏江苏巡抚庄有恭的幕僚见多识广，道出来历。于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庄有恭“会衔上疏”，讲出来龙去脉，乾隆皇帝才又谕令严禁商船携带倭钱；民间使用的，官为收买。至此，事情才算了结。
自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开始，清王朝为筹措鸦片战争赔款和镇压太平军的军费，开始铸造“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的虚价大钱，结果造成钱价大跌，交易混乱。外国的轻钱也乘机而入，纷纷流入中国。如朝鲜的“常平通宝”钱、安南的“光中”钱、“景盛”钱等，而日本的“宽永通宝”钱更是借机大行其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修“泰莱高速路”时，在方下至杨庄路段曾出土过部分清代铜钱，多数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号的红铜质铜钱，其中就有一定数量的日本和安南铜钱掺杂其中。
《新元史·食货志七·钞法》中就有“……至元十四年，……日本遣商人赐金来易铜钱，许之”的记载。日本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取得铜后，制造轻质铜钱，然后再输出到中国换取重质铜钱，运回国熔化后再铸造更多的轻质铜钱，再输出到中国换取更多的铜钱或铜材，如此往复，财富便越聚越多。所以，利用本国所铸铜钱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也是日本的一大创举。而数百年后，当其发动侵华战争时，更是直接采用了取之于华、用之于华的“以战养战”的强盗政策。
据《山东省志》第５４卷所载：１８９９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时，由于银贱铜贵，外国人乘机大量收购中国制钱，在破坏中国钱币制度的同时，为本国积累战略物资（铜材），日本人更是首当其冲。１９１５年以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作为战略物资的铜材价格暴涨，在中国国内毁钱取铜之风大盛。日本人为从中国购铜转往他国牟利，无视中国法律，雇佣中国人在山东内地大肆收买、贩运、熔毁制钱为铜块后报关出口。仅１９１６和１９１７两年间，每年就出口６０余万担，值关平银９００万两。当时，日本售给俄国的铜块，有三分之一系中国制钱，直接导致了直、鲁、豫三省制钱日减。
１９２０年前后，国内各省军阀纷纷滥铸铜元之时，山东的钱价较高，而银价较低，日本人便乘机盗铸中国铜元，低价售给中国商人，分运内地，成为导致各地发行虚价铜元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莱芜、章丘、宁阳、聊城等十三县流通的部分“当四十文”的铜元，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１９２８年８月、９月间，山东即有重量不等的由铜元熔化的铜块运往日本。其定期开往日本的泰山丸、日光丸等每次装运的铜块就不下三四千块，每块约重七、八公斤。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国内实行“法币”制度，政府限期回收铜元，日本人又乘机大量收购。仅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胶海关”就从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会宁丸上就查出铜元３汽车。
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５年期间，日伪政权在其占领区内大肆搜刮铜制品，除利用商人到农村公开收买外，还按户、按人头强行征收，民间积蓄的铜元、制钱，几乎被搜刮净尽。莱芜地区也曾一度成为日本人的占领区，自然也难免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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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作者：赵承恩</P>
<P>楼主注：由于该种铜钱在日本使用历史相当悠久，所以市场上较为常见！每件报价不过40元，有收藏的兄弟可千万别当成什么值钱的宝贝啊！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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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宽永，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年号。公元1624年——1644年。</P>
<P>日本是最早开始仿铸中国方孔圆钱的国家。据一些专家研究，日本在公元７０８年奈良朝元明天皇和同元年（公元７０８年，相当于我国唐中宗景龙二年）开始仿效中国唐朝铸币，铸行“和同开珍”方孔圆钱。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共铸行方孔圆钱３２种，其中的“宽永通宝”是铸行量最大的一种。
我国明代施行钞、银、铜钱并行制度，但铜钱的铸行严重不足，在明代的十七帝中，只有九代帝王铸过币（如明宣宗时自宣德年后的几十年间没铸过币），于是便允许唐、宋旧铜钱入流，这便为民间的私铸钱和流入中国的日本仿制钱的流通提供了条件。
日本于“宽永”二年（公元１６２５年，相当于明熹宗天启五年）开始铸造“宽永通宝”铜钱，历经天明天皇至孝明天皇等十个皇朝，到１８６７年（相当于我国的清同治六年）止，长达２４２年之久。所以，“宽永通宝”流通到莱芜的时间，最早也应在明末清初之时。
日本的“宽永通宝”钱在中国民间流通了多年，直到清乾隆初年，才被官府知道，怀疑是私铸钱，还另用“年号”，这无异于谋反。于是，乾隆皇帝谕令江、浙、闽各总督、巡抚穷治开炉造卖之人。幸亏江苏巡抚庄有恭的幕僚见多识广，道出来历。于是，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苏巡抚庄有恭“会衔上疏”，讲出来龙去脉，乾隆皇帝才又谕令严禁商船携带倭钱；民间使用的，官为收买。至此，事情才算了结。
自清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开始，清王朝为筹措鸦片战争赔款和镇压太平军的军费，开始铸造“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的虚价大钱，结果造成钱价大跌，交易混乱。外国的轻钱也乘机而入，纷纷流入中国。如朝鲜的“常平通宝”钱、安南的“光中”钱、“景盛”钱等，而日本的“宽永通宝”钱更是借机大行其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修“泰莱高速路”时，在方下至杨庄路段曾出土过部分清代铜钱，多数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号的红铜质铜钱，其中就有一定数量的日本和安南铜钱掺杂其中。
《新元史·食货志七·钞法》中就有“……至元十四年，……日本遣商人赐金来易铜钱，许之”的记载。日本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取得铜后，制造轻质铜钱，然后再输出到中国换取重质铜钱，运回国熔化后再铸造更多的轻质铜钱，再输出到中国换取更多的铜钱或铜材，如此往复，财富便越聚越多。所以，利用本国所铸铜钱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也是日本的一大创举。而数百年后，当其发动侵华战争时，更是直接采用了取之于华、用之于华的“以战养战”的强盗政策。
据《山东省志》第５４卷所载：１８９９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时，由于银贱铜贵，外国人乘机大量收购中国制钱，在破坏中国钱币制度的同时，为本国积累战略物资（铜材），日本人更是首当其冲。１９１５年以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作为战略物资的铜材价格暴涨，在中国国内毁钱取铜之风大盛。日本人为从中国购铜转往他国牟利，无视中国法律，雇佣中国人在山东内地大肆收买、贩运、熔毁制钱为铜块后报关出口。仅１９１６和１９１７两年间，每年就出口６０余万担，值关平银９００万两。当时，日本售给俄国的铜块，有三分之一系中国制钱，直接导致了直、鲁、豫三省制钱日减。
１９２０年前后，国内各省军阀纷纷滥铸铜元之时，山东的钱价较高，而银价较低，日本人便乘机盗铸中国铜元，低价售给中国商人，分运内地，成为导致各地发行虚价铜元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莱芜、章丘、宁阳、聊城等十三县流通的部分“当四十文”的铜元，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１９２８年８月、９月间，山东即有重量不等的由铜元熔化的铜块运往日本。其定期开往日本的泰山丸、日光丸等每次装运的铜块就不下三四千块，每块约重七、八公斤。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国内实行“法币”制度，政府限期回收铜元，日本人又乘机大量收购。仅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胶海关”就从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会宁丸上就查出铜元３汽车。
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５年期间，日伪政权在其占领区内大肆搜刮铜制品，除利用商人到农村公开收买外，还按户、按人头强行征收，民间积蓄的铜元、制钱，几乎被搜刮净尽。莱芜地区也曾一度成为日本人的占领区，自然也难免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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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作者：赵承恩</P>
<P>楼主注：由于该种铜钱在日本使用历史相当悠久，所以市场上较为常见！每件报价不过40元，有收藏的兄弟可千万别当成什么值钱的宝贝啊！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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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8-7 14:30:34编辑过]